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朝禁书
毛泽东最后的革命第二十四章 1976 年天安门事件

第二十四章 1976 年天安门事件

毛在其有生的最后一年回顾并宣称自己一生有两大成就，一是建立新中国，二是发动文革。1第一件事是没有争议的。第二件事却有可能遭到否定。毛发起的新运动是为了防止文革的结论被推翻，这是他保住这项政治遗产的最后机会。急剧恶化的健康已经不容许他再有行动了。

1974 年中期，毛最终非常勉强地接受了眼科专家和神经内科专家的会诊。前类专家要治愈使毛失明的白内障，而后类专家要治愈毛那使人几乎听不清楚的讲话发音。但是，毛不相信医生的诊断，拒绝接受治疗。周恩来因患癌症而反复动手术，这让毛坚信医生是治不好病的。1975 年 1 月下旬，在经历了 4 天的医疗检查后，发现这位中共党主席“患有两眼白内障、运动神经元病（又称肌肉萎缩症，——译注）、冠心病、肺心病、两肺底部有炎症、左肺有 3 个肺大泡、左臀部褥疮、血液中的氧气过低（缺氧症）。他还有低烧，咳嗽很厉害。”21975 年 2 月，周恩来离开医院病床，主持政治局特别会议，听取医生们的报告，讨论对毛的医疗措施。

比较容易治疗的是毛的眼睛。经过政治局批准后，医生们在 40 名老农民身上做了实验。他们都生活穷困，需要做白内障手术，却支付不起费用。其中一半人接受了传统的治疗方式，另一半接受了更为激进的西方式的手术。

毛收到实验报告后，选择了传统的医疗方式，认为它更安全，更快捷，痛苦也少一些。在距离最初的诊断一年后，毛的右眼进行了手术，不久他就可以借助眼镜阅读官方文件了。

比较困难（事实上是致命的）的事情是神经内科专家诊断出，毛所患得并不是一开始设想的帕金森病症，而是运动神经元病症（Lou Gehrig）。控制毛的“喉、咽、舌的肌肉、横膈膜和肋间肌（在肋骨之间，控制呼吸）、右手、右腿”的运动神经细胞正在逐渐变质死亡。3一旦病人达到像毛的这个阶段，最多只能活两年，在此期间只能采用鼻饲和呼吸器来延长生命。此病在西方很罕见，在中国几乎是闻所未闻。毛认为自己得的是喉炎，尽管他现在必须躺在床上，有年轻的女服务员喂食半流质。他一旦呛水就呼吸困难，所以必须抛弃他心爱的游泳。

该病的病因以及治疗方法都付诸阙如，这让周恩来及其政治局的同事们感到束手无策，尤其是对治疗无能为力。4他们对医生们表示信任，但是他们又赞同毛对自己的医疗拥有最后的决定权。在毛的疾病上，政治局常委们和江青担起了照顾职责。5

运动神经元病症的一个意外的特点，是病人的身体状况虽然每况愈下，但是大脑活动却保持正常。确实，直到 1976 年 5 月 27 日为止，毛不断地在接待重要的外国来宾。6可以假定，毛了解正在进行中的政治斗争，毛远新以及其他少数接近他的人向他提供了正确或错误的信息。此时后一类人中最重要的就是张玉凤。她原先是铁路餐车的服务员，1962 年 10 月毛喜欢上了她。健康恶化的毛本能地更相信她的秘方，而不是中国最好的医生们深思熟虑的判断，这让医生们感到惊恐万状。然而，政治上的疑难系于张女士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准确地翻译主席的嘟哝和潦草的笔迹。由于其他人都无能为力，政治局不得已而求其次，只好依赖于她。7毛日益被体质疾病围困在一座“孤城”之中。虽然他的意志就是法律，但是其属下们不能够确定什么才是他的意志。紧跟主席从来没有这样困难过。中国的政治制度到了一个异乎寻常的关口。

周恩来去世

在 1975 年底，政治局中勾心斗角的各派——幸存者、激进派、受益者——都明白他们只有有限的时间来确立优势，从而主导毛死后的政局。如果 1974 年年中的诊断是正确的话，这段时间不会超过一年。但是，周恩来的去世引发了第一阶段不可避免的继承危机。

12 月 29 日，周恩来同中共中央某部的代表进行了他一生中最后一次谈话。主题不是教育革命，也不是批判邓小平。这位官员是负责反间谍和“对台工作”的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他至少从 1940 年代起就与周有密切的工作关系。在他们的最后一次谈话中，周不时陷入昏迷，发着高烧，但是他还是询问了国民党老朋友的情况，还送给他们一些离别赠言，比如“不要忘记为人民服务！”周在 1920 年代创立了中共的情报系统，这样的离别方式也在情理之中。8

1 月 9 日黎明，中央广播电台沉痛地宣告周恩来与“1976 年 1 月 8 日 9 时 57 分，在北京由于癌症病逝，终年 78 岁”。一名被学校校园喇叭叫醒的中国大学生，在听到这条新闻后的自发反应就是“我打赌主席知道后一定会哭！”9事实上，周死后，毛或其身边的女服务员、警卫、医生们都是波澜不起。10

中国顿时举国哀悼。一家外国通讯社从北京报道说，首都北京“在 1 月 10 仿佛是一座鬼城，除了绣有已故总理形象的丝绸品还在销售外，其它可谓百业俱废”。邓小平（他在十几岁的时候就同周恩来一起在法国勤工俭学）在 1 月 15 日的追悼会上致悼词，向这位“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而终生奋斗“的人士致敬，在此后一年的时光内，邓再没有在公开场合露面。周恩来是一位历经了 50 多载中国政坛风雨的重要人物。自从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他担任了长达四分之一个世纪之久的国家总理。在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内，媒体上到处都是哀悼、吊唁，以及对这位杰出人物对中国革命和外交做出的贡献的评价。全国、全世界都对一位中国领导人表达了前所未有的尊重。11

然而，文革并不是周恩来最好的时光。邓小平在发表悼词的 4 年后，他说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邓原谅了他，因为通过保护自己，他才有可能起到中和作用，从而减少损失，保护人民。12但是，周恩来此举的成效如何，却是模糊不清的。邓的评价回避了一个关键问题：如果这位总理利用自己在中共党内、军内的巨大威望和影响力，聚集同事们的力量，在文革发动之初竭力阻止它，中国会不会变得更好呢？

不过，对于人民来说，周象征着节制，这是 10 年以来他们一直不能得到的东西。在周的遗体从医院运往八宝山公墓火化之际，尽管事先没有得到通知，但是数以万计的北京市民还是冒着严寒，到街头为总理送行，许多人失声痛哭。13即使在秦城监狱，“整个监狱陷入悲痛之中。看守和犯人的感情是相通的。我听到临近牢房传来的哭声。我听到走廊里传来的哭声。我听到远处一位老年犯人的哭声：‘中国失去了最后的希望。我们要做什么？我们会怎么样？’”14

但是，对于那些为总理逝世而哭泣的人而言，还有最后的一个希望：周的同事邓小平将延续他的工作。接班人显然是邓。可是，他不是。

批邓运动

在致悼词后过了几天，邓就被解除了代替周恩来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的高级副总理的职责。中共发布了 1976 年其第一个中央文件，第一句话是：“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由华国锋同志任国务院代总理。”这时距离邓小平非正式地担任这个职务正好是 365 天。15在毛远新把主席的口信带到政治局的时候，据说邓小平第一个发言支持。16但是，张春桥发怒了，作为继邓之后排名最高的副总理，他原以为自己将得到这个职务。他私下里在纸上发泄了自己的不满，认为华国锋“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预言他“来得快、来的凶，垮的也快”。17

但是，即使是一些与张春桥关系最亲近的支持者也能感觉得到为什么提升的不是他。徐景贤后来回忆道：“我内心是想要张春桥当总理的，但我觉得他树敌太多，资历不够，恐怕摆不平。”18马天水有类似的感觉：“后来公布华国锋同志为代总理，我开始感到突然，后来我也感到合适，摆得平。”19徐景贤又说：“马天水和我都认为，华国锋同志为人比较中间，左右都能接受。”20这两名激进派凭直觉获知了毛泽东的策略。老帅们的幸存者和军队将领是不能接受张春桥的。而主席又是不能接受不肯改悔的邓小平的。一个受益者至少有可能连接这条鸿沟，更重要的是，他会坚持使自己上台的文革原则。换言之，华是一个完美的妥协。为什么只是代总理呢？在林彪和王洪文身上犯过错误后，可能年老衰矣的毛变得谨慎了。

从此时起，邓只有在得到通知后才去参加政治局会议。另外，如他的女儿后来写道：“每日在家，与子孙们相聚，比去看‘四人帮’猖狂的嘴脸要舒服多了。”21（在要求邓参加的会议上，当张春桥等人评击他时，邓说自己的耳朵不好，大部分的东西听不懂。这再一次激怒了张春桥，他坚称邓一点也不聋：“华国锋坐在桌子的另外一边主持会议，轻轻地说了声散会，邓小平马上听到了，赫啦一下站起来就走，你说他耳朵聋嘛，他是装聋！”）22在毛决定不提升邓小平后，叶剑英元帅也“在家”赋闲。中发（1976）1 号文件的下面一半是：“在叶剑英同志生病期间，由陈锡联同志负责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23对于有些人来说，问题是叶剑英是身体病了还是精神上“病”了。中央委员、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谢静宜在同北京大学的一位领导人谈话时指出：“叶帅没有病！因为要批判邓小平，他就决定留在家里了。”24

毛签署中发（1976）1 号文件正值春季——中国的农历新年。与邓、叶不同，毛既没有与子孙们相聚，也没有假装生病。毛的身边没有亲人，他也确实有病在身。张玉凤在其回忆录中写道：

这是一个寒冷的冬夜，天上有几颗暗淡的星星。毛主席的住处笼罩在黑暗之中。没有客人，也没有亲人。毛主席和身边的服务人员一起度过了他一生的最后一个春节。因为他自己动不了手，我只好用汤匙给他喂了年夜饭。他越来越难以张嘴吞咽食物。我帮他从床上移到起居室的沙发上。他把头埋在沙发上，长时间一言不发……我们突然听到远处的鞭炮声。毛用低沉沙哑的声音叫我去放点鞭炮……当他听到院子里的鞭炮后，他苍老疲倦的脸上浮现出淡淡的笑意。25

张玉凤遗漏了讲鞭炮声引起了重大的骚乱——中南海是禁止放鞭炮的，因为他们听起来太像是枪炮声了。毛的住处立即挤满了紧张的卫兵们。毛的医生后来说，这一事件引发了一种传言：主席放鞭炮以庆祝周恩来之死。26

2 月下旬，全国各地的省级领导人应召进京参加第二次“打招呼会议”。这一次会议的主持人是华国锋。华宣布这个会“不是解决具体问题的会。所以早点结束，早点回去，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开展起来。”华说道：“有这样那样问题的地方，应转好弯子。”“这次会议后，还不转过来就不好了。这个精神同样运用于省以下各级领导。”只要领导们能立即“转好弯子”，中央准备划出一道界限，“这次会议前的问题，中央负责”。27

这个“弯子”当然是向左。江青在一个非正式会议上详细向代表们解释道：“先把主席的重要指示学好，要把斗争的锋芒集中在邓小平身上。不然的话，就乱了，要总结经验嘛。”28这里提到的指示是由毛远新记录的——其中可能也有张玉凤的功劳——内容是毛泽东在 1975 年秋天以后的多次谈话。这些指示先是在会上传达，经过毛批准后作为中发（1976）4 号文件向全国下发。这是主席最后的连贯而详尽的意见，明确批评了邓在过去数年中所代表的东西：

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帐，算文化大革命的帐。

正如我们在上一章中看到的那样，主席的矛头直指邓小平。在这一年的春天和夏天，大学校园的大字报上广泛引用了下面这个段落的大部分内容：

他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如刘少奇、林彪那样。邓与刘、林还是有一些区别，邓愿作自我批评……批示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29

“四人帮”及其最亲近的盟友决议让毛的“重要指示”穿得越远越好，越快越好，所以他们还没等毛同意向全国下发，就己经向北大、清华的挑选出的干部透露了有关情况。梁效小组的成员得知，这种提前获知毛指示的特权一般来说只有政治局委员才能享受。30

“四人帮”的盟友听了主席指示后士气大振，“四人帮”大概以为在“广大群众”身上也会产生同样群情激愤的效果。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他们是自欺欺人。尽管姚文元可以几乎不受限制地接触到公开的和不公开的、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国内情报，他仍然认为抵制批邓的只是“猖狂的反革命逆流”。31江青同样严重地脱离现实。在“打招呼会议”上，她宣称“群众……高兴，欢呼，觉得早就应该揪出他（邓小平）来”。她坚持认为她看到的群众的材料说明“群众有很大的觉悟，可讲理了”。32但是，这些材料只告诉江青想要听到的东西。它没有告诉她，公众对于邓的下台和整个文革的非议越来越有力和越来越公开化了。

群众觉悟了

“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在邓的家乡四川省遭遇了特别强烈的抵制。那里的政治形势一触即发，以至于全省向外国人关闭了好多年。1976 年 2 月 18 日，一名叫做白智清的 31 岁的技术人员在重庆市中心贴出了一张题为《我爱我的祖国》的大字报，赞扬邓 1975 年的“全面整顿”政策，并且尖锐地问道：“是谁，到底是谁，葬送了国家的富强，民族的昌盛？”333 月 4 日，他贴出了第二张大字报，这一次是在省会成都最繁华的路段，大字报的题目是《试问，到底是哪家主义？——评张春桥<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34第二天，一群工人要把大字报扯下来，群众则要保住它，接着当地警察也介入了，街上爆发了激烈的争吵。白智清作为“反革命分子”被捕，4、5 月间在四川各地轮番接受群众批斗，被迫以喷气式飞机的姿势站立，身上挂着“批判邓小平！镇压反革命！”的牌子。35

不像江青所说的那样“高兴、欢呼”的并不只是四川的群众。在“四人帮”根据地上海周围的华东诸省，群众的增恨也日益显著。在浙江省省会杭州市，以为 23 岁的工厂工人李君旭编造了《周总理遗言》。在数日之内，这一拥邓反江的“遗言”复制件就不胫而走，悄然传遍了整个华东。北京的公安局要求对“反革命谣言”迅速采取行动，对其作者进行惩罚，但是效果有限；这份遗言仍然在广泛传播。36在安徽省芜湖市，署名“党的儿女”的一名大学生、一名中学生和一名工人深夜贴出标语，称“春桥春桥，放屁造谣，诋毁总理，罪责难逃”，“江青江青，毒蛇妖精，残害忠良，祸国殃民”。37

3 月，江苏省省会南京市发生了两件事，都牵涉到上海的激进派喉舌《文汇报》——引爆文革的姚文元批判吴晗《海瑞罢官》的文章正是刊登在这份报纸上。3 个月前去世的康生，一度对“读报的人像是在猜谜的人”表示强烈不满，而这两件事表明，《文汇报》的南京读者正是这样的人。383 月 5 日，他们发现在《文汇报》重印的赞扬伟大的无产阶级道德楷模雷锋的手书题词中，有毛泽东的，有朱德的，但是没有周恩来的，他们被激怒了。南京大学愤怒的学生们写信给报社，要求对这故意的和“恶意的”行为做出解释，尽管这在当地不是没有异议。39多天后，该报社宣称之所以撤去周恩来的题词，只是篇幅上的原因。这一理由难以服众，因为如果是那样的话，要撤的也应该是排名较低的朱德的题词。40姚文元把整个事件说成是“屁大的事”。41

又过了三个星期，3 月 25 日《文汇报》的一则新闻报道描述了一年前邓小平复出时的情景。这则原本很枯燥乏味的报道对周恩来进行了隐蔽的，然而是明确的攻击：“党内那个走资派（即周恩来）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即邓小平）扶上台”，这更加激怒了读者。3 月的最后几天，南京街头出现了“打到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张春桥！”“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到谁！”之类的标语。在开往北京的火车的两侧，涂上了更大的标语，比如“幕后操纵 3 月 5 日和 3 月 25 日的《文汇报》的人在中央！”，“3 月 5 日和 3 月 25 日的《文汇报》把矛头指向周总理，罪该万死！42”。43

3 月 30 日，王洪文与《人民日报》的编辑谈话时称南京事件是“对着中央”的。444 月 1 日，日益紧张的中央当局打电话给南京，要求对这样严重的“政治事件”立即采取有效措施予以制止，追查和惩罚“幕后策划者”。结果是一件也没有照办。相反，越来越多的人——据估计有 60 万到 70 万——走上南京街头举行示威游行。45但是在北京，人们对周逝世悲伤哀恸，对邓下台愤懑不平，两者交织在一起，最终演变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规模最大的群众自发的政治示威活动。

天安门事件

在文革初年“破四旧”运动的高潮，红卫兵们坚定地认为：社会主义的中国不应当庆祝那些带有“封建色彩”的传统节日，但是他们却愿意保留“清明节”。“我们将继续纪念晴明节，为革命烈士扫墓，但是不搞祭拜祖坟。”46对于“四人帮”而言，不幸的是最著名的烈士“墓”就是正位于天安门广场中央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它为北京居民和外地来首都的游客提供了一个合法的场所，去纪念中共最伟大的英雄之一，并对政治时局发表评论。虽然在这个节日怀念周恩来的地方并非只有北京一地，47但是首都发生的事件成为了国内外关注的焦点。直到今天我们还不能确定这是一场完全自发的行动，抑或是像激进派所怀疑的那样，在某种程度上是有“后台”的。用北京市公安局局长的话来说，“花圈背后有严重的阶级斗争”。然而，“四人帮”要怪只能怪他们自己。自从 1 月以来，他们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在媒体上压制了对周的悼念活动，以突出批判邓小平。人们的感情必将在某一个时刻迸发出来。

牛坊小学点燃了导火索。3 月 19 日，该校的小学生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向周恩来献了第一个花圈。四天后，一个安徽人献上了第二个花圈。这两个花圈很快被警察移走了。但是在 3 月 25 日凌晨，一所中学留下了一个花圈，此后不久一些工人也在旁边放下了他们的花圈；3 月 30 日，第一批战士献上了花圈。这些花圈都没有被移走。这个消息传开了。首都各地的学校、大学、工厂、商店、部队、部委都受到了鼓动。一个个的代表团排成一路或者两路纵队，时常是很长的队伍，跟在抬花圈的人的后面，游行到天安门广场，他们有的骑着自行车，摁着车铃以示哀悼。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很快高高地堆满了花圈，人们带来了画架以代表他们的敬意：“花圈是用自制的绢花精心制成的。以中国传统的表示哀悼的白色为主，也大量使用国旗上的红色和黄色。……每个花圈上都悬挂了两条白丝带，上面用黑墨水写着周恩来的颂词以及送花圈的单位名称。”48在花圈的中间可能会有一张周恩来的照片，一把锤子和镰刀，或者对故去的总理的一曲颂歌：

清明之日不清明，

青天作泪雨纷纷。

八十六日举国哀，

血泪已干泣无声……49

没有为您树起纪念碑，

没有为您的塑像奠基。

可是您的纪念碑有亿万，

深深地树在人民的心里……50

许多人群到达广场后，举行简短的仪式，缅怀他们自己在周身上寄托的理想。接着，他们加入了阅读悼词的行列。到了 4 月 1 日，广场上铺天盖地的都是悼词，勃南森林已经到了邓西嫩（这里用的是莎士比亚名剧《麦克白》的典故。该剧中的女巫预言，除非勃南森林会移到了邓西嫩来，否则麦克白不会失败，结果这个语言应验了，麦克白兵败身亡，——译注）。他们没有密集地排成队，但是在宁静的人海下面，他们表现得比西安的兵马俑更加坚定、团结。

他们让“四人帮”惊慌失措：人们为了周恩来而来，也是为了反对“四人帮”而来。在矛头指向“四人帮”的花圈前，几乎是水泄不通，挤满了如饥似渴的读者。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四人都受到了评击，江青则首当其冲：

某女士真疯狂，

妄想当女皇。

给你镜子照一照，

看你是个啥模样？

纠集一小撮，

兴风又作浪；

欺上瞒下跳得欢，

好景终不长……51

1976 年 4 月 1 日，北京市委领导人召开扩大的紧急会议。官员们得到提醒——“清明节扫墓是旧传统、旧习惯”，同时得到命令——“动员群众不要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去放花圈，因为一小撮人在传播各种谣言，攻击中央领导同志，这是完全不允许的。”北京市公安机关奉命加强了更大的监控。4 月 4 日，据北京市有关当局估计，那一天广场上的人数接近 200 万。52

4 月 4 日（星期天）晚上——按照农历，这一天是清明节——华国锋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政治局会议。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幸存的老帅们没有出席。53这次会议唯一的议题是天安门广场。4 月 3 日凌晨，王洪文到达天安门广场，打着手电查看悼词，他在会上汇报了其中透露出来的群众情绪。作为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应为革命委员会主任，——校注）的吴德更加清楚当时的情况：广场上共举行了 2073 场仪式，代表 1400 家单位，仅在过去的两天，就有 927 家单位带来了 1200 篇悼词。这些都表明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发生的势头在进一步扩大。对于“四人帮”来说，好消息是和 4 月 2 日一样，只有 48 条祭词诋毁毛或其他领导人。54吴德说，自从文革以来还没有这样的运动。事实上，自从共产党在 1949 年掌权以来，首都还没有发生过类似的自发运动。如果说反对“四人帮”的大字报相对来说还是少数的话，把花圈与悬挂在天安门上的毛的照片并列在一起，这绝对说明群众倾向于周的克制，而不是主席的阶级斗争。直到 1989 年学生们在天安门广场竖起“民主女神”塑像时，才会再次出现这种明目张胆的对比，含蓄地否定毛所代表的东西。

1976 年 4 月 4 日晚间，政治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处理所有这些花圈、诗词和宣言。如何缓和局势？第二天黎明时分，毛远新把代表政治局态度的会议记录交给了毛泽东。他强调：广场上有相当一部分诗词实际上不是在悼念周恩来，而是在隐蔽地“分裂、攻击中央”，有些人甚至于“直接攻击毛主席”。人们聚集在天安门广场，聆听“反革命的演说，直接攻击毛主席”，这是 1949 年以来没有过的。55毛远新称这是在用死人压活人，是利用周恩来的威望来支持邓小平，他知道这句话会引起其伯父的共鸣。56在广场上，谁要是敢于批评邓小平，谁就会被指责为反对周恩来。在清明节发生这么大规模的事情，显然是有人或者有一批不明身份的人在策划、协调。毛远新按动了毛主义的另一个按钮：“这次看出存在一个地下的‘裴多菲俱乐部’，有计划地在组织活动。因此要以防万一，采取一些必要措施。”57

毛泽东事后批准采取的最果断措施是对广场进行清洗。584 月 5 日凌晨 1 点到 2 点，北京卫戍区和北京市交通运输公司出动了大约两百辆卡车，把广场上的花圈等所有东西都强行撤走了。其中大部分被带到了北京西部的八宝山焚化。在深夜的广场上有 57 人（其中有人在打着手电筒誊抄诗词）受到审问，其中有 7 人被扣押下来进一步审讯。到了拂晓时分，空荡荡的广场被警戒线围了起来，不许公众进入。

人们到广场后看到眼前的景象，先是大吃一惊，旋即怒不可遏。不久，愤怒的市民和警察之间爆发了第一次冲突。在一次冲突后，一位便衣打扮的官员走向了广场西边的人民大会堂，群众由此认为那里就是负责人的藏身处。在前几天的和谐气氛中，外国人是受欢迎的，现在他们被立即赶了出去，有的时候受到粗暴的对待。“这是中国人的事，走开。”59

几个小时后天亮了，大约一万名群众聚集在人民大会堂的外面，高声呼喊，要求归还花圈和被捕的“战友”。为了驱散人群，当局调来了两辆交通广播车驶进广场，要求人们警惕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号召所有的“革命同志”立即离开。结果，人们不为所动；相反一批愤怒的群众迅速掀翻了一辆广播车，砸坏了喇叭；另一辆广播车被劫持，在广播车中呼喊“周总理万岁”的口号后，才被允许离开。60

到了中午，人群的注意力集中到了广场东南角的一幢小楼，据说（确实如此）这里就是公安部门、解放军和工人民兵组成的“联合指挥部”所在地。用一位中国史学家的话来说：“群众唱着《国际歌》，排着队，手挽手，走向小楼。他们到那里后，选了 4 名代表（后来全部被捕）……提出 3 项要求。”61

谈判无果。当局拒绝与抗议者沟通。下午 1 点，一辆停在楼外的轿车被点燃了。稍后，两辆吉普车和一辆给工人民兵送饭的面包车也遭受了同样的命运。最后，抗议者们在下午 5 点冲进小灰楼，洗劫“指挥部”，并且准备将其纵火焚烧。楼中的头头们（包括两名中央候补委员、北京卫戍区两名副司令员、北京市公安局两名副局长）此时一定是惊慌失措，匆忙从后门逃了出去。62

政治局委员们其实是在人民大会堂的窗帘后面跟踪当天的形势发展。两个星期后，张春桥在给其儿子的心中描述了当时的情景：

4 月 5 日，我是中午到的大会堂，如同亲眼看到匈牙利事件一样。从望远镜里，看得很清楚。当着邓小平的面，我骂了他是纳吉，他态度恶劣，但没有话讲，只能点头。我有幸看到这个纳吉的丑恶末日，出了一点气。（这一段，别人不知道，你也不要吹出去）现在天下已定，正在扩大胜利。63

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刘传新后来说公安干警们低估了抗议者的凶猛，放松警惕，处于守势。64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承认他的部队也没有做好准备，组织不力。他说在焚烧第一辆车的时候“就应出动，但调动不灵了。”65当局直到下午才制定出应对局势恶化的策略。

4 月 5 日下午 6 点 25 分，广场上的广播喇叭中突然传出了北京革命委员会主任兼北京卫戍区第一政委吴德严厉的讲话声。这个简短的讲话反复播放了几个小时，吴在讲话中号召“革命群众”立即离开广场：

同志们！

近几天来，……极少数别有用心的坏人利用清明节，蓄意制造政治事件，把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指向党中央，妄图扭转批判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方向。我们要认清这一政治事件的反动性，戳穿他们的阴谋诡计，提高革命警惕，不要上当。

……革命群众应立即离开广场，不要受他们的蒙蔽。66

大多数人服从了。民兵、警察、解放军部队在远处集合，准备驱散那些不肯离开的人们。

晚上 9 点半，照明灯打开，1 万多名民兵、3 千名警察、5 个营的卫戍区部队全部配备棍棒，冲进了广场。广播喇叭里现在播送着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大概是提醒武装人员，对待市民“群众”要克制。此时广场上还有两百稍多一点的人，他们有的不想跑，有的来不及跑，聚集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周围，武装人员将他们殴打后押走了。虽然整个行动也许是野蛮的，但是期间没有人被杀或者因伤致死。67被扣押的人中有对 1967 年 8 月洗劫英国代办处事件负有责任的外交部“造反派”姚登山的儿子；父亲深为周恩来厌恶，儿子却找回了平衡。68最后，当晚在广场上被捕的 59 人被判处不同年限的徒刑。69除了 3 人以外，其他人在文革后都洗刷了自己背负的“反革命”罪，那 3 人显然是偷窃之类的普通刑事犯罪。70

4 月 6 日凌晨，毛泽东从其侄子那里得知了广场上发生的情况。毛远新坚持说“敌人”烧房、烧车、打人、搞“反革命宣传”，是自己暴露出来的。民兵、战士、公安人员进行联合镇压后，革命群众“士气大振”。71在睡了几个小时后，毛泽东在上午 11 点首次做出正式表态。全文是：“士气大振，好，好，好。”在第二天 4 月 7 日上午，毛泽东再次把其侄儿叫到了自己的身边。72在上次见面后，毛通过阅读《情况汇编》了解了更多的情况——这是《人民日报》编写的机密报道，由姚文元编辑。73毛远新说张春桥把这一事件比作匈牙利事件，把邓小平比作纳吉·伊姆雷，毛泽东点头同意，并宣布：“是的。这次，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这三件好。性质变了。”他想到了邓，挥了挥手，接着说：“据此，赶出去！”在谈话结束之际，他告诉其侄儿让华国锋任总理，这两个决定要尽早公开。74

4 月 7 日，根据毛的命令，开始紧锣密鼓地编撰官方对天安门事件的报道，以刊登在第二天的《人民日报》上。姚文元坐镇人民大会堂进行审查，《人民日报》的官员和印刷厂所在地与那里有一段距离，于是用轿车来回穿梭运送报纸校样。由于交通量大增，北京极少数外国人社区的居民“发现豪华轿车在天安门附近川流不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75外地的中国人情况就更加糟糕。除非北京的亲友打电话告诉他们，或者通过短波收听外国电台，否则要到 3 天后他们才知道首都发生了一起“事件”。76

4 月 8 日，官方版本的报道公布，题目叫《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尽管姚文元绞尽脑汁，这样详尽的报道不可避免地表明了这场示威活动的群众性质。姚没有办法解释：如果革命群众真的“对这场反革命政治事件极为仇恨”，那么“一小撮阶级敌人”，“几个理着平头的家伙”，“一个戴眼镜的坏人”怎么能够捅出这么大的乱子，持续了这么长的时间呢。

该报道 3 次提到了对秦始皇的评击，这反映姚及其“四人帮”同伙的焦虑；秦始皇这位残酷无情的君王在公元前 221 年通过征服而建立了中华帝国，人们经常拿毛与其相比，而毛自己也乐于做这种比较。在文革前数年，林彪在同毛的谈话中，并无恶意地提到了秦始皇，在林叛亡后这一插曲被用来丑化他。据官方对天安门事件的报道，一小撮阶级敌人猖狂地叫嚣“秦始皇时代已经过去”。77显然，姚文元希望通过暗示广场上敌人的反毛来博取更多人的同情，反对“四人帮”的话语则一句也没有提及。但是，对秦始皇的强调反映了“四人帮”对于爆发真正反毛运动的担心，因为他们的权位完全来自于毛。

就在 4 月 8 日这一天，政治局遵从毛“赶出去”的指示所通过的正式决议也公开发表。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显然成为毛与周的继承人。78

有关邓小平的决议称他的问题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79

在清华大学这样的激进派据点，官方的反映是“坚持支持两项英明决议”。但是，在幕后仍然是一片失望。迟群抱怨到：“虽然邓小平倒台了，但是我还是连政治局会议都不能参加。”80

毛要真的对这些决议负责吗？毛的医生李志绥后来认为，在 1976 年 2 月“主席的思路仍很清醒”。81李志绥坚持说，直到 7 月，毛还是“十分警觉。他的头脑是清醒的。虽然左眼失明了，但是右眼还是看得见。什么重要的事情都瞒不过他。”82但是，1980 年毛的服务员张玉凤写信给中共中央，专门谈了 1976 年 4 月 5 日左右发生的事情：

这一时期的决定都是政治局议定后，报告主席。主席也无力细问，只能点点头，表示知道了。这段时期，中央做出一系列错误决定，让一个已经长时间不能说话不能（自己）吃饭，连呼吸都很困难，卧床不起，只有一息尚存的病人负责显然是不合适的。83

虽然张女士与毛相处的时间几乎肯定要比李医生长。但是在她作证的时候，邓及其同事正准备对毛和文革做出评价，希望尽可能地把责任归咎于“四人帮”。相反，李医生写作的时候身处中国境外，没有背负任何政治压力，所以他的评价也符合一般运动神经元病的情况，有可能更接近事实真相。此外，如果这一决议是有在政治局起主导作用的激进派做出的，那么肯定不会保留邓的党籍。如果毛泽东对这一决议负有责任，那么他对其它的决议也难逃干系。

尽管没有使邓彻底身败名裂，但是这也让姚文元满心欢喜，在 4 月 7 日深夜，他在吃了安眠药后还无法入睡，在日记中写道：“从无产阶级利益出发，打破一切资产阶级民主的框框束缚 (如要开全会‘选举’啊，要开‘人大’通过啊……)，采取果断的清除坏人的组织措施，这是粉碎反革命政变的 3 项基本经验。”84

姚的部分同事兴匆匆地打算以邓策划天安门事件为由，让“群众”去抓邓。他们委托汪东兴去问邓当时是否到过广场。事实上，邓禁止家人去天安门广场，他唯一一次到广场附近是去北京饭店理发。不过，汪的真实意图是保护邓不受攻击。4 月 7 日，经毛同意，汪东兴把邓及妻子卓琳秘密地移往老使馆区的一处别墅。这一别墅在 1970 年代初为周恩来进行了翻新改造，周在被确诊为患有癌症后，从未在此居住过。

邓和卓玲在那里住了三个多月，他们再次与家人分离，生活在 8341 部队的严密监视之下。在《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两个决议”的那天，邓曾写信给汪东兴和中共中央，对华国锋的任命表示支持，对保留自己的党籍表示万分感谢。85邓能够曲意逢迎。他或许猜到自己不会受到羞辱，也不会遭受更糟糕的下场。尽管邓下台了，但是他没有出局。

Footnotes

  1.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 600-601；陈东林、杜蒲：《共和国史记》，第 3 卷，页 1239。 ↩

  2. 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页 592。 ↩

  3. 同上，页 581。 ↩

  4. 在 2003 年夏天，“这种致命的疾病”仍然“没有有效的治疗办法”，据说在老鼠（通过人工方法使其患上运动神经元病）身上进行的基因治疗十分成功，年内可以在人体上进行试验。该病的通俗名称来自于 1941 年 37 岁时英年早逝的篮球明星卢·格里格（Lou Gehrig）。在该病的患者中，一个罕见的例外是英国物理学家斯蒂文·霍金，他在大学里患了此病，但是已经活到了 64 岁，他的例子活生生地证明了该病对大脑功能没有损害。参见 Goldberg，“With Gene Therapy in Mice a Success, Researchers See Hope for ALS Patients，”Baston Globe, August 8,2003,p.A3. ↩

  5. 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页 581-608；《周恩来年谱》，下卷，页 696-697。关于 1975 年 2 月的会议，我们采纳的是后者提供的日期。 ↩

  6. 当天毛接待的最后一名米宾是巴基斯坦总理布托；陈东林、杜蒲：《共和国史记》，第 3 卷，页 1234。 ↩

  7. 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页 406-411，页 593-596，页 602- ↩

  8. 《周恩来年谱》，下卷，页 723-724；拜伦、帕克：《龙之爪》，页 93-95；魏斐德：《上海警察》［Frederic Wakeman Jr.，Policing Shanghai:/927. 1937（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pp.137-140］。 ↩

  9. 沈迈克记录复旦大学同屋的原话，1976 年 1 月 9 日的日记。 ↩

  10. 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页 609-610。 ↩

  11. 《每季大事与文献》，《中国季刊》，第 66 期（1976 年 6 月），页 423-424；《邓小平文选》没有收录这篇讲话。 ↩

  12. 《邓小平文选》（1975-1982），页 329-330。 ↩

  13. 《周恩来年谱》，下卷，页 727；罗杰·嘉赛德：《复活——毛身后的中国》［Roger Garside, Coming Alive: China after Mao（London: Andre Deutsch,1981），pp.7-8］。 ↩

  14. 李敦白、贝内特：《红幕后的洋人》，页 424。 ↩

  15. 国防大学：《文化大革命》，下册，页 361。 ↩

  16. 青野、方雷：《邓小平在 1976》，两册本（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3），上册，页 57。 ↩

  17. 王、张、江、姚专案组，第 1 册，页 39。 ↩

  18. 《徐景贤的初步揭发交待》，页 27。 ↩

  19. 马天水：《我的补充揭发交待》，页 7。 ↩

  20. 《徐景贤的初步揭发交待》，页 28。 ↩

  21. 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页 384。 ↩

  22. 徐景贤：《十年一梦》，页 381。 ↩

  23. 国防大学：《文化大革命》，下册，页 361。 ↩

  24. 《王魏郭林罪行材料》，第 2 册，页 9-10。 ↩

  25. 译文引自巴努音、余长庚：《十年动乱》，页 290。 ↩

  26. 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页 610。 ↩

  27. 国防大学：《文化大革命》，下册，页 385。 ↩

  28. 《“四人帮”罪行材料》，页 74。 ↩

  29. 《北京市“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75-1976》，页 29，页 3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3 册，页 486-490。 ↩

  30. 《王魏郭林罪行材料》，第 2 册，页 6。 ↩

  31. 余焕春：《人民日报与 1976 年天安门事件》，《百年潮》，1998 年第 2 期，页 43。 ↩

  32. 《“四人帮”罪行材料》，页 75。 ↩

  33. 《重庆市志》，第 1 册，页 453；另见余习广：《位卑未敢忘忧国》，页 212-220。 ↩

  34. 同上，页 214-215，页 220-228。沈迈克的《跃进式的社会主义》（页 128- I50）把张春桥的文章放在 1958 年的背景下进行了详细讨论。 ↩

  35. 《重庆市志》，第 1 册，页 454；中共成都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成都地方史大事记（1949-1989）》（成都：成都出版社，1995），页 176，页 209；海尔曼：《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性抗议》，页 86。 ↩

  36. 金延锋编：《当代浙江简史：1949-1998》（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页 283；《中国人民公安史稿》，页 349。 ↩

  37. 沈葵编：《当代安徽简史》（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1），页 345。 ↩

  38. 《中央首长分别接见大专院校代表的讲话》（无出版者署名，1967 年 9 月），页 8。 ↩

  39. 并不是所有《文汇报》的读者都和学生们有同样的感受。江苏省第一建设公司的一位名叫王益林的 51 岁的工人坚持认为，“中央首长张春桥、江青和姚文元”删掉周恩米 1963 年 3 月的题词是“完全是对的”，因这一题词号召人们学“不怕个人危险的无产阶级斗志”。他认为周恩来所说的“无产阶级”只可能是以前的剥削者，在经历过土地改革和对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后，到 1956 年的时候剥削阶级已经失去了所有的财产。因此周恩来所谓的“斗志”就是与“要和我们的伟大领袖、导师毛主席斗，要和社会主义革命家斗，要和掌握生产资料的劳动工人阶级斗。”参见王益林的大字报《向重阳致敬》，作者收藏手抄本，共计 9 页。 ↩

  40. 沈迈克于美国华盛顿采访《文汇报》原工作人员，1990 年 9 月。 ↩

  41. 《徐景贤的补充揭发交待》，页 13；徐是上海市党委委员。 ↩

  42. 《敬爱的周总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北京：首都机械厂，1978），页 80。徐景贤后来（《徐景贤的补充揭发交待》，页 13）承认这一段文字语义含糊，“非常容易使人发生误解”。他说这并不是在攻击周恩来——这还是不能令人信服。 ↩

  43.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 575。 ↩

  44. 刘定汉编：《当代江苏简史》（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页 239-243。有关 1976 年春江苏的斗争和群众抵制行动的详细讨论，参见海尔曼：《1976 年文革后期南京的自发性群众运动——一项地区性研究》［Sebastian Heilmann, Nanking 1976 Spontane Massenbewegungen im Gefolge der Kulturrevolution: Eine Regionalstudie（Bochum:Brockmeyer,1990）］。 ↩

  45. 沈迈克：《中国的文革》，页 228。事实上，早在文革前共产党就对清明节做出了这样的重新定位。 ↩

  46.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 573-574；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页 582-586。 ↩

  47. 嘉赛德：《复活》，页 115-116。 ↩

  48. 萧兰：《天安门诗抄》，页 28。 ↩

  49. 同上，页 34。 ↩

  50. 这是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的直接反应，4 月 1 日至 4 日他正在北京。对于那些读着《麦克白》长大的人来说，有这种反应不足为奇；一位从事外交的见证人的叙述让人重回曩昔岁月。参见嘉赛德：《复活》，第 6 章，特别是页 128。嘉赛德部分依靠了新华社 1978 年 11 月发表的修正版，该版本根据邓小平的命令撤销了四五“事件”的反革命罪名。参见另一个西方目击者的叙述，路易斯·费希尔：《缓慢走过北京——一个西方人在中国的生活》［Lois Fisher, Go Gently through Peking: A Westerner s Life in China（London: Souvenir Press, 1979），chap.8］。另一个详尽的叙述见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页 598-637，我们的描述部分依据的是此书及麦克法夸尔的经历。 ↩

  51. 萧兰：《天安门诗抄》，页 29。 ↩

  52. 《北京市“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75-1976》，页 35。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是两百万人中的一员，但是他晚上乘火车去了南京，在数日后官方结论公布前，只是隐约知道广场上发生了激动人心的事件。 ↩

  53. 邓榕：《我的父亲小平：文革岁月》，页 397。 ↩

  54. 陈东林、杜蒲：《共和国史记》，第 3 卷，页 1214-1215。 ↩

  55. 范硕：《叶剑英在 1976》（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页 95-96。 ↩

  56. 在政治上把追悼会定性为用死人来压活人的是毛泽东。1966 年 10 月，毛对天津市第一书记万晓塘的追悼会使用了同样的提法。当月万氏在悲惨的处境中死去，50 万人参加了他的追悼会，“实际上是向党示威”。参见《毛泽东思想万岁》（上海］，1968？），第 277 页。 ↩

  57. 范倾：《叶剑英在 1976》，页 96-97。裴多菲俱乐部在 1956 年匈牙利起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 1957 年镇压了“百花齐放”后，在毛看来，该俱乐部是知识分子煽动动乱的象征。 ↩

  58. 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页 397。 ↩

  59. 路易斯·费希尔：《缓慢走过北京》，页 202-211，特别是页 206；嘉赛德：《复活》，页 131。 ↩

  60. 金春明：《四五运动述评》，载张化、苏采青：《回首“文革”》，下册，页 1241。 ↩

  61.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文化大革命”时期资料选辑》，页 281。 ↩

  62. 同上。 ↩

  63. 青野、方雷：《邓小平在 1976》，上册，页 203-204。邓小平的女儿提到，叶剑英和李先念缺席了这次会议，但是没有提到她父亲的出席，也许是因为这对于他米说是一次羞辱的经历。刈榕：《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页 39。 ↩

  64. “四人帮”被捕后，刘传新由于“根据他们的指示，从事了无数犯罪活动，包括在 1976 年 4 月初的清明节期间”而接受调查。用中国公安机关官方史书的话米说，他不久即“为了逃避惩罚”而自杀身亡。参见《中国人民公安史稿》，页 353。 ↩

  65. 青野、方雷：《邓小平在 1976》，上册，页 228-231。 ↩

  66. 在刊登于 1976 年 4 月 8 日《人民日报》的讲话稿中，吴德对邓小平进行了点名批评，但是在广场上听过原始广播的外国人说，讲话没有提到邓小平的名字。参见杰伊·马修斯：《中国的 1976 年动乱》［Jay Mathews，“China's '76 Riot”，Washington Post Foreign Service, January 31, 1978.］。 ↩

  67.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文化大革命”时期资料选辑》，页 282。“四人帮”在使用多少兵力的问题上有分歧，其中以江青的念度最为强硬。弗雷德里克·泰韦斯、孙万国：《再论第一次天安门事件——毛主义时代末年的高层政治和危机管理》［Frederick C. Teiwes and Warren Sun，“The First Tiananmen Incident Revisited: Elite Politics and Crisis Management at the End of the Maoist Era"，Pacific Affairs, 77,no.2（Summer 2004），211-235.］ ↩

  68. 上海民兵斗争史资料组编：《上海民兵斗争史资料》，第 18 期（1980 年 12 月），页 61。 ↩

  69. 《北京市“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75-1976》，页 37。 ↩

  70. 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页 329。 ↩

  71. 金春明：《四五运动述评》，页 1246。 ↩

  72.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 583。 ↩

  73. 余焕春：《人民日报与 1976 年天安门事件》，页 44。 ↩

  74. 逢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下卷，页 177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文革”十年资料选编》，第 3 册，页 202-204。 ↩

  75. 约翰·加德纳：《中国政治和毛的交班》［John Gardner, Chinese Politics and the Succession to Mao（London: Macmillan, 1982），p.85.1。 ↩

  76. 从 4 月 4 日晚开始，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与一位议会同事在外交部人员陪同下开始在中国中部旅行。4 月 6 日，在无锡的一所宾馆内，他从一部老式收音机的一片杂音中，隐约听到 BBC 说北京发生了一场大动荡，但是当他询间外交部官员时，对方对此一无所知。 ↩

  77. 《每季大事与文献》，《中国季刊》，第 67 期（1976 年 9 月），页 663-666。 ↩

  78. 天安门事件前，在北京的一次访谈中，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有点不够直率地问外交部部长乔冠华，为什么周恩来已经去世 3 个月了，还没有任命新任总理，而同一时期在英国，首相哈罗德威尔逊的继承者在 3 个星期内就被决定定了（3 月 16 日到 4 月 5 日）。 ↩

  79. 《每季大事与文献》（1976 年 9 月），页 663。 ↩

  80. 北京工业学院运动办公室：《大字报选编》，第 2 册，页 33。 ↩

  81. 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页 610。 ↩

  82. 同上，页 621。 ↩

  83. 纪希晨：《史无前例的年代》，下册，页 751。 ↩

  84. 李耐因：《从姚文元的札记看“四人帮”复灭前的罪恶心态》，《炎黄春秋》，1997 年第 9 期，页 38-39。 ↩

  85. x 榕：《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页 400-404。当时西方对邓小平不再露面的解释是：一位友好的将军把他秘密地从首都带到了广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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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章“四人帮”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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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章 毛主席的最后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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