第二十三章“四人帮”的出现

1975 年邓小平的强势地位完全归于毛的赐予。主席不但重新启用他，并委以重任，还批评了激进派，让党的干部们相信他是支持邓执行的政策的。更有甚者，毛把激进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说成是“四人帮”，还特别对自己的妻子做了尖锐的批评。邓及其同事们有理由得出这么一个结论：主席终于从过去 10 年中以他的名义酿成的浩劫中醒悟过来了。对于毛身后的历史学家们来说，毛的新路线可谓是上天所赐的恩物。如果不能为主席发动文革而开脱的话，那么至少能为他开脱掉一些文革的暴行，就好像毛自己用林彪作为替罪羊来解释为什么诸多将帅身处逆境。

然而，对于外界的观察家来说，毛的行为仍然是一个谜。如果毛真地认识到了“四人帮”的非法行径，他只要动一个手指头就能把他们清洗掉。但是他没有这么做，因为“四人帮”是他在意识形态上的近卫军。他们——也许只有他们——会把文革的理想加以维护并捍卫到底。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毛为什么要在 1975 年挖他们的墙角而让邓得益呢？

此前每当在意识形态上取得突破的时候——1955 年的合作化和 1958 年的人民公社运动——毛都强调其合法性在于改善人民生活。既然名义上文革把中国从“修正主义”领导人的暴政下解放了出来，那么它也应该有类似的成就。以前毛指望周恩来，现在他指望邓小平能给中国带来繁荣。无论怎样，以往毛会出手进行强有力的干预，防止在意识形态的更新上开倒车，否定新生事物。现在身体状况不许可，毛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张春桥和姚文元，特别是前者。

在这方面江青和王洪文的用处不大，但是毛不能把他们一脚踢开。没有看透“最好的学生”的险恶用心，毛已经错过一回，他绝不能承认在其妻子身上犯了类似的错误。同理，在灾难性地选择了林彪这样的接班人后，毛也绝不能承认在王洪文身上犯了另一个重大错误。此外，江青是毛的妻子，王洪文则身居高位，两者都能借用张春桥和姚文元的声势。所以，1974 年 7 月到 1975 年 9 月，尽管江青及“四人帮”受到了一系列的攻击，¹但是事态的发展仍然在主席的掌握之中。毛也不允许此事成为中央的头号议题：“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作，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²中共一位在 1975 年为邓小平工作的高级笔杆子后来表示，理解这些话的唯一方式就是：主席根本不打算“解决”这个“问题”。³

不过，“四人帮”一定有过担惊受怕的时刻。

比如，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75 年 5 月 3 日，毛在其主持的最后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批评了“四人帮”的“反经验主义”和派性问题。毛主张：“批评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马列主义不多……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⁴张春桥和姚文元的文章在发表前，毛听人读了一遍，并且表示赞成。他在会上批评自己“犯了错误，春桥那篇文章……讲了经验主义的问题，我放过了。”⁵毛提出了派性的问题，他要江青等人“不要搞四人帮”，并且提醒他们，他已经就这个问题批评过他们好几次了。“为什么不和 200 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他问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⁶

江青声称毛也批评其他政治局成员搞“派性”，如果我们相信这一点的话，那么此时毛关心的不仅仅是出现“上海帮”或“四人帮”，还包括其它的派系。⁷中国的官方历史学家仅仅提到，1974 年 7 月 17 日，毛在向江青等人说：“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⁸但是根据完整的谈话记录，江青接着隐晦地说“现在登奎也搬进来了”，这促使毛继续发出警告：“你那里要当心，不要变成 5 人了。”⁹1975 年 3 月，在同部分政治局委员谈话时，根据未公开的当时完整的谈话记录，毛说到：“不要搞什么帮，什么广东帮、湖南帮。”生气的毛敲打的是左、右、中各种派性，不仅仅是“四人帮”。¹⁰

不清楚毛脑子里想的是什么、是谁：叶剑英（出生在广东）？华国锋（长期在湖南为官）？还是他只是随口说说而已？毕竟当时毛因患白内障而失明，他甚至听不清楚周围讲话的是谁，不得不问他最喜欢的女服务员张玉凤：“嗯，那是谁？”张玉凤回答他：“江青同志。”但是，毛一定懂得，只有消除派性，在邓小平和张春桥之间实现某种程度的团结，中国才既有希望实现繁荣富强，又忠于文革的理想。毛当着“四人帮”的面，强调了邓小平在他记忆中的特殊位置。他在 5 月 3 日的会议上说邓是 1930 年代为了他而挨批的“毛派”的唯一幸存者。¹¹

根据毛的命令，5 月 27 日和 6 月 3 日政治局再次召开会议，这次是由邓来主持了，“帮助”江青及其盟友改正他们的错误。所有的关于这次会议的官方记录的描述都是“会议还没开始，便是两军对垒，阵线分明。”¹²5 月 27 日发表定调讲话的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确实迫使“四人帮”接受了措辞严厉的“帮助”。但是，完整的会议记录再次显示，邓懂得毛忧虑的是普遍的派性，毛希望他和张春桥共同协作来消除派性：

不搞掉派性不行。春桥那个分析，现在的派性同过去不同，我始终赞成。看不到宗派主义，四人帮，值得警惕。不是什么人挑起来的。我是相信主席的话。在不在四人帮，都警惕。政治

局有责任把主席的优良传统贯彻下去。¹³

叶剑英在 6 月 3 日会议的讲话中，对派性问题做了详细的阐述，赞同邓的观点，即形势确实“同过去不同”，这里指的是导致林彪集团垮台的 1970 年庐山会议和中共历史上的“第十次路线斗争”。¹⁴简言之，邓和叶都没有利用毛的批评来攻击“四人帮”。无怪乎后来毛对 5 月 27 日和 6 月 3 日会议的评价是“有成绩”¹⁵也许邓和叶可以和张春桥共事。

在毛主持了有关派性问题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后，周恩来起草了一套行政规则。从理论上说，如果它们得到采纳和实施的话，将有助于改善这一“事件”背后的无序的政治，而不必非得清洗“四人帮”或者别的什么帮派。不清楚这些规则的下文如何，是否给其他人看过。¹⁶不过，“四人帮”还是按照传统的作法行事。

6 月 28 日，江青向政治局交出了一份书面检讨，承认“四人帮”的“客观存在”，并说她自己的“派性”的确严重到有可能“分裂党中央”的地步。她感谢最近的政治局会议给予她的批评和帮助。她说在正确看待事物上自己仍有不足。张春桥的书面检讨的关键段落是：“主席关于不搞四人帮的指示，一定坚决照办，并尽可能地作好团结工作。至少不给主席增加负担。”姚文元当着政治局委员们的面承认自己只批“经验主义”不反“教条主义”，是“片面的”。1974 年 12 月，王洪文在受到毛的批评后，写了一份长达千字的检讨，承认“我的错误是严重的”。¹⁷在接下来的 3 个月内，“四人帮”的成员们彼此避免相会，以显示他们不再搞派性。江青在其丈夫的命令下，甚至彬彬有礼地访问了邓小平的家，但是这并没有减缓双方的紧张关系。邓后来告诉自己的子女，江青在来访中“她吹她的一套，水平不高。”¹⁸

尽管在夏天的政治局会议上发生的事情是受到严格保密的，但是“四人帮”遭受挫折的消息仍然在党内和军队高层不胫而走。王洪文坚持说，在 7 月份军委扩大会议后，阴险的“政治谣言”像野火蔓延一发不可收拾。¹⁹江青在 9 月份时声称“有些人传播谣言，说主席批评我犯了错误，但是主席没有批评我。政治局的有些人全部时间都用来传播谣言。”1976 年 3 月，批邓运动已经启动，江青更加明确地提出所有的“谣言”都来自邓及其支持者，她称之为“最大的谣言公司”。²⁰

邓的智囊团和决策Copy Anchor Link

决策

为了解决深层次、长期性的经济问题，邓采取了进一步的创造运动.。其中之一是在 1975 年夏天成立自己的“智囊团”——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起草政策文件，与张春桥、姚文元以及梁效等激进派写作班子争夺政治——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权。政治研究室负责人胡乔木曾经是毛的政治秘书，邓小平称其为“我们党内第一支笔杆子”。²¹虽然这个智囊团在 1975 年下半年起草了三份重要文件，但是最终都没有得到毛泽东的批准下发执行。²²第一份文件的题目为《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该文件称中国经济表现糟糕的原因是“一小撮坏人在‘造反’和‘反潮流’的旗号下阴谋破坏工作”。管理“混乱”，生产力低下，质量低劣，保养费昂贵，生产成本高，故障频繁。²³第二份文件的题目为《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强调要加强培训，提高教育水平，提拔更多的学有专长的领导干部，花更多的时间进行科研活动（这就暗示在政治上少花些时间）。²⁴胡乔木及其同事在完成这一文件时，不但请教了邓小平和李先念，也从华国锋那里得到了重要的信息。1975 年 9 月 26 日，华在讨论该报告的会议上针对中国高科技领域发表了感慨：“我们生产 1000 片半导体，只有一个是合格的。在日本，一个 2000 人的工厂一个月生产 700 万片半导体。我们那一个合格的完全是偶然，我不知道原因何在，但是浪费太大了。”²⁵

政治研究室起草的第三份，也是火药味最浓的政策文件的题目为《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²⁶作为《毛泽东选集》编辑会的前任成员，胡乔木及其部分同事大量引用毛的论述来支持他们的观点。他们实际上是在转弯抹角地用 1940、50 年代温和的毛主义来间接地批评 1960、70 年代激进的毛主义。为了反驳强调经济就是修正主义的观点，他们引用了毛 1942 年的著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毛在该书中写道：“离开经济工作而谈教育或学习，不过是多余的空话。离开经济工作而谈‘革命’，不过是革财政厅的命，革自己的命，敌人是丝毫也不会被你伤着的。”²⁷为了维护他们“把经济搞上去”的努力，他们引用了毛在 1945 年说过的话：“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²⁸他们的结论是：毛的生产力标准是而且应当是“区别真马克思主义和假马克思主义，区别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区别真革命和假革命，区别真干社会主义和假干社会主义，区别干部所作工作的成绩是坏是好，是大是小”的唯一标准。姚文元对这个提法的评语是“歪曲马列，还是回到唯生产力论”。²⁹

《论总纲》的最后定稿原本要刊登在一份新刊物的创刊号上。这是一份由政治研究室主办的刊物，暂时定名为《思想战线》。虽然随着批邓运动的风生水起，该刊物的出版计划宣告流产，³⁰但是 1976 年 8 月，经政治局讨论通过，《论总纲》以及此前两份邓小平授意起草的文件都得到了发表，“供内部批评用”。这三个文件当时被称为“三株大毒草”，在全国范围内一共发行了 8131 万份（有汉文、蒙文、藏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朝鲜文版本）。这是“四人帮”的一个重大策略错误，因为大多数读者和邓小平一样觉得它们是“香花”。³¹激进派将这三个文件的内容公布于众是咎由自取，反倒成全了他们最大的敌手。

“评《水浒》，批宋江”Copy Anchor Link

“主席用两个月的时间读 71 回本《水浒》，然后发表了一大堆评论，”据 1975 年至 1976 年间的冬天中国大学校园里出现的大字报的说法，这是邓小平对“评《水浒》，批宋江”运动的解释。大字报的作者们利用这段话批评邓对毛泽东的不敬和对毛泽东思想的无知。他们认为，这场运动实际上是文革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是为了“增强人们判别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能力，提高他们自觉反对和抵制修正主义的意识。”³²

小说《水浒》最早可溯源到 16 世纪初，³³1972 年林彪事件后文化领域“解冻”，《水浒》是当时得以重印的少数古典文学作品之一。江青一直以来很喜欢该书中的一个主人公——农民起义领袖宋江。1973 年初，一家日本电视公司代表团访华，打算根据宋江以及“水浒英雄们”的事迹拍摄一部电视连续剧，她尽其所能地给他们提供帮助。江青当时表述的观点是：宋江是“一个了不起的历史人物，有智、有谋、有正义感，喜欢劫富济贫，能团结人，因此受人民群众的爱戴。”³⁴

江青压根也没有想到，两年半后她的丈夫会突然就宋江和《水浒》发表大量与她本人截然相反的评论。在毛看来，这部书好就好在做“反面教材”，告诉人们什么是“投降派”。在《水浒》71 回本的最后一章，宋江接受了皇帝的招安。毛认为“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因为“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1975 年 9 月 4 日，《人民日报》的社论公布了毛的这一现实意义十分隐晦的评语。它成为了一场全国性运动的焦点，以补“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的不足。媒体对于该小说主要人物的详细分析在普通中国人中间引发了猜测：是否会有现今的高层人物会继林彪和刘少奇之后被打成“投降派”；但是起初推出的材料是谨慎小心的。1975 年少数西方学生开始到中国的大学就读，此后数目越来越多，他们对该运动困惑不解，急于想了解其微妙之处。课堂里使用的最具权威的词典里，修正主义的定义是偏离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首尾一贯、能够被“修正”的理论架构要到 7 个半世纪后才出现，一位 12 世纪初农民起义的领袖又怎么能被说成是“修正主义”呢？他们的老师的回答是：毛是创造性地使用了“修正主义”的术语，因为“从本质上来看，宋江、孔老二都是搞修正主义的！”

江青在 9 月份访问山西大寨（政治局委员陈永贵的模范生产大队）时，强调理解毛批宋江寓意的重要性。³⁵她小心地不进行具体点名：

不单纯是文艺评论，也不单纯是对历史，对当代也有现实意义。因为我们党内有 10 次路线错误。今后还会有的。敌人会改头换面藏在我们党内。……外国人叫“木马计”，咱们中国叫（鲁迅也说过，咱们的主席也说过）堡垒最怕从内部攻破。总而言之，我们党内的投降派，修正主义者，干的事情是公开的敌人做不到的。……你看，不远嘛，林彪嘛！³⁶

周恩来对于这场稀奇古怪的运动郑重其事，亲自应对。毛是否真的认为周在与亨利·基辛格洽谈时当了“走资派”，这一点也许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但是 9 月 20 日，周恩来患癌症后做大手术，有可能一去不返。在即将被推入手术室前，他坚定而大声地向所有在场的人——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汪东兴、周的妻子邓颖超，以及其他人喊道：“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³⁷周在手术后活了下来，邓颖超让汪东兴把周的话传达给毛泽东。

1975 年末的“评《水浒》，批宋江”运动是文革中比较轻松的运动之一：没有批斗会，只有非常有限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对象是一部厚达数百页的广为流行的古典小说，人们可以在“政治学习”中进行自由而详尽的讨论。然而，这是暴风雨前的宁静。

反复Copy Anchor Link

10 月 26 日，一位省级领导人在参加了近日在北京举行的政治局工作会议后告诉属下，邓小平的“全面整顿”政策肯定是得到了主席的支持。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在“传达中央领导同志讲话精神”时说道：

（邓小平）说关于各方面整顿的问题……（邓）说毛主席是同意的，我向主席汇报了军队问题，现在还有农业、工业、商业、文教的问题，这些都要一个个来解决，主席赞成（邓的观点）。主席所，采取什么办法去解决，你们研究。（邓）明确提出整党这个题目，主席是同意的。³⁸

江渭清不知道，就在他讲此话的时候，主席已经改变了主意。毛将在下一周收回他对邓的政策的认同和支持。原因之一是他的侄子毛远新向他批评性地汇报了中南海以外的情况；另外一个原因是邓介入了旨在废除并清洗清华大学党委中的极端激进分子的活动。毛最终做出结论，邓“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帐，算文化大革命的账。”³⁹

毛远新于 1975 年 9 月来到中南海，担任毛泽东和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在毛问到他时，毛远新为了迎合其伯父的偏执狂，批判性地汇报了“外面”社会发生的事情。他说：“我不怕地震，洪涝带来的粮食歉收，自然灾害，和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我对这些东西有信心。”⁴⁰但是在辽宁，从那年年初开始刮起一场针对文革的批评之“风”。许多人提出了一下的尖锐问题：

1.文化大革命怎么看？主流、支流，十个指头，三七还是倒三七，肯定还是否定。2.批林批孔运动怎么看……3.刘少奇、林彪的路线还需不需要继续批，刘少奇的路线似乎也不大提了。……总之，文化大革命中批判了刘少奇、林彪的路线，批判了 17 年中各条战线的修正主义路线还应不应该坚持下去。⁴¹

毛远新告诉自己的伯父，这股“风”“似乎比 1972 年批极左还凶些”；也就是说，现在批评文革的人比以前的周恩来做的还过火。毛远新对于这股“风”来自何处一清二楚：“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尽管邓小平以毛的“3 项指示为纲”，毛远新认为邓真正关心的只是“把生产搞上去”。毛远新对其伯父说道：“担心中共，怕出反复”。⁴²

一方面，像毛远新这样的“四人帮”的支持者试图在毛泽东那里诋毁邓小平及其“全面整顿”，另一方面，邓的支持者也没有闲着。他们写信斥责“四人帮”的某些党羽。他们的一大目标是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及其激进的领导人。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是，与江青关系密切的梁效小组的大本营就设在这是。在激进派看来，这些信件是一个用心险恶、旨在诋毁文革的计划的一部分。1975 年 11 月，北京大学革命委员会主任、原 8341 部队军官王连龙在学校党委常委会上说：“建国以来，社会上流传的谣言从来没有像今年那样多，特别是从 7、8 月份开始。这些谣言流传之广，内容之毒，令人吃惊。在北大，我们也收到了各种各样捏造罪名的匿名信。”⁴³

在 1975 年夏，一封“群众”（十有八九是北京大学的一名教职员工）的匿名信写信给中央军委，指责北大的一位领导人郭宗林搞派性，任人唯亲，以可疑的理由把自己的亲信提拔入党。中央军委似乎对此十分认真，在信上做了批示，要求王连龙把郭调离学校，让他回到部队。但是北大领导层非但没有执行这一命令，反而向郭宗林出示了这封信以及军委的批示。郭宗林暴跳如雷，责骂匿名信的作者以及军委做出批示的人是“混蛋”。更有甚者，为了抵制军委，北大校领导层把这封信交给了学校的保卫部门，让它进行秘密调查，根据匿名信的笔迹找出其作者，要施加惩罚。⁴⁴

这封批评北京大学校园激进派的信件影响有限。但是，两封斥责清华大学校园最强有力的官员迟群的信件却产生了激烈的反响。写信人是清华大学党委的 4 名高级成员，信没有交给中央军委，而是交给了毛泽东本人。他们很清楚，走“正规”渠道信件很难到达毛的手中，于是这些持不同见解的学校人员通过私人关系把信件交给了教育部的一名高官，由他转交给胡乔木，胡乔木再交给邓小平，最后邓小平直接交给毛泽东。⁴⁵

在 8 月 13 日的第一封信中，写信者们指责迟群没有抵制日益特权化的生活方式的腐败，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皇帝老子：

近几年来，迟群同志在（在清华大学所享有的）赞扬声中经不起考验，没有自知之明，也没有知人之明，思想和作风起了严重变化。官做大了个人野心也大了，飞扬跋扈，毫无党的观念，搞一言堂，搞家长制……（我们在内部）多次劝说帮助，但他拒不接受，一意孤行。⁴⁶

写信者们在两封信中都说自己“正在贯彻执行您的三项指示”。在 10 月 13 日的第二封信中，他们不但继续批评迟群，也开始对他的亲密同事谢静宜表达了强烈的保留意见：“我们希望他改正错误，好好工作，可是两个月来，他表现更为不好……我们希望谢静宜同志也能站在党的立场上同他的错误作斗争……她越来越明显地袒护迟群的错误，联想起十大以后迟群发泄不满情绪时，她跪在迟群面前握着迟群的手讲些不合原则的话，当时我们就实在看不下去。”⁴⁷

不知何故，第一封信没有立即激起毛的反应，然而主席看了第二封信后，却做出了尖锐的、批判性的反应。两封信的内容在政治上没有显著的区别，但是不管写信者们知不知道，他们批评的谢静宜是毛十分钟爱的一位年轻女性。他在 10 月 19 日形诸笔墨的反应是：“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起初邓小平试图按住毛的批示不发，但是消息走漏后，江青得到了一份影印件。⁴⁸

针对其侄子关于邓和“三项指示”的“忧虑”，毛澄清了自己的立场，他告诉毛远新：“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大错误。”⁴⁹毛泽东认为，邓显然故态复萌，回到了文革前的实用主义作风：

（邓）小平提出“三项指示为纲”，不和政治局研究，在国务院也不商量，也不报告我，就那么讲。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⁵⁰

毛坚持邓是“人民内部问题”。他重复了以前多次讲过的坚定信念：邓和刘少奇、林彪是不同的。后面两人不愿意“作检讨”，邓小平在必要的时候会批评自己的缺点。他需要的是“帮助”。根据毛的说法：“批他的错误就是帮助，顺着不好。批是要批的。”他又加了一句“但不应一棍子打死。”在他们有一次谈话的末尾，毛泽东让自己的侄子去找邓小平、汪东兴、陈锡联谈一下（“说是我让你找他们，”毛解释道），告诉他们，自己谈话的要点。⁵¹

11 月 2 日晚，36 岁的毛远新带着毛的意见来见年龄比他大一倍的邓小平。根据邓小平女儿的叙述（可能是复述的其父的意见），邓非常有自制力，他断然拒绝被“帮助”。毛远新讲完后发现邓小平不准备“作检讨”，而是坚持斗志昂扬地为自己过去几个月的行为进行辩护：

这个问题还可以再想一下，你的描述，中央整个是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而且是在所有领域都没有执行主席的路线，说毛主席为首的中央搞了个修正主义路线，这个话不好说。……我主持中央工作 3 个多月是什么路线，可以考虑嘛，算我的账要从 9 号文件开始算起。从 9 号文件以后全国的形势是好一点，还是坏一点，这可以想想嘛。对 9 号文件以后的评价，远新同志的看法是不同的。是好是坏实践可以证明。……昨天晚上我问了主席，这一段工作的方针政策怎样，主席说对。⁵²

两天后，毛远新告诉了毛泽东，他与邓小平的对抗。邓的拒绝让步显然触怒了这位中共党主席。难道他本人不是一直对别人说，邓的优点之一是在“犯错误”的时候能进行自我批评吗？然而现在邓似乎和 1970 年庐山会议后的林彪一样拒绝做出让步。是考验邓的忠心的时候了。主席告诉毛远新，准备召集政治局委员们开会，让他们对文革做个结论。毛的目的是召开由邓主持的政治局会议，统一认识，支持毛关于文革的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的评价。毛还希望会议能起草和通过这样的一个正式决议。

11 月 20 日，政治局按时开会，讨论和评价文革。邓起初向毛建议，应该让刚刚从上海返回北京的王洪文主持会议，但是毛坚持让邓来主持。一共有 17 人出席了会议，包括毛一度提到的“老中青”。完整的名单从来没有公布过，但是与会人员中几乎肯定有汪东兴、陈锡联、李先念、华国锋、纪登奎、张春桥和毛远新。⁵³

有关如何评价文革，实在不是政治局可以真诚进行讨论的问题，因为毛已经作出了他自己的结论，文革是三七开，功大于过。政治局会议只是正式确认毛的评价。因而，可能是想到了列宁主义的党内纪律，大多数批评文革的人实际上缄默寡言——邓小平的女儿后来正是这样认为的。毛也给了邓小平最后一次改变其根本立场的机会。

但是，邓拒绝了。实际上，他根本拒绝做出决议，理由是他对文革大部分时间党内高层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他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邓小平引用了隐逸诗人陶渊明（公元 376-427）的词句：“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⁵⁴

反击右倾翻案风Copy Anchor Link

在政治局举行秘密会议的同时，激进派在首都高校和科研院所云集的西北角发动了一场公开的游说运动。在他们看来，毛泽东对文革“三七开”的评价一定是过于保守了。用激进派阵营的一位高级官员的话来说：“看到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我们的目标是打破封锁，克服阻力，坚决批邓。”⁵⁵11 月 20 日，清华大学出现了 1300 多张大字报，批判那些敢于“否定文化大革命”和“攻击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人们。这些大字报绝不是“革命群众义愤”的自发流露。而是学校当局精心策划的一部分行动，起初限制在校园的“大字报区”。11 月 22 日，在这一运动的第二步向公众开放了这一区域。在接下来的 3 个月内，全国各地有超过 37.7 万人涌入清华来观看大字报，进行“学习”。过了些日子，学校当局依惯例设立了特别机构，以开展众所周知的“教育路线大辩论”，包括一个接待办公室和一个评论小组。后者源源不断地炮制了一批带有煽动性的宣传材料，诸如题为《掀起翻案风》、《走资派还在走》。⁵⁶

这场运动是经“四人帮”批准同意的，但是在激进派的堡垒清华、北大和上海以外的地方却没有什么反响。为了掩盖这一事实，让运动的势头看来更猛烈些，他们采取的策略是秘密发行无法追溯源头的文件，包括邓小平、周荣鑫和其他“修正主义分子”非正式的文稿和讲话汇编。北大、清华编篡了大量的此类“批判、揭发材料”。在上海，复旦大学在接下来的 9 个月中，成为主要印刷和发行点，向全国传送了 76 万份材料。⁵⁷上海革命委员会成员徐景贤日后证实：“给了一个大学，我又告诉他们不要讲是我们给的，是你们自己从什么地方传得来的。”⁵⁸其目的显然是要营造出一面倒的舆论气氛，但是大多数人此刻保持沉默。一位上海官员询问张春桥这种方式是否合适。张给他打气，只要追查不到市委这一级，就万事大吉。⁵⁹

同时，根据毛的命令，11 月 24 日邓小平召开了一场“打招呼”会议。这个名字此前从来没有用过。一位高级官员这样介绍了会议的目的：

在我 20 来年的经验中，从来没有听说过打招呼会议。它是什么意思呢？从我现在的认识来看，打招呼会议是在向还在走的走资派打招呼……给他们下点毛毛雨，打点预防针，让他们保持清醒，不要误判了形势，不要不自量力，最后弄个身败名裂。⁶⁰

邓小平宣布这一会议的目的只是要帮组“某些同志”避免“犯新的错误”。⁶¹1975 年 11 月 26 日的中发（1975）23 号文件总结了“打招呼”的要点。起初文件只发到省级领导人手中，在 12 月 10 日后扩大了传达面。⁶²该文件告诫读者不要以为那些人（邓小平、周荣鑫之类）只在乎“教育路线”，他们真正的目的是算文革的总帐。⁶³在 1975 年 12 月和 1976 年的第一周，中共中央政治局几乎每天开会，紧锣密鼓地批判邓小平。邓自己主持会议，他后来说自己在会上的角色只是在一开始说“开会”，在会议结束是说“散会”。大多数的时间他一言不发。12 月 20 日，据说他作了一个“检讨”，但是会议记录显示，他只是走走过场，虚应故事，利用这个机会表达对此次运动的蔑视。他脱稿发言，其开场白语含讽刺：“首先感谢主席的教导，感谢同志们的帮助，特别是青年同志的帮助。我自己对这些错误的认识也是逐步的。”邓最后把他所有可能犯的错误归咎于完全没有认识到文革的意义。他的“检讨”注定不能得到通过——毛泽东对此没有做出回应——政治局要求他在 1 月 3 日作“补充检讨”。虽然这次邓照着事先准备的稿子在念，但他只是重复了上一次说过的话，只是根据“别人”提得“意见”，加上一条，大意是承认自己在提出“3 项指示为纲”的口号时，没有向毛进行请示，也没有征求政治局的意见。毛泽东显然没有被其打动，1 月 14 日，毛要求政治局对邓的检讨继续进行“讨论”。毛同时拒绝接见江青和邓小平，也许他是想使自己同现状保持距离。然而，他给江青发出了一个明显的信号，足以说明其立场所在。他在回绝江青请求见面时，作了一个简短的批示，其结尾是“大局是好的。”⁶⁴

毛的兴趣在于维系运动的势头。1975 年 12 月 14 日，他要求中共中央把《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大辩论的情况报告》（中发（1975）26 号，该文件尖锐地批判了教育部部长）连同正面肯定的批语发到全国所有学校的党支部，以权力支持运动的开展。⁶⁵一周后，他继续维持高压态势，下令下发张春桥和阿尔巴尼亚代表团的谈话纪要（中发（1975）27 号）。张说在教育领域内，在文革以前的 17 年中是“资产阶级专了我们的政”。张继续说道：“但是，有人说，这 17 年很好，那个时候倒是马列主义的。相反，文化大革命以来，学校反而不好了，教育质量降低了，在课堂上课少了，大学生不如以前中学生读书多。”⁶⁶

这份中央文件转发了外交部的张春桥谈话记录稿。原本它只在高层进行有限的传达，但是至少是在上海，张的支持者立即在批邓时把它捅了出去。⁶⁷然而，作为分管教育的副总理，张的直接目标是教育部长周荣鑫。在清华大学出现第一批大字报的几天里，张用一个“临时领导小组”取代周荣鑫的教育部部长职权。该小组的领导人是上海钢铁厂的一名工人兼工人民兵组织的司令。1976 年 4 月 12 日，周部长在经历了数月之久无数的“批斗会”和对其“罪恶过去”的审查后逝世了——用文革后的语言来说是“迫害致死”——终年 59 岁。

到了这时，邓小平的一年早已成为过去，而他自己也被再次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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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3 册，页 394-399。 ↩

2.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 545。 ↩

3. 《x 力群国史讲谈录》，第 3 册，页 89。 ↩

4.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3 册，页 396。 ↩

5.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 545；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页 10。毛不必自责，这一问题出在姚文元的文章中，而不是张春桥的文章。 ↩

6.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3 册，页 396；逢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下卷 1731-1733。 ↩

7. 张春桥最早在 1973 年 8 月筹备“十大”的时候说自己被扣上了“上海帮”的帽子。他和上海的同事谈着谈着，就谈到了中央选拔干部的问题，他说：“我本来不大愿意从上海抽干部，多抽了又要说是‘上海帮’了”。《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下册，页 648。 ↩

8. 逢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下卷，页 1693。 ↩

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文革”十年资料选编》，第 3 册，页 5S。 ↩

10. 《“四人帮”罪行材料》，页 69。 ↩

11. 冷溶、汪作玲编：《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 - 一九九七》，两卷本（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上卷，页 41。 ↩

12. 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页 362。 ↩

1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文革”十年资料选编》，第 3 册，页 108。 ↩

14. 同上，页 109。 ↩

15.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 545-546。 ↩

16. 《周恩米年谱》，下卷，页 705。 ↩

17. 王张江姚专案组编：《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北京：中共中央办公厅，1976）（以下称王张江姚专案组），页 18，页 24，页 25。 ↩

18. 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页 307。 ↩

19. 《徐景贤的初步揭发交待》（上海：上海市区、县、局党员负责干部会议秘书组，1976 年 11 月），页 1，沈迈克收集原件。 ↩

20. 《“四人帮”罪行材料》，页 52，页 68。 ↩

21. 《邓力群国史讲谈录》，第 5 册，页 172。 ↩

22. 程中原：《1975 年鳖顿中的 3 个著名文件》，载张化、苏采青编：《回首“文革”》，下册，页 1195-1212。 ↩

23. 国防大学：《文化大革命》，下册，页 487-498。 ↩

24. 同上，页 528-531。 ↩

25. 《国务院听取胡耀邦同志汇报时小平同志等中央领导同志主要插话纪要》，页 5，1976 年春批邓期间的打印记录稿，费正清中心图书馆藏。 ↩

26. 《邓力群文集》（4 卷本。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第 1 卷，页 1-28。 ↩

27. 同上，页 16，译文载安德鲁·沃森：《毛泽东与边区政治经济：《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译文》［Andrew Watson, Mao Zedong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Border Region: A Translation of Mao's Economic and Financial Problem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p.198］。 ↩

28. 《z 力群文集》，第 1 卷，页 17，译文载《毛泽东选集》，4 卷本（北京：外文出版社，1967），第 3 卷，页 250。 ↩

29. 国防大学：《文化大革命》，下册，页 525。 ↩

30. 邢方群：《邓小平授意创办〈思想战线〉被“四人帮”扼杀经过》，《炎黄春秋》，1997 年第 9 期，页 18-19。 ↩

31. 中国版本图书馆编：《全国内部发行图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88），页 98；国防大学：《文化大革命》，下册，页 518；北京大学运动办公室编：《王魏郭林罪行材料》，4 册本（北京，1977），第 2 册，页 12；刘杲、石峰编：《新中国出版五十年纪事》，页 161-162。这 3 份文件作为附录，收录于邓小平与胡乔木从 1975 年 1 月到 1976 年 1 月的谈话记录中；《胡乔木传》编写组编：《邓小平的二十四次谈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页 117-180。 ↩

32. 出自沈迈克在上海复旦大学抄录的一张大字报，当时他正在这所大学读书。 ↩

33. 西方读者熟悉的是赛珍珠的译本《人人皆兄弟》。. ↩

34. 《“四人帮”罪行材料》，页 20。 ↩

35. 在毛发出“学大寨”的号召后，文革中有 1000 多万中国人参观了大寨，而江青是其中之一。有关大寨的兴起及其在毛身后衰落的讨论，参见崔大伟：《中国农业中的激进主义（1968-1981）》［David Zweig, Agrarian Radicalism in China, 1968-1981（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1989）］。大寨后来再造成新的模范——大寨经济开发公司，参见孙小华（音译）：《农业旧模式与“新精神”的斗争》。《中国日报》，2005 年 7 月 26 日，页 2。 ↩

36. 《“四人帮”罪行材料》，页 63，页 66。 ↩

37. 《周恩来年谱》，下卷，页 721。 ↩

38. 《江渭清同志传达中央领导同志讲话精神》，1975 年 10 月 26 日，页 3，1976 年春批/期间打印记录稿，费正清中心图书馆藏。 ↩

39.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3 册，页 487。 ↩

40. 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页 400。 ↩

41.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 551-552。 ↩

42. 同上，页 552。 ↩

43. 北京大学运动办公室：《王魏郭林罪行材料》，第 2 册，页 1。 ↩

44. 同上，页 1，页 10。 ↩

45. 张化：《1975 年教育界的斗争》，《中共党史资料》，第 70 辑（1999 年 6 月），页 159。 ↩

46. 刘冰等人上毛泽东书，1975 年 8 月 13 日，费正清中心图书馆藏原抄本。另一个有部分不同的抄本，见余习广编：《位卑未敢忘忧国：“文化大革命”上书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页 425-426。 ↩

47. 刘冰等人上毛泽东书，1975 年 10 月 13 日，费正清中心图书馆藏原抄本。另一个有部分不同的抄本，见余习广编：《位卑未敢忘忧国》，页 431-434。 ↩

48. 北京工业学院运动办公室：《大字报选编》，第 2 册，页 14。 ↩

49. 《北京市“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75-1976》，《北京党史资料通讯》增刊，第 20 期（1987 年 8 月），页 28。 ↩

50. 同上，页 32。毛泽东讲的猫论是指 1962 年大跃进恢复期间，邓小平支持所谓资本主义政策的言论，大意是“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参见《起源》，卷三，页 233。 ↩

51. 《北京市“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75-1976》，页 32。 ↩

52. 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页 355。 ↩

53.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3 册，页 504。在 21 名政治局委员中，肯定或者很可能由于健康原因不能出席的包括毛泽东、朱德、周恩米、康生和刘伯承。 ↩

54. 参见《陶渊明集》［The Poetry of T'ao Ch'ien, trans.and ed. James Robert Hightower（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0），p.255］；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页 427。毛在一生最后一个完整的谈话中也引用了这一段文字；《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3 册，页 488。 ↩

55. 《徐景贤的初步揭发交待》，页 21。 ↩

56. 《北京市“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75-1976》，页 16-21。 ↩

57. 《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下册，页 767。 ↩

58. 《徐景贤的初步揭发交待》，页 18。 ↩

59. 马天水：《我的揭发交待》，页 2。 ↩

60. 《“四人帮”罪行材料》，页 124。 ↩

61. 邓榕：《我的父亲小平：文革岁月》，页 364。 ↩

62. 《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下册，页 765。 ↩

63. 国防大学：《文化大革命》，下册，页 309-310。 ↩

64. x 榕：《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页 367-37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3 册，页 513。 ↩

65. 《北京市“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75-1976》，页 19-20。 ↩

66.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 556-557。 ↩

67. 马天水：《我的补充揭发交待》（上海：上海市区、县、局党员负责干部会议秘书组，1976 年 11 月），页 5，沈迈克收藏原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