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上海“一月风暴”

1966 年 12 月 26 日，毛的 73 岁生日，他和江青邀请了他们在中央文革小组的 6 名心腹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到中南海游泳池（行家们都知道“游泳池”是毛的住处）吃饭，庆祝生日。周恩来和陶铸正忙于收拾毛和中央文革小组在过去 7 个月内造成的乱局，他们不在场；更加奇怪的是，林彪和康生不在邀请之内。毛泽东在这帮志趣相投的人簇拥之下畅所欲言，举杯祝酒说：“祝展开全国全面内战。”¹由关锋起草、毛审定的元旦社论同时发表于《人民日报》和《红旗》。它用更审慎的语言表达了毛的祝酒辞的意思，预言 1967 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在这一年里，“无产阶级联合其它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²这个预言是准确的，毛几乎实现了他的愿望。

中央文革小组登上舞台Copy Anchor Link

激进派是推动“全面内战”进程的关键。主席的一纸命令在中央实现了这一目标。从 1967 年初开始，从毛本人那里发出的全部文件只传到了少数几个人手中：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们”。在中央文革小组内部，收到这类文件的有陈伯达、康生、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张春桥和姚文元在京时也能收到。政治局常委如陶铸、邓小平、刘少奇和陈云则被排除在外。³

毛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后设立的中央碰头会增强了激进派的权力，预示了诸多安排，戏剧性地扩展了毛的激进支持者们影响国家事务全局的能力。中央书记处的消失则进一步增强了激进派的新权力。在文革之前，邓小平正是通过书记处代表政治局常委会有效地控制中国的。陶铸取代彭真成为了这个机构的“常务书记”，并试图维持它的权威。但是，1967 年初陶铸倒台，毛在 2 月初的某一个时候直言：“现在是中央文革小组代替了书记处。”这时的中央文革小组已经是中央文件的签署方之一，排在中共中央（无明确说明，实际上是毛）、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后面。从 1968 年 10 月八届十二中全会到 1969 年 4 月中共（九大）后中央文革小组解散，在六个月的时间里，它在正式文件中的地位甚至凌驾于国务院和军委之上。

中共六大区中央局的逐渐消失也让激进派的触角进一步得到延伸，其中五个大区中央局是在 1966 年至 1967 年间的冬天消失的，最后一个则是在 1967 年 8 月。⁴大区中央局的第一书记是很有权势的人物，其中两人是政治局委员，但是随着大区的消失，激进派可以摆脱他们的干扰，直接同各省市区打交道。下级组织最终得到建议，联系文革事宜要找“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⁵周恩来在和红卫兵交谈时，解释了中央自那时起作为中央的四大部门的工作分工，在所形成的中央当局格局中，他把中央文革小组比作毛的“参谋部”，军委是毛的“司令部”，国务院是毛的“行政机构”。⁶

激进派及其追随者现在可以着手改变现存的中央和省级机构了。

向中央政府开刀Copy Anchor Link

毛有意在文革的现阶段保持解放军体制的完整性，不过，八届十一中全会及以后的事态表明，对于党的机器，他并没有同样的顾虑。周恩来会为个别领导人的事而竭力出面干预，但是这位总理对于党的机器可能就不那么关心。从 1958 年大跃进以来，在国家全局的管理上，他和国务院一直是中央书记处的副手。⁷随着刘少奇、邓小平的倒台，中央书记处的土崩瓦解，在正常情况下，国务院也许会恢复它在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 年）中在全国的关键角色，然而，现在是非常时期，既然对于运动的范围没有什么限制，现在该是解决政府的官僚体制的时候了。而文革正是要通过动乱和夺权，让所有的官僚体制得以起死回生。

毛的理想政府是一个小政府。1966 年 7 月，他严厉指责国务院的规模过于庞大，他说有些部必须大幅度精简，变成局或者科，只留小部分工作人员。⁸毛的浪漫观念也许和精干的中央文革小组的游击队理想产生了共鸣，但是这和周恩来总理所面对的现实是格格不入的。中央文革小组不需要有自己的专车，只要从中南海车库内借调车辆就行（1966 年 12 月以后它就是这么做的），但是总得有人管理这些设备。⁹而这个人正是一名向周汇报工作的官员。尽管毛一直无法指责周恩来懒惰——周工作起来日以继夜，这是众人皆知的常识，已经被抬高到了神话的地步——¹⁰但是总理手下的部长们并不如此，而主席是不能容忍“懒惰的”官员的。“懒惰是修正主义的来源之一”，他在 1964 年曾这样断言。¹¹

那一年也是最后一个还有可靠统计资料的年份，官僚系统内潜在的高级“修正主义分子”——部长、副部长和相同级别的人物——不到 400 人。在 1966 年底，这些人负责掌管国务院下属的中央政府机构，约有 78 个部、总局、专门委员会、委员会、办公室以及同级的机构。一个大部下面可能有 20 到 30 个司，工作人员从 500 人到 2000 人不等。部级的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是其中规模最大的，工作人员的数目超过 2500 人。是自从 1966 年 6 月以后，它一直没有一个正常履行职责的领导层。¹²一些规模较小的委员会和总局只有少量的官员，工作人员不到 50 人。¹³

1967 年 1 月 8 日，毛宣布对这个庞大的政府机构可以畅言无忌，为所欲为，,他宣称：“搞革命不一定非要部。”¹⁴政府改革和强制清洗高层官员同时进行，在国务院的不同地方其效果差距悬殊。军事工业综合体的关键部门受到的冲击最小，受打击最大的是所谓的修正主义的温床：文化、教育和卫生部门。从理论上说，要区分必须进行夺权的机关和不必进行夺权的机关。但是，正如毛向其最亲密战友承认的那样，在实践中要维持这种区分是做不到的。根据周恩来的传达，毛对军委的谈话：

关于夺权。报纸上讲“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顽固分子的权”，不是这样的能不能夺？现在看来不能仔细分，应夺来再说，不能形而上学。否则受限制，夺来后是什么性质的当权派，在运动后期再判断。夺权后报国务院同意。¹⁵

总理坚持说，要确保获得国务院的同意——实际上是周本人的同意——造反派必须在夺权后实现“革命领导干部、革命中层干部和革命群众代表”的三结合，共同选举革命委员会，监督部里的文革和业务工作。无论如何，都不能推翻部里现有的党组，可以让它继续处理业务。¹⁶而这个路线图几乎不为人们所遵循。

即使在有的地方，造反派表示原则上同意遵守这个路线图，最后周也可能会对他们加以制止。在副总理兼政治局委员李先念执掌的财政部，造反派要求让副部长杜向光担任“三结合”里的“革命领导干部”。2 月 17 日，周恩来与该部造反派开会，从早上 2 点，一直开到黎明时分，周完全拒绝接受这项安排。他一开始礼貌地要求杜向光离开，杜拒绝了，于是形势迅速恶化：

请你走出去！（众：总理要你走，你必须走！走！）那有这样子办法的！（众：出去！）不行！没有话讲！（众：出去！）那么党中央的命令都不能接受啊！（众：滚出去！）你们大家听一听，用这样的办法来混乱哪！（众：走！）走！走！那么你不听最高指示啊？（总理离开座位，走向前来。众：总理的命令要执行！）我奉主席的命令来开这个会，你就这样做啊？红卫兵，执行命令！（众：走！滚！红卫兵上前拖走了杜向光）解放军，逮捕起来！（众：逮捕起来！带走！）这样子来破坏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啊！给他的命令他不服从！（长时间鼓掌）谢谢你们支持党中央决定。（先念：我也谢谢同志们的支持）他是来夺党中央的财政大权哪！有一些同志被蒙蔽了，你们要好好地觉悟过来！（众：无产阶级专政万岁！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受蒙蔽的同志醒悟过来！打倒保皇派！）¹⁷

周恩来主张夺权是一个政治行动，而不是业务行动，这一观点得到了毛的支持；换言之，如果红卫兵们接管了一个机构，他们就不应该妨碍它履行既定职责，处理日常事务。¹⁸

紧随着夺权而来的是相互竞争的造反派组织之间的派系斗争。中央各部无法运转。生产受到了损害。有相当一批阅历丰富的行政管理干部弄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南京银行界的一名干部表达了压在许多人心头的疑惑。他问：“我不理解，运动为什么要这样搞，是否毛主席嫌干部多了。如果嫌干部多的话，该退休就叫退休嘛！为什么要这样搞法呢？”¹⁹在少数情况下，“补救”措施就是把该部撤掉。1967 年 5 月，文化部被撤销，其权力移交给了由江青领导的中央文革小组的文艺组。派性斗争使文化部陷入了瘫痪，从而决定了它的命运；胜利的一派通过一首叫做“砸烂文化部，打倒肖望东！”的歌曲（E 大调，中强，四二拍）表达了自己的革命倾向。²⁰

在中央政府机构内，一名部长如果不是兼职副总理的话，可以根据“群众要求”将其撤职，这种做法得到了正式的认可。²¹但是，部长的倒台并不自动导致内部“造反派”的上台。相反，那些想抓住时机通过造反使自己往上爬的副部长和司、局长们最多只能拿到“管理业务”的权力。

到 1967 年 5 月，周恩来不得不去请示毛，把解放军派往各部——这是他最不愿意走的最后一步棋。在国家计划委员会、外交部、商业部、对外贸易部、人民银行，解放军军官和部门内现有的“革命”干部、群众共同执掌领导权。但是，在有些情况下，比如财政部、交通部、邮电部、铁道部，成立了完全由解放军军官组成的军事管制委员会。解放军还同时接管了与国防有关的工业部，包括机器制造、核武器、飞机、电子、常规武器、造船、导弹等部。最后，没有一个部没有军管了。²²

安徽的一个代表团问康生什么是“军管”，康生直言不讳地回答：“军管就是独裁。你在任何事情上都服从我。你贴出公告宣布服从我。”²³服从还意味着几乎是推倒重来的重组和机构、人员的大幅裁减。从 1968 年开始，在绝大多数的部委中，70% 到 90% 的原有工作人员被“下放”到“五七”干校；所谓“五七”干校是为了纪念 1966 年 5 月 7 日毛在给林彪的信中说，解放军是一个大学校，它把政治、军事、文化和农业、工业生产结合起来。用王洪文的话来说，“不听话的统统把他们送到五七干校去劳动。”²⁴“五七”干校通常位于边远省份的偏僻农村，有时候就安置于改造过的劳改营里，下乡的干部们就在这些所谓学校里接受“再教育”。他们平均花了两到三年的时间从事体力劳动，“接近了贫下中农，增强了对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人民日报》宣称，这些学校是“政府机关革命化”不可缺少的部分。²⁵

中国政府的军队化显然与毛曾有过的想法背道而驰。自从 1930 年代以来，他的一个基本原则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²⁶然而，随着政府的瓦解，解放军接管了由原来党组控制的各部委。这种情形不但与理想中的毛主义的秩序格格不入，而且导致了军队的腐化。1990 年代之际，毛的一位左派追随者在回顾往事时评论道：“军队大批人升官发财（当然发财没有现在严重），房子、车子都归他，家属都成了北京户口。这种事败坏了人民解放军的声誉，破坏了人民解放军的性质。”²⁷他的话中带有嫉妒，但却是中肯的。各省如法炮制了中央的模式，周恩来对这种情况更是鞭长莫及。10 月初，他曾经预期红卫兵运动的势头会在来年初开始减弱，²⁸但是两个月后，他只好听天由命了：

10 月中央工作会议时说方兴未艾，主席说不能够刹车……正如林总说的，运动正在向着广度深度发展。势不可挡，怎么能挡得住！伯达同志说这是革命洪流，是不能堵，不能挡。²⁹

在 1966 年与 1967 年之间的那个冬天，这股洪流吞没了上海。

北京红卫兵煽风点火Copy Anchor Link

1967 年 1 月伊始，毛预言逐渐展开的全国性阶级斗争的主要地点是中国的工业重镇：北京、上海、天津和东北的大城市。³⁰这不是说毛有这样一个策略。事实上，给群众运动及其“总攻”制定策略是和文革的基本前提矛盾的：群众必须自己解放自己。1967 年 2 月 19 日《人民日报》引用了毛的话“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同样，一个人只有在闹革命当中才能学会干革命。³¹上海闹革命的“希望很大”，因为“革命学生、革命工人、革命干部都站了起来”—³²——在这里，中央文革小组记者站的《快报》给毛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北京的红卫兵点燃了最初的火花。从 1966 年 8 月下旬开始，大批的北京红卫兵分三波来到了上海，很快该市就在 9 月份出现了暴力行为。这表明当地新成立的红卫兵组织是很聪明的学生。³³但是，上海和中国其它地方有着显著的不同，在这里，“革命工人”将迅速取代“革命学生”成为文革的旗手。³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刘少奇和邓小平早在 6 月份提出建议：在上海的工厂内进行实验，把文革从知识分子扩展到无产阶级，并得到了毛的同意。6 月 12 日，王洪文在国营棉纺十七厂贴出了工人的第一份大字报，他后来成为了“工总司”的头头。上海工厂内针对当权派的大字报攻势逐渐升温。生产受到了影响。管理人员急切希望恢复秩序和保护自己，就对工人的要求做了让步，这又招致了“经济主义”的罪名。

上海工人造反Copy Anchor Link

虽然“工总司”是由北京红卫兵在“首都三司”驻沪联络站发起成立的，然而“工总司”之所以能成为上海“造反派”的领袖乃是 1966 年底“《解放日报》事件”的结果。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的非正式代表，聂元梓在访问上海时告诉红卫兵们，中央其实在暗地里倾向于让官员们被“群众罢官”，而不是通过传统的自上而下的程序。在她的启发之下，11 月 30 日红卫兵们占据了《解放日报》报社，关闭了这份上海市委的机关报。³⁵但是，随后他们就被上海市当局动员的人数占优势的市民给团团围住，于是红卫兵们就向“工总司”求援，王洪文前来解围，但他得到的回报是建立了一个以“工总司”为首的统一的组织，由他本人在总体上进行领导。从这一刻开始，红卫兵在上海的势力开始退潮，工人们接手了那里的文革。³⁶

上海市委在此事件中遭受了惨败，但是没有出局。“《解放日报》事件”表明，它仍然有能力动员大批市民来保卫自己。而上海市委的死敌“工总司”却吸引了大批的临时工和合同工。与此同时，上海的正式工，总的来说，受益于现有的领导层，故而是支持现状的。他们自己组成了赤卫队，与“工总司”抗衡，成员号称有 80 万之众。³⁷

毛没有明确同意把暴力当作解决“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内部争端的方式。但是在文革之初，人们广泛引用他的一句话“好人打好人是误会，不打不相识”。³⁸赤卫队和上海市委成员的联系，为对他们实施暴力提供了理由，在张春桥看来，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12 月 28 日，张春桥在电话中得知，赤卫队不但抄了他的家（他们并没有这么做），而且还计划切断整个上海的水、电、通讯（他们确实是这么计划的），于是下令“工总司”准备采取行动。同时，上海市市长曹荻秋开始同两边进行和平协商，试图缓和市内的紧张气氛。张春桥对曹的行动似乎不感兴趣。他在电话中告诉在上海的妻子：“上海的桃子要熟了，我们不能让曹荻秋摘了去。”³⁹

12 月 30 日拂晓前，“工总司”约 10 万名成员，向康平路上海市委书记处四周驻扎的大约 2 万名赤卫队队员发动了攻击。经过 4 小时的血腥打斗后，赤卫队停止了抵抗。⁴⁰文革后的官方历史学家强调，“康平路事件”标志着“全国武斗的开始”。⁴¹

1 月 1 日凌晨 1 点，为了防止局势进一步失控，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廖政国下令，上海工人武装组织所属成员必须在三天内暂时上交所有的轻武器、步枪、手榴弹、轻机枪和重机枪、轻型火炮和弹药，表面的理由是为了进行“武器的检查和维修”。⁴²从同一天开始，上海警备区还对所有从铁路、水路入沪的人员进行了检查，没收了他们携带的武器。

上海的“一月风暴”Copy Anchor Link

在上海警备区司令员的命令下达两小时后，也就是 1 月 1 日凌晨 3 点稍微过一点，周恩来打电话给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命令他回到工作岗位上去。⁴³陈正处于鼻咽癌手术的恢复期，由副手曹荻秋代理其在第一线工作。周告诉陈，上海无论如何决不能乱。尤其是要立即采取行动，疏散近两万名正在去北京向中央当局请愿路上的赤卫队成员。此刻他们已经到了离上海几里之遥的江苏省昆山县。他们拦截了至少 26 列客车，38 列货车，让连接首都与工业大城市的南北交通干线完全陷入了混乱。总理要求陈立即采取措施，“和群众组织进行协商”，以解决上海当前面临的危机。⁴⁴

陈为了响应周的要求，立即召集上海各大群众组织的领导人们举行紧急会议。元旦早晨大约 5 点钟左右，会议开始。⁴⁵王洪文代表“工总司”，张春桥的助手徐景贤代表“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毛在其生日宴会上以肯定的口吻谈到“党和国家机关的革命干部起来造反了”时，⁴⁶他脑海中想到的正是这样的一个组织。会议下令昆山的请愿者撤回（他们最终服从了，1 月 3 日交通恢复正常），同时起草了一份告上海人民的公开信，号召全市人民“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攻击”。该信的大部分核心内容出自“首都三司”的联系人（一名音乐学院的学生）以及个别当地工人的手笔，然后在 1 月 4 日提交给几个群众组织的领导人们审议。经过修改后，12 个群众组织的领导人们（王洪文于 1 月 2 日飞往北京，由其代表签名）在上面签了名，交给了陈丕显。陈批准后下令《文汇报》（那里的夺权活动在当天达到了高潮）印刷 20 万份在全市各处传发张贴。1 月 5 日，《文汇报》在头版以“告上海全市人民书”为题刊载了全文。⁴⁷

1 月 4 日，张春桥和姚文元乘坐空军的飞机，以中央文革小组代表和当地高级干部的双重身份抵达上海。张后来在开会时告诉红卫兵领导人们：“市委希望我们回来作他们的挡箭牌，我们不干。”⁴⁸他们在两天前成为了中央碰头会的成员，权力更大了。他们在上海的一位老同事有几个月没有看到他们，他注意到：“批着军大衣的张春桥和姚文元出现在我们面前。他们两个人当时没有担任任何军职。但自从毛泽东穿着军装接见红卫兵以后，所有的中央文革成员都穿起军装来了，到后来都穿厌了。”⁴⁹他们愈发有恃无恐，推动《文汇报》、《解放日报》、上海广播电台、电视台起来造反，鼓动媒体要求恢复秩序，把过去几周的混乱归咎于赤卫队。同时，张号召“工总司”和其它造反派组织了一场“打倒上海市委大会”。⁵⁰

1 月 6 日，上海人民广场举行 10 万人大会，干部、工人、学生代表在会上公开批判陈丕显、曹荻秋以及市委的其它成员。⁵¹尽管陈丕显同时兼任上海警备区第一政委，但是大会的组织者却故意不准他穿军装；修正主义分子是不能穿军装的。⁵²这次群众大会发布了事先由张和姚文元两人批准的三项通令。“第一号通令”宣布：“从 1967 年 1 月 6 日起，上海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不再承认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曹荻秋为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和上海市市长。”“第二号通令”命令陈丕显彻底坦白交代他是如何反对上海的文革的。“第三号通令”宣布这场群众大会要求“彻底改组市委”。⁵³

当晚，姚向北京的党中央汇报了情况：“会议是成功的，秩序很好。市委可以说是完全垮台了。革命形势一片大好。”⁵⁴这次大会创造了政治的历史：一个强大的党委被一场群众大会所推翻，尽管这还是在中央特使的指导之下进行的。上海市委的 56 名委员、候补委员中，有 45 人被踢了出来，其中 4 人死于后来的迫害。上海市市长以及 7 名副市长遭到清洗。⁵⁵这次大会也创造了媒体的历史：它是第一个电视现场直播的“批斗大会”。⁵⁶在随后的几天内，张和姚迅速恢复了秩序，创立了上海的新的政权形式。

1 月 9 日，《文汇报》和《解放日报》联合发表了“工总司”等 32 个“造反派”组织的“紧急通知”，公布了扭转上海经济混乱局面的具体措施。⁵⁷毛读完后告诉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上海造反派的政策和行动都是正确的，“全国党、政、军、民（应该）学习上海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⁵⁸

根据这个精神宗旨，周恩来主持起草电文，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名义向上海造反派表示祝贺。这份电报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是第一份党中央直接发给“革命群众组织”的公开电报，而且还因为签署者中加入了中央文革小组——毛在最后一刻加上去的，之前没有与周恩来商量过。毛利用这个场合公开给予陈伯达、江青及其同事们一个相当于党和国家的常设机构的官僚政治地位。⁵⁹

1 月 12 日黎明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了这份电讯稿。“工总司”的两名工人当天上午负责工厂电台录音和转播，他们目瞪口呆，茫然不知所措，稍后决定刻不容缓，当即在厂里的公共广播网线上进行转播：“请注意！请注意！这里是工总司八二二厂联合团‘造反有理’广播站：我们今天提早进行广播……向我们上海造反派表示祝贺！”⁶⁰

1 月 16 日，毛正式批准对上海市委和上海市人民政府的夺权。⁶¹很快，上海的大街小巷出现了信手涂鸦和巨幅标语，呼吁让张春桥担任第一书记兼市长，让姚文元担任他的副手。⁶²

但是，毛的想法有些不同，这并不只是替换几个重要岗位的人选那么简单。从现在开始，以前在党和政府间分割的一切权力将集中到一个新的组织那里。但是，它该称之为什么呢？1 月 19 日，应张和姚的要求，王洪文主持召开了由大批高校红卫兵组织参加的会议。会上在进行了大量的讨论后，向张、姚两人提出建议，新组织应该叫做“上海公社”，并于 1 月 27 日正式庆祝成立——选择这一天是因为巴黎公社创立于 1871 年 3 月 27 日。⁶³2 月 5 日，在上海市中心的人民广场举行群众大会，这是“上海人民公社”的名字最后一次出现，成立由以张春桥、姚文元为首的“临时委员会”领导。“临时委员会”在其“第一号通令”中宣布“宣判旧上海市委，旧人委的死刑！剥夺它的一切职权。”⁶⁴

在市里发生了这些事之后，下级组织也一个接一个地经历了夺权。受到冲击的领导干部们在会议材料中叙述了他们的极度恐惧、慌乱和在一个不断变化的形势下怎样才能在政治上过关，他们对此忧心忡忡。一名解放军退役军官在文革前一年担任了上海交通部北方区海运管理局（工作人员达 12 万人）党委副书记，他在私人发表的回忆录中记录了当时的情景：

在北方区局夺权前一天，即 1967 年 3 月 14 号，晚上，我召集上海地区各局公司党委书记或政治部主任在上海救捞局会议室召开了一次会议……最后商定根据本单位的情况下，自己决定，但不要把权交到坏人手中，看来后一句话是多余的，就是坏人他要夺，你又有什么办法？第二天即 1967 年 3 月 15 号去上班后，我和我单位领导干部被告知，叫我们不要走开，也不谈有什么事。我被叫到四楼工厂处在那里等着，不到 10 分钟吹起哨音，机关全体人员集合，这时在机关三楼四楼走廊都站满了人，我们在三楼四楼楼梯中间，这时北方区局机关有两派，一派是造反大队，有近 300 人，还有一个东方红兵团 60 余人，这次召集是造反大队召集的，有造反大队中一个头头读了一个夺权通告，宣读以后要局领导表态，当时在场的有副局长 XXX、副局长 XXX、政治部副主任 XX、政治部副主任 XXX 和我一共五个人……大家互相看着不作声，但又都眼光转向我。因为大家感

到很突然，不知怎样好。我稍有点思想准备，大家看着我这个副书记的态度。我看了一下在场人员，都是机关的干部，没有外单位人员，我就表示我同意。以后其它干部也都分别表示同意，并且要当场把印信交出来，我们也同意，就这样完成了夺权和移权。⁶⁵

其实还没有完。过了大约一周后，该局领导层刚刚把权力“向下”移交给“造反大队”，又接到“工总司”下属“海港联合司令部”的命令去进行个人汇报，后者刚刚从原来的上海运输管理局那里夺权。当他们得知要“向上”移交权力时，其代表说道：“权已被机关夺了，要夺你们去商量。”⁶⁶

由于现在还不完全清楚的原因，尽管毛不止一次地把巴黎公社视为革命组织的模范，并且把大跃进时的大集体命名为“人民公社”，但他一直拿不定主意是否用这个名字。1 月中旬的一天，他让王力打电话给上海的张春桥和姚文元，告诉他们，他正在考虑成立“北京公社”，已经拟定了第一份负责人名单，希望他们按照同样的路线创立“上海公社”。⁶⁷毛忘记了告诉张和姚，在进行了深入思考以后，他最终放弃了这个念头。直到这两人于 2 月 12 日回到首都，毛才把自己在此事上的想法告诉了他们：

（上海）人民公社成立以来，一系列问题你们考虑过没有？如果全国都成立公社，那中华人民共和国要不要改名？改的话，就改成中华人民公社，人家承认你吗？苏联就可能不承认，英法倒可能承认。改了以后，驻各国大使怎么办？等等一系列的问题，你们考虑过没有？现在许多地方都向中央申请成立人民公社，中央有公文，除上海人民公社外，其它地方都不准搞人民公社。上海还是改一下，改成革命委员会或者是改成市委和市人委。

（上海）人民公社在镇压反革命问题上手软了一些，有人向我告状，公安局前门进后门出。⁶⁸

名称、外交承认、大使，对于一个一贯嘲笑这些东西的人来说，这些吹毛求疵的意见看起来很荒唐。也许主席真正担心的是最后一条，“公社”的组织过于松懈，不能掌握大权。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有关上海经验的诸多社论中，1 月 22 日的社论是毛最后审定的：

千重要，万重要，掌握大权最重要！于是，革命群众凝聚起对阶级敌人的深仇大恨，咬紧牙关，斩钉截铁，下定决心，联合起来，团结起来，夺权！夺权！！夺权！！一切被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被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所窃取的党、政、财等各种大权，统统要夺回来！

于是，张春桥和姚文元推倒重来。2 月 23 日，他们宣布上海最高“权力机关”的正式名称从此由“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改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⁶⁹张成为改名后的该机构的主任，姚担任第一副主任。⁷⁰当他们在北京忙于国家事务时，主要由王洪文代理他们的工作。这是他个人超常规擢升到国家职权的开始。

FootnotesCopy Anchor Link

1. 一位中国记者记录的陈伯达的回忆，转引自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页 164。徐景贤 - 一位接近姚文元的上海著者 - -记得姚文元在 12 月 27 日打长途电话给他，在谈话末尾提到了毛的祝辞。徐景贤：《十年一梦》（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4），页 6-8；据王力回忆，毛当时是祝展开“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王力：《现场历史：文化大革命纪事》（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页 100-110。有关王力对康生没有受邀的解释，参见王力著：《当事人谈文革》，页 32。 ↩

2.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2 册，页 176；国防大学：《文化大革命》，上册，页 196-203；《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北京周报》，第 1 期（1967 年 1 月 1 日），页 8-15。1967 年 1 月 18 日，英国在京代办处在双周刊《国内刊物主题》上猜测，社论“预示着未来将是轻松的一年”。罗伯特·贾曼编：《中国政治报告（1961-1970）》［Robert L. Jarman，，China Political Reports 1961-1970, Vol. 3:1965-1970（Chippenham：Archive Editions, 2003），p.252］。 ↩

3. 李富春的地位含糊不清。 ↩

4. 4 月 21 日，东北局书记处的一些成员发表了“东北局书记处的 3 点意见”。最后一次试图利用制度赋予的权力来影响当地的政局，但是批评者们立即向其权威发起了挑战。随后的冲突导致 8 月 6 日中央唯一一次正式发文解散一个地区大局。 ↩

5. 云南省革命委员会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件汇编》，两册本（昆明，1969），下册，页 801。 ↩

6. 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首长讲话汇辑》，页 136。二月初周恩来写信给陈伯达、江青，建议国务院和中央文革小组定期（几乎是每天一次）举行会议，从而把这些事实上的新任国家领导人纳入制度的轨道。毛在来信上批示：“此件不用，退周”，否决了这一提议。《周恩来年谱》，下卷，页 122。 ↩

7. 《起源》，卷二，页 59-63。 ↩

8. 《毛泽东思想万岁》（［上海？］，［1968？］），页 263。 ↩

9. 《王力反思录》，下册，页 769。 ↩

10. 参见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第 573 页，毛的私人医生描述周“精力充沛，长时间伏案办公，主管中央的日常事务，睡眠极少。” ↩

11. 《毛泽东思想万岁》，页 116。 ↩

12. 《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 15 卷，页 166-167，页 561。 ↩

13. 同上，页 164，页 560。 ↩

14. 《毛泽东思想万岁》，页 282。 ↩

15. 同上，页 285 页。 ↩

16. 《周总理在军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载《学习文件》（无出版者署名，1967），页 13。 ↩

17. 译自粮食部撰写并下发记录稿原件，页 1，沈迈克收集。 ↩

18. 《周恩来年谱》，下卷，页 113（关于毛），页 116，页 117，页 118（关于周）。 ↩

19. 《王宝富的罪恶言行》（南京，1967），页 1。 ↩

20. 《万山红遍》（北京：西城区百货商店管理办公室），1967 年第 1 期，页 20。1966 年 6 月肖望东取代陆定一成为文化部代部长。 ↩

21. 有关这些部门命运的讨论，参见《王力反思录》，下册，页 766-776。 ↩

22. 《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 15 卷，页 504，页 518-525，页 534-536，页 539，页 540，页 43，页 555。 ↩

23. 《文革简讯》，113 期（1967 年 3 月 20 日）。 ↩

24. 转引自王秀珍：《我的第二次揭发和交待》（上海：上海市区、县、局党员负责干部会议秘书组，1976 年 11 月），页 13，沈迈克收集。 ↩

25.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页 574。有关“五七”干校的描述，参见乐黛云、半克曼：《面向风暴》，页 251-273；杨绛：《干校六记》（香港：三联书店，1982）。 ↩

26. 转引自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页 209。 ↩

27. 《王力反思录》，下册，页 852。北京的解放军军官为了争夺官职以及随之而来的利益展开了斗争，一名来自失败家庭的女子对此进行了描述。参见慕爱平：《朱门》。 ↩

28. 周恩来在对各地红卫兵的一次讲话中表明，他们还有 4 个月的时间“专门”搞文革。北京市化学工业局机关红色宣传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第 4 册，页 3。奇怪的是，会后代表们回到地方后告诉其他红卫兵，文革“还要搞很长时间！这场运动至少要持续到明年暑假”。北京经济学院无产阶级革命造反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参考资料》，第 3 册，页 11。 ↩

29.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页 73。周是在 12 月 5 日的政治局常委会上讲了这番话。 ↩

30. 《毛泽东思想万岁》，页 282。目前对上海文革做出了最详尽描述的著作是裴宜理、李逊：《无产阶级的力量》，这里对该书的借鉴很多。重要的学术分析还包括魏昂德：《张春桥和上海一月革命》［Andrew G. Walder，Chang Ch'un-ch iao and Shanghais January Revolution（Ann Arbor: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78.）］；白冧：《混乱的政策：中国文革暴力的组织根源》［Lynn T. White III, Policies of Chaos: The Organizational Causes of Violence in China' Culture Revolution（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受害者的叙述参见郑念：《上海生与死》。有关在沪的外籍英语教师持同情态度的叙述，见亨特：《上海日记》；更详尽的叙述参见索菲亚·奈特：《上海之窗一 - 中国来信（1965-1967）》［Sophia Knight, Window on Shanghai: Letters from China, 1965-1967（London: Andre Deutsch, 1967）］。 ↩

31. 毛“最好的学生”林彪对这个比喻进行了发挥，用来形容文革中干部的表现：最好的干部能轻松地“游过去”；平庸的干部“跟得很吃力，结果还是淹死了”；最差的，毫不奇怪是那些一开始就不下水的。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中央首长讲话》，第 1 册，页 258。 ↩

32.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页 164；《一月风暴丛刊》（上海：工总司），第 5-6 号（1968 年 1-2 月），页 67；徐景贤：《十年一梦》，页 7。 ↩

33. 有关北京红卫兵的影响和上海市委对运动徒劳的控制，当事人的叙述见《陈丕显回忆录》，页 65-72。有关北京红卫兵对上海的影响，另一份第一手的资料见叶庭行：《凄风孤叶》，页 70-86。有关他们在武汉的作用，参见王绍光：《理性与疯狂》，页 76-82。 ↩

34. 这是表宜理、李逊：《无产阶级的力量》的一大主题。 ↩

35. 《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上册，页 175-182。 ↩

36. 裴宜理、李逊：《无产阶级的力量》，页 12-14。 ↩

37. 同上，页 74-82。 ↩

38. 《北京市“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5-1967》，《北京党史资料通讯》，页 17。 ↩

39. 裴宜理、李逊：《无产阶级的力量》，页 86-89；《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上册，页 209-222。 ↩

40. 《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上册，页 214-216，页 224-22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1919-1990》（北京：外文出版社，1991），页 334。 ↩

41.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页 334。据《当代中国的上海》，两本（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上册，页 259，只有 91 名赤卫队成员受伤，这似乎是一个很小的数字。 ↩

42. 陈识金：《将军卷进漩涡》（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87），页 1-4，页 12-14。 ↩

43. 《陈丕显回忆录》，页 116-119。陈的回忆显示，虽然他患病在床，却密切注意著当地的事态。他没有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但是叶群打来一个电话后，他立即乘林彪为他调来的飞机去北京参加 10 月份的工作会议，同机的还有一名医生。在他在京期间，江青试图把他拉到她那一边去；同上，页 72-115。 ↩

44. 《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上册，页 224-225；《周恩来年谱》，下卷，页 106。 ↩

45. 《陈不显回忆录》，页 119-120。 ↩

46. 王力：《现场历史》，页 101。 ↩

47. 《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上册，页 226-227。1 月 6 日，在陈丕显市委的机关报《解放日报》上演了夺权的一幕，当天没有出报。 ↩

48. 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首长讲话汇辑》，页 117。 ↩

49. 徐景贤：《十年一梦》，第 25 页；有关江青对军装的迷恋，参见《陈丕显回忆录》，页 45，页 79、 ↩

50. 《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上册，页 236-237。 ↩

51. 徐景贤：《十年一梦》，页 22，页 36。 ↩

52. 据陈丕显回忆，这段插曲发生在 1 月 12 日的大会上，后来达成的妥协是：他可以穿军装，但是不能佩带领章和帽徽。《陈丕显回忆录》，页 136-138。 ↩

53. 《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上册，页 237-238。 ↩

54. 同上，页 239。 ↩

55. 《当代中国的上海》，上册，页 279。 ↩

56. 郭镇之：《中国电视大事记（1955-1978）》。《新闻研究资料》，1989 年第 46 期，页 178-179；徐景贤（《十年一梦》，页 35）回忆他曾告诉电视台摄像人员，如果大会失控，出现暴力场面，要转移镜头，不要给外国观众留下坏印象，这里的外国观众包括国外的外交官和上岸休假的外国海员。 ↩

57. 这份通知重印于《每季大事与文献》，《中国季刊》，第 30 期（1967 年 4-6 月），页 203-204。 ↩

58.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2 册，页 186-187。有关毛对上海事件有浓厚兴趣的其它迹象，同上，页 185，页 188-189。 ↩

59. 王力：《当事人谈文革》，页 35-36。 ↩

60. 《一月风暴丛刊》，第 5-6 号（1968 年 1-2 月），页 45。1967 年 1 月 12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份电报。 ↩

61.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 178。 ↩

62. 《文革简讯》，第 16 期（1967 年 1 月 28 日）。 ↩

63. 《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上册，页 260。另见《一月风暴丛刊》，第 5-6 号（1968 年 1-2 月），页 50，该书把决策的会议日期定 1 月 23 日，而不是 1 月 19 日。 ↩

64. 《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上册，页 262-263。 ↩

65. 李右平：《斗争与生活》，第 5 册，页 35-36。 ↩

66. 同上，页 36。 ↩

67. 《王力反思录》，下册，页 764。 ↩

68. 施拉姆：《未经审定的毛泽东文稿》，页 278。 ↩

69. 《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上册，页 263。 ↩

70. 《当代中国的上海》，下册，页 389-390。上海直到 1970 年 1 月 23 日才请求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中央在 1970 年 3 月 28 日予以批准。《中国共产党上海市组织史资料（1920 年 8 月 -1987 年 10 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页 5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