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朝禁书
毛泽东最后的革命第一章 第一轮排炮

第一章 第一轮排炮

1965 年 2 月 24 日，毛泽东派遣妻子江青到上海执行一项秘密使命来点燃文革的火种。江青熟悉这个城市，她在 1930 年代的时候是这里舞台和银幕上的一个小演员，后来在抗日战争中去了延安，与毛结婚。到了 1960 年代，旧上海的风月场所早已是过眼烟云。这座城市已经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堡垒。1主席所依赖的该市党的左派领导人柯庆施向来全力支持毛泽东的宏伟计划。毛现在要实施自己最宏伟的计划，派妻子去那里是最合适的。

江青多年来一直为自己不能对文化政策施加影响而感到灰心丧气。1939 年她在延安与毛结婚的时候，就蒙上了破坏毛婚姻的恶名。毛原来的妻子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女英雄，陪伴毛走过了漫漫长征路。毛的高级同事们坚持要求江青只负责照顾主席的生活，不让她过问政事达 25 年至 30 年之久。到 1960 年代中期，这个禁令已经快到期了。江青在文化领域内不断扩大着自己的影响力。她不满足于只成为一位伟人的配偶。在她的戏剧生涯中，她喜欢的角色是易卜生的《玩偶之家》（A Doll's House）的娜拉，一位摆脱了令人窒息的家庭主妇角色的女人。不过，江青不像娜拉那样能够离开自己的丈夫，因为她渴求权力，她决心不为党内的官僚体制所窒息。2

江青对政治地位不断增大的兴趣也许和主席对她不断减小的兴趣有关系。他们两人经常分开。毛一直以来喜欢与一群年轻貌美的女性跳舞和调情。她们通常来自文工团，其中有的人成为了他的家庭成员。3显然，尽管江青可以合理地宣称自己有经验和专长，有关的官员还是认为她爱管闲事，不理睬她的意见。1964 年主席号召在文化领域内进行一场革命。党内高级干部组成了“五人小组”执行他的意愿。即使是毛泽东也不支持江青的想法，他让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的二号人物彭真领导这个小组。而彭刚刚因为批评江青的京剧计划“在政治上毫无意义”而触怒了她。然而此刻，毛泽东还得靠她来执行一个无法通过党内渠道进行的游击战役。毛允许她在上海寻求帮助，攻击北京的一位资深的学者，而此人一向为江青所厌恶。

首当其冲的吴晗

吴晗是中国的明史权威，他在 1940 年代担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时，因为发表左倾的言论，上过国民党政府的黑名单。4在大跃进期间，毛不满于不实的生产数字，于是号召党的干部们学习刚直不阿的明朝官员海瑞，敢说真话。毛的一个秘书打电话给吴晗，让他撰文介绍海瑞其人其行。吴晗就这个题材写了一出戏供京剧团在 1961 年初演出，题目为《海瑞罢官》。当时毛泽东对这出戏表示满意，并在这一年的晚些时候送给吴晗自己亲笔签名的最新一卷《毛泽东选集》。但是，江青一直认为这出戏是在攻击主席的政策。最后，毛放纵了她，让她着手对吴晗发动反击。

如果吴晗只是一个普通的学者，对他可以进行公开的批判。对此，当时的知识分子已经习以为常。但是有两个因素迫使江青采取极端秘密的行动。彭真的“五人小组”禁止对吴晗这样官方认可的高级知识分子进行点名攻击。既然彭真还是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市长，那么吴晗作为副市长就处于他的双重保护之下。难怪江青在北京找不到敢捋彭真虎须的枪手。于是她在上海逗留了 4 个月。5

柯庆施知道江青的行动得到了主席的同意，他毫不犹豫地派了张春桥、姚文元这两名宣传人员来协助她。对毛来说不幸的是，在他准备发动文革之际，这是他的长期盟友柯庆施为他做的最后一件政治大事。1965 年 4 月 9 日，柯在做完肺癌手术后，在成都疗养时突然出人意料地死去。6

张春桥和姚文元一直是深得毛青睐的人物：张春桥是姚文元的上级，他在共产主义的平等主义问题上的激进观点显然得到了中国共产党主席本人的共鸣。1960 年代的时候，美国有一批激进的共产党员秘密前往中国旅行，与还没有在文革中青云直上的张春桥会面。张给他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对于文革的态度来自我和几个同志在 1965 年末或 1966 年初与张春桥在上海的会谈……一点也没有现在中共常见的武断。会谈地点是在我们下榻的宾馆的小房间内，而不是官方的会议厅。这是一位和我们一样的共产主义革命组织的成员……他在会谈中的全部观点是，中共在过去走错了路，很可能在现在或者未来还会走错路。中共党内现在有一场斗争，而斗争总是存在的。

如果有必要的话，毛主席准备回到山区重新革命。作为外国的共产党人，我们的责任是：无论何时，只要我们感到中共犯了错误，就要尖锐地批判它。国家主权在此并不适用。这就是同志关系的含义。否则，修正主义就要在中国和全世界发展起来，并取得胜利。我们交谈了好几个小时。我们第一次与一位中国共产党的代表真正的交换了意见。我现在记不起任何细节了。但是我记得我的感受非常强烈。这是一位诚实的革命者，一位反对官僚主义者，一位和我一样关心世界革命发展的真正的人。虽然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去理解这次讨论。7

张的下级兼搭档姚文元那时只有 33 岁，他以犀利的文笔和在上海报端发表的批判资产阶级的文章赢得了主席的尊重，毛称其文章“令人信服”。江青要撰文抨击吴晗的剧本。张则监督这一计划的实施。姚不熟悉明史，就在相应的文学作品中寻找信息，不遗余力地阅读这个领域内的材料。姚文元在文章中断言，吴晗在剧本中写海瑞为民请命，是在隐蔽地批判大跃进的农业政策，挑拨农民由此产生的不满。因此它反映的是阶级斗争。吴晗是否准备承认这一点，在姚看来是无关紧要的。吴晗的剧本是一株毒草，是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重大阶级斗争所作的反革命调和。8

毛在姚文发表前亲自对文章第九稿修改了三遍。主席长期以来对文化领域内的阶级斗争兴趣浓厚，但是过去他的干涉都为同事们所知晓。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他非常看重保守机密，姚文的每一稿都藏在装京剧录音带的盒子内，在上海和北京两地间传递。这些盒子的传送只能说明江青和张春桥都参与了“革命样板戏”的制作。张后来回忆道：“我把百分之九十的时间用在了两部京剧和姚文元的《论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上面”。

毛的秘密行动说明他要钓比吴晗更大的鱼。主席批准和参与了上海的秘密行动，其矛头直指北京的党组织，特别是彭真。如果彭无视姚的文章，就可以指责他没有保护中国的首都抵御最大的风险——修正主义，即通过“和平演变”在不知不觉中缓慢地使革命发生蜕变；如果他认可了这篇文章，就会因为没有亲自发现吴晗的错误而承担玩忽职守的责任；如果他进行反击，他是在保卫无法保卫的东西，更不用说挑战毛主席了。

然而，这篇文章原本可以不让它发表的，柯庆施死后，如果党的纪律得到遵守的话，江青在上海的活动就会被打断。陈丕显继柯之后担任上海第一书记，他是当地一个受人尊敬的党的官员，对正在发生的事情并不知情，也许是因为柯不信任他。9张和姚为向新任领导隐瞒自己的行动而感到不安，于是江青征求了陈的同意。他们两人在 1950 年代的时候很熟悉，当时江青患上了忧郁症。毛把她送到无锡由陈照料。江青解释了自己的行动背景，要求陈允许张春桥和姚文元继续协助她工作，并要求他保密，尤其是不能让北京的党组织知道。这时的陈也许考虑到了上述一层因素，但更有可能的是，江青揭示了毛对这一行动的重视，于是陈决定不顾向上级组织汇报的纪律。他觉得这听起来很可疑，担心这一事件会影响上海和北京党组织的关系，但是他又让自己相信，仅仅一篇文章掀不起什么风浪。陈没有硬起心肠来拒绝江青的要求，使得周恩来总理——政治局里位于毛和国家主席刘少奇之后的三号人物——在这一文章发表后才知道它产生的真相。陈的失职让他的上级在毛的密谋面前解除了戒备。10

11 月 10 日姚文元的文章发表于上海《文汇报》，次日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进行了转载，起初彭真并不在意。《文汇报》驻北京的首席记者要求彭真的喉舌——《北京日报》的总编辑组织一些反馈文章。该总编辑询问她的顶头上司、彭负责宣传的得力干将，“我给他讲一些什么呢？”回答是：“你就说今天天气哈哈哈！”11在 11 月 28 日前，转载姚文章的只有华东 6 省的省委机关报，显然那时上海和它们分享了毛个人支持姚的重要机密。12

然而，彭真却禁止党的主要报刊《人民日报》以及其它国家、省市一级的报刊转载这篇文章。1311 月 26 日，周恩来得知毛在此文出炉过程中的作用后，打电话催促彭真发表此文。14彭现在应该知道毛是这篇擅自发表的文章的幕后人物。他准许《北京日报》在 11 月 29 日对此文进行了转载。第二天《人民日报》也转载了此文。

彭真仍然不准备承认失败，他用一句“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挑战性名言表明了自己绝不屈服的态度。15在周恩来的监督指导之下，《人民日报》把姚的文章当作了学术争论而不是政治争论，在“编者按”中表示赞同“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北京日报》在转载的同时加入了北京市委分管文教工作的书记邓拓写的“编者按”，呼吁对吴晗剧本的性质进行公开的学术辩论。彭真在 12 月份指示邓拓组织人手撰文论证吴晗的错误是学术上的，而不是政治上的。彭在上海和张春桥会面后，对这个措施增加了信心。张春桥断言这只是一场学术之争，并对争论的开展方式提出了建议，从而蒙骗了彭真。彭真接受了张春桥的建议，甚至答应在辩论走上正轨后请他吃北京烤鸭。16

走马换将开始

在姚的文章发表之后，毛立刻离开北京，前往上海。他的私人医生在很多年后总结道：“毛发动进攻时，迅如闪电，不及掩耳。”毛乘坐的是东德定制的配备了空调设备的豪华列车，随从人员包括警卫员、机要秘书、私人厨师、摄影师以及年轻的女服务员。在接下来的 8 个月内，毛穿梭于上海以及长江下游的一些城市。在杭州，他下榻于西湖岸畔的刘庄，这是一处建于清朝的别墅，原主人是一位大茶商，占地达 130 英亩。大跃进期间对刘庄进行了修复和扩建，供毛使用。17在华中最重要的工业城市武汉，他住在东湖岸边的一处僻静的别墅中。毛要到 7 月中才会踏足北京。18这是毛在文革十年期间 7 次南方之行的第一次；在这十年期间，他总共有两年 8 个月不在首都北京。但是，毛却继续遥控着那里的局势。

11 月 10 日，在姚文元发表文章抨击吴晗的同时，毛撤除了杨尚昆中央办公厅主任的职务。这一机构的职责之一是负责颁发中央委员会的文件。19中共党员是通过一份机密的中发——（1965）644 号文件，属于那时第二高的密级——得知这一消息，该文件却没有解释撤职的原因。“中发”（字面意思是“中央下发”）文件在整个文革期间是最权威的官僚行政工具。作为中共党主席，毛凭藉它向全体党员传达重要的政策和决定。在 1966 年，每周下发约十几个中发文件；10 年后，在文革临近尾声时，这一数目下降到了一个月仅有两份，这反映了毛的健康的恶化，也可能是由于派别的广泛纷争扰攘导致权力中枢的衰弱。只有毛作出了明确的授权，比如他在旅行中，或者不与外界接触时，像刘少奇那样的代理人才有权发布一个中发文件。20

杨尚昆有近 40 年的党龄，在莫斯科学习过，后来参加了长征。他被降职为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广东距离首都北京 1200 英里左右，这一惩罚相当于国内放逐。21在杨的要求之下，毛跟他进行了一个半小时的谈话，指示他调查中央委员会和国务院的政策是否适合当地的条件，如果不适合的话要告诉毛本人。杨在珠江流域呆了两、三年后，毛安慰他说，要让他在黄河流域再呆个两、三年！22

毛选择的替代人选是原中央警卫局局长汪东兴少将，汪控制着有一个师兵力的中央警卫部队（解放军 8341 部队），也就是政治局的“警卫部队”。在整个文革期间，汪担任着这些岗位的要职。23他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13 岁时参加了革命；此后他一直担任毛的警卫，得到提升，并随毛在 1949 年访问了莫斯科。汪一直忠心耿耿地服侍毛，直到毛于 1976 年 9 月逝世，但几周后就在众所周知的“粉碎‘四人帮’”行动中协助逮捕了毛的遗孀。毛信任汪的原因可能是汪的谨慎和忠诚，总是把不受欢迎的访客拒之门外。许多年后，汪本人回忆道，在文革的高潮时期，“不管谁想见主席，都必须先经过我的审查和批准。即使是江青也不例外。我先要进去问主席要不要让她进来。有时候他说不。”24除了不让毛不想接待的人进门以外，汪还谨慎地向毛提供他晚年不断渴望的那类伙伴。作为中央警卫局局长，汪的职责之一是组织和维持所谓的中南海“文工团”。在毛去世多年后，他的私人医生回忆道：“文工团里有一群年轻的女性，选的都是长相漂亮，有艺术才能，政治上可靠的。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年轻女性的角色……就太过明显了，我无法视而不见。”25

清洗总参谋长

杨尚昆的倒台可能促成了下一个政治变动：国防部部长林彪元帅要把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将军赶下台。26罗长期担任政委，他和杨尚昆一样是参加过长征的老战士。1959 年前他担任公安部部长，在这个位子上曾多次陪同毛出巡。1959 年彭德怀元帅遭到罢黜后，毛选择林彪担任国防部部长，而林选择罗担任总参谋长，取代因追随彭而下台的黄克诚。在革命斗争年代，罗是林彪的部下，担任过许多职务。罗的新角色是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军事委员会秘书长，毛任军委主席，毛正是通过军委控制全军的。27林彪是军委常务副主席，但是由于身体不好，把日常事务交给罗去处理。

在 1964 年与 1965 年之间的那个冬天，林彪对罗不再抱有希望。他后来说罗没有“突出政治”，过于强调军事训练。林彪是抗日战争和国内战争中人民解放军最杰出的指挥官——这一点还有争议，尽管他承认训练的重要性，但是他嘲笑搞训练指标是“形式主义”，认为仅仅因为没有通过障碍赛跑就调动一位连长的工作是“不合理的”。在 1965 年 1 月传达关于人民解放军工作的指示中，林争辩道：“如果（我们的军队）政治上一塌糊涂，敌人来了向后跑，即使军事技术上再好，有什么用？”毛在这个指示上批示道：“完全同意”，而刘少奇的批语是“完全赞同”。28

虽然林的这一观点得到了最高层的认同，罗在编辑这些指示时却试图降低其冲击力。林写道：“军事训练、生产等可占用一定时间，但不应冲击政治。相反，政治可以冲击其他。”为了在政治和业务上取得更好的平衡——毛主义政治学中关于“红与专”的永恒矛盾——罗加写了一段话：“当然，这里是指的必要的，也不能乱冲击一气。”根据一位传记作者的说法，在组织原则的可能范围内，罗尽可能抵制了林的指示，做了 78 处修改。29罗得到了军委副秘书长、军委办公厅主任肖向荣将军的支持。肖明显“在他的位子上不使用‘突出政治’的提法”，因为他觉得林彪的解释破坏了军事业务活动。30

1965 年中期，林开始秘密收集罗瑞卿的材料，以证明罗所谓的“有野心”，和对待“突出政治”政策的“傲慢专横”的态度。31包括海军政委李作鹏中将（李作鹏当时的职务不是海军政委，而是海军副司令员，——校注）在内的几位高级将领揭发罗瑞卿“关于‘突出政治’的错误观点”。32毛在打倒一个重要人物前先要除掉其副手，比如彭真案中的吴晗。林也效仿这一策略，首先把矛头指向了肖向荣。

11 月 15 日，罗瑞卿正在华南视察中越边境的国防设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党委扩大会议指责肖向荣反对毛泽东，反对“突出政治”，“唱和林副主席不同的调子”，是“彭（德怀）、黄（克诚）反党集团的隐蔽成员”。但是，批肖会议召开几天后，罗回到了首都。他保护肖向荣说：“尽管肖向荣可能犯下了这样或者那样的错误”，但他不是彭黄集团的成员。这使会议陷入一片混乱，33但是就像彭真对吴晗的保护那样，罗对副手的保护给了敌手以口实。

11 月 18 日，北京仍在进行批肖的斗争，在苏州过冬的林彪发表了 1966 年人民解放军工作中突出政治的 5 条原则，重申了自己的立场。其中第一条就是毛主席的著作是全军所有工作的最高指南。34当他听说罗的干预后，下令会议继续召开，他的理由是：“让反毛泽东思想、反对‘突出政治’的人盘踞在军队的重要岗位上，将来会产生严重的恶果。要彻底揭发批判，要杀鸡给猴看。”35

然而，林的真实意图是连猴一同“杀”掉。罗在返回中越边境前，中途在上海、苏州稍作停留，11 月 27 日，他告诉林，肖向荣一案已经做得过火，林彪不置可否，36文革中毛在和他打算清洗的对象谈话时采用的也是这个策略。11 月 30 日，林派妻子叶群去杭州争取毛支持打倒那位总参谋长。

作为其丈夫办公室主任，叶群积极收集罗的黑材料。叶群本人是解放军的一名上校，1950 年代后期肖向荣拒绝提拔她，37导致她对肖向荣和罗瑞卿都很不满意。她的世界史私人老师说她注意力不集中（“她很难集中精力！”），她丈夫身边的工作人员都不喜欢她（一位秘书说：“大家都认为叶群很坏”）。她在政治上野心勃勃，那些在她没有嫁给林彪以前就在延安认识她的人认为她很轻浮。然而，她的丈夫却真心爱她，她生了一子一女。38叶群带着反罗的材料以及林的亲笔信来见主席。林在信中解释道，这些“重要情况”是“好几个重要的负责同志早就提议我向你报告。现联系才知道杨尚昆的情况（有关情况是叶剑英元帅刚刚告诉我的），觉得必须向你报告。”39林彪向毛暗示，除掉罗对他来说就像主席除掉杨尚昆一样重要，同时这两个案子可以有效地联系起来。

叶群单独和毛进行了 7 个小时的谈话，除了罗不突出政治外，她还提出了两个“重要情况”：他不愿向林定期汇报工作，他试图让林退休，自己取而代之。有关第一个问题，罗瑞卿的女儿在文革结束后提供了一个极为不同的解释：

（我父亲）最难的就是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去向林彪汇报工作。你若事前不打电话，车子开到门口，就说身体不好，不见。事前打电话，就说，不是说了吗？汇报用不着事前联系，

要来就来。真的去了，又说，总是搞突然袭击，没有思想准备，搞得一个病人心惊肉跳满身大汗。那么下次就再打电话。又说打了电话头天就睡不着觉，一晚上都失眠。40

关于这位前国防部部长的古怪行为，其秘书提供了充足的证据。在他们最后的一次见面中，罗事先没有打电话，但是林彪听说罗打算过来后，就让秘书打电话叫罗立即过来。41

在毛看来，林彪的第二个抱怨更加严重。如果罗瑞卿真要试图代替林彪，主席将面临失去一个主管核心机构的至关重要的盟友的危险。在即将发动文革、攻击党组织之际，毛正需要得到林彪的支持。林指责罗的主要证据是罗瑞卿和解放军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的谈话，据说罗要刘亚楼传话给叶群，林应该退出政治舞台，让罗来主管军队的工作。42由于刘亚楼不久后就去世了，没有人能够反驳这一指控。

叶群这些七拼八凑的臆测和半真半假的叙述在毛的心中能有多大份量，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主席所采取的行动速度之快说明他觉得有必要拉拢林彪这个忠诚而强有力的盟友。43此外，毛也许认识到，这可以在解放军和中共之间建立起组织纽带，由于他准备以前者为基础来攻击后者，这一步就势在必行。1962 年罗计入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之后曾经充当了那个纽带。44于是毛断定罗确实是另一个“党中央的修正主义分子”。12 月 2 日，他简短地回信给林彪，宣称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的人是在“实行折衷主义（即机会主义）”。他在那一天向南京军区的一小批高级军官解释了这个观点。那些公开提出业务先于政治的人并不危险，因为他们是少数。但是那些折衷主义地认为两者同样重要的，必须坚决与其进行斗争：

我认为这是突出政治和反对突出政治的斗争深入发展到一个新

的阶段。……如果把它们（政治和业务）并列起来，就是折衷主义。折衷主义的混合论和调和论是不分敌我，不分阶级，不分是非。……折衷主义实际上就是修正主义。修正主义是不要阶级斗争，不要革命的。45

毛非常重视罗通过使用“但是”、“另一方面”来阉割林彪关于政治的指示，这些词句暗示林彪在破坏解放军的战备工作：

罗的思想同我们有距离。林彪同志带了几十年的兵，难道还不懂得什么是军事？……罗把林彪同志实际当作敌人看待。罗当总长以来，从未单独向我请示报告过工作。罗不尊重各位元帅，……罗个人独断，罗是野心家。凡是要搞阴谋的人，他总是拉几个人在一起。46

随着对中共北京市委的抨击到了决定性的阶段，毛不能承受同时进行另一场重要战斗。他迅速决定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来解决这一问题。这次会议于 12 月 8 日在上海召开，与会者有 61 人，包括解放军的 34 名高级将领。最引人瞩目的缺席者是罗瑞卿本人，他正在视察“三线”（毛制定的计划，为了保证战时安全，把工业大规模转移到内地，在内地进行建设47）的途中，在会议开始的那天，正离开广西，前往云南。罗听说要召开一个会议，但是不知道其目的何在。48

对罗的控诉主要是叶群进行的，她讲了三次，时间长达 10 小时。林彪本人、李作鹏和吴法宪中将发言支持，后两者都是参加过长征的老战士。在林的庇护下，李和吴稳步晋升，他们都盲目地忠于林彪：1971 年林身败名裂后，海军政委李作鹏承认：“生与林副主席同生，死与林副主席同死！”空军司令员吴法宪这样交代他和林彪的关系：“林彪叫我怎么样，我就怎么样……我是林彪的走狗！”49会上传阅了叶群呈给毛的材料。这些材料没有说服政治局的高级成员们。刘少奇说叶群的说法“难以置信”。邓小平感到死去的刘亚楼的证词是死无对证，难以确定这样严重的罪名。彭真表达了自己的怀疑。50

但是毛和林彪一意孤行，从云南省省会昆明召来了罗。云南是陈纳德传奇的“飞虎队”曾经在中缅印战场上抵抗过日本人的侵略，而现在大部分的“三线”建设集中的地区。周恩来致电罗，让罗在 12 月 11 日乘飞机来，但是没有告诉他，会议的主题正是针对他。罗到达上海后，周和邓小平向他通报了对他的指控。51罗试图否认全部罪名，但是周冷淡地打断了他。罗被警告，不得去见毛或林。52

同时，罗的副手肖向荣将军被人从北京护送到了上海。他的两个上级——他们的身份一直没有公开——竭力逼他揭发罗：“现在是你向党交心的时候了，”他们这样说道：“你现在必须觉醒，不要错过这个机会！”罗的副手断然拒绝揭发那个刚刚还在保护他的人，于 12 月 15 日被送回了北京。不到一周，他被流放到长城以北的西北地区。他在那里很快被剥夺了自由，接受军委对他本人的“严重错误”的调查。53

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没有达成如何处理罗的结论。这样的迟疑反映了普遍的不安情绪，这个案子针对的是一位佩戴四颗将星的参加了长征的老战士，依据的只是一位上校的脆弱的证词，而且这位上校还是一个女流之辈——而中共是搞家长制的——她不是中央委员，她的军衔也许只归因是元帅的妻子。54如果有一个理想的状况，让在场的与此事无关政治局常委们——刘少奇、周恩来、人大委员长朱德元帅、邓小平团结起来，再加上彭真（即使级别与前几位不同，他的影响也相当大），告诉毛他们不赞同这样的诬陷，那么这就是理想的状况了。他们都没有被牵连进去，少数几个发言表示支持的军方代表表明支持林彪的只是少数。但是，他们放过了这个机会。这是这群强有力的人物团结起来制约主席的最后机会，此后他们自己将被分而治之，在文革中受到公开抨击。

相反，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同意成立特别专案组，直接向周、邓、彭真汇报工作。12 月 17 日，罗飞往北京，被告知解除职务。12 月 29 日，杨成武将军被委任为代总参谋长。1966 年 1 月叶剑英元帅取代罗任军委秘书长。罗在 1 月 19 日写了第一篇书面检讨。2 月 1 日，他否认曾要求林彪下台：“（这些话）我完全记不得了。不过，可以保证，我决没有暗示，要林副主席让贤之意。我没有这样坏、这样狂妄、这样愚蠢呀！”55

从 3 月 4 日到 4 月 8 日，在邓小平、彭真、叶剑英的共同主持下，来自军队不同部门的 42 名高级干部开会批判罗。昔日的战友们现在知道要他们干什么了，罗无法忍受对其个性和行为的残忍抨击，3 月 18 日他试图自杀。下面是 3 个月后刘少奇向党外知名人士作的冷酷的报告：

此时他就在自己住的三层楼跳楼自杀，受了点伤，没有死，现在住在医院里。本来，自杀要有点技术，应该是头重脚轻，他却是脚先落地，脚坏了点，头部没有伤。（邓小平：就象女跳水运动员那样，跳了一根冰棍）他的这种行动……是严重地对抗党……56

毛在杭州的政治局常委会开会期间从电话中得知了这一消息。他的直接反映是问：“为什么跳楼？”接着评论道，“真没出息！”57

在接下来的会议上，罗的批评者们对着他坐过的空椅子喋喋不休地进行着抨击。罗干了一件对其敌手有利的事情；他的企图自杀让那些即使是怀疑他的罪名的人也抚慰了自己的良心，因为罗既然可以自杀的方式背叛党，那他也可以用其他的方式。58

4 月 12 日，周、邓、彭真写信给毛泽东，告诉他与罗的斗争已经结束，有关“错误”的报告已经起草完毕。这是彭真在重蹈罗的覆辙之前进行的最后一项官方活动。5 月 16 日，政治局常委会议通过并下发了这份报告，文中增加了一个段落，把彭真在上海对此案的质疑描述为他“缩小、掩护、包庇、支持”罗的错误。59

《二月提纲》

随着罗瑞卿事件在 1965 年 12 月和次年 1 月的展开，彭真坚持他以正名为主的防守策略。吴晗的问题是学术上的，而不是政治上的。但是，毛在 12 月 22 日提高了调子，他在杭州对前来晋见自己的彭真说，姚文元的批判没有打中要害：《海瑞罢官》一文题目的关键词是“罢官”。这个剧本在彭德怀元帅罢官后不久写成，其寓意是支持这位下台的国防部部长。60毛没有解释为什么他没有在修改姚文元的文章时指出这一点。后来有人用毛的遗孀来证明主席是如何小心翼翼地保守机密：“如果时机没有成熟，他不会吐露半个字，以免打草惊蛇。”61对于主席来说，吴晗的问题肯定是政治上的。然而，彭真争辩说，在彭德怀和吴晗之间没有组织上的联系，他还曾经告诉吴晗：“你错的就检讨，对的就坚持。”62张春桥对彭真的顽固表示惊讶：“不知道会触动这么深，震动这么大，更不知道彭真会这样坚决地反对。”63

同时，在姚的文章以及《人民日报》“编者按”的推动下，一场公开的辩论开场了。党的最高宣传机构仔细审查了刊登在中国主要学术期刊和报纸上的稿件。北京市委的高级干部们匿名撰写了一批保护吴晗的文章。这些文章在中央宣传部——其部长陆定一是“五人小组”的成员——那里很容易就得到了通过。中宣部同时“搁置了”一些在政治上对吴晗抨击最凶的文章。

1 月间，两篇极其激烈地攻击吴晗“毒草”的“反动实质”和“反党，反社会主义”性质的文章被扣压了，没有立即得到发表。他们的作者是毛最喜欢的有：“培养”价值的“青年左派”，而中宣部对他们的——用毛的话来说——“压制”却使得这两人飞黄腾达，进入了主席身边的核心层。其中年长的关锋在 1957 年的反右斗争中引起了毛的注意，他用尖刻的语言匿名批评了人类学家费孝通——费孝通接受过英国的教育，以《江村经济》、《乡土中国》等经典著作蜚声海内外。几年后，毛仍然在称道关对费孝通的批判。关是写作反对苏联的“九评”文章班子的成员，但他的强项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观点来分析中国古代哲人著作。戚本禹比关年轻 13 岁，是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的一个科长。1963 年，他运用马克思主义批判了有关十九世纪太平天国起义的正统观点，得到了毛的首肯，并在中国史学界引起了震动。毛喜欢戚的论证方式（他称其“白纸黑字，铁证如山”），1965 年 12 月，他称赞了戚最新出版的著作，说自己“看了 3 遍”。641966 年初，关和戚进入了中央委员会的正式理论刊物《红旗》，关任副总编辑，戚任历史组组长。

彭真在坚守了两个月的立场后，突然开始发力了。2 月 3 日，“五人小组”召开会议，他提议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一个界定辩论范围的纲领性文件。这份后来被称作《二月提纲》的《五人小组向中央的汇报提纲》起草于 2 月 4 日，主要是出自陆定一的中央宣传部的两位副部长之手。第二天彭真把第三稿交给了在京的政治局常委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彭真获得了他的同事们正式同意，并且在第四稿中加入了他们的意见，2 月 7 日以加急电报的形式发给了当时在武汉的毛。第二天拂晓时分，彭真与“五人小组”另外 3 名成员一同飞往武汉向主席正式递交该文件，他们是政治局候补委员陆定一、康生、《人民日报》以及新华通讯社总编辑吴冷西。该文件提出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强调“我们不仅要在政治上压倒对方，而且要在学术和业务的水准上真正大大地超过和压倒对方”。65

根据不同的记录，毛询问吴晗是否“反党、反社会主义”，同彭德怀有没有关系。彭真再次断言两人没有组织联系，毛说吴晗在接受批评后仍然可以作副市长。主席对于《二月提纲》的文本正式提出了两点异议，同意以中央的名义下发。有关材料没有讲清楚这是一种什么形式的认可。毫无疑问，它决不是明白无误的，而且不是十分热诚的。周恩来在同主席数十载共事的经验中总结出，主席如果真心赞同某事，他会批示“极好！照办”，或者类似的词句。虽然赞同，却不那么情愿，他只会批示“照发”。如果他只是在文稿附件上印有自己名字的地处画个圈，那只是意味着他读过了，并不准备否决它。66在《二月提纲》的问题上，毛没有出现任何形式的书面批准。2 月 11 日，彭真及其同事最终定稿，2 月 12 日，他们把印好的文件以及一个简短的序言（文件中唯一没有给毛看的部分）发给了北京，再次得到了政治局常委们的批准。2 月 13 日，党和国家的神经中枢——设在中南海里的中央办公厅机要局下发了《二月提纲》，总号是中发（1966）105 号，密级是“绝密”。67

对于彭真仓猝慌张的行动，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他听说江青 1 月 21 日在苏州拜访了林彪和叶群，达成了有关文化创新的共识。林和毛一样尽可能地远离北京，他在全国各地有大量的别墅供自己临时享用：一处在东北的海滨城市大连，另一处是离上海一个小时车程的苏州，后者以园林和运河著称。1852 年，一位英国游客把它描述为“中国人的天堂，一个人间天堂”。68从那一天直到中国旧历大年初一，江青向林和叶提出了召开解放军文艺工作座谈会的建议。林欣然同意，这是对毛处理罗瑞卿事件的回报。从 2 月 2 日开始，在解放军总政治部一位中将副主任的带领下，一批高级干部几乎花了 3 个星期的时间聆听江青谈论艺术的左派观点，观看了 30 多部电影和戏剧。江青告诉他们，它们大部分都有意识形态和艺术上的缺陷，有的问题严重，有的较轻。她终于有了对她俯首帖耳、毕恭毕敬的听众。

《红旗》总编辑、政治局候补委员陈伯达以及张春桥、姚文元都对上述会议纪要进行了修改，毛本人也进行了不下 3 次的修改。4 月 10 日它以《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为题，作为中发（1966）211 号文件发表。《纪要》采取了与《二月提纲》截然不同的路线，在一个特别引人注意的段落宣称：“在建国后……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它反复强调了在中国进行被称之为“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而这是《二月提纲》中没有的。69如果彭真曾经打算用《二月提纲》先发制人的话，那他是失算了。此时随着江青的《纪要》的出炉，彭真的下台日期大大提前了，他的《纲要》已经成为了历史。

然而，在二月的武汉，彭以为他获得了成功。一位助手在很多年后回忆道，在会见了毛以后，“谁也没有再为《海瑞罢官》批判的事情操心。逛过旧书店，（我们去了别的地方）。”70在回京的路上，彭中途在上海停留，他和他的同事们告诉当地的党的领导，毛支持吴晗案不存在政治问题的主张。71为什么主席会给彭留下这种印象？事后看来，显然主席是在欺骗彭真，假意与其合作，直到他准备发动致命的一击。

Footnotes

  1. 有关 1949 年共产党革命前后上海的描述，参见白吉尔：《“另一个中国”：1919 到 1949 年的上海》［Marie-Claire Bergere，“The Other China’；Shanghai from 1919 to 1949”，pp.1-34］；高尔顿：《上海的政治动员（1949-1951）》［Richard Gaulton，"Political Mobilization in Shanghai, 1949-1951”，35-65］；两文俱载克里斯多夫·豪编：《上海：一个亚洲大都会的革命与发展》［Christopher Howe,ed.，Shanghai: R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in an Asian Metropoli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

  2. 罗斯·特里尔：《毛夫人：白骨精》［Ross Terrill, Madame Mao: The White-Boned Demon, rev. ed.（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Pp.56-59，130-137,195-198,219-226］。不清楚禁止江青于政的准确期限。（特里尔此书初版在中国大陆的译本题为《江青全传》，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校注） ↩

  3. 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页 93-94，页 103-105，页 311，页 356-364，页 407-408；特里尔：《毛夫人：白骨精》，页 227。 ↩

  4. 清华大学当局在文革后决定恢复原来的英文名“Tsinghua University”。 ↩

  5. 《起源》，卷三，页 252-256，页 443-447。 ↩

  6. 后来张春桥派人去调查柯庆施是否是被谋杀的。事实上，他是在宴会上由于急性出血性胰腺炎发作而身亡。《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页 28，页 187-191。 ↩

  7. 2005 年 6 月美国进步劳动党（PLP）的创始人之一杰克·罗森（Jake Rosen）发给麦克法夸尔的电子邮件。随着形势的发展，进步劳动党的领导人遗憾地得出结论，张春桥在压制左派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70 年，我们在北京与周恩来一席长谈后，断定文革的目标已被遗弃，中国不可避免地走上了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我们的结论是：与这些中国领导人保持往来将会破坏在美国开展革命运动的一切可能性。尽管我们不愿意，我们还是认归，在上海公社破产后（见第九章），张协助镇压左派，不去筹建新的党组织和军队，起了很坏的作用。我们对他和他们进行了批评，中断了与中国领导人的往来（当时中共已不复存在）。他们和尼克松是天生一对。” ↩

  8. 在姚文发表前不久，张春桥向一批上海老一代学者出示了该文，他们的惊恐万状让他感到高兴，因为这说明姚文确实有挑衅意味。上海“文革”史料整理编纂小组：《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3 册本（上海，1992），排版稿（以下称《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上册，页 18。 ↩

  9. 文革后，中央组织部前任部长告诉陈丕显，柯庆施至少曾经三度试图把他调离上海。《陈丕显回忆录》，页 191。 ↩

  10. 同上，页 27-34。陈的叙述暗示他对此感到内疚。此外，他的回忆录颇不寻常地收录了大批他与其他领导人的合影，特别是彭真等文革幸存者。它们是否要说明那些原本该痛恨他的人宽恕了他呢？这些照片是唯一暗示了幸存者对他有看法的地方；在文革后党的高级官员们掀起的传记潮和自传潮过去很久后，陈才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这时那些幸存者已经不在人世了。 ↩

  11.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范瑾的罪行：补充材料之一》（北京：北京日报文化革命运动办公室，1967），页 18。 ↩

  12. 程前：《“文革”漫谈》，手稿（北京，无出版日期），第一号；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图书馆（以下称费正清中心图书馆）手抄本。 ↩

  13. 在邓小平视察中国西南地区期间，彭真主持中央书记处和宣传部门的工作，所以这个决定是由彭做出的。 ↩

  14. 11 月 25 日在上海，陈丕显把有关文章写成的情祝告诉了他的朋友罗瑞卿，他们达成共识，罗要在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把这个消息告诉周恩来。《陈不显回忆录》，页 34。 ↩

  15. 彭真似乎是在1965年9月23日文化局长会议上首次讲了这段引人注目的话。《彭真文选：一九四一——九九〇》（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页355-357。 ↩

  16. 《陈丕显回忆录》，页 36。 ↩

  17. 浙江省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毛泽东与浙江》（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页 165-169。 ↩

  18. 参见安建设：《“文革”时期毛泽东 7 次南巡考述》，《党的文献》，2005 年第 1 期，页 24-30；2005 年第 2 期，页 44-49。 ↩

  19. 10 月 29 日，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通知杨尚昆将被解职的消息，这说明了杨的重要性和这一决定的严肃性。杨在日记中称这是“永远难忘的一天”。《杨尚昆日记》，两册本（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

  20. 参见李侃如：《中国的中央文件和政治局政治》［Kenneth Lieberthal,with the assistance of James Tong and Sai-cheung Yeung, Central Documents and Politburo Politics in China, Michigan Papers in Chinese Studies No. 33.（Ann Arbor: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78）］；沈迈克：《文革中的中共中央文件：一个不完整的资料库的存目》［CCP Central Documents from the Cultral Revolution: Index to an Incomplete Data Base（Stockholm: Center for Pacific Asia Studies, Stockholm University, 1993），pp. vi-xui］. ↩

  21. 《起源》，卷三，页 447-448。 ↩

  22. 《杨尚昆日记》，下册，页 682-686. ↩

  23. 汪东兴勉强接受了这一职务，参见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页 433-434。8341 部队团长张耀祠、政委杨德中直接向汪东兴报告。 ↩

  24. 《汪东兴公开毛泽东私生活》（香港：名流出版社，1997），页 60-61。 ↩

  25. 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页 94。 ↩

  26. 参见本章下文讨论的林彪给毛的条子。 ↩

  27. 邓小平是这个关键部门的另外一位文官。 ↩

  28. 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24 册本（北京：国防大学，1979-1986）（以下称国防大学：《参考资料》），第 24 册，页 554-557。 ↩

  29. 黄瑶：《三次大难不死的罗瑞卿大将》（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页 238-286。 ↩

  30. 星火燎原编辑部编：《解放军将领传》，14 册本（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4-1995）（以下称《解放军将领传》），第 7 册，页 258。 ↩

  31.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手稿（以下称王年一手稿），《大动乱的年代》（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修订本，页 86-87；费正清中心图书馆藏本。 ↩

  32. 其他人包括海军政治部主任张秀川中将（实为少将——校注），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周恩来以前的军事秘书雷英夫少将；黄瑶：《三次大难不死的罗瑞卿大将》，页 266-273；黄瑶：《罗瑞卿传略（下）》，《中共党史资料》，1991 年第 37 辑，页 179。 ↩

  33. 《解放军将领传》，第 7 册，页 260-261。黄瑶：《三次大难不死的罗瑞卿大将》，页 275，该书指出，中央办公厅主任和军委办公厅主任蹊跷地同时遭到解职。 ↩

  34. 马齐彬等编：《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1949-1989》修订本（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1），页 262。 ↩

  35. 《解放军将领传》，第 7 册，页 261。 ↩

  36. 黄瑶：《三次大难不死的罗瑞卿大将》，页 280。林彪最后给罗下达的指示是怎样消除牙痛。 ↩

  37. 同上，页 276。 ↩

  38. 官伟勋：《我所知道的叶群》（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3），页 54；张云生：《毛家湾纪实：林彪秘书回忆录》（北京：春秋出版社，1988），页 252。林彪写了一首诗：“发不同青心同热，生不同衾死同穴”。详文载弗雷德里克、C·泰韦斯、孙万国：《林彪的悲剧：骑虎难下的文革岁月》［Frederick C. Teiwes and Warren Sun, The Tragedy of Lin Biao: Riding the Tiger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966-1971（London: Hurst, 1996），p.15］ ↩

  39. 王年一手稿，页 85-86。 ↩

  40. 罗点点：《罗总长蒙难纪实》，载程敏编：《浩劫初起》（北京：团结出版社，1993），页 210。 ↩

  41. 黄瑶：《三次大难不死的罗瑞卿大将》，页 280。张云生：《毛家湾纪实》，各处。 ↩

  42. 据说罗瑞卿讲了 4 条：（1）一个人早晚要退出政治舞台，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不退出也要退出，林总将来也要退出政治舞台的；（2）要好好保护林总身体，这一点就靠你（叶群）了；（3）今后林总再不要多管军队的事情了，由他们去管好了；（4）一切交给罗去管，对他多尊重，要放手让他去管。王年一手稿，页 91；另见《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错误问题的报告》，1966 年 4 月 30 日，译文载《中国法律和政府》［Chinese Law and Government, 4, nos.3-4（Fall-Winter 1971-72），287-314］。 ↩

  43. 另见黄瑶：《三次大难不死的罗瑞卿大将》，页 284-285。 ↩

  44. 黄靖在《中国共产党政治中的宗派主义》［Jing Huang, Factionalism in Chinese Communist Politics（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283-284］一书中提出了这一观点。 ↩

  45. 毛洋东：《反对折衷主义的问题》，载《毛泽东思想万岁（1960-1967）》（无出版者署名，无出版日期），页 149。 ↩

  46. 毛泽东：《关于罗瑞卿的谈话》，同上，页 151。 ↩

  47. 这一计划从 1964 年延续到 1980 年。武力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1999）》，两册本（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上册，页 680。另见本书第 18 章。有关对“三线”的评价，见巴里·诺顿：《文革期间的工业政策：军事准备、去中心化和大跃进》［Barry Naughton，“Industuial Policy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ution: Military Preparation, Decentralization and Leap Forward”，in William Joseph, Christine P.W. Wong, and David Zweig,eds.，New Perspectives on the Culral Revolutution（Cambridge, Mass.：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91），pp.153-181］。 ↩

  48. 除了毛、林之外，其他政治局常委是否预先知道会议议程，中文文献对此意见不一。比较王年一手稿，页 87-88；黄瑶：《三次大难不死的罗瑞卿大将》，页 285、288；据罗瑞卿子女转述其母的话，刘少奇抵达上海后问贺龙开的是什么会，贺龙答道，如果刘都不知道，他就更不会知道了。赵建平、李孝纯、康筱丰：《风云中的共和国大将罗瑞卿》（北京：作家出版社，1997），页 321。 ↩

  49. 王年一手稿，页 381。 ↩

  50. 黄瑶：《三次大难不死的罗瑞卿大将》，页 288；廖盖隆编：《新中国编年史：1949-1989》（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页 251。 ↩

  51. 陈丕显在记述岁瑞卿奉召受审的过程中，无意中暗示毛虚伪地试图撇清自己的干系。参见《陈丕显回忆录》，页 37—42。 ↩

  52. 黄瑶：《三次大难不死的罗瑞卿大将》，页 290-291。 ↩

  53. 张广华：《因反对“突出政治”被迫害致死的肖向荣》，《炎黄春秋》，1997 年第 10 期，页 22。 ↩

  54. 有关这种情绪的暗示见黄瑶：《三次大难不死的罗瑞卿大将》，页 285。 ↩

  55. 同上，页 292-293；王年一手稿，页 94。 ↩

  56. 政协全国委员会机关、卫东革命战斗队、东方红战斗团、红卫兵造反派编：《彻底摧毁十七年来政协工作中的刘邓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北京，1967），页 66。 ↩

  57. 李雪峰：《我所知道的“文革”发动内情》，载张化、苏采青编：《回首文革》，两册本（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下册，页 607。 ↩

  58. 王年一手稿，页 94；黄瑶：《三次大难不死的罗瑞卿大将》，页 301-311。有关罗瑞卿的倒台如何迅速波及身边的人，参见王仲方：《炼狱》（北京：群众出版社，2004）。 ↩

  59. 《关于罗瑞卿错误问题的报告》。 ↩

  60. 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3 册本（北京，1988）（以下称国防大学：《文化大革命》），上册，页 6。 ↩

  61. 李云荪：《读吴晗问题的定性一文有感》，《炎黄春秋》，1998 年第 5 期，页 79。有一份材料说，张、姚二人知道吴文章的真正问题在于“罢官”，但是姚没有这么讲，因为这样重的罪名只有主席才能提。《陈丕品回忆录》，页 44。另有一种可能是：毛不想提醒彭德怀，即彭的案子还没有结束。毛最近刚与彭友好地共进午餐，从而说服彭离开首都去西南赴任。在姚文中提到彭会破坏两人和解的假象。有关毛把彭赶出首都的理由，参见《起源》，卷三，页 441-443。 ↩

  62. 国防大学：《文化大革命》，上册，页 5 一 6。 ↩

  63. 郑谦：《从〈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到〈二月提纲〉》，载程敏：《浩劫初起》，页 166。 ↩

  64. 穆欣：《办〈光明日报〉十年自述：1957-1967》（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页 245-247。 ↩

  65. 河北省革命委员会政治部编：《毛主席最新指示若干重要文献》（保定，1968），页 1057-58。 ↩

  66. 王力：《王力反思录：王力遗稿》，两册本（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以下称《王力反思录》），下册，页 1051-52。 ↩

  67. 王年一手稿，页 50-52。 ↩

  68. 《1853 年上海年鉴及杂记》［Shanghae Almanac for 1853 and Miscellany（Shanghai；“Herald"office, 1852）］。 ↩

  69. 国防大学：《参考资料》，第 24 册，页 604-610。 ↩

  70. 龚育之：《〈二月提纲》和东湖之行》，载张化、苏采青编：《回首文革》，下册，页 300。 ↩

  71. 国防大学：《文化大革命》，上册，页 9。据陈丕显说，2 月 10 日彭真在上海给了他二月提纲的草稿，指示把它交给江青。《陈丕显回忆录》，页 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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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围攻北京市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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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当其冲的吴晗走马换将开始清洗总参谋长《二月提纲》Footno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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