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朝禁书
毛泽东最后的革命第四章 五十天

第四章 五十天

在 1966 年 6 月的最初几周，总计有 7239 名干部组成的工作组开进了北京的教育和文化机构。其中有的工作组相对于进驻的单位显得过于庞大。而这其中规模最大的，也注定名声最臭的，就是 6 月 9 日进驻清华大学的工作组，该工作组由 500 多人组成，成员大都来自国务院工业交通办公室党委，组长是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叶林，叶在 30 年后回忆说，他完全没有做好准备接受这个工作。1该工作组有一位来自中央办公厅的中层干部（14 级）、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她与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 20 岁的学生蒯大富的冲突最终成为了红卫兵传奇的一部分，通过小说和戏剧流传后世，甚至传到西方世界。2

各省市的党委 6 月 3 日从北京得到命令后，不久也派出了工作组。在上海，工作组进入了 40 所大专院校和 160 多所中学。北京的工作组成员相当一部分是解放军军官出身，以及 1964 年以来在政府机构所谓政治部内工作的名义上的文职官员。后者是在毛要求全国学习解放军后，根据解放军的样式设置的。各地的工作组也有来自解放军的，包括现役军官以及省军区的人。例如在杭州，应省委的要求，浙江省军区派出了 200 多名干部加入第一批工作组，进驻高校、《浙江日报》社、省广播电台等文化机构。3在湖北，以王任重（毛最信任的省委第一书记之一）为首的党的领导层把文革看作了新版的 1957 年“反右运动”，把通常的资产阶级嫌疑犯作为主要目标。

对北京市委和北大领导层的清洗被看作是特殊和孤立的事件；在湖北的教育机构内，任何反党活动的迹象都被工作组迅速镇压了。4

大字报

工作组走到哪里，就发现哪里的学术机构已经布满了大字报。清华大学在北京排名第一，6 月份一共涌现出了 65000 张大字报。在重点学校北京大学附属中学，从 6 月 2 日到 15 日出现了“数千张”大字报。5没有什么人在乎表面上的统一：一张大字报也许只有几句话，或许就是洋洋洒洒的万言书，甚至还带有附录。6在北京邮电部机关内，根据一份当时难得的统计数字，在 1966 年 6 月 4 日到 6 月 30 日间，每一个人平均写了 7.3 张大字报。7在上海，6 月的第一周周末，出现了大字报和“自由发表观点”的空前“高潮”。根据上海市委最初的统计，数日内至少有 270 万人“投入了运动”。8在上海的宣传领域，到 6 月 18 日大约出现了约 88000 张大字报，1390 人受到点名抨击。在工业、金融、科技和法律领域，大字报的数量要稍微少一点；正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教育领域的数量还要高。9

大字报说了些什么？谁攻击谁？为什么攻击？毛说文革的重点“在内、在上”的完整内涵还未能被人们所理解。在工作组的鼓励下，人们往往凭着最勉强的理由，批判老师搞“资产阶级”或“修正主义”的课程和教学。在大学校园内，学生和年轻教职工带头“自由发表观点”，把矛头对准了学校领导和高级教授，以及任何他们认为是潜在的“反革命黑帮”成员，这顶帽子在 6、7 月间的媒体满天飞，由于据说它对如此之类的戴帽人“不能说明其性质”，8 月份以后就悄然不用了。10

在对立情绪的左右下，学生们绞尽脑汁地在老师们身上挑刺，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师生关系原本是亲密的。尽管他们不想太过分地羞辱老师，但是他们也不想被同辈人批评不积极革命。他们根据过去的经验也知道，运动的方向会突然发生变化，他们可能沦为老师们复仇的目标，而老师们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可以左右他们的教育前途或职业前途。11他们刚开始直接介入文革，往往不了解这伙“黑帮”更严重罪行的信息，任何有争议的事实或谣言，只要被他们掌握了，都可以说是严重罪行。

北京大学一些学物理的学生贴出大字报，谴责校长陆平是反动派，对掌握毛泽东思想的年轻人十分恐惧。他们质问，陆平的领导班子为什么“以维持宿舍干净整洁为借口……禁止在室内张贴毛主席语录和口号？”12仅在一个月前，在五四运动 47 周年之际，中文系团支部刚刚被授予“四好团支部”的光荣称号，该支部在贴出的大字报中坚决要求取消其称号，因为它是由一个“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大学领导班子授予的，因而学生们宣称，这就错误地意味着他们的支部只不过是修正主义的模范。13清华大学是 1957 年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校园内的一份大字报称他们两人“实际上是叛徒，因为他们入了美国籍”）的母校，14该校力 904 班的一位女士贴出大字报，谴责清华大学校长兼高等教育部部长用无数的方法来“在女同学中推行和平演变”：

凡有身体欠安者（注：有的根本就没什么大病），早饭嫌太粗糙，就特备牛奶、鸡蛋。不管经济条件如何，一律另补一元五角的菜金……例假期间，每日劳动不超过四小时，不值夜班，女同学干车工、焊工的还给假二至三天，重体力劳动全免，连洗菜弯腰全不行！这是劳动？这是供佛！培养修正主义！15

这种以性别为基础的溺爱或许还不能激起许多人的革命热情，然而以阶级为基础的歧视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在像中国最好大学这样的精英机构里，这一定是一个棘手的问题。1960 年，10 名出身农民、在朝鲜战场上受过伤的老兵得到了进北京大学的特别名额，“陆平黑帮”对他们的歧视是 6 月 10 日贴出的一份义愤填膺的大字报的主题，它更有可能赢得观众的喝彩。16

对教职员工而言，学生们舞文弄墨的第一波攻势远不如更具潜在杀伤力的来自同事们和工作人员的犀利的大字报。不用说，那些能够接触机密文件、在党内高层有关系的人士通常能更有效地抹黑别人。如果某人卷入某事后，在其档案中留有痕迹，现在是揭盖子的时候了，不仅要有行动，还要有语言。在一张题为“乌鸦的翅膀遮不住太阳！”的大字报中，一位研究机构的工作人员批判了生物系党总支书记历年中的众多言论。其中有一条证明他混淆是非的证据，后来被认定是邓小平的罪状，据说这位基层的党支书在大跃进之后的 1961 年 2 月 14 日，比邓提早一年说过下面的话：“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17

显然，一个可疑的“黑帮分子”如果被回忆起来说过很不适当的言论或想法，那就会非常糟糕，很可能为其“罪行”再添一笔。但是如果被回忆起来说过太“正确”的沿路或想法，有时下场也并不会更好。比如，一位大字报的作者宣称，在 4 月的第一周，高等教育部部长曾经跟一名同事说，彭真的《二月提纲》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彻底的修正主义纲领”。在 6 月，这并没有用来证明这位部长大人惊人的洞察力——毕竟《五一六通知》正是这么描述《二月提纲》的——相反，这是彭真向他泄露《五一六通知》初稿的间接证据。这寓意着他与彭真关系非常紧密，这一大字报的作者宣称他显然是彭真“反党集团的重要人物”。18

对于潜在的批判对象而言，要担心的不仅是那些有内部消息的人，而且还有任何所接触过的人。比如，汽车司机就能对你造成很大伤害。他们不但能够引述无意中听到的只言片语，还会对所关注的乘客的革命性提出质疑；在某日到某人的办公室或住所，这么一趟简单的旅行，有时就足以显示某些“见不得人的”事情正在运行之中。6 月 17 日，高等教育部的一名司机贴出了大字报，说该部部长在四月中旬以前从来没要求他开车去北京市委，后来就频繁去那里，有时还是在深夜。显然，这位司机坚持认为，这种行为变化说明这位部长卷入了彭真当时的破坏活动之中。19一周以前，另一名给邓拓开车的司机在其大字报中作出了几乎相同的论断，他极力主张对邓最近乘车到彭真住所的访问进行“调查”。20

对大字报战场上某些主题的清理工作开始着手进行了。5 月 28 日，北京市委当局成立的监督运动进程的特别办公室宣布“对男女关系、腐化堕落，不要写成大字报”。21但是，只过了几天，18 名在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有过丰富经验的干部贴出大字报反对这个决定，他们的现实经验告诉他们：

资产阶级用来推行和平演变的重要手法之一就是用资产阶级的腐化堕落生活、美人计等打中那些意志薄弱的人，达到篡夺政权的目的。……这是大是大非问题。而学习办公室，唯恐群众揭出黑帮腐化生活的黑幕，发布命令说：“对男女关系、腐化堕落，不要写成大字报。”不叫群众这样，不叫群主那样，指手画脚。你们究竟想干什么？22

最后，几乎没有一个题目是禁区。例如，聂元梓就被无休止地影射或断言她结过几次婚，最近的一任丈夫比她大 23 岁。高等教育部外事办公室的干部们写出大字报，指责办公室头头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访问摩洛哥期间“玩麻将”，在巴黎“乘车参观夜总会”。23中宣部的一名领导干部受到一名由他介绍入党的党员攻击，说他“不是东西，他搞过我的老婆，我和他有旧恨”。24有时，批判对象承受不了对自己的指控所带来的奇耻大辱：6 月，共青团北京市委 36 岁的宣传部部长在被属下指责有不正当的性行为后，服用安眠药，试图触电致死，结果导致半身不遂。材料上说，从此他被卷入了更猛烈的“群众揭发批判的高潮”。8 月，他第二次自杀，这一次他成功了。25

抵制工作组

要加以控制和监督的并不只是大字报的内容。6 月 3 日，刘少奇主持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作出决定，向《人民日报》和北京大学以外的地方派驻工作组，并批准了李雪峰提出的八条规定，而这些规定很快就被突破了：

大字报要贴在校内。

开会不要妨碍工作、教学。

游行不要上街。

外国留学生不参加运动。

不准到被揪的人家里闹。

注意保密。

不准打人、污蔑人。

积极领导，坚持岗位。26

要实施这些规定，在任何环境下都是问题丛生，除了内在的困难以外，很多工作组都是匆忙派下去的，没有什么准备，得到的指示很少，能力也完全不足。相当多的工作组派出去几天后，又被召回来，换了其他人。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情况，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没有类似的情况。在 6 月 20 日到 23 日之间，北京 39 所大学的工作组被激进的师生们逐出了校园，师生们觉得他们自己比工作组的成员更加合格，希望自己“开展”运动，不需要“外力的帮助”。27北京市、国务院、共青团当局把反对工作组的人定性为“右派学生”，“假左派、真右派”，甚至是“反革命分子”。

在北京和其它地方，大多数师生起初是欢迎工作组的。蒯大富回忆在 6 月 9 日晚，听到叶林工作组到来的消息，他和清华的同学们“莫不欢欣鼓舞，长时间起立鼓掌，有的竟高兴得跳起来，大家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等口号。”28

但是，他们一旦发现工作组和旧党委一样敌视“革命左派”，一些非常激进的学生的狂喜很快被怀疑取代了。6 月 21 日，蒯大富在一张大字报的末尾写道：“那我们每个革命左派就应当考虑，这个权是否代表我们？代表我们则拥护，不代表我们，则再夺权。”29

这个时期党内高层人物的言论清楚地表明，真正下达给工作组的命令，是要像 9 年前对付“资产阶级右派”那样对付蒯大富这样直言无忌的师生。在一些大学，工作组甚至还放映了 1957 年反右运动的纪录片，暗示两者的相似性。306 月 13 日，副总理、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工业交通办公室党委领导人薄一波告诉属下工作组的领导们：“牛鬼蛇神已经出洞。所有的部门党委都必须把矛头对准目标。让他们表现，不要去干预。随他们去闹。”一旦工作组获得了必要的证据，他们就对直言不讳的师生们发动突袭。用薄一波的话来说：“你们先引蛇出洞，然后一网打尽。”31他是另一个没有认清形势的人。

在有些情况下，像这样的高层政策通过秘密的途径即通过政治局委员的子女们传达到了工作组那里。1966 年 6 月，除了膝下无子的周恩来以外，大多数的政治局委员都有子女在北京的一所或多所大学上学。林彪的儿子林立果正在北大念书——后来他在文革最富有戏剧性的一幕里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刘少奇的一个女儿在清华，另一个女儿在北师大女附中。邓小平的孩子，一个在北大，一个在中央美术学院，另一个在北师大女附中。刘少奇通过其女儿平平亲自指导北师大女附中的工作组，刘平平在 6 月 17 日成了工作组的成员。她在工作日记中一页记下了父亲的评语。有一天，刘少奇对她谈到了中学“资产阶级”教师：“他们就是不老实，也不杀人，也不放火，就是放毒，你抓不住，不能杀，这就是个大麻烦。”32在彭真等高级同僚在一个月前下台后，即使是刘少奇这样经验丰富的领导人都错误地认为文革的主要目标还是通常的怀疑对象即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可能再添上几个被抛出的党内的知识分子。

正如刘所说的那样，激进派师生的言行反映了他们的蔑视甚至仇恨。6 月 18 日上午，北大的一次事件开启了使用体罚暴力之先河。工作组在开会的时候，六个系的学生一起“批斗”陆平和约 40 名“牛鬼蛇神”。聂元梓的一名支持者现场目击了这一事件：

那天上午，全校学生都被动员起来，组成了无边无际的人民战争的海洋。黑帮们惶惶如过街老鼠，四周在呼喊着“打他们！”。革命师生们对这几十名丑恶的黑帮犯罪分子进行了应有的惩罚。这个攻击的形势，简直是一场急风暴雨，顺之者存，逆之者灭。其结果，把几十年来一直统治着北大的那帮混蛋的特权打得个落花流水，黑帮的体面威风，扫地以尽。红色恐怖遍布校园，黑帮惊惶失措，而革命师生则充满了从来没有过的喜悦！33

有一位教授的丈夫受到了污辱，据她说，学生们用废纸篓代替了纸帽，“把大字报粘贴在受害者的背上，有时甚至在他们的脸上涂上墨水，以显示对这些过去的学术权威的蔑视。没有人证、物证，也不需要辩论就可以定罪。”34

北大师生们模仿的是毛在其 1927 年的文章《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赞扬过的贫农的“革命”行为。毛在文中描述起来反抗地主剥削者的农民“动不动捉人戴帽子游乡”。有人认为这种行为“太过分”、“矫枉过正”，然而毛断言“这派议论貌似有理，其实也是错的”。35左派的师生们在陈伯达的著作中进一步找到了对他们所作所为的理论支持，陈在 1951 年回顾《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时提到了毛的论证，他说了为了“矫枉”，必须“过正”，这是“一个重要的革命客观法则，一个群众革命斗争的客观辩证法”。1966 年秋天，红卫兵在其油印出版物中大量重印了陈文的这一段话。

但是到了 6 月，北大工作组不能容忍这些针对干部自身的暴力行为。这对这种“混乱”行为，他们在中午时分中断了批斗会，向政治局做了紧急报告。工作组否认这场“批斗”具有什么重要政治意义，认为无论从哪个正常的标准来看，这都是不折不扣的流氓行为：

从几个在乱斗中起主导作用的人物，也可以看出这一事件的本质……无线电系六年级学生夏林翰（党员），今天在斗争一个女干部时，撕破她的裤子，摸她的乳房和阴部。另外还在人群中乱摸两个女同学的下身。……（已宣布立即开除党籍。）36

6 月 20 日，刘少奇肯定北大工作组的行动是“正确的，及时的”，将其报告作为高度机密的中央文件下发给各地党委，指导它们如何处理类似的问题。37

然而，在北京大学的校园内，仍然有相当数量的学生拒绝接受工作组对事件的描述。一名经济系的二年级学生在 7 月中旬贴出大字报，指责工作组有“严重的右倾倾向”，她代表一些人数未定的同学们宣称：要让人们都知道，“我们是‘六一八’的参与者，正是怀着对黑帮的阶级仇恨我们喊出了：‘斗得好！斗争就是好！继续斗下去！’”38她的三名同系的同学坚持说整个事件实际上是“部分群众有意识的革命行动”，“正像主席说的那样：那些被打的人是罪有应得。纠缠在暴力的问题上，压制满怀阶级仇恨、痛打黑帮分子的革命群众，是非常严重的错误。”39

官方对“六一八事件”的否定没有赢得学生的一致赞同，要理解这一点，很重要的是陶铸难以解释的行为。7 月 1 日，陶铸在视察北大时公开发表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45 周年的讲话。他在讲话中说，校园里“除了 6 月 18 日少数坏分子打架外，运动开展是好的”。40但是，陶铸又甩开了他的高级同僚，非正式地说 6 月 18 日发生的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41对于那些感觉自己受到工作组的“压制”、感觉自己“批斗”“黑帮”其实是正确的人来说，这个评语是一个不小的鼓励。陶铸的违纪行为说明，到 6 月底，中共领导层在工作组问题上的分歧越来越大。刘少奇明白必须要控制住党。他在 7 月 13 日下达给共青团的指示中强调，在中学开展文革时，要恢复和加强党支部和团支部。但是，他似乎不能确定这场运动所需的必要时间。7 月 11 日，他说高中要搞到年底；两天后，他说初中在 8、9 月搞完，高中在 9、10 月搞完。42

同时，陈伯达和康生都在发表指示，其结果是无论工作组做了什么，它们都会遇到麻烦。7 月 15 日，他们把一个工作组的领导人召到办公室，明确拒绝给予任何保证。在谈到支持的问题时，陈伯达说工作组给反对自己的学生戴上反对党中央的帽子是错误的。“谁是这场运动的主人？是广大群众还是工作组？……有的时候，他们可以罢免你，让你滚蛋！他们有权力这么做，你们没有。”43在谈话的末尾，康生说如果“群众”憎恨工作组，工作组就要撤退。44

寻求工作组遇到的问题的解决办法，成为了 7 月第二周的汇报会上的主要议题，这次会议是以政治局常委会名义召开的。刘少奇在会上说工作组“必须要进行一些教育；它们不理解政策，也不研究政策。不好的工作组要检查、整顿、清理。”这次会议上讨论的文件草案宣称，到目前为止，进入北京 312 所中学的工作组只有四分之一成功地“实施了坚强的领导，比较充分地动员了群众，对于形势有基本了解，着手开展了第一批斗争”。45刘少奇的态度是，要采取任何必要的措施，迅速改进工作组的表现。他的妻子是一个月前进入清华大学的工作组的成员，后来她承认“我从来没有一刻考虑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会在根本没有工作组的情况下在学校内展开”。46

邓小平当时似乎已经在考虑超前的问题了。我们不知道，他是把工作组的活动相像成文革延长后的另外一个阶段，还是认为和四清运动相似，工作组就是文革，一旦它们完成任务，就可以认为文革已经结束了。无论如何，邓在会上提出，“要先把学生组织起来，清理当权派，然后再撤销工作组、工作队。”47

刘和邓也在担心左派的宣传鼓动会从学校蔓延到工厂。6 月 30 日，他们写信给毛，说明五年计划的进步远远落后于目标，主要商品的产量和质量在下降，工业事故在增加。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建议，在工业、交通、基建、商业、医疗卫生等行业，文革应和四清运动结合起来进行，党依然保持着大权在握——虽然他们没有说这一句话。7 月 2 日，毛作出了回复，同意他们的建议。48

名义上主管经济的政治局常委是时任总理的周恩来，但是在 6 月下半月，他对中国在欧洲的共产党盟国进行了正式访问。他对聂元梓大字报的反应说明，周起初是支持派工作组进驻中学和大学的，但是北大“六一八事件”后，政治局常委会为全国工作组工作定调的文件，却是在他缺席的情况下制定的。他回到北京时，中央文革小组的官员们显然已经摸清楚了主席的底，他们知道毛将用工作组问题来打倒刘、邓等人，但是又希望总理站在他的一边的想法。王力说道：

7 月 1 日，总理访问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回来……我建议康生

赶紧向总理汇报，国内情况很严重，不是一般的运动，刘、邓都陷进去了，陈老总也陷进去了，总理千万不要再陷进去。我当时在陈伯达那里起草十六条（它将在 8 月成为文革的宪章），是跑步去找康生的。康生到机场欢迎总理时，同总理坐一个车回来，一路上向总理汇报了。康生说，一是总理不要陷进去……刘、邓可能站不住了……总理第一不要参加工作组，第二要管管文化大革命，陈伯达管不了，江青也不好。49

周十分精明，他没有接受康让他负责的建议，而是避开了 7 月 11 日开始的政治局常委会，去武汉、上海见毛，并且担当东道主接待来访的尼泊尔王储。7 月 11 日、12 日，周与毛见面后进行了长谈。毛给他看了 7 月 8 日写给江青的信得复制件，毛在信中谈到了他的文革计划，他要制造“天下大乱”的意愿，并且表达了对于林彪在 5 月 18 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的部分内容的关注。7 月 14 日周飞回北京，途中绕道到大连，向林彪通报了他与毛的谈话，林同意回京后根据毛的意见修改其讲话的正式文本。50

毛的情报渠道

在文革后期，毛的支持者们认为，在 1966 年春夏之际，主席无法控制北京发生的事情，因为他没有得到他所需要的足够的情报。事实的真相是：毛在整个过程中耳目畅通，对于自己离京期间发生的事情了如指掌，尽管后来他暗示了别

在毛离京期间，中央办公厅的专用飞机每天往返于毛的住处和首都之间，运送需要他签字的文件和公文。有时候即使毛与最近的机场有一段距离，在地方当局的协作之下，这条联系渠道也没有丝毫中断。比如，1966 年 6 月底毛视察了家乡韶山，负责保卫毛安全的官员后来回忆道：“北京每天都有运送文件的专机飞到长沙机场，再由轿车把文件运往韶山给毛泽东阅看。”51在高层尽人皆知，很少有事能像隐瞒消息那样惹毛发火。1965 年春，罗瑞卿在与林彪谈话时说：“我知道毛主席和你最痛恨的是被人蒙在鼓里。”林彪表示同意。52

毛收到的秘密情报主要是国内方面的。在文革开始之际，秘密“耳目”——伟大的汉朝历史学家司马迁用这个词来指代皇帝的间谍——遍布中国。在这一点上，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其前世的帝国或更近的清代、民国没有什么不同。比如，据说清朝皇帝雍正（在位年间 1722—1736）“洞悉所有封疆大吏的活动。在中华帝国的每一个角落可能都有他暗中派出的密探。因此，在许多时候，即使是人们的私生活，家庭成员和亲戚的琐碎小事，都逃不过他的耳目。”53在民国时代，据 1940 年代美国军方的情报来源估计，蒋介石“特务头子”戴笠手下有“18 万名便衣密探，其中 4 万人是专职的”。54

毛的“耳目”活跃于社会的各个阶层，在工厂、学校、国家机关等普通公民工作的场合秘密地运作着，其中有些是所谓“出身”不好的人（在对付社会主义的敌人时这算是一个优点）。55不幸的是，在毛了解事情以及与同事相处中，他们起了什么作用，对此我们几乎一无所知。稍微公开一点地向领导层提供策略情报的部门，是数以百计或数以千计巧妙安排的记者，他们除了为普通大众写稿外，还撰写机密的“参考”材料，读者是按照从普通干部一直到政治局少数常委领导人的不同级别来加以划分的。

新华通讯社名称有点古怪的《内部参考清样》是其中最重要的渠道，它通过自己遍布全国的记者网，向中共领导人提供国内所发生的事情的最新消息。其读者只包括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的成员，不过个别复件，中央宣传部、中央对外联络部和外交部也能看到。一次印刷典型的数量是 30 份左右。《清样》是定期出版的《内部参考》的增刊，《内部参考》的读者范围也有限制，不过数量要大许多——1960 年，据说全国共有 4 万名干部能看到《内部参考》，此后就有增无减。56一位高级干部如果突然发现他看不到《内部参考》，就知道自己有麻烦了。不在这个圈子里，就意味着是另类。57

1966 年夏天，新华通讯社开始定期出版一份《内部参考》的增刊，名字叫做《文化革命动向》。到了 1966 年 11 月，它像《内部参考》一样一天出两期。除了《文化革命动向》之外，毛喜欢阅读地方出版的资讯，尤其是在他旅行途中。以张春桥为首的上海市委文化革命小组成立于 6 月 2 日，出版了两份毛喜欢阅读的机密刊物：《文化大革命动态》、《文化大革命简报》。《动态》每天“实时”发行，平均一天出五到六次，对象仅为市委书记处的成员。《简报》每天定期出一次，读者范围更广，包括北京的党中央。两者在内容上又根本的区别，一个仅供本地的高层阅读，另一个则与中央当局一起分享，这一点从 1967 年初出版者的表示中可以很明白地看出来。在 1966 年夏天的某个时候，中共中央派记者去上海收集关于上海形势的消息，当时的市委下令有关工作人员封存《动态》，只给记者们看中央定期收到的《简报》，不提供任何额外的“实际情况”。58

尽管毛是这类多样不同的情报的热心读者，他也许根本就没有严肃地对待这些情报。有一次他告诉一群省级领导人，一位决策者如果没有什么情报，可能比完全信任人家提供的情报还要好些。59在发动文革以前，毛认定自己在某种程度上被提供消息的机构有意地操纵了。于是，毛在 1966 年春采取的第一批措施之一，就是设立一个新的、特别的情报收集单位，只服务于他个人的“无产阶级司令部”。

在中央文革小组成立的时候，它的职权还没有公开。该小组中的许多学者曾隶属于特别的中央文件起草小组，这一事实暗示它将继续制定政策文件。不过，它从一开始就同时负责向主席个人提供非正常渠道的消息。在 1966 年夏天离开北京期间，毛让穆欣和戚本禹轮流出席刘少奇在京召开的讨论文革的会议。会后，两人把他们自己写下的会议的机密纪要交给毛，作为对毛同时收到的官方会议记录的校正和补充。穆欣在很多年后写道，当时他不理解这有什么必要；但是这在他脑海里播下了怀疑的种子，党内最高领导人原来不是那么团结的。60

除了向毛提供中南海里发生的事情的特别报告外，在 1966 年夏天，中央文革小组手下有一批为其工作的调查记者。61他们的调查结果发表在中央文革小组在 1966 年夏天的各期《文化革命简报》上。毛正是在第十三期《简报》（这个名字很普通）上读到了聂元梓大字报的文稿。到 1966 年 8 月初，相当一部分高级干部都知道有一份《简报》，因为在 8 月 12 日，中央文革小组告诉毛“各省都要求发一份《简报》”。62有理由相信毛同意了这个要求，因为大约在这期间，一位省级领导人、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曾说过，中央文革小组的《简报》“都是一面之词”。63

中央文革小组越来越成为毛及其亲密同事的重要信息来源。他们对即时的政治情报的渴求推动了独立的所谓中央文革小组记者站的成立，该记者站的运作时间从 1966 年 9 月延续到了 1969 年 5 月。《红旗》杂志一位副总编辑的妻子曾经就其规模和运作发表过如下评论：“中央文革小组派了大约 1000 人到全国各地监控形势的发展”。该记者站及其“记者们”以《红旗》或《解放军报》临时人员的身份，在全国各地从事他们“收集情报”的工作。1966 年 8 月 25 日，该记者站开始不定期地出版《快报》，有时是平均一小时出一期；《快报》成为了最重要的秘密政治情报的来源，这些情报曾是影响文革进程而作出许多重要决定的依据。从某一事件的发生到《快报》对此的报道，一般时距不超过 24 小时。呈送《快报》的名单包括毛、林、周、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以及其他少数高级领导人。《快报》第一期报道了青年“革命”学生前一天怎样查抄了“民主”党派的办公室；第二天，《快报》第十九期报道了这些民主党派决定暂时“停止活动”。64

毛回北京

1966 年夏天的问题不是毛不知道正在发生的事情。问题在于他不让其同事们知道他力图达到的目标。在文革日益混乱的局面中，这位 72 岁的主席突然成功地展示了自己依然旺盛的精力：7 月 16 日，他参加了武汉第十一届横渡长江的游泳竞赛，这个一年一度的比赛此次共有 5000 人参加。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以及湖北省军区第一独立师的 6 名警卫同他一起下水，以保证毛的安全。65毛在激流中畅游和漂流了一个小时零五分钟，路程达到 10 英里，他告诉身边的一名妇女“长江水深流急，可以锻炼身体，可以锻炼意志”。66一位在场的日本妇女看到毛出水后，嘲笑了那些怀疑他健康的人。67两天后，毛回到了北京。

毛以安全问题为由，没有回到中南海，而是在京城西郊的钓鱼台暂住。68钓鱼台于 1959 年建成后接待了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周年国庆的外国贵宾——其中有赫鲁晓夫和朝鲜领导人金日成等，它曾经是皇家园林的一部分，共有 15 所西方式别墅。69它不久成为迅速膨胀的中央文革小组所在地的同义词，在未来的 3 年内，该小组办公室正落户于此。刘少奇事先没有得到通知，当他听说主席回京后，立即赶往其住所汇报最新情况，结果一位秘书告诉他，毛正在休息，等方便的时候再通知他来汇报工作。这是对毛的这位最高层同事的一次非同寻常的羞辱，因为毛在回来的第一条事实上更乐意听取康生和陈伯达的汇报，看他们带来的北大、清华、北师大、中国人民大学的文革材料。直到第二天，他才准许刘少奇前来汇报工作，他告诉刘自己对目前的文革很不满意，命令刘立即召开一系列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来讨论运动的情况。70

7 月 19 日，北京一些被挑选出来的部委已经开始执行刘的号召，对工作组进行“清理整顿”。71现在的议程变成了是否撤出工作组，以及在何种条件下撤出。邓小平声称他可以接受部分工作组的撤出，他说：“我们对这样的运动没有经验，他们也没有经验。坏的工作组可以先撤，好的工作组可以留，代替党委工作”。72刘后来解释了他在毛回京前夕的观点：“我仍是以前的观点，我认为这一方法（使用工作组）较机动，没有下决心撤（全部工作组），要看一看……主席快回来了，回来再请示决定。”73周恩来出席了第一次政治局常委会，他会在 7 月 20 日与毛见面时告诉毛会上发生的事情。74

与毛的谈话也许给陈伯达壮了胆，7 月 19 日陈伯达再次建议撤销工作组，但是以刘、邓为首的多数派否决了这个提议；周恩来的立场不明确。757 月 20 日，会议决定成立以刘为首的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可能是打算将这些著作作为文革的指南。7 月 22 日，会议决定严格控制高等学术机构内的文革活动。稍后再 7 月 23 日下午，刘在争论不断激烈的会议上，重申了他的信念：工作组是必要的，大多数工作组工作得很好。76支持他的有邓小平、薄一波，解放军方面有叶剑英、刘志坚。但是有迹象表明，周恩来在调整他的立场。7 月 23 日晚，周与刘、邓就工作组问题交换了意见。7 月 24 日凌晨 4 点，他给他们写了这样一封信：

昨晚所谈之事，经再三考虑，并又看了一些文件，不同意见主要由于对形势的估计和问题的认识而来。……在北京，工作组的派出，有它普遍性和必要性，但各个工作组在本单位所发生的情况又有其特殊性，这需要进行现场调查，作具体分析。……我今晨去外语学院看大字报，增加点感性认识。77

周闪烁其辞。他可能已经觉察到了毛、刘的观点分歧，并且认识到了其全部份量。7 月 22 日、23 日晚，陈伯达和江青走访了北大校园，无疑他们把那里不断紧张的局势告诉了毛。王力和关锋秘密走访了清华大学，根据毛的命令，他们与即将闻名遐迩的“造反派”学生蒯大富（仍然被工作组关押在其寝室内）进行交谈，了解他的痛苦经历以及与工作组的对立情况。78毛最终召来刘少奇在 7 月 24 日做汇报，据刘的秘书说，刘根本没有想到会受到毛的指责。鉴于有陈伯达那样接近主席的人在一直反对工作组，很难看出其原因所在。79

7 月 24 日、25 日、26 日，毛在一群党内领导人参加的一系列会议中，80严厉批评了工作组控制学校的“五十天”。穆欣参与了第一次会议，地点在毛位于钓鱼台的临时住处，据他回忆，毛“穿着一身陈旧的白色睡衣，坐在楼下大厅中央等候大家。”81等所有的同事都到齐后，毛开始从总体上谈论文革，具体是谈工作组问题：

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的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些学校镇压学生运动。谁去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大字报贴出去又盖起来，这样的情况不允许，这是方向性错误，赶快扭转，把这一切框框打得稀巴烂！……给群众定框框不行。北京大学看到学生起来，定框框，美其名曰“纳入正轨”，其实是纳入邪轨。有的学校给学生戴反革命帽子。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82

在 7 月 24 日的会议中，毛作出决定，撤销工作组。陶铸的传记作者写道：“没有人站出来反对”。83毛解释道：“我们不要用工作组，不要发号施令……只有让他们自己搞，才能搞好。你也不行，我也不行。现在不只是一个北大的问题，而是全国的问题。如果照原来那样搞下去，是搞不出什么名堂来的。”84

7 月 28 日，北京市委忠实地宣布从大学和中学内撤出所有的工作组。运动的领导权留给了“文化革命的群众组织”，其成员由“革命师生”自己选举。85然而，并不是工作组的所有成员都撤走了。比如，在北大，根据聂元梓向康生和江青提出的要求，解放军海军军官留校负责校园保卫工作。86

北京市委的决定是由中央文革小组起草、经毛审定的。7 月 29 日，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在人民大会堂向约一万名大、中学师生宣读了这一决定。87邓小平、周恩来、刘少奇（按这个顺序）在这次大会上做了发言。邓说撤出工作组的决定“很必要”，是“按照毛泽东思想的教导，人民群众是世界的创造者，只有依靠和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我们才能预防修正主义。”邓和周都把过去两个月内发生的事情解释成“老革命遇到新问题”。“总之”，周说道：“这是一个新的事情、新的运动，我们过去都不熟悉，我们离青年时代远，要到你们中间去学习。”刘少奇正如 6 月份对其子女们的谈话那样，在讲话开头的一个值得注意的段落，也呼应了这一主题：“至于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主要的要靠你们革。”88

刘继续强调“保护少数”的必要性。清华大学有名学生※写出了“拥护党中央，反对毛主席”的标语，像这样的人，你不能立即去骂他，揍他，拘留他。应该把他保护起来，让他多写点反动标语，多发表点反动言论。“他们的活动不妨碍大局”，刘坚持说，“以后我们有了充足的证据，再作结论……就向他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不让他活动，让他闭嘴。”89

※清华大学一名教师——译注

刘及其同事并不知道，主席正在幕后聆听整个大会。根据同时旁听的毛的医生的说法，当毛听到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的辩解

时，嗤之以鼻地说：“什么老革命，是老反革命。”在这次大会结束之际，毛突然现身，从幕后走到台前，会场内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和“毛主席万岁”的呼喊声。毛在台上来回走动，缓慢地挥手致意，明显不理睬刘、邓，与他们保持了距离。90

这次大会的录音在北京各学校内播放。全国紧跟北京，各地的工作组都撤了回去。91较早反对工作组的人们成为了英雄，此时他们被称为造反派或少数派，支持工作组的人们则被斥责为保守派或多数派。92

五十天过去了。

Footnotes

  1. 张承先：《“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北大工作组》，《中共党史资料》，第 70 辑（1999 年 6 月），页 17。 ↩

  2. 1972 年，英国格拉纳达电视台根据王光美的“审判”记录制作了一部叫做《斗争对象》的电视剧（docudrama）。扮演王光美的是上海出生的女演员周采芹，她的父亲著名京剧演员周信芳，文革前曾在上海的舞台上扮演过海瑞。周采芹：《上海的女儿》［Tsai Chin, Daughter of Shanghai（New York: St. Martin's, 1988），pp.163-169.」。 ↩

  3. 程超、魏皓奔编：《浙江“文革”纪事》（杭州：《浙江方志》编辑部，1989），页 3。 ↩

  4. 王绍光：《理性与疯狂：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Wang Shaoguang，Failure of Charisma: The Cultral Revolution in Wuhan（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Pp. 54-59.］ ↩

  5. 《大字报选》（北京：北京大学），号外，第 2 期（1966 年 8 月 1 日），页 40。 ↩

  6. 中国人民大学新人大公社、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编：《反革命修正主义分了郭影秋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第 1 册，页 113，页 122。 ↩

  7. 革命造反总部真理战斗队编：《邮电部机关文化大革命运动史料》（北京，1967），页 3。 ↩

  8. 新师大文革筹委会：《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曹荻秋言论集》（上海，1966），上册，页 1，页 27。 ↩

  9. 《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上册，页 35-37。 ↩

  10. 《周恩来年谱》，下卷，页 47；北京经济学院无产阶级革命造反团等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参考资料》，4 册本（北京，1967），第 4 册，访。 ↩

  11. 高原：《自来红——文化革命纪事》［Gao Yuan, Born Red: A Chronicle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p.48］；翟振华（音译）：《中国红花》［Zhai Zhenhua, Red Flower of China（New York：Soho,1992），p.71］。 ↩

  12. 《大字报选》，第 17 期（1966 年 8 月 8 日），页 12。 ↩

  13. 同上，第 8 期（1966 年 7 月 2 日），页 70-71。 ↩

  14. 《清华大学大字报选编》，第 25 期（1966 年 7 月 28 日），页 19。 ↩

  15. 同上，27 期（1966 年 8 月 16 日），页 23-26。 ↩

  16. 《大字报选》，第 6 期（？）［无封面］（1966 年 7 月），页 38。 ↩

  17. 同上，页 32。 ↩

  18. 《清华大学大字报选编》，？期［无封面］（1966 年 8 月），页 21-23。 ↩

  19. 同上，页 25。 ↩

  20. 同上，页 21。 ↩

  21. 《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大字报选编》（北京：市委机关），第 95 期（1966 年 6 月 2 日），页 1。 ↩

  22. 同上，页 3。 ↩

  23. 大字报编辑组编：《高教部文化大革命大字报选辑》，1966 年第 13 期，页 35。 ↩

  24.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字报选编》（北京：国家科委机关，1968），第 9 期，页 9。 ↩

  25.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第二学习班党委：《关子对王某某的问题复查情况》，1973。沈迈克收集。 ↩

  26. 《刘少奇年谱》，下卷，页 640；《大字报选》，1966 年第 2 期，页 23。文革期间中央发出了无数诸如此类的正式指示，其中唯有“八条”没有一个固定可靠的原始版本。在接下来的几周内，每一位高级和一般干部在提到它时都有自己的版本。不过，显然重点是在保密和控制。 ↩

  27. 卜伟华：《北京红卫兵运动大事记》，《北京党史研究》，1994 年第 1 期，页 56。 ↩

  28. 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宣传队编：《清华大学蒯大富同学大字报选》（贵阳，1967），页 41。 ↩

  29. 同上，页 4。 ↩

  30. 《广西文革大事年表》（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页 2。 ↩

  31. 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大字报编委会编：《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薄一波》（北京，1967），页 4。 ↩

  32. 人民出版社资料室编：《批判资料——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集》，3 册本（北京，1968），下册，页 679。 ↩

  33. 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宣传组编：《北京大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简介》，页 7。 ↩

  34. 乐黛云、卡罗琳·韦克曼：《面向风暴》［Yue Daiyun and Carolyn Wakeman，To the Storm（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pp.156-160］。 ↩

  35. 《毛泽东选集》，4 卷本（北京：外文出版社，1965），第 1 卷，页 28。 ↩

  36. 人民出版社资料室：《批判资料》，第 3 册，页 664-665。 ↩

  37. 《刘少奇年谱》，下卷，页 642；黄峥：《刘少奇的最后岁月》，页 67。 ↩

  38. 《大字报选》，号外，第 2 期（1966 年 8 月 1 日），页 52。 ↩

  39. 同上，页 64。 ↩

  40. 北京市化学工业局机关红色宣传站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4 册本（北京，1966），第 1 册，页 21。 ↩

  41. 《大字报选》，号外，第 2 期（1966 年 8 月 1 日），页 58。 ↩

  42. 《刘少奇年谱》，下卷，页 644-645。 ↩

  43. 《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著中央广播事业局》（北京：中央广播事业局“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总部”，1968），页 4-6。 ↩

  44. 同上，页 5。 ↩

  45. 人民出版社资料室：《批判资料》，第 3 册，页 694。 ↩

  46. 上海机械学院革命委员会“红色挺进军”：《舍得一身剐》，第 1 册，页 27。 ↩

  47. 黄峥：《刘少奇与“文革”初期的工作组事件》，载《党的文献》编辑部编：《中共党史重大事件述实》（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页 256。 ↩

  48.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2 册，页 69。 ↩

  49. 王力：《当事人谈文革——王力回忆录》［“An Insider's Account of Cultural Revolution: Wang Li's Memoirs”，Chinese Law and Government, 27, no.6（November-December 1994），15］。 ↩

  50. 周恩来参加了刘少奇于 7 月 1 日、2 日、4 日、5 日和 7 日召集的会议；《周恩来年谱》，下卷，页 39，页 40。 ↩

  51. 廖时禹：《1966 年毛泽东下榻滴水洞》，载中共湘潭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毛泽东与湘潭》（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页 346。 ↩

  52. 罗点点：《罗总长蒙难纪实》，页 207。 ↩

  53. 钱穆，转引自吴秀良：《中国的通讯和皇帝的控制——1693-1735 年密折制度的演进》［Silas H.L.Wu, Commnication and Imperial Control in China：Evolution of Palace Memorial System, 1693-1735（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p.6］。 ↩

  54. 魏斐德：《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Frederic Wakeman Jr.，Spymaster：Dai Li and the Chinese secret service（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3），p.5］。 ↩

  55. 关于中共的“耳日”网络，参见罗瑞卿：《在全国经济保卫工作会议上的总结报告》，载《公安保卫工作》，第 18 期（1950 年 6 月 1 日），页 4-24。 ↩

  56. 沈迈克：《中国的精英信息》［Michael Schoenhals，“Elite Information in China"，Problems of Communism, 34（Septermber-October 1985），65-71］。 ↩

  57.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1905-1995》，3 卷本（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以下称《陈云年谱》），下卷，页 145。每个读者都有自己的政策偏好，由此都对“内参”的内容有意见。邓小平认头“《内部参考》是大字报性质，它登出的东西，算数也不算数，对《内部参考》上反映的问题可信可不信。”毛在 1962 年批评“《内部参考》登了那么多包产到户的材料是错误的“，并质疑了办刊的人有无“方向”；《毛泽东思想万岁》（［上海？］，［1968？］），页 38。两年后，彭真又因为同一批材料而赞扬《内部参考》，坚持认它们表现了“‘冷静的促进派’的倾向性”；北京日报文化革命运动办公室编：《彭真对旧〈北京日报〉工作的黑指示》（北京，1967），页 7。“冷静的促进派”是毛在大跃进高潮时炮制的一个提法。所有中共领导层成员不管持何种观点，都继续定期阅读《内部参考》。 ↩

  58. 城建局水泥成品厂工人革命造反队编：《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丕显》（上海，1967），第 1 册，页 21。 ↩

  59. 《毛泽东思想万岁（1958-1959）》（无出版者，无出版日期），页 158。 ↩

  60. 穆欣：《办〈光明日报〉十年自述》，页 290。 ↩

  61. 穆欣：《劫后长忆——十年动乱纪事》（香港：新天出版社，1997），页 376-378。 ↩

  62. 程前，第二号；《中央文革小组的一项建议》，载《“文革”漫谈》。 ↩

  63. 《陈丕显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材料摘编》（上海，1967），页 36。 ↩

  64. 李近川：《回忆中央文革记者站》，《百年潮》，2002 年第 5 期，页 12-17；沈迈克：《信息、决策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载《当代中国与它的外部世界——当代中国史国际高级论坛论文集》（北京：当代中国研究所，2004），页 40-56。 ↩

  65. 武汉是湖北省省会。湖北政法史志编选委员会编：《湖北政法大事记：1838-1986》（武汉：湖北政法史志编选委员会，1987），页 112-113。另见詹姆斯·迈尔斯等编：《中国政治：文件与分析》［James T. Myers, Jirgen Domes, and Erik von Groeling, eds.，Chinese Politics: Documents and Analysis，4 vols.（Columbi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1986），1:250-255］。王任重利用毛视察之机，给他看了自己命令湖北省党组织反击“右派”学生的指示，主席对此没有表示反对。王绍光：《理性与疯狂》，页 58。 ↩

  66. 参见《每季大事与文献》，《中国季刊》，第 28 期（1966 年 10-12 月），页 149-152。 ↩

  67. 《参考消息》，1966 年 7 月 26 日。《人民日报》在 7 月 26 日报道了毛的游泳。在毛泽东家乡湖南省省会长沙，这一期的报纸是免费赠阅的，人们为了领报纸排起了长队。粱恒、夏竹：《革命之子》［Liang Heng and Judith Shapiro, Son ofthe Revolution（New York: Knopf, 1983），p.43.］。 ↩

  68. 穆欣：《劫后长忆》，页 146。 ↩

  69. 别墅是按顺序排列的，“出于对外宾习俗的尊重”，没有“不吉样”的 1 号、4 号和 13 号。因此我们会偶尔提到 16 号、17 号和 18 号别墅。参见树军编：《钓鱼台历史档案》（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页 130。 ↩

  70. 穆欣：《关于工作组存废问题》，载张化、苏采青编：《回首文革》，下册，页 634；权延赤：《陶铸在“文化大革命”中》，页 99。 ↩

  71. 邮电部文化革命办公室编：《邮电部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北京，1966），页 10-11；张承先：《“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北大工作组》，页 33。 ↩

  72. 黄峥：《刘少奇与“文革”初期的工作组事件》，页 256。 ↩

  73. 同上，页 257。 ↩

  74. 《周恩来年谱》，下卷，页 41。 ↩

  75. 上书没有任何暗示。 ↩

  76. 《刘少奇年谱》，下卷，页 645-646；马齐彬等编：《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页 272。 ↩

  77. 《周恩来年谱》，下卷，页 41-42。 ↩

  78. 《王力反思录》，下册，页 611。 ↩

  79. 黄峥：《刘少奇的最后岁月》，页 68。 ↩

  80. 似乎接连有 4 次会议：7 月 24 日：（1）刘少奇的汇报会，出席人员不明；（2）接见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3）7 月 25 日，接见各大区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4）接见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见上书；马齐彬等编：《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页 272；《刘少奇年谱》，下卷，页 646；苏东海、方孔木：《中华人民共和国风云实录》，上册，页 1059。 ↩

  81. 穆欣：《关于工作组存废问题》，页 642-645。 ↩

  82.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0-1967）》，页 165。 ↩

  83. 权延赤：《陶铸在“文化大革命”中》，页 100。 ↩

  84. 穆欣：《关于工作组存废问题》，页 644。 ↩

  85. 同上，页 646；北京市化学工业局机关红色宣传站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第 1 册，页 63-64。 ↩

  86. 同上，第 2 册，页 22。 ↩

  87. 不到一个月后，根据陈伯达和康生的提议，毛同意只让李雪峰担任华北局第一书记，把他兼任的北京市第一书记一职交给了（虽然不是立即授予这个头街）第二书记吴德（在整个文革期间他将一直担任这个职务）。12 月 16 日，李本人在华北局对自己在 50 天内的领导工作进行了检讨。毛批准并向各地下发了他的讲话，鼓励人们学习李的榜样；《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2 册，页 103-104，页 177-179。 ↩

  88. 人民出版社资料室：《批判资料》，第 3 册，页 702。 ↩

  89. 同上，页 706。 ↩

  90. 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页 469-470。 ↩

  91. 8 月 7 日，毛让解放军总政治部发电报，撤出派往部队院校的工作组。马齐彬等编：《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页 274。 ↩

  92. 至少在中国，孟什维克打败了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俄国革命中的少数派，布尔什维克为多数派——译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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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校园大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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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毛的新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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