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朝禁书
毛泽东最后的革命第二十章 毛泽东稳住阵脚

第二十章 毛泽东稳住阵脚

“九一三事件”后，领导层没有立即公布这一事件，还在考虑如何处理这场政治灾难。根据毛的官方传记声称，这个“重要转折”“在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19 月 18 日，绝密的中发（1971）57 号文件向党的高级官员简要通报了有关情况。9 月 24 日，就林彪手下四员大将的解职向解放军高层发出了信号。9 月 26 日开始的会议简要地向老帅们中那些遭受屈辱的成员，包括陈毅元帅以及其他“二月逆流”的参与者传达了有关情况。2

林的几位元帅同事很快达成了统一战线，对他们过去的战友进行了斥责。他们的批判材料花了大量篇幅谈历史问题，充满了道德义愤，但是鉴于当时的环境，可以料定，许多观点实质上既没有什么马克思主义的也没有什么“理论性”的东西。不过，这对于毛取得军队的支持很重要。1966 年罗瑞卿自杀未遂，给原先是半信半疑的高层同事们提供了把他打成叛党分子的理由。1971 年林彪逃往苏联，则让中国的元帅们在批判这个叛国分子时得以减轻良心上的不安。

朱德回顾了与林彪相识的几十年，得出的结论是：“他走上反党反革命的道路，不是偶然的。”刘伯承回忆道：“林彪这个人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我同他几十年，他没说过什么真话。”陈毅对林彪的定性和刘伯承的类似，他说林彪“为人阴险，耍两面派，培植死党，专搞阴谋”，但是陈毅又说：“我不否认林彪在主席和党中央领导之下曾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聂荣臻承认自己绝没有想到林彪“这样阴险，这样仇恨毛主席，要阴谋杀害毛主席，叛国投修，做可耻的汉奸卖国贼”。3

林彪消失的消息不可能一直隐瞒下去。尽管没有人公开承认这次危机，但是国庆节庆祝活动突然取消后，这标志着国家发生了某件大事，因为按照惯例，10 月 1 日，毛及其现有的战友都将观看和检阅天安门广场上的盛大游行。4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在全国人口中逐渐扩大了传达批判林彪的材料范围：仅在江苏省一地（人口为 5400 万），长达 92 页，揭露了林彪及其将领所谓罪状的中发（1972）24 号文件就印刷了 157700 份，每份都有编号，还打上了“绝密”字样。5在这样的传达力度之下，不久它就成了尽人皆知的事，连外国人都没有例外，虽然要到 1973 年 8 月中共“十大”上林彪才受到公开谴责，中国的官方媒体在此之前提到他时，只说是政治上的“刘少奇一类骗子”。6

随着消息的扩散，对所有自以为对政治有所了解的中国人来说，林彪事件在他们对文革的认识上产生了深刻的负面影响。许多人接受了（虽然是勉强或惊讶地）毛及其中央文革小组助手提出的理由，承认了中共早期最高层的清洗以及林彪的擢升是必要的，但是林彪这位元帅的死亡及死后受到的谴责对他们无疑是一场大地震。一个在毛身边呆了 40 年之久的人，即主席最好的学生和主席亲自选择的接班人，怎么会去杀害自己的恩人呢？更重要的是，全知全能的毛识别出了那么多搞修正主义的老同志，怎么就没有看出来林彪比他们还有恶劣呢？“九一三事件”使得许多中国人看透了真相。一位昔日忠诚的党员日后写下了此事对她和她丈夫的冲击：

真相对我是一大打击……我们这么多人把生命奉献给了国家的未来，但是如果让林立果这种人来管理社会，我们的努力还有

什么用呢？老汤和我都觉醒了，我们衷心信任的制度在根子上出了问题。我猜我们不是唯一动摇了对党的信任的人，但是没有人能表达自己的疑虑。7

在许多人看来，文革从一场追求意识形态的真挚的运动——以建立一个平均主义和集体主义的社会，变成了一场权力斗争。8这样的一个认知也是错误的；如果文革只是一场权力斗争，毛在 1967 年初就可以结束它了。但是，这种普遍的反感有助于在“九一三”后不久对文革做出调整，并在适当的时候彻底否定文革。

林彪事件对于毛也是一个重大打击。他也许曾希望慢慢地让林彪退休或下台，理由大概是他在南方巡视中所阐述的野心勃勃和口是心非。也许仍然会有不利的反响，但是不会像现在已发生的情况这样具有破坏性。政治上的受挫无疑让毛遭受痛创，毛在“林彪事件后健康状况急剧恶化”：

他情绪低落。一天到晚睡在床上，很少说话和做事。起床的时候，苍老了许多。他驼着背，步履迟缓，两条腿在地上拖着走。他睡不着觉。他的血压……升高……。两个小腿和两脚都有浮肿，在足踝处可以看得很清楚。他染上了慢性感冒、咳嗽，浓痰不断。肺部严重堵塞。9

笼络老帅们

毛尽管身体状况不好，但是他知道自己必须从所遭受的这次政治打击中恢复过来。正如在一年前出版的一部大型毛泽东语录中，有一条是“我们要不断根据实际工作情况来修改我们的计划”。10毛所做出的选择是与他在文革初期抛弃的“走资派”和“修正主义分子”进行和解。《人民日报》社论中引用的另外一条语录为这项政策提供了理由：“要相信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犯了错误的人，大多数是可以改的。”11

9 月 26 日向老帅们通报有关情况是一个开始。更具戏剧性的是，1972 年 1 月 10 日，毛突然一反常态地决定离开床榻，参加因患肠癌而于四天前逝世的陈毅的追悼会。12“他甚至不耐烦穿衣服。他穿着丝制睡衣和皮拖鞋，要我们立刻上路，不顾我们说外面天有多冷，风有多大。我们给他罩了件大衣，戴上了帽子……他不以为意地朝车子走去。”周恩来听说毛的决定后，立即提升了追悼会的规格，把流亡的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及其妻子邀请过来，此外还有中国的高级领导们。13

毛泽东在灵堂上告知陈毅元帅的遗孀说：“陈毅是一个好同志。”毛似乎要哭，但是他的医生没有看到他流下一滴眼泪，“在做秀，眨着眼睛，尽管嚎了几声”。毛在同西哈努克谈话时免除了陈毅和“二月逆流”的罪过：陈毅元帅以及其他老资格的领导人是在反对林彪、陈伯达、王力和其他后来下台的左派们。14毛还告诉陈毅的家人，邓小平（此时正在江西下放）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周恩来告诉他们要把这个结论传出去。15正是这些谈话给周恩来传达了一个信号，允许他对政策做出调整，恢复以前的做法，为文革初期的一些受害者平反。

对于有些人来说这来得太迟了：刘少奇、陶铸、贺龙元帅下台后于 1969 年死去；还有一些中央委员也在这段时间内出人意料地去世。于是周恩来此时下令，对于副总理以上的干部，不管他们现在的政治地位如何，都要进行医疗检查，必要的话要住院治疗。16但是，对于那些活着的人来说，现在有了重新获得特权的可能（虽然不一定是当权，哪怕是远远低于中央的层级），因为长期以来第一次在政治光谱的极左端出现了一只无可置疑的替罪羊，因为急于要使许多“问题”必须得到纠正的人们都归咎于这只替罪羊。周恩来努力工作着，以确保发动一场自上至下的整改行动。

复查干部

在中下层，林彪事件在政治上的副作用是影响了文革初期部分受害者案件的判案标准。北京市继而成立了一个复查彭真时期党政机关内许多干部案子的特别机构，这些干部曾在“九大”前后被下放到了工厂和北京郊区的生产队劳动。他们的平反——部分地也是形势所迫，因为自从 1970 年开始就缺少能干的工作人员——得力于现在把林彪定为“极左”，不管多少错误都能归罪于他的头上。

文革中一个广泛接受的政治实践是：如果你对某位高层领导人的提法、口号、政策发表了评论，它们是否正确取决于该领导人的地位，而不是评论本身。随着林彪的倒台以及他从主席的战友变成了人民的敌人，北京的复查机构迅速平反许许多多的“错误”案子，它们都只不过是对林彪的批评而已。例如，北京市计划委员的一名副主任对于毛主席的书要“天天读，雷打不动”的政策提出了不同意见，复查机构认为这个问题不大，因为“那是林贼提的口号”。17

所谓对毛的人身攻击以及以前被认为用心“恶毒”的政治评论也得到了重新的评价，结果发现许多案子没有原先声称的那么严重。1969 年初 4 月，在北京市委组织部的一名副科长的档案中加进了这么一条罪名——“污蔑毛主席的红宝书《毛主席语录》”。经复查证明：一名同事提议他们一起去游泳，那名副科长表示同意：“游泳裤和《毛主席语录》一样随身带，什么时候用都有。”复查机构把“污蔑”的罪名下调到了“不严肃”。18

在个别罕见的案件中，复查机构甚至无法判定某一干部最初的“错误”是什么。北京市商业局的一名副局长被定为“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罪名：最初的原告引用了据说是被告的言论，大意是学习毛的著作是“不要追求形式，不要讲求数量，而要讲求质量”。复查机构的结论是：“经复查，看不出此话是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191969 年，北京共有 6627 名处级干部被下放农村、解除职位，到 1972 年 3 月，其中百分之九十的人得到了“解放”。20有些中央部门的官员变得过度自信，以为很快一切会恢复正常。21类似的事情在全国各地发生。尽管他们在一、两年内没有得到有多大意义的工作，但是至少他们重新领取到了政府的薪金。22

悲惨的狱中生活

臭名昭著的秦城监狱座落于昌平县，离北京市中心有一个小时的车程。它戒备森严，1967 年以来由解放军控制。高层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及其他政治犯在这里度日如年，他们的境遇即使有所改善，也要比别人来得更慢。王力在 1982 年出狱后对秦城监狱的状况做了这样的描述：

秦城监狱的条件完全是非人道的，比法西斯还法西斯！尤其是在最初的五年（1968—1972），甚至从来不让我们到牢房外面去锻炼，什么读的东西都没有，连《毛主席语录》都没有。即使是在渣滓洞（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开设的监狱）也能读《中央日报》……特别非人道的是把窗子遮住，让你分不清白天黑夜，喇叭 24 小时不停地播放噪音，不让你看医生，强迫你服用会产生幻觉的药品，在喇叭中宣布当天要对你执行死刑，在最后一刻又撤销了。23

穆欣和王力大约在同一时期进入了秦城监狱。他痛心疾首地叙述了他在那里度过的七年零四个月的生活，确认那里对被关押者使用了多种多样的药物。在监狱医护人员的眼中，囚犯们显然比豚鼠（豚鼠和小白鼠一样，常被用来做医学实验——译注）好不了多少，“有个别医生”，穆欣称，“要么是有意的，主动的，要么是被迫的……不但不给病人治病，相反，还给健康的人‘接种’疾病，让病人死得更快。”24在 1967 年到 1971 年间，据称秦城监狱中有 60 多名囚犯发疯。在同一时期，另有 34 人被“折磨致死”和（或）自杀身亡。25

秦城监狱的一名幸存者历经磨难后为外国记者记述了有关情况，他就是李敦白（Sidney Rittenberg）。李敦白是美国人，1940 年代中期以后在中国定居，操一口流利的中文，是中共党员，也是文革的早期支持者，曾在红卫兵集会上发表演说，大出风头，被誉为“坚定的国际反修战士”。261968 年 2 月 21 日，李敦白被关进了秦城监狱，就在同一天江青当着天津代表团的面宣布他是一名“外国特务”，被怀疑卷入了“五一六阴谋”。李敦白回忆道：

对我的审讯自从林彪死后就停止了。没有了审讯压力之后，照理说我该感到轻松了，但是我没有。这是我唯一能够接触人的机会。我借此才能相信看守人员没有忘记我。现在我完全孤独了。我怎么能这样生活下去，也许还要这样度过余生呢。墙壁是灰色的。大门是暗红色的。我坐在矮床上，看着墙壁，觉得满屋都是孤单。没有其他人，孤单充斥了整个房间，在我和墙壁之间微微发亮，压弯了原本空无一物的空气，压迫得我几乎不能呼吸。

孤单，孤单，孤单，孤单。从白天到黑夜，每时每刻墙壁都在通过我疼痛的眼睛把孤独植入我的脑海之中，斑斑点点的颜色在眼前漂浮跳跃，沉默让我的耳朵嗡嗡作响。27

1972 年 12 月，毛泽东突然对秦城监狱的条件产生了兴趣。一名副部长从 1968 年以来一直在秦城监狱忍受折磨。他的妻子给毛写了封信，毛看后问周恩来：“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他又追加了一句：“应一律废除。”命令周展开调查，后者立即照办了。28对于这种导致毛泽东勃然大怒的“法西斯”行为，解放军最终承担了大部分责任，1973 年 1 月 8 日，公安部接管了秦城监狱。官方的材料都说此后“被审讯人员的生活条件”得到了显著的改进，但是改善的程度不宜夸大。291975 年，穆欣在被释放出狱前的待遇还很难说和“法西斯”有什么不同：

他们把药物放在我的食物和饮水中，折磨我的大脑。有的药物让我产生幻觉，有的让我觉得恐怖。还有的让我抑制不住要说话，有一种药物完全颠倒了我的回忆。日复一日，每当要睡觉的时候，药性就开始发作，每一个浮现在脑海中的人或事看起来再政治上都很可疑。早上药力逐渐消失，我的智力和记忆恢复正常。

他们这样折磨我，显然目的是强迫我交待问题，然后以此为借口不让我出狱。30

1975 年初，周恩来和中央专案审查小组接到毛的指示，大意是对文革中主要受害者案件的审查要尽快结束，“释放人员”。同年 2、3 月份，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的高级成员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制定方针，加快结束对秦城监狱诸多关押者的审查，做出正式裁决。311975 年 3 月 6 日，中央专案审查小组成员汪东兴、纪登奎、华国锋、吴德向周恩来提交了一份交给中央的请示报告，他们提出，由中央专案审查小组、“一办”、“二办”和“五一六”专案组所管的 670 名审查对象，大多数人的问题已经“基本查清”。32该报告提议对“绝大多数”予以释放。最后，在 1975 年春末和夏季，有 300 多人得到了释放，这并不是绝大多数。33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文革倒数第二个年头，不同政治立场的犯人获得的赦免待遇是不一样的。293 名仍然在押的国民党、伪满洲国和新疆“伪政权”的战犯全部获释。他们所有人出狱后获得了充分的公民权利和工作机会。如果他们愿意的话，甚至还允许他们去台湾旅游。34

另一方面，文革中的第一批受害者无一获得特赦。这些中共干部的罪行属于政治错误最大的修正主义。对他们只能根据具体案情的不同获得有条件的释放，即流放到边远省份的农村地区，受到种种的限制。例如，原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于 1975 年 3 月秦城出狱后，被强行安置在安徽省，不能与家人进行联系。

那些曾经自以为有极“左”目的而骄傲的中共党员（比如“五一六”“阴谋家”，林彪集团幸存的主要成员）的命运更加糟糕。他们还要在狱中呆好多年，得到宽大的机会微乎其微。35

周恩来的作用

直到今天，周总理仍然在中国饱受赞扬，因为他减少了文革对于个人和国家的冲击。但是，从林彪事件后缓慢的平反过程来看，显然是毛主动提出、周负责执行的。在少数人们能知道细节的中央专案审查小组负责的案件中，都是毛做出了最终裁定。没有证据表明周在这一领域独立扮演过重要角色。一位直到 1982 年才从秦城监狱得到释放的“五一六”小组的领导成员说道：

现在历史学家有点偏心，不尊重历史，打倒人的罪状都归毛泽东，保人的功劳都归周恩来，这不符合事实。据我所知，所有保的人都是毛泽东决定，周恩来执行。毛泽东不决定，周恩来不敢也不能去做。重要干部他不能决定。不能把毛泽东与周恩来分开，一个坏人、一个好人；一个头脑不清醒、一个头脑清醒；一个错误、一个正确。36

根据一位西方评论家的说法，林彪事件的直接后果是，“1972 年属于周恩来，而不属于江青的激进派。”37其根本理由是把林彪谴责成左派为周提供了回旋余地。

1972 年 5 月至 6 月，“批林整风汇报会”在京召开，会议为期五周，来自全国各地的 312 名高级干部参加了会议。会上中共领导层第一次对“九一三”事件后的局势做出了严肃评估。周恩来设定了议程，发表了许多重要讲话，虽然毛没有参加会议，不过周每天都与他进行协商。周恩来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宣布“刘少奇以后就是他（林彪）挂帅来反对主席了。”38在会上，非政治局的人员第一次得知了毛于 1966 年 7 月 8 日写给江青的信。据江青说，这封信显示毛早就知道林彪不怀好意，“他不讲马列主义，不讲阶级，不讲党的领导，不讲人民群众，专讲个人，讲宫廷政变，（毛）看出了林彪在思想上、理论上都不是一个马列主义者。”此信的原件在当时被撕碎后销毁了，现在传阅的是根据抄件编辑过的版本。39根据徐景贤在三十年后的回忆，对抄件最多不过有一到两处很小的改动。比如，信中原来提到蒋介石在 1949 年“逃到一座海岛上去了”，后来改为“滚到一群海岛上去了”。40

会议认为，“在我国几十年的各个历史革命阶段的关键时刻，在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中，林彪总是站在错误路线一边，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抗毛主席的战略方针，几次试图篡夺毛主席的领导权。”41

没有官方的会议记录，但是与会者回到各自所在地区，要向更多的听众传达有关“精神”。四川听众的一份记录表明，会议几乎把林彪所有最近的“罪行”都贴上了“极左”的标签，只有叛逃苏联除外：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林彪以“极左”的面目出现，提出

了（许多）反动主张……前几年，在文化革命中出现的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很多好干部解放不出来，就是林彪的流毒所造成的恶果……林彪伙同陈伯达和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大肆散布“怀疑一切”的反革命论调，煽动“极左”思潮，对中央一些领导同志的造谣中伤，并且秘密建立中央领导同志的黑专案，阴谋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42

激进派感到这种意识形态上的框架对他们有危险。毕竟，1966 年江青是在林彪的支持下开始声誉鹊起，成为文化政策的仲裁者的。对江青来说，幸运的是，1970 年庐山会议后成立的中央宣传小组——有些中国史学家认为这是中央文革小组的重生——实际上是控制在张春桥和姚文元手中。他们可以利用这一组织基地为自己服务。43斥责林彪是右派的声音出现了：“大量的材料证明林贼是一个长期隐藏极深的苏修特务头子。”44张春桥利用林彪的叛变来力图转移辩论的焦点：“林彪所做的是叛国投敌，这是全国人民一看就清楚的，没有什么好批判的。今后真正的危险的还是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舒舒服服的和平演变，因此重点还是在批刘，而不是批林。”45但是在 1972 年大部分时间里，毛在左还是右的问题上没有表态。周恩来能够抓住这个机会给文革降温，最显著的就是外交事务。

国际关系

1972 年最引人瞩目、最持久的变化发生在中国的国际关系上，尽管它们是源于毛此前的决定。1971 年 7 月 15 日，宣布尼克松将于 1972 年 2 月访华的消息改变了北京在全球的地位。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世界上最强大的那个国家的领导人前来北京，就像是帝国时代藩邦向皇帝朝廷的进贡。其他国家从中得到了这一意寓。1971 年 10 月 25 日，在美国的支持下，通过投票，中华人民共和国获得了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席位。美国国务院为在联合国大会事先双重承认而到处游说，但是在清点票数的时候，基辛格再次去北京安排尼克松访华的细节。于是，美国常驻联合国大事乔治·布什没有能保留住中华民国的席位也就一点不出人意外了。不久，在联合国里，“中华民国”就到处被称为台湾了。46

1971 年 7 月 15 日的公告在各个大国的首都也产生了影响。在伦敦，爱德华·希思首相的政府暴跳如雷。英国正在与中国谈判，协商把双方的关系升级为大使级，由于没有预见到这一消息，它丧失了自己在谈判中的筹码。中国政府知道自己无需做出让步。但是，周恩来至少要自己的下属告知英国：1967 年夏天对英国驻华代办处的攻击，并不是在中国党和政府的授意下进行的。47同样，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不得不牺牲日本与台湾的紧密关系。1972 年 9 月 25 日，田中角荣与周恩来在北京签署了实现两国关系邦交正常化的公报。48

这些广为不同的外交突破，特别是中美关系的突破，结束了由于文革中国所陷入的孤立状态。与“帝国主义阵营”领导人的交往第一次得到了毛本人的祝福。江青陪同美国总统观看了她的革命京剧（当时为芭蕾舞剧——校注）《红色娘子军》，尼克松对她的描述是“态度粗暴，咄咄逼人，让人感到不舒服”。江青问道：“你为什么不早一点到中国来？”49她潜意识里想的也许是“你为什么现在才到中国来？”向资本主义西方的开放是对激进派的一次重创，此前他们可以得天独厚地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国度里实行自己的政策。再者，随着外国来宾接二连三地涌入中国，不可避免地会提高周恩来这位外交领袖、激进派的心腹大患的声誉。江青稍许感到安慰的是，新近在北京设立的美国联络处可以为她提供电影：她点名看的第一部电影是有关政治暗杀的《豺狼的日子》（又译《刺杀戴高乐》）。50她还接受了一名美国学者的长时间采访，试图提高自己在海外的声誉，但是悲哀的是，这部传记只是在她被废黜后才面世。51

解冻

周恩来 1972 年的成就还不可高估。政治气温还在冰点徘徊，仍然没有返回文革前的波动范围。以出版为例。在 1971 年召开的全国出版会议后，非政治类书籍和报刊逐渐恢复正常出版。当时，毛甚至批准了大规模重印二十四史的计划，1972 年第一批书开始面世。但是，宣传领域的基层干部仍然非常担心犯“错误”，不知道正确路线和“散播‘封资修’毒草”的最终界限何在，所以这些史书典籍和其他书籍的销售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

1972 年 2 月，周恩来生气地质问，为什么只有外国人而不是中国人才能在北京市中心最大的书店内买到展示的古典小说《红楼梦》、《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他争辩说，如果书店里有书可卖，就既要卖给外国读者，也要卖给中国读者。如果书店里无书可卖，就不应该在显著的位置进行展示，这样会“给敌人传播谣言的借口”。看来周个人的干涉起了作用，只过了两个月，首批 20 万册古典小说重印本就开始面向全国各类读者销售了。52

在只向高级干部和其他特权人士开放而外国人和大多数普通中国人不得涉足的特殊书店，过去几年的外国著作的新译本开始上架。理查德·尼克松的《六次危机》和他的其它著述在 1972 年 1 月和 2 月出版了。同年晚些时候，随着对外关系的发展，一批外国历史著作的译本问世了。53到了 1972 年 12 月，第一批外国小说的新译本面世了，那是三本苏联小说。1973 年，一份新的“内部”刊物《摘译》开始在上海发行，内容全部是批判介绍外国文学、艺术、哲学和社会科学，它反映的是激进派的观点。

在大学校园内，除了毛泽东思想外，对不同意识形态进展有更多渴求的学生们再次接触到了离经叛道的著作。在上海复旦大学，研究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系所不但出版了《美国政府机构》、《战后西德经济》等争议不大的参考书，而且还翻译出版了西方托派最新的著作。尽管出版的目的在于批判其“反动的意识形态内容”，但是当这些著作出现“新一代的革命青年登上了世界政治舞台，在世界政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一类言论时，老红卫兵们可能会对此产生共鸣。54

在同新华通讯社记者（其调查报道旨在发现年轻读者的“不健康倾向”，然后向有关当局进行报告）进行谈话后，一些教育者不久就开始抱怨“伤风败俗”的书籍的大量流行。根据西方的标准，大多数书谈不上伤风败俗，包括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前者的残本在上海的黑市价格最高达 50 元，相当于一个青年工人两个月的工资。新华通讯社记者听说，在上海的黑市，任何东西只要有裸体像，价格都“非常高”。据说“伤风败俗”的书籍不但占领了大中城市的“文化战线”，而且也打入了乡镇和农村。据说许多书籍的来源地是香港，但是北京的有关当局也指出包括了使馆区和大饭店的外国人。55西方原文版的小说和杂志大概更加伤风败俗，所以都被深锁在大学的图书馆内。56

但是，年轻的心灵是束缚不住的。林彪的死亡和对美国的开放激发了无数青年空前的自我反省，不管他们是在城市中，还是去“上山下乡”劳动改造。在一些情况下，这种不安定以艺术的形式表现了出来。“地下”艺术和文学开始发芽成长，最终成为一个全新的流派。在北京，一位叫徐浩渊的老红卫兵在朋友圈里组织了一个非正式的文学“沙龙”，在他们各自家里轮流聚会。57崭露头角的歌手、画家、诗人以及他们的小群体彼此交换着禁书，唱着被禁的歌曲，做着现实的美梦。知识分子的酵素在不断成长，虽然条件困苦、艰险，虽然步伐迟缓、蹒跚，不过这是外国观察家所看不到的。58一位外国政治学家后来描述道：“在 1973 年中期批林批孔运动前，持不同政见的行为已经在增加。到了 1973 年以后，在东欧被称为‘第二社会’的迹象已经很明显了。”59导火线正是林彪“事件”。

中共与过去一样可以调动无产阶级专政的所有资源，大力宣传到处是“莺歌燕舞”，这是说国内外形势一片大好的象征性用词。而另一方面，孤独的持不同政见者们面临着几乎是难以想像的困难，只能让极少数人听到自己的观点，而且几乎肯定有悖察觉、逮捕和遭受着空前的严厉惩罚的危险。那些实际上敢于当众表达自己的反对意见和不同声音的人士，没有表现出特别强的分析或表达能力，有的只是英勇无畏，这几近于自杀行为。

1973 年春天，成都电讯工程学院一名 41 岁的工程师、有着 20 年中共党龄的屠德雍向全国的许多大学和革命委员会投寄了一份《文化大革命十大罪行》。屠德雍在 1975 年被捕后向警察这样解释了自己的行动：“林彪的自我爆炸，才使我看清了靠文化大革命起家的……这伙害人虫同林彪是一丘之貉，都是大乱天下的罪魁祸首。”60屠德雍的《文化大革命十大罪行》写道：

文化大革命使 90% 以上的干部，60% 以上的群众受到各种精神上的打击，政治上的迫害，以致肉体上的摧残，极大打击了干部和群众对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对党的忠诚……

文化大革命使工业生产受到了极大的破坏，生产停顿，财政枯竭，国库空虚，人民生活下降……

文化大革命使自解放以来社会道德空前堕落，广大青少年被引上犯罪道路……61

1976 年 5 月 23 日，屠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处无期徒刑。他在审讯过程中说道：“像我这样一个本来对政治并不敏感，对党和毛主席真正抱有深厚感情的人，现在都有这些想法，可想而知别人是如何看待文革的了。”62

在屠想像的“别人”中，有一位来自长春（吉林省省会）光学仪器厂的工人，他名叫史云峰，时年 26 岁。1974 年 10 月中旬，他向长春 14 个机关单位寄发了被中共副主席王洪文认为“极其反动”的匿名传单。史在传单中对文革进行了严厉的谴责，坚称文革“后”，“社会愈加混乱，一切都倒行逆施，不正之风愈加严重，人民生活愈加下降，供应愈加不足。”中国的大学在理论上是向像他本人这样的“工人”开放的高等学府，实际上已变成了“后门大学”。他指责江青个人剥夺了中国 8 亿人口的“民族文化，传统文化”。然而，史云峰把最猛烈的谴责对准了中共党的主席，即对准了毛的治党方式及其极左路线：

党的领袖也是普通党员。反对“个人迷信”！“反对个人崇拜”！共产党不要“党皇帝”！……七、八年搞一次运动（文化大革命）是亡党亡国路线……沿中共八大路线前进！……刘少奇同志是野心家上台以非法形式，用极左浪潮阴谋搞掉的！千古奇冤！63

似乎嫌这种“个人冒犯”还不够，史还大胆地建议“由周恩来同志、邓小平同志组织临时中央，设专案组全面审查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64

不管是吉林的，还是北京的中央当局都对史云峰的传单如临大敌。公安部迅速派遣了精干的调查组，会同地方上特别调遣的 6600 多名公安人员，展开了该省历史上最大的搜捕行动。按照调查者们的设想，他们寻找的是一名党政要害部门的心存不满的干部。据说，当他们发现发表这些“反动”言论的“只是一名工人”的时候大吃一惊。在经历了两年的审讯和批判后，1976 年 12 月 19 日（这时文革已经结束），史作为“现行反革命”被处死。临刑时给他注射了麻醉剂，用医用缝合线把他的嘴勒住，以防他呼喊革命口号（比如“毛主席万岁！”），扰乱行刑者的心神。65

在后林彪时期，在中国名气最大、政治上最成熟的文革批判是 1974 年 11 月，在广州闹市街头贴出的一份两万字的长篇大字报，题目叫做《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作者共有三人，他们曾经做过红卫兵“造反派”，如今以“李一哲”的集体化名进行写作。他们把批判对象策略地称为“林彪体系”，但是每一个读者都能轻易地辨别出这是对此时此地的中国所作的一个强有力的批判。不同于成都的屠德雍和长春的史云峰，他们成功地获得了大批持同情态度的读者，甚至在广东党政机关内也有温和派官员同情他们。在对文革做了精心措辞的正面评价后，他们继续辩论道：

但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并没有完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任务，因为它并没有使人民群众牢牢掌握住广泛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武器。

1968 年夏季，社会主义的法治“突然不灵了”，“政权就是镇压之权”灵了起来。在范围广大地区内，到处在抓人，到处在镇压，到处是冤狱。社会主义法制跑到哪里去了呢？据说，它没有用了，因为这是旧人大的宪法，而新人大还没开，现在是无法无天了！

这是在我国进行的一场社会法西斯主义的演习，演习的总指挥是林彪。66

尽管在最近几年，形势似乎有所好转（“李一哲”特别正面提到了 1972 年的形势），但是仍然存在着无数的问题。面对即将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是自文革以来的第一次人大会议，作者们主张：

可是，那些为反对林彪体系作了真正战斗的革命者，不少的情况是杀了头的，头还是杀了；坐了牢的，仍旧坐着；罢了官的，照样罢着……人民群众不是阿斗……他们要求民主、要求社会主义法制、要求保障人民群众的革命权利和人身权利。67

这在当时是极具煽动性的观点。1975 年 1 月中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同时根据中央当局的命令，广州市革命委员会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一场运动，以批判持有这些观点的人们。68尽管“李一哲”因为持不同政见而被投入了监狱，他们也出席了“批斗会”（实际上像是公开演讲）以阐明他们的观点。听众的人数很多，而且常常在暗中接受了他们的观点。69

左就是右

在 1970 年代中叶，身体每况愈下的毛是否还能收到、阅读和领会此类流行的不同政见，这是不得而知的。谣传他曾经读过“李一哲”的大字报或者其摘要，在空中挥舞着该文，询问政治局的要员们是否能把它驳倒。70（他们中没有人能这样做，但是广东省革命委员会至少做了尝试，它称大字报“妄图纠集一切牛鬼蛇神，煽动群众，制造混乱，在中国重演‘匈牙利事件’。”）71

但是，毛在 1972 年前后，相比于以往似乎更少依赖正规的信息渠道。他越来越少读新华通讯社的当前信息报告之类的东西，而只是读信，有他认识的人写的，有他们的子女写的，偶尔也有普通公民写的，这些信件由中央办公厅筛选、编辑、摘要后，刊印在一天一期的《主要信件选》和两天一期的《来信摘要》上。另一方面，周恩来、江青及其他同事继续在阅读新华通讯社《内参清样》等信息来源，并且借助于他们读到的东西，试图操纵政治议程和毛泽东。

激进派的关键目标是使自己摆脱批林彪左倾的运动所具有的梦魇。如果毛公开说清楚林彪“路线”的“实质”是左还是右，1972 年的很多事情也许就不会发生。周恩来利用毛的模棱两可，花了数月的时间暗中反左，推动了一些变化。到了 10 月份，内参材料给北京报纸的编辑们带来好处。这些材料中充满了可以在“批判极左思潮”中使用的“提法”。72但是，到 1972 年秋末，幕后的形势越来越明显，两派针锋相对的观点已成水火，必须要给林彪在政治上进行恰当定性。当 11 月下旬到 12 月初的时间内，周恩来表示“拟同意”外交部在一份机密文件中提出的“彻底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煽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而张春桥对此举表示公开质疑。江青也宣传：“我个人认为应批林彪卖国贼的极右，同时批他在某些问题上的形左实右。”73摊牌的时刻到来了。

12 月 5 日，《人民日报》的一名编辑王若水给毛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说自己赞成公开周恩来的提法“‘左’的不批透，右的东西还会抬头。”74王的信成为促使毛出来干预的一个引子。12 月 17 日，这位中共党主席告诉周恩来、张春桥和姚文元，林彪路线的实质是“极右”而不是“极左”。尽管现存的谈话记录不完整、不连贯，但是毛列出了林彪所谓的“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罪名来支持自己的看法。75

毛的定性一锤定音，尽管它没有立即在媒体上出现，但却成为一贯的用法。76大多数文章的做法是尽可能避免谈极“左”和极“右”。77中国的党和解放军的媒体在 1973 年新年社论中，花了一定篇幅谈到必须抓住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实质”，进行“深入的批判”，但是没有讲它是“极左”还是“右”。在随后的几个月中，中共的宣传机构似乎更关心的是解释为什么“极左”不适合用来界定林彪路线，而不是去说明为什么“极右”就适合。78鉴于当时党中央认可的部分论点与编辑们的直觉相矛盾，1973 年上半年，在党的媒体上大量出现了“政治性印刷错误”也许并不足为奇。79再加上严格执行的审查规则，使得当时大部分公开的政治著述十分深奥，这些规则是：

严禁直接提到林彪和陈伯达的名字（鼓励使用“刘少奇一类骗子”这样的代名）

注意不要把刘少奇的名字和林、陈的代名比较明显地混合在一起（例如，不允许说“刘少奇一类骗子和刘少奇”）

同意批判“真正的社会主义”，不赞成公开使用这种表述

“修正主义”本身就是“反革命”的，不再使用“反革命修正主义”的表述，因为它意味着似乎还有一种不是“反革命”的“修正主义”80

毛对林彪路线具有的“实质”所作的表态可以并且即将被解读为对周恩来的间接批评。就在这一时期，毛事实上已经采取措施来制衡周的力量。

接班

除了对林彪的错误定性以外，对毛来说，还面临着一个更加实际，更加潜在严重的问题：谁来接替这位已故元帅的接班人位置。1972 年夏天，四名在世的政治局常委的身体情况都很糟糕。有三名常委接二连三地传出了身患重病的消息，他们“收到了请帖去见马克思”，即将不久于人世。1972 年 1 月，毛在治疗肺感染期间的心力衰竭几乎是致命的。康生已经有临床忧郁症，现在又查出患有膀胱癌。1972 年 5 月 18 日，周恩来的医生告诉他，他也患有膀胱癌。毛不相信医学上能治得好癌症，他的第一反应是不许他们两人动手术。只有在秦城监狱内度日如年的陈伯达躲过了此劫，然而夏天就传来了他的政治生命宣告完结的消息。中发（1972）25 号文件正式把他打成“罪大恶极的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81

那么谁将在毛身后掌管中国呢？文革本来就是要培养革命接班人的。正如中共在 1964 年抨击苏联修正主义的“九评”文章中写道：“毛泽东同志提出，为了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的确，这篇文章明确提出，“从根本上来说说”，在中国共产主义的前途命运方面，接班的问题比路线的问题更具有决定性的作用。82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所以毛在解决林彪路线问题前首先做的是解决毛的接班人的问题。1972 年 9 月，他把王洪文从上海调到了北京。

王洪文自从在 1967 年 1 月帮助张春桥夺权后，由于张春桥和姚文元身在中央，他实际上成为了上海的党政领导人。1972 年 4 月，他被任命为解放军上海警备区政委。9 月 7 日，毛把王召到北京，据说两人进行了几次谈话，毛要他读许多书。在 1973 年 5 月中央工作会议上，王同纪登奎、吴德一起参与了政治局的工作。83

在王洪文的身上有许多为主席所欣赏的优点。王出身农民，参过军，当过工人。确实，如果王继承了毛的位置的话，他将继一连串知识分子和农民之后，成为第一位领导这个无产阶级政党的个人。王也很年轻，大约 38 岁。在某种意义上说，毛借王洪文向红卫兵表明自己没有忘记他们。如果他们能够利用自己在农村或工厂进行再教育的机会成为像王这样的人，他们的未来也会像王那样发生戏剧性的变化。毛进行了一次风险极大的赌博。他的接班人角色从“最好的学生”转变成了革命的象征。这是一场以毛将以失败告终的赌博。

Footnotes

  1. 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下卷，页 1605。 ↩

  2. 陈东林、杜蒲：《共和国史记》，第 3 卷，页 689-691。 ↩

  3. 中共中央办公厅：《参阅文件》，第 1 册，页 2，页 6，页 19-20，页 22。 ↩

  4. 有林、郑新立、王瑞璞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通鉴》，4 卷本（北京：红旗出版社，1993），第 3 卷，页 905，注释 1。有些迹象更加微妙，比如张春桥在公开场合不再穿解放军军装（自 1966 年秋以来这已成为他的标志），改穿浅灰色的文职“中山装”；徐景贤：《十年一梦》，页 271。 ↩

  5. 在费正清中心图书馆所藏文件背面印刷的总份数。 ↩

  6. 有一份中央文件说道：“在工农兵和劳动人民中议论这个问题，是允许的。但是，仍然不登报，不广播，不写大字报，不写标语口号。•提高警惕，不要向阶级敌人泄露”。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71］67 号，页 4。另见高：《林彪事件》，页 66。 ↩

  7. 乐黛云、韦克曼：《面向风暴》，页 309。 ↩

  8. 这一判断基于作者们与中国人的众多谈话。 ↩

  9. 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页 542。 ↩

  10. 《毛主席语录索引》（无出版者署名，1970），页 1677。 ↩

  11. 《人民日报》，1972 年 4 月 22 日。 ↩

  12.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毛第三次参加此类追悼会：第一次是 1950 年去世的任弼时，任在政治局内排名第五；第二次是 1953 年的斯大林；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文化大革命”时期资料选辑》，页 35。 ↩

  13. 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页 545；《周恩来年谱》，下卷，页 508。 ↩

  14. 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页 545-546。 ↩

  15. 《周恩来年谱》，下卷，页 507-508。 ↩

  16. 刘舜辉：《曾山》，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中共党史人物传》，第 25 册（1985 年版）：页 258-259；公仲、有生、升阳：《陈正人》，同上，第 40 册（1989 年版）：页 267；《邓力群国史讲谈录》，第 3 册，页 161。另见李永编：《文革名人之死》（台北：派色出版社，1994）。 ↩

  17.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第二学习班党委：《关于杨子诤问题的复查情况》1972 年 7 月 4 日，沈迈克收集。 ↩

  18.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第二学习班党委：《关于韩光同志问题的复查情况》，1972 年 12 月 9 日，沈迈克收集。 ↩

  19.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第二学习班党委：《关于对朱启明同志问题的复查情况报告》，1972 年 11 月，沈迈克收集。 ↩

  20. 周一兴编：《当代北京简史》（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页 229。 ↩

  21. 1972 年 10 月在北京，麦克法夸尔把一本《中美关系：1949-1971》送给了中国外交部一 - 名崭露头角的官员，此书由麦克法夸尔编著，几个月前刚刚出版。这位官员通宵阅读了书中有关清洗外交部的论文后，第二天即断言此书已经过时，并且预言该部门将在一年内实现重新满员。 ↩

  22. 例如，参见张戎的《鸿》，页 444-445。 ↩

  23. 沈迈克：《编序：关锋回来了》［Editor's Introduction: Guan Feng Is Back”，Chinese Studies in Philosophy, 26, nos.1-2（Fall-Winter 1994-95），5.］。 ↩

  24. 沈迈克：《中央专案审小组（1966-1979）》，页 106-107。 ↩

  25. 图们、孔弟：《共和国最大冤案》，页 89；肖思科：《超级审判：图们将军参与审理林彪反革命集团亲历记》［济南：济南出版社，1992］，页 43）引述前秦城监狱狱长的数字，发疯的犯人“在 30 人以上”。 ↩

  26. 1967 年 6 月 13 日，李敦白在上海锦江饭店向一名中国听众讲述了自己在文革初期的活动。其饶有趣味的叙述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六）》，第 1 册，页 384-401。 ↩

  27. 李敦白、贝内特：《红幕后的洋人》，页 414-415。尽管在狱中度过多年单独囚禁的绝望生活，李敦白仍然精力充沛，保留了自己幽默感和厚脸皮。文革后，麦克法夸尔问他，他当过一小段广播事业局的头头，成州了自马可、波罗以来中国最有权势的外国人，他对此的感觉如何。他回答道：“何必要谈马可·波罗！” ↩

  28.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3 册，页 334；《周恩来选集》，两卷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1984），下卷，页 456-457。这位妻子最终被允许去探望自己的丈夫。 ↩

  29. 《中国人民公安史稿》，页 341。 ↩

  30. 转引自沈迈克：《中央专案审查小组（1966-1979）》，页 107。 ↩

  31. 《周恩来年谱》，下卷，页 697。 ↩

  32. 670 这个数字不包括与林彪有关的受审对象。见上，页 699 页注释 1。 ↩

  33. 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页 311 页。邓小平的女儿说，她父亲和周恩来积极推动了这些人的释放。 ↩

  34. 《中国人民公安史稿》，页 346-347。 ↩

  35. 有趣的是，1975 年邓小平在着手解决一系列重大问题时，特别谈到了“五一六”“阴谋家”的问题：“清查‘五一六’，徐州市搞了 6000 多人，这是很吓人的数字。……如果按 5 口之家来算，再加上他们的亲戚朋友等社会关系，波及的面就有好几万人。必须使他们很快把包袱放下来”。《当前钢铁工业必须解决的几个问题》，载《邓小平文选（1975-1982）》（北京：外文出版社，1984），页 20-21。显然，据说“五一六”分子反对的是周恩来，而不是邓小平或者刘少奇，所以无怪乎在邓复出以前，周并没有做出特别的努力，以使这些人的问题得到尽快解决。 ↩

  36. 《王力反思录》，下册，页 922。 ↩

  37. 拉斯罗·兰德尼：《中国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1921-1985：自画像》［Laszlo Ladan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Marxism, 1921-1985: A SelfPortrait（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88），p.355］。 ↩

  38.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 442-44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文革”十年资料选编》，第 2 册，页 178。 ↩

  39. 见本书第三章和第四章。江青的讲话收录于《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十个文件汇编》（合肥：中共安徽省委，1972），页 5-10。 ↩

  40. 徐景贤：《十年一梦》，页 266。 ↩

  41. 《关于对野心家、阴谋家·叛徒·卖国贼林彪罪行的揭发批判》（无出版者署名，［1972］），页 3。 ↩

  42. 同上，页 7，页 27。 ↩

  43. 王年一、何蜀、陈昭：《毛泽东逼出来的“九一三林彪出逃事件”》，页 147-148。 ↩

  44. 《关于对野心家、阴谋家、叛徒、卖国贼林彪罪行的揭发批判》，页 8。 ↩

  45. 《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第 3 册，页 639-640。 ↩

  46. 罗伯特·S·罗斯：《妥协的合作：美国与中国（1966-1989）》［Robert S. Ross，Negotiating Cooperati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1966-1989（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pp.42-43.］；泰勒：《长城》，页 116-117。 ↩

  47. 《周恩来年谱》，下卷，页 438-439。 ↩

  48. 沃尔夫·孟德尔：《日本对华政策的问题》［Wolf Mendl, Issues in Japan s China Policy（London: Macmillan for RIIA, 1978），pp.57-68.］。历史上巧合的是，这 3 位在 1972 年在对华关系中取得突破的国家领导人不久都纷纷下台，其中两人（尼克松和田中角荣）名誉扫地，一人（希思）从此再没有返回政治舞台。吉米·卡特总统在中美关系上取得了第二次突破，于 1979 年实现了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后来在 1980 年的大选中落败。 ↩

  49. 《理查德·尼克松回忆录》，页 570。 ↩

  50. 曼：《事关面子》，页 63-64；后来还要了类似的一部电影《大风暴》。 ↩

  51. 参见洛克珊·维特克：《江青同志》［Roxane Witke, Comrade Chiang Ch'ing（Boston: Little, Brown,1977）］。中文版见张颖：《外交风云历记》（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页 177-330，该书收录了江青与维特克谈话的完整记录（记录人是外交部负责陪同维特克的官员），并介绍了此事在外交部内的反响。 ↩

  52. 刘呆、石峰编：《新中国出版五十年纪事》（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页 139-140。 ↩

  53. 比如，日本。 ↩

  54. 《托派资料选译（一）》（上海：复旦大学，1972），页 19，翻译了《世界性的青年激进化以及第四国际的任务》「“The Worldwide Youth Radicalization and the Tasks of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International Socialist Review（July August 1969），48-69］。作者包括欧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杰克·巴恩斯（Jack Barnes），约瑟夫·汉森（Joseph Hansen）。 ↩

  55. 《周荣鑫同志的讲话汇编》（无出版者署名，1975 年 12 月），页 14-18。 ↩

  56. 黄明珍：《神州怨：我从毛走到现在的长征》［Jan Wong, Red China Blues：My Long March from Mao to Now（Toronto: Doubleday/Anchor, 1997），p.74］。 ↩

  57. 许多人的父母是干部，要么在监狱，要么在“五七”干校。 ↩

  58. 当时没有外国观察家眼中所谓的“反对派论坛”。1972 年，在美困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谢伟思（John S. Service）——1945 年“迪克西使团”（“迪克西使团”［Dixie Mission］，即美国驻延安观察团。——译注）的成员，在“谁丢掉了中国”的辩论中受到抨击的外交官之——承认：“我们对知识分子的动向一无所知……中国通常只有一种观点。没有给反对派提供论坛。”然而，他总结道：“我不认为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死气沉沉的国家；我想情况不是那样的”；沈迈克：《中国的文革》，页 281-284。 ↩

  59. 塞巴斯蒂安·海尔曼：《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性抗议——1976 年四五运动和 70 年代的反文革》［Sebastian Heilmann, Sozialer Protest in der VR China: Die Bewegung vom 5. April 1976 und die GegenKultrrevolution der sebziger Jabre（Hamburg: Institut fur Asienkunde, 1994），pp.33-37］。 ↩

  60. 《上访通讯》编辑室：《春风化雨集》，下册，页 5。 ↩

  61. 同上，页 2。 ↩

  62. 同上，页 5。 ↩

  63. 同上，页 393-394。 ↩

  64. 《当代中国的吉林》，上册，页 156。 ↩

  65. 《上访通讯》编辑室：《春风化雨集》，下册，页 392-406。 ↩

  66. 李一哲：《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中国法律与政府》，10，3（Fall 1977），42-43。 ↩

  67. 同上，页 49-50。 ↩

  68. 中共广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广州党史大事记》，第 328 页。 ↩

  69. 有关“李一哲”主角对“李一哲”现象的记述，参见王希哲：《王希哲自传：走向黑暗》（香港：民主大学，1996）。 ↩

  70. 宋永毅、孙大进编：《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香港：田园书屋，1997），页 447。 ↩

  71. 同上，页 453。 ↩

  72. 《报刊资料》，第 25 期（1972 年 10 月 12 日）。 ↩

  73.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 450。 ↩

  74. 王若水：《智慧的痛苦》（香港：三联书店，1989），页 331。 ↩

  75. 《周恩来年谱》，下卷，页 567。 ↩

  76. 不过，有些中国的历史学家暗示情况如此；参见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 451。 ↩

  77. 安建设：《“九·一三”后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载张化、苏采青：《回首文革》，下册，页 1084。 ↩

  78. 参见威廉·约瑟夫：《中国对极左思潮的批判（1958-1981）》［William A. Joseph, The Critique of Ultra-Leftism in China, 1958-1981（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pp.120-150.］。 ↩

  79. 《编辑业务》，第 7 期（1973 年 6 月 8 日）。 ↩

  80. 同上，第 1 期（1973 年 3 月 13 日）。 ↩

  81. I.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页 549-572；国防大学：《文化大革命》，中册，页 706。1982 年，陈伯达的一位老同事兼好友到狱中来看他，对他说文革中高层的受害者没有哪个像他那样背负了这么多离奇的罪名。参见陈晓农：《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页 271。 ↩

  82.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页 477-478。 ↩

  83. 《陈云年谱》，下卷，页 175。 ↩

更新于

第十九章 林彪的叛逃和死亡

上一页

第二十一章 周恩来承受压力

下一页

目录

笼络老帅们复查干部悲惨的狱中生活周恩来的作用国际关系解冻左就是右接班Footnotes
在 GitHub 上编辑此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