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当时人民都造反，正如这之前人民都革命，之后人人又都悔言造反，或干脆忘掉这段历史，人人又都成了大灾大难的受害者，忘了在灾难没落到自己身上之前，也多多少少当过打手，历史就这样一再变脸。你最好别去写什么历史，只回顾个人的经验。……

而且说不准什么时候，等人忘了，又卷土重来，没疯过的人再疯一遍，没受过迫害的再去迫害或受迫害，也因为疯病人生来就有，只看何时发作。

高行健《一个人的圣经》第 151、159 页

文革以一场针对四个人的政变而开始，又以一场针对另四个人的政变而结束。但两者有所不同：1966 年的是一场政治政变；1976 年的是一场军事政变。在文革开始之时，毛能够确保在党内合乎程序地将其敌人定罪。在文革结束之际，高层的派系斗争已经让中国的政治制度陷入瘫痪，以致只有使用武力才能实现领导层的变动。

然而，叶剑英、华国锋和汪东兴可以说他们的行动是受到广泛的（事实上是疯狂的）欢迎，他们有力地而又破天荒地为其胜利提供了生动的证据。11 月号的《人民画报》刊登了一幅 9 月 18 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毛的追悼大会的照片，“四人帮”在上面占据了显著的位置。对于照片上哪些已经在政治上死亡的人物，共产党传统的造假手段是在照片上张冠李戴，改头换面，或者是把幸存者拼挤到一起。这一次的胜利者为了显示“四人帮”的下场，只是在照片上把“四人帮”抹去，从而照片上留下了很大的空隙。¹

华国锋的失势Copy Anchor Link

一旦“四人帮”被捕，邓小平的复出就是势在必然的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毛对邓的清洗、召回和再次清洗造成了这种局面。邓在文革之初就被剥夺了权力，因此无须为文革承担责任，后来把邓召回来，说明主席自己认为邓是唯一可与周恩来媲美的人物。邓后来的下台向所有人表明，他公然反抗毛和“四人帮”，勇敢地试图让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作出决策时能够恢复理智。

对于华国锋来说，邓的再次复出是一剂苦药，他尽可能地对此拖延。在“四人帮”被清洗的第二天，身为总理的华国锋在政治局会议上被选为党主席和军委主席。从理论上讲，他现在已经集制度上赋予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权力于一身，如果没有叶剑英和李先念这两位在党内和军内领导层中举足轻重的元老的有力支持，他是得不到这样的地位的。的确，华在一次高级干部会议上大胆地说，在新秩序下他们必须继续批邓，反对“右倾翻案风”，正确地看待文革。²

华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试图让中国继续处于毛的那巨大的阴影之下。他迅速决定在天安门广场上建立毛的纪念馆，存放经过防腐处理的毛的遗体，罔顾毛 27 年前与其同事们的约定，既不像苏联那样为纪念领导人而建立陵墓、改变城市和街道的名称。华还主持编辑《毛泽东选集》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文稿的其余各卷，以控制把握毛的遗产。³

毛所说的“你办事，我放心”被反复引用，如今这句赞语被移花接木地用来证明华的合法性。一幅描绘华从其前任手中接过这个祝福的油画被制成海报，大量往外传播。新主席为了加强他与其前任的联系，大力宣传由另一位毛所恩惠过的受益者汪东兴发明的口号：“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但是，正是由于“两个凡是”，再加上华不明智地暗示未来还会有文革，华失去了党的元老们原本可能对他的支持，因为他们已经决意不让中国，特别是党和他们自己，重新经历这一恐怖年代了。然而，鉴于华似乎把持着所有的权力，因此这些元老们决意让邓复出，不失体面地把文革的受益者打发走，这突出地证明了中国是人大于法的，正如毛在文革时显示的那样。

据传闻，高级将领们威胁说，如果邓不能大权复归，中央委员会就不会确认政治局对华的任命，虽然形式也是不可或缺的。最迟在 1977 年 3 月的一次工作会议上，华就受到了前政治局常委陈云和王震将军的攻击，这位新主席坚持自己的立场，拒绝让他的批评者的讲话在正式记录上发表。但是，当华在 7 月份召开十届三中全会时，他不得不在邓的事情上作出让步，显然其回报是得到了后者对其领导地位的支持，估计是华的保护人叶剑英和李先念告诉他，鉴于党内老干部们的舆情汹涌，他们不可能再坚持批邓的路线。十届三中全会批准恢复邓小平的所有职务：中共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副总理、军委副主席、解放军总参谋长。这次全会也确认了华的所有职位，这肯定不是巧合。⁴

在达成这次妥协后，华国锋在 8 月召开了中共“十一大”，邓小平在会上成内继华、叶之后的第三号领导人。华和邓在讲话中都表现了一定的克制，邓称华为“我们的英明领袖”。但是，为了重申其合法性，华发表了热情洋溢的长篇讲话来赞颂前任主席，他重申了文革的必要性及其取得的成功，“十大”路线的正确性（他是在“十大”进入政治局的）以及坚持阶级斗争和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必要性。如果华强调了其双重遗产中的另一半，也就是前任总理周恩来的温和形象，他有可能会保住他的权力。但是，尽管华宣布文革已经结束，但他仍然说这只是第一次，也许决定他命运的是那让人不寒而栗的毛主义的预言：“文化大革命这种性质的政治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后来，不到 18 个月的时间，在 1978 年 12 月举行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随着陈云和其他领导人回到领导岗位上后，得到增援的邓小平已把党实际控制在手中，尽管华还保留着其所有的职务。⁵

在这个过渡期内，那些在文革中受到冲击和排挤的老党员们，即“沉默的大多数”，给邓及其支持者们撑腰鼓动。在中央党校校长胡耀邦的鼓励下，理论家们设计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提法，这就打击了“凡是派”奉毛的话语为一切事情的圭臬的观点。⁶在北京市市长（应为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校注）吴德下台之后，北京市委正式承认 1976 年 4 月 5 日的天安门事件“是完全革命的”，这又巩固了邓的合法性。与此同时，平民百姓开始在首都市中心的“民主墙”上贴出大字报，表达对邓的支持。这种支持表明邓才是周恩来的真正继承人。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华的地位越来越不稳固。1979 年 1 月，正是作为“最高领导人”的邓而不是时任总理和党主席的华出访美国，纪念华盛顿和北京外交关系的正常化。⁷1980 年初，华被迫同意让“小四人帮”离开政治局，也就是同他一样的文革受益者的“凡是派”成员：汪东兴、吴德、纪登奎和陈锡联将军。华现在被孤立了。此后，华的重要头衔被进一步剥夺，在 1980 年晚些时候把总理一职让给赵紫阳；1981 年把党主席一职让给了胡耀邦，军委主席一职让给了邓小平。华只得到了党的副主席一职以保全颜面，但是在 1982 年中共“十二大”上，连这个职务也被拿掉了，他只是一名中央委员。毛为其政治遗产设置保护人的努力终于失败了。

掘墓：平反昭雪Copy Anchor Link

虽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了改革时代，但是为了最终告别文革，邓还有三件事情要做。首先，这次全会上同意为受害者平反昭雪，即使他们已经不在人世。熟悉的面孔回到了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年迈的高官们被分流进了新成立的中央顾问委员会，邓打算借此让他们体面地退出，但是这些人却不时地成为了邓进行改革的阻力。在地方，干部通常在回来后发现要同整治过他们的人一起工作。据说，一些高级干部希望把所有文革的受益者都扫地出门，但是由于在 3800 万党员中，有大约一半人是在那 10 年中入的党，这就要进行一场超大规模的清洗。中共领导层可不想看到任何类似文革的现象卷土重来。

最棘手而又最重要的问题是给毛的主要敌人刘少奇平反。刘的案子得到了小心谨慎的处理，以防进一步伤害已故去的主席的声誉。即使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为刘少奇洗脱了 1968 年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定下的罪名（中纪委称其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大的冤案，是通过虚构材料、伪造证据、强行逼供、扣押证词等手段凭空捏造的”），它的报告还是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引起了热烈的讨论，最终刘于 1980 年 2 月正式得到了平反昭雪。刘在郑州的骨灰直到 1980 年 5 月 14 日才回到其遗孀王光美手中，由此可见处理这一事件的微妙之处。三天后，邓在北京举行的刘少奇追悼会上致悼词。⁸

驱邪：审判“四人帮”Copy Anchor Link

”

第二件大事是让“四人帮”和“林彪集团”受到审判。党和民众希望看到他们所受的灾难的肇事者得到应有的惩罚。在数以百计的调查人员从卷帙浩繁的文件中完成举证后，1980 年 11 月下旬审判开始，一直延续到 1981 年 1 月。起诉的主要罪状是迫害其他共产党领导人和视图篡党夺权。审判结果是毋庸置疑的。这是一次纽伦堡似的审判，胜利者事先已经为被告定了罪，唯一的问题是怎样量刑。⁹

为了确保法庭审判有尊严和令人满意地进行，党的官员们施压，让被告在开庭前认罪伏法。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负责与江青进行最后谈判的是文革初“四大家族”的成员彭真，他得到平反后现已返回政治局。尽管江青答应在法庭上举止得体，但是好斗的她很快失去耐心，针锋相对地唇枪舌战，坚持叫嚷她只是按照毛的吩咐办事。当她被指控对刘少奇受迫害致死负有责任时，她反唇相讥，说当年主审法官本人和大多数中央委员都竞相批判过刘。

相反，张春桥则一言不发。他和江青都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以观后效。江青也许相信，邓不敢处死毛的遗孀，特别是即使在文革的高潮也没有一位领导人被处死。无论如何，不论是她，还是张春桥都没有悔改，却在 1983 年被减为无期徒刑。

江青被关押在北京郊区臭名昭著的秦城监狱，虽然一些被她迫害过的人在这里度过了若干岁月，但是她的待遇要比他们好得多得多。1980 年代中，她患了咽喉癌，住进了公安医院。此后，她往来与监狱和医院之间，后来似乎得到允许在家软禁。1991 年春天，她癌症复发，在住院期间上吊自杀。¹⁰官方新闻通讯社对江青的死亡做了简短的报道。张春桥在服刑二十年后被释放，与其妻子一起度过了余生，也许仍处于当地公安当局的监视之下。¹¹他在 2005 年去世时，中国官方媒体也做了简短的报道。

法官们经常被江青激怒，尤其是她无视他们让她“闭嘴”的命令，不过幸运的是，其他的被告在交代问题时要比张春桥、江青合作的多。王洪文被判处无期徒刑，1992 年他似乎是因为肝病死于狱中。另一名“四人帮”成员姚文元被判处二十年徒刑，时间从其 1976 年被捕时算起，到 1996 年刑满释放。由于不准他返回上海，他只好在祖籍故乡浙江省诸暨县度过余生。陈伯达在庐山会议后的 1970 年底入狱，被判处十八年徒刑，1988 年 10 月被释放，并于第二年去世。

“四人帮”的家庭成员纷纷自保，这种悲剧在文革前的政治运动中已经司空见惯。张春桥的妻子告诉上海市公安局的调查人员；“我以前听说过要搞审判，所以思想上有准备。我坚决支持，已经和‘四人帮’划清界限。”姚文元的祖母告诉自己的邻居：“我不知道我孙子干的那些坏事。他父亲不是我的亲生儿子，我们很少有联系。从来没想到他会做那么多坏事。他自己一人做事一人当。”王洪文的女儿从广播中听到审判的消息后，当着母亲的面愤怒地喊道：“中国有什么权利进行审判？他们必须在国际法庭受审。”¹²

对所谓“林彪集团”的指控的成员的审判不那么引人注目。4 名前中央军队领导人——总参谋长黄永胜、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海军政委李作鹏——被判处了十六年或十七年的徒刑。但是，除了与林彪共事外，他们的主要罪状是迫害其他将领，而不是参与林所谓暗杀毛的阴谋。¹³

这些将领、“四人帮”以及接近他们的人都得到了他们应得的下场。但是，大多数在文革期间犯过罪的人却没有受到惩处。¹⁴据传闻，中央组织部内有人打算一股脑儿铲除党内所有有罪的干部，但这将导致一场大规模的清洗，而此时的邓强调的是和谐，好让中国远离政治斗争。此外，许多此类干部唯一的错误是遵守毛制定的党的路线，由于中共是一个讲纪律的党，党的领袖们可以假定他们同样也会忠诚于新的路线。人们曾试图把致人伤亡的前红卫兵们拒之于大学校门之外，但是这样的一个区分是否有效也很难说。

解释：关于中共党史的《历史决议》Copy Anchor Link

平反满足了党对正义和重新合法化的需求；尽管审判“四人帮”也许满足了党要求复仇的欲望，但是邓显然认为这些还不够。必须要有第三个步骤。虽然邓不会降低到发表秘密报告的层次，但是对于文革这场“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的大动乱，应当对民众有个说法，有个安慰。自称有权管理国家、保护人民的中国共产党怎么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呢？邓小平的第三个措施——中共中央官方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给出了答案，上文对文革的描述（即文革“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译注）正是出自此文。¹⁵

《决议》发表于 1981 年 7 月 1 日——中共成立 60 周年纪念日，最初经过 4000 名党的官员和历史学者的讨论，此后这项任务交给了一个 40 人的起草小组，小组的人数后来又缩减到 20 人，在起草过程中，邓经常介入他们的工作，并给予指示。一度有人提出来要宣布八届十二中全会（刘少奇被开除出党）和“九大”（林彪被任命为接班人）为非法。邓坚决不同意这一提法，因为这“等于说我们有一段时间党都没有了。”“有的同志说，‘文化大革命’中党不存在了。不能这么说。党的组织生活停止过一段时间，但是党实际上存在着。否则，怎么能不费一枪一弹，不留一滴血，就粉碎了‘四人帮’呢？”¹⁶

《决议》大胆地宣称文革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认为毛的“论点”（“资产阶级”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的代表人物已经混进领导机关，只有通过发动群众才能将其铲除）“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毛是一位“纠缠于错误思想的领导人”！与刘少奇和其他人在文革中倒台、整个政治生涯遭到否定的人不同，《决议》把毛塑造成一名悲剧英雄，他的“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错误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党的合法性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毛的革命成就。与苏联不同，中国人没有列宁可以依靠；毛既是列宁，又是斯大林。正像邓所说的那样：“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¹⁷所以《决议》试图免除毛对文革中最糟糕的事情的责任：

至于毛泽东同志所重用过的林彪、江青等人，他们组成两个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的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同志的错误，背着他进行了大量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这完全是另外一种性质的问题。¹⁸

为了确保这一版本的历史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有关文革的学术研究受到了极大的阻挠，大学里回避了相关的文革课程。邓希望随着《决议》的发表，“认识得到一致，历史上重大问题的议论到此基本结束。”¹⁹

然而，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人，他们感到有必要再提供两个解释，而不是把责任推到少数人身上。这两个解释都有道理，但是这似乎是在开脱他们本人没有阻止文革的责任。由于中共在经历了长期的阶级斗争后突然获取了政权，干部们习惯性地把新问题当作阶级斗争的表现，沿用过去熟悉的急风暴雨式的手段，“从而导致阶级斗争的严重扩大化”，并且“这就使我们把关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当成保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中苏论战把中共引向了反对国内“修正主义”的斗争，“以致党内同志们不同意见的正常争论也被当作是所谓修正主义路线的表现或所谓路线斗争的表现”，从而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²⁰

第二条解释又回到了毛身上。主席的威望与日俱增，他的骄傲也与日俱增。他越来越独断专行，并使他自己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这种现象是逐渐形成的，党中央对此也应负一定的责任。”但是，即使是这样小心翼翼的暗示——毛的同事们被畏惧和怯懦控制了心神，就像是兔子们在眼镜蛇面前吓得不能动弹——接下来也被消解掉了，只能归因于“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是很难肃清的：

种种的历史原因又使我们没有能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虽然制定了法律，却没有应有的权威。这就提供了一个条件，使党的权利过份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起来，也就使党和国家难于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发展。²¹

是的，中国人的传统是崇拜皇帝的；是的，中共的传统是斗争。但是，在这些具有相当能力、经验、韧性、威望的领袖之中，竟然没有一个人同一位胡作非为的“皇帝”进行斗争，然而依照孟子的学说，他们本该这样做的。²²

分水岭Copy Anchor Link

文革就这样尘埃落定了，在接下来的四分之一世纪内，毛最担心的修正主义噩梦变成了现实，但是责任只在于他本人。历史学家将赞扬邓推动了中国资本主义式的现代化（“改革”），让中国融入了更广阔的世界（“开放”），正是毛泽东乌托邦幻想的灾难性后果让邓决心摆脱共产主义的教条。毛在 1949 年后取得的最大胜利——农业集体化——遭到了否定。只有毛的主要功绩——1949 年革命本身——依然存在，1989 年 6 月 4 日，在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受到威胁的情况下，邓小平和解放军在天安门广场拯救了它。可以说只有邓才有决心、有威望，能够下令军队镇压学生民主运动。因此，邓在“六四”时候的行动证明，毛在文革中拒绝把邓打入地狱确有先见之明。

中国共产党把毛的 1949 年革命叫做“解放”，但是它强迫中国人民奉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统教条。在文革后，民众的解放才最终蓬勃兴盛起来。党的各级干部受到的凌辱使得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心目中的权威性砰然倒地，人民接受了毛主义的教导，变得敢想、敢说、敢干。今天，各地的中国人都在对他们所认定的腐败官员的不正当行径表示抗议。文革确实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份水岭。

然而，文革也是中国现代史的分水岭。从 1839 年—1842 年鸦片战争以来，在一个多世纪里，中国人努力实现着现代化，同时又保留他们民族和文化上的完整性。19 世纪中叶流行的口号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但是到了 20 世纪初，中学崩溃了。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儒家学说遭到抛弃；有着两千年悠久历史的儒家帝国让位于共和国；知识分子攻击作为社会哲学的儒学的不平等和家长制。中“体”的性质变得模糊不清。

中国共产党提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种外国的“体”是同儒家学说一样主张极权主义的，它承诺要取得胜利，并且在毛的领导下实现了胜利。但是，到了 1950 年代末，毛厌倦于模仿外国人。大跃进是毛第一次视图找到一条有中国特色的道路。到了 1960 年代中期，毛用修正主义的幽灵来证明他对苏联模式的厌恶是正确的。按照公开的说法，文革是毛为了让他的人民避免患上苏联病而打的预防针。但是，更为重要的是，这是他最后一次，也是尽最大努力在现代世界确定中国特色，并使之传诸久远。毛确实是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的守卫者。²³

正是文革的混乱、杀戮以及最后的萧条（全部损失超过中国一年的国民收入）²⁴使得邓放弃了中国政治家和知识分子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来探求中国版本的现代性这种徒劳无益的探求。中国必须涌入在台湾以及东亚各地行之有效的西方式现代化的浪潮。文革成为了中国现代史上经济的和社会的分水岭。

改革纲领所带来的中国经济思想产生了惊人的变化。几个世纪以来，信奉儒家之道的满清官吏和继承他们的共产党干部们一样相信政府必须主导经济，担心牟利动机会腐蚀人民的品德与社会的和谐。²⁵官员们坚持对重要的商品进行垄断；最早在公元前二世纪著名的盐铁会议上就阐明了它的哲学。²⁶商人们受到了经济上的和社会上的歧视。汉、唐两代商业虽然繁荣，但那是“没有——而不是因为——政府政策”的结果。²⁷虽然在后来的朝代中，政府垄断渐渐遭到抛弃，但是商人仍然只有与官僚阶层形成互利、从属以及通常的腐化关系后，才能发家致富，成长壮大。²⁸

在 1949 年共产党革命后，中共迅速确立了类似的对商业和工业的主宰，首先是政治控制，然后是通过公私合营实现全部或部分接管。在建立起互利的关系后，中共视图铲除的腐败现象蔓延丛生。²⁹在后来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批判中，从苏联媒体上摘录的有关不法商业活动的报道成为所谓赫鲁晓夫决心复辟资本主义的证据。在文革爆发之际，过去的资本家是红卫兵通常加以打击的嫌疑对象之一。

在改革的时代，在“市场化列宁主义”中，出现了沧海桑田般的变化。没有哪个满清官吏会赞美“致富光荣”，即使人民生活富裕是其主要目标。同样重要的是邓在 1983 年的讲话：“农村、城市都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³⁰对于农民万元户的赞扬表明，资本主义的激励被引进门来。在二十年后，这一数字已经完全过时，一部分人确实先富裕起来了：1993 年，一位作家凭着一部软性的色情小说预先得到了 100 万元（大约 12.5 万美元）的稿酬；³¹2003 年，《福布斯》（Forbes）杂志列出了 100 位拥有 1 亿美元以上身家的中国私人企业家。³²老干部们固执己见，而傲慢的大亨们则在违法犯法。³³但是，利润再也不是一个肮脏的词汇，2004 年私有财产权最终写入了宪法之中。这确实是一场历史性的文化大革命。

政治僵滞Copy Anchor Link

尽管邓愿意采取一切措施，致使中国重返富强之路这样一个所有爱国者在 20 世纪初都赞成的目标，但是他不大注重当时的中国革命领导人孙中山所赞成的民主目标。尽管中国共产党声称自己是 1919 年五四运动的嫡子，但是在“赛先生”（科学）和“德先生”（民主）这两个目标中，它只接受了前者。在有着文革记忆的邓看来，给予人民权力很容易陷入暴民政治。例如，邓在 1989 年天安门事件前不久说道：“我们搞四化，搞改革开放，关键是稳定。……中国不能乱。”³⁴

这种稳定的基础是四项基本原则：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专政，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³⁵在 21 世纪初，唯一真正的基本原则就是共产党的领导，这使得党认为这是一条合适的并且是可行的。然而，党的统治的资源被破坏了。没有什么革命巨擘向现政权提供目标，让国家实现团结和纪律。文革和改革时代破坏了意识形态的尊严，而这种意识形态给予党以合法性，并且把整个制度凝聚起来。党员中绝大多数是没有理想的投机分子，更为糟糕的是，他们的人民不尊敬他们。中共曾经界定的稳定已经不复存在：2005 年 7 月 5 日，公安部部长告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会，2004 年有 74000 多起群众抗议活动（10 年前是 1 万起），参与人数达到 376 万人，而中国的人口是 13 亿。2005 年，这个数字上升到 87000 起。³⁶

也许在某一天，共产党在统治这庞大的、难以驾驭的、日益复杂的 13 亿人口时遇到麻烦时，会觉得政治多元化是分散责任、化解批评的适宜方式。³⁷

如果是这样的话，毛常爱表达的一个观点（“坏事可以变成好事”）也可以适用于文革：文革虽然是一个恐怖的时代，但是从其之中孕育出一个更加明智、更加繁荣、也许有一天还会是民主的中国。到那时，中国人也许会公开面对在文革中彼此犯下的恶行，并对导致这一切的主席的责任做出最后的结论。

FootnotesCopy Anchor Link

1. 这张照片重刊于包瑞嘉：《埋葬毛：邓小平吋代的中国政治》［Richard Baum, Burying Mao: Chinese Politics in the Age of Deng Xiaoping（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p.28.］。 ↩

2. 麦克法夸尔：《毛的交班和毛主义的终结：1969-82》，页 313。 ↩

3. 政治局要求中央委员会确认华的任命，这在形式上是不得不然，1977 年 7 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完成了这一步骤；陈东林、杜蒲：《共和国史记》第 3 卷，页 1279-1281。1977 年出版了一卷毛的选集，收录了毛从 1949 年至 1957 年间的文章，但是在华国锋下台后，此书由于不能令人满意而被迅速处理掉了。 ↩

4. 麦克法夸尔：《毛的交班和毛泽东主义的终结：1969-82》，页 311-327。 ↩

5.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文件）》（北京：外文出版社，1977），页 52-53。 ↩

6. 参见沈迈克：《1978 年的真理标准辩论》［“The 1978 Truth Criterion Controversy"，CQ, no.126（June 1991），243-268.］。 ↩

7. 最早使用“最高领导人”这一提法的是香港媒体，意思是邓虽然没有担任党和国家的最高职务，实际上却是地位最高的人。 ↩

8. 这一叙述的根据是罗德明：《死亡与美化》，页 467。邓小平承认在刘少奇平反的问题上有争论，参见《邓小平文选（1975-1982）》，页 276-277。 ↩

9. 这并不是说北京的审判就像纽伦堡一样一丝不苟地遵从法治的司法程序。有关中国人没有遵守自己的法律规范的情况，参见丘宏达：《北京最近审判“四人帮”中的一些法律问题》［Hungdah Chiu，“Certain Legal Aspects of the Recent Peking Trials of the‘Gang of Four’and Others”，in James C. Hsiung, ed.，Symposium: The Trial of the "Gang of Four" and Iis Implication in China（Baltimore: School of Law, University of Maryland, 1989），pp.27-39］；以及包瑞嘉：《埋葬毛》，页 113-114。 ↩

10. 有关江青受审和狱中表现的叙述取材于特里尔：《毛夫人白骨精》，页 330-359。 ↩

11. 徐景贤：《十年一梦》，页 409。 ↩

12. 肖思科：《超级审判》，下册，页 613-614。 ↩

13. 审判的官方记录收于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编：《中华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纪实》（北京：法律出版社，1982）。 ↩

14. 一位母亲试图让杀害自己女儿的人受到法律制裁，但是此人最终得到了货大。参见郑念：《上海生与死》，页 477-522。一位公安干部告诉郑念，在上海有一万人“非正常”死亡（页 488）。 ↩

15.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9-1981）》，页 32。当然，这种描述是不准确的。文革事实上是一场全面的灾难，特别是就党和政府而言，但是对于人民来说，更大的损失发生在大跃进后的饥荒中，大约有 3000 多万人丧失了生命，而他们本来可以不死的。 ↩

16. 《邓小平文选（1975-1982）》，页 276-296。 ↩

17. 同上，页 287。 ↩

18.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9 -1981）》，页 32-44，引文在页 33 上；着重号系作者所加。 ↩

19. 《x 小平文选（1975-1982）》，页 277。1988 年，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在哈佛大学核心课程上第一次开出了有关文革的课程后，中国限制发行的内部报刊《参考消息》对此做了简短的介绍。文章末尾提出了一个问题，大意是“为什么我们开不出这样的课程呢？”最晚在 1997 年，当麦克法夸尔作为北京大学的客座教授进行正式讲座的时候，官方没有通知他不要讲文革。在 2003-2004 教学年度，上海复旦大学开出了一门有关文革的课程；在 2004-2005 教学年度，北京和厦门大学的历史系纷纷开出有关课程，据说中国人民大学的中共党史系也这样做了。 ↩

20.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9-1981）》，页 44-46。 ↩

21. 同上，页 46-47。 ↩

22. 这一段落的中、英文版本参见理雅各：《中国经典》卷二《孟子》［James Legge, The Chinese Classics, Vol.2: The Works of Mencius（Reprint, Taipei：Southern Materials Center, 1983），p.167.］。 ↩

23. 芮玛丽在《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1862-1874）》［Mary Clabaugh Wright, The 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vatism: The T'ung-Chih Restoration, 1862-1874（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3）］中发明了这 - 术语，用来描述 19 世纪中叶中国对西方攻势的反应。 ↩

24. 据估计损失达 2793 亿元；武力：《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上册，页 741。用 2006 年年中的汇率计算，损失达 340 亿美元。文革期间中国国民收入最高的两年是 1975 年（2503 亿元）和 1976 年（2427 亿元）；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3》，页 22。 ↩

25. 贺凯：《中国皇朝史一一中国历史与文化指南》［Charles O. Hucker，China's Imperial Past: An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re（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p.187.］。 ↩

26. 伊佩霞编：《中国文明与社会史料集》［Patricia Buckley Ebrey, ed.，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Society: A Source Book（New York: Free Press, 1981），pp.23-26.］。 ↩

27. 贺凯：《中国皇朝史》。 ↩

28. 费正清、戈德曼：《中国新史》［John King Fairbank and Merle Goldman，China: A New History, enl.ed.（Cambridge, Mas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Pp.179-182.］。 ↩

29. 对“三反五反”运动的描述，参见泰韦斯：《新政权的建立和巩固（1949-1957）》，页 37-40。 ↩

30. 《邓小平文选（1982-1992）》，第三卷，页 33。 ↩

31. 白杰明：《论当代中国文化》［Geremie R. Barme, In the Red: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Cuture（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181-182.］。 ↩

32. http://www.forbes.com/2003/10/29/Chinaland.html. ↩

33. 4 年 6 月 1 日，新华通讯社宣布中国耀眼的第十一大富豪周正毅因为证券欺诈罪被处以 3 年徒刑。2002 年 10 月，杨斌——《福布斯》杂志称其身家为 9 亿美元，他已经是荷兰公民——因为涉嫌逃税而被捕。 ↩

34. 《邓小平文选（1982-1992）》，第三卷，页 279 页。 ↩

35. 同上，页 172-181。 ↩

36. 《南华早报》，2005 年 7 月 7 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一个由党外知名人士和中共官员参加的“统一战线”机构，它一般在全国人大开幕前召开。另见爱德华·科迪：《陷入抗议潮的中国日益提高警惕》［Edward Cody，"China Growing More Wary amid Rash of Protests"，Washington Post，August 10,2005, p.A11］；马利德：《中国官方数据证实社会动荡加剧》［Richard McGregor，“China's Official Data Confirm Rise in Social Unrest”，Financial Times（Asia Edition），January 20, 2006, p.2.］。有关抗议的例子，参见爱德华·科迪：《中国城市中的仇富一——殴打学生触发暴乱》［“Chinese City's Rage at the Rich and Powerful; Beating of Student Sparks Riot, Looting"，Washington Post, August 1,2005, p.A1.］。 ↩

37. 有关最新的对中国政治前景的一个乐观预期，参见杜林：《中国的民主未来·一它将如何发生以及导向何方》［Bruce Gilley, China's Democratic Future: How It Will Happen and Where lt Will Lead（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