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朝禁书
毛泽东最后的革命第六章 红卫兵

第六章 红卫兵

在八届十一中全会结束之际，“群众们”已经起来了。“红色恐怖”迅速蔓延到首都的大学和中学的校园。

红卫兵运动的结果就是暴力。1毛给予学生造反的权利，从而取消了工作组对使用暴力的有选择的限制。从毛的许多讲话来看，毛渴望通过适度的恐怖来发动文革。他从来不为夺人性命而感到不安。在文革后期，在与其亲信们谈话时，主席甚至提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的标志确切地说是他为了革命而心甘情愿地承受大肆杀戮的死人数量：“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位希特勒更凶。越凶越好，你信不信？越杀人就越要革命。”2也许，他颇有同感地重新体验到了自己发动湖南和江西农民起义的光荣岁月。在 1966 年秋天，不管出于什么动机，从摧毁私有财产和公共财产到驱逐城市中不受欢迎的人，一直到杀人害命，暴力无所不及。尽管在运动后来的若干阶段，死亡人数更多更大，但是，1966 年 8 月至 9 月的“红色恐怖”扑面直袭而来，它深深地嵌入了大众的记忆里。

“北京太文明了！”毛在八届十一中全会结束后举行的中央领导人的工作会议上说道，“我看北京乱得不厉害……流氓也是少数，现在不要干涉。”3促使毛发表上述评语的最主要因素是 8 月 6 日清华附中、北大附中和北航附中等 3 所重点中学的红卫兵发表的《紧急呼吁书》。这份呼吁书称有“混蛋”披着红卫兵的外衣，到处破坏国家财产，随意打人，它号召所有“真正的革命”红卫兵采取行动，结束首都的“混乱”。4毛给如此呼吁的必要性打上了问号。

8 月 5 日，毛在撰写《炮打司令部》的当天，还撤销了中发（1966）312 号文件，该文件赞同北京大学工作组对“六一八事件”的处理。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泄露了毛的个人意见：北大所发生的事件“不是反革命事件，而是革命事件”。58 月 13 日，摇摆不定的北京市委采取了一个举措，目的几乎肯定是打击上述红卫兵《紧急呼吁书》中提到的“流氓”，以抚慰普通大众中的同情者。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北京最大的体育场，1959 年庆祝建国 10 周年时完工）的一次群众集会上，大约 7 万名青年男女见证了对 10 余名小“流氓”的公开批斗。但是在这次集会的高潮，情况失去了控制，这些流氓遭到了殴打。在场的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王任重负责监督北京文革的进程，他也不能或不愿意进行干预。在那个星期六的晚上，红色恐怖遍布首都。几个月后，反对此次暴力活动的大学生在回忆文章中称此次集会造成了“极坏的影响”。6

曾被抑制的愤怒和暴力交织一起，一旦在社会主义秩序的表面裂开一个漏隙，它们就会迸发出来：中共领导人很早就知道这一点，但是很少对此进行谈论。彭真在 1965 年 1 月打破了这个禁忌，他在一个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讲话中告诉自己的同事：“学校内爆发了大规模的斗争，你们的子女就读的学校也包括在内。”彭举例，北京有名中学生不过是写了首歪诗，却立即被同学们斥责为“反对毛主席”。“他们打他，直到他招供。然后他们又指责他想杀害毛主席。他说他绝对不敢。他们说他不老实，继续打他。最后，他承认自己这么想过。有人想要干预，结果也被打。我不是在杜撰：今天坐在这里的一些同志的儿子想要干预，结果被打了。”7在彭倒台以后，周恩来说他的讲话“很坏”。8毛的反应不为人所知，不过，他利用了这种强大的能量，为他自己的文革宏图服务。

说来也怪，毛和康生都不清楚去哪里征召文革最热情的支持者，因为，彭真的故事表明，最恐怖的罪行发生在中学甚至小学里，而不是北大或其它高校。9最无条件积极支持文革的是中国的 1300 万中学生。如果把他们发动起来意味着要忍受一点混乱，一些暴行，一丝“过度”，那就让它们来吧！

如上一章所述，早在 5 月 29 日，红卫兵运动就在清华附中诞生了，那时学生们决定组织起来捍卫主席及其思想，与修正主义展开斗争。7 名学生在晚自习后聚集在圆明园举行成立会议，据一位当事人回忆，他们经过短暂讨论后就选定了运动的名称：

“嘿，伙计们，我看咱们今后应该告诉全校所有与咱们观点相同的人再写大字报小字报就用同一个签名同一个笔名。”我出了这个主意。……

记不清是谁倡议，提出张承志用过的笔名最好……

“红卫兵？如何！太棒了！毛主席党中央的红色卫兵——”

“红色政权的坚强卫士，红色江山的光荣卫兵。嘿！真是怎么叫怎么顺，就叫‘红卫兵’！”

次日，一批用“红卫兵”的名义写出的大字报就覆盖了北京西郊的清华大学附属中学。

6 月 2 日、3 日，海淀区、西城区各个中学的学生都闻讯赶到了我们学校，纷纷写出大字报予以声援支持。这些大字报的下首，都洒洒脱脱、歪七扭八、龙飞凤舞、磕磕绊绊地签着“红卫兵”的大名。10

6 月 2 日贴出的一张大字报预言了这场运动的标记：“痛打所有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人，不管他们是谁，打着什么旗帜，处于什么职位。”11

精英中学或“重点”中学早期活跃的原因也许是学生群体的构成和凝聚力。这些学校不仅是在教育的意义上是“精英”，大批学生的父辈或祖辈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地位比他们的老师们高得无法相比。他们从父母那里听到了革命的动人故事，又从发至自己家中的机密文件中了解到党内的事务，现在是他们利用这些了解、仿效那些故事而大显身手的时候了。重点大学的学生是从全国各地选拔的智力上最出类拔萃的苗子，地域上比较分散，许多人在进校初都彼此陌生；而重点中学的学生是从首都的一些相对狭小的城区内挑选的，许多人上的是同一所小学，所以形成了更有凝聚力的群体。

教育革命

6 月初，工作组进入首都许多学校后，鼓励大学生和中学生成立各自学校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班级文革小组。全国各地发生了同样的情况，各省市党政领导人纷纷学习首都的榜样，解除了大学校长和党委书记的职务。126 月 13 日中共中央决定学校暂时全部停课，让学生把全部时间投入文革，停止教学活动，让学生们阅读和讨论报上的文章和毛关于教育制度的评论。13毛在 1966 年 5 月 7 日《给林彪同志的信》中提到“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受此激励，部分学生希望把自己的学校转变为延安抗日军政大学那样的军事共产主义学校。据北大附中一位早期著名的红卫兵领袖回忆：“那时，我们对中国的整体局势很满意……(但是) 感到中国的整体教育制度确实不好。”14在工作组的鼓励下，人们往往凭着最勉强的理由，批判老师搞的是“资产阶级”或“修正主义”的课程和教学。大字报贴满了学校的墙壁。一位重点女子学校的学生回忆道：

这样的革命维持了数周，然后节奏开始放慢。该写的都写了，每天贴出的新的大字报的数量在减少。工作组决定让我们出去

看看别的学校和大学在干什么。我们到附近的学校去读他们的大字报，然后到革命起源地清华和北大。我整天都在大学里阅读大字报。……到了 7 月末我想文革结束的时间到了。15

然而文革才刚刚开始。

红卫兵精英们，比如部长们和将领们的子女，已经得到了一点暗示：文革并不局限于教育。他们读到了政治局机密的《五一六通知》(这些学生们是在家里看到的，老师们是看不到的)，把它解读成一个鼓动人们武装起来承担更大任务的号召。有人回忆道：“我们根本不怀疑文件所说的内容……我们认为毛主席身边肯定有一个赫鲁晓夫。如果我们不站起来与修正主义做斗争，我们的国家将改变颜色。”166 月底，清华附中的红卫兵贴出了 4 篇题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系列大字报中的第一篇，他们宣称：“我们不但要打倒附中的反动派，我们还要打倒全世界的反动派。……搞一场无产阶级的大闹天宫，杀出一个无产阶级的新世界！”17

8 月初，毛向清华附中的红卫兵们给予了他的“热烈的支持”，《人民日报》引用了主席的话，“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红卫兵的雄心壮志突然间变成了更为现实的东西。红卫兵运动现在开始了。北京的学生们将把他们的信念传遍全校﹑传遍全国。18

接见红卫兵

外地学生被北京发生的事情所吸引，他们利用延长了的暑假，从 6 月开始大量地涌入北京。这时官方的政策还不欢迎外地学生。8 月 12 日，中央文革在一份内部的备忘录——这是向毛作口头汇报的基础——中写道：“劝告各省市不要动员大批人员到京。已来者要由各省市劝告回去闹革命。已经有外地来的人住在清华大学，吃饭﹑睡觉都成问题。”但是毛不同意，他告诉中央文革小组，苏联“把列宁主义丢了”，原因之一就是“直接见过列宁的人太少”。毛坚持“中国的下一代，应当有大量的人直接见到老一代的革命领袖，越多越好”，言下之意，就是他自己。19在红卫兵的“圣经”——小红书《毛主席语录》中，有这样的话语：“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象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世界是属于你们的。中国的前途是属于你们的。”20毛有一点自大狂，他曾经回忆道：“我们的人民是很有纪律的，给我印象很深。我在天津参观时，几万人围着我，我把手一摆，人们都散开了。”21于是，陈伯达在 8 月 16 日公开催促学生们到首都来，而不是离开首都。22这一个邀请揭开了八次纽伦堡式的大规模集会的序幕，从 8 月中旬到 11 月底，主席“接见革命师生”，地点主要在天安门广场。

根据参加过 8 月 18 日第一次集会的人们回忆，举行此集会的决定是在前一天才做出的。8 月 18 日，从凌晨一点开始，百万师生被引领着进入了天安门广场。5 点，毛意味深长地穿着军装，从天安门城楼——领袖们传统上是在那里检阅国庆游行队伍的——上走下来，进入了人群之中，挥手致意。8 点，部分学生佩戴丝制的红卫兵袖章，被领来晋见毛及其同事，其中包括从默默无名一路坐直升飞机般地升到了第二十五位的江青。在天安门城楼下，10 来岁的年轻人歇斯底里地喊着：“毛主席万岁！”而近距离看到的领袖形象就要大打折扣了。主席“比我想象的要老，过半的头发已经白了。他脸上带有衰老的痕迹，并不红润，这正在意料之中。他行动迟缓。他是一个衰弱的老人……林彪……矮小瘦弱，他的脸白得像纸一样。”23不管其相貌如何，林彪展示了他的新角色，他作了一个 17 分钟的讲话，号召青年们积极捣毁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24

在超过 6 小时的集会中，毛曾转身对林彪说道：“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意义。”25

当天的高潮是从学生中选出的一名叫做宋彬彬的学生，在受接见时得到许可，把红卫兵的袖章戴到了毛的手臂上，此举显示了毛对红卫兵运动的支持，向全国表明了它的合法性。26毛得知了她的名字意思是“文质彬彬﹑温文尔雅”之意，说道：“要武嘛。”许多红卫兵精英读到这段对话后，猜测毛是否在说他们迄今为止的行为太文质彬彬了。27这段对话无疑加强了毛早先发出的讯息。为了表示祝贺，北师大女附中把原本单调普通的名字改为“红色‘要武’中学”。

不难意料的是，一些年老的中共领导人认为这样的集会令人疲乏不堪。8 月 19 日，在上海模仿举行的大会上，上海市委领导人借着瓢泼大雨和满天黑云，有一段时间让替身向走过的人群挥手致意，这种事是毛及其同事做不来的。28在 8 月 31 日的第二次集会上，江青部分地担任了仪式主持人，毛也开始显露出疲惫之色。毛躺在床上，有一点发烧，这位 72 岁的主席 9 月 13 日写信给林彪，让林准备在定于第二天或第三天举行的集会中挑大梁。29奇怪的是，据毛的医生回忆，看上去病恹恹的林彪平时在家里深居简出，在上述这类集会上却充满了活力：“北京的秋天太阳最烈，天安门城楼上风很大。但林彪变得不怕光，也不怕风，次此和毛一起向城下的红卫兵挥手致意。”30最后，毛又及时恢复了体力参加了接见。9 月 15 日，康生代替江青的主持人角色，领导人们在 4 个小时的接见中一直呆在天安门城楼上，跟随这些领导人的新华社摄影记者，为后人记录下这次活动。他们在这一天出现了疏忽。接见结束后，中宣部没有找到一张站在康生旁边的邓小平的照片。最后，在全国发布的是一张经过了剪刀加浆糊改制的照片，即移花接木地把邓的头搬到了陈毅身上。31

这个插曲说明，媒体对这些事件的报道是受到严格控制的。此后，在 10 月 1 日的国庆节上，150 万人集会 (包括报纸上所说的“来自五大洲七十多个国家的朋友们”)，天安门广场上发生了一起混乱，新闻媒体没有进行报道，以防“全世界的帝国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和反动派”利用它来“玷污 (毛的领导层和文革的) 光辉形象”。那是正式的游行队伍过去后，毛坚持要在他的几位“亲密战友”的陪同下乘车去向群众致意。局面顿时一片大乱，用王力的话说“群众争着和毛主席握手，汽车没有办法移动半步”。负责领导人安全的是北京卫戍区，其司令员傅崇碧在拼命给出车队开路时挤断了 3 根肋骨。大约有 10 人被踩死，将近 100 人受伤。32然而，毛对此却漠不关心。在安全返回紫禁城后，他告诉中央文革小组：“文化大革命一定要搞到底，要枪毙的话，我和你们一起枪毙！”33

对八次接见的每一次集会中广场上的大多数普通人来说，要记住的只是一天。在 11 月份的最后一次集会前，据负责后勤的周恩来说，每天都有 20 多万人乘坐极其拥挤的火车来到北京，在高峰期，这个数字达到了 29 万人。34即使在最后一次集会以后，仍然有 5 万人来京希望见到毛，还有 6 万人希望呈上有关家乡文革形势的请愿书。那时，北京除了 770 万的常住人口以外，还至少有 300 万临时来访者。35

外省的红卫兵们到达北京火车站或永定门火车站后，乘车或者步行到几十个红卫兵接待站，那里有工作人员引导他们到遍布全城的 4000 多个接待点去。36北京军区的军事人员负责提供住宿，这些住宿点不是在 59 所高校和 300 所中学，就是在工厂或居民家中。在其新居所，他们接受基层军官的训练，以备参加下一次的接见。运营的费用很高，每位红卫兵每月的口粮是 15 元，包括早饭 (米饭﹑水﹑咸菜﹑馒头) 和中饭 (两个馒头﹑一盘白菜炒肉) 都用粮票，免费的住宿据说只维持了一个星期。37有的红卫兵被拥挤的人群所踩踏，死在北京的医院中，这又产生了额外的费用。周恩来后来告诉政治局常委会，他们保持了“很好的精神状态，很高兴”，38而北京的市民则痛恨红卫兵造成的动荡和不便。39

到 11 月 26 日的最后一次集会为止，毛本人已经接见了全国约 1200 万红卫兵。40对他们来说，这是独一无二的经验。一位上海的红卫兵，26 岁的中学教师，在亲眼见到毛以后，在 9 月 15 日晚写信给同事们：“我决定把今天作为我的生日。我在今天开始了新的生命！”41悲哀的是，这位理想主义者的新生命十分短暂。10 月 2 日，他在受到了他的一些学生的野蛮殴打后自杀，他们指责他去北京只是为了建立“反革命联系”。42如果毛早就知道文革中有这种屡见不鲜的死难者，他也不会有任何同情：“凡是自杀的人，都不要去救他……中国人这么多，也不缺他们这么几个人。”43

革命的游山玩水

毛不只是希望有尽可能多的红卫兵来亲眼见到他。他也支持他们到全国各地去“点燃革命之火”。“我们必须支持群众大串连！”44到了 9 月初，所有相关部门都得到国务院的通知，红卫兵在串连时应享受免费旅行和免费食宿。轰轰烈烈的秋冬革命旅行和旅游即将开场，青年人开始踏上他们一生的旅途——有些人也许读过了四年前出版的杰克·凯鲁亚克《在路上》的中文删节本。45

流行的目的地包括神圣的共产党革命故地：毛泽东的家乡，韶山；毛上学的地方，湖南省省会；红军打下的第一个革命根据地，江西省崎岖荒凉的井冈山；贵州省遵义县，根据官方的史书，长征中正是在这里“从此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延安的窑洞，1937 年后革命的精神中心。46此外，还有中国的大城市，如 1921 年中共在那里建党的上海。到 1966 年底，全国 160 万红卫兵来到了南方大都会广州，表面上是参观 40 年前毛泽东讲过课的国民党的农民运动讲习所。47真正敢于冒险的人去了有异域风情的地方：根据文革后的官方史书记载，大约有 1000 名来自中国内地 (四川和北京) 的红卫兵来到西藏进行革命“串连”。到 1966 年 11 月中旬，这一数字不再增长，部分原因是冬天让更深入的旅行成为不可能，部分原因是当局匆忙制定政策，规劝汉族学生不要去少数民族地区旅行。48

周恩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当着一批急切而热情地准备南下的红卫兵的面，称赞“革命大串连”是一件“好事”。49然而，周在同毛谈话时，语调要冷静许多，他说漏了嘴，讲到必须作很多准备。毛镇定自若地回答：“要什么准备，走到哪里没有饭吃？”50到 10 月的第二个星期为止，已经有 374800 名“革命师生”造访了上海，上海市市长为革命旅游对工业生产造成的影响而焦虑不堪。51“说中央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那是不对的”，他对同事们说道，“他们全知道。问题是，他们是不是和普通老百姓用同样的方式来看问题？”一位当时生活在上海的澳大利亚籍英语教师评论道：“曹市长的话听起来似乎不错。和以往一样，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密谋反对学生和毛的亲信的坏人，而是一个真诚的行政官员，他担心文革会冲击到上海的工业，真心想让中央看到这一点。”52

许多红卫兵想象自己在重走长征路，想象自己正在把他们从学校课本中﹑电影中——如果是精英人物子弟的话，在父辈们讲给他们听的故事中——看到的革命神话变成现实。中央调查部两名干部的女儿当时还不足 16 岁，正在中学读书，30 年后她回忆道：

我们不是游客。我们不是游山玩水。我们是去与旧世界作战的战士。事实上，我们中的许多人认为这次旅行将成为一生中的转折点，是我们“职业革命家”生涯的开始。从此，我们不用再羡慕父母们在革命战争中的英雄事迹，不用为我们出生太迟而感到遗憾。我们要和我们景仰的前辈一样，到那些黑暗势力依然猖獗的危险地区去。我们要唤醒和组织群众，挖出潜藏的敌人，为夺取文化大革命的最后胜利不惜流血牺牲。53

当时的旅行者的日记显示了旅途中的所见所闻是多么的激动人心。他们不再写那些从篇幅到内容都沉闷无趣的东西，字体变得十分潦草，只是草草记一个事件﹑时间﹑地点的梗概，也许日记作者希望有朝一日他或她能在这个基础上重建一幅完整的图像。第三章里那个记述了自己邂逅乞丐后想法的南京学生，在 11 月 2 日的日记中写道：

1966 年 10 月 29 日夜 1 点 10 分到达天津。住在天津市人民一中 (原诚友庄二中)，二楼六室。在天津买了一枚毛主席胸前纪念章，到了红旗商店﹑人民商店，参观了海河。今天是在天津市委去看大字报。54

和青年的旅行者不同，留在家中的父母和祖父母另有一番想法。有太多的地方很容易出差错。虽然成年人在公开场合赞同这些行为是为了革命，但是在私底下他们有忧虑，有时还很有道理。多年后，一位在上海的解放军退休军官回忆道：

北京我一个老战友的儿子高中生，串连开始后，带着 12 岁的一个小妹妹，从北京，石家庄，太原，西安，乌鲁木齐，郑州，武汉，广州，长沙 (把一个小妹妹丢了他也没找到)，又到了上

海，青岛，大连，天津，返回北京，就是到处逛，搞什么“串连”？55

全国规模的“革命大串连”最有害的后果几乎不为人所知。1966 年秋天以前，流行性脑脊髓膜炎在中国很少爆发，即使有也是高度局部性的，主要原因是人群的流动性很低。在极度拥挤和不卫生的条件下——多年后，上海的一位青年妇女回忆道：“从乌鲁木齐出发，我和一群女孩子一路上都挤在厕所内”—56——来自全国各个角落的数百万人的突然流动结束了这种状况，为大规模的瘟疫流行铺平了道路。到 1967 年底，有 304 万例脑脊髓膜炎记录，超过 16 万人丧失了生命。一份官方的材料指出：“感染最严重的是少年儿童，其中相当部分是参与了‘革命大串连’的‘红卫兵’。”57

破“四旧”

中共中央在关于文革的决定中设定的主要任务是破除“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在 8 月 18 日的红卫兵大会上，林彪在毛预先批准的讲话中重申了这一任务，这位新接班人显然在鼓励红卫兵们“大破”“四旧”。

在夏天的那几个月里，人们对这个指令还很少予以注意，最有可能的是人们还不知道怎样把这一普通词汇付诸实际行动。然而，这不妨碍它流行开来，成为一个广泛的思想，就像上海市市长呼吁“破四旧，立四新”而不需要解释其含义。588 月 19 日，周恩来同忙于制定国庆节集会计划的北京市干部们分享了自己破除“旧习惯”的想法——“今年”，他说，“我们要打破传统，游行队伍要自西向东59

红卫兵运动开展起来以后，“破四旧”成为了毛的接班人和中央文革小组赋予这支推翻传统的突击队的第一项“光荣任务”。在第二次红卫兵集会上，林彪大大赞扬了过去两周内“走上街头，横扫‘四旧’”的红卫兵，周恩来同声附和，号召听众们和他一起向“红卫兵小将们，破‘四旧’，立‘四新’”的英雄行为“致敬”。60

从现存的那时粗制滥印的传单﹑大幅的印刷品﹑海报以及其它昙花一现的材料中，人们可以瞥见这场运动的折衷主义性质。8 月 24 日，北京第六十六中学红卫兵们向市委﹑公安局﹑劳动局递交了一份拙劣的“外交照会”，要求北京各居民委员会强迫不良“分子”在“群众监督”下进行劳动，强制人们在 25 岁以上才能抽烟喝酒，要求立即关闭所有的私人医院﹑餐馆﹑理发店。61北京第六中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同时也签署命令，要求所有的“剥削阶级成员”“把自己的大粪收集起来，堆放到粪车上去”。他们号召“革命群众”去“监督”收集和堆放的过程。629 月中旬，北京工业学院的红卫兵们发表了“对北京同学们的呼吁”，告诉那些要革命的人“上前来”，不要革命的“滚开”！让此呼吁书作者们感到愤怒的是，那些整天只有单调的“三餐一拉”的年轻人，不是把文革他们的相对自由用来干革命，而是去“编织网兜和毛衣”，“准备过冬御寒”。638 月 2 日，北京第二十九中学的红卫兵们散发大幅传单，批判北京许多地方使用的污言秽语，并号召“各地的革命同志”，联合起来铲除这种语言。“不堪入耳﹑不知羞耻的粗话”是“劳动人民的鸦片”，与北京作为“党中央和毛主席所在地，世界革命的诞生地”的地位“不符”。64

也许红卫兵运动中最无害的部分就是改名——街道﹑商店﹑学校﹑剧院﹑饭店﹑医院﹑报纸﹑杂志，甚至是红卫兵们自己的名字，总之任何引人注目的名字都要改。带有“封建”色彩的人名要改名，换成更适合自诩的“革命接班人”身份的名字，诸如“卫彪”﹑“卫青”。

在北京，周恩来应红卫兵的要求，把苏联大使馆门前的扬威路正式改名为反修路。但是，他警告他们不要冲击大使馆，也不要在大使馆的墙上张贴大字报，并且在更名仪式上增派了卫戍部队去执行他的命令。65根据特别受邀的外国记者估计，出席仪式的有近 10 万名红卫兵。66在长沙，应“群众的要求”，“中山图书馆”(以 1911 年革命领袖孙中山的名字命名) 的名字被改回“湖南图书馆”，1912 年至 1913 年间的冬天，毛泽东在此呆过一段时间而使该图书馆闻名。67

中央和省级党报无一例外地立即称赞红卫兵的这些更名行动“做得对，做得好”。《人民日报》8 月 23 日的社论称这些改动“好得很！”《红旗》杂志不许人们批评红卫兵“盲目幼稚”。68毗邻香港的广东省红卫兵甚至要改动香港的名字。9 月 16 日，《参考消息》翻译并刊登了美联社发自香港的电文，在新华社发的标题是“红卫兵取得宣传胜利”一文中，声称殖民地当局的发言人说，“红色中国寄往 (香港，然而写成)‘驱帝城’的邮件将由本地邮政机构送达”。69

红卫兵为那些缺乏革命创造性的人们开出了单子，作为对列宁在“怎么办”曾提出过的问题的回答。北京“毛泽东主义学校”(到目前为止，就是北京第二十六中学) 的红卫兵提出了“破旧立新”的“一百个建议”，包括“商店里的产品不要用外国名字，必须使用富有中国内容的名字”(第 87 条)；“带有封建色彩的名字自觉到派出所去改名”(第 95 条)。70可以想象，两个或多个红卫兵组织，此时此刻由于在改名的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间或会产生冲突。

后来，在改名的高潮一过去，周恩来承认他本人和毛泽东有时觉得这有点过分。“你们要给天安门改名”，1966 年 12 月 1 日，他对红卫兵说道，“但是改成什么呢？‘东方红’？……我问了主席，他不同意改。其实他根本不想改。……只要不是封建落后的，就是好名字。”71

问题是，什么是封建落后则见仁见智，红卫兵们既然不可能每件事都去请示总理，安全的做法总是赞同而不是去反对这些改动。随着北京中学内贴出大字报，建议改变服装和外表，“一些红卫兵立即行动起来。他们在大街上拦下路人，铰开窄腿裤，削平尖头鞋，敲掉高跟鞋。女孩的长发被看作是封建残余，被强行剪去。解放前中国妇女是不允许剪短发的，现在红卫兵不让她们留长发。”72中共的一位美国人党员，在北京的主要商业区王府井看到了这些行为：“这是喜剧。不过随之而来的就是悲剧。”73

Footnotes

  1. 即使在英文（以及其它西方语言）世界也有大量有关红卫兵的文献。许多红卫兵和少数红卫兵迫受害的人们发表了他们的回忆录，一些学者著书进行了分析。比如，戈登·贝奈特、蒙塔波托：《红卫兵：戴小艾的政治传记》［Gordon A. Bennett and Ronald N. Montaperto, Red Guard: The Political Biography of Dai Hsiao-ai（Longdon: Allen & Unwin,1971）］；陈佩华：《毛主席的孩子们》［Anita Chan, Children of Mao（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5）］；张戎：《鸿》［Chang Jung, Wild Swans（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1）］；郑念：《上海生与死》［Nien Cheng, 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New York: Grove, 1986）］；冯骥才：《一百个人的十年》［Feng Jicai, Voices from the Whirlwind（New York: Pantheon, 1991）］；高安花：《到天边》［Gao Anhua, To the Edge of the Sky（London: Penguin，2001）］；高原：《自来红》；龚小夏：《强制的运动和欺骗的政治》［Gong Xiaoxia，“Repressive Movements and the Politics of Victimization”（Ph.D.diss.，Harvard University, 1995）］；何汉理（哈里·哈丁）：《危机中的中国政府》［Harry Harding，“The Chinese State in Crisis"，in Roderick MacFarquhar, ed.，The Politics of China: Second Editon, The Eras of Mao and Deng（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Pp.148-127］；韩丁：《百日战争——清华大学的文革》［William Hilton, Hundred Day Wa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t Tsinghua University（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2）］；华林山：《红色年代》［Hua Linshan, Les annies rouges（Paris: Seuil, 1987）］；邝泽倩：《中国学校的文革（1966.5-1969.4）》［Julia Kwong, Cultural Revolution in China s Schools, May 1966-April 1969（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88）］；李鸿永：《中国文革政治》；梁恒、夏竹丽：《革命之子》；凌耿：《红卫兵——从学生到“小将”》［Ken Ling, Red Guard: From Schoolboy to "Little General”in Mao'ss China（London: Macdonald, 1972）］；刘红（音译）：《惊月》［Liu Hong, Startling Moon（London: Review, 2001）］；露丝·恩肖、凯瑟琳·金德曼：《在台必眼》［Ruth Earnshaw Lo and Katharine S. Kinderman, In the Eye of the Tphoon（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80）］；马波：《血色黄昏》［Ma Bo, Blood Red Sunset（New York: Viking, 1995）］；闵安琪：《红杜鹃》［Anchee Min, Red Azalea（New York: Pantheon, 1994）］；慕爱亚：《朱门》［Mu Aiping, Vermilion Gate（London: Abacus, 2002）］；倪志伟：《北大的文革》（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t Peking University）；李敦白、贝内特：《红幕后的洋人：李敦白回忆录》［Sidney Rittenberg and Amanda Bennett, The Man Who Stayed Behind（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3）］；骆思典（斯坦利·罗森）：《红卫兵宗派主义和广州文革》［Stanley Rosen，Red Guard Factionalism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Guangzhou（Canton）（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2）］；詹姆斯·罗斯：《卷入龙卷风》［James R Ross, Caught in a Tornado（Boston: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94）］；沈迈克编：《中国文革（1966-1969）：不是请客吃饭》［Michael Schoenhals.，China S Culural Revolution, 1966-1969: Not a Dinner Party（Armonk，Y.：M.E.Sharpe, 1996）］；谢淑丽：《竞争的同志们》［Susan L. Shirk，Competitive Comrades（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2）］；石文安：《中国的奥德赛》［Anne F. Thurston, A Chinese Odyssey（New York：Scribners, 1991）］；石文安：《人民公敌》［idem, Enemies of the People（New York: Knopf, 1987）］；安德佳：《毛统治下的教育》［Jonathan Unger，Education under Mao（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2）］；魏昂德：《共产党和红卫兵：北京 1966》［Andrew G. Walder，“Th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Red Guards: Beijing 1966"，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Turning Points: 1919 and 1989"，Center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ia, Berkeley, January 1997］；王友琴：《文革受难者》（香港：开放杂志出版社，2004）；王友琴：《学生攻击老师 - -1966 年的革命》［Wang Youqin，“Student Attacks against Teachers: The Revolution of 1966”，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Retrospect"，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July, 1996］；叶庭行：《凄风孤叶》IYe Ting-xing, A Leaf in the Bitter Wind（Toronto: Doubleday, 2002）］；乐黛云、韦克曼：《面向风暴》（To the Storm）；翟振华（音译）：《中国红花》（The Red Flower of China）；朱小棣：《红屋风雨三十年》［Zhu Xiao Di, Thirty Years in a Red House（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1998）］。另可参阅虚构性叙述，比如，陈若曦：《尹县长》［Chen Johis, The Execution of Mayor Yin and Other Stories from the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8）］；戴思杰：《巴尔扎克与中国小栽缝》［Dai Sijie, Balzac er la Petite Tailleuse Chinoise（Paris: Gallimard, 2000），translated by Ina Rilke as Balzac and the Litter Chinese Seamstress（London: Chatto & Windus, 2001）］；闵安琪：《成为毛夫人》［Anchee Min, Becoming Madame Mao（Boston: Houghton Mifflin，2000）］；王露露：《莲花剧院》［Lulu Wang,The Lily Theater（New York：Doubleday, 2000）］。 ↩

  2. 本书作者看到的一个可靠的材料。 ↩

  3. 《毛泽东思想万岁》，页 269。 ↩

  4. 国防大学：《文化大革命》，上册，页 71-72。 ↩

  5. 《毛泽东思想万岁》，页 262。 ↩

  6. 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北京邮电学院“东方红”公社冲锋队编：《北京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5.9-1967.1）》（北京，1967），页 22。 ↩

  7. 《彭真关于四清运动的六篇讲话》（北京：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室，1966），页 6。 ↩

  8. 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首长讲话汇辑》，页 372。 ↩

  9. 在大多数中共领导人看来，假如让曹轶欧去一所中学煽动人们支持毛，似乎有些不可思议，他们或许会认为毛已经失去了理智。实际上各大高校从 5 月中旬开始进行动员，到 8 月初毛才批准在中学开展运动。 ↩

  10. 于辉：《红卫兵秘录》（北京：团结出版社，1993），页 8-9，译文引自龚小夏：《强制的运动和欺骗的政治》，页 142-143。 ↩

  11. 红卫兵大字报，无标题，沈迈克收集。 ↩

  12. 有关南京、武汉、西安、江苏、青海、山东、浙江、河南、贵州、四川、广西和江西等地部分更重要的下台名单，参见《每季大事与文献》，《中国季刊》，27 期（1966 年 7 月 -9 月），页 214。 ↩

  13. 翟振华（音译）：《中国红花》，页 61-62。 ↩

  14. 沈迈克采访某某某，麻省剑桥，1992 年 4 月 8 日；斯图尔特·施拉姆编：《未经审定的毛泽东文稿》，页 260。 ↩

  15. 翟振华（音译）：《中国红花》，页 64-66。 ↩

  16. 沈迈克采访某某某，麻省剑桥，1992 年 4 月 8 日。 ↩

  17. 前 3 张大字报发表于《红旗》，1966 年第 11 期，重印于国防大学：《文化大革命》，上册，页 63-65；知名度稍逊一筹的第四张也是最后一张大字报刊于《红卫兵报》，1966 年 9 月 28 日。 ↩

  18. 有关北京早期红卫兵运动的深刻分析，参见魏昂德：《北京红卫兵宗派主义：社会解释重思》、《谭力夫一一一名具有“反动”历史观的红卫兵》［Andrew G. Walder，“Beijing Red Guard Factionalism: Social Interpretation Reconsidered"，Journal of Asian Stdies, 61, no.2（May 2002），437-471; idem，“Tan Lifu, A‘Reactionary’Red Guard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CQ, no.180（December 2004），965-989］。 ↩

  19. 毛的这番话是王力转述的。转引自程前，第二号；《中央文革小组的一项建议》，载《“文革”漫谈》。 ↩

  20. 《毛主席语录》（北京：外文出版社，1966），第 288 页；《毛主席语录》（北京，1966），页 249。 ↩

  21. 《毛泽东思想万岁（1958-1959）》（无出版者署名，无出版日期），页 86 页。 ↩

  22. 《陈伯达同志部分著作专辑》（无出版者署名，无出版日期），下册，页 46-47；陈伯达：《在大风大浪里成长》［Chen Po-ta，“Grow Up Braving Storm and Stress"，Peking Review; no.35（August 26, 1966），10-11.］。 ↩

  23. 翟振华（音译）：《中国红花》，页 84-87。和其它新出的文革回忆录一样，这一个印象可能是受了后来事件的影响。 ↩

  24. 《每季大事与文献》，《中国季刊》，28 期（1966 年 10-12 月），页 177-178。 ↩

  25.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2 册，页 107。 ↩

  26. 有关这一场景的照片，参见图 1 及杨克林：《文化大革命博物馆》，页 88。宋彬彬是北师大附中的学生，时任东北局第一书记的宋任穷（十一中全会上的政治局候补委员）之女，她后来在麻省理工学院得到了地质学博士学位，留在麻省工作。红袖章和红布风行一时，以至于国务院在 1967 年 2 月试图对此进行限制；《中国共产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文件：1966-1967》（香港：友联研究所，1968）（以下称《中共文件》），页 339-340。 ↩

  27. 翟振华（音译）：《中国红花》，页 88-89。另见李敦白、贝内特：《红幕后的洋人》，页 317-319。 ↩

  28. 上海市公安局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政治部造反队编：《彻底揭露市公安局旧党组御用工具——旧文革办公室的滔天罪行》（上海，1967），下卅，页 16。 ↩

  29.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页 133。另见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页 92，毛的医生回忆，在这样的场合，“群众的崇拜倾倒总能令他精神大振，得以撑完全场。问题是他典礼后又常常感冒。” ↩

  30. 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页 471。 ↩

  31. 《批判刘邓路线新代表陶铸大会发言》（北京，1967），页 59-60。按照惯例，排名相邻的两位领导人要出现在一张照片上；八届十一中全会后，那小平排名第六，康生排名第七。中央宣传部一位副部长因为此次摄影事故而下台。 ↩

  32. 《王力反思录》，下册，页 709。 ↩

  33. 同上，页 622-623。 ↩

  34. 《林彪文选》，第 2 卷，页 378；《中央负责同志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讲话（续编）》（无出版者，1967），第 54 页。有关北京红卫兵集会的照片，参见杨克林：《文化大革命博物馆》，上册，页 84-101。有关进京旅途中极端不适的例子，参见叶庭行：《凄风孤叶》，页 93-98。 ↩

  35. 《北京市接待来京串连的革命师生和红卫兵工作总结》（北京，1967），页 1-3。 ↩

  36. 吕鸿：《我任红卫兵接待总站站长的日子》，《炎黄春秋》，1998 年 12 期，页 44-45。北京的 4 个火车站腾出了一个来专门接待红卫兵，另一个也优先接待他们；参见《每季大事与文献》，《中国季刊》，28 期（1966 年 10-12 月），页 185。 ↩

  37. 凌耿：《红卫兵》，页 155-157。按照最宽松的假设，外地只来了 1000 万红卫兵，每人在京时间不超过一个星期，单单是吃的费用就达到了 1.5 亿元。参见一位高干之女对其父负责照料外地红卫兵情况的叙述，慕爱平：《朱门》，页 338-340。 ↩

  38. .《林彪文选》，第 2 卷，页 375。 ↩

  39. 凌耿：《红卫兵》，页 157、163。 ↩

  40. 集会举行的日期分别是 8 月 18 日、31 日，9 月 15 日，10 月 1 日、18 日，11 月 3 日，10-11 日，25-26 日。于辉：《红卫兵秘录》，页 393 页。（计算的总数不对。） ↩

  41. 沈迈克：《中国的文革》，页 148-149。 ↩

  42. 同上，页 166-169。 ↩

  43. 王力：《历史将宣告我无罪》，手稿，北京，1993，页 7。 ↩

  44. 《毛泽东思想万岁》，页 278。 ↩

  45. 杰克·凯鲁亚克：《在路上》（北京：作家出版社，1962）。刘涛编：《大串连》（北京：知识出版社，1993）收集了当事人的回忆文章，相当可读，信息量很大。 ↩

  46. 关于延安和文革，参见大卫·阿普特、托尼·赛奇：《毛泽东共和国的革命话语》［David E. Apter and Tony Saich, Revolutionary Discourse in Mao s Republic（Cambridge, Mass.：Ha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

  47. 中共广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广州党史大事记》（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页 286。 ↩

  48. 丹增编：《当代西藏简史》（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页 270-271；《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页 179。 ↩

  49. 北京市化学工业局机关红色宣传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第 3 册，页 76。工人体育馆位于北京东郊，工人体育场的隔壁，它建于 1961 年，有 15000 个座位。 ↩

  50. 《毛泽东思想万岁》，页 277。 ↩

  51. 《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上册，页 81。 ↩

  52. 尼尔·亨特：《上海日记——一位文革见证人的记述》［Neale Hunter，Shanghai Journal: An Eyewitness Account ofthe Cultural Revolution（Boston：Beacon, 1971），p.107］。 ↩

  53. 杨瑞：《吃蝴蛛的人》［Rae Yang, Spider Eaters: A Memoir（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ia Press, 1997），p.131］。 ↩

  54. 作者藏中国日记第 1 号。像购买毛的像章这样似乎再简单不过的事情也有很多忌讳，比如不要用动词“买”，而要用“敬请”。讨价还价是要竭力抵制的，因这缺少“敬意”。中共创始人之一陈独秀的三孙女陈祯庆在文革初买毛的像章时，不经意说了句价格（6 角钱）太贵了，立即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上访通讯》编辑室编：《春风化雨集》，两册（北京：群众出版社，1981），上册，页 453。 ↩

  55. 李右平：《斗争与生活》，5 册（无出版者署名，无出版日期），第五册，页 30。 ↩

  56. 沈迈克采访王和美，斯德哥尔摩，1977 年 12 月 12 日。 ↩

  57. 金磊：《发生在 1966-1976 年的特大自然灾害》，《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 年第 4 期，页 76。 ↩

  58. 新师大文革筹委会：《曹荻秋言论集》，上册，页 4。 ↩

  59. 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政法公社编：《中央负责同志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讲话（8 月——10 月）》（北京，1967），页 22。 ↩

  60. 总后勤部机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北京，1967），第 1 册，页 55，页 148-149。 ↩

  61. 《通谍》，1966 年 8 月 24 日。 ↩

  62. 《命令》，传单，日期基本无法辨认，沈迈克收集。 ↩

  63. 《告全市同学书》，1966 年 9 月 13 日。 ↩

  64. 《呼吁！！特号》，1966 年 8 月 23 日。 ↩

  65. 《周恩来年谱》，中卷，页 53。 ↩

  66. 《参考消息》，1966 年 8 月 31 日。 ↩

  67. 邹华享、施金炎编：《中国近现代图书馆事业大事记》（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页 208。 ↩

  68. 《每季大事与文献》（1966 年 10-12 月），页 180。 ↩

  69. 《参考消息》，1966 年 9 月 16 日；着重号系作者所加。 ↩

  70. 沈迈克：《中国的文革》，页 221-222。 ↩

  71. 河北北京师范学院《斗争生活》编辑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页 480。 ↩

  72. 翟振华（音译）：《中国红花》，第 72 页。武汉的类似活动参见王绍光：《理性与疯狂》，页 71。 ↩

  73. 李敦白、贝内特：《红幕后的洋人》，页 319-3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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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毛的新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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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红色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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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革命接见红卫兵革命的游山玩水破“四旧”Footno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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