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清理阶级队伍

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开展的第一场重大运动就是“清理阶级队伍”。正如其名称所示，它旨在清洗所有破坏一成立的革命委员会开展的第一场重大运动就是“清理联合——据说它是革命委员会所创建的政治秩序的基础——的真正的或是想像出来的敌人。借用毛最著名的笔杆子过去在类似场合使用的隐喻，社会主义社会也要“排泄”：“人吃了饭要排泄，当然是一个麻烦，要耽误时问，要浪费纸张，但是，也不是一件环事，不排泄，那么废物往哪里去呢？社会也是这样，也要排泄，也不是一个环现象。把这个道理讲清楚，也就没有什么奇怪了。当然。社会主义社会的排泄和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社会的排泄，本质上是不同的，过程也是不同的。”¹这样看来，“清理阶级队伍”就是要除掉中共眼里视为废物的人们。这场运动向当权者提供了清除异己的机会。它于 1967 年底发轫于上海等地，1968 年夏在中国绝大部分地区达到高潮。

在 1967—1968 年间，毛从未就此话题进行过详细阐述，他把领导该运动的大部分工作交给了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一般认为江青起的作用是毛的泻药，和周的角色相比，她的工作是比较“容易的”。在一位北京干部看来：“总理后边擦屁股就难。”²周一开始就尽量扩大选择余地，把运动宽泛地定义成清除“坏人”。“你们要揪的坏人……不仅仅是走资派，”2 月 15 日，周对浙江代表团说，“还有你们队伍中的环人……有人从海上来，有人从空中来，钻进了你们的队伍。”³两周后，他在同吉林省革命委员会的领导层谈话时引用了毛的话：“毛主席教导我们：‘正常情况下容易辨别好人和坏人。但是在特殊情况下，如果坏人藏在幕后，你们就容易上当。你们要亲手把他们揪出来，这样做对你们的组织不会造成伤害，反而让它变得更好。’”⁴

在一些省份和大城市 (比如北京和上海)，清理阶级队伍是在革命委员会成立之后进行的，在另一些省市，它为革命委员会的成立铺平了道路。很快，全国不同地区对运动的开展方式出现了不同的解释，五花八门，让人目不暇接。“清队”过程的起始工作之一“三查”就是个例子。要让阅读政策文件的人明白其中的奥妙，非得编写特别的术语表才行：在江西，“三查”是（1）“查走资派幕后活动”，（2）“查叛徒、特务”，(3)“查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的破环活动”；在安徽。“三查”是（1）“查对敌人的警惕性”，（2）“查对敌斗争的坚定性”，（3）“查对待毛主席的态度”；在广西，“三查”是（1）“查立场”，（2）“查忠诚”，（3）“查斗志”。天津、湖南、河南都有各自截然不同的规定。⁵

受上海革命委员会委派执行“清队”任务的积极分子每人领到了一本手册。从手册的内容来看，其工作是对过去实践的延续，而不是断裂。尽管在编撰这一手册的年代，罗瑞卿和彭真的“流毒”据说已经公诸天下，但是判别“好”、“坏”的标准仍然是 1950 年代的那一套。上海当局大量印发了解放前国民党和“伪”政权“特务”网络的详细资料。此举实际上在表明这次运动针对的还是“通常的嫌疑对象”。⁶对过去的暴力行为负有责任的组织成为了主要的对象。上海《文汇报》1967 年 12 月的一篇社论把搞“派性”的人员列为清理对象，理由是“他们在我们革命队伍中制造分裂”。⁷然而，不管怎样说，这次运动不仅仅是针对那些不能接受“大联合”观念的人们。

1968 年 5 月 25 日的中发（1968）74 号文件是中共中央最早下发的指导该运动的政策文件。毛破例亲自批示予以肯定（“文元同志：……在我看过的同类材料中，此件是写得最好的。”⁸）其中包含了原载于新华通讯社机密刊物《文化革命动向》的一份报告，描述了新华印刷厂军管会（由政治局的解放军“警卫部队”8341 部队的官兵组成）在清理阶级队伍中的经验。在简短的序言中，中央号召各地的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军管会将新华印刷厂的经验与本地的情况相结合，“以充分发挥群众专政的巨大威力，有步骤、有领导地把清理阶级队伍这项工作做好。”

解放军 8341 部队官兵采用的行之有效的“清队”方法包括“对敌斗争大会”，“小会深追”，“攻心战”，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但是该文件指出，不要以为只要坦白得好就可以没事了。对反革命分子采取这样的态度意味着纵容。合理的宽大是该判死刑的判无期徒刑，犯有普通罪行该坐牢的交给群众专政。

中发（1968）74 号文件在结尾处说明新华印刷厂军管会的下一个任务是“进一步挖掘理藏得更深的特务分子”。⁹中共领导人后来宣布的政策表明，由于大批的清理对象纷纷自杀，这一目标已经被放弃。在中国最重要的模范企业之一，辽宁省（应为黑龙江省，——校注) 大庆油田，从 1968 年 1 月到 4 月，有 15 人自杀，从 5 月到 7 月，至少有 36 人自杀。¹⁰中共中央对此现象忧心忡忡，因为“阶级敌人”自杀后显然就不能提供“埋藏得更探”的阶级敌人的信息，变得毫无用处了。只要在被嫌疑者们的身上还有党能榨取出的感兴趣的东西，就还不能让他们死掉。

5 月，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在同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员谈话时，建议运动要暂停一个星期左右，要努力刹住“自杀风”。谢解释说“这么大的运动，个别坏人自杀也是难免的。但是多了对我们的工作开展不利，很多问题就不好查了。”¹¹

康生在和上海革命委员会成员谈话时号召改进“斗争艺术”。他说虽然“少数人死不要紧，”但是他们的死可能“有恶劣的政治影响，因为重要的线索断了。”¹²

仅从中共领导人宣布的政策来看，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可谓有规定的相当明确的对象。但是披阅北京、上海以外的地方的运动记录，就会发现目标变模糊了，过程变得不确定了，可以看到在其它的独裁统治下相似的现象。¹³地方官员无一例外地扩大了运动的范围，以此为借口变本加厉地强化有组织的暴力。“在有的地方，它变成了对有剥削阶级背景的人的大屠杀；在别的地方，它变成了对敌对派别的惩罚和谋杀；还有的地方，通过折磨和谋杀去清查一个完全是臆造出来的阴谋，牵涉人数以万计。”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大多数当权派刚刚上台，地位还不稳固，因此需要肃清异己，同时防止自己被指责不够卖力。可能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张春桥及其同事在上海执政已有一年，地位已然十分稳固，那里的局势就得到了很好的控制，依照当时的标准，上海的运动也相对温和。¹⁴

在程世清少将的领导下，江西省革命委员会带着极端的偏见投入了“清理”工作。他们对准备彻底铲除的重犯使用了极其恐怖的手段，以图“杀鸡给猴看”。根据公安部 1980 年进行的调查，在一个生产大队，一名“阶级敌人”被打成国民党特务，在“批斗会”上被当众切去一只耳朵，亲属们吓得瑟瑟发抖，眼睁睁地看着他流血致死。之所以采取这样罕见的行刑方式，当时的理由是中共中央刚刚发布“紧急”通知，要“节约闹革命，坚决节约开支”，如果对反革命分子执行枪决的话，要耗费子弹，会浪费国家财产。”¹⁵清理运动渗透到了经济领域，有一个省的领导层急于表现自己的革命忠诚程度，开展了一场实验：即在某些方面预示了 10 年后红色高棉的想法——如果说不是野蛮的话。为了“一劳永逸地铲除”“资本主义”的根苗，江西省革命委员会关闭和解散了全省所有的合作商店和零售店，撤销了所有小商小贩的经营执照。小商小贩 (大约 15900 人) 和集体商店大约三分之一的员工 (18800 人) 被安置到农村，指定他们从事农业方面的上作。19200 名年老体弱的员工被简单地打发回家，还有 15000 余人主要是年轻员工，则被分配到了国营企业。¹⁶

在东北的吉林省，清理阶级队伍导致 2127 名干部“非正常死亡”，3459 人终身残疾。清理运动中受害的普通百姓的数量尚不所知，上述数字的官方出处只是交待了一个显而易见的轮廓，“在普通群众中，死亡或致残的人数还要多”。¹⁷毗邻的黑龙江省当时正在党政官员中进行“深挖叛徒”运动，清理阶级队伍扩大这一运动的范围。1968 年初，中共中央表扬该省革命委员会挖掘“刘（少奇）、邓（小平）、陶（铸）、贺（龙）、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 (尚昆)、安 (子文)、肖 (华)”“叛徒”集团党羽的热情，要求各地的革命委员会和解放军“参照黑龙江的做法”。¹⁸现在，网撒得更宽了，它包括“日伪特务，美蒋特务，朝、蒙、苏修特务”。根据文革后的一份官方报道，黑龙江的清理阶级队伍导致“大批的非正常死亡，数以万计的人在肉体和精神上受到严重伤害”。¹⁹据中苏边境的一个县的官修县志称，当时当地当局（主要是部队官兵）对 539 名被嫌疑者实施了“33 种、290 样刑罚”，导致 76 人死亡，192 人致残。²⁰在黑龙江省的另一个县，大约 2125 名被嫌疑者遭逮捕，其中“38 人被迫害致死，2 人致残，7 人因遭拷打而致伤。”²¹

内蒙占在 1968 年开展了大规模的政治迫害，包括加大力度打击下台的地区强人乌兰夫“反党集团”，搜捕“新内蒙古人民党”的可疑成员——这是一个所谓的由民族分裂主义分子组成的“反革命”地下组织，同外蒙古、苏联有秘密的联系。在那一年里，同样饱受攻击的是在一年前“内蒙古二月逆流”中所谓煽风点火的人们。这些清理阶级队伍的罪名在地方上最后大多数落到了蒙占族人身上。文革后的中发（1981）28 号文件指出，在内蒙古

与三大冤案直接相关的坐牢、挨批、挨斗、受到隔离和调查的

人员总数为 79 万人。其中有 22900 人死亡，12 万人致残。在“搜捕和清除”其他敌人时，大约 8000 名居住地靠近外蒙古边境的牧民被强行安置到内地，这又造成了 1000 人死亡。

内蒙古的暴力是如此恐怖，以致早在 1969 年中共中央就批评当地革命委员会的领导成员使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做得过火，制造了“严重的民族冲突”。革命委员会主任（汉族人，中将）和第一副主任 (蒙古族人，少将) 被撤职，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率领戒严部队临时管制了内蒙古地区。²²

在河北东部，有 84000 多人（其中包括许多中共干部）被怀疑是某个国民党地下组织的成员，由此遭受迫害，2955 人在审讯中被折磨致死，763 人致残。²³在云南，根据该省革命委员会“清理阶级队伍办公室”在 1969 年 8 月统计，全省一共有 448000 人沦为运动对象。其中，大约有 15000 人以这样或那样的名义而遭到“清理”，死亡人数达到了令人膛目结舌的 6979 人，是“被迫自杀”。²⁴在北京，从 1968 年 1 月到 1969 年 5 月，清理阶级队伍导致 3731 人死亡，94% 以上的死亡记录为“自杀”。²⁵在浙江，据估计，在运动期间有 10 万人遭到“逮捕，拘留，揪批，斗争”，总共有 9198 人被官方“迫害致死”。²⁶

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开展得最野蛮的地方是华南和西南的边境地区。1968 年夏，在广西宾阳县，在 10 天的工夫内有 3681 人被草草处决，集体掩理，其中大部分是当地的居民。²⁷现今，中国的高级党史学者们在描述这些事件时公开承认：

少数地方在把“反革命分子”打死后，甚至以最野蛮的方式食用其肉体和肝脏。在号称最革命的“文化大革命”中出现这种返祖现象确实值得深思。²⁸

文革中最臭名昭著的吃人事件发生在广西的武宣县。中国的一位调查者（记者）在 1980 年代发现了一幅“在官方配合下，以政治革命和‘阶级斗争’的名义进行系统的杀戮和吃人的混乱图景。”²⁹众了解较少的是邻近的云南省巧夺天工家县。

1968 年 6 月 10 日，巧家县“新店区贫下中农审判大会”宣判农民周明太死刑。周明太立即被处死。这时，凶手杨国有等把周的心脏挖出示众。凶手彭其德把周的脑袋砍开，取走脑髓，并割去周的舌头。凶手许大发割去周的生殖器和睾丸，凶手彦家申将生殖器煮着吃了。³⁰

有人提出可以用当地“少数民族”的“风俗”来解释吃人现象，但是至少有一位作家驳斥这种分析不过是“汉族沙文主义”。³¹也不能说共产主义在驱使他们，1949 年以前国民党在迫害可疑的“间谍”和“敌特”之时在同样政治化的环境中，特务头子戴笠手下的特务和刑讯逼供人员偶尔也会食用遇难者身上的某些部分。³²

虽然在某些地区，清理阶级队伍一直延续到了 1971 年，但是作为一场全国性运动，它的势头在 1968 年至 1969 年间的冬天已经逐渐平了。在那时，连毛似乎也感觉到这一运动已经走得太远了。他在中发（1968）170 号文件中告诉全国各地的革命委员会和军管会：“在犯过走资派错误的人们中，死不改悔的是少数，可以接受教育改正错误的是多数，不要一提起‘走资派’，就认为都是坏人。”³³后来，在 1969 年 4 月的中共“九大”上，毛特别批评了北京大学对运动的处理情况。在全校一万名师生中，被派往该校“支持广大左派群众”的解放军第 63 军官兵公然逮捕了 900 人。按照毛的观点，“抓千分之一、千分之二、千分之三就可以了，其余的都放走……造反再抓嘛。”³⁴

在 1972 和 1973 年，北京革命委员会重新进行了调查数百名干部的案子。这些干部曾在运动中遭受调查和清理，一般被解职后送往农村从事体力劳动。现在的 131 名干部的案情记录提供了关于北京“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一幅相当准确的图景。特别引人瞩目的是许多材料提到了“历史问题”和“恶毒攻击三面红旗”。在大批案件中，导致某人沦为打击对象的不是什么最近的事件，而只是对过去某一事件的政治意义的重新解释。不过，最近的“错误”仍然会牵涉其中，它们展示了那个时代的风气。这是任何统计资料或官修历史都无法与之相比的。

以衡莹珠的例子来说，这个基层干部（行政 18 级，总共有 24 级）生于 1934 年，1952 年加入了中共，文革开始时，她是北京市委办公厅的一名副科长。她被发现犯了“反动言论的严重错误”，在“清理阶级队伍”结束时，被处以留党察看两年。在她的 49 句“反动言论”（不包括文革开始后对彭真的一些正面评沦）中，有一句是关于毛泽东的，4 句是关于江青的，比较典型。³⁵

衡在 1966 年底“攻击毛主席’，她对毛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的评论如下：“......‘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主席对刘少奇的批评可够厉害的！”在 1966 年 9、10 月间，她在同其丈夫辩论时说，江青“同志说马 XX 是‘王光美的狗腿子’，这句话，马 XX 这个干部就完了。”在 1966 年冬天，她对中央领导人的一篇讲话评论道：江青“同志有时不慎重，说话随便。”在同一个冬天，衡当着丈大的面说“这个也反对毛主席，那个也反对毛主席。就是你 XX 不反对毛主席。”1966 年底或 1967 年初，她同丈夫谈到江青曾经是一名演员，她说江青同志“演过电影《王老五》。”1968 年初，她在家告诉丈夫“以后什么事都要按毛泽东思想办事。符合的就执行，不符合的就得提，不管是谁，中央文革小组也好，XX 同志也好。”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把所有这些言论都算作对江青的“恶毒攻击”。³⁶

在同一批北京干部中，有一个完全不同的案子也列入清理的另一对象。杨某某生于 1927 年，出身贫农，1939 年加入中共。在 1966 年前，他是北京市民政局副局长，临时党组书记。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他被发现犯了许多“错误”，被打成“走资派”，开除党籍。杨的第一个罪名是在 1939 年 12 岁的时候他实际上没有加入中共。一个当时认识他的人告诉调查人员：“我记得杨某某很小。他不是党员！”另一个人告诉调查人员：“我想不起他是党员，因为他当时年纪太小。”在这些回忆的基础上，杨被打成“假党员”。杨的第二个罪名是提供了自己在 1942 至 1944 年间的居所、活动的不实信息。（他在家中养病，同父母在一起，但是他后来宣称自己参加了中共领导的儿童团。）第三个罪名是他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证据之一是他说过“不能盲从，要独立思考！”调查人员认为这是在暗中攻击毛泽东。说他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另一个证据，他同一名现役军人家属乱搞男女关系。³⁷

在“清理阶级队伍”的环境下，衡、杨二人的罪行相对来说是比较轻的，这可以从对他们二人的从轻发落上看出来。他们都生活在相对比较文明的首都，这一点也很重要。尽管“清理阶级队伍”期间全国遭遇杀害的总人数没有个官方的数宇，但是有一份非常权威的社会学研究，根据文革后 1500 多个县所出版的县志中获得的信息，对农村地区的运动情况迸行了分析。这份研究估计大约有 3600 万人遭到迫害。“这是一个令人吃惊的数字，”这份研究承认，“但是它是在对原始资料的完整性和准确性做出了相当保守的估计后得出的……我们最多能估计被杀害的人数在 75 万到 150 万之间，大概有同样多的人致残。”³⁸还没有有关城市死亡人数的报道——当时中国有近 18% 的人口居住在城市。但是，这个数字一旦公布的话，毫无疑问也会是令人瞠目结舌的。

对毛的个人崇拜Copy Anchor Link

根据官方的分类，“清理阶级队伍”是一场旨在解决“敌我矛盾”的运动。在大概同一时期，解放军开展了一场旨在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较为温和的运动，名为“三忠于、四无限”，即“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无限热爱毛主席、无限热爱共产党、无限热爱毛泽东思想、无限热爱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³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年，你可以或多或少地感觉到：人们以普遍真心实意的尊敬把毛作为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而到了 1968 年，这种真挚的感情已经被国家发起的个人崇拜所取代。它充斥了小心编排的仪式，把毛最平庸的见解也奉为金科玉律，而偏离此道的行为则将遭到严厉打击。这种个人崇拜的意识形态理由是毛自己在 1956 年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之后提出的。当时他公开声称：“个人崇拜有两种，”而真理在谁的手里，“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他。⁴⁰10 年后，个人崇拜的实践理由则纯粹是为了进行政治控制。

这场运动的重点是仪式和仪式化的讲话，后者催生了不少新的语汇。其中最著名的一些“忠字化”的仪式是群众的聪明才智和强大的中央宣传机器合作的结晶。⁴¹比如简称为“早请示、晚汇报’的仪式，最旱是由北京针织总厂的大约 2000 名女工发明的。1967 年 11 月，在该厂军管会工作的 8341 部队的一些官兵向主席汇报了有关情况。根据他们的描述，整套仪式包括 4 个部分：（1）上班前在毛主席的画像前“请示”，从而“心明眼亮有方向”；（2）生产中学习工厂墙壁上的“语录牌”，从而“干劲猛增长”；（3）交班时和同事交流语录，“互相关心互相帮”；（4）下班后再在毛主席的画像前“汇报”，检查一天的工作和思想。在这篇有关北京针织总厂的长篇报告中，对这套仪式的描述只占一小部分。毛的批示是“看过，很好，谢谢同志们！”中共中央立即把该报告发给全国各地，要求各地“根据具体情况参照执行”。⁴²到 1968 年初，中国各地数以亿计的民众都在实践着这套仪式，版本有所不同，多多少少都经历了精心的编排。日后的诺贝尔获得者高行健是这样描述的：

清晨 6 点钟广播喇叭一响，便都起床，20 分钟内刷牙洗脸完毕，都站到土墙上挂的伟大领袖像前早请示，唱一遍语录歌，手持红小书三呼万岁，然后去食堂喝粥。之后，集中念上半个小时《毛著》，再扛锄头铁锹下地。⁴³

一位参加仪式的人日后写的这段话可能说出了许多人的心声：“我觉得这套仪式无意义、屈辱、单调，不过我当然不会这么说。”⁴⁴

革命委员会在整个“三忠于、四无限”运动中推广了种种“经验”，例如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应该怎样言谈举止的清规戒律。典型的例子是：“忠于毛主席，就必须加强阶级观念，言必称阶级，言必称道路，狠批修正主义……（否则）就根本谈不上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忠诚。”⁴⁵运动中甚至还出现了“忠字舞”所有人都必须学会。在沈阳火车站，乘客们要花一点时间跳一段忠字舞才能上车。⁴⁶

大尺寸的毛的像章也许是运动中最引人注目的现象。在文革开始时，只有少数阶级背景好的人享受到佩带毛的像章，而到了 1968 年，几乎每个人的胸前都佩带着毛的像章。最大的直径在 10 英寸，有些是用电池供电的，可以在黑暗中发光。1969 年 3 月，周恩来在全国计划会议上说，许多工厂从国家物资部门领取原材料，生产了约 22 亿枚铝质毛的像章。这个数字还不包括用其它材料制作的像章，也不包括解放军制作的铝质像章，以及某些单位将原定于其它用途的铝质的像章。在杭州，毛的像章等“忠字品”在名为“杭州市工农兵请宝处”的店内出售。陕西在 1968 年生产了 3000 万枚像章，一个兵工厂的革命委员会把像章（加上一根香烟）发给正在接受调查的人，奖励他们“和盘托出了全部情况”。⁴⁷

许多知名的对毛的崇拜仪式都来源于解放军，比如“带着问题天天读毛主席著作”可以追溯到文革之前。⁴⁸不过，最极端的也许还是来自文官系统，即河北省省会石家庄以“正确崇拜”的名义进行的仪式化管理。⁴⁹1968 年春，全国各地的代表团纷纷到石家庄来学习如何将“一日活动毛泽东思想化”，如何表达“三忠于、四无限”。在南京代表团的笔下，石家庄在每一面墙、每一条街道、每一处公共场所和私人空间都贴着“闪闪发光、光芒四射、光焰无际的‘忠’字”。他们在报告中说石家庄的人民“说‘忠’字话”，做‘忠’字事，当‘忠’字人”。石家庄人早上起床时，说的第一句话是“毛主席万岁！”唱的第一首歌是《东方红》，干的第一件事是学习毛的著作。

个人崇拜在某些方面在石家庄发展到了顶点，很久以来已被人们所遗忘，其中可能包括了对有关细节最精心构撰的理论解释。文革的《笑料集》甚至收录了某些方而的个人崇拜，包括商业用语的“毛泽东思想化”的例子当作笑话。南京代表团听到的解释是，这样一个表忠心的特别仪式只是商店开门营业时——甚至营业前——一整套复杂仪式的一部分：

他们除了坚持天天早请示和天天读以外，并提前开门（一般提前 15 分钟），同顾客一起开展“三忠于”活动……在店堂同顾客一起向毛主席敬礼，一起歌唱《东方红》，一起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共同学习“最高指示”（老三篇、新四篇）和（林彪著的《毛主席语录》的）“再版前言”。⁵⁰

营业员和顾客接着开始静下心来做生意，他们的每一句对话都要用毛的语录。南京代表团记下了一些例子，如下表所示。在每天下班时，营业员要实践北京创造的“晚汇报”仪式的另一个版本：

汇报形式存两种：一种是自己站在主席像下检查汇报，另一种形式是坐下来，用毛主席语录，相互找长处，提希望。汇报后记入“斗私批修”“斗争笔记本”或叫“三忠于”活动笔记本，最后唱语录散会。⁵¹

按社会分类，对毛的语录的典型应用

顾客类别营业员讲……顾客接着讲……

工人狠抓革命猛促生产

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解放军要拥军爱民

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军队办学习班要有战士要参加

全国都要学习解放军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荣誉

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农民抓革命促生产

抓紧粮食、棉花生产争取更大丰收

自力更生丰衣足食

学生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

教育要革命学制要缩短

紧跟毛主席继续闹革命

干部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

要斗私批修要破私立公

紧跟毛主席继续闹革命

努力学习老三篇彻底改造世界观

为人民服务全心全意

老年人和祝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家庭妇女

勤俭持家勤俭建国

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那

当然，有人觉得适应这样的仪式非常困难。南京代表团听说：

但是在运动一开始，有少数人对于这个运动伟大意义认识不足，不理解，不得力，存在不同程度的思想障碍。

在宣传毛泽东思想方面，开始有的很不习惯，怕难为情、张嘴脸就红，心发慌，有的怕影响业务，有的怕照顾不过来出差错；有的受无政府主义影响不愿意宣传。⁵²

对毛的个人崇拜维持到了 1969 年春天（那时中央当局第一次严肃地制止该运动），其中害怕和恐吓起了关键的作用。原来像“是否忠于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是真假革命的分水岭”这样的话似乎没有多少真实含义。但是，在 1968 年的石家庄和中国的无数地区，这决不只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这是一个含蓄的威胁，预示着那些在语言、行为、性格上不够“忠”的人的下场。1968 年 10 月 7 日，河北省阜城县的一位中学教师“依法”被判处 9 年徒刑，其罪名之一是在私人日记中先是写毛的某条语录给了他“无穷的力量”，接着又改成了“很大的力量”。⁵³1968 年 10 月 15 日，《邯郸日报》的一名排字工人错误地（？）把祝毛泽东“万寿无疆”排成了祝他“无寿无疆”，于是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判处 20 年徒刑。⁵⁴我们无法知道这两个案件的量刑在整个中国是否普遍；也有类似的忤逆事件获得较轻惩罚的例子。1968 年 4 月，北京检察院的一名干部说，看到群众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时，让他想起日本占领满洲时期读小学时的情景，那时的学生在每大一早晨上课前都要向傀儡皇帝溥仪和日本天皇敬礼，这些“影射攻击伟大领袖毛土席”的言论被记入了档案。然而，他得到的惩罚只是降职，在北京郊区的农村从事了几年劳动。⁵⁵

1969 年 6 月，中共中央正式终止了“三忠于、四无限”运动，但是在农村地区该运动一直持续到 1971 年林彪死后。1970 年 12 月，毛泽东在同埃德加·斯诺谈话时，指责了该运动的“过分”，但是他可以理解众为什么要这样：“你不搞啊？”毛还特别提到：“说你反毛，anti-Mao!”⁵⁶

对经济的影响Copy Anchor Link

不管大多数中国人在暗地里是如何看待毛的个人崇拜，毫无疑问，他们投身其间只是为了过上宁静的生活，避免引起当局对自己的注意。然而，在这个动乱年代中，一般的中国人不仅要关心改治上的生存，也要关心肉体上的生存，最重要的是填饱自己的肚子，因为 1967 年的内战和 1968 年的恐怖运动不可避免地对经济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

1967 年工农业产值下降了 9.6%。由于动乱主要出现在城市，工业受到的打击最大，其产值下降了 13.8%，农业只下降了 1.6 %。钢产量为 1030 万吨，几乎下降了二分之一；周恩来特别重视的国家主要燃料煤炭的产量为 20600 万吨，下降了 18%；石油的产量为 1388 万吨，减少了 67 万吨。粮食产量为 21700 万吨，增长了 2% 多一点；棉花产量为 235.4 万吨，增长了 1% 多一点。但是，建筑业下降了三分之一，进口减少了 12%，财政赤字达 22.5 亿元之多。⁵⁷

尽管红卫兵的免费旅行让铁路系统疲于应付，不时出现的武斗又让铁路枢纽陷入瘫痪，周恩来还是在竭力地保持铁路运输的稳定。为此他在 1967 年接见铁路官员和工人的次数达到 100 次以上，他凭着个人的威望让铁路系统的 18 个局、52 个分局、甚至部分重点车站这三方面实现了联合。⁵⁸即使如此，铁路运输还是几乎下降了 25%，从 1966 年的 54951 万吨下降到了 1968 年的 42095 万吨，然后开始恢复；同一时期，由于红卫兵的因素，旅客运输量增加了 20% 以上。⁵⁹

工业生产的下滑一直持续到 1968 年，交通和分配的中断对农业的影响越来越大。比如，陕西农村的武斗和无政府状态一直持续不断，省革命委员会被迫于 1968 年 6 月定量供应煤油、火柴、香烟和肥皂。在抢劫盛行的地区普遍设置了路障。城市中的武斗使得工人不敢上夜班，上日班的工人则是晚来早走。第三个五年计划（按设想是 1966—1970 年）的安排完全中断，生产失去了指导。县级以上的非军用物资被冻结。到了 1968 年春天，所有这类动乱影响到了国家的粮食采购。地方解放军的指挥员估计，粮食储备很快将下降到 1967 年的一半，达到自从 1960 年代初的饥荒以来最低的水平。⁶⁰全国粮食产量为 20900 万吨，下降了 4%，不过棉花产量还是维持在了 1967 年的水平。。⁶¹

1968 年受打击最大的地区和 1967 年的不同。华东地区的工业相对不错，上海、山东、安徽、江苏、江西的国营企业的产值稳步增长。但是，中南和西南地区极其糟糕。中南地区的河南、湖北和湖南省的工业产值一共下降了 250 亿元。西南地区的产值下降了 41% 以上，云南国有工业的产值几乎下降了三分之二。⁶²

就中国总体的工业而言，1968 年又是一个灾难的年份，产值下降了 5%。煤炭产量几乎增长了 7%，但是仍然大大低于文革前的水平。钢产量下降了 12%。只有 900 余万吨；基本建设的产值几乎下降了 20%。⁶³

1968 年前夕，地方当局提醒中国公民，文革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的理想没有变，不提倡进行传统的走亲访友、发送贺卡、组织聚会等庆祝新年的方式。⁶⁴在 1968 年 1 月的第一周，中央当局向全国各地发出“通知”，在即将到来的中国传统新年（春节）中也“一律”不搞传统的仪式。⁶⁵

随着新年的到来，文革对于经济的负面影响逐渐显现出来。每次号召“革命群众”“节约闹节命”似乎都在确认，同《人民日报》社论的乐观论调相反，中国的情况并不好。中央当局 2 月份的紧急通知冻结了大多数国营企业的银行资产，命令将 1968 年除去工资以外的所有开支减少百分之三十到四十。出省旅行必须从严控制。严禁未经批准借贷资金以及其它形式的“走后门”的非法经济活动。⁶⁶如果有理由相信可疑的“走资派”和其他“坏”人在利用资金从事“非法活动和反革命活动”，要冻结他们的个人银行账户。⁶⁷

如果人们私下抱怨，就有被揭露的危险。1968 年春，北京旧市委的一名干部在得知要冻结所谓“走资派”的银行账户后同朋友们说：“现在什么也不能说，一说就是敌人了……现在只能是毛主席书上怎么说的，你就怎么说，原封不动的说，别的，什么也别说。说了一上纲就是反革命。”这位干部被其朋友检举揭发，最终被定为“有反动言论的严重错误”，给予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⁶⁸

自从 1953 年以来，配给制一直是中国城市生活的特征之一，在 1968 年大约有 100 种普通产品（准确的数字在不同的省份和年度都不同）凭票证供应，包括食用油和大米。⁶⁹1968 年 6 月，中央当局宣布进一步减少（比 1967 年）普通公民每年可以购买的棉布数量。先前实行的对特定的城市居民的补助配给（包括“对外宾开放城市的儿童补助用布”）全部取消。关于这一减额的官方通知的前言引用了毛泽东的语录（发表于去年秋天），主席宣称：“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和“再有几个月的时间，整个形势将会变得更好。”⁷⁰

然而，正如上文提到的江西的例子所示，“整个形势”决不是在中国所有的城市都一片“大好”。为了获得和维持群众对“革命”的支持，中共干部们使自己在总体上更在意中国农民而不是城市中心居民的一般情绪，因为在农村乡镇生活的人口占全国人口的 82%。这种做法源于对中国千年历史的一种特定理解，即国内唯一对中共统治（或者是相反的修正主义）构成严重威胁的是农民起义。正如北京市检察院检察长在 1962 年时说过的：“中国过去皇帝之垮台，都是因为得罪了农民。”（在文革的高潮，这番话被定性为拐弯抹角地攻击毛泽东本人。）⁷¹

在 1968 年初，维系农民和领导国家的共产党的纽带仍然是那个自远古以来一成不变的主题：保证为这个国家 6.5 亿人口的食物供应。⁷²至少在这一方面，1968 年的农村生活并不一定比前些年更差。1966 年的粮食产量最终恢复到了 2.14 亿吨，超过 1957 年大跃进前夕的水平。1968 年和 1969 年虽然降幅巨大，但并不是灾难性的，此后粮食产量在文革期间一路上升，1976 年达到了 2.86 亿吨。产量的增加却没有让城市受益，原因是经济、交通、地方官僚体制的中断，以及从加拿大、澳大利亚进口的粮食量减少——从 1966 年的 643 万吨，到 1968 年的 459 万吨，再到 1969 年的 378 万吨。在相对稳定的 1973、1974 年，每年的进口量为 812 万吨，比较这些数字可以估算出不足部分的数量。⁷³这对于大体上自给自足的农村经济没有造成太大的负面影响。事实正好相反。

许多农民私下里巴不得政府不来管他们，他们乐于看到征税人员由于卷入了斗争，不能及时现身，开展工作。部分农村地区把国家官僚机构瘫痪的意想不到的结果当作是伟大的新生事物。在四川省射洪县，农民们得知：文革“就是不用交公粮了！”在河南的 10 多个县，财政局受到了派性斗争的严重影响，工作人员无法履行征税的职责。在内蒙古东胜县，财政局的公章在派性冲突中丢失了，导致该局开不出正规的农业税收据，只好暂时停止征粮。在湖南省大庸县，由于发生激烈的武斗，致使全县 1967 年 11 月的农业税征收工作被迫推迟了数个星期。同样在 1967 年 11 月，遍布山西省东南地区的武斗迫使 1 亿多斤 (5000 万公斤) 公粮的征收工作推迟了数个星期。在江苏省苏州和镇江地区，相当于 2 亿斤粮食的农业税再也没有征收上来。同样，在湖北省恩施和襄阳地区，相当于没有征收相当于 6000 万斤的公粮。⁷⁴

在中国的部分地区，受农民欢迎的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生产在 1967 年到 1969 年又得到了复兴。在四川省宜宾专区的 49349 个生产队中，到 1969 年共有约 8355 个生产队实现了分田到户、包产到户以及当时的材料通常所谓的个人利益“对集体经济的掠夺”。⁷⁵

面对着全国性的经济混乱，毛不以为然。1968 年底举行的中央全会的主题不是经济，而是对刘少奇一案的最后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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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胡乔木，转引自新闻研究所编：《谈谈报纸工作》（北京，1978），页 55。 ↩

2.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第二学习班党委：《关于袁力荣同志的复查情况》，，1972 年 10 月 18 日，页 1。 ↩

3. 《学资料》（北京：清华大学井冈山斗批改战斗团），第 117 期（1968 年 2 月 20 日），页 4。他脑子里想的是台湾特务坐船和乘降落伞进入浙江吗？ ↩

4. 昆明农林学院革命委员会政宣组编：《清理阶级队伍资料汇编》（昆明，1969），页 107；另见《学习资料》（战团），第 127 期（1968 年 3 月 2 日），页 9。 ↩

5. 《内部参考》编辑部编：《关于清理阶级队伍问题（材料汇编）》（无出版者署名，1968），第 2 册，页 77-78。 ↩

6. 比较《清理阶级队伍学习资料》（［上海］，1969）。“伪”可以指日本人在中国土地上建立的两个政府：被废黜的末代皇帝溥仪 1930 年代在：“满洲国”，抑或是 1940 年汪精卫在南京建立的与蒋介石敌对的政权。 ↩

7. 《论派性的反动性》，重印于《人民日报》，1968 年 1 月 15 日。 ↩

8. 国防大学：《文化大革命》，中册，页 126。 ↩

9. 同上，页 126-130。 ↩

10. 《大庆市志》，页 25。 ↩

11. 国防大学：《文化大革命》，中册，页 120。 ↩

12. 《内部参考》编辑部：《关于清理阶级队伍问题》，页 16。 ↩

13. 例如，参见以下对纳粹大屠杀的评论：“大多数学者承认，在纳粹松散的、无组织的决策过程中，并不存在一个简单、直线、自上而下的决策 - 命令 - 执行模式。相反，纳粹的政策是中央和地方当局通过无规律的辩证互动，共同趋于激进化的结果，其中既有上级的鼓励、立法、支持，以及决策、命令；也有下级的直觉、主动、实验以及服从。在这个复杂的过程中，中央和外围孰轻孰重，希特勒扮演什么角色，以及重要的转折点的时机和背景，仍然是众说纷纭”。克里斯托弗·R·勃朗宁：《最后解决方案的起源——纳粹犹太政策的演变（1939 年 9 月 -1942 年 3 月）》［Christopher R Browning, The Origins the Final Solution: The Evolution of Nazi Jewish Policy，September 1939-March 1942（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2004），214］。 ↩

14. 这是魏昂德：《对一场审讯的剖析》中的论证，引文也出自该书。 ↩

15. 国防大学：《文化大革命》，中册，页 18-19。 ↩

16. 《当代中国商业编辑部》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大事记：1958-1978》（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90），页 642。 ↩

17. 《当代中国的吉林》，两册本（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上册，页 155。 ↩

18. 国防大学：《文化大革命》，中册，页 16。 ↩

19. 张向凌：《黑龙江四十年》，页 360。 ↩

20. 范德昌编：《嘉萌县志》（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页 23。 ↩

21. 《克东县志》（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页 27。 ↩

22. 有关内蒙古的情况出自吴迪：《内蒙古文革》，页 i-vi，页 30-35。 ↩

23. 金春明、黄裕冲、常惠民：《“文革”时期柽事怪语》，页 386-387。 ↩

24. 《中国共产党云南省组织史资料、云南省政军统群组织史资料（1926.11-1987.10）》（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页 231。 ↩

25. 《北京市“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8-1970》，载《北京党史资料通讯》增刊，18 期（1987 年 7 月），页 30。 ↩

26. 程超、魏皓奔：《浙江“文革”纪事》，页 104。 ↩

27. 魏昂德、苏扬：《农村的文革：范围，时机与影响》［Andrew G. Walder and Yang Su，“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the Countryside: Scope, Timing and Human Impact”，CQ, no.173（March 2003），77.］。 ↩

28. 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页 185。 ↩

29. 郑义：《红色纪念碑》［Zheng Yi, Scarlet Memorial: Tales of Canibalism in Modern China, trans. T P Sym.（Boulder: Westview, 1996），p.190.］。 ↩

30. 丁龙嘉：《康生与“赵健民冤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页 179。 ↩

31. 郑义：《红色纪念碑》，页 131。 ↩

32. 魏斐德：《间谍王》，页 165。 ↩

33.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2 册，页 617-618。 ↩

34. 《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指示》（无出版者署名，1969），页 3。 ↩

35.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第二学习班党委：《关于衡莹珠同志问题的复查情祝》，1972 年 10 月 6 日。 ↩

36. 同上。 ↩

37.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第二学班党委：《关于杨某某的问题复查处理意见》，1972 年 4 月 14 日。 ↩

38. 魏昂德、苏扬：《农村的文革》，页 95-96。 ↩

39. 1 金春明、黄裕冲、常惠民：《“文革”时期怪事怪语》，页 34-35。 ↩

40. 沈迈克：《跃进式的社会主义一 - 毛泽东和 1958 年的大跃进》［Michael Schoenhals, Saltationist Socialism: Mao Zedong and the Great Leap Forward 1958（Stockholm: Foreningen for Orientaliska Studier, 1987），p.38.］。 ↩

41. 北京 64 中红卫兵总部：《开展“一日忠字化”活动的初步建议》，作者藏刻板油印红卫兵小册子。 ↩

42. 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件汇编》，第 1 册，页 645-671。在毛的坚持下，他的医生参加了这场实践；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页 483-487。 ↩

43. 高行健：《一个人的圣经》，页 104-105。 ↩

44. 高安花：《到天边》，页 190。 ↩

45. 《北京日报》，1968 年 3 月 4 日。 ↩

46. 金春明、黄裕冲、常惠民：《“文革”时期怪事怪语》，页 260。 ↩

47. 2001 年 12 月 26 日，在纪念毛诞辰的时候，新华社宣布发现了迄今为止最大的毛的像章。它是铝质的，直径 1.4 米，厚 2.5 厘米，重达 100 公斤以上。2002 年 1 月的一篇报道说，中国人民银行决定在 4 种新钞票上印上毛的图像，这说明在后毛时代的中国，中共仍然依赖于毛的形象。潘文：《汇率事件：一场大跃退？》［John Pomfret，“Currency Events: A Great Leap Backward？”at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articles/A52632-2002Jan28.html.］ ↩

48. 参见解放军总政治部编纂：《抓活思想的 60 多个怎么办》（北京：中共中央国防工业政治部，1966）。 ↩

49. 石家庄是 1967 年唯一实现了国民经济计划的中等以上工业城市。陈晓农：《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页 333。 ↩

50. 江苏南京市财贸系统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关于学习石家庄市井展“三忠于”活动情况的汇报》，油印本，南京，1968 年 6 月 28 日，页 6。 ↩

51. 同上，页 8。 ↩

52. 同上，页 3。 ↩

53. 《上访通讯》编辑室：《春风化雨集》，上册，页 436。 ↩

54. 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河北历史大事记》，页 417。 ↩

55.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第二学习班党委：《关于金柯问题的复查汇报材料》，1972 年 4 月，页 2。 ↩

56.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3 册，页 175。 ↩

57. 马齐彬等编：《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页 303。 ↩

58. 《周恩来年谱》，下卷，页 210。 ↩

59. 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83》（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3），页 302，页 304。 ↩

60. 李平安等编：《陕西经济大事记（1949-1985）》（西安：三秦出版社，1987），页 286-307。 ↩

61. 马齐彬等编：《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页 317。 ↩

62. 基于国家统计局综合司：《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历史统计资料汇编》中的数字。 ↩

63. 马齐彬等编：《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页 317。 ↩

64. 参见北京革命委员会的通知，载《万山红遍》，第 16 期（1967 年 12 月 31 日 ↩

65. 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件汇编》，第 2 册，页 747。 ↩

66. 《聂元梓回忆录》，页 300。什么是非法经济活动并不总是容易分辩的，1968 年夏，孩子们撕下北京各处的大字报，以 7 分钱一公斤的价格当废纸卖，结果被抓，公安部长抱怨道：“小家伙们发大财了！”。 ↩

67. 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件汇编》，第 2 册，页 805-812。 ↩

68.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第二学习班党委：《关于衡莹珠同志问题的复查结论报告》。 ↩

69. 《当代中国商业编辑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大事记》，页 642。 ↩

70. 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件汇编》，第 2 册，页 1007-1011。 ↩

71.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第二学习班党委：《关于郭步岳问题的复查情况》，1972 年 5 月。 ↩

72. 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关于粮食工作会议的报告》，页 4，共 7 页，北京，1967 年 10 月 30 日，作者藏本。 ↩

73.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1983》，页 158，页 438。在文革最后一年 1976 年的混乱中，进口量下降到 236 万吨，1977 年又增长到 734 万吨，1979 年达到 1235 万吨。进口量下降的原因，部分可能是由于外汇的匮乏，部分是港口城市的混乱。 ↩

74.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编：《中国农民负担史》，四卷本（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1994），第 4 卷，页 291—294。 ↩

75. 《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四川班革命大批判发言》，第 21 册（无出版者署名，1970），页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