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朝禁书
毛泽东最后的革命第二章 围攻北京市委

第二章 围攻北京市委

1966 年 3 月中旬，毛着手对首都的党组织发动最后的攻击。在杭州举行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彭真听到了主席把吴晗等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描述成反党分子，比蒋介石国民党员好不了多少。毛批评《人民日报》是半马克思主义的，警告中央宣传部不要压制青年革命知识分子（其中当然有他所指的关锋和戚本禹），暗示它可能像 1962 年的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一样遭到解散。毛抨击《人民日报》总编辑，说他的报纸最多只有百分之三十的马克思主义。一位当年的听众日后说他的感觉是：毛不满的远远不止是一、两个负责宣传的高级干部。1毛同时指责彭真搞“独立王国”，因为上海有一出戏不让在北京演；事实上，有关的演出正在进行之中，但是彭真什么也没说。他事后向周恩来解释说，他不想当面和主席发生冲突。2

3 月 31 日，彭真得到了更糟糕的消息。康生告诉他和周恩来，毛在 3 月 28 日到 39 日间，同他（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进行了 3 次谈话，说彭真、中宣部、北京市委包庇坏人，压制左派。再这样继续下去，这些组织将被解散。彭辩护说自己没有“包庇”吴晗，只是想实施毛主义的“百花齐放”政策，《二月提纲》中提到了这一点，《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却没有。彭最终开始退却，提出修改《二月提纲》。周恩来看出了风向，电话告知毛，表示“完全同意”毛的指示，准备召开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会议批判彭。3

4 月 9 日到 12 日，在总书记邓小平的主持下，书记处在北京召开会议。毛做信任的康生、陈伯达罗列了彭真的主要罪名。康生在 1962 年被提升为书记处书记。他是一个谜一样的人物，人人对他畏之如虎。在他手下工作的人们称其具有超乎常人的识别“反党分子”的第六感。他于 1925 年加入中共，在从事了一辈子的反间谍和最令人厌恶的秘密工作后，他的冷酷无情几乎有悖常理。康生有时候被人比作斯大林臭名昭著的秘密警察头子贝利亚，熟悉他的人说他“有着铁石心肠，不知道该怎么哭泣”。然而，他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上的渊博学识，对于文物的鉴定能力，尤其是在书法上的成就，得到了人们由衷的尊敬。毛与康生的私人关系很好，他们之间的信件都是用毛笔写的。有些书生气的陈伯达和康一样是政治局的候补委员，但其个性与康绝不相同，在承受压力之下，他容易神经衰弱，痛哭流涕，还会想到自杀。他说话结巴，有很重的福建口音，听众几乎听不懂他的讲话。1920 年代末，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接受教育，回国后担任了毛的政治秘书和笔杆子。他帮助这位未来的中共主席构想了后来的“毛泽东思想”。4康和陈私下里相处不来，但是在这种场合，以及在文革许多类似的场合，他们俩一前一后，珠联璧合地担当着毛的政治仆从。

彭为了维护自己，绝望地抵挡着他们连续的攻击，坚持说他没有也不会“反对毛主席”。但是周和邓小平不为所动，他们宣布彭的错误是执行了一条“与毛泽东思想相抵触”和“反对毛主席”的路线。他们决定向毛和政治局常委会提议，起草一份新文件，以废除和批判《二月提纲》。在这些事件发生期间，刘少奇出国访问了。4 月 16 日，政治局常委会适时地废除了《二月提纲》，解散了“五人小组”，成立了“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以取而代之，它就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前身。5

4 月 19 日，毛在杭州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继续采取措施，进一步谴责彭所谓的错误。彭真奉命去参加会议，他到达会场后要求与主席进行 20 分钟的单独会谈，但是毛拒绝了。刘少奇对巴基斯坦、阿富汗、缅甸进行了 4 周之久的访问，等他到达会场时，会议已经开了两天。在毛对其盟友彭真动手时，刘正好不在国内，这也许不是巧合。6由于刘少奇对自己外出期间发生的事情大多并不熟悉，毛不主持的会议，大多由周恩来代替刘主持。74 月 24 日，政治局常委会通过了废除《二月提纲》的中央文件草案。会议于 4 月 26 日结束，从第二天彭真在北京走下飞机的那一刻开始，他身边总有不离身的警卫，不再有自由行动。8北京的外交官们立即发现了在“五一”庆祝活动上彭真的缺席。当天是倾盆大雨，这一景象多年没有出现了，在法新社记者的笔下，它“预示了一个丰收的年景”。9但是，和往年不同，多大的丰收并不是毛的同事们最关心的事情。

匿名信事件

主席对文化部门的攻击和对中宣部的警告决定了陆定一的命运。陆是中宣部部长、彭真在“五人小组”的重要同事。然而，陆解职的准确原因则不为人所知。刘少奇说他是“反对教条主义，不反修正主义；反对宗派主义，不反投降主义；从来是反左不反右”。10周恩来认为“他攻击左派，包庇右派”。11周还在另一个场合讲陆“只有个人主义思想，没有党性，没有阶级斗争”。12不过，在导致陆下台的官方文件中没有记载周的批评。与其他人的说法有别，林彪坚持说陆的罪名之一是“仇视毛泽东思想”。13当然，陆的一些“仇视”言论带有挖苦的味道：“你说是毛泽东思想教你打赢乒乓球的！那你怎么解释输球呢？”14但是，在导致陆下台的官方文件中，没有突出意识形态和各种“主义”的批评。这一文件大部分篇幅谈的是一个叫做“502 号专案”的、带有催化作用的事件，主要内容是陆的妻子严慰冰向林彪家庭成员写的一系列奇怪的匿名信。

严慰冰在其丈夫的机关中多年担任一个部门的副局长。1960 年，叶群成为其丈夫的办公室主任后，严就开始给她写匿名信。严在信中指斥叶（她在 1940 年代在延安认识叶）是一个水性杨花的女人，给林彪“戴绿帽子”。叶群在 1966 年初的一个偶然机会，发现了这些恶意中伤的信件的作者，决定就此大做文章。153 月份，在审查其妻子期间，陆定一被赶出了北京，因为这样做“对他有好处”。4 月 28 日，陆的妻子被捕，被打成“反革命分子”。5 月 6 日，陆奉召回京后，立即被软禁于家中。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被指控与妻子合谋诬陷林彪及其家人。在会议听取陆的检讨的那天，每一位与会者都在自己的椅子上发现林彪一份手写复印件。这是政治局会议收到的最离奇的声明之一，它说明领导层此时的“政治斗争”恶化到了何等低级的层次，其全文如下：

我证明（一）叶群在我结婚时，是纯洁的处女，婚后一贯正派；（二）叶群与王实味（延安处决的一位作家）根本没有恋爱过；（三）老虎、豆豆是我与叶群的亲生子女；（四）严慰冰的反革命信，所谈的一切全系造谣。林彪，1966 年 5 月 14 日。16

这张条子在文革的幸存者中间成为了一个传奇。随着岁月的流逝，其准确的措辞已经被人慢慢遗忘，各种版本纷纷出现。1981 年在北京，一位喝醉了酒的公安部特情人员在同笔者之一交谈时，坚持说他看过一位当时在场的解放军元帅的私人日记，原文的结尾是“主席可以为叶群是处女作证”！不管这一便条原文实际上是什么（其照片从来没有公布，而原有复印件都在当天被政治局会议的秘书处收走了），陆定一强烈否认对妻子的信件知情，但是全然无用。当林彪问这怎么可能时，陆意有所指的回答道：“丈夫不知道老婆的事，不是很多吗？”林彪暴跳如雷，威胁要当场枪毙他。17

窃听器事件

林彪和陆定一关于叶群处女问题的争论，其爆发的场合是 5 月 4 日到 26 日在北京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两周前，毛在杭州的政治局常委会上已经定下了此次会议的方针，但是他让刘少奇——刘的盟友彭真受到攻击时，刘正在国外——主持会议终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和杨尚昆的政治职位。

中共中央办公厅前主任杨尚昆被召回北京，最终得到了他被撤职的理由：在毛主席的住所安装窃听器，泄露党的机密，与罗瑞卿等人“关系极不正常”，并犯有“其他的严重错误”。这种指控没有提供什么证据。18

第一个罪名无疑是最严重的，尽管那时杨已经被解除了中央办公厅主任一职，在某种意义上它已经成为了历史。窃听器事件发生的背景是这样的。在“八大”前后，1956 年下半年，中央办公厅的机要人员开始使用录音机来准确地保存党的重要会议上的讲话和讨论。原因很简单，毛的机要秘书在很多年后解释，这是因为在这些场合，速记员的记录不尽如人意，录音无疑可以增加和改进会议记录。19

1958 年末，使用录音机的场合得到了扩大，次要的会议如毛在各地视察时与当地领导人的谈话也包括在内。中国的领导层在那一年从瑞士进口了 10 部录音机，两部直接给了毛的机要秘书，另外 8 部给了杨尚昆。20这 8 部录音机暂时被用来记录政治局会议的谈话。毛显然不大喜欢使用这种设备来一字不差地记录高层的谈话。1959 年到 1960 年间的冬天，他首次抱怨中央办公厅“过分地”使用了录音机。经毛批准，1960 年出台了相应的规章制度，明确了在什么情况下使用录音，什么情况下不能使用录音。1961 年，毛发现他与一位女服务员的调情被录了下来，当即大发雷霆。尽管杨尚昆当时没有受罚，他的几名属下被牵连了进去，受到了斥责，被降职或调离了中央办公厅。在毛的坚持之下，录音带的部分内容由监管的秘书组抄写了下来，然后全部销毁。21

1968 年，邓小平在写给中央委员会的信中承担了“不及时处理杨尚昆安装窃听器事件的政治责任”。22但是，12 年后，中共中央办公厅坚持说原来就没有进行过“窃听”。“机要局的录音是正常工作的一部分”，特别调查报告得出的结论是：“因此所谓对毛主席谈话的‘窃听’、‘秘密录音’、‘私人’录音，或者‘盗窃党的机密’没有事实基础，是一场政治阴谋。”23监管红卫兵后来重复了泄漏党的机密这第二条罪名，但是见多识广的党史学者坚持说杨尚昆“从来没有泄露党内的核心机密”。24

在文革前夕，毛和林筹划同时铲除强势的北京市委头号领导人、解放军总参谋长、中宣部部长，这很难说是一种巧合。合理的解释是，杨尚昆也不是由于公开的理由而下台，真正的原因是毛希望让自己信得过的人来控制颁发中央文件。

拆除“定时炸弹”

在接近 80 人参加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主要的检举人仍然是康生和陈伯达，康生从 5 月 5 日到 6 日一共讲了 8 个小时。张春桥也在旁相助，他向会议简要介绍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的情况，该文章发表后，“我们”收到了“除西藏外”全国各地一万多封读者的来信，由此可见该文章引起的争议之大。5 月 7 日，陈伯达在发言中回顾了彭真的历史，竭力证明他“反对毛主席”的迹象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但是，并不只有毛的亲信才批判了前述 4 人已变成的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周恩来在 5 月 21 日宣称：

不到半年时间，“四大家族”原形毕露，事情不简单，斗争刚开始。我们的阵地一个一个地被夺走了，现在要一个个地夺回来。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散布了大量毒素……把定时炸弹挖出来，中央更加团结了。25

周用所谓“四大家族”来代指 4 位遭到清洗的领导人，这个奇怪的标签并不是“四人帮”的前身，而是中共在解放前指斥的国民党领导人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果夫）。周这是在火上浇油，不管是周还是刘少奇都没有意识到，后来还有所谓的第五大“家族”——刘少奇自己。265 月 23 日，会议决定正式解除 4 人的职务。毛后来在跟胡志明解释清洗修正主义分子的问题时，虚伪地告诉胡“他们都是我的朋友”。27

对于这场毛“很久以前”就想进行的清洗，1966 年 5 月周恩来这样描述道：“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应该庆祝”。28刘少奇在一个月后称它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29这场精心组织的冗长的会议是一个枢纽，它既是中共在文革前的最后一次大清洗，也是文革中的第一次大清洗。

根据一位参与者后来的会议，“从会议开始到结束，一切都是笼罩在极其紧张的政治气氛内。”30毛已经离别北京达 6 个月之久，此时仍未现身，他通过康生来传达信息和“指示”。在 5 月 18 日全体会议上，林彪是哟在康生指导下为其准备的讲话稿，指责彭、罗、陆、杨 4 人试图进行“修正主义篡夺领导”，图谋发动反革命政变：

《古文观止》里的《辨奸篇》有这样的话：“见微而知著”。

“月晕而风，础润而雨”。坏事事先是有征兆的。任何本质的东西，都由现象表现出来。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现象，要引起注意。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要杀人，要篡夺政权，要搞资产阶级复辟，要把社会主义这一套搞掉。有很多现象，很多材料，我在这里不去详细说了。……

他们（彭、罗。陆、杨）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实际上是反共分子。这次揭露是党的伟大胜利。不揭非常危险。再让他们搞下去，就可能不是党揭露他们，而是他们“审判”党。31

几乎可以肯定，林不“详细说”的原因是他所说的“材料”还不充分。他不时脱离讲稿，用猥亵的言语弥补额、内容的贫乏。在 1966 年 9 月大范围发布的这一讲话官方定稿中删去了这些猥亵言语。32

起诉书

政治局在会议期间发布了六份中央文件，阐述了清洗彭、罗、陆、杨和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外国观察家们慢慢地才注意到了后者。官方的新华通讯社告诉国内听众，美国的“专家们”在“仔细监视事态发展”。华盛顿一位未透露姓名的官员承认：“我们过了五年才真正知道实际上发生了什么”。33

4 月 30 日关于罗瑞卿“错误”问题的详细报告是由军委的一个特别工作小组起草的，附件有罗的检讨，罗的四位高级同僚叶剑英元帅、谢富治、肖华、杨成武将军的揭发发言，以及一封写给毛的信，谴责“彭真同志在揭发罗瑞卿的会议上的丑恶表演”。这份报告在 5 月 16 日下发，总号是中发（1966）268 号。34

类似的关于陆定一和杨尚昆“错误”问题的详细报告没有公布。政治局只在简短的声明中声称要“解释”这些错误的性质，宣布成立中央专案组来“进一步调查”罗瑞卿和彭真两人的“反党活动和非正常的组织联系”。35

中发（1966）267 号文件的主要内容是彭真的“错误”和文革，显然它是上述六份文件中最重要的一份。该文件内容有一份毛在会议召开前早就审阅过的《通知》，6 份附件。后者不仅包括综述彭真所谓“错误”的文件，还有一篇关于他在“国际活动中的王明路线”的文件；36《二月提纲》的全文，据称是彭真“修正主义”确凿证据；刘少奇和邓小平在北京主持编定的大事记，追溯了从 1965 年 9 月开始的“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

接下来是对《通知》进行表决。用一位与会者的话说：“大家都是赞成的，没有提出不同意见。因为是扩大会，少奇说参加会的人都有权举手。全体举手通过，一字未改。”37

在文件中不但有普通的排印错误——如果有人敢于指出了的话，很容易得到纠正——还有政治性提法上的重要矛盾。考虑到中共领导人对于语言问题的高度敏感，《通知》提到文革时使用了两个不同的提法，这值得人们高度注意。在平常的时候，长期为毛代笔捉刀的政治秘书胡乔木、康生——他在 1975 年去世时，《人民日报》刊登的讣告称其为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等人在党的媒体上展开过代理人的斗争，就“资产阶级法权”和“资产阶级权利”，“阶级社会”和“有阶级的社会”等等意义几乎相同的提法争论不休，据说它们有着本质的差别，能坚持“正确”使用它们据说是社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的区别之一。

但是，在那个场合，似乎没有人注意到，《通知》甚至没有明确下一步要进行的到底是“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还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通知》中这两个提法是并存的。此外，它偶尔提到，文革不仅是一场革命，而且是一场“大革命”，重复了刘少奇对于早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现在有很多史学家认为它是文革的彩排）的描述——一场“更深刻、更复杂、更艰巨的大革命”，超过了中共以往的历次运动。38从这一点来看，《通知》的起草者至少事先已经仔细想过了自己要干什么。文革是中共针对修正主义发起的最雄心勃勃的行动：“同这条修正主义路线作斗争，绝对不是一件小事，而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将来的面貌，也是关系世界革命的一件头等大事。”39

输家

《五一六通知》和关于罗瑞卿“错误”问题报告一样那时在中共内属于机密，只有十七级以上的干部才能在 5 月 17 日政治局仍在开会的时候研读这份文件。它在一年后被解密，刊登于 1967 年 5 月 17 日的《人民日报》；《五一六通知》被描述成“吹响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军的号角”，标志着运动的“强有力的开始”。政治局仍然在开会，全国的高级干部们开始关注它的动态，普通党员和共青团干部一般要再等一个星期左右，在“政治学习”时听到口头传达的文件精神，在毛时代的中国，这些沉闷的下午例会是政治生活中不可逃避的一部分。周恩来在 5 月 21 日的讲话有助于他们推测运动的方向，当时周告诉政治局：“中央与地方以中央为主，国内与国外以国内为主以国内为主，党内与党外以党内为主，上边与下边以上边为主。”他引用了毛的话，重申：“重点放在内、在上。”40

听众是否真的领会了毛的用意是大有疑问的。会后，参与了后半段会议的教育部长告诉其同事们：“现在我非常困惑。”41在周恩来领导下的国务院任职的另一位与会的部长指示部里的党支部书记们：“作好排查目标的工作，在把他们揪出来的时候做到有的放矢。”这次运动指定的目标首先要找出那些“经常发表修正主义意见和观点的，长期对组织发泄不满，有宗派主义行为迹象的，深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严重个人主义，立场和观点极其错误的”42。总之，是那些通常的可疑人物。这也许是一个清算旧账、升官晋职的好机会。然而，这位部长应该从遭到指控的领导人的级别上看出，文革是要“揪出”那些不“经常”带有修正主义观点的人物。

6 月，中南海举行了针对“四大家族”批斗会，这也是文革中无休无止的群众集会的开头。与此同时，北京到处召开有组织的群众集会，庆祝那 4 人的下台，宣誓对中央的效忠。一位西方外交官目睹了一场为重建北京市委而举行的集会，地点就在北京市委办公地点前：

新北京市委书记的任命在 6 月 3 日下午公布了。黄昏时分，激动的北京市民们在排队购买《北京晚报》……北京市委总部成为焦点所在。正门很快挂起了毛的画像，两侧插着标有锤子和镰刀的红旗。弧光灯和广播喇叭竖了起来。从傍晚开始，众多卡车把来自不同区县的人们运送到了这里。一些头头们轮流表示拥护新市委，高喊口号表达对毛泽东思想和中央的信念，表达要粉碎一切“牛鬼蛇神”，维护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所需要的纯洁性。游行受到了严格的控制和精心的组织。除了领呼口号的积极分子以外，队伍中有人面无表情，也有人激动不已。鞭炮和架在三轮车上的擂鼓声让整个场面更显壮观。43

紫禁城由一道红墙屏护，而现今保卫着居住在里面的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精英和官员，使之不受百姓的窥探。中央机关的人员参加了对于“四大家族”成员的批斗和羞辱。44早期的集会是在中央机关支持下组织的；后来集会就演变成了公开大会，许多实际的组织工作是由红卫兵完成的。

罗瑞卿自杀未遂，反而跌断了腿，此后住院就医，起初是受到缺席批斗；同样是军官的妻子代替他接受批斗。45在年底前，她被关进了监狱，而她瘸腿的丈夫则被放在装菜的大箩筐里，抬到集会的台子上，接受一次又一次的批斗——这显示了“群众”的“革命首创性”。1966 年的秋天和冬天，陆定一夫妻遭到反复的公开批斗。46陆的儿子在监狱里被关押了 6 年，他的 3 个小姨子分别被关押了 6 年、8 年、9 年，他的岳母死在狱中。杨尚昆的妻子被撤职，从 1966 年夏天开始反复接受公开的“批斗会”。

对彭真的清洗又导致了无数下级官员作为其“死党”和“黑帮”而遭到撤职和迫害。他的两个高级副手刘仁、郑天翔，与他一起在 5 月份遭到清洗。6 月，彭真手下的所有 10 名副市长（包括吴晗在内）都丢掉了工作。7 月市委书记处书记赵凡遭到清洗，市委宣传部部长李琪在被公开打成“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急先锋”后自杀。10 月，彭真领导的原市委书记处的最后两名成员万里、陈克寒也遭到清洗，加上彭真一共有 81 名官员被秘密逮捕，投入监狱，其中包括刘仁，42 名部局领导人，34 名区县领导人。他们还不知道，若与后来要承受的灾难相比，他们的处境已经算得很人道的了。47

随着彭真系统的瓦解，另一位高级领导人也受到了攻击，尽管他的问题和“四大家族”没有联系。副总理乌兰夫是蒙古族人，担任的职务有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第一书记、内蒙古军区司令兼政委、中共华北局第二书记。在 1965 年冬，中共党内已经在批评乌兰夫处理内蒙古的“阶级敌人”时过于“软弱”。在 1966 年 5 月日益残酷的政治气候中，他的罪名被重新写过，包括反对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毛泽东思想，扬言“制造民族分裂，破坏国家统一”。487 月，刘少奇告诉乌兰夫，他没有“开展阶级斗争，特别是蒙古族的”；邓小平则指出，乌兰夫抓错了“关键环节”，他不该集中精力搞经济发展，而应该抓住“阶级斗争的关键环节”。1966 年 8 月 16 日，乌兰夫被撤销了党内职务，被打成了“内蒙古自治区党内最大的走资派”。49到了 1967 年，乌兰夫也丢掉了在解放军和国务院的职务。

在那些拒绝接受这种命运的人士中，自杀变得日益普遍。5 月 17 日晚，彭真属下主管文教的书记、《人民日报》前任总编辑（1957 年，由于其没有在社论中体现毛个人的想法，遭到了撤职处分）、北京报界长期和吴晗齐名的资深作家、十万分忠诚的共产主义者邓拓——用给他作传的西方人的话来说——“被那些他为之服务的人赶进了自杀的例行仪式”。50毛的政治秘书田家英在大跃进期间提倡部分取消集体化，从而失去了主席的信任，5 月 23 日，他被扣上了“伪造”主席讲话、阻止批判吴晗的罪名，也自杀身亡。6 月 25 日，彭真的北京市政府外事办公室主任自杀，其罪名是维持“与外国的非法联系”。7 月 10 日，北京市委主管宣传的负责人自杀，他生前多次与江青在“京剧革命”的问题上发生过冲突。7 月 23 日，《二月提纲》的两名主要执笔人之一，在被康生的秘书斥责为彭真专门派来监视康生的“特务”后，上吊自杀。许多家庭都在默默承受着苦难。邓拓自杀后，“他的孩子被赶出了学校，妻子被游街示众，‘革命接班人’占据了他老实的宅子。”51

然而，这些个人悲剧与正在酝酿中的更大规模的政治动乱相比，前者只是后者的注脚而已。

赢家

那些死去和下台的领导人的职位必须要有人来接替。政治上有一个令人毛骨悚然而又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法则——“哪里有死亡，哪里就有希望”。中共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接替了彭真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的职务以及陆定一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职务。陶铸曾经是蒋介石黄埔军校短期班的学员，后来转变成共产主义的宣传者和组织者，他经历充沛，讲话直言不讳。大学生们在 1967 年出版了一本叫做《陶铸论陶铸》的集子，其中有这样的话：“我要说我一直是革命的，但我并不总是正确的”，“左的错误，右的错误，我都犯过，但是我没有犯过路线错误！”在中共华北局，李雪峰同陶铸一道得到提升，取代彭真成为了北京市委第一书记；52但是，李没有完成控制首都北京、让毛完全满意的艰巨任务，年底就去了显然要逊色一筹的港口城市天津，担任那里的市委领导职务。军委副主席叶剑英接替了罗瑞卿的军委秘书长和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上文已经说过，中央警卫局局长汪东兴接替了杨尚昆的中央办公厅主任一职。

陶、李、叶得到提升后，又对自己的亲信加以提拔或进行他们孜孜以求的调动。陶铸的情况完美地阐释了中国一句自汉朝就有的俗语，“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意思是一名官员升了上去，其所有的亲戚都跟着爬了上去。陶把许多同事从南方和中部地区带到了北京，其中至少有 54 名县级干部，他们填补了彭真的北京市政府内的空缺。陶还把故乡湖南省委第一书记任命为中宣部常务副部长，把中南局秘书长任命为李雪峰的北京新市委书记处文教书记。53

但是，最大的赢家却是在陈伯达和康生领导下，参加起草了《五一六通知》特别小组的重要成员：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关锋、戚本禹、王力、穆欣。王出身学者世家，曾经是中共的中苏论战小组成员。穆是《光明日报》总编辑，这家报纸是以知识精英为读者对象的中国最杰出的报纸。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这个小组被命名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理论上向政治局常委负责，实际上是毛用之自如的个人工具。它的成立会议召开于上海的临时基地，而没有选在刘少奇、邓小平的严密注视下的北京，这不是巧合。陈伯达宣称他曾经试图拒绝中央文革小组，理由是他只是一名学者，但是周恩来告诉他要服从党的纪律。54后来他发现这个“小组”完全超过了他以往领导过的所有机构，甚至没有哪一个机构像这一“小组”事实上所享有这样大的权力。起初，它主要是高层的一个写作班子，首要任务是把毛不断演化的文革宏图大略付诸纸笔。其初举是 6 月份的 12 点指示，很快又演变成了一份有 23 条的文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党的若干方针问题》，至少进过 31 稿后，最终形成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8 月 8 日提交中央委员会通过。此后，中央文革小组成了推动文革的主要机构。55

反应

党的一些干部觉得《五一六通知》起草者对彭、罗、陆、杨按上的“反党”罪名难以服人。有人立刻开始担忧谁会成为下一个。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党委书记在国外旅行时，提到“老朋友”（他喜欢这么叫）彭真遭到清洗的消息，他的反应时：“我们也不安全。”56有人要求那些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物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即便是在中共中央党校——全国各地的高级干部济济一堂，提高他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的地方——也有人认为给这些党的高级干部扣上这样的罪名在字面上难以理解。校长林枫告诉他们：“这是一个阶级问题，你们不能把注意力放在个人身上。阶级动力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57

在党的干部们表示怀疑的时候，知识分子和党外杰出人士则惊慌失措。5 月 5 日，中国科学院院长、文化界的大红人郭沫若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讲话，他宣称自己写过、翻译过的“几百万字”“拿今天的标准来讲……应该全部把它烧掉”。585 月下旬，中央统战部告知邓小平，在党外知识分子和 8 个“民主党派”中弥漫着“震惊、紧张、恐惧”的气氛。596 月下旬，邓安排刘少奇在人民大会堂向那些地位显赫的“民主人士”简要介绍情况，帮助他们克服对于文革和清洗党内四大修正主义分子的焦虑。邓坚持说，从中共的立场来看，这次清洗是“正常的现象，健康的现象”。60

刘少奇重复了林枫的观点，把垮台的四人几乎比作了妖怪，鉴于其后来的命运，这实在具有讽刺意味，他说：“从个人来说，是可以不搞了，但是从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是正常的，不奇怪的，阶级斗争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他们为什么要搞，是他们的阶级要他们搞。”61我们不清楚刘自己——更不用说那些知识分子——对于这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官样文章是否觉得可信，但是至少它可以作为一种事后的解释进行兜售。更加难以解释的是怎么预先发现修正主义分子，既然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表面上是红旗，他们讲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讲的是社会主义，搞的是资本主义的一套”。62刘别扭的解说让修正主义分子成为了隐形人，虽然媒体在聒噪：修正主义分子不管伪装得多么巧妙，掌握了“毛泽东思想的望远镜和显微镜”就能识别他们。63

“紧跟”主席

事实上，《五一六通知》不仅仅是甚至不主要是一份总结斗争胜利成果的文件，而是一份实际上指向了未来的文件。这一点毛在他亲笔添加的关键段落中已经有所表示。当时毛告诉陈伯达和康生，他是特别有意要让这些段落具有“鼓动性”。64康向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与会者们做了怎样进行解读的提示。康在会议初的一天，代表林彪宣称，“真正触及灵魂”的段落是文章的最后一段。65毛亲笔写下的这一段是：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66

毛的心里想的是谁呢？奇怪的是，连毛身边的亲信也不知道主席所指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一个或几个身份。戚本禹在 1967 年 4 月说道：“甚至去年毛主席提出有的（赫鲁晓夫式的）人正在被培养为接班人，睡在我们身边，我们很多同志还不理解。”67张春桥在 1967 年 5 月说道：“运动开始的时候，对主席的话，只有少数人有模糊的认识，完全没有什么反响，特别是那一段‘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当时我没有真正看懂。我只想到了彭真，没有完全想到是刘少奇。”681968 年 10 月，即便是康生也坚持说：“当时我们也没有感到这指的是刘少奇。毛主席这一重要指示，我当时了解得很肤浅。”69

事实上，只有毛才能“识别”修正主义分子，更准确地说，只有毛才能决定他们是何许人也。清洗“四大家族”是主席的一大妙招，但是在他指出他们的名字以前，没有人能确定他们是真正的目标。毛严守机密。就是把自己的长远目标透露给心腹亲信也有走漏风声的危险。他的计划一旦泄露一星半点，他要打算打倒的对象就可能先发制人。

毛的深藏不露导致了一个更为深刻的后果：在文革期间，毛的热忱的支持者们必须凭直觉感知毛要什么，然后去实现他们所确信的毛的目的。他们必须“紧跟”主席，有时候甚至可能超出毛的想像。基于上述理由，文革的幸存者们把运动最可恶的行为归罪于毛激进的同伙，是有一点道理的。但是，主席有意为之的含糊晦涩才是最终的原因。70

保卫首都

体现毛的谨慎——也许是妄想症——的一个极好的例子就是他在清除彭真后，采取措施以巩固首都的安全。71一边是官员的降职，党和政府组织关起门来，开会揭批，另一边是同时极其秘密地在北京城内和城外调动军队。从 1965 年秋天开始，毛在讲话中断断续续提到有政变的危险。我们没有办法知道他是否真的相信这一点。林彪和周恩来在 5 月份的政治局会议上又对此作了强调，周表示：“对政变的危险，同意林彪同志的讲话”，彭真则简短地作了否定。72但是，主席一直教导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虽然林彪牢牢地控制了军委，毛还是不想冒任何风险。73

为了响应毛对于首都安全的关切，一支执行特别任务的力量，即人们所知的政治局常委会的“首都工作组”得以成立。74“首都工作组”由中央军委新任秘书长叶剑英元帅担任领导。叶的副手是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将军、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将军。该工作组成员包括解放军总政治部的一位副主任，北京军区的两位副司令员，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秘书厅的主任，中共华北局的书记。75杨成武在文革“发动阶段”的表现深得毛的满意。1967 年 1 月戚本禹评论道：“这次文化大革命，杨成武是有特殊贡献的，有特殊的功勋。没有他指挥部队顶着，罗瑞卿早就政变了。”76

尽管“首都工作组”的办公室就安在军委内，林彪又是军委排名第一的副主席，但是他在工作组内却没有个人代表。直接听取叶剑英工作汇报的政治局常委是周恩来。5 月 26 日，工作组第一次全体会议授权叶剑英，遇有紧急情况可调动卫戍部队，只需征得周恩来的同意，周恩来不在时可报邓小平。77

1966 年 6 月，“首都工作组”把公安部队在北京的两个武装警卫师，调归北京卫戍区建制。78与此同时，此前的一个命令也得到了实施，1966 年 2 月，中共中央书记处根据毛的指示，撤销中国人民公安部队独有的建制，不再由军委和公安部共同领导。79工作组接下来大力充实了北京卫戍区，从 1 个师、1 个团扩充到了 3 个师、1 个团，很快又发展到 4 个师，每个师下辖 6 个团，再加上 1 个独立团，再加上许多其它部队。两个新增的解放军主力师即 70 师和 189 师，都是从河北省调来的，与杨成武都有历史联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遇有紧急情况有权调动邻近地区的 3 个师。80他直接向军委负责，也就是说首先向毛和林彪负责，而不是向所在的北京军区司令员负责。

这时卫戍区司令员也换人了。北京军区在“首都工作组”的两位副司令员之一傅崇碧少将代替了李家益少将。傅、李二人都参加过长征，都曾率领重兵赴朝鲜参战（李是副师长，傅是师长），但是傅与李不同，傅在 1940 年代是杨成武的部下，傅、李二人有长期的紧密关系。81据说后来杨告诉傅：“你傅崇碧如果不是因为我，根本当不了卫戍区司令”。82

1967 年主席在同到访的阿尔巴尼亚代表团的即席谈话中表明，毛真的相信，在 1966 年 5 月前，他和客人们若在北京街头行走时会“不安全”。的确，当时有一个媒体没有报道的事件：1966 年 2 月 2 日上午，人民大会堂北侧的一个窗子突然被一发来自 5.6 毫米口径步枪的子弹洞穿。事故？暗杀？疯子干的？一个以公安部副部长为首的精干的调查小组迅速得出结论，开枪者是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的十几岁的儿子，那天上午他在街对面的自己家屋顶上瞄准一只麻雀进行射击，但是子弹打偏了。83从政治的角度看，更重要的是，同样在 1966 年 2 月，两名男子由于散布“反革命传单”、图谋炸毁天安门，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 3 年徒刑。84毛告诉他的阿尔巴尼亚客人，总体上他对“首都工作组”采取的军事举措感到满意。“公开发表北京市委改组的时候，”毛宣称，“我们增加了两个卫戍师。……所以，你们才能到处走，我也才能到处走。”85周恩来在一年后回顾军队的重新部署时少了些夸张，他坚持说这些变化“不是什么大事”。86

1967 年 1 月，周告诉一帮难以驾驭的学生，新扩编的北京卫戍区的部队是非常“能干和精干的”。周恩来解释道：他们不容许人民“辱骂他们”、“用拳头打他们”，他们肯定“不会向人民开枪”。“如果你骂他们，打他们，你要知道他们是毛主席的战士。”87根据傅崇碧在文革高潮时表示，北京卫戍区拥有 10 万多名干部、战士、百姓和家属。他在大约 30 年后回忆道：“那时候发到卫戍区的中央文件比（整个北京）军区的还要多”。88

除了采取措施保证大北京地区的“安全”以外，“首都工作组”更加秘密地加强了中南海大墙内的安保措施。根据周恩来在 1967 年 6 月的讲话，很多年以来中南海其实是被杨尚昆“统治”的，到处都是“背景复杂”的人。为了确保中共主席的“安全”，毛甚至还担心“党中央有个反革命集团要刺杀我”，89杨尚昆的继任者汪东兴对中央办公厅进行了重组。周恩来解释道：“如果我们不把这些人赶走，主席就不会回中南海”。90

在毛泽东及其同事居住的中南海内，不仅与杨尚昆可能有“非法联系”的人员遭到了清洗，而且许多单凭资历在那里居住多年的党的重要人物被纷纷“赶走”。7 月初，副总理李富春和汪东兴告诉他们，中央“刚刚做出决定”，只有与政治局常委的工作直接相关的高级官员才能住在中南海里。其他人都要被安置到北京的其它地方。91

“到了 6 月份”，周恩来在大约一年后回忆道，“北京就安定了”。92北京也许是安定了，但是它从来也不安静。正是在这个月里，文革变得公开、喧闹和狂暴。93

Footnotes

  1. 《毛主席林副主席关于报刊宣传的指示》（无出版者署名，1970），页 303-308；李雪峰：《我所知道的“文革”发动内情》，页 606。据李雪峰回忆，毛在评论《人民日报》时说“我看你们只是半个马列主义者，半个三民主义，你们自己做结论，算不算马列主义？” ↩

  2. 金冲及编：《周恩来传：1949-1976》，两卷本（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下卷，页 879。另有一件事增加了主席对彭真的敌意，尽管后者并没有因此而遭受攻击。在此前的几周内，中国领导人正在讨论是否派代表团去出席苏联共产党“二十三大”。彭真是唯一提出派遭代表团的人，毛否决了这一提议。吴冷西：《十年论战》，下册，页 933-939。 ↩

  3. 国防大学：《文化大革命》，上册，页 10-11。 ↩

  4. 有关陈伯达在毛泽东思想形成过程中的作用的分析，参见雷蒙德·怀利：《毛泽东主义的出现：毛泽东，陈伯达和中国理论的探索，1935-1945》［Raymond F. Wylie, The Emergence of Maoism: Mao Tse-tung, Ch'en Po-ta and the Search for Chinese Theory, 1935-1945（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0）］。陈伯达承认自己一直没有看懂马克思的《资本论》第章；《王力反思录》，下册，页 702。 ↩

  5. 国防大学：《文化大革命》，上册，页 12。 ↩

  6. 有关这些事件的时间顺序及其产生的问题，参见黄靖：《中国共产党政治中的宗派主义》，页 279-280；有关彭真早期追随刘少奇的过程，同上，页 86，页 129，页 143-146。 ↩

  7. 刘少奇回国后的第一站是昆明。他的贴身卫士在多年后回忆，他在那里告诉妻子王光美：“中央叫咱们在这里休息一个礼拜，让外交部的人先回北京。”但是还没等他站稳脚跟，毛就打来紧急电话，命令他立即飞往杭州参加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贾兰勋：《贴身卫士忆少奇蒙难》，《百年潮》，2000 年第 1 期，页 9-10。 ↩

  8. 李雪峰：《我所知道的“文革”发动内情》，页 607-609。 ↩

  9. 《参考消息》，1966 年 5 月 3 日。 ↩

  10. 中国科学院革命历史研究所近代革命史研究所编：《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汇编》（北京，1967），页 183。 ↩

  11. 国防大学：《文化大革命》，上册，页 25。 ↩

  12. 青海八八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宣传组编：《资料选编：中央首长讲话专辑》（西宁，1967），页 12。 ↩

  13. 同上，页 7。 ↩

  14.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陆定一在文教方面的罪行》（北京：斗彭罗陆杨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筹备处，1967），页 5。 ↩

  15. 此处根据文革后广泛接受的版本；据一份更早也更复杂的时间表，中国公安机关从 1962 年就开始注意严慰冰了。参见北京政法学院革命委员会资料组编：《形形色色的案件》（北京，1968），页 18-33。 ↩

  16. 晓涵、米雅：《789 集中营》（加拿大安大略省宾顿市：明镜出版社，1998），页 12-30。 ↩

  17.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 19。 ↩

  18. 国防大学：《文化大革命》，上册，页 25。 ↩

  19. 《叶子龙回忆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页 225。 ↩

  20. 《红鹰》（北京），1967 年 9 月 14 日，页 2。 ↩

  21. 《杨尚昆日记》，上册，页 716；《叶子龙回忆录》，页 223-231；沈迈克采访苏绍智，1992 年 4 月。在文革初，苏是《人民日报》理论部成员。 ↩

  22. 《参阅材料》（无出版者署名，［1976］），第 10 册，页 18。 ↩

  23. 王年一手稿，页 84。 ↩

  24. 同上；首都部分大专院校中等专业学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编：《天翻地复慨而慷 -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修订本（北京：1967），页 23。 ↩

  25.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无出版者，1967 年 4 月），页 21。 ↩

  26. 金冲及：《周恩来传》，页 883。 ↩

  27. 在 1966 年 6 月 10 日。苏东海、方孔木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风云实录》，两册（本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下册，页 1054。 ↩

  28. 青海八·一八：《资料选编》，页 11。 ↩

  29. 政协全国委员会机关、卫东革命战斗队，东方红战斗团、红卫兵造反派编：《彻底摧毁十七年来政协工作中的刘邓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页 67。 ↩

  30. 穆欣：《办〈光明日报〉十年自述》，页 287。 ↩

  31. 青海八·一八：《资料选编》，页 4、6。有关康生参与起草林彪讲话的情况，参见陈晓农编：《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他》（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8），页 93。 ↩

  32. 穆欣：《办〈光明日报〉十年自述》，页 287。 ↩

  33. 《参考消息》，1966 年 6 月 21 日。 ↩

  34. 参见《关于罗瑞卿错误问题的报告》，页 287-214。 ↩

  35. 声明文本载国防大学：《文化大革命》，上册，页 24-25。 ↩

  36. 共产国际支持的王明在 1930 年代末期是毛的对手，后来自愿流亡到了莫斯科。他象征着苏联共产党出于修正主义的目的企图控制中共。 ↩

  37. 李雪峰：《我所知道的“文革”发动内情》，页 611。 ↩

  38. 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革命造反队编：《刘少奇在各地散布的修正主义言论汇编》（上海，1967），页 210-211。 ↩

  39. 国防大学：《文化大革命》，上册，页 3；著重号系作者所加。 ↩

  40. 青海八·一八：《资料选编》，页 10-11。 ↩

  41. 大字报编辑组编：《教育部文化大革命大字报选集》（无出版者署名，无出版日期），1966 年 11 月 21 日，第 131 页。 ↩

  42. 商业部机关红色造反团、北京商学院红反军编：《姚依林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罪行》（北京，1967），页 58。 ↩

  43. 英国驻京代办唐纳德·霍普森致外交部密电［Public Record Office, Kew, FQ 371/1869/80, Restricted telegram from Donald Hopson, U.K. charge d'affaires，Beijing, to Foreign Office, London, No. 422（repeated for distribution as No. 425），“Campaign against anti-Party elements"，June 1,1966］。 ↩

  44. 黄瑶：《罗瑞卿传略（下）》，页 186。 ↩

  45. 黄瑶：《罗瑞卿》，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中共党史人物传》，60 册本（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1996）（以下称《中共党史人物传），第 46 册（1991 版），页 65。 ↩

  46. 陈清泉、宋广渭：《冤案不平拒不出狱的陆定一》，《炎黄春秋》，2000 年第 6 期，页 26。 ↩

  47. 《北京市“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5-1967》，载中共北京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北京党史资料通讯》（以下称《北京党史资料通讯》），增刊，第 17 期（1987 年 5 月），页 23 页；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1921-1997》，19 卷本（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以下称《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 10 卷，页 134。 ↩

  48. 《内蒙古自治区大事记》（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8），页 100-101。 ↩

  49. 《刘少奇同志同鸟兰夫同志谈话记录》，1966 年 7 月 2 日，文革影印本，费正清中心图书馆。 ↩

  50. 齐慕实：《毛泽东中国的宣传与文化——邓拓和知识分子》［Timothy Cheek, Propaganda and Culure in Mao's China: Deng Tuo and the Intelligentsia（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7），Pp. 236-237, 279-283］。张春桥预先知会了邓拓，因此邓拓是北京市委中唯一预先知道姚文元文章的人；邓拓和张春桥两人在抗战中曾供职于同一家报社，这奇妙地反映了在中国共产党体制中人际关系的重要性。《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上册，页 17。 ↩

  51. 齐慕实：《毛泽东中国的宣传与文化——邓拓和知识分子》，页 292-293。 ↩

  52. 作为中共华北局第一书记的李雪峰地位有些不同寻常，因为他名义上所主管的地区下辖两个省级单位的领导人地位比他本人还高，其中北京领导人彭真是政治局委员，内蒙古乌兰夫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内蒙古乌兰夫研究会编：《乌兰夫年谱》，两册本（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下册，页 9-12。 ↩

  53. 《红旗战报》（北京：中共市委政策研究室），第五期（1967 年 1 月 21 日）。 ↩

  54. 陈晓农编纂：《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香港：阳光环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页 268。陈伯达提出康生也许是更好的人选，周恩来说他不合适。这也许暗示了毛觉得康生的安全工作背景会激起人们的敌对情绪。 ↩

  55.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页 64-65，页 80-84；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 56。在 7 月中旬毛泽东回京后，中央文革小组的重要性得到了戏剧性的提高；有关对其内部结构、运作方式等更详细的描述，参见本书第 5 章。 ↩

  56. 对外文委井冈山革命造反联络站编：《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昌》（北京：1967），页 49。 ↩

  57. 上海机械学院革命委员会“红色挺进军”编：《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8 册本（上海，1967），第 1 册，页 67。 ↩

  58. 转引自“每季大事与文献”，《中国季刊》，第 27 期（1966 年 7-9 月），页 192。 ↩

  59. 中共中央统战部革命造反团、红五月兵团材料组编：《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在统一战线方面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选编》（北京，1967），页 120。 ↩

  60. 政协全国委员会机关、卫东革命战斗队、东方红战斗团、红卫兵造反派编：《彻底摧毁十七年来政协工作中的刘邓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页 71。 ↩

  61. 同上，页 67。 ↩

  62. 同上，页 68。 ↩

  63. 《解放军报》，1966 年 6 月 7 日。 ↩

  64. 穆欣：《办〈光明日报〉十年自述》，页 283。 ↩

  65.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 10。 ↩

  66. 国防大学：《文化大革命》，上册，页 4。 ↩

  67. 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编：《中央首长讲话》，4 册本（北京，1967），第 4 册，页 273。 ↩

  68. 《内部资料》（北京：清华大学井冈山作战部），1967 年第 173 期，页 1。 ↩

  69. 中共北京市委党校资料室编：《康生言论选编》，3 册本（北京，1979），下册，页 82。在参加政治局会议的与会者之中，最没有读懂毛发出的微妙信号的是副总理谭震林，他在国务院的日常分工包括农、林、水产和气象。6 月 7 日，他在向水产部党委传达会议“精神”时，最后这样号召大家行动起来：“同志们，行动起来，坚决勇敢地前进，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少奇、恩来、小平、林彪等同志。谁敢反对他们，我们就坚决斗倒他，直到彻底消火他。”参见《打倒谭震林材料汇编》（上海，1967），第 1 册，页 6；《关于谭震林问题的初步综合材料》（北京，1967），第 2 册，页 17。 ↩

  70. “紧跟”深藏不露的领导人的概念出自伊恩·克肖的《希特勒传》［Ian Kershaw, Hitler, 2 vols.（London: Allen Lane, 1998, 2000）］，它是该书的一大主题。红色高棉的领导层在神化波尔布特的意旨时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据波氏的一位同事说：“他会做出暗示，让我们自己去想…（由于这种过回曲折）有时候很难猜测他在暗示什么。所以我们十分小心，生怕误解了他的意思”。菲利普·肖特：《波尔布特：噩梦的解析》［Philip Short, Pol Pot: Anatomy of a Nightmare（New York: Henry Holt, 2005），p.338］。 ↩

  71. 毛的医生证实他患有妄想症；参见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 ↩

  72. 青海八·一八：《资料选编》，页 2-13。彭真反驳道，他做梦也没有想过要搞政变，更不用说去实施了，并且向中央进行挑战，要求中央查出他和罗、陆之间的不正常关系。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 16-18。 ↩

  73. 载《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Mao, The Unknown Story（London:Jonathan Cape,2005），p.528］，作者张戎、哈利德（Jon Halliday）说，1966 年 2 月彭真在四川秘密探访了彭德怀元帅，两人也许讨论了使用解放军来阻止毛的可行性。其实，该书所用的资料缺乏说服力，出自师东兵所著的《最初的抗争：彭真在文化大革命前夕》（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一书，该书中再现了两位领导人的完整谈话，却没有说明作者是怎么听来的。如果主管中共档案的人士公布彭真一生在 1949 年后的年谱，就可以确定事情真相。此外，据原北京市委机关毛泽东思想红旗兵团编：《彭真罪恶史（1925-1966）》（北京，1967）记载 - 一该史书几乎记录了彭在 1966 年 2 月每一天的活动一一彭真从 20 日到 28 日视察了四川。该书没有提到他会见了彭德怀，而只是说他会见了李井泉。《打倒李井泉》（重庆，1967）非常详细地叙述了彭真对四川的视察，说明了他做了什么事，见了什么人，他们谈了什么，等等。它说彭真是“2 月下旬”到的，3 月 6 日返回了北京。它没有提到彭真与彭德怀彭的会面。《打倒李井泉》的出版者着实算得上是消息灵通，也确实有写作的政治动机，如果他们知道一点二彭见面的风声，那么一定会说这是彭的“黑”主子的另一个“黑”阴谋。 ↩

  74. 《周恩来年谱》，下卷，页 31-32。 ↩

  75. 同上。 ↩

  76. 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中央首长讲话》，第 1 册，页 72。 ↩

  77. 《周恩来年谱》，下卷，页 33。 ↩

  78. 同上，页 32。 ↩

  79. 沈迈克：《忠不忠的问题——1967 年的中国公安部队》［Michael Schoenhals，"A Question of Loyalty: China's Public Security Force in 1967"，paper presented at 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annual meeting, Chicago，March 14,1997］。 ↩

  80. 《傅崇碧回忆录》（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页 175-183；中共北京市委组织部、中共北京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北京市档案局编：《中国共产党北京市组织史资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页 783-789。 ↩

  81. 谭锋：《中国人民志愿军人物录》（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页 263-264，页 653。 ↩

  82. 《北京军区机关无产阶级革命派揭发批判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罪行的材料》（北京，1968），页 17。 ↩

  83. 于桑：《人民大会堂窗户玻璃枪击事件侦破记》，载祝春林编：《历史瞬间》（北京：群众出版社，1999），第 1 册，页 259-267。 ↩

  84.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第二学习班党委：《关于刘云峰问题的复查汇报材料》，1972 年 4 月 27 日，页 6。1970 年，北京市革命委员会重新审理了这个案件，判处被捕的两人死刑。 ↩

  85. 王年一：《关于贺龙冤案的一些资料》，《党史研究资料》，1992 年第 4 期，页 3。 ↩

  86. 北京财贸学院编：《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的重要讲话》（北京，1969），页 35。 ↩

  87. 浙江师范学院“红东海”战斗队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部分资料汇编（3）》（台州，1967）页 283。 ↩

  88. 《傅崇碧回忆录》，页 180。 ↩

  89. 参见 1981 年许世友将军回忆 1965 年冬天他与毛泽东在杭州的谈话；转引自王年一：《关于贺龙免案的一些资料》，页 3。 ↩

  90. 《动态》（北京：清华大学井冈山第三动态组），第 74 期（1967 年 6 月 13 日），页 1；《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六）》，两册本（北京，1967），上册，页 ↩

  91. 徐则浩：《王稼祥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页 571；《王力反思录》，下册，页 728。 ↩

  92. 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中央首长讲话》，第 4 册，页 68。 ↩

  93. 中国的学生们在 1966 年秋设计了一张表，用来对比“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干革命的方式。无产阶级的“方式”是“群众运动，轰轰烈烈，非常‘混乱’”，相比之下资产阶级喜欢把“群众运动搞得冷冷清清，非常‘有秩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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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第一轮排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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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校园大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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