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朝禁书
毛泽东最后的革命第七章 红色恐怖

第七章 红色恐怖

破四旧运动的悲剧始于 1966 年夏天，阶级出身“不好”的家庭遭到抄家，其家庭财产被没收或捣毁；在城市中，这一阶级意味着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许多教师和全体旧商人都被划归此列。1八、九月份，北京有 33695 个家庭遭到了红卫兵和自称是红卫兵的人们的抄家。2从 8 月 23 日到 9 月 8 日，上海 84222 户“资产阶级”家庭被抄家，其中知识分子、教师家庭 1231 户。34北京的红卫兵在一个多月稍多一点的时间内，抄走黄金 10.3 万两 (约 5.7 吨)，白银 34.52 万两，现金 5545.99 万元，文物和玉器等 61.36 万件。在上海，除了大批金银珠宝外，红卫兵还搜刮到了大批现金：334 万美元，330 万元的其它外国货币，240 万在共产党掌权前的银元，3.7 亿元现金和债券。5根据 1966 年 10 月中央工作会议上转发做参考的一份官方文件透露，全国红卫兵共没收了 118.8 万两 (约 6.5 吨) 黄金，文件表扬他们“没收了一批剥削阶级的不义之财”。6文革后，上海成立了“没收物资分类局”，以落实官方政策，把有关物品还给失主，但是许多财产可能已经消失了。7一位红卫兵领袖当时宣称，周恩来同意红卫兵用没收的财物“来支付他们”在开展文革的过程中所出现的费用。8

在中国众多城市中，那些有幸认为自己躲过此劫的人在惊慌不安地旁观着。一位在上海东方药房实验室工作的老技师在其 1966 年 8 月 26 日的日记中写道：

目前情况出现了很多问题，有的还在发展，如抄家，先是资本

家地主然后发展到干部家及在运动中的重点对象。目前还有所发展，工厂企业情况也是如此。为了破四旧而去，但有人混水摸鱼，乘机打击，谨防扒手，有坏的，乘机动手动脚侮辱妇女。还有人在马路上脱裤子，脱衣裳，剪头发，脱鞋子，全部书刊交出来，滚蛋。

无疑，他表达出了无数中国人的感受，他吐露了衷肠：“红卫兵具体任务我也说不清，不知道就是不知道。”9

红卫兵对于那些显然是处在资产阶级地位的人士毫无尊重之意思。8 月 29 日晚，北大红卫兵闯入并破坏了章士钊的家，年过八旬的章曾经当过记者、教育家、官员，45 年前资助过新生的共产党，毛对此一直心存感激；事实上，1963 年，毛在庆祝自己 70 寿辰时，邀请的有限几个人当中就有章。章于是直接向主席抱怨，在毛的催促之下，周恩来才有可能下令对一批党外高层人士的居所进行保护，特别是对国家副主席宋庆龄，并把他们中的一些人转移到解放军 301 医院进行更好的保护。10

打、砸、抢

红卫兵没收和破坏私人财产，侮辱他人人格，甚至这还不是最糟糕的，除此之外，他们还在破坏公共财产。谢富治后来对清华附中的学生们——其中有部分最早的“红卫兵”——说“毛主席经常问我们，为什么中学生的破坏性那么大，为什么他们会破坏公共财产。我们答不上来。”11文革结束之际，北京 6843 处经官方认定为“有文化或历史意义的地方”，有 4922 处被摧毁，其中大部分发生在 1966 年的 8、9 月间。12紫禁城 (故宫博物馆) 之所以能够幸免于难，是因为周恩来得到了风声，知道红卫兵打算去冲击那里。8 月 18 日，他下令关闭了宫门，下令北京卫戍区派部队保护；8 月 28 日，他告诉一个庞大的学生组织——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 (即著名的“一司”)，由汪东兴的女儿领导——的代表，故宫、人民大会堂、广播电台、报社、机场是绝对不准他们踏足半步的。周接着试图向全国下达指示，把一大批单位列入保护范围，并将该指示一直下达到县团级，但是，此举被毛否决。9 月初，周再次做出努力，他起草了用于限制红卫兵行为的十条准则，然后征求了一些老干部诸如陶铸、李富春、陈毅和文革干将诸如康生、江青、张春桥等各方意见。老干部们表示支持，文革干将们表示反对，于是他放弃了这个念头。一个月后，周被迫阻止一个中学红卫兵组织的行动，他们要把北京的名字改成“东方红市”，把天安门前的石狮雕像和华表撤掉，代之以毛和中国历史上的一些英雄人物的铜像。11 月中，周又把钓鱼台国宾馆、国防部、公安部、外交部、国家计委增列为受特别保护的地点。13

在遭到破坏的价值连城的文化遗产中，最著名的也许要算是山东省曲阜县的孔庙，火车从北京开往那里大约要 10 小时。1966 年 11 月，大约 200 名北京师范大学的师生，在谭厚兰——一位在大学脱产进修以提高学历的年轻女干部——的带领下抵达曲阜，宣称他们此行的目的是“彻底砸烂孔家店”。离京前，谭和其同志们与中央文革小组进行了接触。陈伯达本人得知他们的计划后，批示孔坟可以凿开挖掉，但是他对烧毁孔庙及其设施表达了谨慎的态度。陈不反对焚烧纪念碑，但同时据说他“不提倡捣毁汉代石碑”。14北京师生在曲阜逗留了 4 周，他们联合了当地民众以及曲阜师范学院志趣相投的学生，共同捣毁了 6618 件登记在册的文物，包括 929 卷古画，2700 多册古籍，1000 多块石碑，2000 处坟墓。15他们组织当地群众召开大会批判孔子，批判孔子的教育哲学等等。在一次大会上，当地一位“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说道：

用孔子的思想“哺育”出来的，没有一个好东西，都是剥削人、压迫人、残害人、侮辱人的孬种坏蛋。提出用孔子的思想“教育”人，就是要培养地富反坏右和牛鬼蛇神，培养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为地主资本家进行资产阶级复辟招兵买马。我们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16

谭厚兰及其同伙回北京后，听到的传言是：他们的破坏行动效率不高，并不彻底，“只不过是动静弄得挺大，没有充分的动员群众”。中央文革小组的一名成员当着一名批评者的面，为他们辩护道：“什么叫做‘只不过是动静弄得挺大’？这已经是不小的成绩了！”17

首都之外的破坏行动就更加离奇了，8 月 27 日，山东 3 所中学的红卫兵捣毁了 19 世纪文化英雄武训的坟墓。武训是一个不识字的乞丐，他把捣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用来资助办学。1950 年代初，中共的理论家抨击武训不反皇权，“宣扬封建文化”。18红卫兵掘出武训遗骸，带到附近的公共广场上，召开群众批判大会，最后将其捣毁焚烧。在海南岛，明朝被“罢官”的清官海瑞的坟墓也遭到毁坏。

今日不为人们大加承认的是，至少对部分公共财产的毁坏活动是有组织的，是得到官方支持的，有的当地政府就是同谋，有的中央领导人负有直接责任，如周恩来。19例如，广东省佛山市政府就下达过以下命令：

因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为适应破四旧的要求，决定撤销 1962 年公布的市内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即“经堂右寺”、“水上关帝庙”、“南泉右庙”、“郡马祠”等四处。从发文之日起不再作为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前各单位与文化局订立的保护文物和约同时作废。20

一个国营电影摄制组甚至陪着一群红卫兵，为后人记录下了他们在北京西山的一处寺庙内捣毁佛像和香炉的行为。

1966 年秋，红卫兵的破坏也让公共图书馆蒙受了浩劫。21不过相比于 1966 年后国家裁减经费，对图书馆几乎不闻不问，在匆匆流逝的运动中损失的图书并不多。到文革结束之际，中国 1100 处县级或县级以上的图书馆，三分之一已经关门，仅在辽宁、吉林、河南、江西、贵州五省，就有 700 多万册图书遗失、失窃或者毁坏。22

中央文革小组在报刊上催促红卫兵行动。8 月 27 日，《参考消息》用毛的话语“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作为头版报道的标题，大意是“美帝国主义者竭力攻击我们的文化大革命”。第二天，该报头版左上角的“每日语录”引用的是“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第二篇报道引用美国报刊的话，说中共的新“暴政”一点也不新，阿道夫希特勒早就尝试过了。在随后的日子里，《参考消息》还断断续续地提到，蒋介石、陈立夫、《真理报》、梵蒂冈把红卫兵比作“野兽”和“疯狂肆虐的畜生”。

随着对破坏可能已经过头的批评声开始抬头，《参考消息》立即翻译了另外一种外国消息。9 月，该报刊登了一篇来自东德的电文，标题是“《新德意志报》在京记者承认：中国对于历史文物进行了恰当的保护”。到 11 月，已经找不到“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新闻通讯社早先对红卫兵肆意破坏行为的哀叹了，取而代之的是法国、日本客人最近访问中国后的记述，其标题称“中国的古代工艺品得到了完善的保护”和“红卫兵保护文物”。

遣返或屈辱

那些具有“坏”的阶级背景的公民，如果只是其财产被没收、失窃、捣毁，那还算幸运的。有些城市居民被赶出家门，强行遣回原籍。北京红卫兵在一张传单中说，这样做是为了“让我们的首都更纯更红，干干净净地迎接我们第十七个国庆节”。

在北京和外地，红卫兵和各地当局在遣返过程中进行着默契的合作。23在首都，这一计划是由一个叫做“西城纠察队”的红卫兵精英组织实施的，该组织在物质上和政治上得到了国务院秘书厅和北京市当局的支持，毫无疑问，这是因为其成员的父辈和祖辈是身居要职的干部。24向“西城纠察队”提供资助的是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该部门负责向中国的“民主党派”和官方的“群众团体”提供资金。25“西城纠察队”曾有自己的办公场所，还有供他们随意支配使用的两辆政府提供的卡车、两辆吉普车、一辆摩托车、大量的自行车和手提式扩音器。26

外交部部长陈毅的儿子是“西城纠察队”的领袖之一。1967 年 1 月，在北京的学生当中流传着一个谣言，据说他由于担任“西纠”领袖时的“过度”行为而被判处死刑，因为没有达到法定年龄，所以被处以缓刑。27他的父亲虽然态度勉强，但他属于中央内赞同遣返政策的那一派，8 月 30 日他告诉红卫兵：“遣返‘黑五类’很好，但是红卫兵要联系当地的派出所，不要让遣返人员去送死……有人说我为‘黑五类’说话，那不是我的意思。”28

党员们受到巨大压力，他们被迫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支持遣返，他们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然而并不是总能获得成功。市高级人民法院的一位基层干部眼睁睁看着自己患病的母亲被赶出京城，后来在去河北老家的路上自杀了——在 1949 年前她们家是那里的地主。尽管她没有一句怨言或抗议，只不过在与同事提及目前自杀一事时些许有些悲哀，而这位同事的母亲也被列入了遣送的最后大名单。但是，她的这一行为已经足以使她所在的党支部指责她为“为其地主分子目前喊冤叫屈”并“与地主母亲划不清界线”。对党的政策表示怀疑，就是站在了“反动立场”上。29

在基层，能够接触到“地、富、反、坏、右”名单的党的积极分子、警察、居民委员会更积极支持遣返。在许多情况下，对于那些具有红五类身份 (工人、贫农、军人、革命干部、烈士亲属) 而又住房狭窄的市民而言，遣返是给自己和亲属增加住房面积的方便法门。从 8 月 18 日到 9 月 15 日，大约有 77000 名市民被撵出了首都，占北京城市人口的 1.7%.其中有约 3 万人不过是“牛鬼蛇神”的配偶或子女。30同一时期，在整个中国，大约有 39.7 万名城市“牛鬼蛇神”被遣送回农村。31

至于高层的“修正主义分子”，等待他们的是另外一种命运：在数万名声嘶力竭的红卫兵面前定期接受羞辱。这样的场面经常是由中央文革小组煽动起来的、其领导人会当场发表讲话的政治戏剧，目的是激起青年人对所谓毛的敌人更大的仇恨。在国家电影摄制组拍摄的纪录片中，数万人聚集在一个体育场内，高呼口号，挥舞拳头，受辱的修正主义分子脖子上挂着牌子（“反革命修正主义者某某”)，被迫屈膝跪倒，受到粗暴的对待、忍受着肉体上和语言上的凌辱。从 1967 年 4 月 23 日到 10 月 27 日，公安部部长谢富治一个人就批准在北京召开 100 多次市级的群众大会，对下台的中央和北京党政高级干部进行批斗，包括彭真 (被斗 53 次)、彭德怀和其它许多人。32一个城区，一个工厂，甚至几所大学联合起来，都能组织批斗会，这些小规模的群众大会在北京一地就有数千次。从 1966 年至 1967 年间的冬天开始，这一套模式传边了中国。

1966 年 12 月 12 日，北京代市长吴德在一次群众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这是一场由许多学校的红卫兵联合组织的大会。当天，组织者在北京工人体育场 (首选的会场) 内塞入了 12 万名红卫兵和支持者 (工人体育场的设计容量是这个数字的三分之二)。从东北调到北京的吴德长期在党内任职，他斥责从前的上级和同事是“党的败类，国家的败类，人民的败类。他们勾结在一起，阴谋篡党、篡军、篡政”。群众高呼口号后，他继续说道：“我们同他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今天，把他们揪出来，把这一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揪出来，把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恶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这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历史上的一件大好事。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33在那个场合被揪出来“批斗”的 10 多个党内“渣滓”中，最重要的是北京党政机关的前任领导人，包括彭真、刘仁、万里、郑天翔、吴晗。34

1967 年 4 月 10 日，蒯大富的清华大学“井冈山”组织，在中央当局的通力合作以及解放军北京卫戍区的后勤支持之下，在校内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集会，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以及 300 多名所谓的“修正主义分子”和“走资派”在会上受到公开羞辱，据估计有 30 万好奇的看客到现场观看。35

红卫兵的竞技场

破“四旧”和揭露“牛鬼蛇神”的运动最可怕的一面在于折磨和杀戮无辜的人们，许多人无法忍受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只能走上自杀的绝路。在“五十天”内，尤其是在工作组煽动而不是阻止学生的时候，在北京和各省市区，羞辱折磨的例子无计其数，有些还出了人命。36单单是在北京近郊六个区的小学，从 1966 年 6 月 1 日到 6 月 25 日，一共有 994 人遭到殴打和“批斗”。37但是，直到毛宣布“造反有理”后，红色恐怖才真正揭开序幕。在 8 月和 9 月，北京一共有 1772 人被杀害。38在上海，9 月份与文革相关的有 704 人自杀，534 人被杀害。39武汉在这段时期，有 32 人被杀害，62 人自杀。40

经毛批准，中发 (1966)410 号文件于 8 月 22 日发布，这是导致 1966 年秋天产生大规模群众暴力的一个重要因素。该文件内有公安部上呈毛和党中央的一份报告，标题是《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它规定：

不准以任何借口，出动警察干涉，镇压革命学生运动。……重申警察一律不得进入学校。……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运动中一律不逮捕人。41

在北京举行的公安干部会议上，公安部部长谢富治试图进一步解释从今以后警察该怎么做：

刚才从中央开会回来，讲几点：

我们要保卫支持红卫兵……最近打死人多了些，可以做工作嘛！说服他们按“十六条”办事。先支持后说服。他们听话的，和他们商量作知心人，不能命令。红卫兵打了坏人不能说不对，在气愤之下打死他就算了。如果说不对就给坏人撑了腰，坏人嘛打死了就算了嘛！42

在北京的一个郊区，公安干部被告知谢讲话的要点是“过去规定的东西，不管是国家的，还是公安机关的，不要受约束”。谢说：“民警要站在红卫兵一边，跟他们取得联系，和他们建立感情，供给他们情况，把五类分子的情况介绍给他们。”43

警察与红卫兵接触后传达了谢的谈话。红卫兵领会了他的意思，随之按照他说的去做。44在 8 月 13 日北京工人体育场，一个由当局组织的集会上，在 7 万人的注视之下，10 来个“坏分子”遭到殴打。8 月 18 日，毛在天安门城楼上告诉他的年轻客人“要武”，红卫兵开始自己组织“批斗黑帮大会”。第一场批斗会的举行地是在离天安门广场不远的中山公园，红卫兵对市里的 13 名教育官员 (包括被打断了肋骨的北京市教育局局长) 进行了批判、羞辱和肉体上的折磨。对暴力行为的先前限制被解除后，形势迅速恶化。单是在北京西城区，在两个星期多一点的时间内，有近 100 名老师、学校领导、教育干部被打死。根据一个调查，“伤残者不可计数”。45

一位中国学者在文革后对遍布全国的 85 所重点大学、中学、小学进行了调查，每一所学校都有老师遭到学生折磨。其中，有 12 所学校都有一名老师被打死；有 1 所学校有两名老师遭到杀害。在这总共 13 所老师遇害的学校内，11 所是中学，2 所是小学。在 11 所中学内，4 所是女子中学。46

运气好的老师——尽管当时他们可能不这么想——被派去干打扫厕所这样的羞辱性工作。一名公共厕所的清洁员——绰号“老好人”，因为他待人友善——后来回忆道：

许多教授和学者被打成反革命分子，是的，他们被派来打扫厕所。像我这样的人是以此为生的，突然发现自己没事可干。我想干活，但是红卫兵的学生们不让……因为我习惯每天干重体力活，所以觉得很无聊。有时候，我一早一晚偷偷溜到厕所向教授们做示范……你要是强迫教授们去扫厕所的话，他们会觉得非常没面子。表面上他们像狗一样顺从。但是许多人不能忍受，用裤带在厕所里上吊了。47

红卫兵针对不止是教师。北京第六中学与高级领导人居住的中南海只有一街之隔，该校里的红卫兵把音乐教室改成了牢房。他们在墙上写道“红色恐怖万岁”，并不时重新用鲜血刷上标语，有人说他们用的是受害者的鲜血，有人说用的是鸡血。他们在那个牢房中打死了一名学生、一位看门人、一位当地居民。第四名受害者是教务副主任，被关押了 3 个月，出来后，过了几个星期就死了。48

虽然大多数的普通学生对于目睹他人被殴打致死都深感恐怖，某些铁杆红卫兵 (比如下文这位烈士之女) 则肆意地寻找机会把他们的“阶级仇恨”发泄在不幸的对象身上。1966 年 9 月 2 日，北京大学东亚语言系 22 岁的学生李某某，在北京市委大楼上贴出的大字报中写道：

阶级敌人是异常阴险毒辣的。我恨死了这些反动派，出于这种阶级仇恨，8 月 27 日我在群众大会控诉了她，激起了群众公愤，人们用棒子把多年来旧市委包庇的反革命分子栗剑萍打死了。这真是大快人心的事，为革命人民报仇，为死难的烈士报仇了。现在我还要和那些庇护汉奸、刽子手和反革命分子的混蛋们算帐！49

一位岁数小一点的女士当时在北京的一所重点中学就读——这所学校的学生家长几乎全部是中共“五大部”的工作人员——参与打死了一名有可能是“阶级敌人”的人，很多年后她这样记述了这段刻骨铭心的往事：“我们肯定询问了他的家庭背景和家庭成分……(但是) 我唯一记得的是那天晚上他穿的那件白色棉短裤。”这件事发生在广州，一个男子误导了一群北京的红卫兵，让他们相信他可能是一名强奸犯：

随着审讯的进行，那个人承认自己犯下了所有我们想象的到的罪行。他的口供变成了我们脑中的事实。这些“事实”激起了我们对他的仇恨。他不再是一名嫌疑犯，而是一个真正的阶级敌人。我们开始打他。

他做的下一件事让我们目瞪口呆。在饱受了一顿拳打脚踢、

辱骂痛斥后，他突然站起来，脱下了自己的白色棉短裤。他没有穿内裤，所以露出了他那玩艺。它又粗又黑，竖立在一丛黑毛中。它好象是挺直着，在朝我们所有人点头。

我不由自主地盯着它看。我手足无措，又羞又怒，双手冰冷，两颊发烧。几秒钟之内我们都僵住了。谁都没动。50

如果这个红卫兵分遣队全部是由女生组成的，故事可能就到此结束。她们毕竟只有 10 来岁，而根据讲述这个故事的女子回忆，她们的“阶级敌人”是一个“30 来岁的健壮大个子”。51但是，男红卫兵们正在一旁等候：

女红卫兵都跑出了教室，站在了走廊里。男红卫兵们冲了过来，一路上抄起了长长的竹竿去打他。

我们所有人都恨他！不知道谁恨得更多一点。女红卫兵们恨他，因为他污辱了我们所有的人。男红卫兵们恨他，因为他是男人中的败类。他这么一暴露，不啻暴露了他们所有人。他们都被剥光了，简直无地自容。这一次他们打他发了狠，下手毫不客气。他不配得到同情。他是一个坏蛋！

竹竿像雨点一样落下来。几分钟后，那个人倒在了地上。竹竿停在了半空。有人拉上了他的短裤。此后我们才蜂拥着回到了教室。我们看着他。他没有动弹，没了呼吸。这个人死了！52

像这样的杀人行为，当局当时并没有追究犯罪责任；即使是在文革结束以后，中共的政策基本上也是不追究，也不允许他人追究。“‘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未满 18 周岁的学生和红卫兵”，1980 年代的一份官方手册宣称，“参与群众斗殴并造成致命后果，后来认识和承认了自己的错误，现在行为良好的，免于追究责任。”53

即使是在这样的早期阶段，暴力也决不局限于城市或者学校。在大北京地区，最恐怖的屠杀发生在首都南郊的大兴县和城北的昌平县。8 月 26 日，大兴县公安局传达了谢富治在市公安会议上的讲话内容。大兴的人们把来自上面的精神解释为有条件的准许针对特定目标——“黑五类分子”实施群众暴力。当时谣传不仅大兴的公社、县、北京市的官员不会干涉针对这些人的暴力行动，就“连周总理都支持”。在大辛庄人民公社 (该县 13 个发生屠杀事件的公社之一)，导火线是 8 月 31 日公社领导召开的大队干部会议，会上公社主任和公社团委书记传达了上面的最新“精神”——他们说是从附近的劳教农场接受的指示。他们要求立即把大辛庄的“地主和富农分子”及其亲属斩尽杀绝，几乎可以肯定，这响应了谢富治在市公安会议上讲话的主要内容，同时他们自己也力图在当地落实这一讲话精神。他们解释，这种灭绝行为是为了预防“阶级敌人”屠杀贫下中农，十分紧急；据说在大约十八英里外的马村大队，“阶级敌人”已经开始发动袭击，大多数到场的干部对那里的情况茫然无知。在随后的几天内，起初是有选择的殴打“态度恶劣”的“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动分子、坏分子”，迅速升级为系统地灭绝“四类分子”的屠杀——大兴县没有第五类分子，即右派分子。54

现在人们仍然不能确切了解，是谁在那天晚上身体力行了对无辜者所实施的大多数的野蛮屠杀行为。北京城来的红卫兵显然没有卷入其中，虽然他们的英勇故事被用作当地年轻人的“灵感”。杀人者据悉包括当地的民兵和积极分子，比如，一个大队的贫下中农协会主席就杀掉了 16 个人；尸首被抛进了一口干井里，由于恶臭让人无法忍受，最后被填没了。在一个大队，哪里的壕沟方便，死人——有时是半死之人——就被埋在哪里。2000 年，中国的一位调查记者得知，在一个大队，一个小女孩和她的奶奶被活埋了。“奶奶，迷眼！”是这个女孩最后的话，老奶奶对此的回答是：“一会儿就不迷了。”幸存者向他解释，在他们看来，屠杀行为部分是由于前些年的严厉政策特别是“四清”的后果。死亡人数达到了 325 人，蔓延到了大兴县的 13 个公社，48 个大队。年纪最大的受害者是 80 岁，最小的 38 天。大约 22 个家庭被斩尽杀绝。

参加了 8 月 31 日大辛庄那场致命会议的大队干部们，并不都准备执行“灭绝命令”。其中有 3 人刚从北京大学看了关于文革的大字报回来，他们认为这个命令有点反常，在他们准备考虑执行之前，先要以某种方法进行确认。会后，他们赶到了北京中心地区，在经历了漫长的等待后，北京市委接待站的工作人员接待了他们，告诉他们这违反了中央的政策。他们带着这个消息迅速回到了大辛庄，从而避免了一场更大的灾难，不过，那些与此同时尽力实施屠杀的人们在 9 月 1 日的直接抵触还是很强烈的。55

9 月 2 日，中央当局发布了中发 (1966)445 号文件，第一次试图把“红色恐怖”置于控制之下。该文件中的报告是由周恩来建议、由公安部起草的，目的之一在于“明确”红卫兵与警察的关系。它劝告红卫兵“不要进入公安机关，不要打派出所”，因为这样做“对保卫文化大革命不利”。它继续对公安机关解释道：

革命群众要求到监狱、看守所、劳改队斗争、惩罚犯人，这种革命热情是可以理解的。为了不使犯人乘机逃跑、暴乱，欢迎群众向我们提供材料，由专政机关惩罚犯人。56

随着冬天的到来，“红色恐怖”逐渐平息。1967 年 1 月 1 日，在大兴县屠杀过去 4 个月后，王力在国务院秘书厅和中央办公厅的干部会议上说：“我们到大兴县去调查……形势非常好。”王提醒他的听众，“这样大的斗争，不可能那样顺利”。571968 年 6 月，谢富治部长在北京周围农村的干部会议上询问，大兴县的杀人者有没有得到正确的处理，有人回答此事“已经得到处理”。58尽管这话的含义并不明确，但是，一位因反对当时野蛮的“阶级”暴力而坐牢的红卫兵，在很多年后回忆，对罪犯的主要指控不是他们的杀人行径，而是他们对于上面要求停止杀人的命令反映“迟缓”。59

毛和紧跟主席的谢富治合力批准了恐怖的盛行。中国的青年人在以阶级斗争表现的暴力文化下成长。党的暴力一度得到了谨慎的控制和调整，而现在相关的戒律已经无效。青年男女不再受父母和社会的约束，他们可以肆意妄为，对他们的同胞们进行攻击、殴打、杀戮，直到他们仅存的一丝良心感到不安为止。其结果就是全国上下都处于青少年的自然状态，诺贝尔奖获得者威廉．戈尔丁的小说《蝇王》(Lord of the Flies) 正是预示了它的缩影。

Footnotes

  1. 有时候，破坏行动是在街道居民委员会提议下，由财产所有者自己实施的。《致全体革家书》［羊坊店一区居委会“公开信”］，1966 年 8 月 29 日，沈迈克收集。 ↩

  2. 《北京市“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5-1967》，页 26。有关北京抄家行动的红卫兵第一手资料，参见翟振华（音详）：《中国红花》，页 92-100。 ↩

  3.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 71。上海一位受害人叙述了抄家的情况，参见郑念：《上海生与死》，页 69-95；另见董竹君：《我的一个世纪》（北京：三联书店，1997），页 448-461。 ↩

  4.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 71。 ↩

  5. 裴宜理、李逊：《无产阶级的力量一文革的上海》［Elizabeth J. Perry and Li Xun, Proletarian Power: Shanghai in the Cultal Revolution（Boulder：Westview, 1997），p.12］；作者指出，这些数字只代表上交给中国银行的东西，也许它们只是全部没收财产中的一小部分。有关武汉的数字，参见王绍光：《理性与疯狂》，页 72。 ↩

  6.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 71。 ↩

  7. 郑念：《上海生与死》，页 504-513。 ↩

  8. 转引自红代会新北大附中井冈山兵团总部编：《大字报选》（北京，1967），页 23 页。1967 年 3 月，中共中央确认，可以把没收的资金用于真正的红卫兵运动。国防大学：《文化大革命》，上册，页 362。 ↩

  9. 作者藏中国日记第 10 号。 ↩

  10. 有关章宅事件的详情，参见其女的叙述，章含之：《风雨情：忆父亲，忆主席，忆冠华》（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页 51-56。该书页 45 叙述了毛欠其父的人情。毛下达给周的命令，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页 116-117；有关毛、章二人的关系，另见路海江、贺明洲编：《毛泽东和他同时代的人》（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页 356-361。毛写给章的 3 封信收录于《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页 559-561，601-603。有关毛的 70 岁生日，参见《起源》，卷三，页 635，n.128。有关周的行动，参见《周恩来年谱》，下卷，页 53-54；《周恩来选集》，两卷本（北京：外文出版社，1981，1989），下卷，页 470-471。章士钊 1925 年在段祺瑞军阀政府任教育总长吋，学生们曾两度捣毁他的住宅。包华德编：《民国名人传记辞典》［Howard Boorman, ed.，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 5 vols.（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7-1979），1:107］。 ↩

  11. 《学习资料》（北京：清华大学井冈山通讯社），第 857 期（1967 年 12 月 6 日）。 ↩

  12. 红卫兵捣毁文物的照片参见杨克林：《文化大革命博物馆》，上册，页 152-165。 ↩

  13. 《周恩来年谱》，下卷，页 50，页 52，页 54，页 57，页 70，页 91。 ↩

  14. 北京经济学院无产阶级革命造反团等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参考资料》，第 4 册，页 9-10。 ↩

  15. 石文安：《人民公敌》，页 102-103；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 118-119。 ↩

  16. 全国彻底捣毁孔家店树立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革命造反联络站编：《高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清算尊孔复古的反革命罪行一一曲阜县贫下中农用阶级斗争血泪史痛斥孔老二的徒子徒孙》（无出版者署名，［1966］），页 13。 ↩

  17. 王乃英：《较系统的揭发材料》，1968 年 1 月 13 日，第 25 页，手稿，沈迈克收集。 ↩

  18. 在批判电影《武训传》的运动中，1951 年调查小组去了武训的家多，但是没有捣毁他的坟墓。该小组走访后认定武训是罪恶的、封建的和反人民的。参见陈赐恩：《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Theodore H.E.Chen，Thought Reform of the Chinese Intellectuals（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60），pp.38-42］。 ↩

  19. 在 5 月份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周恩来不但明确主张把在毛之前执掌中共大权的瞿秋白的骨灰扔出京西的八宝山革命公墓，还提议捣毁太平天国领李秀成的苏州忠王府。他坚持说这两人都是“无耻的”叛徒。青海八·一八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宣传组编：《资料选编》，第 13 页。然而，周恩来一旦得知红卫兵破坏了国民党委员长蒋介石在浙江的祖坟，立即下令地方领导人去修复之。此外，周还安排章士钊去香港，把坟墓修复好后的照片转交给蒋介石本人。参见杨亲华：《1978 年前海峡两岸谋和足迹实录》，《炎黄春秋》，1997 年第 8 期，页 23 页。中共仍然希望未来能与蒋进行某种接触。 ↩

  20. 佛山市档案局编：《佛山市大事记（1949-1989）》（佛山，1991），页 116。 ↩

  21. 石文安：《人民公敌》，101；张戎：《鸿》，页 292。 ↩

  22. 邹华享、施金炎编：《中国近现代图书馆事业大事记》，页 212-231。 ↩

  23. 北京四中革命师生：《通令：关于驱逐四类分子的五项命令》，1966 年 8 月 24 日。5 月，周恩来代表首都工作组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毛，被后者否决了，因为此类遣返把问题推给了下面。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资料组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参考资料》（北京，1967），第 3 册，页 7；《中华人民共和国组织法则选编》（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5），页 204-205；《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指挥部第一号通令》，1966 年 9 月 9 日；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中央首长讲话》，第 1，页 249；《周恩来年谱》，下卷，页 33。 ↩

  24. 比如，中央调查部、中央宣传部、外交部、建筑材料工业部和最高人民法院。 ↩

  25. 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资料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参考资料》，第 3 册，页 7；《中华人民共和国组织法则选编》，页 204-205。 ↩

  26. 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资料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参考资料》，3:7；红卫兵上海司令部（红上司）编：《砸烂“联动”》（上海，1967），页 31-33。 ↩

  27. 《文革简讯》，第 14 期（1967 年 1 月 26 日）。 ↩

  28. 河北北京师范学院《斗争生活》编辑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页 146-147。 ↩

  29.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第二学习班党委：《关于李瑶琴问题的复查汇报材料》，1972 年 4 月 26 日。 ↩

  30. 《北京市“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5-1967》，页 24。 ↩

  31.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 100。 ↩

  32. 《北京市“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5-1967》，页 48。 ↩

  33. 河北北京师范学院《斗争生活》编辑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页 546。 ↩

  34. 陈东林、杜蒲编：《共和国史记》，4 卷本（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第 3 卷，页 165。 ↩

  35. 唐少杰：《一叶知秋——清华大学 1968 年“百日大武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 年），页 51-53。 ↩

  36. 王友琴：《学生攻击老师》，页 2-3；高原：《自来红》，页 50-60；凌耿：《红卫兵》，页 18-21。 ↩

  37. 王鉴：《“文化大革命”时期北京普教情况》，《北京教育志丛刑》，1991 年第 4 期，页 23。 ↩

  38. 《北京市“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5-1967》，页 26。 ↩

  39. 裴宜理、李逊：《无产阶级的力量》，页 1！。 ↩

  40. 王绍光：《理性与疯狂》，页 72。 ↩

  41. 国防大学：《文化大革命》，下册，页 91；另见沈迈克：《中国的文革》，页 48-49。 ↩

  42. 北京市化学工业局机关红色宣传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第 2 册，页 192。 ↩

  43.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 69。 ↩

  44. 翟振华（音译）：《中国红花》，页 92。 ↩

  45. 王鉴：《“文化大革命”时期北京普教情况》，页 23。 ↩

  46. 王友琴：《学生攻击老师》，页 1，页 20-22。 ↩

  47. 廖亦武：《厕所门卫》［Liao Yiwu，“The Public Toilet Manager"，Paris Review, no.174（Summer 2005），186-187］。 ↩

  48. 王友琴：《学生攻击老师》，页 3。几乎所有有关红卫兵的书籍和文章都刊载了残暴的事例，但是这篇文章细致入微地叙述了当事人的见闻，尤能令人毛骨悚然。 ↩

  49. 北京钢铁学院革命造反战斗兵团铁 66 南下分队编：《批判谭力夫讲话选辑》（广州，1966），页 30。 ↩

  50. 杨瑞：《吃蛛的人》，页 138。 ↩

  51. 稍微年长一些的女红卫兵在性的方面敢于作为，有些男人因为小觑她们而尝到了苦头。1966 年 10 月，中央戏剧学院的红卫兵组织在一位元帅之女的领导下要求公开档案。“女牛鬼蛇神们”狠狠地挤压了两位警卫的睾丸。据当时同情他们的一份材料说，他们“非常痛苦，豆大的汗珠从脸上淌了下来”，他们的“后代有危险”。最后守卫人员抵挡不住，档案被红卫兵洗劫一空。参见中央戏剧学院红色造反团编：《揭开中央戏剧学院“毛泽东主义战斗团”殴打诬蔑人民解放军的内幕》（北京，1967），页 4，页 9-10。 ↩

  52. 杨瑞：《吃蝴蛛的人》，页 138。 ↩

  53. 赵启正编：《干部人事工作手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页 ↩

  54. “五类分子”指的是那些在文革前戴上“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动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这一污辱性帽子的人。参见沈迈克：《谈革命一一红卫兵、政府干部和政治话语》［Michael Schoenhals, Talk about a Revolution: Red Guards, Government Cadres, and the Language of Political Discourse, Working Paper Series on Language and Politics in Modern China 1（Bloomington: East Asian Studies Center, Indiana University, 1993）］。 ↩

  55. 在云南省的一个少数民族村落，发生了规模远小于此、但同样悲惨的暴力事件。参见埃里克·穆格勒：《野鬼时代——中国西南的记忆、暴力和空间》［Erik Mueggler, The Age of Wild Ghosts: Memory, olence and Place in Southwest China（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1），pp.258-2641。 ↩

  56. 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政法公社编：《中央负责同志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讲话（1966 年 11 月—12 月）》（北京，1967），页 253。 ↩

  57. 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中央首长讲话》，第 1 册，页 8。 ↩

  58. 《东风》（北京：第八机械工业部联合文书办公室），第 20-23 期（1968 年 7 月 10 日）。 ↩

  59. 遇罗文：《北京大兴县惨案调查》，载宋永毅编：《文革大屠杀》（香港：开放杂志社，2003），页 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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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红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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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天下大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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