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校园大乱

毛在 1966 年 7 月 8 日写给其妻子的信中，表示自己决意为了最终实现“天下大治”，要制造“天下大乱”。¹为了实现这个非常目标，毛使用了非常手段。他发动文革的方式让江青秘密地组织撰写报刊文章，在报纸上发表，抨击一位知识分子，进而达到北京市委的头号领导人。现在，运动进入了第二阶段，毛将操纵中国教育机构内的群众运动，把那位国家主席拉下马。

然而，毛的文革最初的斗争是在政治局内爆发的，还没有进入公众的视野；对吴晗及其同事的批判还没有充分调动大学校园内的知识精英，普通人仍然过着普通的生活。政治从来就没有完全消失，共产党和共青团鼓励年轻人记的日记就提供了证据。发誓学习无产阶级美德的模范——林彪属下勇于献身的战士；对美帝国主义者在越南犯下的最新暴行的愤慨；对哈瓦那的菲德尔·卡斯特罗感到厌恶，因为他把中国人民对毛主席的热爱比作“迷信的偶像崇拜”——每一周，甚至每一天的日记中都有这样的内容的记载和复制，让人怀疑是从党的媒体上照抄下来的。²但是，7.45 亿中国人在大部分时间里关心的是更为普通的、私人的日常事务，不久这将因为不突出阶级斗争而受到批判。

在学生们的个人空间内，他们笔下的生活和感情并没有远离五四时代的救国理想和强国愿望。在 3 月的一个潮湿、沉闷的星期五，南京的一名大学生在玄武湖进行了一天的旗语训练后，在日记本上写道：“在回家的路上，我走进一个食品商店，正想拿钱买一个油球吃，这时有一位老人他走过来跟我说。‘小朋友，帮帮忙，给我几个钱买一碗面吃！’……我给了他两分钱和 3 两粮票。……我心里暗暗地下定决心，在今后的学习道路上与劳动上一定要好好的，争取早日掌握科学技术，为祖国和全世界受苦难的人们而贡献自己的一切。”³即使是在年轻战士的日记中，展示的也是一个更关注脱离贫穷、改善生活的中国，而不是刘少奇所说的无论如何都“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阶级斗争”。在 4 月的一个阳光灿烂的星期五，驻扎在五华山——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山脚下的一名年轻战士，上午骑着摩托车把报表送到了邻近的部队，回来后在日记中写道：“在逸仙桥上看到很多人在挖河泥，其中有工人、有学生、有居民、有干部、有妇女、有青年、有老有少。这才是一派兴旺气氛。乌黑的河泥是多么好的肥料啊！”⁴

这些青年之所以没有被文革所动，当然是有原因的。在 1966 年最初的几个月，新华通讯社偶尔在报刊的内页或学术增刊上只不过放几篇批评文章，就算是对吴晗等人的批评了——批评者们后来称此举为“新闻管制”。直到 4 月 15 日，这一做法才改变了过来；⁵天后，《解放军报》上一篇重要社论“透露”了江青在《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中讲话的要点，催促全体中国人全心全意投入“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争取打破一切条条框框，断言“社会主义文化革命要有破有立。不彻底破，就没有真正的立”。⁶4 月底，《红旗》杂志接踵而至，推出了一篇权威性的“评论员”文章，标题是《工农兵群众参加学术批判是划时代的大事！》。⁷文革将成为一场群众运动。

然而，在媒体所称的这场“文化战场上兴无灭资的战斗”中，能够寄希望于“工农兵群众”取得胜利吗？《红旗》当然毫不怀疑最后的结果，但是当时的日记却表明，在中国正常的政治环境中，这并不是理所当然的。5 月中旬，一位出身贫寒的研究生，一个有四年党龄的中共党员，沮丧地记录下了校内辩论无产阶级政治是否优先于业务工作的会议情形：“有人认为：‘在我们科研中完成任务才是目的，政治是一种手段’，他谈得很辨证的……这些人就是在名词上用一些东西来玩弄我们，但是我们这些工农出身的子弟也不是随便摆布的。我们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在这一周的周末，他在一则日记中暗示自己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他写道：“今天上午，我找赵春年谈了他上段四清的一些情况，但他一是会说，嘴比我厉害。一是他的问题我们还没有掌握很多真凭实据，所以效果不大。”⁸

对于这些口才不好的年轻人而言，幸运的是毛泽东无意于维持一个正常的政治环境。毛把高层政治权谋转变成群众运动的过程仍然是文革中模糊不清的问题之一，不过我们知道这一过程是从北京大学开始的。⁹

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Copy Anchor Link

5 月 14 日，为了开展文革，同毛如出一辙，康生派自己的妻子去执行一个秘密使命。以曹轶欧为首的一个组织严密的“中央调查组”一行 7 人，来到中国最享有盛名的学府北京大学，据说是检查“学术批评”的进展情况。曹的立场是“北大学术批判的方向是错误的”，北大校长陆平要对此负责。用其丈夫的话来说，她必须决定北大的“学术批判”是“真的还是假的”，到了一种什么程度。¹⁰康认为它是“假的”，追随的是《二月提纲》的路线。由于《二月提纲》还没有受到公开批判，而披露毛想法的《五一六通知》还严格限制在党内核心层传达，北京大学无可避免地陷入了“假的”学术批判的泥潭。曹的真正使命其实是煽动普通群众起来反对校党委的领导。康生说道：“如果群众不起来革命，我们要动员他们起来革命”。¹¹

然而，康是直接得到了毛的命令，还是他“紧跟主席”，凭直觉感知到主席要做这件事？这仅仅是实现天下大乱的另一途径，还是毛对 1957 年“百花齐放”运动期间校园里对党的批评耿耿于怀，早已决定征召学术作为文革的突击队？

曹轶欧显然掌握了关于校内左派极其重要的消息。作为其丈夫办公室主任，曹知道在本月早些时候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康代表毛对彭真进行了批判。她也知道北大的左派痛恨彭真。在前一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北大教职员工中出现了严重的分裂。康生支持的左派攻击学校党委领导人是“走资派”，只是后来彭真插手干预，派出包括邓拓在内的工作组进驻北大去重建秩序，才恢复了校领导的清白。由于与校长陆平积怨甚深，45 岁的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是 1965 年受到批判最厉害的左派之一，因此彭真的即将倒台，对于聂来说是一个令人鼓舞的喜讯。¹²聂元梓即将要丢掉自己的职位，她的继任者已经被选好了，她被告知将要“下放”到北大的一个小单位去，工作地点在北京北部而距离市中心 30 英里、群山环绕的怀柔县。¹³曹轶欧的到来恰逢其时。

曹找到了聂，她和其丈夫在延安时对聂有一点了解。聂的人脉很广，她在 1938 年自己 17 岁时加入了共产党，抗战中她大部分的时间呆在了延安。在第一张大字报出现的那天，邓小平一个在北大学习的女儿，看到在大字报显著的位置上署有聂元梓的名字，就打电话回家，告诉了自己的母亲。母亲在瞬间内关心的不是这张大字报的政治内容，而是最显要的署名人的道德品质：“聂元梓这个人不好，在延安时就表现不好。不过你不要对别人讲啊！”¹⁴康生对聂有类似的看法，不过不大关心她的品质：“聂元梓这个人不太好，在延安时我就知道。可是现在，就是混蛋王八蛋，也要支持。”¹⁵

聂和她的左派朋友们从《人民日报》上得知，反吴晗运动扩大后，邓拓受到了牵连。这意味着 1965 年镇压了他们的北京市委的宣传机构现在遇到了大麻烦。根据一位党总支书记接触到的党内消息，以及曹轶欧传达的批判彭真的内部消息，聂知道陆平已经失去了高层的保护伞，形势岌岌可危。¹⁶无巧不成书，聂在哲学系的六名同事也根据内部消息得知北京市委已经土崩瓦解，他们打算对校党委采取某种行动。在曹的鼓励下，聂与他们联合了起来。其中有人告诉曹的调查组的一名成员，他们打算就此事写信给毛。但是，他被告知这种做法毫无意义，因为信件可能到不了主席手中。¹⁷从曹的小组的日程来看，真正的理由是：一封信达不到“发动群众起来造反”的目的。

七名左派最终决定大字报是攻击校党委领导的最佳方法，曹对此并不知情，聂也只是部分参与了这张大字报的创作。¹⁸然而，聂后来宣称，是她安排了与曹轶欧最后时刻的会面。曹本人虽然没有亲眼看到大字报的底稿，但是她作为党的“上级组织领导”大开绿灯，让聂把它张贴出来。¹⁹5 月 25 日凌晨，第三稿完成，小组的其他成员被叫来签名，在作了一点小小的改动后，他们于清晨同意通过此稿。聂最重要的贡献是在最后时刻在底稿的末尾加了三句口号：“保卫党中央！保卫毛泽东思想！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作为这伙人中职位最高的成员，聂第一个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从此所有对这一大字报的毁誉都集于她一身。²⁰

5 月 25 日下午两点，这一大字报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为标题，张贴于学校大饭厅的东墙上。作者们提供了标题中的反问句的答案：宋硕（北京市委大学工作部副部长），陆平（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校长），彭佩云（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²¹在搞“阴谋诡计”。²²5 月 14 日，在北京各主要大学党委高级干部参加的紧急会议上，宋硕的讲话显示了他们的图谋。宋引用中共华北局对于北京文革工作的部署，这很明显说明北京市委停止了工作。这些部署同毛偏好的“天下大乱”判若云泥：

（现在运动）急切需要加强领导，要求学校党组织加强领导，坚守岗位。……群众起来了要引导到正确的道路上去……如果群众激愤要求开大会，不要压制，要引导开小组会，学习文件，写小字报。²³

在聂及其同事们看来，任何试图把文革带到这条“正确的道路”上的领导人实际上都是“修正主义分子”。宋硕、陆平、彭珮云害怕大字报，害怕群众集会，害怕“充分发动群众”。他们不想要一个“轰轰烈烈的”运动，而要一个能维持自己“黑帮”统治的运动。换言之，他们是“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

这一大字报达到了预想的效果。接着是一片混乱。当时聂的支持者们在报道中宣称，在这一大字报贴出的几个小时内，“如果没有数以千记的，也有数以百计的革命大字报把愤怒的炮火射向了陆平、彭佩云黑帮”。²⁴文革后一份同情陆、彭的报道则宣称，“短短半天时间，全校自发地贴出了 1500 余张大字报，其中绝大多数对聂远梓等人的这张大字报加以驳斥和揭露”。²⁵

康生在幕后如同聂所说的那样“给革命煽风点火”；周恩来则在正面派出了救火队员，确保其“有控制的燃烧”。²⁶周听到这一大字报的消息后，派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张彦到北大提醒人们，学校内有外国学生，对于在公开场合张贴大字报的权利要有一定的限制。²⁷惊慌失措的陈伯达则担心出现街头示威游行。5 月 25 日半夜，根据陈的指示，新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来到了北大，在北大校领导召集的 800 名党、团员的会议上，强调“斗争要有组织纪律，不要弄得乱七八糟”。²⁸第二天上午，校党委的一名成员试图迫使聂撤下大字报，但是没有成功。²⁹邻近的清华大学的一位党委书记说聂的行为是不可原谅的，为了证实自己的观点，他又说道：“结果右派高兴，苏修学生高兴拍照。”³⁰

然而，陪同李雪峰来到北大的高等教育部部长、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却认为大有用处，可以“引蛇出洞，（给群众）打防疫针”。他打电话给清华大学：“创造条件让他们说话。抓重点，抓问题，动员群众讨论（反对他们）。³¹蒋显然认为文革不过是 1957 年“百花齐放”运动的重演，那时直言无忌地发表批评意见的师生员工们为自己的鲁莽复出了代价。³²蒋也没有认清形势。

同时，曹轶欧收到了上述大字报的副本，迅速传给了其丈夫。在简要地听取了聂元梓对大字报发表情况的私人汇报后，康生把这一大字报的稿本发表在了《情况简报》上——这是几天前刚刚由中央文革小组创办，让毛和政治局常委们了解文革动态的刊物——传给了正在杭州的毛。³³毛在 6 月 1 日中午读完后，在上面批示道：“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那天下午，毛打电话告诉在北京的康生和陈伯达，这张大字报是 20 世纪 60 年代北京公社的宣言，“意义超过巴黎公社”。当晚就必须进行广播。³⁴在 8 点 30 分广播之前几个小时，康生才通知了周恩来，周颇感意外。³⁵李雪峰正在华北干部会议上讲话，得到康生手写的便条提醒后，立即把这一消息告诉了他的听众。³⁶然而，比周、李职务更高的刘少奇，实现既不知道要广播这一大字报，也不知道要在 6 月 2 日《人民日报》上刊登这一大字报。³⁷

《人民日报》在刊登这一大字报的同时，发表了在陈伯达指导下写成的一篇颂词，题目叫《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该文称陆平及其同事代表了“假的”、“修正主义的”共产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浪潮，汹涌澎湃”，将把他们扫荡一空。³⁸11 月 1 日，聂元梓在回顾这一大字报的发表时说：“5 个月前的今天，我们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把我们的革命大字报传播了全国和全世界，点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³⁹

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Copy Anchor Link

即使承认聂有自我抬高的夸大成分，6 月 2 日对于大专院校的文革活动而言也是一个转折点。毛在几个月以后说道：“我北大聂元梓的大字报一广播，就全国轰动了。”⁴⁰在风暴的中心，一位在北大学习的法国妇女回忆道：“大学生，高中生，干部，工人，甚至还有一些郊区农民……带来了大字报，发表演说，支持北大的革命者”。⁴¹一位在新成立的外国语学院执教的英国人访问了北大。在他的记忆中，事情以“令人沮丧的缓慢速度”进行着：

北京市委的垮台起初让人好奇，后来让人心神不宁（当波及到彭真以后）。我们都必须到足球场上去聆听收音机里的通知，近乎歇斯底里的播音员只有三、四句话提供了事实。下一步将发生什么，人们没有一丝头绪。下课后，我和一些研究生趁着夜色骑自行车到北大去阅读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形势还不明朗。当第一批工作组进校后，我询问我最聪明的一名研究生（上海人）发生了什么；他说：“我没有头绪”。“那你能不能保持中立，直到事态明朗呢？”我问他。“不”，他说：“你必须选择一派。”“但是你一定能感觉到哪一方会赢？”我问他。“不，这不可能。你只有迅速行动。”到 7 月份，不确定性已经很明显了，但是人人都在批评学院的第一书记（其实是个很优秀、很受人拥戴的人）。那些指控并没有说服力，但是喧嚣声骇人（就在我的宿舍的窗外）。所以文革的缓慢启动对于那些习惯了确定性的孩子来说是很不适应的。7 月中旬，情况终于明朗起来，人们得知：毛（人们肯定认为，他是中国唯一的、真正的英雄）受到了攻击，他们要起来保卫他。局势已经很明朗了（至少和前几个月转弯抹角的谈话和隐晦不明的事件相比）。⁴²

在清洗彭真以及市政府的直接影响下，很多北京中小学的校长已经停止了日常教学活动。聂元梓的大字报发表后，首都所有的学校都停课了。即使是幼儿园的老师，在继续照顾“革命的接班人”的同时，也开始卷入了文革。市教育局的“修正主义领导人”被指责试图教育学前班儿童“不打架，不骂人，要文明，清洁，卫生”。“同志们，你们看看”，北京幼儿园的一位老师说道，“他们多么反动，多么害怕给我们的孩子进行阶级教育！”⁴³但是，一些职业教育家秉持更传统的观点，他们尤其不能理解小学的停课。对于一个 7 岁的男孩或者女孩来说，参与阶级斗争又能意味着什么呢？北京市委机关干部子弟学校即北京小学的校长抱怨道：“阶级斗争这，阶级斗争那；鸡毛蒜皮的事儿都成了阶级斗争！”⁴⁴

然而，6 月 13 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决定，在全国大学和中小学“暂时”停课。一时之间，全国 1.03 亿小学生、1300 万中学生、53.4 万大学生都可以“随意”离开教室，把全部时间投入到文革和毛所说的“阶级斗争”这一“主题”上来。⁴⁵

在学校和文化机构以外，6 月 3 日公开宣布北京市委的倒台——此类新闻一般是不公开的——是更加重大的“震撼”，尤其是对外国人而言。⁴⁶外交官们在随后的几天内很少谈论别的事情。6 月 6 日，在为庆祝瑞典国庆而举行的园中招待会上，有人问外交部部长陈毅，那些下台的官员下场如何。陈毅指着几步外的苏联大使回答道：“我们不像他们那样野蛮。我们不割人的喉咙；我们给他们发适当的退休金。”⁴⁷

那时很少有外国人居住在北京，大多数人对于正在发生的事情只有一点模糊的认识。一个刚刚到任的荷兰学者兼外交官写道，“在最初的几周，我们看到了旧中国的遗迹，没有怎么注意到文化大革命。”⁴⁸

但是，从 6 月份开始，即使在校园以外的地方，也不可能不注意到这场运动了。北京的少数外国记者处于公安部门 24 小时的监控之下，其行动受到了进一步的限制。日本记者拿出了最好的报道，他们凭借着完美的中文可以阅读学生们的大字报，他们骑着自行车，在城内往来穿梭，穿着中式衣服，戴着面罩，表面上是为了防止风沙，结果是时不时成功地融入了人群之中。

外交官们也在进行报道。6 月 16 日，曾在非洲任职的瑞典大使致信瑞典外交大臣：

北京从 5 月底以来进入了疯狂的状态，6 月 3 日以来日以继夜地举行游行，支持毛泽东和北京新市委。一群群游行队伍步行或者乘卡车经过我们的房子，单调、刺耳的锣鼓声扰得我们许多人直到清晨才能入睡。和这些噪音相比，非洲人的手鼓倒成了我记忆中的天籁。⁴⁹

一位英国外交官确认，“噪音事实上是革命的标志，不久耳塞成为了大使馆的标准配备”。⁵⁰但是，一位荷兰的同行是如此评论这些不严肃、无威胁、甚至像在过节一样的户外游行者的：

世界上没有哪一个首都能让你开车来观看这种游行的。你要尽快把车开进车库，呆在家中，上好门锁。在那些日子里，北京的游行还很有秩序。国际俱乐部及其游泳池、网球场正位于北京市委机关所在地的前方。在下午将要结束的时候，奥斯汀、雪佛兰、雪铁龙开来开去。它们必须正好停在楼梯前，新市委要在那里聆听嘈杂的效忠声。交警们经常要阻断长长的游行队伍，以便让一位外交官到来或离开。在这里，警察们很有礼貌，似乎没有人被礼节上的不一致所打扰，也没有人注意伴随着震耳欲聋的鼓钹声反复呼喊的口号的含义。活跃的年轻组织者们甚至安排外国人来拍照。他们愿意暂停脚步，让游行者站直身

体，高举加框的毛主席画像，走在每一群游行队伍的前列。⁵¹

这种喧闹的集会气氛给外国人造成了精神愉快、组织得法的假象，其实在幕后北京卫戍区付出了不少努力。

收拾残局Copy Anchor Link

在彭真及其诸多在北京党政当局的亲密同事下台的造成的混乱中，周恩来总理似乎挑起了这些人的担子。他的法宝是新充实的北京卫戍区，其职责是确保中央机关及部门的安全。在周和叶剑英元帅的领导下，卫戍区也负责维持首都的粮食、燃料（包括来自山西的煤炭）、电力的供应，以及保卫外国使馆。在这一年的晚些时候，随着一些好战好斗的服务人员拒绝为住在北京饭店的外国人提供服务，卫戍区必须恢复那里的秩序。

即使是补充了更多的部队，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的任务也是不可能完成的。随着好战好斗的人们今天批斗这个，明天批斗那个，首都陷入了瘫痪。但是林彪给解放军下令：“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智穷计竭的傅崇碧向周和叶求救，请求他们解决争端，或者提高卫戍区部队的士气。⁵²虽然外国人在北京饭店就餐时，常会遇到不便，然而他们不知道傅所面临的许多问题和解决的办法。日本《朝日新闻》记者在 6 月 16 日报道：“外国人不允许卷入此类内部事务，但是从公开点名的大字报中，外国人能对运动的影响做出判断。”⁵³在外文出版社担任翻译的一位英国共产党员处于一个得天独厚的位置上，但连他也说这一阶段大多数的激烈活动仍然是幕后的：

城市仍然在生存和呼吸，仿佛什么不幸都没有发生过。……但是人们知道，在这个城市的每一个办公室、工厂、大学、学校

的围墙后面，都有类似于我办公室内的戏剧在上演。如果你看不到革命，你能在晚上听到它穿越北京的上空。愤怒的口号尖叫声，通常伴随着敲鼓声和击钹声。这些声音从数以百计的集会上倾斜而出，这些集会在全城各处举行，于深夜开始，直到凌晨才结束。你不可能逃避它们的喧闹声，这就像蜷伏在城中的一头巨兽在呜咽。

夜晚持续不断地喧嚣平添了一分神秘。集会上除了什么事？谁在被批斗、为何被批斗？我完全迷惑不解。⁵⁴

事实上，许多中国人对文革也感到迷惑不解。《人民日报》声称，北京人民万众一心，支持中共中央关于决定改组北京市委的决定，认为这“非常英明、非常正确的”。⁵⁵不管他们怎么认为，北京市委垮台的原因仍然是一个紧守得秘密。正如一位有洞察力的中学生在其 6 月 4 日的日记中写道：“大家当然都拥护党中央的决定，但谁也不知彭真、刘仁等到底犯了什么错误。”⁵⁶

工作组Copy Anchor Link

刘少奇也感到迷惑不解，更不用说烦恼生气了。他在 6 月中旬与一位湖南同乡——1930 年代他们一起在“白区”工作，工作上有过紧密的联系——的私人谈话中，⁵⁷对于这场清洗的骨干、特别是解放军的角色表示了含糊的批评。刘说解放军“不保护运动健康发展，不保护老干部。”相反，“军队是袖手旁观，等着把各地的领导人搞垮台以后再来收拾。”⁵⁸文革后，刘的子女们宣称，他们在 6 月初询问过他为什么不采取行动恢复秩序。刘答道：“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搞目前这样的运动，我没有经验；我们党用这种方式整风，过去也没有遇到过。要观察几天再说”。⁵⁹邓小平同样也不高兴。他妻子说聂元梓是“一个坏人”，他们的一个女儿在很多年以后回忆，这“反映了我父亲的想法。他非常反对这种突然袭击。”⁶⁰

刘少奇非同寻常地承认自己的困惑和邓小平的否定反映都说明了文革是毛及其心腹在私下里策划的。他们瞒过了在主席离开首都期间在名义上管理国家的那些人。事实上，刘、邓一直不能确定毛在哪个地方，刘派了一位秘书到中央办公厅去打听毛是否在杭州。⁶¹但是，由于他们一心尽责，在毛不在京的时候必须自己拿定主意，随着学校一片大乱，他们不能再观察下去了。

中共标准的运作程序是：一旦出现了问题，就派工作组下去。工作组的成员由无关单位的可靠干部构成，人员数量取决于目标机构的大小，其工作是稳定那里的局势，确定问题的原因，做出判断，进行奖惩。在“领导核心已经腐化”的地方，上级部门组织和委派“能干的工作组”担任领导工作。⁶²赋予这些特别工作组的权力几乎是无限的。中共中央起草的工作章程宣称，它们可以对有“犯罪活动”的人员进行“拘留、隔离反省、逮捕、判处管制和徒刑”。工作组受到的限制极少，其中有一条是处理县级或县级以上的干部，必须请示中央，取得中央的允许。⁶³

在最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大批工作组被派了出去。北京的一个农业县就有 20000 个工作组。在文革开始之际，一些工作组仍然在忙于开展“四清”。⁶⁴自从 1963 年以来，如果不是说大多数，起码是有许多处于文革漩涡中心的人物都或长或短地参加过工作组：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去了河北农村的一个生产大队，其地离北戴河不远；陈伯达去了天津城南的一个大队；汪东兴和毛的医生李志绥去了江西农村；关锋和戚本禹一起去了北京东面的通县的一个大队。在眼前的这场大动荡中，李雪峰的华北局在 5 月的第二个星期，就派工作组实际上接管了北京市委及其下属机构。⁶⁵

5 月 29 日，刘、周、邓小平决定派出以陈伯达为首的临时工作组接管《人民日报》，也许他们认为这位中央文革小组的头头熟悉毛的想法，在一个急剧变化的环境中更能应付自如。周恩来立刻打电话给毛，征求毛的许可。⁶⁶5 月 30 日，刘、周、邓又进一步给主席写了封信；毛当天表示同意。陈伯达在 5 月 31 日走马上任，他的第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公开发表北大的那张大字报。⁶⁷与此齐头并进，6 月 6 日，中央书记处派工作组接管了中央宣传部。肖望东中将一年前进驻文化部并担任副部长，以清洗该部的长期积弊。经林彪同意，他带来了一个由 300 名官员组成的工作组。⁶⁸

然而，最迫切的问题在于是否派工作组进驻北大等北京的大学和中学，刘少奇的子女告诉他，学生们已处在骚动中，校园内混乱不已，教学活动已经停止。⁶⁹如果刘及其同事不迅速采取行动，他们就会处在无法控制和恢复秩序的危险之中。

5 月 29 日，周在与毛的电话交谈中，除了谈及《人民日报》的工作组外，也就派工作组进驻北大事宜作了请示。他和刘、邓都认为此举很有必要，而且他还得到了毛的同意。⁷⁰6 月 3 日，刘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决定由北京新市委派工作组到首都各高等院校和中学，领导那里的文革。陈伯达反对这一决定，但是当邓小平指出陈自己就领导着驻《人民日报》的工作组之后，陈就沉默不语了。派往高校地工作组成员由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的干部组成；派往中学的则来自共青团中央。⁷¹北京市委在同一天宣布撤销宋硕、陆平、彭佩云的职务，向北大派出工作组，指导那里的文革工作，担当那里的党的领导。⁷²

由于几乎跟不上形势的发展，⁷³刘少奇决定与周、邓、陶铸、陈伯达在 6 月 9 日去杭州向毛汇报工作，他们在那儿一直呆到了 6 月 12 日。在讨论文革时，刘向毛问道：“学校如何搞法？有的是夺权，有的是批判学术权威，然后就搞教学制度的改革，解决考试和教材等一连串的问题。”⁷⁴然而，毛拒绝给出明确答复。他没有说过任何表明自己反对工作组的话，但是他评论道：“派工作组太快了并不好，没有准备。不如让他乱一下，混战一下，情况清楚了再派。”⁷⁵由于毛已经批准派工作组进驻北大的决定，⁷⁶又由于陈伯达当着毛的面再次表示反对派工作组，但是没有得到毛的支持，刘也许认为毛只是自言自语，而不是暗示毛的异议。但是，考虑到刘自己的无所适从，刘显然应该问主席，是否应当重新考虑自己先前的意见，从而取得毛的明确赞同。相反，刘试图让毛回首都主持文革大局，但是主席笑着拒绝了。⁷⁷不得已，刘少奇和其同事们两手空空地回到北京。从 6 月 14 日到 6 月 28 日，他继续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⁷⁸

FootnotesCopy Anchor Link

1. 国防大学：《文化大革命》，上册，页 55。 ↩

2. 作者藏中国日记第 18 号。 ↩

3. 作者藏中国日记第 1 号。 ↩

4. 作者藏中国日记第 2 号。 ↩

5. 人民日报无产阶级革命派、首都新闻批判联络站编：《新闻战线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1948-1966（初稿）》（北京，无出版日期），页 33。 ↩

6. 《解放军报》，1966 年 4 月 18 日。《二月提纲》强调的是：“没有立，就不可能达到真正、彻底地破”，两者南辕北辙。 ↩

7. 《工农兵群众参加学术批判是划时代的大事》，《红旗》，1966 年第 6 期，页 20-22。 ↩

8. 作者藏中国日记第 3 号。 ↩

9. 北京大学当局在 1980 年代的时候决定把该校校名译作广力人知的“Peking University”而不是“Beijing University”。 ↩

10. 北大党史校史研究室党史组：《康生、曹轶欧与“第一张大字报”》，《百年潮》，2001 年第 9 期，页 33。曹的小组包括高等教育部的一名副部长、3 名记者，其中两人来自陈伯达的《红旗》，一人来自《光明日报》。除了北大以外，这个小组还视察了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穆欣：《“全国第一张大字报”出笼经过》，《中共党史资料》，第 75 辑（2000 年 9 月），页 166。 ↩

11. 中国人民大学新人大公社·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编：《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郭影秋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北京，1967），上册，页 76。 ↩

12. 《起源》，卷三，页 637，注 154；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1966-1976》（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页 19，郭颖颐英译［D.W.Y. Kwok, Turbulent Decade-A History of the Cultral Revolution（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6），pp. 39-40］；郝平：《重估文革的起点》［Hao Ping，“Reassessing the Starting Point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China International Review, 3, no.1（Spring 1996），71-74］。 ↩

13. 沈迈克采访聂元梓，北京，1994 年 7 月 17 日。 ↩

14. 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页 16；英译本 Deng Rong, Deng Xiaoping and the Culture Revolution: A Daughter Recalls the Critical Years（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Press, 2002），p. 11。 ↩

15. 北大党史校史研究室党史组：《康生、曹轶欧与“第一张大字报”》，页 36。 ↩

16. 关于聂接触到的一些材料，参见倪志伟：《北大的文革》［Victor Nee, The Culture Revolution al Peking University（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1969），P.53］。 ↩

17. 穆欣：《“全国第一张大字报”出笼经过》，页 168。 ↩

18. 这样的大字报起源于延安；中共临时使用它们来发表消息和观点。在百花运动期间，它们是批评党的工具；在大跃进期间，中共用它们来推动生产。参见潘杰泰：《大字报作传播工具的历史和意义》［David Jim-tat Poon，"Tatzepao: Its History and Significance as Communication Medium"，in Godwin C. Chu, ed.，Popular Media in China: Shaping New Cultural Patterns（Honolulu: East-West Center,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 1978），pp. 184-221.］。 ↩

19. 沈迈克采访聂元梓，北京，1994 年 7 月 17 日。 ↩

20. 参见北京大学学者对整个事件经过完整研究后的叙述，印红标：《文革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二十一世纪》（双月刊），第 36 期（1996 年 8 月号），页 37-45。另见国防大学：《文化大革命》，上册，页 32-36。《人民日报》6 月 2 日社论的第一 - 句话称其为“聂元梓同志的”大字报，同上，页 36。这张大字报通常被叫做文革的第一张大字报。其实这个菜誉届于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今天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的两位高级干部。他们在两天前攻击了他们的主任，这位主任同时还是中共华北局的高级官员。该学部从名称上看是科学院下属的一个单位，其实不然，它是由中央宣传部直接领导的。参见《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 15 卷，页 168。 ↩

21. 彭在 1998 年访问了美国，她时任国务委员兼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 ↩

22. 大字报文本载国防大学：《文化大革命》，上册，页 30-31。 ↩

23. 转引自上书，页 30。大字报作者引用了宋硕讲话的内容，这说明北京市委的混乱已经广为人知。 ↩

24. 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宣传组编：《北京大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简介》（北京，1966），第二，三部分，页 2。 ↩

25. 林浩基；《北大第一张大字报是怎样出笼的》，载周明编：《历史在这里沉思》，6 册本（1-3 册，北京：华夏出版社，1986；4-6 册，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89），第 2 册，页 32。 ↩

26. 沈迈克采访聂元梓，北京，1994 年 7 月 17 日。 ↩

27.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 18；河北北京师范学院《斗争生活》编辑部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北京，1967），页 667。可能正是由于总理身边工作人员的来访，后来才有位外国学生提出了一个可疑的说法，即：周恩来本人在 5 月 25 日晚秘密走访了校园，怒气冲冲地阅读了那份已经声名远扬的大字报。西林·帕他努泰（常媛）：《龙珠》［Sirin Phathanothai with James Peck, The Dragon s Pearl（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4）p.221］。周恩米与这位泰国政治家的女儿情同父女。她在中国生活了很多年，当时是北大的一名学生。 ↩

28.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 29。 ↩

29. 艾群：《乱世狂女——聂元梓》，载阳木编：《“文革”闯将封神榜》（北京：团结出版社，1993），页 44；一名当时住在北京的匿名的“外国专家”认为“它是在那天晚上被扯下来的“。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见证人》，《中国季刊》，第 28 期（1966 年 10-12 月），页 2。 ↩

30. 《清华大学大字报选编》，第 33 期（1966 年 9 月 12 日），页 24。 ↩

31. 同上，页 25。 ↩

32. 参见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编：《百花运动和中国知识分子》［Roderick MacFarquhar, The Hundred Flowers Campaign and the Chinese Intellectuals（New York: Praeger, 1960）］。 ↩

33. 康生没有把文章传给其他政治局常委，显然没有把制度当回事。参见《周恩来年谱》，下卷，页 32。 ↩

34.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2 册，页 62；印红标：《文革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页 43。 ↩

35. 《周恩来年谱》，下卷，页 33。 ↩

36. 李雪峰：《我所知道的“文革”发动内情》，页 616。 ↩

37. 黄峥：《刘少奇的最后岁月》（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页 64。 ↩

38. 该“评论员”的文章重印于国防大学：《文化大革命》，上册，页 36-37；详文载《北京周报》［Peking Review, no.37（September 9,1966），21-22］。 ↩

39. 《新北大》，第 20 期（1966 年 11 月 5 日）。 ↩

40.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0-1967）》，页 174。 ↩

41. 巴斯蒂（Marianne Bastid），一位当时在学习中国历史的法国学生，转引自倪志伟：《北大的文革》，页 58。 ↩

42. 魏根深博士（Dr. Endymion Wilkinson）2005 年 10 月致麦克法夸尔信，他在 1990 年代成为欧盟的驻华大使。 ↩

43. 《彻底批判修正主义幼儿教育路线教材汇编》（北京：北京幼师革命造反团，1967），页 16。 ↩

44. 北京小学校长陈玉华，转引自《春雷》（北京：首都八一学校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号外，1967 年，页 28。 ↩

45. 国防大学：《文化大革命》，上册，页 44-45；《毛泽东思想万岁（1960-1967）》，页 162；国家统计局综合司编：《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历史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9》（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0），页 37。 ↩

46. 廖盖隆：《新中国编年史》，页 271。 ↩

47. 雷纳特·彼得：《大世界中的瑞典人——四十年外交生涯回顾》［Lennart Petri, Sverige i stora vdrlden: Minnen och reflexioner frin 40 ars diplomattjanst（Stockholm: Atlantis, 1996），Pp.356-357］。 ↩

48. 佛克马：《北京报告》［D.W. Fokkema, Report from Peking（London: Hurst，1971），p.6］ ↩

49. 瑞典外交部档案原始信件。 ↩

50. 柯利达：《在华经历》［Percy Cradock, Experiences of China（London: John Murray,1994），p.48］ ↩

51. 佛克马：《北京报告》，页 8。 ↩

52. 《傅崇碧回忆录》，页 175-183。 ↩

53. 《参考消息》，1966 年 6 月 24 日。 ↩

54. 埃里克·戈登：《自由是一个词》［Eric Gordon, Freedom Is a Word（London：Hodder & Stoughton, 1971），9-p.69.］ ↩

55. 《人民日报》，1966 年 6 月 4 日。 ↩

56. 遇罗克：《日记摘抄》，载张鸣、乐群编：《“文化大革命”中的名人之思》（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页 337。刘仁是彭真属下的北京市委第二书记。 ↩

57. 在国民党或日本统治区工作的叫做“白区”干部；在延安等共产党统治区工作的叫做“苏区”干部。两派在瓜分革命胜利果实上有一点摩擦；参见《起源》，卷一，页 334-335，n.59。 ↩

58. 高文华：《补充我和刘少奇在中南海密谋的罪行》，1971 年 2 月 12 日上交给外贸部的手写证词，页 3，作者藏本。 ↩

59. 刘平平、刘源、刘亭亭：《胜利的鲜花献给您——怀念我们的爸爸刘少奇》，载周明编：《历史在这里沉思》，第 1 册，页 2-3。 ↩

60. 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页 11。 ↩

61. 黄峥：《刘少奇的最后岁月》，页 66。 ↩

62. 《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 14 卷，页 996-997。 ↩

63. 同上，页 1132。 ↩

64.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两卷本（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1993），下卷，页 1125。“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有时又叫“四清”，参见《起源》，卷三，第 15、18 章。 ↩

65. 《北京市“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5-1967》，页 9。 ↩

66. 《周恩来年谱》，下卷，页 34。 ↩

67. 同上。 ↩

68. 黄峥：《刘少奇的最后岁月》，页 131-132。 ↩

69. 同上，页 65。 ↩

70. 《周恩来年谱》，下卷，页 34。 ↩

71. 黄峥：《刘少奇的最后岁月》，页 131。 ↩

72. 国防大学：《文化大革命》，上册，页 39，页 41。 ↩

73. 黄峥：《刘少奇的最后岁月》，页 66。 ↩

7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两册本（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以下称《刘少奇年谱》），下册，页 641。 ↩

75. 同上；黄峥：《刘少奇的最后岁月》，页 132。 ↩

76. 廖盖隆：《新中国编年史》，页 271。 ↩

77. 权延赤：《陶铸在“文化大革命”中》（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页 78，页 81。 ↩

78. 《刘少奇年谱》，下卷，页 6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