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朝禁书
毛泽东最后的革命第十七章 胜利者的大会

第十七章 胜利者的大会

按照毛的设想，中共“九大”是一道分水岭，划分出旧与新、坏与好、腐化与纯洁、修正主义与革命。它将是一场宣布胜利的大会，事实上，“九大”的第一个公报就宣布这次大会是“在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的时刻”召开的。1

然而，形势没有按照那样发展下去。在许多关于文革的史书中，1969 年 4 月的这次大会是一个过渡性的事件，而不是一个终止性的事件。根据《人民日报》的说法，在运动的最后阶段，“全世界与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所有反动势力做斗争的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斗志昂扬，前途光明，充满着必胜信念”，在部分地区，这一阶段还没有完成，在有的地区甚至还没有开始。2毛泽东在“九大”的一次讲话中，承认“这次文化大革命看起来……非常彻底。文化大革命的工作还没有做完。我们还要小心翼翼、脚踏实地、兢兢业业地去做。”3不管是他的时间表一开始就是不实际的，还是他没想好在文革后的中国是什么样子，因而自觉不自觉地、无期限地将它推迟，由于他拒绝承认失败，所以文革不可能在当时真正结束。

没有人能够在 1969 年的春天自信地阐明下一步该怎么走。在“九大”结束一个月之后，政治局常委会中的两名政治理论家陈伯达和康生，在一次会议上向中南海工作人员介绍该如何理解“九大”的精神以及毛泽东最近有关未来工作的讲话。陈伯达说的不大像是他的心里话，仅仅在三个月前，在毛亲自参加的一次会议上，他的观点——在“九大”结束后应该优先“发展生产，搞好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受到了严厉批评。4康生的讲话不同于陈，印发并传达给更多的听众，相当详细地阐述了文革时间表的细节，但是他最后在放眼未来时，也没有讲出实质性的东西，只是说在取得“伟大”胜利后，“我们不能麻痹大意，我们不能忘掉剥削阶级的存在，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5

在某种程度上，“九大”标志的既不是文革的胜利，也不是文革的结束。它不过是一个结局的开始，这个结局拖沓得如此令人痛苦，缓慢得如此让人绝望，以致其持续时间是它要结束的那个事件的两倍以上。由于资料匮乏，直到最近为止，在这种结束背后的巨大生命代价一直晦暗不明，过去的编年史作家通常只用一句“恢复秩序”就把它概括了，在随后的岁月中，除了一小撮政治精英的沉浮外，中国似乎就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了。6在全国各地的革命委员会要“把工作做完”(这是毛在“九大”上提到的) 期间，有更多的平民百姓因此而丧失了生命，与之相比，在 1966—1967 年横行肆虐的红卫兵运动的手下或 1967—1968 年“群众组织”为夺权而进行武斗的死亡人数都要相形见绌。

筹备工作

中共“九大”的组织工作至少花了 18 个月的时间。事实上，最早在 1966 年 8 月，毛就告诉中央委员会“大概是在明年一个适当的时候再开 (‘九大’)”，但是后来没有。1967 年 10 月，中央下发了中发 (1967)322 号文件，开始认真讨论此次大会。此前，毛委托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做调查，该文件中包括了姚文元向主席提出的建议。代表应该通过讨论产生，据说这叫做“不在形式，而在内容，不在名称，而在实质”。姚转达了上海红卫兵的意见，他们不但要求有相当规模的红卫兵出席大会，还要事先吸收他们入党，显然是为了让他们有资格成为正式代表。7到 1967 年 11 月中旬，“九大”的主题已经在全国展开了讨论。号称老百姓几乎一致认为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陶铸等在过去一年半中倒台的领导人不能被选举为代表。中发 (1967)358 号文件强调“要让这些人当代表，下面百分之百通不过，”并引用了“许多同志”的话，“对这些人不是选不选他们当代表的问题，而是讨论对他们进行处理，把他们清楚出党的问题”。8

1967 年 11 月 5 日，毛泽东在同中央文革小组谈论未来的“九大”时，做了一些大胆的对比：“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9在谈到文革的现实时，毛说：“打了一年碰仗，搞出了不少坏人。现在要打出一个党来，一个朝气蓬勃的党。”10工人、贫农、红卫兵中的积极分子要吸收到党里来；要恢复组织生活，但不能是老样子。毛请中央军委准备写一篇文章批判邓小平，但是仍然要求区分刘、邓。11在中发 (1967)358 号文件中，“九大”的一个主要目标是要提高林彪的地位。12 月，中发 (1967)391 号文件要求各地向上海革命委员会学习，组织群众讨论修改党章。12正如我们已知的，在经历了一年的流血残杀后，在 1968 年秋天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才确认了林彪地位的提升和新党章草案。

然而，又过了五个月的时间，在周恩来主持召开了 128 人的筹备工作会议之后，1512 名代表才出席了从 1969 年 4 月 1 日到 24 日召开的“九大”。他们在名义上代表了 2200 万党员，之所以说是名义上，部分地是由于代表们是通过协商而不是正式选举产生的，部分地是由于经历过红卫兵的冲击后，党自身也名存实亡，除了高层以外几乎没有什么组织生活。13最年长的代表是 83 岁的董必武，他和毛一样出席了 48 年前在上海召开的创建中共党的“一大”；最年轻的代表是一名去年刚入党的 19 岁的红卫兵。14军队代表一共有 422 名 (占总数的 28%)。15

即使是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标准来看，“九大”也是前所未有的秘密状态下进行的。同 1956 年“八大”建立的惯例不同，“九大”在召开前没有对外宣布，全党、全国通过开幕当天发表的公报才得知“九大”召开的消息。为了保密起见，“九大”没有邀请外国客人，不允许记者自由搜集材料，代表们则被禁止与外界接触。16各地的代表团在黄昏后乘坐空军的包机抵达北京。“我们在北京下飞机的时候，”上海的代表们日后回忆道，“得知要说自己是来参加学习班的……我们必须遵守‘五不’：不外出，不接待客人，不打电话，不写信，不告诉任何人有关会议的准备情况。”17在经历了三年的混乱后，会召来什么样的代表、将开成一个怎样的大会，对此也许连毛也感到心里没有底。

“九大”已经推迟了八年。根据“八大”通过的党章，应该每五年举行一次代表大会。康生向一批外国的共产党员解释道，在 1961 年或者 1966 年开会都不合适，因为当时“叛徒刘少奇”还没有暴露。“晚点开比同叛徒一道早点开好。要看用什么思想来开代表大会，不是时间的迟早，也不是机械地按照党章来做。”18即使是康生也没有足够的先见之明，“九大”是推迟了，但是还是有叛徒出席了“九大”，仅仅 18 个月后，他们的身份就大白于天下。

然而，根据当时一份带有斯大林风格的记录稿，毛致开幕词，他希望“九大”“可以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热烈鼓掌) 大会以后，可以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长时间热烈鼓掌，高喊‘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毛主席万寿无疆！’)”对于毛——姚文元称之为“全国革命委员会主任”——来说，这就是文革的结束，就是“破”的结束和“立”的开始。在随后的几天里，这个精神在代表们中得到反响。一度是上海“工总司”领导人并在后来成为上海市第三书记（在张春桥和姚文元之下）的王洪文，代表工人阶级承诺，在“九大”结束后“坚决完成和超额完成”国民经济计划。大寨 (模范生产大队) 的领导人、山西省委副书记陈永贵说：“我们贫下中农一定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备战、备荒、为人民’。”周恩来总理表示“坚决相信”毛对会后团结一致、争取更大胜利的号召“一定能够实现”。19

林彪的报告

“九大”简短的议程包括：林彪代表八届中央委员会做政治报告；通过修改后的党章；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最初指定起草林彪报告的是陈伯达，但是正如陈在许多年后说的那样，“我不想和张、姚共事。由于我排在起草人名单之首，所以决定自己来干。”20然而，在离开会还不到一个月，毛放弃使用陈的稿子 (标题为《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在一定程度上是基于它的内容，再就是由于陈在起草过程中把张、姚二人排除在外。21张春桥批评陈伯达的稿子太强调“生产力”的作用，毛可能也同意，但还是要求在张、姚的稿子中加入陈的某些观点——在康生主持下，张、姚二人匆匆赶出了一份稿子。22陈伯达批评他们的稿子只谈“运动”而没有“目的”，并称之为德国修正主义者伯恩斯坦的观点。这一观点对毛可能很有吸引力。23尽管毛在意识形态上倚重陈伯达已 30 年之久，此次他更倾向于张、姚的稿子，并亲自修改了几次。24

在“九大”报告的准备过程中，林彪毫无贡献，甚至都没有在会议开幕前通读一遍 (尽管毛不断要求这样做)。25作为一名久经沙场的老将，这位元帅可能认为不值得参与同政治权力结构大局无关的文字论战；更何况他也必定十分谨慎小心，避免涉足毛的意识形态领域。林曾经这样描述自己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中心就是太阳，九大行星围绕太阳旋转，一切工作围绕太阳转。毛主席就是太阳。毛泽东思想就是太阳。”26

“林彪的”报告共分八部分，主旨是用毛主义的模式把“八大”以来的 13 年描述成与修正主义——国外是苏联，国内是刘少奇——进行斗争的历史。刘少奇在报告中反复受到点名批判，尤其是他的“修正主义建党路线”，但是报告没有提到刘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其它成员 (比如邓小平) 的错误。在“九大”召开前的一个星期，毛亲口告诉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报告上“只写我和刘少奇两个人的名字。”27“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宣告胜利结束，几乎可以肯定下面这一段出自陈伯达遭到弃用的稿子：28“要充分发挥各族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和创造性，狠抓革命，猛促生产，完成和超额完成发展国民经济的计划。”尽管文革已经取得了胜利，但是，报告引用毛的话：“我们不能说最后的胜利。几十年都不能说这个话。”29总之，不能放松警惕，在中国达到的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斗争仍然不可避免地是中心任务。

然而，现在的主题是团结。与毛的开幕式讲话相呼应，林声称中央相信在这次大会以后，中国人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必将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在反对我们共同敌人的斗争中，在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的事业中，争取更大的胜利。”30这次大会结束后过了一个星期，林彪在同四川代表团谈话时重申了这个观点，“要搞革命就要团结。没有团结就没有革命，取消团结就等于取消了革命，就等于帮了敌人的忙。”31

4 月 14 日，“九大”全体代表会议举手通过了林彪的报告，毛询问代表们是否同意在该报告文本发表前对其进行修改，结果没有任何异议。32周恩来在与毛紧密磋商后，发言赞扬了林彪的报告。

(33它) 精辟地阐明了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承革命的学说，论证和证明了毛主席的这一伟大学说是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不断革命的理论，并且从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具体实践中证明是完全必要的。34

周的发言更多的涉及的不是林彪的报告，而是林彪个人以及他在过去 40 年中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在一个似乎是针对朱德元帅的引人注意的段落中，周称林彪是“(1927 年的) 南昌起义失败后率领一部分起义部队走井冈山接受毛主席领导的一位光荣代表”。35他似乎试图让大会相信，与毛泽东共同创立红军的是林彪而不是朱德，主席在会后不久同意了这一对历史的修改。36周这样结束了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副统帅”的赞歌：“我们不仅为着我们伟大领袖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而感到无限幸福，我们还为有了众所公认的毛主席的接班人林副主席而感到很大幸福。”37周的这番讲话向他的与会听众非常清楚地表明，他接受了自己在党内从属的地位，并且无意于挑战林彪。38

新党章

“九大”于 4 月 14 日通过的新党章和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的新党章草案没有太大的不同。新党章内最引人瞩目的段落是在序言中指定林彪是毛的接班人。虽然林彪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表达了保留意见，但是在毛和“组织”其它同志的坚持之下，这一段落仍然保留不变。在所有的领导人都按照惯例表态支持林彪后，“九大”正式同意了林作为毛的继承人的角色——这一条在其它任何共产党的党章内都是没有的。江青曾经解释说：“把林副主席的名字写入党章，可以使别人没有觊觎之心，”无意中流露出她将失去的影响。39邓小平此时仍然被软禁于中南海家中。他在阅读了党报上对于“九大”的报道后，于 1969 年 5 月 3 日写信给毛、林和党中央，“支持大会通过的决议”。40文革后，邓小平可以自由地表达他的看法，他称这种由领袖个人挑选接班人的做法是“封建的”。41

新党章最显著的特点是它的简洁，在篇幅上只有旧党章的四分之一。有关党员的权利和义务的条款比旧党章少。康生从 1967 年底以来主持了党章的起草工作，他在一个特别准备的发言中指出，新党章“力戒繁琐，结构严密，逻辑性强，语言精炼，好记易懂……听说现在就有许多工人、农民就能够背诵我们的新党章了。”42

新党章重申了左派对于文革的立场，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这一表述否定了只提到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 1956 年的党章，回到了 1945 年时期的党章。43最近一些年，中共的历史学家煞费苦心地宣称，“八大”在党章上删去“毛泽东思想”是主席的建议，起码是经过他同意的，而且在苏联带头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攻击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后，毛是有可能在 1956 年采取较低的姿态。然而，在文革中的党章上恢复“毛泽东思想”可以表明，主席并不喜欢先前的删除，并且痛恨那些支持这一决定的人。

新中央

4 月 24 日，在“九大”会议的最后一天，林彪主持全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的中央委员会，共有 170 名中央委员和 109 名候补中央委员。周恩来曾提议应与文革中普遍精简机构的做法相一致，把中央委员会的规模限制在 115 名中央委员和 95 名候补中央委员，但是毛选择了一个更大的规模，毫无疑问，他认识到运动造就了许多新的积极分子，他们都期待得到擢升。44周恩来主持的主席团秘书处对推选中央委员的方式做了指导：每位代表领到候选人名单 (数目与预期的新的中央委员会人数相同) 后，划去自己不是百分百认同的候选人的名字，“选举”即告完成。候选人的名字分成四类：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的成员和前任中央委员，其它“革命领导干部”，解放军军官，基层代表。如果某位候选人的名字没有被一半以上的代表划去，他 (她) 就可以确保当选。在大会中途试行的选举中，获得足够票数的候选人数低于预期的中央委员数，最后在经过“民主协商”后，增加了 5 人，替换了 2 人。45在正式选举的中途，一名代表在投票箱内投下自己的选票后，跳到台上，来到毛泽东的座位旁，与主席握手，其它人立即纷纷仿效，会场秩序顿时大乱，警卫们不得不出来干预 (一同从幕后出现)，在领导人和投票代表之间组成了一道临时的人墙。46

在这个 279 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中，只有 53 人 (19%) 是上一届中央委员会的老人。新的中央委员包括毛、林、周和康生的妻子，她们提高了中央委员会中妇女的比例。47工人和农民的数目也得到了显著增加。不过最重要的是解放军代表数目的增加，共有 99 人，超过了总数的 35%。48反对这一变化的会议代表被告知“做一些让步，军中老同志太多了”。49然而，来自河北、山西、内蒙古、北京、天津的解放军代表仍然有怨言，毛承认“有的省代表多，有的省就不那么多……我们这个名单没有刘少奇一伙。这是一个重大胜利！”为了安慰那些落选的人，毛说并不是所有当选的人都是理想的人选，在那些没有当选的人中有“许多好同志”——在任何政治制度内这种安慰都起不了多大作用。50

按照这一选举程序，有一个奇怪而又是必然的结果，就是那些没有什么名气的候选人的名字不大会被划掉，而为人们所熟悉的候选人 (可能有争议) 则往往会名落孙山。最终，只有两位候选人得到了全部 1510 张选票：一个是毛，另一个是王白旦，哈尔滨的一位不知名的 34 岁的炼钢工人，没有任何一名代表划去他的名字。51周恩来得了 1509 票，林彪得了 1508 票，他们都在选票上划掉了自己的名字；江青得了 1502 票，后来她进行了秘密调查，以查找出那些没有给她投票的人并施以惩罚。52

那些落选的人可能会痛恨给“老同志”分配的席位。毛知道或许没有人敢于提名这些老同志，就亲自选择了一批在文革前就遭到不同程度的贬黜、但不构成威胁的高级干部，比如在 1935 年为毛开始登上大权宝座而给予过支持的张闻天、王稼祥 (张闻天、王稼祥在中共“九大”上并没有“当选”为中央委员，——校注)。其中也包括了毛本人声称“反对”他的 10 名“八大”中央委员，通过惊心设计的投票方案，既保证他们获得足够的票数以进入新一届的中央委员会，但是票数又不会太多，让人误以为他们在政治上实际上得到了广泛的支持。他们包括红军之父朱德 (809 票)；陈云 (815 票)；邓子恢 (827 票)，邓主管过农业，因为在集体化的问题上与主席产生争执而下台；“二月逆流”中的大多数关键人物，包括陈毅元帅 (867 票)，叶剑英元帅 (821 票)，徐向前元帅 (808 票)，聂荣臻元帅 (838 票)，副总理李富春 (886 票)，副总理李先念 (992 票)。53

似乎有相当多的代表对“老右派”的当选表示质疑，但是毛驳回了他们的观点。“有几个反对派有什么要紧？”他问道。他扭头对成都军区第一政委张国华中将说：“反对自己的人不一定是坏人。”54

两年前不可一世的红卫兵、造反派如今风光不在，从中央委员会的选举结果就可见一斑。四川著名的造反派夫妻刘结挺、张西挺在 1966 年至 1967 年间的冬天把“八大”产生的西南局强有力的领导人李井泉拉下了马，他们凭着这个功劳进入了中央委员会，刘结挺 (1435 票) 当选为中央委员，张西挺 (1400 票) 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55然而，在 1969 年底前，他们声称自己在搞“反复旧”，西南地区的解放军却坚持说他们“反对中央”，把他们踢出了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剥夺了其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的职务，第二年又将其开除出党。561968 年 8 月，毛在有关会议上指责北京大学的聂元梓过分积极地打击阶级异己分子。57“九大”前夕，她在被隔离审查了七个月以后放了出来，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得 937 票)，用她自己的话来说，不是因为她“够条件”，而是一个“摆设”，服务于“当时的政治需要”；“九大”后，她先是在江西的“五七”干校度过了一段时间，然后在北大校园工作 (打扫厕所) 和“悔过”了许多年。58蒯大富没有参加会议，更没有进入中央委员会 (蒯大富实际上还不是中共党员，——校注)；然而，毛在一次讲话中提到了他的名字，说他“下放”以后，“表现”不错。591968 年 12 月，蒯大富被分配到冶金部下属的一个工厂工作，该厂位于长城西北的宁夏回族自治区，是传统上的内陆流放之地，1969 年夏天，他写信给江青，说自己注目无垠的“山连山，水连水”，认识到她才是自己的“知心人”。60

在“九大”闭幕后立即召开的九届一中全会上，按照惯例委任了新一届的政治局，包括 21 名委员、4 名候补委员，这与上一届的政治局人数相同。在九届一中全会前的讨论中，部分中央委员提议把政治局扩大到约 36 人，另一些人则主张缩小到 12 人。毛和大多数人在这个问题上更倾向于保持延续性。

新一届政治局的组成反映了文革期间毛治下的派系分化。有上一届政治局委员、老帅们中的幸存者：周恩来、副总理李先念、中央军委秘书长叶剑英，他们是仅有的掌握实权的人；而朱德元帅和刘伯承元帅、党内元老董必武也属于这一类。除了叶剑英在 1966 年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被增补进政治局以外，他们至少从 1956 年“八大”以来就是政治局委员。毛知道，最前面的三个人，他们可以忠诚地为他管理国家和军队，而后面三个人在需要的时候也毫无疑问会投上支持他的一票。李先念在重新当选后，告诉中央委员们：“我犯了很多错误，没有资格当政治局委员，”毛回答道，“这位同志改正了自己的错误。我相信其它犯过错误的人也能这样。”61叶剑英除了和周恩来是老同事以外，还在长征途中救过毛的命，从而赢得了主席的感激。62但是，大多数在政治局保留了席位的幸存者们很少被叫去开会，尽管这个机构的大多数决定是在这些会议上做出的。参加这些会议的人员主要来自其它派别——中央文革小组和解放军。一帮崭露头角的文革受益者，比如在上级倒台后得到晋升的汪东兴，要等到“十大”之后才进入政治局。

主席很清楚，新一届政治局是各派系的大杂烩，而不是文革应该造就的亲密无间的战友。他在会上有关团结问题的一段讲话中说：“为了胜利，就是要人多一点。是不是呀？各方面的人，不管你是哪个山头或者哪一个省的，或者是北方、南方的……(我们的矛盾) 也是人民内部，你支一派，我支一派，何必那么尽吵干什么！”好一番虚情假意，言不由衷，正是讲此话的人在过去三年中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大地推动了中共的分裂。63

党的机构

新党章关于机构的设置确认了 1960 年代末期党内生活的一个现实，即自 1966 年底就停止运作的中央书记处和遍布全党的监察委员会遭到废除。毛采取措施以防止再度出现一个有力的中央党务轴心，像文革前的刘、邓及其助手们那样约束他。

党章也没有提及中央文革小组，毛似乎对它有些举棋不定。3 月份在讨论“九大”文件时，他告诉中央文革小组的部分成员，由于文革已经结束，负责文革的中央文革小组没有必要再存在；政治局常委会将取而代之。64然而，“九大”后，毛可能重新考虑了这一决定。1969 年 5 月 29 日，在与周恩来谈话时，他原则上同意保留中央文革小组、中央办公厅、中央组织部、中央对外联络部 (后两者当时都由军队高级军官领导) 作为党的领导机关部门，中央宣传部、中央调查部、中央监察委员会等“下移”到低一级的机构中，或者与相关的解放军和国务院结构合并。7 月 3 日，毛重申自己“原则上”同意这一计划。65

然而，随着夏天的流逝，中央文革小组渐渐停止了运作。它仍然以自己的名义下发一些文件，但是数量越来越少，在发给中央当局的有关不太清楚的文化问题的文件上也有它的署名，比如某省的人口调查，一次考古发现，或是一场爱国卫生运动。1969 年 9 月 12 日，它最终停止运作，把权力移交给了刚刚选举产生的政治局。66在清除了党内的叛徒和修正主义分子后，毛试图解散他曾发起的用来攻击党的游击组织，让党恢复常态。但是，遭到清洗的领导人并不能从中受益，因为幕后的中央专案审查小组进入了重要的扩张期。1969 年 10 月 12 日，政治局正式批准在中央专案审查小组下面成立新的特别机构，审查七名下台的军队高级将领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专案”，他们是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肖华、王力、关锋和戚本禹。67鉴于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的新机构，这成为 1949 年以来中共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审查，对于毛过去的同事来说，文革还远远没有结束。

中央文革小组的现有领导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此次进入政治局，在理论上这要比一个特别赋予他们更传统、更可靠的合法性；假定他们要从最高部门发号施令的话，就没有必要拥有独立的权力基础。但是在实践中，新的安排对于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人们是一个挫折。的确，他们如今登上了他们曾费尽心机要推翻的那些高位。然而，新的合法性却把他们限制在一个不受他们控制的权力架构内，致力于建设性的议题，对此他们大多和毛本人一样是不感兴趣的。

在“九大”前的两年，毛不在的时候，最高决策会议一般是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九大”后，日常的最高协商会议是政治局，或者说是政治局的“日常工作会议”，大多数来自老帅们中的政治局委员是被排除在这些会议之外的。68在少数重要的场合，毛或林会主持会议，但是从“九大”到 1972 年底的 142 次 (平均每年 40 次) 政治局会议，绝大多数都是由周恩来主持的。69

许多会议处理的是中国与西方 (特别是美国和日本) 迅速发展的关系，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人们对这些主题是不熟悉的，而对于自封为革命火种的守护者来说，这一趋势是令人不安的。处理地方问题的会议的主题不再是左派夺权，而是消除派性，建立稳定的领导层。此外，为政治局工作的官员更多请示的是周恩来，而不是像中央文革小组那样向陈伯达、江青请示。中央文革小组最初的突击队成员有不少人被下放到了农村，进了“五七”干校，甚至劳改农场。对于中央文革小组从前的领导人们来说，这不是什么美丽新世界，而是旧世界的回归，只是规模有所减小而已。只有上海仍然代表了理想。在这种困难的新环境下，在文革的熔炉中锻造的联盟开始分崩离析。

革命队伍的分裂

参加政治局“日常工作会议”的，既有文官也有军官中的毛派分子。文官包括中央文革小组的中坚：陈伯达、康生、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以及他们的坚定盟友副总理兼公安部长、北京革命委员会主任、军委办事组成员、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三办公室主任谢富治。70谢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成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在“九大”被提升为政治局委员。

陈伯达是文官集团中地位较高的成员，在陶铸被清洗后，他从政治局常委中的第五位上升到了第四位。但是，实际上陈伯达的权力并不大；在“九大”政治报告的问题上遭到挫折后，他保持了政治局常委的位置。周恩来甚至和他讲：“我没有想到你还列入这个名单里。”71康生也保留了政治局常委的位置，看来主席对他的意见也很能听得进去，但是从 1970 年底开始，由于生病他逐渐退出了积极的政治活动。这样，江青就成为了文官中毛派分子的领袖，尽管她的主要权力基地在上海，但是她在北京也能呼风唤雨，起码在 1972 年 3 月谢富治逝世以前是这样。

文官中的毛派分子的权力最终来源于主席，而解放军中的毛派分子一共有 5 人，紧紧围绕在林彪周围，大概是希望能同他一荣俱荣。该派的协调人是其中名声最不显赫的政治局委员叶群，她是林彪的妻子，军委办事组成员，而其最有影响力的正式职务是其丈夫办公室主任。仅次于她的是军委办事组组长、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将军。黄参加了 1927 年毛领导的秋收起义，并于同年加入了红军和中共。1969 年，他兼任的文职包括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二办公室主任，在 6 月前他还是广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奇怪的是，毛泽东在“九大”上声称直到 1968 年黄永胜来北京后才认识他。72林彪集团的其余三人是中将 (或相当于中将) 和副总参谋长，他们都和黄永胜一样自 1930 年代以来就和林彪关系密切：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海军第一政委李作鹏，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九大”上另外两名进入政治局的将军陈锡联和许世友。他们的提升是由于其军区司令员的地位，和林彪无关。)

自从 1966 年文革以来文官派别和军官派别结成的松散联盟，随着利益的分化而走向分裂。军队的一方在中央和地方都有很强的根基，他们满足于现状，等待着其领袖继承最高权力。另一方面，文官的一方在全国许多地方失去了影响力，他们担心一旦军队不再受毛的羁绊自己会被抛在一边。

双方在表面上保持了热切的关系，一方以林彪、叶群居住的毛家湾为中心，另一方集中在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总部钓鱼台国宾馆。叶群努力讨好江青，不时地送去各色礼物，从进口的负离子发生器用于治疗江青失眠症到“林彪亲自”送的西瓜。江青几乎每天都要在电话中问候林彪的健康，礼貌地进行聊天。同时，偏执的她又经常保持警惕：1969 年 1 月，她告诉自己的工作人员，她怀疑自己所住的 11 号楼有窃听器，下令把东西一古脑儿搬到了 10 号楼。她的秘书后来说江青怀疑叶群在搞窃听。73在文革后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联合审判中，江青对于把两者放在一起表示愤慨，“部队，”她坚持说，“林彪是一个集团，包括陈伯达。我、康老、张、姚、王是一个集团。林彪集团的头子是林彪，我们这个集团的头子不是我，是毛主席。”74

江青名义上的上司陈伯达是一个书生气十足的人，带着别人几乎听不懂的福建口音。对于中央文革小组而言，他看来总是一个不令人亲近、毫无领袖魅力的领导人，虽然他为毛捉刀代笔或编辑了毛的大部分革命著作。他在“九大”报告起草上的败走麦城表明，他连自己在理论上的话语权也保不住了，起码在当时毛的心目中是如此。陈对江青转而讨好康生很是不满。75在 1969 年下半年，在丢失了中央文革小组这个权力基地后，他与从前的同事日益疏远，并做出了投靠崛起的明星林彪的致命决定。他与林彪手下的大将一样常常是毛家湾的座上宾 (他们都试图在钓鱼台集团前隐瞒这一事实)。76一旦毛死后，林被指定继承毛的权力，陈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实现他的野心：成为中国领袖不可须臾或缺的首席理论家，不管这位领袖是何许人也。

鉴于解放军将领在“九大”上成为中共高层的主要力量，此前又在各地的革命委员会上占据了压倒性的多数，这在当时看起来这是一个不错的想法。“九大”之后各省市区经过了漫长而激烈的斗争过程，终于在 1971 年 8 月完成了省市区委的组建，在 29 名省市区委第一书记中解放军占到了 22 人，决大多数主持各省市区委工作的都是军队干部。77另一方面，激进派被排除在外，幸存的老帅们则依然惶恐不安，小心从事。

不管林彪抱着怎样的野心，客观的前景是一旦他任党主席，将是枪指挥党，而不是一直坚持的党指挥枪。78林彪的常年患病意味着他在解放军之外没有什么支持者，他几乎肯定要依靠自己的集团来治国，这包括中央的高级将领和地方的解放军第一书记；毛和日后的邓小平发动的让解放军返回其军营的运动和林彪的利益是相冲突的。要把主席处理党和军队关系的原则颠倒过来，需要使用意识形态的诡辩为之正名，陈伯达可能会认为自己正是合格的人选。

然而，陈伯达对林彪的效忠被证明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在 18 个月之内，陈将遭到清洗。在此之后，不到一年，林本人末日来临，作为叛徒名誉扫地。

“一打三反”运动

就在“九大”召开而代表们正在宣誓“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之际，北京以外的形势仍然是动荡不安。虽然经历了“清理阶级队伍”，谈论“恢复秩序”仍然为时过早；中国的许多地区仍然处于无政府状态。在部分内地的工业区，早就被官方解散的“革命群众组织”仍然在进行武斗。河南、山东、山西、内蒙古、云南、贵州、四川的煤炭产量在下降，周恩来怀疑其主要原因在于“派性”，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在运输领域，据说有两千多节车皮在“事故”中撞坏，周恩来拒绝相信这个说法，觉得它完全不可思议。作为华北最大的钢铁厂之一，内蒙古的包头钢铁厂停产了几乎两个星期，地方领导人将其归咎于铁路停运。然而，周恩来从其它消息来源得知“厂内无政府主义严重”才是症结所在。79一位中国的历史学家后来总结道，无论是 1969 年的政治条件还是经济条件都不允许生产恢复“正常”。除了原油以外，没有哪样产品完成了 1969 年国民经济计划的目标。80

到了 1969 年底，中央领导层明白，只有采取极端措施才能改善局面。于是中共中央赶在 1970 年 2 月春节前发动了另一场残酷的运动——“一打三反”运动。“一打”指的是中发（1970）3 号文件部署的全国性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该命令由周恩来负责起草，毛泽东在 1 月 31 日同意签发 (“照办！”)。81它号召各地的领导人

对那些通敌叛国、阴谋暴乱、刺探军情、盗窃机密、杀人行凶、纵火放毒、反攻倒算、恶毒攻击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和抢劫国家财产、破坏社会治安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必须坚决镇压。……对于那些气焰嚣张，罪恶累累、民愤极大、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反革命分子，要坚决杀掉。82

2 月 5 日下达的中发 (1970)5、6 号文件明确了“三反”的对象。一反“贪污盗窃”，它把各种未经批准的经济活动都包括在内。比如，它明确禁止“以协作为名，以物易物”。二反“投机倒把”。83三反“铺张浪费”，中发 (1970)6 号文件对此做了详尽的介绍。被明令禁止的行为如“新建、扩建和改建楼、堂、馆、所……用公款购买沙发、地毯、钢丝床、电冰箱等各种高级消费品……用公款请客、送礼、看戏、看电影。”为了实现“三反”的目标，中共中央号召掀起全国性的“大检举、大揭发、大批判、大清理的高潮”，要“雷厉风行”，“放手发动群众”。84

毋庸置疑，地方当局制定的“三反”目标并不总能和中央的模糊意图保持一致。无论如何，号令已经发出，这将是一场最严厉的打击活动之一，因为在地方看来，任何具有“反革命”动机或实质的东西都在打击之列。至于它们是否导致了周恩来想要克服的无政府状态，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在宁夏回族自治区首府银川，10 多个“下放”的大学生组成了“共产主义自修大学”，在 1970 年初遭到逮捕，罪名只是名义上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实则搞了“反革命”活动。其中有三人在 1970 年 8 月 29 日被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其中有一人的罪行之一是在《毛主席语录》的林彪序言旁，写下了“放屁”二字。85在湖南的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五七”干校，一位名叫于若木的敢于直言的干部，利用“三反”的机会贴出了带有煽动性的两张大字报。第一张大字报的标题是《铺张浪费、挥霍无度的盖子必须揭开——江青是党内最大的剥削者、寄生虫》，另一张大字报标题是《必须揭开铺张浪费的盖子——江青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修正主义分子》，结果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遭到隔离审查，在“斗争大会”上被批斗，开除党籍，撤消一切职务。如果于的丈夫不是陈云的话，几乎可以肯定她的命运会更加糟糕。86

无论如何，我们不能错误地假定“一打三反”的对象机会都是或者大部分必然是带有批判精神的青年学生，或者是在政治上敢于直言的干部。在上海市闸北区，运动中只有 6% 的案子是“政治问题”，绝大多数是经济问题。87即许多“群众宣判大会”的记录显示，运动的打击对象也包括大量的普通罪犯。88从当时的普通百姓对于运动的理解来看，“一打三反”的吸引力在于，确切地说，它给了人们希望。让某种曾经熟悉的“法律与秩序”能得到重建，更有可能让“好人”有机会镇住“坏人”。1970 年初秋时分，在北京市中心的一个居住区，老年居民们努力以政治上正确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这场运动的看法：

“一打三反”是必须要搞的。许多外宾到中国来，我们的毛主席是世界人民的领袖，国内形势大好，但是有坏人。我们一定

要作好保卫，不让坏人出来捣乱……“一打三反”是毛主席指示要深挖细找。我在回想文化大革命时，当时有多少人捣乱，两派打架，说明有阶级敌人捣乱，把好人当敌人……好人不怕坏人。非把坏人找出来，把挑拨离间人找出来。我们相信党，相信群众。有党的支持，我们怕什么。89

在后毛泽东时代的 1982 年，即使是积极主张一概否定文革的人士，如原毛泽东秘书胡乔木也肯定“一打三反”运动打击了“真正的敌人”，而不仅仅是“假冒的”。90

在中国的城市中，对“坏人”、“真正的敌人”的打击行动便成了人们所知的“红色台风”。在王洪文主持下的运动，1970 年初的上海平均每两个月就要刮一次红色台风。作为全国学习的典型，上海台风一般是在重大节日前夕或者在外宾来访之前掀起，包括大规模动员民兵、警察、积极分子——人员从几万到几十万不等——在一个区或者几个区内有时甚至整个城市大肆抓人。到上海来学习“先进经验”的云南代表团得知：“打击的对象只能是人民的敌人或者严重的刑事犯罪分子。”在代表团看到的具体罪名中，除了杀人犯、小偷、强奸犯之类的罪犯以外，还包括“破坏城市青年上山下乡政策的罪犯”。91但是，是否所有这些人都真的符合“人民的敌人”的条件，这是大有疑问的。那些掀起红色台风的人只消玩弄一些语言文字上的把戏，就几乎可以把任何事情都上纲上线成“严重罪行”。比如“地下”这个罪名，从公开的国家鼓励到绝对违法，中间隔有一个很长的灰色地带，其间任何松散的组织活动都可以被贴上这个标签。于是乎，出现了“地下图书馆”，“地下音乐会”，“地下工作室”和“地下婚姻介绍所”。任何牵涉到一、两个人以上的事情都是“帮”。上海的实际例子包括“推翻新政权帮”、“赌徒帮”、“流氓阿飞帮”等等。92

关于某些帮派活动的档案读来引人入胜，为文革高潮的生活阴暗面打开了一扇难得的窗户。这里，代表工人阶级的不再是劳动模范或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积极分子，人们也不再日以继夜地一定要辩论怎样能最好地“抓革命、促生产”。与《中国画报》、《中国建设》上连篇累牍的舆论宣传相距天壤，下面摘录的南京三轮摩托车修配厂“青年歌唱队”一名成员的悔过书传达出了文革生活的气息，这个帮派的头头是一名 27 岁的焊接工，在“一打三反”运动中被打成了反革命：

这个反革命集团“青年歌唱队”这么一小撮人在一起，不是谈研究对付厂里的办法，就是谈些下流无耻的话：某某女人长的好看、身材苗条啦，某某女人又长的美中不足啦；谈论最厉害的地点就是后面焊工组的地方，一坐下来没有事情，脸朝着对面厕所的地方看上厕所的女同志，哪个长的漂亮，从头评到脚；有时候看到漂亮的女同志，刘玉才就讲“这个女人给我就好了”。……刘玉才一闲下来没有事，脸对着那面看，他曾经多次讲过：“在后面干活，虽然工资拿的少，但是整天能看到不少的女人，各色各样的女人都有，这个地方真是个风水宝地。”……在以前，有时候他值班，叫我不回家，陪他在厂里睡觉，第二天早上醒了以后，把被窝一掀就露出硬硬的小便地方说：“我这个东西女人看了喜欢，不喜欢你的，都没有我长。”我说：“长有什么用，人家一看吓的直跑。”有时候，他趁我不注意还爬在我身上直抖动，我就把他从我身上翻下来以后就骂他说：“你他妈真烧。”他有时候说：“唉，现在真没有意思。每天早上有一个女人给我干一下就好了。据说在以前，上海地方人家玩女人专门卖钱给人家看，各种各样的姿势都有。现在呢，什么都没有，人活在世上空跑一趟。”93

据说“青年歌唱队”的成员们犯下了大量的“反革命”罪行，包括收听“敌台”(即国民党的)，谈论他们听到的内容，“为苏修和美帝唱赞歌”。比如，他们声称“珍宝岛还在打仗，苏修只要从蒙古发射一颗导弹，23 分钟后就会击中南京”，“我们的雷达不好，侦查不出美帝和苏修的飞机”。94我们对他们最终的命运一无所知，但是在当时紧张的政治气候下，“青年歌唱队”成员们的流氓行为以及诸如此类的谈话，会让人们带着极端的偏见来处理他们。

在反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的运动中没收的的金钱和其它值钱的东西，按照中央的规定要上交给国家或者集体，这自然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在边远地区二农村，这些规定并不总能得到遵守。在“一打三反”运动进行九个月后，贵州省革命委员会下发了一份精心措辞的通知，其最后的一段是：“农村社、队查出地主、富农隐藏下来的浮财 (包括应没收的漏划地主财物)，当作公共积累，发展集体经济，不再分给贫下中农。”95

在北京城区，“一打三反”运动一直延续到了 1970 年底，当时的市革命委员会报告，从该市合法和非法的常住与赞助居民中，一共“捕获”了大约 5775 名“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以及其它坏分子”，破获了大约 3138 件“反革命和比较重大的刑事犯罪案件”，发现了 6200 多起贪污盗窃和投机倒把的行为。96在包括上海在内的大多数地区，运动延续的时间要长得多，一直到 1972 年、1973 年中央当局才收到了运动“胜利结束”的报告。1972 年 1 月，黑龙江革命委员会把“在全省财贸战线”破获的 3173 起“政治案件”和 37462 起“经济案件”归功于“一打三反”运动的成功开展。97在同一个月，广州市当局宣布在运动中破获了 2168 起“大案”，发现了 147 个“反革命集团”。98在河北省保定市，运动一直延续到了 1972 年 12 月，在接连 7 场公开审判会上紧张达到了高潮，17 人被处决，1325 得到了从坐牢到模糊不清的“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惩处。99在上海，运动在 1972 年底渐渐平息。在该市郊区的 10 个县，有 64000 人被揪出来进行斗争。其中有 520 人“非正常死亡”。100

在“一打三反”运动中的全部死亡人数没有一个可知的估计数字。在运动的前 10 个月，中共发表的唯一数据是：到 1970 年 11 月底，作为“反革命分子”被逮捕的人数超过了 284800 人。101不过，虽然运动在许多地区还要持续很长时间，在 1970 年 11 月，毛正忙于一项更加重要、也更加驾轻就熟的工作：找出党内高层的“反革命分子”。

Footnotes

  1. 《人民日报》，1969 年 4 月 2 日。 ↩

  2. 同上，1967 年 11 月 7 日。 ↩

  3. 《“九大”资料汇编》，页 4。在 1968 年秋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已经说过：“运动还没有完，就是九大开过了，运动也不见得马上就完。因为这涉及到每个工厂、每个农村、每个学校、机关。”参见《毛主席在党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页 10；译文根据谈话录音做了修改；出版的中文文本不包括“每个农村”。 ↩

  4. 陈晓农：《陈伯达遗稿》，页 114；王文耀、王保春：《关于陈伯达起草九大报告的前前后后》，《中共党史研究》，2003 年第 2 期，页 88-91。 ↩

  5. 《康生同志在中直机关传达“九大”精神大会上的重要讲话》，1969 年 5 月 23 日，页 13。费正清中心图书馆藏抄本。 ↩

  6. 参见魏昂德、苏扬：《农村的文革》中的定量研究。 ↩

  7.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重要文件汇集》，页 278-283。 ↩

  8. 国防大学：《文化大革命》，上册，页 638。 ↩

  9.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2 册，页 436. ↩

  10.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 310。 ↩

  11. 马齐彬等编：《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页 302。 ↩

  12. 国防大学：《文化大革命》，上册，页 636-638，页 644。 ↩

  13. 《周恩来年谱》，下卷，页 284，页 285，页 288。 ↩

  14. 王年一称“个别”非党员“参加了”“九大”（《大动乱的年代》页 320），但是没有说明他们是不是正式代表。在“九大”上，武汉军区司令员问毛泽东，能不能“做一些变通”，让湖北 3 名还没有入党的造反派领袖参加会议。毛立即回答不可以（《“九大”资料汇编》，页 9）。上海的陈阿大被张春桥等人指定为代表时还不是党员，但是在大会开幕之际已经入了党。参见王秀珍：《我的揭发和交待》（上海：上海市区、县、局党员负责干部会议秘书组，1976 年 11 月 6 日），页 24。 ↩

  15. 《“九大”资料江编》，页 44。 ↩

  16. 有关党内生活的恶化，代表的选择方式，以及会议进程的严格保密，参见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页 202-203。 ↩

  17. 《“九大”资料汇编》，页 42。会议开幕后管得就不那么严了，参见：“北京长途电话”记录，载《斗批改通讯》（上海：出版印刷团部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第 69 期（1969 年 4 月 2 日）；迟泽厚：《中共“九大”内幕琐忆》，《炎黄春秋》，2003 年第 3 期，页 45。 ↩

  18. 《康生同志接见出席中央和全军整党建党工作座谈会全体同志时的讲话》，1970 年 4 月 18 日，页 25，谈话记录稿影印件（未说明记录人姓名），费正清中心图书馆藏。 ↩

  19. 《“九大”资料汇编》，页 4。《王洪文同志的发言》，1969 年 4 月 14 日，页 2；《陈永贵同志的发言》，1969 年 4 月 14 日，第 2 页，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正式记录稿，费正清中心图书馆藏。周恩米讲话的英译文收录于沈迈克：《新文本》，页 93-101。 ↩

  20. 陈晓农：《陈伯达遗稿》，页 113-114。 ↩

  21. 《周恩来年谱》，下卷，页 283-284。 ↩

  22. 然而根据毛泽东的官方传记，会后毛特别注意经济。逢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下卷，页 1559-60。 ↩

  23. 《周恩来年谱》，下卷，页 283-284；陈晓农：《陈伯达遗稿》，页 114。 ↩

  24.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3 册，页 11-18。毛从 3 月 16 日起见到了部分草稿，在大会期间还在修改稿子。 ↩

  25. 同上，页 11-13。 ↩

  26. 张云生：《毛家湾纪实》，页 209-215。由子像这样的重要报告一般来说是逐字逐句地读的，听众跟着阅读手头的文件，林彪即使愿意，也没有必要为了取得较好效果而进行排练。 ↩

  27.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3 册，页 118。 ↩

  28. 逢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下卷，页 1543。 ↩

  29. 《人民日报》，1969 年 4 月 28 日。 ↩

  30. 同上。 ↩

  31. 《“九大”资料汇编》，页 50。 ↩

  32. 1 同上，页 12。4 月 25 日毛批准了最后的定稿，3 天后发表于《人民日报》。 ↩

  33. 沈迈克在北京采访王年一，1992 年 4 月。 ↩

  34. 沈迈克：《新文本》，页 95。 ↩

  35. 同上，页 98。 ↩

  36. 毛在同江西（省会南昌）解放军将领谈话时断言，1927 年 8 月 1 日南昌起义（中共党史学者定为红军建军的日子）“主要是林副主席和总理的功劳”；《毛主席 69.8-69.9 视察大江南北的讲话》。费正清中心图书馆藏手写记录稿抄本。1971 年 2 月，毛在准备搞掉林彪时将改变这个调子；王年一、何蜀、陈昭：《毛泽东逼出来的“九·一三林彪出逃事件”》，《当代中国研究》，2004 年第 2 期，页 149。 ↩

  37. 沈迈克：《新文本》，页 100。 ↩

  38. 有关林彪对周讲话的反应，同上，页 101-102。 ↩

  39. 中共安徽省委党校图书馆资料室编：《教学参考：全国党校系统中共党史学术讨论会专题报告和发言汇编》，两册本（1980），下册，页 63。 ↩

  40. 炸榕：《我的父永邓小平：文革岁月》，页 101。 ↩

  41. 转引自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页 207。 ↩

  42. 《“九大”资料汇编》，页 30。 ↩

  43. 参见：中国革命博物馆编：《中国共产党党章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页 46，页 146，页 206。 ↩

  44. 《周恩来年谱》，下卷，页 288-289。 ↩

  45. 《“九大”资料汇编》，页 14，页 38-41，44；迟泽厚：《中共“九大”内幕琐忆》，页 46-49。 ↩

  46. 迟泽厚：《中共“九大”内幕琐忆》，页 46-49。 ↩

  47. 在政治局常委中，陈伯达的妻子没有进入中央委员会。1969 年她担任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的顾问。 ↩

  48. 《“九大”资料汇编》，页 44。数字基于会上的官方分类方法。文革后，部队“成员”的定义有所改变，导致九大“军队干部”的比例上升到了 45 %；参见李可、郝生章：《“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军》，页 11。西方估计这一数字在 38% 到 50% 之间，参见麦克法夸尔：《毛的交班和毛主义的终结：1969-1982》［Roderick MacFarquhar，*The Succession to Mao and the End of Maoism, 1969-82'，in MacFarquhar, The Politics of China：Second Edition, p.250, n.5.］。 ↩

  49. 《“九大”资料汇编》，页 44。 ↩

  50. 同上，页 14-15。4 月 23 日，毛询问各小组的召集人，选举程序是否“公道”。没有人马上接话，他就自问自答，说“大体”是公道的。参见《主席 69.4.23 下午接见部分代表》，手写记录稿抄本，费正清中心图书馆藏。 ↩

  51. 迟泽厚：《中共“九大”内幕琐忆》，页 49。有些代表是怀孕的妇女，会议中途分娩了；这可以解释两名代表在投票日的缺席。参见《每周文摘》，第 41 期（1992 年 10 月 7 日）。 ↩

  52. 迟泽厚：《中共“九大”内幕琐忆》，页 48。林彪的妻子叶群划掉了其丈夫的名字；周恩来的妻子邓颖超显然没有这样做。 ↩

  53. 《周恩来年谱》，下卷，页 291；迟泽厚：《中共“九大”内幕忆》，页 48。另一位被毛视为其真正的党内反对派成员、前任最高检察长张鼎丞得了 1099 票。 ↩

  54. 《毛主席 69.4.11 讲话》，手写记录稿抄本，费正清中心图书馆藏。 ↩

  55. 《“九大”资料汇编》，页 48-49。 ↩

  56. 《周恩来年谱》，下卷，页 331，页 341；《当代四川大事辑要》（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页 283。 ↩

  57. 《毛主席在 69.4.5（九大）的讲话》，费正清中心图书馆藏手抄本。 ↩

  58. 《聂元梓回忆录》，页 320-321，页 331-336。聂在 1970 年 7 月下旬得到了短暂的“解放”，参加了江西庐山的九届二中全会；《历史的审判》，两册本（北京：群众出版社，1981），下册，页 149。 ↩

  59. 《毛主席在 69.4.5（九大）的讲话》。 ↩

  60. 《历史的审判》，下册，页 154，页 163。文革结束很久以后，蒯大富说他钦佩另一位妇女的坚毅性格，即被他和他的同学们羞辱过的刘少奇之妻王光美。张戎、哈利德：《毛》，页 550。 ↩

  61. 毛泽东：《四·二八讲话》，手写记录稿抄本，费正清中心图书馆藏。 ↩

  62. 1971 年，毛告诉解放军地方将领：“在这个关键时刻，叶剑英同志是有功劳的，所以你们应当尊重他。”参见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文化大革命”时期资料选辑》，页 291；《毛主席 71 年 8 月至 9 月视察南方时的几次讲话》，手写记录稿抄本，费正清中心图书馆藏。 ↩

  63. 毛泽东：《四·二八讲话》。 ↩

  64. 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下卷，页 1556。 ↩

  65.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3 册，页 51；《周恩来年谱》，下卷，页 300。 ↩

  66. 《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 10 卷，页 61。 ↩

  67. 《周恩来年谱》，下卷，页 328。 ↩

  68. 同上，页 305。 ↩

  69. 根据同上书的下卷的数据计算而得。 ↩

  70. 不清楚为什么《周恩来年谱》（下卷，页 305）在“日常工作会议”的固定成员中没有列入张春桥。 ↩

  71. 陈晓农：《陈伯达遗稿》，页 114。 ↩

  72. 《“九大”资料汇编》，页 14。毛也许是预先与其保持距离。我们记得，毛在陶铸倒台后声称自己对他不大了解，这一说法显然不符合事实真相，他不可能根据与自己不和的邓小平的推荐，就把陶提升为排名第四的政治局常委。以黄永胜的例子而论，毛也许是担心他在占据总参谋长这一要职后，更忠于林彪而不是他本人。如果是这样的话，毛这样说要么是为了否认自己和黄的关系，以防他有朝一日不忠；要么是为了鼓励黄向他汇报工作，投靠他的门下。1971 年夏，在毛林之争达到顶点之际，毛对其亲近的解放军地方指挥官们说：“现在的几位大将，我也不熟悉，不了解，黄永胜现在思想状况怎样，也不清楚。”参见《毛主席 71 年 8 月至 9 月视察南方时的几次讲话》。 ↩

  73. 杨银禄：《江青与林彪：我给江青当秘书（四）》，《百年潮》，1999 年第 4 期，页 72。对江青搬家的不同解释，参见她的警卫长邬吉成的回忆录：《红色警卫》（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页 143-144。 ↩

  74. 李耐因：《“四人帮”被审期间丑态图》，《炎黄春秋》，1997 年第 7 期，页 43。 ↩

  75. 仲侃：《康生评传》，页 434。 ↩

  76. 张云生：《毛家湾纪实》，页 382-393；高文谦：《晚年周恩来》，页 268-269。 ↩

  77. 多姆：《中国的国内政治》，页 215。 ↩

  78. 泰韦斯、孙万国所著的《林彪的悲剧》通过复杂的论证阐述了以下观点：林彪晚年基本上是消极被动的，肯定没有去努力建立军事独裁。他们的疏漏之处在于，对于毛泽东来说，波拿巴主义的问题主要的不在于林彪的主观意图，而在于遍及全国的军队凌驾于党和革命委员会之上的客观事实。 ↩

  79. 《周恩来年谱》，下卷，页 305，页 333，页 335。 ↩

  80.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 361。 ↩

  81. 《周恩来年谱》，下卷，页 346。 ↩

  82. 文本载沈迈克：《中国的文革》，页 85-89。 ↩

  83.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规范性解释集成》（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0），页 17-18。 ↩

  84. 中央档案馆编：《共和国五十年珍贵档案》，两册本（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9），下册，页 1000-1001。 ↩

  85. 中共银川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银川党史大事记（1949.9-1996.12）》（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8），页 128-129；《上访通讯》编辑室：《春风化雨集》，下册，页 63-73，英译见 Chen Chuan，"Youths Who Sought the Truth'，Chinese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26, no.1（Fall 1993），59-64。 ↩

  86. 《陈云年谱》，下卷，页 158，页 172。 ↩

  87. 《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中册，页 523。 ↩

  88. 参见《天津市和平区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大会宣判词》，1970 年 5 月 31 日，8 页，公安机关张贴的公告，沈迈克收集。 ↩

  89. 1970 年 8 月 30 日与 9 月 9 日，北京羊坊小区居民刘玉省、张秀卿等在街道居民委员会组织的讨论会上的发言，无标题，手写件，沈迈克收集。 ↩

  90. 《胡乔木谈中共党史》，页 200-201。 ↩

  91. 中共昆明市委昆明警备区赴沪学习小组编：《上海民兵工作经验选编》（安顺：市民兵指挥部，1974），页 7-8；上海民兵斗争史资料组编：《上海民兵斗争史资料》，第 17 期（1980 年 12 月），页 50。 ↩

  92. 《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中册，页 524-525。 ↩

  93. 原始档案材料，作者藏。 ↩

  94. 同上。 ↩

  95. 《当代贵州简史》编委会编：《当代贵州大事记：1949.10-1995.12》（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页 341。 ↩

  96. 《北京市“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8-1970》，页 44-45。 ↩

  97. 中共黑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黑龙江党史大事记（1949.10-1989.12）》（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页 436。 ↩

  98. 中共广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广州党史大事记》，页 313。 ↩

  99. 中共保定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保定党史大事记（1949.10-1978.12）》（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页 361。 ↩

  100. 《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中册，页 523。 ↩

  101. 马齐彬等编：《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页 3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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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为刘少奇定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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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战争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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