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毛的思想演变

他们将拿起城邦和人的素质就像拿起一块画板一样，首先把它擦干净；这不是件容易事；但是无论如何，你知道他们和别的改革家第一个不同之处就在这里：在得到一个干净的对象或自己动手把它弄干净之前，他们是不肯动手描画个人或城邦的，也不肯着手立法的。……

……如果有一个城邦服从他，他可以在这里实行其全部理想制度的话，虽然眼下这个制度还没人相信。

——柏拉图，《理想国》，第六卷*

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

——毛泽东，1958

* 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年版，第 253-254 页、第 255-256 页——译注。

卷首语出处：柏拉图：《理想国》，本杰明·乔伊特（Benjamin Jowett）译，第六卷（Mineola, N. Y: Dover, 2000）；毛泽东，引自斯图尔特·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Stuart Schram,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Mao Tse-tung（New York: Praeger, 1963），p. 352］。

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分水岭，文革的十年折射了共产党在中国长达半个世纪的统治。要弄清楚当代中国的“为什么”，就要弄清楚文化大革命的“怎么样”。而要弄清楚在文化大革命中发生了什么，就要弄清楚它是怎样发动起来的。这篇导论将试图阐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起源。本书的其余部分是这恐怖十年即 1966 年至 1976 年的一部编年史。

文化大革命是在 1966 年 5 月开始的，在这以前，中国大体上是一个标准的共产党国家，或许它比大多数的共产党国家更为有序，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地位是无人可以撼动的。它的政令法规在国内畅行无阻。它的领导人毛泽东（即“毛主席”）地位之崇高连斯大林都要羡慕三分。它的 1900 万名党员确保了把这位主席的指示传达到社会的四面八方。这些指示在大跃进及其后的岁月内（1958-1961）导致了大范围的饥荒和数千万人的死亡，是党的干部们把国家团结一致，让中共平安渡过了这场灾难。中国的经济到 1966 年已经实现了复苏，能够进行苏联式的第三个五年计划了。但是，文革把这些慎重制定的计划和政策扫荡一空。在这十年内，中国的政治系统先是陷入了混乱，接着是完全瘫痪。

文革结束于 1976 年 10 月，两年后，这场灾难的幸存者、曾任中共总书记的邓小平开创了中国的改革时代。他和他的同事们面临着的巨大挑战在整个东亚范围内是显而易见的。中国共产党在 1949 年取得政权之时士气如虹，决意在经济上和社会上改造中国。这时的日本为外国所占领，军事上的失败和核武器的致命打击让其意志消沉，人心涣散。台湾是一个农业孤岛，蒋介石率领着国民党及其军队的残兵败将逃窜于此。南朝鲜将在一年内被北朝鲜的入侵所摧毁，很快中国的军队也将加入对它的破坏。17 年后，在文革爆发前夕，东亚的形势似乎没有多大改观。只有少数的外国观察家注意到了日本经济强劲增长的迹象。¹

但是，当邓小平重返权力岗位的时候，南朝鲜和台湾已经重演了日本的奇迹。新加坡和香港已经从沉睡着的商埠一跃成为繁荣的工业中心。东亚小虎们的表现证明，传统的中华文化圈，更不用说中国人，并不注定穷苦贫困。然而，作为该区域历史上的核心地带，中国本身却停滞不前。这一次既没有外国的入侵，也没有国内的兵连祸结，一切只是咎由自取。

中国的领导人获得的信息是明确的：他们必须着手制定政策，推动经济迅速增长，才能弥补失去的时间，使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合法化。他们必须摒弃毛主义的乌托邦，才会有助于建设一个强大而繁荣的国家，而这正是他们在 1920 年代加入新生的中共时的梦想。如果不这样的话，中共本身将难以维持下去。于是“实践”而不是意识形态——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毛泽东思想——成为了“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要行得通，就要这样去做。

在作出这个决定后，中国经济经历了四分之一世纪的迅速增长——部分的推动因素是大量的外国直接投资，这让全世界为之震惊不已。虽然有人指出中国经济和金融结构中存在严重的缺陷，大多数西方人还是把中华人民共和国视作未来的世界超级大国。随着官方宣布致富光荣，中国人变富裕了。私人产权最终得到承认，并写入了宪法。新秩序的缔造者称其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西方的观察家则称其为“市场化列宁主义”及其它名词。中共不能容忍它感受到的威胁，就如它残酷镇压了 1989 年的学生运动、1999 年的法轮功，并且不断逮捕镇压持不同政见者。但是，随之而来的社会变革却让中国人摆脱了 1950 年代、1960 年代和 1970 年代的最为令人发指的恐怖。

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学者们几十年来一直在关心它的发展，他们比大多数人受到的震动更大，因为他们知道这些变化是多么的巨大。一个普遍的判断是：没有文革，就没有经济改革。文革是如此巨大的一场灾难，以致它推动了一场更加深刻的文化革命，而后者正是毛想要抢先遏止的。正是毛要对文革负责，正如中共中央在 1981 年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承认的那样：

1966 年 5 月至 1976 年 10 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²

为什么中国的最高领袖要决心摧毁自己殚精竭虑创造出来的那些东西呢？

要解读文革的起源，就要理解毛对于文革前十年内负责的国内国外形势发展的反应。³毛在其重要讲话中，通常以纵论国际局势开头，为其同事们评估世界革命形势的发展，然后在这个背景下确定中国的政策和面临的问题。在文革爆发前十年内的国际形势中，最关键的莫过于莫斯科和北京之间不断扩大的分歧，内容有关共产主义阵营内的国际政策和共产党国家的内政。从中方的观点来看，这一分歧始于 1956 年 2 月苏共第一书记尼基塔·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两份报告。⁴其中第一份是他所做的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后来关于共产主义阵营的政策分歧就是以这个报告为基础的；第二份就是闻名昭著的“秘密报告”，中国人立即被它激怒了。

中共代表团事先没有得到警示，在上述秘密报告发表的 2 月 25 日，代表团也没有获准参加会议，他们只是在会议之后才迅速得知这一情况的。⁵中国人的愤怒来自两个方面。首先，对于斯大林及其“个人崇拜”的批判矛头显然指向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中共的宣传机器迅速区分了这两位独裁者的不同角色。

中国人愤怒的另外一个理由是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可能的影响。那位曾经是毋庸置疑的领袖，并且集所有美德于一身、各地共产党员顶礼膜拜的楷模，突然间就被打碎倒地。在北京看来，这是高度的不负责任。当年晚些时候的匈牙利动乱，以及西方成千上万共产党员的脱党足以证实这一点。为了防止这样的后果（结果失败了），中共发表了一份精心撰写的对斯大林的评价，称其为“杰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战士”，强调他功大于过，尽管他的错误也非常严重。⁶

但是，赫鲁晓夫在公开报告中所发表的新的意识形态理论才是日后中共与苏共论战的主要所在。赫鲁晓夫在两个方面修改了列宁主义学说：他宣称共产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战争并不是绝对不可避免的；他预见到了和平过渡进入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共产党人不是非得要通过革命才能夺取政权。当时中国的宣传机构支持赫鲁晓夫关于战争的观点，对于和平过渡进入社会主义的问题也没有表示异议。与此恰好吻合的是，中国当时正在提倡和平共处的学说，与美国开始大使级会谈，同亚洲的“民族资产阶级”政府——它们的领导人如果听说自己的国家已经具备了革命的条件，是不会感到高兴的——发展友好关系，而国内经历了数年的阶级斗争后，也开始解冻。⁷

然而，随着 1957 年中期毛在国内、国际事务中朝左转，中共开始不断攻击苏共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当年晚些时候，在莫斯科庆祝布尔什维克革命爆发 40 周年的活动上，毛受到了苏联首次发射人造卫星及其导弹优势的鼓舞，作出了东风压倒西风的论断。他与苏联领导人就赫鲁晓夫关于战争与和平、和平过渡的新观点展开了争论，对与会的执政的共产党通过的联合声明作了一些补充。不过，苏联的观点还是占据了主导地位。⁸毛在一次演讲中让共产党领袖们大为震惊。当时他似乎在镇定自若地思考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问题：战争也许导致人类中的一般人口死亡，不过此后全世界将实现社会主义。⁹

从苏联的角度来看，毛似乎一心要促成苏联和美国之间的核战争的爆发。1958 年 7 月 13 日，亲西方的伊拉克政权被左翼将领推翻，美国和英国的军队分别开往黎巴嫩和约旦，支援那里亲西方的政权。人们普遍猜测它们将入侵伊拉克，推翻新生的政权。中国的反应比苏联的更为好战。赫鲁晓夫显然担心美苏在苏联南部边境爆发冲突，于是两次提议召开紧急峰会，与西方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美国、英国、法国——以及印度、联合国秘书长磋商，“以立即采取措施结束已经爆发的冲突”。¹⁰由于事实上没有爆发冲突，苏联领导人显然是担心西方可能对伊拉克新政权采取行动。赫鲁晓夫的儿子日后说赫鲁晓夫虽然起初很紧张，但是在“斗争的高潮，父亲感到如鱼得水。”¹¹

对于毛泽东及其同事而言，情况并非如此。在他们看来，苏联的反应既懦弱，又不友好：说它不友好，是因为赫鲁晓夫希望印度参与会议，却没有提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且他准备在联合国的支持下举行会议，而中国不是联合国的成员；说它懦弱，是因为中共的报刊《人民日报》争辩说，并不是搞绥靖政策的时候。相反，应该派遣志愿军到中东去——言下之意是让苏联派兵，大概是去保卫伊拉克革命。随着形势日渐明朗，西方不打算干涉伊拉克事务，赫鲁晓夫的调子也变得和中国的一样。危机消失后，赫鲁晓夫秘密飞往北京，试图修补两国关系的裂痕，并解决其它棘手的问题，他提议设立联合的军事设施，其中包括受到中国人斥责的“在中国建立联合舰队，控制沿海地区，封锁我们”。¹²

两国领导人在毛泽东的游泳池旁交谈，表面上修补了两国的关系，因此就有可能公开这次访问的存在。苏联实际上撤回了自己的建议，但是既然现在东风压倒了西风，毛决心做给赫鲁晓夫看看，该怎么对付美国。毛上的这堂课就是 1958 年 8、9 月间的台湾海峡危机。¹³

8 月 23 日，在赫鲁晓夫返回莫斯科 3 周后，中国人开始炮击国民党占据的近海岛屿金门岛，切断了其补给线。炮击的目的似乎是迫使守岛部队撤退或投降，从而显示美国人无力援助他们的盟友。随着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指出美国愿意为国民党的救援船只提供护航，这场赌博失败了。中美的直接冲突似乎迫在眉睫。事实上，这场危机表明，只要有一星半点被拖入美苏核战争的危险，苏联人就不愿意根据 1950 年中苏条约协助他们的盟友。赫鲁晓夫只是在中国人明显后退，避免了与美国直接对抗后，才写信给艾森豪威尔总统，宣称对中国的攻击将被视为对苏联的攻击。¹⁴

1959 年，赫鲁晓夫决定不履行给予中国原子弹样品及核技术细节的秘密协定。这又增大了毛泽东对于苏联的谨小慎微的不满。不久，苏联又不友好地决定在中印冲突中采取中立的立场。在中国人看来，赫鲁晓夫牺牲了主要盟友的国家利益，来促进与美国的和平共处，发展与印度总理尼赫鲁等第三世界民族资产阶级领袖的友谊。在毛泽东看来，这两者都是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公开报告中修改列宁主义学说的结果。¹⁵1959 年 10 月 1 日，赫鲁晓夫在美国结束巡回演讲、访问后，几乎是直接飞往中国，参加共产党革命胜利十周年的庆典，而且公开告诉怒火中烧的东道主，艾森豪威尔是一个爱好和平的人——赫鲁晓夫在中国人的伤口上又撒了一把盐。

毛为修正主义困扰Copy Anchor Link

为修正主义困扰

毛选择列宁的 90 岁生辰纪念日，即 1960 年 4 月 22 日，发表了四篇批判修正主义的重要文章，只是没有把矛头直接指向莫斯科。“列宁主义万岁！”一文把论战推向了意识形态的高度，并意味着这是原则问题，毛事不会退让的。¹⁶在这一年的共产党集会上，中苏间展开了一系列的激烈冲突，最终赫鲁晓夫被激怒了，他在 7 月下令撤回在华进行项目援助的大约 1400 名苏联专家。尽管中国在 1960 年 11 月派出了以刘少奇——政治局内的二号人物，继毛之后担任国家主席一职——为首的高级代表团访问莫斯科，也只实现了徒有其表的休战。81 个参与审议的共产党拼凑出来的声明是苏联立场和中国补充的混合物。¹⁷

在接下来的 18 个月，中国领导人不顾一切地把大部分时间用来减少大跃进造成的饥荒。虽然其它的共产党在居中调停，中苏论战仍在继续酝酿。双方表面上客客气气，不直接攻击对方，中国人把攻击对象改成了南斯拉夫共产党，苏联人则谴责北京的盟友阿尔巴尼亚是中共的代理人。

即便是这样一目了然的伎俩也在 1963 年被抛弃了。中国认为苏联、美国、英国在 7 月 25 日提出的部分禁止核试验的条约，是赫鲁晓夫阻止中国进入核武俱乐部的企图。从 1963 年 9 月到 1964 年 7 月，中国人在 9 篇文章中阐明了与苏共决裂的理由。这 9 篇文章阐述了关于斯大林、战争与和平、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等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发表于 1964 年 7 月 14 日的第九篇文章，《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¹⁸该文包含了发动文革的理由。

国内的困局Copy Anchor Link

把文革的原因仅仅归结为毛对苏联事件的评估，实在是一种曲解。¹⁹他的思想同样也受到了国内事件的影响。不过，在他的全球视野中，没有一场革命是孤立的。在毛悲观的想象中，中国 1950 年代的口号，“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越来越显得是一个凶兆而非吉兆。他的悲观来自他的同事们对于大跃进带来的饥荒的反应。1961 年是充满饥馑和死亡的“三年困难时期”的最后一年，毛主持制定了旨在启动经济的内容广泛的包括农业、工业、商业、教育、精神生活的新决策。尤其是：他批准废除了农村人民公社中不得人心、浪费严重的集体食堂。更重要的是，他同意农村的核算单位应该是生产队——公社内的基础组织，基本接近于自然村。由于公社内部有大量贫富程度不同的村落，这样的政策减少了收入的平均化，有助于激励。

到那一年的年底，在裁减计划方面还是没有看到什么动作，官员们都很清楚，1959 年毛解除国防部部长彭德怀的职务后——毛将彭的行为定性为对大跃进基本思想的挑战——对于大跃进过头行为的纠正突然间被反转了过来。那些凭着良心修改了大跃进政策的干部受到了冲击，和彭德怀一样被当作“右倾机会主义者”遭到了抨击和清洗。在 1961 年，没有什么官员会重犯这样的错误了。

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毛才能推动新政策的实施。中共在 1962 年 1 月至 2 月召开了一次规模空前的大会，与会人数达到了 7000 人。毛在会上做了一个温和的、异乎寻常的自我批评。在后来的几个月内，他不再参与政策的制定。没有人知道当时的收成规模是否预示着还会有第四个困难的年头。粮食仍然是最大的问题。毛主持中央工作的同事们在农村采取了激进的措施，有效地恢复了家庭农业生产。但是经济形势一旦好转，毛又改变了议程，坚持走农业集体化的路线。

主席很清楚，他的同事们是在响应农民对公社的不满。仅仅维持集体主义是不够的，必须让农民们相信这对他们有利。毛号召展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恢复人们的信念。但是，中共领导们很快认识到，很多地方的农村干部已经和被推翻了的国民党官员一样腐败，农民根本不听他们的。在刘少奇的支持之下，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变成了由大规模的中央工作队主持的对农村干部的集中调查和清理。毛对这项政策起初是支持的，甚至提出了赞扬，但是在 1964 年的晚些时候，他改变了态度。主要原因有两个。

赫鲁晓夫的下台Copy Anchor Link

1964 年 10 月 14 日，尼基塔·赫鲁晓夫的同事们联手逼宫，迫其下台。他们厌倦了他的辱骂和“轻率的计划，不成熟的结论，脱离实际的草率决定和行动……喜欢人治，不愿考虑行之有效的科学和实践经验”。²⁰由于中国人喜欢把中苏论战人格化，把大部分的责任归咎于赫鲁晓夫，他们很快向莫斯科派出了以周恩来总理为首的代表团。周是涉足中苏论战最少的中方领导人。但是，周恩来在于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和赫鲁晓夫的其他继任领导人的会谈中得出的结论是：他们将继续实践《人民日报》所谓的“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

在毛看来，更糟糕的是苏联人也把冲突人格化了。据说苏联国防部部长在喝醉了酒后，对中方代表团成员贺龙元帅说：“我们现在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也应该仿效我们的样子，把毛泽东搞下台去。这样我们就能和好。”在 1956 年时，毛担心去世后会像斯大林一样受到非难；在 1964 年时，他有理由怀疑自己在去世前就像赫鲁晓夫一样被赶下台。无论如何，对苏联领袖的指控会以更大的力度使之于毛的身上。

此时的毛与他 20 年前成为党的主席时已经迥然不同。那时的他深得人心，是他让党在历经多年的内讧后实现了统一：1945 年延安“七大”上形成的领导层经历了 1956 年的“八大”，基本上，一直延续到了文革前夕的 1965 年。直到 1950 年代中期，毛似乎还能容忍政治局内的辩论，甚至接受经济政策上的失败。但是，此后他就改变了对待同事的态度和做法。在大跃进的悲剧上演前，他撇开了谨慎的计划制定者，不顾周恩来总理的颜面，强迫他做出检讨。18 个月后，毛又对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元帅大发雷霆，解除了这位革命战争和朝鲜战争英雄的职务。1962 年，当他判断大跃进的灾难已经结束后，就打断了国家复苏进程，迫使其同事们接受新一轮的阶级斗争，毫无疑问这是人治。在一位刚愎自用、不容质疑的主席面前，无论如何，由革命老战士所结成的同志情谊都要被胆战心惊的情绪所代替了。毛可能很清楚地感受到了他的同志们的恐惧，也许他还欢迎这一点。然而，赫鲁晓夫的倒台应该提醒他，这种恐惧也许会让他们联合起来对付他。从此，对于他本人而不是对政策的忠诚，成为对待主席的试金石。²¹

从这个观点来看，周恩来等“右派”的忠诚要比刘少奇等“左派”的摇摆更得到青睐。对待主席的不同态度要追溯到革命年代，由于中国的官方历史学家不探讨这些话题，只有通过考察历史记录才能推断其来龙去脉。

在 1920 年代和 1930 年代早期，周是毛的上级。周那杰出的才能、出众的魅力、不竭的精力很早就得到了人们的认可，1927 年他进入了政治局，那年他才 29 岁。那一年，他在上海和南昌流产的起义中担任了重要的角色，后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志着人民解放军的诞生。²²随着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开始在城市中扫荡从前的盟友——共产党人，周来到了毛在江西省的穷乡僻壤建立起来的苏维埃地区。他最后迫使毛靠边站，正是周在 1934 年 10 月发布开始长征的命令。

尽管周在那些年里具有显要的地位，他似乎从来没有夺取过党内最高权力的职位。相反，他连续担任了几任总书记所信赖的副手。在上一任倒台后，他都会机敏地与下一任合作。如果有必要，他会为支持以前的政策而进行自我批评。也许周觉得自己长于执行而不是制定政策，也许他只是厌恶风险。或许，在 1935 年 1 月毛崛起而夺取最高领导权之时，周就意识到那个能给党和国家带来前途的人物出现了，而他在这一点上是有所不足的。此后，他一直追随毛的路线。一旦发现自己有所背离，比如大跃进之初，他就进行自我否定。

早在文革之初，周就显示出他完全理解毛最重要的要求：“晚节不忠，一笔勾销。”²³这位总理也许在很多问题上不同意毛的政策，但是他从来不表示反对或提出质疑。毛的医生把两人的关系描述成“主人和奴才”的关系。²⁴

另一方面，刘少奇“接受作为毛的下级的地位，但是显然无意于放弃自己的批判能力”。²⁵刘在党内有独立的地位，其晋升的路线不同于毛。毛很早就把农民看作是中国革命的动力，²⁶而刘采取了传统的列宁主义路线，在城市中从事新生的无产阶级的组织工作。两个人的个性也截然不同。毛是一个浪漫的革命家，醉心于斗争和军事行动。刘则“有点书生气，喜欢成思，沉默寡言，但是却坚定不移”，性情坚忍克己，“不是靠天赋，而是靠实干”一步步升上来的。身居高位，却不显山露水，他完全内化了组织先于个人的原则，²⁷而这个原则是文革所要根本否定的。

刘和毛这一奇怪的组合，在 1930 年代后期走在了一起，那时他们发现在一同对抗莫斯科宠爱的领导人，他们是一致的。毛一定认识到了他这个新盟友的组织才能，因为刘在 1940 年代早期的整风运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场运动旨在重新教育中共接受毛的领导。在 1945 年党的“七大”上，刘的政治报告是一曲对毛思想的赞歌。从此开始了对毛的个人崇拜，而主席正是凭借着这种个人崇拜在文革中对刘和其他人进行了毁灭性的打击。

和周一样，刘在神化毛的路线方面并不总是成功的。在 1960 年代早期，他热情地支持了毛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是却就其目标和手段与主席展开了争论。²⁸在自己费尽心思建立起来的党的机器里，刘拥有稳固的基础。在毛的心目中，刘一定是一个潜在的勃列日涅夫，能够在背后暗算自己。

“九评”之九Copy Anchor Link

主席对刘第二个不满的原因是：毛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清洗农村干部已经不感兴趣了。在他看来，那些干部只是多吃多占而已。他更关心的是，党员开意识形态的倒车，导致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毛的观点发表在抨击苏联的第九篇文章中。这篇文章援引了苏联媒体上的内容，证明苏联的无产阶级受到了资产阶级的攻击。如果苏联领导人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话，那是不足为奇，也不值得惧怕的。然而，苏联领导人鼓吹物质刺激，容忍收入的巨大差距，以攻击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来丑化无产阶级专政，用资本主义的管理代替了社会主义的计划。这一切都表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就是苏联资产阶级特别是这个阶级中的特权阶层的政治代表”。²⁹苏联“资本主义复辟”的空前危险应在整个共产党世界敲响警钟，像中共这样的政党将努力防止出现这样的“和平演变”。

这篇论战文章基于传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列举了 15 条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原则，但是这还不够。此外，最为重要的是培养和造就革命接班人：

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开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事业是不是后继有人的问题，就是将来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能不能继续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家手中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子孙后代能不能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道路继续前进的问题，也就是我们能不能胜利地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的问题。总之，这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这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着重号为本书作者所加）

这就是共产主义可能破产的黯淡前景，这也正是发动文革的理由。这篇论战文章也暗示了向后代灌输毛主义原则的过程：“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是在革命大风大浪的锻炼中成长的。应当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考察和识别干部，挑选和培养接班人”。³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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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没有办法知道毛的同事们是否意识到这篇论战文章是对他们自己的潜在威胁。也许，他们仅仅把它视为一种取悦于毛的宣传。但是，到 1964 年底，主席对于其中一些人的不满已经昭然若揭了。毛在一次高层会议上，质疑刘对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处理，指责刘和邓小平试图把他排除在会议之外，不让他讲话。毛作出了一个荒唐而夸张却带有个人风格的举动，当时他出示了他的党员证※和一本宪法，用来证明他有权利出席会议，发表意见。

※实际上为一本中共党章。——校注

当然，他不只发表了意见，还获得了胜利。组织严密的书记处做了一个异乎寻常的举动，中央委员会关于下一阶段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被撤销了，因为主席还要重新考虑一下。1965 年 1 月的新指示发出了明确的信息，在主席的心目中酝酿着一场运动，它远远不是清楚农村的财务腐败那么简单：

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有在上面的，有在社、区、县、地、甚至有在省和中央部门工作的一些反对搞社会主义的人。³¹

毛的同事们已经很清楚，毛的目标是高层的“走资派”。他们是谁呢？毛将怎样清除他们呢？主席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游击战士，尽管他不会轻易摊牌，但是他会很快采取隐蔽的行动来展开党内的清洗。

FootnotesCopy Anchor Link

1. 著名的有《经济学家》记者们的《论日本》［Consider Japan（London: G. Duckworth,1963）］。 ↩

2.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9-1981）》（北京：外文出版社，1981），页 32。 ↩

3. 参见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3 卷本［Roderick MacFarquhar,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Revolution, 3 vols.（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4,1983,1997）］（以下称《起源》）。 ↩

4.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北京：外文出版社，1965），页 59。 ↩

5. 参见威廉·陶布曼：《赫鲁晓夫：其人和其时代》［William Taubman，Khrushchev: The Man and His Era（New York: Norton,2003），pp.270-289］。中央情报局很快就拿到了这份秘密报告，再转手给了《纽约时报》，于 1956 年 6 月 4 日见报。苏联共产党只向抵达莫斯科的中国代表团口头通报了报告内容；后来新华通讯社译出了《纽约时报》的版本，代表团这才看到了报告；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 中苏关系回忆录》，两册本（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上册，页 3-4。吴冷西说《纽约时报》的版本是在 3 月 10 日发表的，这是不对的，他指的一定是西方通讯社刊载的赫鲁晓夫报告的摘要，毛及其高级同事们在 3 月 18 日会议上讨论的正是这个摘要，当时吴参加了这个会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3 卷本（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以下称《周恩来年谱》），上卷，页 560。 ↩

6. 《起源》，卷一，页 43-48。 ↩

7. 同上，页 42-43。周恩来在 1963-1964 年访问非洲时使用了“具备了革命的条件”的提法，结果东道主们对此并不欢迎；同上，卷三，页 359-360。 ↩

8.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页 70-74；逢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1949-1976）》，两卷本（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上卷，页 723-761。相关文本参见赫德逊、罗文塔尔、麦克法夸尔编：《中苏论战》［G.F.Hudson, Richard Lowenthal and Roderick Macfarquhar,eds.，The Sino-Soviet Dispute（New York: Praeger, 1961），pp.39-56］。 ↩

9.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3 册本（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1998），第 6 册，页 635-636；译文见沈迈克：《毛泽东在 1957 年莫斯科会议上的讲话》［Michael Schoenhals，“Mao Zedong: Speeches at the 1957 Moscow Conference"，Journal of Communist Studies,2,no.2（1986），109-126］。 ↩

10. 《起源》，卷二，页 92。 ↩

11. 陶布曼：《赫鲁晓夫》，页 402。 ↩

12. 赫鲁晓夫的建议还包括设立联合通讯设施，在中国部署苏联的歼击机；《起源》，卷二，页 94-96。 ↩

13. 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自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北京：新华出版社，1995），页 75。 ↩

14. 《起源》，卷二，页 96-100。 ↩

15. 同上，页 225-226，页 255-264。 ↩

16. 文本见赫德逊、罗文塔尔、麦克法夸尔编：《中苏论战》，页 78-112。 ↩

17. 同上，页 174-205；《起源》，卷二，页 264-292。 ↩

18. “九评”是《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一书的主干。 ↩

19. 除非另有说明，下文的讨论基于《起源》卷三的论证和证据。 ↩

20. 陶布曼：《赫鲁晓夫》，页 620。 ↩

21. 《起源》，卷三，页 365。 ↩

22. 周恩来组织上海工人起义以迎接蒋介石的国民党部队，在起义获得成功后，蒋把枪口对准了共产党，周仅以身免。安德烈·马尔罗小说《人类的命运》戏剧性地表现了这些事件。 ↩

23. 《周总理的讲话》，载西安冶金建筑学院革命委员会宣传部编：《林彪文选》，两卷本（西安：冶金建筑学院，1967）（以下称《林彪文选》），下卷，页 264。 ↩

24. 1994 年 10 月 7 日李志绥医生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讲后回答提问；当时李医生正在参加《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The Private Life of Chairman Mao（New York: Random House,1994）］的巡回售书活动。关于周在大跃进期间的谄媚行，参见《起源》，卷二，页 57-59，页 232-233。 ↩

25. 这是施拉姆的判断，转引自《起源》，卷一，页 7。 ↩

26. 参见本杰明·史华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与毛的崛起》［Benjamin 1 Schwartz，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1）］。 ↩

27. 这里引用的是张国焘的评论，张曾经是刘少奇的上级，1930 年代同毛争夺过中共的领导权；《起源》，卷二，页 5。 ↩

28. 同上，卷三，页 419-427。 ↩

29.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人的分析非常像南斯拉夫一位著名的议人士兼理论家对“新阶级”统治苏联的描述。参见密洛凡·吉拉斯：《新阶级 - 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Milovan Djilas, The New Class:An Anabisis of the Communist System（New York: Praeger,1957）］。这本书在中国的名气肯定很大，中国官方早在 1957 年就翻译了该书，并于 1963 年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内部发行。 ↩

30. 转引自《起源》，卷三，页 363-364。 ↩

31. 同上，页 4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