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 毛主席的最后日子

普通老百姓可没有邓小平那样幸运。一些省市在 3 月份发生的事件以及后来的天安门“反革命政治事件”引发了全国性的镇压活动。从 4 月 4 日到 5 月 21 日，公安部向全国各地公安机关发出了 5 个“电话通知”，不断催促它们严厉打击那些“制造或者传播反革命谣言”以及散布“所谓周总理遗嘱”的人士。¹在不同的地方，随后的镇压活动的力度也有所不同。在毛远新的大本营辽宁，来自省委以及省公安部门的高级干部在 4 月下旬召开了为期两周的会议，决定在更大范围内打击“反革命活动”，主要目标是“反革命造谣者”。到 9 月份为止，大约 685 名嫌疑犯受到审查，213 人遭到拘留，至于其过错，充其量不过是对邓小平小心地表达了一点同情，对江青含蓄地进行了一点批评而已。²在河北省省会石家庄，所有已知在 3 月下旬至 4 月初去过北京的市民都受到调查，结果其中有 280 人（每四人中有一人）到过天安门广场，他们被迫交出 154 张有关“活动和反动诗词”的照片。³

对于镇压天安门事件的规模，人言人殊，分歧很大。公安部的说法几乎肯定是误导——“40 天内，全国约有 1662 人被拘留，390 人被捕”。⁴一份详尽的德国研究引用了香港和台湾情报机构的数字，前者称“全国有数百万人受到牵连”，而后者称“全国有近万人丧生”；这一研究指出，如果这些数字可信的话，那么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迫害之一”。⁵一位中共的党史高级学者在 1984 年做了一个更加冷静的估计：“多少人被抓？多少人被审讯？多少人死亡？没有（总的）数据，只有片断……（根据这些数字）估计全国有近万人正式被捕。事实上，那些没有进公安局，而是在自己单位受到隔离审查的人数要大得多的多。”⁶不管真相如何，姚文元当时的结论是严厉镇压是有效的。5 月 7 日，他对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一位高级笔杆子说“暴力”是革命和镇压天安门事件的核心。他的结论是：“在未来的斗争中，暴力仍然是关键。”⁷

就算人们躲得了暴力的威胁，也躲不了形式主义的烦扰，中国各地一系列的宣传大会如期而至。4 月 8 日，共青团北京市委召开第一次群众大会，13000 名青年工人、学生和民兵在会上宣誓“坚决支持党中央粉碎反革命逆流的两项决议”，“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到底”。第二天，10 万多北京市民走上街头，进行游行示威。吴德在讲话中说邓小平的“迅速倒台”是“对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沉重打击”，不但“让人民欢欣鼓舞”，还表明了“形势确实一片大好”。⁸一位外国居民注意到：

年迈的家庭主妇们乐意于片刻摆脱她们的日常劳作。阳光普照，这是一个适宜到户外去的好天气。她们三五成群，走向广场，有的人迈着小脚，步履蹒跚，还有的人摇摇晃晃，气喘吁吁。她们直接来自工厂，穿着褪色的外衣和破旧的衣服。每人手里拿着一面批邓的粉红色纸旗。头头们时不时打断她们的谈话，带领她们高呼：“打到邓小平！”然后继续聊天。一位年轻的工人快活地打着鼓，这面红色的大鼓在三轮车上没有放稳。骑车的人开了个玩笑，他突然倒向一侧，鼓几乎翻了个。周围的人都笑了，鼓手也笑了。⁹

在整个 4 月份，中国各地都举行了类似的支持上述两项决议的大会和游行。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和他一名英国议员的同事在上海跟着游行队伍走街串巷，来到了一处主要的广场参加群众大会，当地党的领导人在会上发表了讲话。4 月 26 日，在北京，华国锋、“四人帮”、陈锡联、吴德和其他领导人接见了在天安门事件中“立功受奖的首都工人民兵、人民警察和军队的代表。¹⁰

激进派并不满足于单纯召开群众大会，他们试图建立一套完整的“理论“来解释天安门广场上发生的事件。4 月中旬，北京市委宣传组组织全市 26 个单位（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理论工作者”，召开了一场为期一周的会议。争论的焦点集中在所谓“共产党内的资产阶级”。¹¹“四人帮”近来一直在号召作家和艺术家通过艺术和大众文学来表现这一主题。正如张春桥向文化部部长于会泳所解释道的：

现在还没有一部写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与党内走资派作斗争的有深度的作品。这方面一定要注意。如果我们不好好研究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斗争特点，党内走资派的实质和他的特点，就难以写出这方面有质量的好作品。这样的作品，不仅对今天的人民有教育意义，对教育后代也有意义。¹²

于会泳又把这一信息传达给了北京京剧界的一批高级剧作家：

写与走资派的斗争，是我们当前紧迫的任务……要以出色的成绩作为有力的炮弹，向 XXX 所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向反击右倾翻案风进行反击。过去江青不是说过要开排炮吗？现在我们要开新的排炮！¹³

启用华国锋Copy Anchor Link

中国新总理更关心的是实践而非理论问题。中国人民对于华国锋几乎是一无所知，即使是在政治局里，他的权威和职位也是远远不能相称的。对幸存的老帅们来说，他根本取代不了邓小平；在激进派看来，他不是他们中的一员。对华来说，幸运的是，他很快就抓住了主席递过来表示信任的救命稻草。4 月 30 日晚，毛在接见新西兰总理罗伯特·马尔登后，华留下来同主席进行了难得的谈话。此时毛说话已讲不清楚了，连华都听不明白，毛就在纸上潦草地写了在毛身后的继承人之争中起到关键作用的三句话，它们是：“慢慢来，不要着急”；“照过去的方针办”；而最符合华心意的是“你办事，我放心。”毛死后，“你办事，我放心”这句话成了华的护身符，仿佛毛指的是一切场合。但是，华在那天晚上稍后赶上马尔登一行后，向外交部部长乔冠华解释，毛写这些话的背景是西南地区的批邓运动遇上了很强的阻力，局势十分紧张。¹⁴确切地说，毛给华真正的最后指示是他们在 6 月 25 日见面时的“国内问题要注意。”¹⁵

无疑，华清楚地知道，主席之所以在接班人问题上抛弃王洪文，是因为王不能处理国内问题，华竭尽全力地执行毛的指示。6 月 26 日，他发布了一份措辞严厉的中央文件，试图平息山西逐渐升级的派系和劳工冲突，防止其破坏国家主要产煤区大同附近的铁路运输。¹⁶华还试图结束在河北工业城市保定持续了四年之久的内战，但是没有成功。¹⁷许多省份的局势十分紧张，包括毛自己的家乡——在湖南省委机关大楼外面的暴乱中，有 20 人受伤。¹⁸公安部（华兼任公安部部长）召集各地公安部门的领导人，举行了一场为期两周的会议，讨论国内总的形势以及“当前敌人的阴谋”。¹⁹

倒计时Copy Anchor Link

毛是在心脏病发作期间向华做的最后指示。在中南海红墙外，很少有人知道这些病况对主席来说有多么严重。5 月 11 日，毛在同一直服侍他的服务员张玉争吵后，第一次心脏病发作。²⁰随后他的病情稳定了下来，但是到 6 月 15 日，政府发言人告诉外国媒体：“毛主席年事已高，仍然工作繁忙。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决定不再安排毛主席接见外国贵宾。”²¹外交部《公告》把这个消息通知了中国公众。²²6 月 26 日，在毛向华做出最后指示后的第二天，毛再次遭受心肌梗塞，这一次要比上一次严重得多。这就促使中央向全国的高级官员们发出通知，大意是毛泽东患了重病。²³6 月份，开始计划建设毛的纪念堂。²⁴

对很多迷信的中国百姓和官僚来说，另有其它的征兆预示着 1976 年是一个时代的结束。周恩来去世了。7 月 6 日，革命将领中地位最高的朱德元帅去世，享年 89 岁。在革命初期，朱德的忠诚能够使得主席确保军队从属于党。朱德的去世具有象征意义。此时军队的将领们正在考虑对党政的文官发动第一次政变。

但是，对于富有传统的老人们来说，最大的预兆是 7 月 28 日华北发生的大地震，它预示了人间将有大分裂。地震的震级达到里氏 7.8 级，河北省煤炭基地唐山市大部分地区被夷为平地。根据官方公布的数字，这次地震导致 242000 多人死亡，164000 多人重伤。²⁵在约 125 英里以外的北京，强烈的冲击波造成很大的破坏。许多居民担心楼房在余震中不安全，就在大街上和地震棚内住了好几个星期，有的地方一直持续到了初冬。在中南海，地震惊醒了毛，他同意把他连同病床一起移到一处安全的建筑内。²⁶在邓小平家中，惊慌失措的儿女们不得不破门而入，闯入了他的卧室（出于安全的考虑，门一直是紧锁的），带着睡不醒的父母跌跌撞撞地走到了屋外；邓小平夫妻由于吃了安眠药，在地震中犹自酣睡。²⁷

对于华国锋而言，地震是展现其领导力的天赐良机。他领导高层调查组，全面负责救援工作，为了展现国家的自信，拒绝了国际援助。

对于“四人帮”而言，地震相反是一场政治灾难。他们说救援工作压制了批邓运动。姚文元以国家还有其它重大事务——“学习，批邓，抓革命，促生产”——为挡箭牌，限制了对救援工作的报道。根据他的指示，《人民日报》刊出了社论警告说，只要发生自然灾害，机会主义者就会利用暂时的困难来改变革命方向，复辟资本主义。²⁸

也许是意识到了“四人帮”的恶劣形象，即 8 月下旬，迟群和姚文元在《北京日报》上宣传江青最近视察新华印刷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而这些单位的大多数人员都住在地震棚内，通栏标题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江青同志代表毛主席、党中央看望首都人民》，吴德似乎不能容忍这一过分之举。吴德在多年后说，他不愿意在由他领导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机关报上刊登这篇报道及其标题。他决定在正式发表清样前征求华国锋的意见。华自然是更加不情愿了，他告知吴德暂时压下这篇清样，如果有人问起来，就说是交给他了。²⁹虽然毛在这世上还有几周能活，但是争夺政治遗产的战斗已经高潮跌宕。

应急之策Copy Anchor Link

4 月初的天安门事件以及毛的即将辞世促使华国锋和其他政治局成员关注起国内问题。在毛第二次心肌梗塞的那一天，陈锡联将军——北京军区司令，自 2 月以来代替叶剑英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要求吴德起草应对“可能产生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应急方案。吴德把这一任务交给了包括北京公安局局长刘传新和北京民兵领导人在内的联合工作组去办。7 月 9 日，联合工作组把拟定的应急方案交给了吴德、陈锡联审阅。³⁰

这一方案的标题为《对可能产生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应对设想》，一共分三个部分。第一方案应对的事件“小于”“四·五天安门事件”的规模，要动用大约 30000 名工人民兵、500 名警察、北京卫戍区的 8 个连。第二方案应对的事件与天安门事件规模“相当”，要动用 50000 名民兵、1500 名警察、北京卫戍区 10 个营。第三方案应对的是规模“更大”的严重事件，要动用 100000 名民兵、3000 名警察、北京卫戍区的 24 个营，与“反革命”作战。在武器的运用方面，一般的原则是对于没有武装的暴乱分子主要采用非杀伤性的武器，如棍子；对于有武装的暴乱分子采取强大的火力。³¹

上海也起草了类似于北京的计划。在天安门事件还在进行的时候，在中央身居要职的王洪文每天从北京打电话给上海革命委员会的下属马天水、王秀珍，让他们把工人民兵“拉出来”，“防止上海出现类似天安门广场的事件”。4 月 8 日凌晨 3 点，王洪文打电话给王秀珍，同她交流了（“你对外不要讲”）有关首都民兵不够精干的观点。他说，在首都的一些地区“有的有民兵，没有汽车；有的有汽车，没有民兵；不配套，再加，北京是单向道，结果时间拖延。”³²言下之意是上海可以做得比北京更好。王秀珍及其同事经过了一天的紧张磋商后，匆忙起草了三项应急方案，代号分别是“反击一”、“反击二”、“反击三”，计划出动公安部队和工人民兵，分别对应“局部地区出现”、“可能扩大“和事态严重三种情况。每一种情况下出动多少人，使用什么装备都不得而知。为了加强普遍的安全措施，从 4 月份开始，每晚大约有 200 至 300 个工人民兵小分队在上海街头巡逻，直到 1976 年 10 月止。³³

不清楚中国其它地方有没有制定类似的方案。但是，其它地方很少有代表团到首都来学习“先进经验”。按照王洪文的说法，北京有一支“豆腐兵”。当他得知有些民兵部队不愿参加镇压“四·五天安门事件”的活动后十分愤怒。³⁴由于“四人帮”牢牢地控制着宣传领域，全国“平暴”的模范一如既往的是上海。在 1976 年夏天，天安门事件后，来自东北三省（处于毛远新的控制下）以及邻近的江苏的六个城市代表团到访，向上海的工人民兵学习。³⁵

毫无疑问，王洪文正沉湎于“一月风暴”中带领“工总司”战胜上海党政组织的光辉岁月。但是，他应该记得，即使是张春桥也把那次胜利归功于当地军队首长的支持。在毛去世后，失去靠山的“四人帮”面临的危险不是前述两种方案所设想的街头暴动，而是怎样应对解放军的真枪实弹。尽管北京的民兵也许不值一提，但是王洪文应该注意到，北京的第三方案设想调动解放军的 24 个营。虽然南京军区（上海在其管辖内）司令员丁盛在同“四人帮”在上海的代理人会面时表态给予支持，³⁶但是在危急关头，他真的会出兵救助激进派的大业吗？在这一不确定的情况下，王洪文的计划流于空想。

“四人帮”的成员们意识到了他们的问题所在。张春桥完全清楚军队是多么地讨厌他。4 月 5 日晚，当他在人民大会堂的窗帘后面观看天安门广场清场时，不仅想到：“假如军队把枪口都掉过来，那怎么办？”³⁷

张春桥甚至连自己兼任主任和第一书记的解放军总政治部都指挥不动。从现存的材料来看，在批邓运动和 1976 年春夏追查“政治谣言”的责任人时，张竭力让总政治部遵从激进派的路线，甚至于威胁说，如果它不回到他的立场上来就要解散它。³⁸然而，张春桥的副手梁必业对他大部分的话都不买帐。梁是一名中将，参加过长征，主持总政治部的日常工作。张对此大为恼怒，让王洪文（中央军委常委会委员）来帮忙，向梁施加压力。梁必业则得到陈锡联的支持，继续抵制和阻止张春桥所说的一切建议。文革结束好多年后，梁必业在其回忆录中骄傲地写道：“‘批邓反右’的 10 多个月时间，总政没有下发一份‘批邓反右’的文件。”³⁹

除了军队问题外，“四人帮”更根本的问题是政治上的重大误判，至少没有去使毛的游戏规则运动起来。在华国锋晋升为接班人后的几个月里，“四人帮”的成员们一直在嘲笑他。然而，天安门事件表明他们有充分的理由进行共同的事业。他们要是这样做了，可能会取得成功。对文革的攻击威胁到了受益者，也威胁到了激进派。邓小平是他们共同的敌人。解放军是他们共同的潜在威胁。也许老帅们最终会取得胜利，但是“四人帮”没有向华国锋及其同事们施以援手，从而让毛的观念永远地付之东流。

“四人帮”的战术和他们战略一样错误。作为毛身边拥有重权的宠臣，他们在北京待了 19 年，亲手制造了文革的混乱，自己也变得狂妄傲慢，自以为是。他们的政治和思想上的追随者用羡慕的目光看着他们从首都发号施令。他们享受着文革旨在消除的特权和生活方式。一方面，他们在公开场合批判“走资派”时，指责像邓小平这样的人希望享受“资产阶级法权”。另一方面，他们在秘密的场合上承认自己也毫无例外。1976 年 3 月 2 日，江青告诉一些省市的高级干部，现在的资产阶级已经不是那些还在世的解放前的老资本家，而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官，在于咱们……像我这样的人，不要去要，人家就送上门来了……我不需要走后门，别人就替我安排了。”⁴⁰

在毛过世后，江青想怎样在一定时间内保住自己的权利，这还是一个谜。“四人帮”既控制不了军队，也控制不了党的组织机构。“四人帮”忘记了，他们在北京的权力只是毛的权威的投影，并不属于他们自己。上海才是他们真正的权力基地，毛从 1920 年代到 40 年代的革命斗争中取得的经验是：一旦遇到强大的对手，必须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显然，随着毛的生命的终结，聪明的做法要么是让王洪文要么是让张春桥返回上海，确保把这个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掌握在手中，作为在毛身后的权力分配中一个重要的谈判筹码。然而，他们没有这么做。

毛泽东去世Copy Anchor Link

1976 年 9 月 9 日零时 10 分，毛的心电图上起伏的曲线变成了一条横线。这么多年来，无数人喊过无数次的口号“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寿无疆！”最终失去了它的魔力。

毛晚年最亲近的服务员张凤玉号啕哭到：“主席你走了，我可怎么办哪？”⁴¹姚文元后来回忆，江青崩溃了，抓住其丈夫的尸体哭道：“大夫啊，你们快救救主席啊，你为什么不救救啊！”⁴²但是，毛的医生们已经无能为力。毛的医生在午夜前不久小声地对华国锋说：“我们已经用尽了各种方法。”⁴³现在，华转向汪东兴，命令他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在毛的游泳池住处召开，张春桥称其为“最沉重的政治局会议，人人都痛哭流涕，讲到一半就哽咽着讲不下去了。”⁴⁴会议通过了《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宣布毛“在患病后经过多方精心治疗，终因病情恶化，医治无效……逝世。”这份告人民书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化悲痛为力量”，“继承毛主席的遗志”。⁴⁵新华通讯社在同一天的下午 4 点发布了中、英两个版本的“告人民书”。

“毛的逝世并未使我感到难过，”毛的个人医生在许多年后说道。⁴⁶张春桥告诉一位亲密的同事：“我这几年参加了康老、总理、主席的三个医疗小组，结果一个也没有救活。今后我再也不会参加任何人的医疗小组了。”⁴⁷有些人立即开始担心毛的去世将会怎样影响政治平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的一名委员承认在毛去世的当天：“我听到毛主席逝世的消息就想，现在毛主席没了，我们要依靠谁呢？……我不相信没有主席的中央。”⁴⁸

各地的唁电纷纷涌入中南海。梁效小组写信给江青：“在这无比悲痛的时刻，我们真心的希望你，我们最尊敬的江青同志为革命多多保重。”⁴⁹一位中共党员写信并提议让江青担任党的主席，以确保“毛主席的党中央”最终掌握在江青“手中”。⁵⁰江青声称她接到了来自西藏的唁电，撰写唁电的人们担心毛去世后，达赖喇嘛会回来，中共中央将变“修”。“不用怕，”她回复到，“天塌下来我们顶！”⁵¹在 50 多个降半旗的外国政府中，令人吃惊的包括西德、加拿大、法国和新西兰。⁵²江青认为这是“外国人民感到悲痛”，“非常了不起”。⁵³

在毛去世当天，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实施了吴德在 7 月份制定的应对“可能产生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应急方案。首都加强了对所有进出的邮件的审阅和监控工作。⁵⁴也大大加强了对“老嫌疑犯”的监视力度。上海第二天进入了“战备”状态，市工人民兵司令部下发了 600 多万发弹药，直到 9 月 23 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同意把待命民兵的总数减少三分之二，这一状态才告结束。⁵⁵

根据一位外国居民的说法，群众对毛去世的反映是缄默寡言的。“许多人在哭，但是没有像周恩来死时那样痛彻心肺。”一位外国居民说道，另一位外国人证实了这种说法：“在周恩来去世后，人们成群结队在街头上痛哭流涕，但是现在我只看到少数人非常悲伤。”上海的一位外国教师在日记中记下了一则谣言，说是由于老百姓不像北京人那样悲痛，上海的领导人被叫去了北京。她又写道：“这里的人确实要哭得少，也不大公开宣扬。这也说明那些翻来复去的仪式，不断加码的哭声（当然，不是公开要求的）。”⁵⁶但是，对于无数在文革中遭受迫害的中国家庭而言，毫无疑问，他们只有鳄鱼般的眼泪：

这个消息让我感到开怀畅意，一时竟手足无措。我根深蒂固的自我审查机制立即起作用了；周围的人都在痛哭流涕，我也必须有所表示。我无处隐藏自己的表情，就看中了前面妇女的肩

膀，她是一名学生干部，此刻看上去伤心欲绝。我迅速把头埋在了她的肩头，一抽一抽的，跟真的一样。中国一向是形式一下就过去了。⁵⁷

在秦城监狱关押的被国家政权所打成的那些度日如年的“反革命”敌人没有什么一致的行动抗议或者捣乱。王力在 17 年后回忆道：“我听到广播里播送毛泽东逝世的消息就开始哭泣。秦城监狱一片哭声。狱方不允许我戴黑纱。”⁵⁸王力一直在徒劳地寻求平反，证明自己对主席的忠诚，我们不知道这在多大程度上扭曲了他的记忆。但是，关在同一所监狱的一位来自外国的毛主义者对此却有这别样的回忆：

我记不起来我的反应是怎么样的。在我的心目中，毛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人，他英明睿智，才华横溢，哲学上条理分明，战略上炉火纯青……但是在我听到毛逝世的消息后还是流不出一滴泪来。一滴也没有。“狱方会怎么想？”……我在想：但是我不用担心。看守人员，保卫人员，我的狱友们，我看不到，也听不到他们有多大的反应。⁵⁹

9 月 18 号下午 3 点，毛的追悼大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悼念活动达到高潮，大会由王洪文主持，参加人数达到 100 万人，同时通过电视和广播向全国转播大会实况。在默哀 3 分钟后，500 人的军乐队演奏了哀乐，接着华国锋致悼词，相应于未来的局势，其中引用的最贴切的主席语录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两天前，《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发表联合社论，宣称毛“嘱咐我们：‘按既定方针办’。”不清楚毛的这句话究竟指的是什么。据说这是毛在 9 月 5 日和张春桥最后见面时对他低声说的，只比毛去世早几天。⁶⁰这和毛在 4 月 30 日深夜同华国锋谈话时提出的“照过去的方针办”的含义几乎一样。最终，华指责“四人帮”“篡改主席原话”，伪造了按照“既定方针”行动的临终嘱咐。⁶¹然而，根据接近张春桥的人士披露，“四人帮”趁其他“中央政治局同志忙于毛主席丧事的时刻”把这一嘱咐“塞进”了社论中。⁶²

梁效小组看到 9 月 16 日的社论后，立即准备把撰写“意识形态批判”作为其 9、10 月份的首要任务之一，文章的主旨是“‘按既定方针办’，就是按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政策办，因此是战无不胜的。”⁶³9 月 17 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机关报抛出了一篇打头阵的文章，更加明确地宣称“按既定方针办”就是“与走资派斗争”，就是进一步“加强批邓”，此后更有大批文章围绕这个主题展开。⁶⁴不久，中国的电台上甚至出现了一首名为“按既定方针办”的歌曲，同“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的悼念歌曲一较高下。

“粉碎‘四人帮’”Copy Anchor Link

9 月 11 日和 12 日，许多地方的省委接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一名秘书的电话，要求他们以后遇到重大问题要向中央请示时，不要再找以前一直联系的人，而是直接同王洪文领导下的新的“值班室”联系。华国锋的老同事、湖南省委第二把手张平化觉得此事有点不正常，于是找到华本人确认。张被告知，华根本不知道有这样一个命令。华断定湖南不是一个个案，“四人帮”开始了采取夺权行动的第一步。⁶⁵

这件事迫使华决定立即着手处理“四人帮”的问题。9 月 11 日，⁶⁶华走访了李先念，要他立即与叶剑英接触，起草一个行动计划，否则就有可能“亡党、亡国、亡头”。叶不需要更多的解释，因为他早前已经就此事同华国锋谈过两次。在同一天，华又找到汪东兴，后者毫不含糊地支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⁶⁷

此时的华及其假定的盟友还没有决定采用何种“解决”方式，更不用说具体的时间了。在 9 月底前的一个晚上，华国锋、李先念和吴德再次讨论了召开政治局会议投票解除“四人帮”职务的利弊。吴德倾向于采用投票的办法，认为“我们会有多数同志的支持”。⁶⁸但是，3 人被迫承认，在中央全会如何投票和何时投票上则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最后，他们一致认为，“四人帮”在解放军内得不到支持，在全体民众中绝对是不受欢迎的，对他们实施抓捕可能是安全的。⁶⁹

与此同时，“四人帮”——特别是江青——在大大小小的问题上与华冲突不断。毛远新写信给华，鉴于他不再需要担任其伯父的“联络员”，要求返回辽宁，华征求了江青的意见，起初江青没有提出异议。但是在 9 月 29 日政治局开会审议这一问题时，“四人帮”突然全部极力表示反对，特别是张春桥。江青自己坚持说毛远新必须留在北京，这是一个“家务事”。许多年后，吴德回忆了接下去发生的事情：

江青甚至说……别人不愿意听的可以不听。那时，我们不愿意听她的无理纠缠，感到极度厌烦，就陆续离开了，记得汪东兴留下了……马拉松的会开到第二天早晨 5 点。华国锋耐着性子，只是耐心地听。最后，华国锋问江青讲完了没有，江青说讲完了。华国锋立刻宣布说：“散会！毛远新还是要回辽宁。”江青的无理纠缠失效。⁷⁰

江青在此次政治局会议上坚持要保管其已故丈夫的文件，被华硬是顶了回去，会议通过决议，由中央办公厅负责保管毛的所有衣物。据吴德回忆，“江青对此极为不满，面对面地或在电话中长时间地同华国锋同志大吵大闹。”⁷¹

汪东兴在极端秘密的状态下，亲自从其属下的中央办公厅和 8341 部队中挑选了 50 名左右的干部和战士，准备在适当时机执行清洗“四人帮”的任务。康生的前任秘书李鑫领导了一个规模很小的班子，负责吴德后来所说的“准备有关文件”，即起草在北京建立毛的纪念堂以“永远纪念”毛的决定，以及尽快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和“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的决定。⁷²这两项决定在逮捕“四人帮”后立即公布，目的是让公众相信华国锋是毛的合法继承人。

第二个班子规模大的多，这个班子由汪东兴亲自领导，所挑选出的人们将负责执行逮捕任务。有关情况严格保密，没有必要知道的人都被排除在外；甚至连李先念也不知道行动细节，比如实施政变的方式和时间。⁷³与此同时，叶剑英在尽力防止在北京周围的驻军由于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而在关键时刻采取突然行动。比如，昌平县有个坦克六师，张春桥的弟弟张秋桥常去那里活动，它是否会服从中央的命令呢？华国锋和吴德最终决定，为了确保北京军区的部队置身事外，他们必须把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拉进来。吴忠答复道，在坦克六师附近，北京卫戍区驻有一个坦克团，如有情况，可以起作用。⁷⁴

杨成武将军私下知道一些有关情况，根据江青被捕前同他进行的最后一次谈话，他得出结论“‘四人帮’对于正在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⁷⁵然而，江青突然宣布她想离开北京，去视察石家庄。这让华国锋和汪东兴一度几乎怀疑她已经有所警觉。如果中央办公厅提出异议，她可能会察觉情况有些不正常。华和汪决定让她走，以免打草惊蛇，结果证明从他们的立场来看，这是一个正确的决定。江青去石家庄的半路上下了车，在铁道旁采了一些野花，同列车乘务人员进行了一番交谈，然后要求他们返回北京，而不是继续往前。吴德后来认为，这次江青去石家庄半途而归，“完全是个试探”。⁷⁶

叶剑英原来计划在 10 月 10 日或稍后不久对“四人帮”采取行动，他估计国庆节后用 10 天左右的时间可以做好所有准备工作。但是，10 月 4 日梁效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看似杀气腾腾的文章，同时有传言说“四人帮”告诉他们的追随者，10 月 9 日甚至更早几天将有“特大喜讯”，于是叶决心提前动手。⁷⁷在同华国锋进行极为秘密的磋商后，他们决定，无论“四人帮”想采取什么举动，都要抢在前面动手，在 10 月 6 日晚把“四人帮”及其主要支持者一网打尽。⁷⁸

叶在 10 月 4 日上午向汪东兴传达了华国锋的“指示”。汪同意采取行动，当天晚些时候他两次打电话给华的办公室，要华到他在中南海的家中去。华似乎艰难地作出了一个确实不容易的决定。他要授权发动一场政变，把唯一愿意像他本人一样致力于保卫文革成果的领导人推翻；如果政变成功了，此后他只有依靠其他支持他的受益者来对抗幸存的老帅们了。但是，他最终驱车离开了自己在中南海西边一条街上的家，他让司机先绕城一周以确保没有跟踪，最后他进了中南海西门，晚上 11 点后到达了汪的住处。

华向汪东兴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你准备怎么干？”接着，汪阐述了他的行动计划。政治局常委将召开会议，在会上逮捕“四人帮”。汪后来说，这场会面一直进行到凌晨 3 点，两人都处于“十分紧张的状态”。当时为小心起见，华国锋那天夜里没有回家，汪给他在中南海安排了临时住处，还派了一个特别可靠的警卫排负责华的安全。上午 9 点半，汪来到了华的临时住处，告诉他执行任务的人选。午饭后进行了短暂的休息，两人各自乘车离开中南海，华国锋小心翼翼地去了北京医院，以甩掉可能的盯梢。两人都去了叶剑英在西山的住处，叶由于担心被“四人帮”在家中逮捕，所以搬到了那里。叶的参谋在岗哨处迎接华、汪，把他们领到了元帅的屋里，在那里他们商定了整个计划。

三人在第二天上午经过进一步讨论后，决定在 6 日晚上 8 点实施他们的计划。10 月 6 日上午，华国锋签署通知，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地点和往常大多数情况一样选在中南海怀仁堂；汪东兴以中央办公厅的名义下发了该通知。⁷⁹姚文元尽管不是政治局常委，也被要求参加会议，因为议程中包括对即将发行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进行最后的一些修改。⁸⁰

王洪文第一个到达现场。“我是来开会的！你们干什么？”他一边抗议，一边拼命反抗进门后抓他的警卫。在华国锋宣读了鉴于王“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对其实施逮捕的决定，据说王在被带走时自言自语：“没想到有这样快！”张春桥夹着皮包第二个到场。当警卫抓他时，他连声地问：“怎么回事？”他双腿打颤，擦了擦眼睛上的雾气，在华宣读决定时保持着安静，在被带走时没有进行反抗。接下来是姚文元，他在去怀仁堂时明白地告诉他的工作人员：“早就该开这个会了！”当警卫抓住他时，他大声抗议:“我是来讨论毛选五卷的，你们胆敢……”。于此同时，8341 部队指挥员张耀祠带领着一组警卫人员，来到了江青在中南海的住处，对其实施逮捕。她连声问：“为什么？为什么？”要求在被带走前去一下厕所。她出来后拒绝把保险柜的钥匙直接交给警卫人员，坚持把它们装进了一个封好的信封内，写上“华总理亲启”字样。⁸¹

在处理完“四人帮”后，叶剑英和华国锋来到了西山，叶通知解放军的最高指挥部门和情报部门，“四人帮”的政变已经被成功粉碎，命令他们密切注意国际上的反响。接着，两人来到了 9 号楼，由华国锋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这是由他们两人决定了的。会议从晚上 10 点一直开到次日凌晨。参加会议的除了汪东兴以外，还有李先念、陈锡联、苏振华、纪登奎、吴德、倪志福、陈永贵和吴桂贤。与会人员不得返回各自家中，必须要留在西山。接下来要紧的是通知邓小平和其他前任领导人。10 月 7 日开始向各省高级干部通报有关情况。⁸²

最微妙的问题是如何应对上海对这一消息的反应。10 月 7 日凌晨 3 点，中央办公厅命令上海市第一把手马天水来北京，并且告诉他，在当天晚些时候会有专机来接他。⁸³在华国锋告诉他“四人帮”被捕后，马天水在一个月后承认，这“象打了一闷棍，怎么把我心目中的所谓左派都隔离了呢？………我一夜没睡•…也怀疑过是不是宫廷政变……也想过还是请求调动工作吧，最好到远一点的地方去，新疆、西藏都可以。”⁸⁴

10 月 8 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人打电话联系不上北京。他们越来越慌张，觉得发生了一些不寻常的事情，并得出结论，首都十有八九发生了军事政变。当天下午，他们命令全市 31000 名工人民兵进入紧急状态，2500 名民兵处于整装待命出发状态。第二天上午 10 点左右，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领导人通过文化部和卫生部的联系，得知华国锋被委任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急于知道有关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下落的第一手情报，就坚决要求北京让他们接通马天水。⁸⁵上海方面询问对华国锋晋升的消息如何表态，马在电话中答道：“热烈表态，坚决拥护！”上海方面又问马见没见过张、姚、王，他们身体好不好。他说：“我见到他们了。他们身体还好，工作比较忙，没有时间和我个别谈了。”⁸⁶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对马天水的谎言信以为真，感到了如释重负。当天晚上，11000 名（实际进入战备状态待命的人数）工人民兵解除了战备状态，为了安全起见，2500 人继续待命。与此同时，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立即向北京发电报，祝贺华国锋升职。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领导成员徐景贤在 1976 年 11 月底证实，这“根本不是真正的拥护华国锋主席，而是错误地判断了形势，认为是‘四人帮’拥护的，这样我才拥护。”10 月 10 日早上，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高层成员仍然无法判明北京发生的事件的原委。他们从当天《人民日报》、《解放日报》和《红旗》杂志联名发表的措辞含糊的社论中推断，“可能有人反对华国锋同志，而‘四人帮’是站在华国锋同志一边的，结果胜利了。”徐景贤又说：“但我们仍然怀疑中央出过事，还怀疑中央办公厅的主要领导同志（汪东兴）。”⁸⁷最终，华和叶担心的上海暴乱由于缺少领头而没有成事。

到了 10 月 12 日，首都发生的事情再也不是一桩机密。当天伦敦的《每日电讯报》报道，中国发生了政变，4 名激进派领导人被捕。10 月 18 日，北京当局用自己的口径正式公布了这一事件。首都这时正值吃螃蟹的季节。为了表示庆祝，宴会上一般要点四只螃蟹，三公一母，以及大量的美酒。《人民日报》在社论中宣布这是一场“伟大的历史性胜利”。文革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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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人民公安史稿》，页 349。 ↩

2. 朱川、沈显惠：《当代辽宁简史》，页 273。 ↩

3. 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河北历史大事记》，页 568。 ↩

4. 《中国人民公安史稿》，页 451。 ↩

5. 海尔曼：《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性抗议》，页 180-183。 ↩

6. 金春明，载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文化大革命”时期资料选辑》。页 282。 ↩

7. 上海民兵斗争史资料组编：《上海民兵斗争史资料》，第 16 期（1980 年 12 月），页 27；徐景贤：《十年一梦》，页 419。 ↩

8. 《北京市“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75-1976》，页 39。 ↩

9. 费希尔：《缓慢走过北京》，页 211-212。 ↩

10. 《北京市“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75-1976》，页 41。 ↩

11. 《第三次理论讨论会的五个发言材料》（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页 1-7。 ↩

12. 上海市文化局运动办公室材料组编：《“四人帮”及其余党在上海文化系统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摘编（初稿）》（上海，1977），页 14。 ↩

13. 同上，页 17。 ↩

14. 陈东林、杜蒲：《共和国史记》，第 3 卷，页 1229-1230；麦克法夸尔对外交部乔部长一位亲密同事的访谈，麻省剑桥，1991 年 2 月 4 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3 册，页 538。 ↩

15. 《建国以米毛泽东文稿》，第 13 册，页 538。 ↩

16. 梁志祥编：《当代山西简史》（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页 373。 ↩

17. 中共保定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保定党史大事记》，页 430-436。 ↩

18. 禹舜编：《当代湖南简史（1949-1995）》（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页 304。 ↩

19. 《中国人民公安史稿》，页 349-350。 ↩

20. 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页 614。 ↩

21. 《每季大事与文献》，《中国季刊》，第 67 期（1976 年 9 月），页 676。 ↩

22. 上海民兵斗争史资料组编：《上海民兵斗争史资料》，第 22 期（1981 年 1 月），页 84。• ↩

23. 《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下册，页 909。 ↩

24. 陈东林、杜蒲：《共和国史记》，第 3 卷，页 1244。 ↩

25. 同上，页 1253-1256。 ↩

26. 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页 622。 ↩

27. 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页 422-423。 ↩

28.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 599-600。 ↩

29. 吴德：《关于粉碎“四人帮”的斗争》，《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 年第 5 期页第 53 页；王张江姚专案组，第 1 册，页 95。 ↩

30. 《中国人民公安史稿》，页 349-351；《北京市“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75-1976》，页 42。 ↩

31. 《北京市“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75-1976》，页 42。 ↩

32. 王秀珍：《我的第二次揭发和交待》，页 5。 ↩

33. 上海民兵斗争史资料组编：《上海民兵斗争史资料》，第 16 期（1980 年 12 月），页 25；同上，第 18 期（1980 年 12 月），页 61。 ↩

34. 王秀珍：《我的第二次揭发和交待》，页 19；上海民兵斗争史资料组编：《上海民兵斗争史资料》，第 18 期（1980 年 12 月），页 61。 ↩

35. 上海民兵斗争史资料组编：《上海民兵斗争史资料》，第 22 期（1981 年 12 月），页 83-88。 ↩

36. 陈东林、杜蒲：《共和国史记》，第 3 卷，页 1259-60。 ↩

37. 在 4 月晚些时候，张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王洪文的秘书肖木；《徐景贤的补充揭发交待》，页 2。 ↩

38. 李可、郝生章：《“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军》，页 180；陈东林、杜蒲：《共和国史记》，第 3 卷，页 1238。 ↩

39. 《梁必业将军自述》（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页 186-191。 ↩

40. 《“四人帮”罪行材料》，页 75。 ↩

41. 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页 13。 ↩

42. 青野、方雷：《邓小平在 1976》，下册，页 5。 ↩

43. 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页 5。 ↩

44. 青野、方雷：《邓小平在 1976》，下册，页 12。 ↩

45. 《每季大事与文献》，《中国季刊》，第 68 期（1976 年 12 月），页 874-877。 ↩

46. 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页 9。 ↩

47. 《徐景贤的补充揭发交待》，页 5。 ↩

48. 《“四人帮”罪行材料》，页 148。 ↩

49. 北京大学梁效专案组：《梁效罪证材料》，页 125。 ↩

50. 王张江姚专案组，第 1 册，页 97。 ↩

51. 北京工业学院运动办公室：《大字报选编》，第 2 册，页 11。 ↩

52. 《每季大事与文献》（1976 年 12 月），页 886。 ↩

53. 北京工业学院运动办公室：《大字报选编》，第 2 册，页 15。 ↩

54. 《北京市“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75-1976》，页 42-43。 ↩

55. 上海民兵斗争史资料组编：《上海民兵斗争史资料》，第 19 期（1980 年 12 月），页 33；同上，第 22 期（1981 年 1 月），页 88。 ↩

56. 嘉赛德：《复活》，页 139；费希尔：《缓慢走过北京》，页 231；伊朵込·马斯：《中国的冬天：工人、官僚和清洗四人帮》［Edoarda Masi, China Winter: Workers, Mandarins, and the Purge of the Gang of Four（New York：Dutton, 1982），p.98.」。 ↩

57. 帐戎：《鸿》。 ↩

58. 《王力反思录》，上册，页 30。 ↩

59. 李敦白、贝内特：《红幕后的洋人》，页 427。 ↩

60. 青野、方雷：《邓小平在 1976》，下册，页 90。 ↩

61. 王张江姚专案组，第 1 册，页 106-107。 ↩

62. 《徐景贤的初步揭发交待》，页 14。 ↩

63. 北京大学梁效专案组：《梁效罪证材料》，页 88。 ↩

64. 国防大学：《文化大革命》，下册，页 564。 ↩

65. 《徐景贤的初步揭发交待》，页 34。 ↩

66. 吴德：《关于粉碎“四人帮”的斗争》，页 55。 ↩

67. 同上，页 56-57。 ↩

68. 在京的政治局委员中，纪登奎被华国锋蒙在鼓里。这显然是因为华国锋在 9 月中旬，试探性的问他：“毛主席提出的‘四人帮’的问题，怎么解决？”结果得到了“错误的”答案（“对这些入恐怕还是要区别对待”）。江青在 1974 年年中时说过，纪在向四人帮靠拢，华困锋也许听说过这句话。见上，页 57-58；以及本书第 18 章。 ↩

69. 吴德：《关于粉碎“四人帮”的斗争》，页 57。精明过人的文革幸存者陈云从王震那里得知了对付“四人帮”的计划，他起初倾向于投票，但是在反复研究中央委员名单后，他断定成败无法预料。《陈云年谱》，下卷，页 204。 ↩

70. 吴德：《关于粉碎“四人帮”的斗争》，页 54；范硕：《叶剑英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页 646-647。 ↩

71. 吴德：《关于粉碎“四人帮”的斗争》，页 54。 ↩

72. 同上，页 58。 ↩

73. 同上。 ↩

74. 同上，页 58-59。显然，尽管表面上一个师的兵力要超过一个营，但是实际上卫戍区的部队在人数上和火力上超过了北京军区的部队。 ↩

75. 张子申：《战将与统帅》，页 472-473。杨成武是林彪事件后得到平反的将军之一，理由是那位接班人在杨可能的错误问题上误导了毛。江青要见见杨成武，叶剑英等人认为她是想看看军方有没有在搞什么密谋，就让杨去见她，但是叫他不要露出半点口风。杨成武是代总参谋长（当时为副总参谋长——校注），直接向叶剑英汇报工作。在 1976 年底的时候，他不会去向邓小平汇报工作，因为后者已经被褫夺了一切职务，包括总参谋长一职。 ↩

76. 吴德：《关于粉碎“四人帮”的斗争》，页 61。 ↩

77. 据梁效小组的一位高级成员、北京大学教授范达人讲，该小组无意于撰写这篇文章；《光明日报》是一份不大重要的报纸，范自己正在拼命学习英语，准备跟自己的外交官夫人去华沙。由于报社催得厉害，他就匆匆草就此稿，并没有什么隐藏的日程安排。文革后，范教授因为这篇文章而受到审查，由于后来他被获准出国，看来他的说法得到了认可。参见范达人：《文责：“梁效”往事》（私人出版物，无出版日期），页 123-131。 ↩

78. 范硕：《叶剑英传》，页 652。 ↩

79. 《汪东兴公开毛泽东私生活》，页 169。 ↩

80. 范硕：《叶剑英传》，页 653。李德生当时不在北京，因此没有被叫去开会。 ↩

81. 范硕：《叶剑英传》，页 654。 ↩

82. 同上，页 654-657。 ↩

83. 《徐景贤的初步揭发交待》，页 36-41；《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下册，页 912。 ↩

84. 马天水：《我的补充揭发交待》，页 13。 ↩

85. 《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下册，页 912；《徐景贤的初步揭发交待》，页 36-41。 ↩

86. 马天水：《我的补充揭发交待》，页 14。 ↩

87. 《徐景贤的初步揭发交待》，页 36-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