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邓小平主政

如果说 1972 年是周恩来年，那么 1975 年大体上是邓小平年；用当年激进派的语言叫做“死不改悔的走资派邓纳吉企图全面复辟资本主义”之年；¹或者，如同在激进派遭到清洗后，这一年也可以称之为“唤起全国人民的空前觉醒，加速了‘四人帮’走向灭亡的进程”。²奇怪的是，毛如同他在 1972 年时一样，对其激进派盟友的警示反应迟钝。1975 年的邓小平则像 1972 年的周恩来那样，利用主席的消极被动来试图扭转文革造成的破坏。

毛之所以选择邓，部分原因是他寻求实现为了降低军队在文官事务中的作用的目的。“林彪事件”让毛得以大刀阔斧地降低了解放军在党中央机构内的作用。但是，军队干部控制着北京以外的绝大部分地区。1973 年 12 月 12 日，毛在一系列政治局、中央军委会议上抱怨“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政”，明确暗示军队退出政治事务。他采纳了据说是叶剑英的建议，命令八大军区（共有十一个军区）的司令员相互对调，将他们调离了各自根深蒂固、在文职和军职干部上人脉深厚的山头。毛的交换条件是提议让邓小平重新进入政治局和军委。毛同时提出这两个方案，其策略一望而知。为了说服军区司令们离开自己辖区，他含蓄地向他们承诺，尽管周恩来正在从政治舞台上淡出，接替周的位置不是王洪文，而是一位参加过长征的，在党内、军内都有很高资历的老同志。毛的命令在规定时间内得到执行。邓小平在文革后暗示自己对此很惊讶，由此可见这个交换条件的重要性。毛在亲手造成了全国无政府状态后，不能再指望军队将领的自动服从了。³

在提升邓的事情上，毛也向其他的不可抗力屈服了，即周恩来的日益虚弱和王洪文明显的无能。周恩来的健康持续恶化，他所主持的国务院和政治局会议已经不能在人民大会堂或者中南海里召开，而必须在医院里举行。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经长期推延后于 1975 年 1 月举行，周积极参与了会议的筹备，甚至离开病榻，做了一份重要的报告。这是一曲名副其实的天鹅之歌。经过允许，周恩来重申了农业、工业、国防、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的重要性。这些目标是在文革前提出的，但是在大动乱中被遗弃了。

毛提议周在这次人大会议后退休。他说：“你身体不好，四届人大之后，你安心养病，国务院的工作让小平同志去顶。”⁴1975 年 2 月 1 日，周恩来把他的内阁成员召集到床边，最后一次告诉他们，自己实际上已经退出政治舞台。“将来这样的会”，他说，“请小平同志主持”。第二天，周致信告知毛有关国务院新的分工。他说邓将“主管外事”，“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⁵毛没有提出异议。这毕竟是他的想法。

造成邓小平复出的另一个因素是毛对王洪文的失望。⁶1974 年 10 月 4 日，毛工作人员打电话经负责中央日常工作的王洪文，告诉他要任命邓为国务院常务副总理。对激进派来说，这是一个不祥之兆。此外，毛不在北京，激进派在危机状况下无法像过去联系上他。7 月中旬，为了改善健康状况，毛去了南方，在那里一直呆到了 1975 年 4 月中旬。⁷

在 1974 年 10 月 14 日的政治局会议上，邓小平和江青发生了争吵。激进派委托王洪文往长沙晋见正在湖南家乡养病的主席。王提醒毛说，现在的政治气氛大有 1970 年庐山会议的味道，并指责周恩来不顾自己有病，还在与邓小平和其他人搞阴谋。但是毛没有接受王的警告，反而告知王跟邓小平搞好团结，并且要王警惕江青。⁸毛很明白，他的这位年轻接班人同江青及其上海帮搞在一起，在政治上是没有前途的，会随 1960 年代末的动乱一道名誉扫地。现在主席看到的是：王洪文虽然职位高，但是他仍然听命于江青，而且不可能与她以及他自己在上海的老上级保持距离。即使他能做到这一点，他也承担不起治国安邦的重任。12 月底，毛在与周恩来的谈话中，当着在场的王洪文本人的面说王在政治上“没有邓小平强”。毛坚称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⁹

此时的毛是如此衰弱，他的讲话又是如此难懂，以至于最后这句评语说不出来，要被迫写下来。好在没等他写到一半，周恩来就懂了他的意思，把剩余的说了出来。¹⁰但是，毛的脑子很清楚。他提议让邓担任中共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总参谋长，最后这一职务是首次授予一名文官。这对激进派是一大打击，为了让他们保持一点信誉影响，张春桥被任命为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和排名第二的副总理。¹¹

即使在四届人大之后，日益虚弱的周恩来继续主持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会议，但在实践中，党中央的日常工作现在是由邓负责。¹²邓像其之前的周一样，仍然没有权力自己决定发布中发文件。这样的文件及其包含的任何政策和决定，一直以来需经党的主席批准后才有效。¹³虽然毛泽东仍然握有最后的决定大权，但是大约在 1975 年 7 月初的某个时候，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人达成一致，以后邓小平将主持党内最高决策机构的会议。¹⁴因此，在 1975 年大部分时间内，根据毛的命令，邓小平管理着政治局、国务院和中央军委。

推动中国发展Copy Anchor Link

激进派对于邓的崛起的反应是可想而知的。据说王洪文大发牢骚，主要是由于现在显然不再培养他作毛的接班人了：“我有什么权！党的权，政府的权，军队的权，都没有。”“什么要我主持工作，是他们把我往火坑里推。”王还抱怨邓能见到毛，而他自己见不到。¹⁵

江青的抱怨表明，她只是不能适应邓的雷厉风行的工作方式，大概她觉得自己能够影响周恩来主持决策时的方式，但是邓完全不同。她最后是这样描述邓在 1975 年的工作方式的：

他不给思考时间，文件事前不发，发了也来不及看，到会上一大堆，根本来不及看。他就说，政治局通过了，就送主席，强加给主席。然后就利用他陪外宾能见主席，又说，这是主席的，来镇压政治局。¹⁶

邓的方式是立即地、正面地处理问题。其中最艰难、最紧急的是处理那些影响到中国经济和军队状况的问题。据说企业领导人普遍抱有的想法是，亏损比赢利更安全，因为这样别人就不会说你“利润挂帅”了。由此可见文革对经济的影响是多么深重（大约三分之一的企业在亏损）。¹⁷邓在国务院得到了李先念的帮助，后者凭藉其资历可能在政府内比其他 10 名副总理拥有更大的权势。他在 1950、60 年代担任财政部长的经验应该对邓很有帮助。毛尽管对李先念存有偏见，但他总是偏爱用年老的同事而不是年轻的同事来管理经济。回溯 1930 年，在论及什么样的人最切明了社会经济情况时，他说：“以年龄说，老年人最好，因为他们有丰富的经验，不但懂得现状，而且明白因果。”¹⁸在处理军队问题上，邓与叶剑英配合工作。根据政治局 2 月 5 日的决议，叶剑英主持重建的中央军委常委会。在 1968 年 3 月“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后不久，军委常委会就停止了工作。也许是由于林彪手下的将领们觉得它妨碍了他们对于军队的控制，在“九大”上这一机构被正式废除。它的重建是回归解放军文革前的秩序的许多明确无误的信号之一。

邓着手实现的长期目标是周恩来最近在人大会议报告中提出的“四个现代化”。邓坚称：“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目标而奋斗。这就是大局。”¹⁹他的短期目标是他所说的“全面整顿”。他以毛的三项“指示”为纲领，号召人们起来行动。第一项指示是 1974 年 12 月 26 日，毛泽东 81 岁生日时，躺在床上，无法入睡，突然脑海里浮现出一个想法。²⁰他发表了一番谈话，大意是要学习和深入理解“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防止出现修正主义。²¹第二项指示是中国需要“安定团结”，这是毛重复讲过多次的话。最近一次是在杭州听取周恩来有关十届二中全会的汇报时讲的（毛自己身体不好，不能参加会议）。²²最后一项指示是邓公布了毛在 1974 年 11 月对李先念和汪东兴的新指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²³据邓讲，这“三条指示”“是我们这一时期工作的纲”。²⁴邓在公开场合坚持说这三项都很重要。实际上，他显然要优先把经济搞上去。

1975 年 2 月下旬，政治局召开了全国各地党的书记会议，解决运输领域的问题。派性冲突、劳工动乱、罢工严重冲击着铁路。由于铁路是工业运输的主要手段，特别是中国的主要燃料煤炭要靠铁路来运输，铁路出事后整个经济陷入巨大混乱。为了“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邓坚称要从最薄弱的环节抓起。“铁路运输的问题不能解决，生产部署统统打乱，整个计划都会落空。”²⁵3 月 5 日，政治局做出正式决议，毛批准后，作为中发（1975）9 号文件下发，目的是“加强铁路工作”。自 1970 年 6 月后划归交通部的铁道部得到了恢复，并且得到了大量的新权力。铁路官员必须在 3 月底以前让列车恢复运转。如果他们做不到的话，邓宣布在把他们的“错误”当作“罪行”来处理，并给予相应的处分。邓提议：“不服从调动不发工资”；如果某个人的“行业”是闹派性，那么“何必到我们这里来拿工资？”²⁶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全国各地的公安部门对于“铁路战线”的所谓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罪犯重拳出击，对 11700 多人进行公开“批斗”，对 3000 多名严重“刑事犯罪分子”判处程度不同的徒刑，对 85 名“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迅速执行了死刑，同时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根据官方的说法，这些措施“基本遏制了偷窃抢劫铁路设施的邪风。在某种程度上控制住了包括无票扒车在内的混乱局面。”²⁷到了 4 月份，全国只有一条铁路干线没有实现正常运行。²⁸邓小平在王洪文失败的地方获得了成功。

邓接下来转向工业，特别是钢铁和航空领域。他这里也不准备消极等待。他提醒相关官员：“解决铁路问题的经验，对其他工业部门会有帮助。”²⁹1975 年 5 月中旬，中国的钢铁行业比计划目标落后了 202 万吨。邓号召立即进行迅速的整改。³⁰“钢铁生产搞不好，关键是领导班子问题，是领导班子软、懒、散。”³¹在 6 月 4 日下发的中发（1975）13 号文件中，政治局命令“各级领导机构”进行重组，第一个开刀的就是冶金工业部。领导们必须问自己这些问题：“你们那里思想政治路线是不是端正了，……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是不是建立起来了，资产阶级派性是不是克服了，党的政策是不是认真落实了，对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是不是有力打击了？”如果答案是否定的，他们就需要采取行动，不得延误。³²邓在全国钢铁工业座谈会上告诉与会代表，不要担心被人指责资本主义“复辟”，要更坚决地行动。这样的话，他们才会最终取得胜利。在 1975 年上半年结束时，中国的钢铁产量仍然落后于计划目标，只是全年的 42.2%，但是日产量提高了很多。

³³邓尤为担心的是苏联在 1950 年代援建的巨大的鞍山钢铁企业联合体。鞍钢位于辽宁省（那里有毛泽东年轻的侄子毛远新，他在文革期间以闪电般的速度升至沈阳军区政委和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位置），到 1975 年 4 月底，其产量已经落后于目标 40 万吨，平均每天的产量下降了 2000 到 3000 吨。邓倾向于照文革前的样子彻底重建鞍山钢铁公司。然而，毛远新及其支持者却以蔑视的口吻说“鞍钢一些老家伙积极主张成立鞍山钢铁公司。他们连做梦也想着再当经理或副经理，过那个官瘾”。直到 1975 年 9 月，毛远新离开了辽宁去北京担任其伯父的个人联络员，邓才得以不顾地方的反对，推行了他的意见，而这是他在再度下台最后的行动之一。1975 年 11 月 18 日，中共中央号召全新的鞍山钢铁公司领导班子“认真贯彻和执行毛主席三项重要指示”。在该公司成立的同时，对于“派性”进行了大规模的镇压。³⁴

负责导弹和卫星研发的第七机械工业部百弊丛生。自从文革爆发以来，派性斗争就把这里弄得四分五裂。1974 年 11 月卫星发射失败，据说间接的原因是多年来强调了政治上的“红”，却牺牲了科学上的“专”。邓采用了与运输领域同样的措施：一份措辞严厉的政治局决议，一个完成任务的最后期限，一个由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张爱萍将军领导的高效的工作组的视察。5 月底，邓小平在国务院的一个会议上说：

过去，我们对铁道部说，只等一个月。结果很快就扭转过来。现在，我们对七机部也提出只等一个月，到 6 月 30 日为止。……过了“七一”以后，那就不客气了，对什么人也不等，管你是老虎屁股，还是狮子屁股，都要摸，都要斗，坚决地斗！³⁵

6 月 30 日，中共中央发布了中发（1975）14 号文件，对该部党组进行了清洗。邓把能干的官员放在关键的岗位上，不管他们在政治上有什么样的过去，1966 年中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地位所指的最高批判对象——北京大学校长陆平在正式复出后被委任为七机部副部长，这足以体现邓的决心。与此同时，1966 年陆平的批判者中地位最高的聂元梓则成为北京大学仪器厂的一名工人，在政治荒野中无人问津。³⁶派性问题一直到冬天还存在，11 月 23 日，毛亲口向邓抱怨七机部还在“打派仗”，³⁷但是其影响逐渐减少，至少限制在了非技术人员身上，不再妨碍到“业务工作”。在 1975 年最后几个月，接连成功发射了四颗卫星。中国的媒体骄傲地宣称：“三颗明星在高空闪耀”，西方新闻渠道得出结论，第四颗卫星的成功返回表明中国科学家“即将试射一枚洲际导弹”。

³⁸邓和政治局制定的改变铁路、钢铁、航空航天状况的正式决议成为了整顿其它经济领域的纲领性文件。7 月，国务院向政治局递交了上半年工业生产报告。该报告显示，原油、煤炭、电力、化肥、水泥等的生产自 3 月以来一直在稳定增长。上半年的计划实现了 47.4%。³⁹随着邓小平的“全面整顿”开始产生效果，中国的经济开始复苏。

当然，整顿与其说是对经济重点和实践的微调，不如说是采取决定性的步骤，对付罢工的工人和拖拉的中层，擒贼要先擒王。这是邓的强项。毛在还没有让邓掌权的时候，当着政治局的面对对进行了表扬：“有些人怕他，但是办事比较果断”。⁴⁰在 1975 年夏天，邓一次又一次地展现了他的个性的这些侧面。

浙江省的整顿工作受到了该省革命委员会内激进派工人的阻碍。邓派出了以王洪文、纪登奎以及中央组织部部长郭玉峰为首的工作组到该省省会调查情况。⁴¹在承受了三个星期的沉重压力后，激进派屈服了。有一天，黎明前，工人派别的总部受到了袭击，接着该派领导人、以“浙江王洪文”而闻名的翁森鹤被捕，被捕时翁正在其住处疯狂焚烧控告材料。⁴²浙江省革命委员会进行了彻底的改组。代替下台的激进派的新任领导人中有张子石，他是中共排名第三的副主席康生之子。张子石原来在父亲的家乡山东担任省委秘书长，现在被提拔成浙江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兼中共杭州市委第一书记。解放军部队进驻了重要的工厂以防出现动乱。⁴³牵涉到的党内领导人被免于追究，省革命委员会中三名“资产阶级派性”思想最严重的成员被下放到农村，从事体力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8 月和 9 月，该省展开了大规模的批判“派性”的运动。⁴⁴

邓不留情地动用军队来解决民族冲突。其中臭名昭著的是 1975 年夏天的“沙甸事件”。沙甸是一个回族村落，一个人口近 8000 人的生产队。它位于云南省南部，离中越边境约 50 英里。随着文革对“落后”宗教习惯的攻击，1968 年这里首次爆发了严重的民族冲突，在 1970 年代冲突时断时续。1974 年末，为了让国家尊重宪法给予的宗教信仰自由，800 多名沙甸回民在省会昆明举行示威未果。代表们扣上了“制造混乱”、“反对党的领导”的帽子。此后当地组织的“回民民兵团”和县政府的非回民民兵组织之间爆发了暴力冲突。1975 年初，冲突双方代表被召集到了北京，达成了停战协议。由于在如何收缴沙甸非法武器的问题上产生了混乱，该协议立即被推翻。沙甸与政府的关系恶化到村民们拒绝向政府交纳农业税的地步。7 月 5 日，毛签发了中发（1975）15 号文件，允许解放军在使用和平手段不能奏效的情况下，直接进入沙甸控制局势。在云南省当局的直接要求下，身为解放军总参谋长的邓小平终于发布命令，调集解放军来解决冲突。7 月 29 日拂晓，沙甸以及附近的 6 个回族村落被包围了起来。解放军出动的兵力包括陆军第 14 军的一个师、蒙自军分区的士兵、一个炮兵团以及民兵部队。在 21 天后战斗结束时，沙甸被夷为平地，1600 多名村民被杀，包括 300 名试图逃跑的儿童、老人和病人。⁴⁵

整顿解放军Copy Anchor Link

尽管解放军是邓力图恢复全国秩序的重要法宝，但是这支军队同样需要“整顿”。1971 年 10 月，在林彪死后的数周内，毛宣布 1972 年初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将着手进行整顿军队。叶剑英已经定下了会议开幕的日子，安排好了议程，拟定了会议诸多决议的初稿。但是，毛也许觉得在“九一三事件”后大力整顿军队的政治风险很大。让全国将领们聚集一堂可能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因此在最后一刻，毛放弃了召开此会的计划。“我们不要急，”毛告诉叶，“现在应该注意上层建筑。”⁴⁶这个会议就变成了 1972 年春季为期一个月的“批林整风汇报会”。

1975 年邓主持工作后，长期拖延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终于有可能召开了。这成为重建的军委常委会 2 月份首次开会后的一项主要工作议程，一直持续到 6 月 24 日扩大会议召开为止。这一会议整整开了 3 个星期，共有来自全国各武装部队的 70 多名高级军官出席。⁴⁷邓小平和叶剑英做了定调讲话，并主导了会议的进程。会后进行了全国性的军队高层干部的大调整，不过有一项有人翘首以待的晋升没有发生：1975 年“八一”建军节，新华通讯社从上海发来消息，在该市举行的庆祝活动中把王洪文列为中央军委副主席，但是在此消息传抵北京后，这一错误得到了纠正。⁴⁸

这次会议认为，未来三年内发生战争的风险很低，但是又辩称最终超级大国和中国将卷入某种形式的军事对抗。这是一份乐观的风险评估，特别是同毛 1969 年秋天的评估相比。它让邓和叶两人得以开展一个雄心勃勃的裁军计划，强调“专业化”和现代装备的重要性，这是文革以来所没有过的。⁴⁹

邓小平在 7 月 14 日的讲话中用 5 个词总结了军队中存在的问题——“肿、散、骄、奢、惰”。邓认为这此问题都出自林彪主管军队时期，“特别是在他主管的后期”。⁵⁰“肿”当然是指人员臃肿。在 1975 年初，解放军有 152.6 万名干部，其中有 46 万 7 千人是超编的。人员编制臃肿的现象一向很普遍，但是到了这种程度也太过分了。某个省军区有不下于 58 名军区司令员、副司令、政委、副政委、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和后勤部部长。鉴于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现役的解放军战士的数量也过剩了。军委自身从 1966 年 5 月的 16 名成员发展到 1973 年 8 月的 63 名成员，也“臃肿”到空前的地步。它提议在三年内把中国军队的规模从 610 万压缩到 450 万。解放军铁道兵和工程兵部队自文革初以来扩充了兵力，其主要原因也许是三线建设把沿海的整座工厂搬迁到内地偏远山区，后勤保障十分复杂，需要耗费大量人力。它们奉命要裁军 60% 以上。影响最小的是空军和海军。叶剑英征得毛的同意后，领导了一个六人特别小组，负责解放军各大单位领导层的改组。该小组在 8 月底以前迅速完成任务，毛正式批准了大批免职、调动和任职等人事安排。到 1976 年底，解放军官兵总数减少了 13.6%。⁵¹

邓所说的“散”主要指的是“有派性和组织纪律性差”。他没有举出具体的军区或部队的例子，也许是因为这个问题普遍存在。自从解放军在 1967 年参加文革后，在邓看来有太多的官兵“卷到派性里面去了”。这严重影响了军内的纪律。邓倾向于解除解放军军官在文革开始后所担任的文职，必要的情况下把他们及其部队调到别的省份去。1975 年许多省份进行了这样的调动，包括邓本人内讧不断的家乡四川省。⁵²

邓承认，“骄”的问题在解放军中历来就有，但是在最近几年问题更严重了。这是由于在“三支两军”中解放军军官们得到了比以往更多的权力。邓说“军队一部分人”滋长了“骄气”和“骄横”。普通百姓抱怨他们说：“雷锋叔叔不在了”，可他们照样我行我素。“有的人主为这无关重要，如不警觉，是很危险的”，邓发出了警告。⁵³

邓强调，军队内部“奢”的现象“还在发展，并没有刹住”。有些解放军部队从地方单位上随便拿东西，或者低价购买。有些军官“闹享受，闹待遇，一切都向高级发展，住房子越多越好。”这一局面必须得到改变。这次军委扩大会议后向全国下发的是邓经过删节的讲话稿，它匆匆就结束了邓关于打击奢侈的讲话：“关于奢的例子，我想哪一位同志的脑子里都装了一大堆，我就不多讲了。”⁵⁴鉴于邓的直率，他的原始讲话中可能包含许多生动的例子。中央军委在会后不久采取了具体措施，明确规定军队高级干部有权用几辆车，用多少工作人员和秘书。这是军委第一次这么做，至少是文革开始以来的第一次。

最后的“惰”，指的是不愿意承担责任。邓说，有些高级干部工作不努力，不亲自动手，“不动脑筋”。毛在 1971 年 8 月就同一话题发表了看法，当时主席抱怨林彪和黄永胜太依赖秘书了。⁵⁵除了重复这一观点外，邓还讽刺道：“靠秘书办事，讲 5 分钟话都要人家写成稿子照着念，有时还念错了”。他承认犯错误是难免的，应该受到批评。他并且安慰道：“改了就好”⁵⁶

邓对军队的整顿正中毛的下怀：让军队退出文官政治。王洪文决不能用这样的方式让解放军服从自己的意志。但是，邓是在冒险。如果毛死了，邓需要解放军将领们站在他的一边，反对激进派。然而，他准备冒激怒他们的危险，剥夺他们的权力和特权，以恢复党指挥枪的程序。激进派在私下里也许会欢迎他在军队中所采取的举措。但是，在另一个自文革以来已经为他们所统治的领域，他们的态度就截然不同了，那就是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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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有关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的乌托邦观念完全打乱了文革前的秩序。⁵⁷尽管建设一个更红更专的秩序的努力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但是邓知道，激进派会坚决抵制任何倒退。幸运的是，邓有了愿意与其一道跋涉艰险的坚定盟友。在教育方面，他得到了周恩来过去的助手、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的支持。教育部于 1970 年被撤销，其部分的职能由一个规模很小的国家科学和教育小组承担。教育部的工作人员被“下放”到离首都大约 625 英里的安徽省一所“五七”干校，进行“世界观”的改造。1975 年 1 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议重新设立教育部，任命 1966 年冬天倒台后最近刚刚复出的周荣鑫为部长，尽管这是政治局委员们在经过了一系列错综复杂的磋商后才达成的妥协。周恩来、李先念和纪登奎为了把周荣鑫推上去，把文化部部长、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让给了张春桥提出的人选。⁵⁸对周荣鑫的任命是对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主任迟群的一个重大打击。迟对这个部长职位已经觊觎了一段时间，并且原本希望在分管教育的副总理张春桥的支持下拿下这个职位。⁵⁹

周荣鑫从 1975 年 5 月开始大力整顿教育体制。他在一次次的讲话中指出，一方面，中国距离四个现代化还有很大的距离；另一方面，实施的政策基本上是南辕北辙，自相矛盾。许多年以来，激进派控制的媒体一直在批判他们所谓的“读书做官”的想法。如今，周问道，一名出身贫农的毕业生被分配到国营企业去当技术员，是否也算“做官”。媒体一味地表扬毕业后“回到生产实践”的工人。周反问道，为什么一名工人在大学里学习数年后，回去当工程师就没有资格说他“回到生产实践”了。1972 年，争相进大学读书的学生们曾被要求具备最低限度的教育素质，而不是只考虑阶级出身。1973 年，这一努力被斥责为“回潮”而偃旗息鼓。周坚决主张采取行动，改变当时没有任何明确的可行或强行标准的局面。他说：“72 年一个文件说对林彪路线干扰不应估计过低，73 年又一个文件说不能估计过高。怎么联系教育战线批林，是一笔糊涂账。”⁶⁰

周荣鑫总体上和邓小平一样，要在教育领域内号召重新审视对“17 年”（1949—1966）的否定评价。在 1971 年举行的全国教育会议上，张春桥把这一评价写入了《会议纪要》（中发（1971）44 号）；“17 年”总体上没有贯彻毛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在那时受教育的人总体上没有改变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⁶¹周荣鑫希望看到一份有关教育的新文件来代替《纪要》，推翻这一评价。⁶²他最终失败了，并承受了他个人悲剧性的致命后果。

“经验主义”和派性之争Copy Anchor Link

毛在 1975 年春天的行动是自相矛盾的。他在实际政治中支持邓小平，但是在意识形态领域继续支持像张春桥、姚文元这样的激进派。1974 年 12 月，毛在同周恩来、王洪文的谈话中说邓小平是“人才难得”，又说张春桥“有才干”。⁶³张的“才干”当然和邓的“人才”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毛的三项指示（被邓称为“我们这一时期工作的纲”）中的第一项就间接地承认了这一点。1975 年 2 月 18 日，政治局下发了中发（1975）5 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的通知》，引用毛的话：

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要告诉春桥、文元把列宁著作中好几处提到这个问题的找出来，印大字本送我。大家先读，然后写文章。要春桥写这类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⁶⁴

为了提醒“全国”修正主义的危险，毛和政治局发动了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有关无产阶级专政的著作的大规模运动。张、姚二人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辑录了与之相关的 33 条语录，并于 1975 年 2 月 22 日把这些语录发表在《人民日报》。江青后来挖苦道：“不要告诉别人是我说的，在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时候，相比之下政治局是最差的，他们只学了 3 条，然后就停下了。有时候政治局没法开会，一开会总有争吵。”⁶⁵张、姚还执笔写成了两篇重要论文，阐明他们以及毛的观点。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发表于 1975 年 3 月 1 日的《红旗》杂志上；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发表于 4 月 1 日《红旗》杂志上。这两篇文章都强调了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至关重要，论及了商品交换有破坏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危险，指出了在物质刺激的激励下出现了令人担忧的新资产阶级分子，迫切地号召把集体所有制推向更高层次，并且进一步推向全民所有制，还警告说中国仍然有沦为修正主义的危险。

修正主义是毛设定的学理论运动指向的斗争目标，但是在张、姚对其提法和修辞进行了微妙的改动后，这一运动的斗争目标却变成了“经验主义”，更重要的是它针对的是邓小平及其“全面整顿”的实践。在姚文发表的那一天，新任总政治部主任的张春桥当着解放军听众的面宣称要批判“经验主义”，并以毛为《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书所写的序言为证。毛的这篇文章是在 1959 年彭德怀事件发生后首次发表的，最新一次重印是在林彪事件后。毛在文中主张“理论上我们过去批判了教条主义，但是没有批判经验主义。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⁶⁶“据我看”，张春桥解释道，“主席的话现在仍然有效。……很多问题，理论上不搞清楚，政策上就要发生错误；思想上的错误就会变成政治上的错误，使资本主义大泛滥。”⁶⁷江青在人民代表大会堂见新华印刷厂的工人时发表了和张、姚两人相同的看法：“党内现在的最大的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会后，江青显然觉得自己的观点表达得不够充分有力，可能会被错误的理解为过于温和，于是连夜让其秘书打电话给梁效写作小组，解释说：“当前的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它是大敌，是修正主义的帮凶，是我们必须打倒的大敌。”⁶⁸

此时全国的媒体完全掌握在张春桥和姚文元手中。中央宣传部在建制上已失效了，该部大部分工作人员从 1970 年以来在宁夏的“五七”干校内苦熬岁月，而中央当局对媒体的监督和控制渐渐变得高度个人化。北京和上海的报纸连篇累牍地发表了许多反“经验主义者”的文章，说他们“醉心于无原则的实际主义，满足于没有远见的事务主义，以自己的局部经验，指挥一切，而不肯听取别人的意见。”⁶⁹邓小平主持会议时以目标为导向的生硬风格所表现出来的正是这样。

1975 年 4 月，邓也许对学理论运动开展方式产生了忧虑。他在接待来访北朝鲜“伟大领袖”金日成时试探了毛的立场。毛不但予邓以支持，还指着邓对金日成说：“我不谈政治，由他来跟你谈。此人叫邓小平，他会打仗，还会反修正主义，红卫兵整他，现在无事了。那个时候打倒了好几年，现在又起来了。我们要他。”⁷⁰几个星期后，邓在同国务院成员谈话时重述了他较为简单的论点，其关键在于文中“经验主义”和“经验”在字面上的不同。邓说：“我们认为，经验主义是坏的，但是抛开‘主义’这两个字，经验是宝贵的，不能忽视。”⁷¹

主席一度在一个理论问题上站到邓小平一边。新华通讯社通过姚文元向毛递交了一份报告，建议全国媒体今后“特别要注意宣传各级干部通过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认识和批判经验主义的危害，自觉克服经验主义。”毛作了措辞强硬的批示，首先针对的是姚文元，但又不止是他。毛首先强调正确的提法是“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毛接着又说：“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己以为懂了，其实不太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⁷²对激进派来说最糟糕的是，毛在批语末尾要求政治局对此进行讨论。江青后来坚持说，邓小平接下来组织召开的会议没有征得毛的同意，但是这个说法明显是错误的。后来中国流行的传言表明，这些会议完全是批激进派的。但是，江青声称邓小平及其支持者歪曲了会议的真相，这些会议其实是批评了冲突的“两”方。⁷³

然而，在 1975 年中期，有一件事是没有疑问的，即使对于江青来说也是如此，那就是：邓小平牢牢地掌握了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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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出自沈迈克在上海复旦大学抄录的一张大字报，当时他正在这所大学读书。1956 年匈牙利共产党领袖纳吉·伊姆雷试图让匈牙利退出苏联控制下的华沙条约组织。匈牙利起义被镇压后，他在南斯拉夫大使馆请求避难，但是被交给了苏联后而被处死。 ↩

2.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 533。 ↩

3. 《周恩来年谱》，下卷，页 636-639；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页 258-261；《邓小平文选（1975-1982）》，页 97。 ↩

4. 邓榕：《我的父采邓小平：文革岁月》，页 286 页；《周恩来年谱》，下卷，页 687。 ↩

5. 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页 293；马齐彬等编：《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页 386。 ↩

6. 王洪文很可能不理解毛不时发出微妙的失望信号。有一天毛建议王阅读《后汉书·刘盆子传》，但是没有解释原因。王洪文的古典知识几乎为零，自己读不了，就从上海叫来一位曾协助姚文元写作《论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历史学家，帮助他解决古文语法和词汇上的问题。这位学者在指导王阅读文本的时候，很快就意识到毛的寓意是：如果王不努力提高道德修养，在位的日子就不会长久，就像刘盆子那样。王始终没有读懂这一点。沈迈克采访朱永嘉，上海，2003 年 12 月；徐景贤：《十年一梦》，页 293-300。1975 年初，连王洪文在上海的一些老朋友都揭发了他的坏习惯和“腐朽生活方式”•同上，页 424-428。 ↩

7. 逢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下卷，页 1693，页 1729。 ↩

8. 《周恩来年谱》，下卷，页 679。 ↩

9.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 511。 ↩

10. 据在场的唐闻生、王海容的记录稿，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文革”十年资料选编》，第 3 册，页 63-64。从 1949 年后毛的手稿集即《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可以明显看出毛书写能力的退化。该文稿每卷的封面都印了毛在相应的历史阶段的签名。他在文稿第 13 册（1969-1976）封面的签名明显比第 12 册抖动得厉害。 ↩

11.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 513。 ↩

12. 同上。 ↩

13. 1953 年 5 月 19 日，毛坚持做了这项规定。《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4 册，页 229。 ↩

14. 《周恩来年谱》，下卷，页 709；逢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下卷，页 1739。根据后一份材料，毛对邓新职务的决定是基于叶剑英在 7 月 1 日的建议。 ↩

15. 王秀珍：《我的揭发和交待》，1976 年 11 月 6 日，页 2，沈迈克收集。 ↩

16. 《“四人帮”罪行材料》（无出版者，1976），页 74。 ↩

17. 《周荣鑫同志的讲话汇编》，页 16。 ↩

18. 《反对本本主义》（1930 年 5 月），详文载施拉姆编：《毛泽东的权力之路。革命著作（1912-1949）》［Mao's Road to Power: Revolution Writings，1912-1949, vol.3: July 1927-December 1930（Armonk, N.Y.：M.E. Sharpe. 1995），p.425］。 ↩

19. 《邓小平文选（1975-1982）》，页 4。 ↩

20. 参见国防大学：《文化大革命》，下册，页 235。 ↩

21.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3 册，页 413-414。 ↩

22. 同上，页 402。 ↩

23. 同上，页 410。 ↩

24. 张沱生：《/小平与 1975 年的全面整顿》，载张化、苏采青编：《回首“文革”》，下册，页 1163。 ↩

25. 《小平文选（1975-1982）》，页 16-17。 ↩

26. 同上，页 18。 ↩

27. 《中国人民公安史稿》，页 345。 ↩

28. 张沱生：《邓小平与 1975 年的全面整顿》，页 1162。 ↩

29. 《邓小平文选（1975-1982）》，页 19。 ↩

30. 国防大学：《文化大革命》，下册，页 265。 ↩

31. 《小平文选（1975-1982）》，页 20。 ↩

32. 国防大学：《文化大革命》，下册，页 264。 ↩

33. 同上，页 278-280。 ↩

34. 朱川、沈显惠编：《当代辽宁简史》（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页 269-271。 ↩

35. ．《*小平同志在国务院办公会议上的讲话摘录》，1975 年 5 月 21 日，页 1，1975 年冬中国各地传达的打印记录稿，费正清中心图书馆藏。 ↩

36. 沈迈克采访聂元梓，北京，1994 年 7 月。 ↩

37.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3 册，页 504。 ↩

38. 《每季大事与文献》，《中国季刊》，第 65 期（1976 年 3 月），页 181。1980 年 5 月，中国人首次试验了东风 -5 号（DF-5）导弹，几乎是按照 13000 公里的全程飞行的；刘易斯、薛理泰：《中国原子弹的制造》［John Wilson Lewis and Xue Litai, China Builds the Bomb（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Pp.213-214.］。 ↩

39. 国防大学：《文化大革命》，下册，页 279。 ↩

40. 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页 259。 ↩

41. 据逢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下卷，页 1739。6 月底，在毛的建议下，王洪文被派往浙江和上海，协助那里开展工作。 ↩

42. 翁有一段时间作为“不投票成员”出席了省委常委会的会议，这是仿效毛自己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开创的先例，为了培养革命接班人，少数人新近获准列席会议，观摩学习；对一位知情人的采访。 ↩

43. 《每季大事与文献》，《中国季刊》，第 64 期（1975 年 12 月），页 786-788。 ↩

44. 程超、魏皓奔：《浙江“文革”纪事》，页 238-240。 ↩

45. 《当代云南简史》（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页 306-308；《当代云南大事纪要（1949-1995）》（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页 533-534。沈迈克对曾参与此次行动的一位民兵的采访，1991 年 10 月；杜磊：《中国穆斯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族主义》［Dru C.Gladney, Muslim Chinese：Ethnic Nationalism in the People s Republic（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pp.137-140］。 ↩

46. 李可、郝生章：《“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军》，页 145。 ↩

47. 同上，页 148-152。 ↩

48. 《徐景贤的补充揭发交待》（上海：上海市区、县、局党员负责干部会议秘书组，1976 年 11 月 21 日），页 1。这一突然的逆转在国外的中国观察家们中引起了热烈的猜测。 ↩

49. 李可、郝生章：《“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军》，页 148。 ↩

50. 《邓小平文选（1975-1982）》，页 13。 ↩

51. 李可、郝生章：《“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军》，页 143-156。 ↩

52. 《邓小平文选（1975-1982）》，页 28-29。 ↩

53. 同上，页 30。 ↩

54. 同上，页 30-31。 ↩

55.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3 册，页 249-250，费正清中心图书馆藏有更完整的手写记录稿。 ↩

56. 《邓小平文选（1975-1982）》，页 31。 ↩

57. 有关文革对教育的影响的详细叙述，参见胡素珊：《激进主义与 20 世纪的中国教育改革：寻找理想的发展模式》［Suzanne Pepper, Radicalism and Edcation Reform in 20th-Century China: The Search for an ldeal Development Model（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pp.352-477］。 ↩

58. 《周恩来年谱》，下卷，页 686。 ↩

59. 《历史的审判》，下册，页 36-46。 ↩

60. 《周荣鑫同志的讲话汇编》，页 4。 ↩

61. 国防大学：《文化大革命》，中册，页 540-547。 ↩

62. 《周荣鑫同志的讲话汇编》，页 28-30。 ↩

63.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 511。 ↩

64. 同上，页 534-535。 ↩

65. 1976 年 10 月 1 日在北京大学；北京工业学院运动办公室：《大字报选编》，页 17。 ↩

66.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页 446。 ↩

67. 《“四人帮”罪行材料》，页 9-10。 ↩

68. 北京大学梁效专案组：《梁效罪证材料》，页 63。 ↩

69.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 544。 ↩

70. 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页 300。 ↩

71. 《邓小平同志在国务院办公会议上的讲话摘录》，页 1。 ↩

72.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3 册，页 426。 ↩

73. 《“四人帮”罪行材料》，页 68-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