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五·一六阴谋

在文革 10 年中，有无数的全国性和地方性的政治创举，运动中还有运动，特别的运动此起彼伏，但是没有哪一次运动或行动比调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更加离奇的。根据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一名干部的说法，这一调查的对象涉及了全国范围的 1000 万人。¹王力（起初他被打成“五一六阴谋”的主谋）1981 年估计，这一调查使 300 万人受到迫害；1983 年他调高了这个数字，估计有 350 万人被捕。²今天中共自己的史学家们一致认为，这一运动寻找和清洗的特定阶级敌人其实并不存在。³这场阴谋从来就没有过。

中共的史学家们把“五一六阴谋”的起源追溯到 1967 年夏天，一个叫做“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的红卫兵组织在北京出现。⁴这个兵团只有几十个北京外国语学院和北京钢铁学院的学生。这些人相信 1966 年 5 月 16 日中共的《五一六通知》之所以要拖到 1967 年 5 月 17 日才在《人民日报》上刊登，是在暗示另一个“大走资派”周恩来即将被打倒。1967 年初夏，这些学生秘密地在北京街头散发传单，张贴大字报。它们的标题是《揪出二月黑风的总后台——周恩来》、《周恩来之流的要害是背叛“五一六”通知》、《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责问周恩来》、《周恩来是毛泽东主义的可耻叛徒》。⁵1967 年 8 月，中央文革小组把这个兵团定性为非法的秘密组织。陈伯达称其为矛头对准周恩来的“阴谋组织”，“实际上对准中央……要把它打倒”。⁶

随着在几天的联合搜捕行动中把“五一六”兵团“打倒”，中央当局就不再对这一兵团感兴趣了。⁷然而，清查活动像滚雪球似地规模越来越大。它把重点转移到了所谓的“总后台”以及凭空想象出来的“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全国性阴谋。9 月 23 日发布的中发（1967）306 号文件，描述了这些“总后台”、“反革命分子”的共同点：“（他们）正在玩弄阴谋，从右的方面或‘左’的方面，或同时从两方面来破坏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破坏人民解放军，破坏革命委员会这个新生事物。”⁸

不久，详尽的图表和地图开始传播开来。它们描述了一个险恶的、没有尽头的网络，其触角几乎延伸到了国家和社会的每一个领域。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被引用过下面的话：“‘五一六’很大，由大概八支先锋部队组成，其中对抗‘三军无产阶级派’的人不是很多。它在每一个部门都有联络站，包括农林，财贸，外贸，大学，军队，中学和专科，以及海外华侨事务。”⁹杨自己在 1968 年被打成了“五一六”的“总后台”之一。¹⁰但是，在 1967 年夏天，斗争的矛头是中央文革小组的一般成员。其导火线是 8 月 23 日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

国际层面Copy Anchor Link

既然文革是基于毛的观点：苏联“修正主义”在对抗美国“帝国主义”时不够革命，那就无怪乎国内的动乱要延伸到外交关系上了。把苏联大使馆所在的街道改名为“反修路”只是展示红卫兵仇外心理的一个温和的例子而已。中国所有驻外大使（除一人外）及三分之二的驻外使馆工作人员都奉召回国，参加文革，¹¹驻外的中国人经常主动挑衅，与当地公民、警察发生冲突。

1967 年 1 月，中国在苏联的留学生试图在莫斯科红场的列宁陵墓前摆放花圈，从而与苏联警察发生冲突。当时的中苏关系可以说是针锋相对，以牙还牙。2 月，苏联“公民”在莫斯科对中国大使馆造成了局部的破坏。红卫兵在北京则包围了苏联大使馆。在巴黎的中国留学生试图向苏联驻法国大使馆示威，与阻止他们的警察发生了冲突。随后法国驻北京的商业参赞及其妻子被从车子上揪了出来，聆听了六个小时的声讨。6 月，印度大使馆会讲中文的二等秘书和三等秘书被驱逐出境，在北京机场遭到红卫兵的殴打。红卫兵甚至指责朝鲜共产党领袖金日成是“肥胖的修正主义分子”。在缅甸和印度尼西亚，华侨遭到殴打和杀戮，其中在印度尼西亚，成千上万的华侨被遣返。到 1967 年 9 月底，中国与 30 多个国家发生了程度不一的冲突。¹²路透社驻北京记者安东尼·格雷对此进行了描述：

从 1966 年 6 月到（1967 年）8 月，有 11 个使馆遭到抗议示威，在这个政治示威日益猖獗的世界里，这样独树一帜的示威方式如今已是家常便饭……现在，有些示威活动已经结束了许久，大使馆的墙上仍然到处都是大字报，有的窗户被打破了，墙壁被弄脏了，苏联和印度尼西亚的大使馆部分被烧毁。北京的游行示威同其它国家的游行示威都不同的地方在于其绝对的规模和铁的纪律……

首先来的是张贴大字报和粉刷路面上的标语。他们一般在示威前的深夜出动，在大使馆的围墙和外面的道路上乱涂乱抹。个别零星的小组喊着反对某“主义”的口号游行过来。第二天早上，还在上学年龄的红卫兵和学生们川流不息地涌来，他们带着毛的画像、标语牌以及彩色的纸旗，旗上打着同样的标语。大使馆的路边搭起了帐篷，中间是厕所……经常有卖茶和卖面包的车子来来往往。随着日色渐晚，游行队伍里开始出现下班的工人和农民。

人们排着整齐的游行队伍，旁边的干部念一句口号、他们就跟着喊一句……每喊一次，就在空中挥舞一次拳头和纸旗。人们

在大使馆门前燃烧了他们所憎恨的人物的画像。在最近几个月内，我在北京看到了（苏联领袖）勃列日涅夫、柯西金，（英国首相）哈罗德·威尔逊，（印度总理）甘地夫人，（印尼领袖）苏哈托将军，（缅甸总统）奈温将军，蒙古的泽登巴尓，伴随着稻草的燃烧，他们的画像上升起了冉冉的青烟。

在群情激愤的时候，高效的组织者们能召来 100 万群众，在大使馆门前走上三天。¹³

格雷从来没有发出这篇报道，恰恰因为他还没有写完这篇报道，他就成为了英国与中国冲突中的人质。

火烧英国代办处Copy Anchor Link

中国和部分国家有着特殊的关系，这使得文革期间很容易出现严重的爆炸性事件：¹⁴与苏联在意识形态上的分裂，1962 年与印度的边界战争，1965 年印度尼西亚的反共大屠杀导致大量华人受害。对英国方面而言，问题是其直辖殖民地香港毫无疑问是属于中国的领土。这一问题部分地还在于：随着文革的爆发，海外的一些中国人急于证明，虽然他们在资本主义国家过着相对富足的生活，但是他们的心和国内不走运的同胞一样红。¹⁵

在英国，这样的必然性以一种荒谬的形式表现出来：8 月 29 日，中国大使馆官员和伦敦警方爆发了激战。更为严重的是，它促使香港的共产党员和左派人士要试图证明殖民地的声色犬马没有腐化他们。周恩来不赞成他们的行动，却无力阻止他们。¹⁶香港一些工会号召从 1967 年 5 月开始罢工；恐怖分子的炸弹导致了 5 人死亡；中国的民兵越过边界发动袭击，其中有一次造成了 5 名香港警察身亡。同时在北京的英国外交官雷·惠特尼衔命前往上海协助英国领事侯卫德先生撤退。侯卫德在写给驻华代办唐纳德·霍普森的长篇公文中，描述了此前数周发生的事情，结尾是 5 月 24 日他与妻子、3 个孩子的离开：

我们去机场时绕了远路，不过一路上早早的大开绿灯，显然是事先安排好了的。机场里遇到的第一批人是军队的岗哨，他们敲打着车子，凶狠地把司机揪出来。惠特尼先生和我下了车，受到了人身攻击，拿到了另一份抗议书，然后得到准许继续前进。在机场大楼、公共汽车和卡车的旁边人山人海。让我们感到又惊又喜的是，波兰总领事克辛索普斯先生，冯·罗斯布洛克先生 (比利时银行家) 也在场，他们每人带着一个小孩往前走；我的妻子和大女儿被领着穿过人群，到了飞机上，尽管她们也受到了人身攻击，擦破了皮，但是好歹躲过了一劫。惠特尼先生和我一路遭受了打骂，即使是在舷梯上都挤满了示威者。我们被推推搡搡，摇摇晃晃，拳头和旗杆落在了我们身上。我的上衣被撕破了，领带被拉扯成一个死结，以致后来要用茶匙来强行解开它。嗓音和辱骂声震耳欲聋，我们背着沉重的十字背包，走起路来碍手碍脚。我们最后上了飞机，女乘务员拒绝给我们任何饮料。在整个飞行过程中，播音器里喋喋不休地控诉着港英政府的邪恶。¹⁷

7 月 19 日，一家香港法庭裁定一名中国记者与当地的暴乱有关，对他判处两年监禁。中国方面迅速做出报复，路透社记者格雷遭到了软禁。一个月后，在纪念第一次天安门广场大集会一周年的时候，红卫兵侵入了格雷的家中，殴打了他，杀了他的猫，破坏了他的房子，把他关在了一个小屋子里。¹⁸香港当局关闭了三家刊登虚假和煽动性言论的共产党报纸，逮捕了一些工作人员。8 月 20 日，中国向英国驻华代办霍普森发出了正式抗议，要求在 48 小时内解除封闭上述三家报刊的禁令，释放被捕人员。霍普森在致英国外交大臣乔治．布朗的公文中，解释了 8 月 22 日最后通牒到期后所发生的事情：

随着夜幕的降临，外面聚集的人数迅速增加 (中国的官方报告说有一万人)。他们安静而有秩序地坐着，紧紧地排着队，此时戏剧就要开演了。探照灯和广播喇叭对准了我们的房子，在门口搭起了某种类似舞台的东西。演讲，背诵，唱歌，一种节日的气氛弥漫其间。我们不知道稍后在终场的一幕，观众们将扮演主角……我们一起在办公厅用晚餐，吃的是女士们准备的罐制的香肠和豌豆，红葡萄酒，饼干，奶酪。用餐完毕，我走到了一楼 (美国人的二楼) 玩桥牌，不在工作的职员们在看一部彼得·塞勒斯的影片，片名不可谓不应景——《法律错误的威力》……

晚上 10 点 30 分，我刚刚叫出“三无王”，突然听到屋外人群的怒吼声。我跑到了窗边俯瞰正门，看到人群站了起来，犹如惊涛拍岸冲击着士兵们排成三排的警戒线。这一个非常画面将一直铭刻在我的记忆之中。……打牌的，看电影的，以及其它所有的人 (共计 23 人，包括 5 名妇女) 迅速冲进了底层通往安全区的地方……

外面的人群打碎了窗户玻璃，但是栅栏和胶合板百叶窗岿然不动……暴徒们开始在窗边焚烧麦秆。我们从空隙处往外泼水，但是房间里弥漫起烟雾……屋里的烟让人呼吸困难，我们看到了许多火光，显然暴徒们很快将穿越墙壁，如果我们留在这里就有被活活烧死的危险，我下令打开紧急信道……暴徒看到我们后，高声欢呼，立刻动用身边的任何东西来对付我们。此时大约是晚上 11 点 10 分，离攻击开始只有 40 分钟。

从那时开始我们就分开了，只有女士们除外，在她们身边总有一、两个男士奉命来照顾她们。我们被拽着头发，揪着领带，

几乎喘不过气来，头上被人用竹竿敲打着。我不知道这延续了多长时间，不过最后我发现自己勉强站在代办处的侧门旁，尽管当时我不知道身在何方……

大多数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和我有着类似的经历。有人被拉去来回地游街示众，被迫跪倒，以侮辱的姿势被拍照。所有人都遭到了拳打脚踢，女士们也没有躲过暴徒们一双双贼手的猥亵。大多数戴表的人都丢失了手表，衬衫、裤子和短裤被扯破了。红卫兵的素质就谈到这里……军队和便衣警察最终把大多数人救了出来，暂时和我一样留在警察岗楼旁……

代办处一片狼藉，只有保险库未受破坏。除了重型卡车和放在外交公寓车库内的一辆应急汽车以外，所有官方的运输工具全部被毁。我的房间被洗劫一空，连我的衣服在内，所有的物品都荡然无存。此前我把女王签名的照片放在了代办处的安全区域，此番它安然留下，不过些微有点烧焦。¹⁹

尽管遭受了一番劫难，霍普森仍然建议不要断绝外交关系，伦敦接受了这个立场。但是在 8 月 30 日，外交大臣布朗致信外交部长陈毅元帅，询问他是否可以考虑“在维持外交关系的同时，双方都暂时从对方首都撤回自己的使团和人员。”²⁰正在不断遭受红卫兵冲击的陈毅没有做出回复。英国人开始考虑他们是否会被迫撤离香港。直到 1969 年 3 月 28 日，时任英国外交大臣的迈克尔斯图尔特还向内阁负责香港事务的委员会的官员们传阅了一份跨部门的报告，“其主要前提是：我们不能依据现在的条件留在香港直到 1997 年新界租约期满”。²¹不过随着文革的发动阶段在这一年内渐渐淡出，英国的外交官们开始更加平静地看待香港的未来。²²

左派癫狂Copy Anchor Link

左派的影响在武汉事件上迅速达到了顶峰，而火烧英国代办处则是一个转折点。²³据说，周恩来对这一火烧事件十分恼怒。他批评自己由于身体的疲倦，同意了那份最后通牒。²⁴左派分子的胜利即使是甜美的，但却是短暂的。中国外交部暂时为前人驻雅加达临时代办姚登山所控制；姚在 4 月份被印度尼西亚政府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回国后他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得到了“红色外交战士”的称号。²⁵8 月 4 日，关锋、戚本禹在与姚登山交谈时，对外交部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据姚说，戚本禹称外交部的“领导思想”是“顾虑重重”，总是“怕这怕那”。据说，戚讲过，甚至在其它国家让我们“挨骂了”，中国外交部还在可怜兮兮地说什么“两国的友好关系”。如果姚的谈话记录值得信赖的话，那么关锋和戚的观点则是一致的：

外交部领导思想上不是毛主席的针锋相对、敢于斗争的指导思想，而是怕！有什么可怕的呢？看，年复一年，资本主义国家的媒体不断在骂我们，但是十多年以来我们的媒体甚至不敢反映这一点，更不用说回击了！为什么哪？因为他们的思想是怕。怕什么呢？就是怕影响两国的友好关系。²⁶

8 月 7 日，王力在与姚登山以及外交部“造反派”的谈话中，火药味丝毫不减。他提出要把外交部那帮思想僵化的“官僚”统统撤职，换上敢想敢干的“二十几岁”的人。²⁷王力声称点名抨击陈毅是正确的，是毛亲自批准的。²⁸也许更为重要的是，王力鼓吹外交部的“造反派”对保守派的革命斗争远远不够坚决：

你们 1 月份夺权，夺了多少权？业务监督权有多少？能监督得了

吗？部党委班子没有动吧？革命不动班子？！这么大的革命，班子不动还行？为什么不能动一动班子？……人事也要监督，干部路线是政治路线的保证。挑干部就是要挑革命派，不能挑保守派。不合理的挑选干部，你们监督就要把它监督掉。……我看你们现在权没有掌握……那么文明啊！这是干革命！……造反派为什么不能看文件？……反毛主席的倒可以看，这是笑话！²⁹

王力的一番话迅即为红卫兵接管中国的外交事务打开了绿灯。8 月 15 日，姚登山在外贸部“造反派”召开的大会上讲道：“谁说我们红卫兵不能干外交？我们能！(鼓掌，呼喊口号。) 同志们，我感觉王力同志的重要讲话精神是我们必须革命到底，坚持革命到底！”³⁰

王力的讲话激起了外交部新一轮的激进思潮，此时正值香港的局势危机鼎沸，其结果不难预料。尽管王本人后来把火烧英国代办处归咎于暴徒而不是红卫兵。³¹当时周恩来称冲击英国代办处是“无政府主义”的表现，把外交部的极端行为主要归咎于姚登山：

他们 (造反派) 直接打电报给驻外使馆，结果给顶了回来。姚登山到处做报告，制造混乱，……中央提的口号是“打倒刘邓陶”，他提的是“打倒刘邓陈”……你一个司局长干部怎么能这样提？中央批准了吗？³²

但是，冲击英国代办处的急先锋还包括外国语学院及其它单位的激进分子，与王力不同，姚登山文革后得到了平反。³³

不管谁应该对此负责，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发生两天后，在那年夏天的内战达到高潮之际，周恩来当着一位自己熟知的外国贵宾的面，披露了自己深深的绝望。8 月 25 日晚，总理向美国黑人知名历史学家、学者杜波伊斯的遗孀雪莉格雷姆透露：“整个中国革命可能暂时失败。我们会失去一切。但是不要紧。我们这里失败了，你们非洲会吸取我们的教训，会有你们的毛泽东，你们会干得更好。因此最终我们会取得胜利。”³⁴然而，周恩来即将再次转守为攻，他这一生中经历过多次戏剧般的起伏跌宕。他的手段就是收拾所谓的“五一六”。

王力的倒台Copy Anchor Link

8 月 25 日拂晓前，杨成武从毛暂住的上海飞回北京，周恩来找杨单独谈话，他评价英国代办处被毁后的北京局势是“大祸临头”。周对杨说：“发生了那么多事，如果我们没有一个交待，谁知道还会发生什么。如果任由它发展下去，哪里会是个头呢？”³⁵周恩来说他别无选择，只有让主席来做出决定并下达指示。杨立即飞回上海，向毛作了汇报。据说，主席那天晚上只睡了两、三个小时，早上起床的第一件事情是让护士把杨成武叫到身边。毛告诉杨，王力、关锋、戚本禹“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在杨离开前，毛稍微修改了一下他的指示，他让杨告诉周暂时不处理戚的问题。到了 8 月 26 日中午，杨成武返回北京，向周作了汇报。³⁶

周恩来刻不容缓。他先做的事情就是命令杨去北戴河向林彪汇报。³⁷杨说主席让他“只向总理一人报告”。周打消了杨的疑虑，他提醒杨，林是中央副主席，“这样大的问题，事先不让林副主席知道不好。回去对主席讲时，说是我让您向林副主席通报的。”³⁸周承受的压力是巨大的，8 月 27 日拂晓，由于严重的心绞痛发作，致使他在随后的 36 个小时停止了工作。³⁹

王力最迟在 8 月 28 日知道自己有了麻烦。他从无意中听到的江青和康生的谈话片断中得知，根据毛的直接命令，对他的历史展开了高度机密的紧急调查。调查“结果”将“显示”他不是共产党员，而是国民党员，是苏联特务，包括其姻亲在内，整个家庭只不过是“一窝黑货”。我们完全可以推断对关锋历史的调查同时也在进行，而且也将导致类似的评论。8 月 30 日，在周恩来主持的长达 11 个小时的中央碰头会上 (他传达了毛在此事上的有关指示)，王力和关锋面对的是这些调查“结果”，进行了长达 11 个小时的抗争。这种场合长期以来形成的惯例是：王力和关锋的顶头上司将抖露“结果”。这意味着康生最后要就王力的“错误”发表长篇谈话，而陈伯达则要谈关锋的“错误”。文革以来形成的惯例就是江青可以随意就两人的“错误”发表评论。这次中央碰头会——林彪因在北戴河而缺席，他的妻子兼联络员叶群也因“病”缺席——的结果是责令王力和关锋“写检讨”，把他们软禁在钓鱼台国宾馆。⁴⁰

我们不清楚王力和关锋 (后来还有戚本禹) 最初的罪名实质是什么，如果说它还有实质的话。不过，其中的一个罪名是他们对在火烧英国代办处之际达到顶点的外交部的混乱负有责任。毛对王力“八七讲话”记录稿的最后评语是“大、大、大毒草”。⁴¹

军队层面Copy Anchor Link

毛关心的第二个问题是“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自从 1967 年初以来，这一提法不时被用来打击解放军领导人。8 月初毛开始重新思考其“策略”上的合理性。这个口号是《红旗》杂志庆祝 8 月 1 日红军创立 40 周年社论的主题。这篇社论由林杰起草、关锋修改、陈伯达批准和签发。根据王力的回忆，陈伯达的批语是“很好”。该社论在发表前没有提交周恩来或康生审阅，江青事先也没有读过。⁴²看来毛或林彪也不可能读过。

据当时的一份材料说，毛在观看有关上海柴油机厂武斗事件的未剪辑的新闻纪录片时，看到“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出现了两次，于是首度对此表示质疑。毛在说“揪军内一小撮”是错误的之后，他要求把这个口号的画面给剪掉。此后，“根据主席的指示，当时在沪的中央领导人把主席的这个指示传给了在北京的林副主席、总理和伯达同志。”⁴³

8 月 11 日，这一消息传到在京的中央领导层：毛说“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不策略”。⁴⁴当天晚上，陈伯达在同北京的主要红卫兵组织领导人谈话时，解释这个口号要放在正确的背景下理解，不能滥用。⁴⁵四天后，在 8 月 15 日至 16 日的夜间，周恩来告诉同一批大学红卫兵领导中的一些人，不要再使用这个特殊口号。⁴⁶在随后的几天内，中央领导人在一个又一个的会议上提出了同样的警示。8 月 29 日晚，王力自己在中央文革小组工作人员的会议上说：“有些人鼓吹揪军内一小撮，他们把形势估计错了。军内的问题军队自己可以解决。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领导，林彪同志指挥的，没必要去揪军内一小撮。”⁴⁷然而，如果王试图紧跟形势，那么他发现为时已晚。

王力和关锋背负的其它罪名是根本经不起推敲的：说王是克格勃特务的证据是：有一次他在访问莫斯科的时候同尤里·安德罗波夫进行了会谈，而后者在 1967 年成为了克格勃的首脑。然而，在两人会面时，安德罗波夫是苏联共产党中央主管与各国执政的共产党关系的部门的领导人，因此两人的会面完全是合适的。王和关还被指控反对他们在中央文革小组的同事，特别是陈伯达、康生和江青。⁴⁸

9 月 4 日，戚本禹写信给毛，在信中拉开了自己与王力和关锋的距离。他指责王、关犯了“很严重的错误”，表现为左倾的“盲动”。戚举例说，他们错误地估计全国的形势，把少数的反复现象看作是“全国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的信号。他们没有看到“革命群众的斗争”成果。王和关还错误地估计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媒体上鼓吹抓“军内一小撮”。戚最后说，他们“怀疑一切”，“随便动摇毛主席司令部的领导”。他们的错误根源是“个人主义，自我膨胀，自以为了不起，比谁都革命，听不得不同意见”。毛对戚的来信 (它包括了必不可少的贬低自己的检讨) 的批语是“犯些错误有益，可以引起深思，改正错误”。⁴⁹

最后，中央办公厅通知各相关部门，从 1967 年 10 月 8 日午夜起，王力和关锋正式不再是可靠的革命者，因此不再享有或不再传达给他们任何官方文件。⁵⁰10 月 16 日，北京卫戍区正式拘捕了王力和关锋，把他们软禁在北京西山的别墅中。⁵¹

毛的果断行动让左派分子警醒，让将领们安心。除了王力和关锋之外，与这两人有关以及 (或者) 带有“极左倾向”的下级官员成了替罪羊，纷纷垮台。“五一六”集团的骨干“分子”构成了一部名幅其实的文革激进派的名人录。他们都是自 1966 年春天以来，在党的学术和思想宣传领域内，一路青云直上、叱咤风云而权倾一时的人物。在北京，他们包括穆欣，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光明日报》总编辑；林杰，中央文革小组工作人员、《红旗》副总编辑；周景芳，北京革命委员会秘书长；赵易亚，《解放军报》总编辑。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三位最著名的“左派”——潘梓年、林聿时、吴传启，在华中的农村躲了一段时间后，遭到逮捕并被打成“五一六”分子。除了这些大名鼎鼎的“知识分子”以外，在所谓的核心成员中，最著名的是外交部司长姚登山，成了 1967 年 8 月火烧英国代办处的替罪羊。这时，周恩来对姚登山所作的未公开的评价是姚“没有填表，他说没有必要参加。他就是‘五一六’分子。”⁵²

王乃英案Copy Anchor Link

在很多人看来，最能说明“五一六阴谋”本质极其“险恶”的证据是：连其部分骨干分子都不知道它的存在。执着的审讯人员要花费比平常大得多的力气来“说服”嫌疑犯对自己“罪行”的本质获得“正确的”认识。著名的“五一六分子”、林杰的妻子王乃英那堆积如山的卷宗的最后部分非常清楚地说明这一点。

当王乃英意识到其丈夫遇到了大麻烦以后，感到别的事情她无能为力，只有在《红旗》编辑部贴出大字报，要求澄清事实。她说，“假如林杰同志有一条反党中央、毛主席，反对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罪状，我一定坚决和他严格划清界限，和大家一起积极批判他，把他斗倒斗臭，让他永世不得翻身。”但她首先要求立即公开林杰的情况，说“我要见林杰！”⁵³9 月 7 日，她本人被软禁于家中，受命揭发她的丈夫。⁵⁴

在被捕后三年多的时间内，王乃英写了一页又一页的材料，说明了她的每一次活动、每一句相关的讲话，每一件有一点可能引起审讯人员兴趣的东西。1970 年 12 月，她最终被召来认罪。她的第一份认罪书 (她亲手写的) 是最生动的，其结尾是这样的：

我追随 5.16 反革命头目周景芳等人，是干了一系列 5.16 反革命罪恶活动，但在 1967 年 8 月党中央公开揭露 5.16 阴谋集团之前，我不知道 5.16 这个反革命组织，也不知道它的反革命纲领、计划及其成员。我没有参加它。(所以) 我没办法承认我是 5.16 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骨干分子。

王乃英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日⁵⁵

无疑，王乃英的这份认罪书没有通过。在接下来的 24 个小时内发生了什么，我们对此一无所知，但是第二天，她又写了一份认罪书 (她亲手写的)，这一次的结尾是这样的：

……因为确实有大量的揭发材料证明我是 5.16 反革命骨干分子，而且经过大量调查研究工作，仍证明这些是可靠的。5.16 反革命核心成员王乃英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一日⁵⁶

最终，在 24 小时后，这次可能是手续问题——因为“‘五一六’反革命骨干分子”这个特定标签含义狭窄，在有关惩处反革命的法律法规内是找不到的——王乃英写下了第三份也是最后一份认罪书：

承认自己犯了罪，承认自己是干了 5.16 反革命活动的罪犯 (王氏原手稿如此，——沈迈克注) 现行反革命分子。我向党和广大革命群众请罪，并下定决心痛改前非，弃恶从善，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罪犯

现行反革命分子王乃英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二日⁵⁷

不过，王乃英至少活了下来。其它人未必有那么幸运了。

要让王乃英这样的人承认有一个“五一六”阴谋，承认自己还直接参与其间，不免是困难的。为了防止有人因此主张或许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一个阴谋，中共中央利用中发文件的权威性所固有的说服力，发表了如下指示：“有些人认为根本不存在‘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对清查‘五一六’极为抵触，甚至为他们翻案，是完全错误的。”⁵⁸

激进派在第一批“黑后台”被捕后的反应与王乃英及其丈夫被捕后的反应何其相似乃尔。他们大为愤怒和绝望，直至完全不能理解。一名一度为《红旗》杂志捉刀代笔并同王力、关锋关系亲密的同事，在 9 月 3 日听说《解放军报》社的一名编委同他们一起遭到清洗，而毛和江青 27 岁的女儿李讷被任命为《解放军报》新的总编辑，他惊呼道：“毛主席是不是糊涂了？”过了一会儿，他接着说：“要想牺牲几个人来缓和矛盾办不到，何况那几个人是什么问题还说不定……连被斗的人也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中央民族学院的一位党委书记在得知关锋的同事林杰被捕后破口大骂：“他妈的混蛋！前几天还是革命左派，现在就成了反革命？！这是地地道道的政治陷害！”⁵⁹

保护周恩来Copy Anchor Link

如果毛相信，在发生火烧英国代办处和鼓动“揪出”军内一小撮的等事件后，有必要“陷害”激进派，那么他可能曾希望通过强调保护周恩来总理，让人们更能接受反“五一六”运动。显然，毛已认定，要确保国家在“内战”中继续运转，周是不可或缺的人物。9 月 5 日，江青在对安徽省代表团的“重要讲话”——10 月份中共中央办公厅把讲话录音发放给全国“学习”——中宣称：“‘五一六’反革命组织是以极左面目出现的，它集中目标反对总理。”⁶⁰不久，中共就发动了一场大清洗，这个名不见经传的造反派组织的名字很快不胫而走，任何地方任何人，只要是直接或间接的“极左”或“反周”，都被戴上这个帽子。

在周恩来与之有特殊关系的外交部：

“揭露”该 (五一六) 组织成员或同情者的运动始于 1969 年 1 月，在 1970 年达到高潮。1970 年的春天，指导外交部清理阶级队伍工作的军代表马文波向周恩来汇报，在该部大约 2000 名工作人

员中，发现了 1000 多名“五一六”分子。在许多部门，50% 到 70% 的人员被指控属于这个反革命组织……对于保守派来说，这个运动是同宿敌算旧帐的机会，在这里，个人的仇怨是主要的。⁶¹

在整个文革过程中，被打成“‘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名单一直在稳步增长；据 1980 年代出版的官方中共党史著作的说法，它最终包括“数以百万计的无辜的干部、群众”。⁶²1968 年 2 月，尽管戚本禹曾向主席提供过主席从前的老战友们的罪状，但他还是被捕了。(他的被捕一开始是秘密的，他的朋友和同事都不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情；很快就有谣言说中央派他去上海协助筹备“九大”。)⁶³3 月，在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空军政委余立金、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被撤职、拘捕后 (过程隐晦不明，后文将对此进行讨论)，这些人 (再加上前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肖华) 也被说成与“五一六”组织有联系。党中央在年底成立了以陈伯达为首的专案领导小组，具体监督对“五一六”组织所谓的成员和“黑后台”的清查工作。⁶⁴1968 年以后的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甚至让最见多识广的中国历史学家都感到疑惑不解。其中有人写道：“它的动机是什么？目标是什么？目前笔者不能提供充足的事实依据来进行分析和判断。”⁶⁵到 1970 年，即使是那些负责追查“五一六”分子的人都卷进去了。如 1970 年夏末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后，陈伯达 (他曾经是清查“五一六”的总负责人) 也被打成了“五一六”的“黑后台”。

外地的清查运动Copy Anchor Link

在不同地区，清查“五一六分子”的力度相差悬殊。最近官方出版的各省市的史书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这种差异。据江苏史志描述，该省在 1968 年以后的“一系列运动”中，清查“五一六分子”运动是“最野蛮”的。江苏省一共“查出”了 13 万人以上的“五一六分子”，其中被折磨致死致残的有 6000 多人。⁶⁶另一方面，河南、西藏、辽宁的同类史志却不大关注这个“阴谋”。广西可能是很有代表性的一个地区。在那里，只要被在位的领导层认定是“右派的或者‘左派’的，抑或是两方面同时策划的阴谋”，“五一六”这个标签就可以不加区别地用于任何事、任何人。广西地区的领导人在 1970、1971 年宣称，1967、1968 年发生的一系列似乎毫无关联的事件其实都是“五一六阴谋”的一部分。这些时间包括占领《广西日报》社，盗窃准备提供给越南的军事装备，抗议把一支解放军主力部队调离广西，甚至还包括一出叫做《南疆烈火》的所谓“黑戏”的公开演出，以及当地文化领域对取缔“黑会、黑戏”的抵触。⁶⁷

1971 年 2 月，中共中央成立了新的“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 (直接向周恩来汇报工作) 以监督全国性的大规模清查工作。⁶⁸中央宣布了该小组的人员组成和权限，公安部革命委员会主任李震少将担任其副组长，主持大多数的日常工作；同时，中共中央还公布了一批林彪和周恩来谈有关“政策”的新语录。引用林彪的有：“军队是专政的工具，我们要深挖‘五一六’，一个也不能漏掉。”在周恩来的大量语录中有一则按时高层中有很强的反对清查的势力：“今年‘三二七’发了个指示，他们又抓住《三二七通知》中提到防止扩大化，变成一风吹了。……这次无论如何要追到底。”⁶⁹这份材料没有说明周提到的神秘的“他们”的身份。1973 年 10 月 22 日，李震少将被发现死于公安部大院地下的热力管道内，这个秘密从此就更加扑朔迷离了。起初，人们猜测李是被谋杀的，在王洪文的领导下根据这个猜测开展了大规模调查。这一调查的最终结果是：李震担心自己与“阴谋”头子的“非法联系”遭到暴露而自杀身亡。然而，王洪文最后拒绝接受和批准这个结论。⁷⁰

李震死后不久，清查“五一六”分子的行动就鸣金收兵了。⁷¹1967 年 8 月开始的打击极左势力的行动虽然有助于周恩来，却无助于一年前被打倒的党的领袖们。尽管革命委员会制度的推广在一定程度实现了和平，然而内乱却依然肆虐不止。

FootnotesCopy Anchor Link

1. 引自《王力反思录》，上册，页 386。 ↩

2. 同上，下册，页 1023。 ↩

3. 金春明、黄裕冲、常惠民：《“文革”时期怪事怪语》，页 313。 ↩

4. 同上书，页 101。参见高举、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页 252；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 271-272；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页 323；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页 223。 ↩

5.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 272。 ↩

6. 《动态报》（北京：金融贸易联络站），第 105 期（1967 年 8 月 19 日）。 ↩

7. 卜伟华：《北京红卫兵运动大事记》，页 60。 ↩

8. 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件汇编》，第 1 册，页 542。 ↩

9. 《动态》，第 154 期（1967 年 9 月 20 日）。 ↩

10. 《总理关于清查“五·一六”的指示（摘录）》，1970 年 11 月 4 日，手抄本，费正清中心图书馆藏。 ↩

11. 巴努音、余长庚：《文革期间的中国外交》［Barbara Barnouin and Yu Changgen, Chinese Foreign Policy during the Cultral Revolution（London：Kegan Paul International, 1998），pp.12-13.］。 ↩

12. 《每季大事与文献》，《中国季刊》，第 30 期（1967 年 4-6 月），页 240-249；同上，第 31 期（1967 年 7-9 月），页 212-223；同上书，第 32 期（1967 年 10-12 月），221-227。完整的叙述参见巴努音、余长庚：《文革期间的中国外交》。一个值得参考的更早的研究是梅尔文·古特夫：《中国文革中的外交部和外交事务》［Melvin Gurtov，“The Foreign Ministry and Foreign Affairs in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in Thomas W. Robinson, ed.，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China（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313-366.］。 ↩

13. 安东尼·格雷：《北京人质》［Anthony Grey, Hostage in Peking（London：Michael Joseph, 1970），pp.96-97］。 ↩

14. 当事人对于文革中外交部的描述，参见马继森：《外交部文革纪实》［Ma Jise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the Foreign Ministry of China（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04）］。她对 1967 年 8 月事件的叙述见该书页 191-220。 ↩

15. 造成中国外交官恐慌的关键是：1966 年 9 月 9 日，毛宣称大使馆工作人员要革命化；参见巴努音、余长庚：《文革期间的中国外交》，页 12-13。 ↩

16. 程华：《周恩来和他的秘书们》，页 248-249。 ↩

17. FCO 21/33，机密文件，编号FC1/14，公共档案馆，Kew（以下称PRO）。感谢戴莲娜·赖特（Dalena Wright）与我们分享她在档案馆的发现。 ↩

18. 格雷：《北京人质》，页 83-108；《每季大事与文献》（1967 年 10-12 月），页 221-223。 ↩

19. 参见霍普森致布朗，“火烧英国驻京代办处”，机密，1967 年 9 月 8 日，FC 1/14，FCO 21/34，PRO。该文件也收录了其他英国人员的个人记述；顾问兼大法官庭庭长柯利达的记述，大部分收录于他的《在华经历》页58-71。 ↩

20. 参见 8 月 31 日发给香港政府的密电副本，TELNO 1801，FCO 21/84，PRO。斯德哥尔摩的英国大使馆在9月1日打印了这一密电，收录于瑞典外交部档案。 ↩

21. 绝密，K（69）1，FCO 40/160，PRO。 ↩

22. 例如参见詹姆斯·默里在迈克尔·威尔福德所起草上的绝密件及个人评语，1969 年 11 月 17 日，FCO40/160，PRO。 ↩

23. 柯利达：《在华经历》，页 72。 ↩

24. 巴努音、余长庚：《文革期间的中国外交》，页 71。 ↩

25. 同上，页 72-73。 ↩

26. 《动态》，第 121 期（1967 年 8 月 12 日）。 ↩

27. 首都红代会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红卫兵编：《九评王力》（北京，1967），页 22-26。 ↩

28. 王力：《当事人谈文革》，页 11-19；王力：《现场历史》，页 47-65。 ↩

29. 转引自巴努音、余长庚：《文革期间的中国外交》，页 155-159。另见金戈：《在外交部“夺权”前后》，载安建设编：《周恩来的最后岁月》，页 230-234。 ↩

30. 《动态报》，第 111 期（1967 年 8 月 26 日）。姚很快被迫向周恩来承认自己“误解了”王力。《文革通讯》（［天津？］，新华坊），第 58 期（1967 年 9 月 23 日）。 ↩

31. 王力：《现场历史》，页 52-53。 ↩

32. 转引自古特夫：《中国文革中的外交部和外交事务》，页 348；另见金戈：《在外交部“夺权”前后》，页 235、239。 ↩

33. 巴努音、余长庚：《文革期间的中国外交》，页 26-27。有关西方对于王力平反失败的报道，参见帕特里克·泰勒：《一位声名狼藉的毛派幽灵仍然活着》［Patrick E. Tyler，“A Ghost of Maoist Fervor Lives on in Disgrace”，New York Times, April 10, 1996.］。 ↩

34. 格雷姆转告了李敦白，但是李敦白在找周恩来的一位秘书试图对此进行确认的时候，对方告诉他，格雷姆是“一派谎言”。李敦白·贝内特：《红幕后的洋人》，页 381-382。对周恩来和歇莉·格雷姆此次会见的确认，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1979-1975》（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页 515。 ↩

35. 王力：《历史将宣告我无罪》，页 21。 ↩

36. 张子申：《战将与统帅一杨成武在毛泽东麾下的四十八年》（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页 373-376。 ↩

37. 据《王力反思录》，下册，页 1014，“林彪看到北京越来越乱，就乘火车走了”。 ↩

38. 张子申：《战将与统帅》，页 378。 ↩

39. 程华：《周恩来和他的秘书们》，页 525-556；金冲及：《周恩来传》，下卷，页 972。 ↩

40. 《王力反思录》，上册，页 212-220。 ↩

41. 《周恩来年谱》，下卷，页 183。 ↩

42. 《王力反思录》，下册，页 1015；《周恩来年谱》，下卷，页 175；《动态报》，第 111 期（1967 年 8 月 26 日）。 ↩

43. 《百舸争流》（北京：财贸红色造反派），第 144 期（1967 年 10 月 9 日）。7 月底，毛在上海收看了批斗该市前任领导人陈丕显、曹荻秋的实况转播。他看后十分兴奋，因为这样的电视节目可以复盖和“教育”大批群众。他说等他回京后要让北京也学习上海的榜样。同上。 ↩

44. 《王力反思录》，下册，页 1014。 ↩

45. 《文革简讯》，第 414 期（1967 年 8 月 14 日）。 ↩

46. 《动态报》，第 111 期（1967 年 8 月 26 日）。 ↩

47. 《财贸斗批改通讯》（上海：财贸领域“斗批改”联络站），第 4 期（1967 年 9 月 6 日）。 ↩

48. 《王力反思录》，上册，页 212-220。 ↩

49.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2 册，页 412。 ↩

50. 《换新天》（北京：第八机械工业部），第 18 期（1967 年 10 月 16 日），页 8。 ↩

51. 《王力反思录》，上册，页 11。 ↩

52. 《总理关于清查“五·一一六”的指示（摘录）》，1970 年 11 月 9 日。 ↩

53. 《动态》，第 141 期（1967 年 9 月 5 日）。 ↩

54. 王乃英：《一日到七日我都做了些什么？》，手写证词，15 页，日期为 1967 年 9 月 15 日，沈迈克收集。 ↩

55. 王乃英：《认罪书》，1970 年 12 月 10 日。 ↩

56. 同上，1970 年 12 月 11 日。 ↩

57. 同上，1970 年 12 月 12 日。 ↩

58. 中发［1970］20，1970 年 3 月 27 日，载国防大学：《文化大革命》，中册，页 420。 ↩

59. 民族研究所井冈山兵团编：《潘梓年、吴传启、林聿时、洪涛、王恩宇反党集团的滔天罪行大字报材料汇编》（北京，1967），页 7。 ↩

60. 河北省革命委员会政治部：《毛主席最新指示若干重要文献》，页 636；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件汇编》，第 1 册，页 554-555。 ↩

61. 巴努音·余长庚：《十年动乱：中国文革》［Barbara Barnouin and Yu Changgen, Ten Years of Turbulence: The Chinese Cultral Revolution（London：Kegan Paul International, 1993），p.198］。 ↩

62.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 273。 ↩

63. 《关于反革命集团重要成员傅崇兰等建立第二套班子》（北京：学部红卫兵总队革命历史所星火兵团，1968），页 18。 ↩

64. 金春明、黄裕冲、常惠民：《“文革”时期事怪语》，页 313。 ↩

65. 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页 324。 ↩

66. 刘定汉编：《当代江苏简史》（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页 235。一份非官方的材料给出了一个高得多的数字，据单在该省省会南京一地就有 27 万名“五·一六分子”被捕。参见黑雁男（笔名）：《十年动乱》（［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页 198。 ↩

67. 《广西文革大事年表》，页 154。 ↩

68. 国防大学：《文化大革命》，中册，页 512-513。 ↩

69. 手写记录稿，日期为 1971 年 2 月 28 日，作者藏。 ↩

70. 《中国人民公安史稿》（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1997），页 343-344。 ↩

71. 金春明、黄裕冲·常惠民：《“文革”时期事怪语》，页 3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