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林彪的叛逃和死亡

尽管林彪在“九大”上被正式指定为接班人，但是他仍然有理由为自己的地位感到担心。在主席以前设计的二线继承制下，在毛离京或者不便打扰之际，由刘少奇及其高级同僚主持工作。在中共“八大”通过的新党章中设置了荣誉主席一职，暗中承诺有朝一日毛将把党政大权交给刘，自己彻底退居二线。1959 年，毛把国家主席一职让给了刘，似乎朝着这个方向迈了一大步。从此以后，每逢国庆节《人民日报》并排刊登两位主席同等大小的照片。毛在同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爵士谈话时也确认刘是他的接班人，这个个人的承诺传遍了党的领导层。最终也无助于刘免遭毛的翻云覆雨之手。不过，在 10 年的时间中一直有一个明显的接班程序在运行，表明毛将在生前移交他的权力。

然而，在中共“九大”通过的党章中没有这样的一个接班程序。荣誉主席的条款被拿掉了，也许是由于向刘少奇交权失败而已，这个变动预示着毛打算在任上干到老死为止。在“九大”的会议和决议上也没有明确是否会有一个过渡的步骤，比如让林彪担任国家主席，正式确认他接班人的地位。林彪本可以再毛缺席的时候定期主持政治局会议，似乎二线制还在运行着，但是也许因为他看到了刘少奇的结局，再加上自身的健康问题，他最后决意把日常工作交给周恩来去处理更为安全可靠。¹的确，林完全可以怀疑，主席之所以决定将其立为接班人，只是为了建立一套制度，以便让另一位毛派的狂热信徒顺利成章地接班。否则，主席为什么要建议林，林自己也应该指定一个接班人，并且点出了张春桥的名字，而让林大为尴尬呢？²尽管毛没有公开力图推动他的建议，但这至少表明了：在毛看来，他的妻子及其亲信才是自己在意识形态上的真正接班人。

接班问题上的模棱两可最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问题上摊开了牌，即有没有必要保留这个刘少奇曾经担任过的职务，由谁来担任这个职务呢？

国家主席问题Copy Anchor Link

1970 年 3 月 8 日，汪东兴从武汉来到北京，向政治局传达毛有关重建中国国家机构的意见。在前四年的混乱中，副总理和部长的职位大大减少，精简后的国务院在周总理的领导下努力维持着基本的职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没有召开，刘少奇倒台后，国家主席的职权由年迈的国务活动家董必武（文革前夕被任命的刘手下的两名国家副主席之一）代为履行。³

从表面上看，当时毛对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兴趣在于通过一个无国家主席的宪法，就这一激进做法，他还没有与高层同事们进行协商，⁴这好像是在文革的大破坏后进行重建的必然。⁵毛拒绝担任国家主席也不出人意外。在列宁和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也没有强有力的国家主席，显而易见，这个职位并不是一个革命国家的必要组成部分。⁶此外，毛曾经担任过那个职务，他讨厌它的繁文缛节，而且他不需要权力的装饰。

然而，奇怪的是，当时遭受了更严重的破坏，也更为紧要的是中共被损害的党内机构有待重建，而毛却对国家机构情有独钟。尽管“九大”已经开过了一年，尽管已经宣传了基层的党建模范，县级党委的建立还是寥寥无几，⁷以至于决定要自上而下，从成立省委做起。⁸即使如此，在毛的家乡湖南，直到 1970 年 12 月才成立了文革时期的第一个省委。在这种情况下，毛对此前毫无兴趣的国家机构的关注至少让人对其动机产生疑问。

从后来发生的事件来看，人们有理由怀疑毛希望通过废除国家主席一事捉到林彪的马脚，即假定林以为自己作为接班人，也应该像刘少奇那样担任这一职务。这种可能性得到了下述材料的佐证。据吴法宪回忆录披露，汪东兴向政治局传达了毛本人的话：“我毛泽东是不当了。如果要设国家主席的话，也只有林彪同志来当。”据吴说，汪邀请林彪的高级军事同僚们吃饭，重申如果要设立国家主席的话，主席倾向于让林彪来当。据说，林的妻子叶群急于让林担任国家主席，也许是因为她就可以就此成为第一夫人，于是催促其支持者们努力推动这一目标的实现。⁹然而，既没有什么证据表明叶群的野心，也没有什么证据表明林彪希望得到这一职位。据报道在这一年的晚些时候，他还坚决表示推辞。¹⁰

尽管中共的党史学家是如何受到鼓励去批评文革的观念和必要性，但是还没有什么人愿意说：主席为了搞文革，无情地密谋打倒其过去的亲密战友。一个晚年误入歧途的战略大师的形象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一个暗地里策划卑鄙手段的黑帮头子的形象是不可接受的。这对于党的合法性的冲击实在太大了。¹¹但是，如果毛成功地策划了其第一任接班人的倒台，就没有什么明显的理由可以解释为什么他就不能打倒其第二任接班人，从而部分地降低解放军在重建中共中的主导份量。文革后，国家主席问题被当做是林彪图谋“夺取最高权力”的证据。¹²这样一个罪名会不会是毛给林构陷的呢？人们也许永远也不会知道事实真相；动机仍然晦暗不明。但是，为什么毛就在自己还在准备林彪的罪状，林彪还没有逃跑和死亡的时候就声称：“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呢？¹³

毛是在武汉提出这个建议的。他命令汪东兴返回北京通知周恩来。同一天，1970 年 3 月 8 日，周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可想而知这次会议自然是通过了毛的建议，并组成了三个小组负责后勤工作以及起草必须的报告。然而，4 月 11 日，正在苏州的林彪让其秘书给毛的秘书打电话——主席此时正在长沙——建议保留国家主席一职，由毛来担任此职。这一天的晚些时候，林的秘书打电话给政治局办公室，详细阐述了林给毛的口信。因为，毛不担任国家主席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没有必要设副主席，无论如何他林彪不宜担任副主席。周恩来再度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政治局成员们（包括江青的部分支持者）看到电话记录稿后赞成了林彪的提议。当毛的秘书向毛汇报林的提议时，主席只是笑了笑，并让秘书转达他对林彪的问候。但是当政治局的意见传到毛的手上时，他批示道：“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¹⁴

有一种颇具说服力的解释：林彪的提议，政治局的赞成，再往后要毛接受国家主席一职，凡此种种，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不知道主席的真实想法——他对林彪电话中的建议明显没有表示反对——以为他对部下的劝进不会反感。¹⁵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这又是一个“紧跟主席”的例子，不明究竟的下属们一心想奉承他们的主子，却真的没有想到玩过了火。由于毛、林都不在北京，问题就更加棘手，这再一次突出了在文革的大部分时间里那种异乎寻常的遥控治国现象：主席向北京表示了自己的意愿，政治局表示拥护；副主席提出了一个相反的提议，同样也是来自外地，同样也被政治局通过了。假设两位首长与其同事们同处一室，无法想像林会当面顶撞毛、要求毛澄清自己的想法，好让其他人去执行。起码敏锐者如周恩来、精明者如康生之辈会从其谈话甚至肢体语言中了解此中含义。

此外，与主席接触最密切频繁的政治局委员汪东兴（实际上，汪东兴此时是政治局候补委员——校注）拿出了两份宪法草稿，一份设置了国家主席，另一份则没有，这让人再度怀疑毛反对重设国家主席的用意。¹⁶再加上此前汪给政治局传达的毛的话，人们开始相信，主席感兴趣的不是撤销这个职务，而是自己不担任这个职务。事实上，在 7 月下旬，据说毛让其秘书打电话告诉林彪办公室：“我不当，你也不当。让董老（必武）去当，让几个年轻人当副主席。”¹⁷这也可能是一种挑衅：让年轻人担当此职，有可能就此威胁到林的地位。面对这种情况，林彪还会继续拒绝担任此职吗？

然而，不管他们最终的目标是什么，所有主张保留国家主席的人都必须坚持让毛来担任此职，虽然他一再拒绝。因此，不管是林彪在“紧跟主席”，还是叶群本人处于家庭的野心主动争取，他们都在催促宪法起草委员会的军方成员（吴法宪将军和李作鹏将军）坚持设立国家主席。宪法起草委员会形成了两派，将军们和陈伯达支持设立国家主席，康生、张春桥表示反对。双方都在竭力揣摩主席的意思。这个僵局留给了政治局去解决。¹⁸

庐山风云Copy Anchor Link

8 月下旬，中央委员会在南方山区胜地庐山召开九届二中全会。不管主席最初抱着何种动机，此时他一定很清楚，林彪和他本人一样坚决拒绝担任国家主席。最终激起庐山风云的却是另外一个与此相关的事件：在新宪法中如何称赞毛泽东。8 月 13 日，庐山会议前夕，宪法起草委员会再次分成两派。此次争论是宪法中要不要写毛“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宪法起草委员会所有成员都知道，这是林彪在“小红书”“再版前言”中的颂词。¹⁹张春桥知道主席对于一年前把这三个副词写入党章持否定态度，于是建议不要使用它们；但是吴法宪认为这一建议是在攻击林彪，就指责张利用毛的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两人都试图紧跟主席，但是林彪的支持者们兴高采烈，自以为这下子可击中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残余者。²⁰

8 月 22 日下午，毛把政治局常委们——包括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汪东兴做记录——召集到他的办公室讨论开会事宜。其议程主要包括三项：修改宪法，经济计划，战略计划。这是罕见的：毛的四位常委同事轮流劝进，重设国家主席一职并由毛来担任此职。表面上他们是一致不同意主席的意见，其实是在刻意迎合他。周恩来深知毛讨厌外交礼节，于是提出可指派他人出席外交礼仪。康生则抱怨说，让毛担任国家主席是全国人民的希望，毛的推辞不就让宪法起草委员会的压力很大。陈伯达则强调，如果毛担任国家主席，将对全国人民是一个很大的鼓舞，林彪则对此表示赞同。毛说，如果他们都希望设国家主席，那就设好了，但是他不会当。根据列宁主义的纪律，毛必须接受大多数常委的意见，毫无疑问，这一意见将在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上得到一致通过。但是，至高无上的主席超越于党的纪律之上。在这一天的晚些时候，周恩来向宪法起草委员会解释了有关的情况。²¹国家主席一议被搁置了。

真的是这样吗？第二天下午，在第一次全会召开前，政治局常委们开了个短会。林彪出人意料地宣布他要讲几句话，经毛同意，会议改变了议程，由林首先发言。后来毛宣称，事先林没有与他商量，也没有告诉他准备说什么。²²但是，大部分证据表明毛在撒谎，以破坏林的名誉。林确实向他透露了自己想要讲的讲话内容。在周恩来的支持下，林表示想谈谈宪法，因为吴法宪和张春桥在天才问题上产生了争论，而且张打算不提及毛的贡献。主席同意林谈这个问题，他说张春桥的后台一定是江青，并且让林不要点张的名。²³

毛为什么要同意呢，为什么要采用这种煽动性的方式呢？他相信自己对中央文革小组领导人们的批评导致了 1967 年的“二月逆流”。²⁴²⁵他是不是希望现在激起类似的反应，然后以此为借口来收拾林彪及其同事呢？毛在庐山上的行为也同样让人想起了 1966 年他对彭真的处理。当时他赞同后者的《二月提纲》，但是不久后又对它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这一次距离他的愤怒反击只有 48 个小时了。

林彪的脱稿发言以其特有的风格颂扬了毛及其思想。为了尊重毛对担任国家主席的反复推辞，林用了一个不大正式的属于（“国家元首”）以表达毛作为最高领导人的意思。他像过去一样宣称没有毛及其思想，中共就不会取得胜利——由于有了它们，主观世界才能改变客观世界——新宪法重要的地方在于体现了毛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他含蓄地维护了自己所用过的三个副词（“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尽管他没有像“九大”上的周恩来那样使用它们——因为世界已经不同于马克思和列宁的时代，在毛的著作中有共产主义经典文献中所不具备的观念。“主席的天分，他的学问，他的实际经验，不断地发展出新的东西来。”²⁶这里可以反其意而采用文革中有一句批评别人行为狡诈的流行语：“打着红旗反红旗”，林彪这次不用 3 个副词，就是为了抬高这 3 个副词。他的支持者随即亦步亦趋。

在当天晚上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吴法宪建议改变议程（宪法、经济计划、战备），安排与会者再次收听林彪讲话的录音。周恩来对此表示同意，在征得毛的允许后，又建议把林彪的讲话引发下去。第二天上午，在两次聆听了林彪一个小时的讲话录音后，与会者在剩余时间内在其所在个大区分组展开了讨论。聂元梓多年后的回忆是“每个人都听得很专心……没有人觉察出了什么（不同寻常的）东西。”²⁷

叶群提醒林彪的支持者们，不要提国家主席的事，要集中火力攻击张春桥最脆弱的环节——天才问题。林彪手下的将军们分散在各个小组内，配备有陈伯达摘编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证明天才是合理思想的语录，按照叶群的指示去做。张春桥的名字没有被点出来，一旦人们意识到实际上他就是目标，就对任何怀疑毛的天才的人群起而攻之。毫无疑问，，对于许多人来说，张春桥就是文革混乱的化身，他们积极地利用这个机会来攻击他，虽然只是不点名的。有一个材料说，在张自己所在的华东组，有人倡议把他判处劳改，²⁸即便是张在上海的下属王洪文也支持天才的观点。周恩来在东北组支持林彪的讲话。²⁹

不过，正是华北组简报中摘编的发言在全会上把反对张春桥的人们煽动起来，并很快促使毛采取行动。陈伯达和汪东兴表示，党内有阴谋家想否定毛的天才。这种人是“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路线”，“帝修反的走狗”，应该开除党籍。他们的讲话在该组内赢得广泛的支持，唤起了要求毛、林担任新宪法所指的国家主席和副主席的热烈呼吁。³⁰汪东兴称这是中央办公厅和 8341 部队的希望。³¹他也知道，这是政治局常委们的意愿，尽管他不能挑明这一点，不过，由于他知道毛迅速拒绝了政治局常委们的请求，为什么他还要旧事重提呢？他是不是希望尽管林彪也竭力表示对此没有兴趣，但是林最终会代替毛担任此职呢？中国人的有关材料指出，汪通过叶群与林彪集团保持了经常的接触，他可能和陈伯达一样是在对自己的未来进行投资。即使如此，也没有一位中共的领导人会自觉地抵触主席。在文革期间，这是注定没有未来的做法。

为什么像汪东兴这样与毛关系亲切（不逊于任何一名政治局委员）的人会跳上反张的战车，让他的听众以为他在代表主席说话呢？支持毛是天才的观点，甚至提出毛应该重新担任国家主席，都只不过是另一个紧跟主席的例子。但是，汪相信参与联合攻击张春桥也是在紧跟主席吗？主席在批准林彪做开幕式讲话时对张春桥、江青含蓄的批评有没有触动了汪呢？³²

汪在其回忆录中声称，在毛盘问他关于国家主席的事时，他的解释是听到陈伯达的讲话后昏了头。³³人们会怀疑：为什么毛会在与自己如此密切的关键岗位上保留这样一个不可靠的官员。主席将痛斥陈伯达。为什么不痛斥汪呢？大有可能，汪做了主席希望他做的事情，而他自己还蒙在鼓里，即煽动人们对于中央文革小组残余者们的情绪，让毛有借口打掉忠于林彪的军队派系。

中国的材料（对它们来说，指出毛的阴谋诡计在政治上是很敏感的）只是说 8 月 25 日早上，江青带着张春桥、姚文元去见毛。他们关于揪“人”的诉苦促使毛在当天下午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开展的反击主要指向林彪阵营中最薄弱的一环：陈伯达。有人争辩说，在毛看来，暗中抨击张春桥实际上就是攻击文革本身，就是“二月逆流”的重演。陈毅元帅对于反张浪潮的强烈支持印证了这个猜测。因而，单单是国家主席和天才论问题不大可能激起这样大的反响；无疑，康生很快把这两起事件联系了起来。³⁴

然而，事实上，毛肯定认识到，这两起事件有着根本的不同。陈毅及其同事确实在 1967 年因为文革造成的混乱而反对文革。但是到了 1970 年，林彪、陈伯达或者林彪在军队中的支持者们没有理由如此反对文革，因为他们自己也是文革的主要受益者。此外，军队控制着国家的大部分地区，红卫兵遭致驱散，中央文革小组风光不再，江青和张春桥制造麻烦的能力大受限制。在出现混乱的地方，比如“清理阶级队伍”运动，通常负责的是解放军，而不是激进派。林彪也许想到过惩罚那个几年前军队的眼中钉的人物，从而笼络其支持者。陈伯达也许希望报复张春桥对他的羞辱。但是，不管陈毅想了些什么，康生又说了些什么，1970 年庐山会议不都是对文革的再度攻击，而是文革受益者的派系之争，目的是争夺毛的宠信。

这个解释几乎无法回答如下问题：毛在挑起这场派系之争中起了什么作用？几乎可以肯定，1967 年毛对于中央文革小组的批评激起了“二月逆流”，引蛇出洞让他得以批评最坦率地反对文革的人，并以此为借口对他们进行批评，让他们靠边站。在 1970 年 8 月，毛当着林彪的面对江青、张春桥的含蓄批评同样给反对中央文革小组残余者的人们壮了胆，而这正是毛希望看到的事情。这一事件的最终结果是毛得以对林彪集团发动进攻，从而削弱军队在中共高层的权势。

甩石头Copy Anchor Link

……

毛经常用生动的语言来描述他的行动。他正在“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角”。“甩石头”指的是抨击林彪集团成员，尽管不包括林本人在内。的确，毛重施故技，他告诉林彪，他将于两年后向林移交权力，试图让林彪误以为自己的地位很稳固。³⁵但是，毛要林的支持者进行检讨。周恩来把这一信息告诉了在庐山上的吴法宪、李作鹏和邱会作。落在陈伯达身上的打击更像是磐石压顶：陈背弃毛所信赖的中央文革小组而转投林彪门下，主席惩罚了陈的这种行为。³⁶毛以其特有的忘恩负义斥责这位帮助他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他捉刀代笔了撰写部分著作的理论高手是一个假马克思主义者。³⁷鉴于他俩在意识形态上合作了 30 多年之久，如果陈是一个假马克思主义者，那么毛又该当何论呢？³⁸如果按毛此时所说，陈伯达早在 1931 年就成为了国民党特务，并从 1930 年代后期开始成为毛的主要竞争对手王明的追随者，那么为什么无所不知的主席以前竟没有发现这一点呢？³⁹没有哪一位中共领导人敢于问出这种问题。相反，从 1970 年 12 月 22 日到 1971 年 1 月 26 日，在政治局委员和军队领导人参加的华北会议上，陈伯达又被打成“叛徒、特务、野心家”。⁴⁰但是，林彪手下的将军们并没有感到自己有错，特别是黄永胜，在陈伯达带头攻击张春桥时不在庐山上。在周恩来的催促之下他们只做了形式上的检讨，这又让毛大为光火。的确，最晚到 7 月份，主席似乎对于林彪支持者有关活动的兴趣比对亨利·基辛格秘密来华访问的兴趣要大得多。⁴¹

“掺沙子”意味着改变军委办事组的构成，增加了一名文官——政治局候补委员纪登奎，一名毛信赖的将军李德生，⁴²以监督黄永胜、吴法宪。“挖墙角”意味着重组北京军区。在文革之初，毛希望首都确保首都周围的军队只效忠于他一人，而不要效忠于其他人。北京军区司令员和第二政委被解除职务，责令他们写检讨。⁴³

林彪政变？Copy Anchor Link

中国官方对于 1971 年高层政治的描述是林彪密谋发动所谓“571 工程”阴谋推翻毛，在中文里面“571”是“武装起义”的谐音。林彪在此次行动中的代理人是其儿子林立果。林立果是一名军官，尽管年轻，却已在吴法宪的庇护下，执掌空军大权。林立果明白其父亲的地位受到了威胁，必须采取强有力的保护措施。他延揽志趣相投的军官组成了他们所谓的“联合舰队”。从后来中共中央传达给党的干部的文件来看，这些密谋者显然真心响应了毛所说过的“敢想、敢说、敢干”的号召。不过在他们心目中对主席的看法和官方所树的形象则大相径庭：

今天拉那个打这个，明天拉这个打那个；

今天甜言蜜语那些拉的人，明天就加以莫须有的罪名置于死地；今天是他的座上宾，明天就成了他阶下囚。

从几十年的历史看，究竟有哪一个人开始被他捧起来的人，不被到后来不曾被判处政治上死刑？

有哪一股政治力量能与他共事始终？他过去的秘书，自杀的自杀、关押的关押，他为数不多的亲密战友和身边亲信也被他送进大牢……

他是一个怀疑狂、虐待狂，他的整人哲学是一不做、二不休。

他每整一个人都要把这个人置于死地而方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坏事嫁祸于别人。⁴⁴

林立果对毛的这些谴责似乎是来源于他从其父亲那里所作的了解。密谋者们显然觉得没有必要像其长辈那样“紧跟主席”。人们好奇的是日后当他们的观点被传达下去后，他们对主席的分析是否引起了许多党的干部的共鸣。

最初“联合舰队”讨论的是怎样逮捕张春桥、姚文元最有利。8 月中旬到 9 月中旬，主席视察南方七省，在对文官军队干部的十三次谈话中，毛发表了煽动性的反林言论。据说暗杀毛的年头就是在此时产生的——毛的代号是美国大型轰炸机“B-52”。毛声称他去找过林彪，但是林彪避而不见。根据中国党史学家的观点，这是在撒谎。事实上，林彪多次试图去见毛，但是正如 1965 年的罗瑞卿那样，毛不准备见他。于是林选择离开首都，住在苏州河北戴河，而他的儿子则试图采取行动。⁴⁵

密谋者们讨论的手段包括运用火焰喷射器、40 毫米口径火箭筒或 100 毫米口径高射炮攻击毛的专列，炸毁专列必须经过的一座桥梁，派飞机轰炸专列，抑或用手枪当面杀害。⁴⁶

要么是密谋者们不够坚定，能力不足，要么是毛这个高度警觉的游击战老手，比这些密谋者们技高一筹。可能事先还得到了警示，⁴⁷还没等他们下手，⁴⁸毛就迅速乘专列返回北京，中途只在上海短暂停留，确保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对他的忠诚。⁴⁹无论是因为什么，最终暗杀行动没有进行。9 月 12 日，林立果听说毛返回首都后，命令其支持者劫持林彪的四员大将，第二天带他们飞往广州，目的是成立以林彪为首的割据而治的党的总部。那天晚上，林立果自己飞到了父母所在的休假地北戴河，想带他们飞往广州。

传闻中接下来几个小时内发生的事件富有戏剧性：林彪的女儿豆豆想阻止家庭成员的逃离，但是没有成功；她的父母和弟弟在半夜里疾驰赶到附近的机场；周恩来试图阻止那里所有飞机的起飞，也没有成功。此前，周提出要亲自飞往北戴河，劝他们不要逃跑，但是毛否决了这项提议。⁵⁰然而，林彪一家三口没有飞往广州，而是最终飞往苏联。在飞机接近蒙古领空时，周恩来向毛请示是否要下令把它打下来。主席以其特有的妙语置之不理：⁵¹“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都是没法子的事，由他去吧。”结果，也许由于燃料不足，飞机在蒙古坠毁，林彪、叶群和林立果罹难。⁵²

正是由于 9 月 12 日至 13 日事件的戏剧性，长期以来，中国官方材料和中国史学家叙述的真实性一直受到西方出版物的质疑。⁵³但是，对于治文革史的学者来说，有一个事实似乎是没有争议的：从庐山会议开始，毛向林彪及其同伙施加的压力越来越大。“九一三事件”前，毛在南方巡视中表明，主席追究庐山事件显而易见针对的是林彪，而且说这是一场“路线斗争”。这意味着它和刘少奇的斗争一样严重。⁵⁴令人不清楚的是，林彪是参与了林立果针对毛泽东的所谓阴谋，还是被动地听天由命。9 月 12 日晚上，林彪在服用安眠药后已经上床睡觉了。在其妻子和儿子把他推进汽车，风驰电掣地赶往机场时，他是否清楚地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对此也完全有理由产生怀疑。但是，毫无疑问，林彪知道自己作为接班人的辉煌前途已经一去不返了。为什么毛不肯放过林彪呢？

康生在当时提出了一个在上文遭到否定的解释，并且赢得了一些西方学者的赞同：在毛看来，攻击张春桥就是攻击文革，进而就是攻击毛自己。但是，没有多少理由可以让毛相信这一点。此外，庐山会议前，毛对国家主席问题的处理，他撒谎说自己不知道林彪要在会上发表讲话，他的心腹汪东兴在华北组会议上出人意外的行为，总之，有难以计数的、疑窦丛生的问题。

从毛对待彭真、刘少奇、邓小平和其他人的政治游击策略来看，更有可能的解释是：主席有意诱使林彪接替国家主席一职，让其名声赶上毛的地位，自己先表示默许，日后还可以斥责其人是野心家，即垂涎于国家主席的宝座——林彪死后，批林的材料给林安的正是这个罪名。⁵⁵由于林彪坚决这一职位，这一计谋没有奏效。在庐山会议上，毛继续实施这一策略，对林彪大加勉励，并做出了有关张春桥和江青的暗示。可以想像的是，在天才问题上，毛又火上浇油地鼓励汪东兴去支持林彪的讲话——批林材料中列举的另一个罪名。这一次，毛用了不到 50 小时，而不是 50 天，就开始收网，对林彪及其军事集团发动攻击。

不管在中共中央档案最终公开后会出现何种解释，毛利用林彪事件开始着手消除解放军在中共所处的主导地位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正如在 1980 年至 1981 年的审判中，林彪手下的四名将军对阴谋推翻主席、在广州另立对抗的总部的计划一无所知。但是，他们被作为林彪的同谋而立即遭到逮捕，从而消除了他们在政治局中的影响力；解放军的这一派别消失了。在后来的文革进程中，毛将利用邓小平来减少解放军在各地的文职权力。从此，主席可以安心了，他避免了军事政变的危险，波拿巴主义的幽灵被消除殆尽。然而，毛对林彪的这场胜利的代价委实太大：文革从此信誉消失殆尽。

FootnotesCopy Anchor Link

1. 根据《王力反思录》（下册，页 940-941），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要么由毛主持，要么由他指派林彪主持。如果由毛主持会议，林总是会出席的。 ↩

2.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 387-388；刘志男：《九大至九届二中全会前夕毛泽东与林彪的分歧和矛盾》，《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 年第 3 期，页 38-48。 ↩

3. 另一人是孙中山的遗孀宋庆龄夫人，她不是中共党员，高层认她作党外人士对国家形象最有利；她在临终前才被接纳入党。 ↩

4. 王年一、何蜀：《1970 年的庐山会议及毛泽东、林彪冲突之起源——在“设国家主席”之争的背后》，《吉林农业增刊》，1999，页 20。 ↩

5. 据汪东兴说，毛的提议是为了回答周恩来信中的询问，但是《周恩来年谱》下卷没有提到有这样的信件；汪东兴也没有说明周恩来为什么要主动去研究宪法。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页 18-20。 ↩

6. 直到 1977 年，苏共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才兼任国家元首，大概是为了与美国总统实现在形式上的对等。此前，国家元首一职是由立法机构首脑担任的，一般来说是第二号人物。 ↩

7. 在 1969 年 11 月到 1970 年 11 月的一年内，全国 2185 个县，只有 45 个县成立了党委。 ↩

8. 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页 34。 ↩

9. 泰丰斯、孙万国：《林彪的悲剧》，页 136。与官方的观点截然相反，王年一在《大动乱的年代》页 394 中说无法确定林彪是否想当国家主席。他是否知道妻子的活动，也不得而知。据说叶群曾问吴法宪，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里摆，但是吴法究在文革后收回了他的证词，说自己是被胁迫说这话的。金秋：《权力的文化——文革中的林彪事件》［Jin Qiu, The Cultre of Power: The Lin Biao Incident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pp.128, 234,n.68］。金秋是吴法宪之女。有关汪东兴带给政治局的毛的口信，参见高文谦：《晚年周恩来》，页 281。 ↩

10. 金秋：《权力的文化》，页 121。吴法宪在手稿中声称汪东兴带信的时间是在 5 月，而不是 3 月，但是这与大多数的中文材料相左。 ↩

11. 文革结束后，中国人即使在与外国人交谈时，也会一般伸出 4 个手指，指“四人帮”，同时悄悄晃动大拇指，暗示他们知道这是一个“五人帮”，毛是它的头。 ↩

12.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9-1981）》，页 38。 ↩

13.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3 册，页 244-245，英译载迈克 - 高编：《林彪事件一权力政治和军事政变》［Michacl Y.M. Kau, ed.，The Lin Piao Affair: Power Politics and Military Coup（White Plains, N.Y.：International Arts and Sciences Press, 1975），p.60］。 ↩

14. 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页 20-21；《周恩来年谱》，下卷，页 353，页 36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3 册，页 94。 ↩

15. 泰丰斯、孙万国：《林彪的悲剧》，页 137-139。 ↩

16. 同上，页 139。 ↩

17. 金秋：《权力的文化》，页 122。 ↩

18. 同上。 ↩

19. 《毛主席语录》，页 1。 ↩

20. 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页 26-28；金秋：《权力的文化》，页 122-123；《周恩来年谱》，下卷，页 385。 ↩

21. 《周恩来年谱》，下卷，页 386-387。奇怪的是，汪东兴的叙述十分详细，却没有提到这一段；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页 31-35。 ↩

22. 高：《林彪事件》，页 60。 ↩

23. 金秋：《权力的文化》，页 123；泰韦斯、孙万国：《林彪的悲剧》，页 143。中国治文革史的权威学者事实上指责毛在这一问题上撒了谎，不过他们大胆的文章只能发表在一份不出名的刊物上。参见王年一、何蜀：《1970 年的庐山会议及毛泽东、林彪冲突之起源一在“设国家主席”之争的背后》，页 24-25。该文换了 - 一个更有煽动性的标题后，再次发表于海外流亡人员出版的一份杂志上。参见王年一、何蜀、陈昭：《毛泽东逼出来的“九·一三林彪出逃事件”》，页 137-154。毛的官方传记的作者在为毛辩护时，只能说林彪在讲话前没有提出正式通知。他们又说，大多数政治局常委对他要说的话一无所知，但是，显然关键的问题是毛是知道的。逢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下卷，页 1572。 ↩

24. 见上文，第 6 章。 ↩

25. 周使用了 3 个副词中的两个，泰韦斯和孙万国（《林彪的悲剧》页 138）强调这是一个反常的行为。也许毛不反对在口头使用这些词，但是反对将其写入重要的文件，因为这将使他的自大载入史册，流传后世。 ↩

26. 林彪讲话，费正清中心图书馆藏抄件。 ↩

27. 《聂元梓回忆录》，页 323。 ↩

28. -份中文材料把掀起反张春桥浪潮的原因总结为以下几点：（1）张春桥要求不提天才，有人希望通过批张来表明自己忠于毛泽东的立场；（2）一些军区司令员把造反派的冲击归咎于帐的教唆；（3）上海有人指责张春桥在历史上是个叛徒，这一点在全会上是尽人皆知的；（4）江青动不了，就动她的替身帐春桥。王年一、何蜀、陈昭：《毛泽东逼出来的“九一三林彪出逃事件”》，页 141-142。 ↩

29. 另见徐景贤：《十年一梦》，页 208，页 212。 ↩

30. 《第六号简报》，华北组谈话记录，费正清中心图书馆藏抄件。 ↩

31. 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页 44。汪坚持说《第六号简报》没有准确地反映他在华北组会议上的发言，事先也没有让他审阅。他指责自己的副手、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要为造成这种混乱局面负资。王良恩负责日常后勤工作，包括在庐山会议上制作《简报》，后来被指控与林彪“死党”有非法联系，于 1973 年 1 月自杀。邬吉成：《红色警卫.》，页 301-311。 ↩

32. 会前毛、林谈话时汪东兴没有在场，但是他可以从叶群那里得知会谈的要点。 ↩

33. 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页 44-46。大多数听众可能没有听明白陈伯达讲话中的精妙之处，他们不像汪东兴那样能听懂他的福建口音。当时在座的一位北京军区的高级政委（出生于安徽）在多年后承认：“他的话很难听懂。不过我基本上弄清楚了他的主要意思”。陈先瑞：《批陈批林期间的北京军区》，《百年潮》，2000 年第 5 期，页 44。 ↩

34. 泰韦斯、孙万国：《林彪的悲剧》，页 148-149。 ↩

35.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页 300，页 303，页 313。毛此前在对付彭德怀（《起源》，卷三，页 441-443）和刘少奇（见上文第 8 章）时使用了这一策略。 ↩

36. 毛是从江青处得知此事的；高文谦：《晚年周恩来》，页 271。 ↩

37. 有关毛欠陈伯达的债，参见怀利：《毛泽东主义的出现》． ↩

38. 毛一直鼓励别人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他的女儿李讷在庐山会议后不久第 - 次结婚，毛送的结婚礼物是一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徐景贤：《十年一梦》，页 111。1975 年 6 月 21 日，毛在中南海接见柬埔寨领导人波尔布特后，临别时送给他 30 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肖特：《波尔布特》，页 299-300。 ↩

39. 王年一、何蜀、陈昭：《毛泽东逼出来的“九一三林彪出逃事件”》，页 148。 ↩

40. 金秋：《权力的文化》，页 132。 ↩

41.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页 324-325。 ↩

42. 毛非常信任李德生，对他委以了无数重任：新成立的中央组织宣传组成员，中央军委委员，军委办事组成员，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安徽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并从 1971 年初开始担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北京军区司令员及党委第一书记。王年一、何蜀、陈昭：《毛泽东逼出来的“九·一三林彪出逃事件”》，页 147。 ↩

43. 麦克法夸尔：《毛的交班和毛主义的终结：1969-1982》，页 266-268；陈先瑞：《批陈批林期间的北京军区》，页 45。 ↩

44. 高：《林彪事件》，页 89-90。 ↩

45. 林彪甚至不顾体面地去钓鱼台国宾馆见江青，希望能通过她去见毛，但是这一策略没有奏效。王年一、何蜀、陈昭：《毛泽东逼出来的“九·三林彪出逃事件”》，页 151；另见高文谦：《晚年周恩来》，页 323-326。 ↩

46. 高：《林彪事件》，页 88-105；麦克法夸尔：《毛的交班和毛主义的终结：1969-82》，页 268-272；《旷世之审》（北京：新世界出版社，1981），页 89-100。 ↩

47.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页 331-332。 ↩

48. 同上，页 334。 ↩

49. 毛怀疑有事要发生，参见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页 184-185。 ↩

50.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页 342-348。 ↩

51. 1962 年，毛在同苏联大使谈到苏联对中国的攻击时说：“第一，天不会塌下来；第二，树木照样长；第三，河里的鱼照样游；第四，女人照样生孩子”。吴冷西：《十年论战》，下册，页 914。 ↩

52. 有关这些事件的详细描述，参见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 415-434；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页 196-219；金秋：《权力的文化》，页 163-199；麦克法夸尔：《毛的交班和毛主义的终结：1969-82》，页 268-275；高：《林彪事件》，页 102-105。 ↩

53. 其中最具颠复性的版本是姚明理（笔名）的《毛接班人的阴谋与死亡》［Yao Ming-le, The Conspiracy and Murder of Mao's Heir（London: Collins, 1983）］，据说是在一位参与调查林彪事件的官员的日记的基础上写成的。该书的结尾——如果有可能的话——甚至比官方的版本还具有戏剧性：林彪和叶群在西山与毛、周吃完饭后，在归途中被火箭弹炸死。麦克法夸尔在一个较早的版本中写道：“下文对林彪阴谋的叙述来源于许多不同的材料，不过几乎都是官方或半官方的版本，它们要么是胜利者自己撰写的，要么是根据他们的证词撰写的。在接班人死亡这样重大的事件中，伪造证据的理由是很充分的，所以如果中共中央有朝一日会公开其最核心的档案，不排除会出现另外一个版本。然而，少了描述当时中国政治的本质，看起来仍然有必要详细说明目前有关林彪事件的最可靠的版本。任何修改后的版本都只会更加突出极少数走投无路的领导人及其家庭的野心与阴谋决定中国命运的方式”。麦克法夸尔：《毛的交班和毛主义的终结：1969-1982》页 268，注释 76。最近的具有颠复性的版本是泰韦斯、孙万国的《林彪的悲剧》和金秋的《权力的文化》，前者对阴谋的细节着墨不多，只是争辩说，林彪不可能在林立果的行动中扮演任何角色。 ↩

54. 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页 87-176。 ↩

55. 高：《林彪事件》，页 1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