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红卫兵的消亡

1967 年秋天对“五一六”组织的打击，旨在通过清洗该组织所谓的煽动者，力图部分地结束“全国全面内战”。为了达到这一目的，1967 年 10 月，毛号召“各地革命组织实现大联合”。¹联合后组成的“革命委员会”将取代原来的国家机关。经过了一年的斗争，清洗了许多“坏人”以后，毛急于召开中共“九大”以建立新的秩序。²《人民日报》猛烈抨击了无政府主义和派性。³然而，血腥的暴力活动还在继续，全国性的“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则使形势更加恶化。毛最终把刘少奇打入万丈深渊，则为后来的大联合开创了一个糟糕的先例。

革命委员会Copy Anchor Link

当第一批革命委员会在 1967 年初成立时，迎接它们的是一片欢呼声，人们都在表达对官僚主义的憎恨，都称颂革命委员会恢复了巴黎公社的民主机制。最终，新政治秩序的机构没有那么理想化。不过，重要的改变还是有的。旧有的省一级的组织结构由 3 个名义上独立的官僚机构组成：省委下属的部门，政府下属的部门，人民法院、检察院等法律机构。它们现在被革命委员会下属单一的官僚政治构成即“业务组”所取代。

按照设想，这些新的小组应该比它们所取代的部门精简。1969 年，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只用了 580 人，而文革前省委省政府用了 6694 人。⁴大批下台的官员被下放到了“五七”干校。但是，即使这个应该是理想主义的事业，还是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官僚政治的影子。一位当事人回忆说：“人们下乡后可以免费得到两个箱子（作为财产），多要，就要收费了。所在这些都依据国务院刚刚成立的‘五七办公室’下发的文件。”⁵

虽然干部数量减少了，革命委员会仍然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共官僚政治机构，仍然坚持区分“革命群众”和“党的领导者”。即使没有重新组建省委，在革命委员会里还是成立了“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党员依然享有特殊的权力和特权，特别在接触讯息方面更是如此。⁶

到 1967 年 10 月毛号召实现大联合之际，在中国的 29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中，只有 7 个省市成立了革命委员会。⁷全国各地组织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存在问题的省份派一些人去北京，试图通过学习毛泽东思想来克服当地的派性问题；因为 1967 年出版了 8640 万套《毛泽东选集》，3.5 亿册小红书，不缺没有可读的东西。”⁸

到 1968 年 3 月 30 日，在付出了更多的努力之后，又成立了 11 个省市的革命委员会。每一个省市的革命委员会，其成员人数在 100 人到 200 人之间，常委人数在 20 人到 50 人之间。《人民日报》、《红旗》和《解放军报》联合发表题为《革命委员会好》的社论。自信地宣布“大量的基层单位都已经建立起革命委员会。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越来越好的一个重要标志。”⁹但是，中共中央直到 9 月份，才批准成立了最后一个省级革命委员会 (新疆)，并在另一篇联合社论中宣称“全国山河一片红”，要“夺取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¹⁰

筹建革命委员会的过渡阶段持续时间很久，其间有和平的过渡，也有暴力的过渡，这取决于地方政治、军队和群众势力之间的对比。在很多情况下，复杂艰巨的谈判导致进程缓慢。中央文革小组的一名成员或者周恩来亲自在北京主待会议。有关各方试图在会上就谁上谁下达成一致。会议似乎永无穷期，一般要从傍晚一直持续到次日黎明。从 1968 年周恩来个人干预的次数来看，广西（到当时为止）问题最大，接下来是邻近的广东、山西、辽宁、吉林、湖南和江苏。¹¹

这种协商的目标是实现解放军、“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代表的“三结合”。一般来说，争议较大的问题是：一位当地解放军首长在“支左”中的表现并不怎么值得称道，他是否有资格当副主任；一位前任副省长，在 1966 年以前一直奉行“经济（而不是政治）挂帅”，他是否可以代表革命干部；某群众组织的年轻代表此前只不过是个工人，他能否在全省最高权力机构的常委会内拥有一席之地。

即使在革命委员会成立并得到正式批准后，其内部的冲突和争执仍然此起彼伏。河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一个月以后，就向中央提交了一份相当坦率的报告，它很清楚“坚持上述编制人数，很不容易”，更要紧的是，新的机构同“旧的观念、旧的不良作风”存在着尖锐的矛盾，有人

刚开始工作，还没有调查，没有到群众中去，什么情况不摸，就急于发号施令；……没有准备，不调查研究就要开这样那样的会，发这样那样的文件。个别人轻率处理重大问题的事也有露头。¹²

中央当局的反应是号召各地的革命委员会在遇到类似问题时，学习河北省采取的激进应对措施，即随心所欲地镇压对新的地方当局的任何挑战。任何对于新的革命机构权力所作的挑战都是不允许的。

和平过渡：天津Copy Anchor Link

北京东南大约 70 英里外的港口城市天津，在 1966 年底以前是河北省的省会。1967 年 l 月 2 日，它升格成中央政府的直辖市，地位与省相当。当时中国一共有 3 个这样的城市，其他两个是北京和上海。¹³虽然天津市革命委员会的筹建进程缓慢，但没有发生大的意外。

上海“一月风暴”掀起的第一波夺权浪潮席卷了天津以后，天津市陷入了短暂的混乱，后来为当地解放军警备区所接管。到了 3 月，一个特别过渡性的机构牢牢地掌握了政治和军事权力，其领导人是前中共华北局书记处书记解学恭和天津警备区司令员郑三生。周恩来自信地宣称，天津看起来没有什么妨碍革命委员会早日成立的大麻烦。¹⁴但是，天津警备区司令员提醒道，由于变化发生得太快，有些权力可能会落入“保守组织”手中，真正的革命者反而会靠边站。在巴黎公社的经验启发下，该市许多的“革命群众组织”大谈特谈直接选举，他可能是想到了这一点，于是指出“表面上”成立革命委员会的过程“看起来很民主，实际上不民主。”¹⁵4 月的第二个星期，周恩来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周对天津赴京代表团成员们说：“主要是协商不够，不能用选举的办法。”康生再度强调：“不能迷信选举。在一定的情况下，选举不如协商民主。”¹⁶

中央当局在急刹车后，接着就把各地的不彻底夺权活动转变为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议厅里的冗长协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则在旁密切监督。张春桥根据他自己的上海经验建议天津要采取实用主义：“革命不是绣花。不可能按我们的设想，今天干什么，明天干什么，一切都按计划，而不发生一点曲折。也不能像写文章，写一段不如意，撕了重写。革命就不允许这样。”¹⁷在 1967 年春夏的其余时光，“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承担了已停止运转的前天津市政府的大多数功能。该指挥部由解放军控制，但是工作人员却来自以前的文官政治机构。相比之下，党委是削弱了，当地“革命群众组织”及其支持者私下里却是抱怨不已。在他们看来文革的理想遭到了歪曲。大部分怨气和讥讽是冲着当地部队角色来的：

很多领导干部是高级军官的配偶，有时候“枕边风”是很厉害的！所以在城里的军队奉命“支左”的时候。最后他们支持的是党和政府的领导干部，而不是反对派……要 (当地) 部队“支左”根本是错误的。它担负不起“支左”的任务。¹⁸

协商的节奏从 8 月开始加快了。当地解放军检讨自己犯了某些“错误”。1967 年 11 月，一份由 97 人组成的天津革命委员会委会名单最终上报了中央。毛的批语是“很好，照办”。解学恭任革命委员会主任，他现在还是天津警备区第一政委。他的 3 位副手是天津警备区司令员郑三生、一位高级军官以及公安局局长。¹⁹12 月 7 日，《人民日报》用整个头版报道天津市革命委员会的“胜利诞生”，25 万多人出席了成立大会。

天津从“旧”市委、市人民政府到“新”的革命委员会是人们所能想像得到的最有秩序的政治过渡了。在该市的工厂和大学，仍有断断续续的派系冲突。尽管全市工业生产率下降 23.7%，但是其基础设施几乎完好无损，仍在正常运转，而其它各地的革命委员会筹建情况并不总是如此。在天津的过渡中，解放军得到了中共中央的特别信任。

暴力过渡：广西Copy Anchor Link

并不是所有的革命委员会都诞生在中共中央的谈判桌上。以毗邻越南北方的广西壮族自治区为例，其革命委员会是诞生在战场上的。²⁰由于广西靠近越南战争地区，中央对那里的情况特别关心，1967 年 3 月周恩来在那里建立了一个过渡政府，到了 11 月它被正式命名为“广西革命筹备小组”。尽管它是由区委第一书记兼广州军区第一政委韦国清领导的（也许这就是原因所在），但是它从来没有建立起像天津解学恭那样的权力机构。²¹1967 年 8 月，大约 200 名广西的造反派暴徒来到北京，潜入了解放军管理的京西宾馆，把在那里暂住的第一书记韦国清打得血肉模糊，不省人事。²²

1968 年初，战斗在两大“革命群众”组织之间进行：“广西四·二二革命行动指挥部”反对韦国清，它得到了驻广西首府南宁的一支直属北京的解放军主力部队的支持；“广西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忠于韦国清，它得到了广西当地解放军部队的支持，这支部队服从于兼任广西军区第一政委的韦国清。²³这两大群众组织的部分领导人打算妥协，然而其他人则不肯。出版于 1990 年广西官方的文革史称“两派都准备用武力压制和消灭对方”。²⁴因此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工作陷入了僵局。

1968 年春，随着那一主力部队被调出了广西，“四·二二”派失去了解放军的支持，平衡开始被打破。7 月 16 日中午，在经过了数周的精心准备后，韦国清的部队开始炮轰“四·二二”控制的南宁部分地区。南宁城很快陷入一片火海。第二天，正规的解放军部队和全副武装的“联指”成员攻击了自称“四·二二野战军”在邕江边的阵地。在随后的战斗中，166 艘船只被击沉，3600 吨货物被毁，许多建筑物被夷为平地。在 7 月 31 日的第二次战役中，广州军区、广西军区 (广州军区的一部分)、南宁军分区的 7 支部队与“联指”会师攻打南宁市区的“四·二三”派。这一次，价值大约 6000 万元的财产被毁，5 万多人流离失所。近 1 万名“四·二二”派的幸存者和支持者被捕入狱，其中 2324 人后来遭到处决。官方的照片显示，成排的“群众成员”被捕后在街头被处死，鲜血染红了大街小巷。²⁵

8 月 8 日，韦国清宣布获胜。1968 年 8 月 20 日，中共中央批准了由 133 人组成的广西革命委员会名单，主任是韦国清，副主任共 12 人。一周后《人民日报》在该革命委员会“胜利诞生”之际，向“革命人民和英雄的人民解放军驻广西部队”表示祝贺。

革命委员会的组成Copy Anchor Link

立

1967 年 11 月，解放军奉命停止进行辩论和张贴大字报，集中力量整顿军官作风；军队院校被告知要搞好“三结合”。²⁶12 月，解放军正式接管了公安部门，此前解放军已经在管理许多公安部门了。²⁷要想实现统一，解放军必须扮演主角。不管革命委员会的筹建是和平的，还是暴力的，解放军都在这场戏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天津、广西以及此前上海的例子都说明了这一点。因此，解放军的代表在革命委员会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在 48000 多名县级以上的革命委员会成员中，大多数是解放军军官。在“三结合”的权力架构中，按照设想“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的代表应该占有同等的地位，然而，实际上他们的人数和权力相对解放军代表来说都是望尘莫及的。

当时，部分中共领导人不愿意承认真正的权力落入了军队手中。陈伯达宣称：“有人把革命委员会叫做‘军事政府’，这是国民党的反动口号。”²⁸但是 20 年后研究文革史的一位解放军学者公开承认，大多数革命委员会都是“军管的变种”——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别名。²⁹在 29 个省级革命委员会主任中，6 人是上将，5 人是中将，9 人是少将。其余的 9 人虽然主要是党干部，却都兼任解放军相关部队的政委。在广东、辽宁、山西、云南和湖北，所有县级以上的革命委员会中，81% 到 98% 的主任都是军官。³⁰

1970 至 1971 年间的冬天，各地省委在中断了 4 年之后得以重建，此时再度出现类似的军事化过程。6 名上将、5 名中将、11 名少将出任省委第一书记。1950 年代初，北京以外的大部分地区由军事管制委员会统治。³¹但从那时以来，中国的武装力量在文官政治中从来没有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直到林彪倒台以后，毛才能着手恢复文官的权力。

清洗杨成武Copy Anchor Link

然而，对解放军来说并不是一切都风平浪静。清洗“五一六”组织激怒了激进派，促使他们发动了一场反“复旧”的运动，以确保他们在文革第一年取得的成果不被化为灰烬。文革的政治就像是跷跷板一样，地方的军队首长夺得了革命委员会的领导权，巩固了他们的权力，然而北京的军队领导层则在激进运动的反冲中蒙受了重大打击：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和其两名高级同事——空军政委余立金、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遭到清洗。

正如文革爆发时清洗彭真及其三名高级同事一样，每一次清洗的理由各不相同，然而共同的目标是剥夺他们的重要职位。在毛、林彪和江青看来，这些人不是敌对者，就是不足以信任者。³²接替杨成武的是林彪的亲信、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与杨不同，黄立即成为了总参谋长，而不是代总参谋长。余立金的倒台让林彪的另外一名亲信、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加强了对空军的控制。新任卫戍区司令员温玉成，极端忠于林彪，注定了要迅速升入政治局，又由于与其多疑的主子发生冲突。一年后被打发去了四川。³³

红卫兵的消亡Copy Anchor Link

政治体制的重建最终并不是毛对所谓旧事物的“否定”，而是以解放军军官为主的一批新人来进行修补。由于太多的当权派在文革之初倒台，导致党的干部在这个修补体制即所谓“三结合”权力架构内势单力薄。1967 年 10 月，周恩来告诉中央军委，党和政府已经“瘫痪”，解放军要要管理党、政府和军队事务，尽管他希望“三结合”很快接踵而至。³⁴更为显著的是，没有出现大量的“革命命接班人”，毛又寄希望于年轻一代尤其是红卫兵、造反派来维持这个新秩序。然而，他们的缺席却要部分地归因于“小将们”自己的行为。

1967 年 10 月，在学校停课几乎一年半之后，中共中央最终下令立即复课。但是，即使在实现了复课的地方，又出现了内容的问题，北京第二十三中学被树立为学习的典型。据那里的解放军领导人汇报：“我们首先恢复的是讲毛泽东思想，坚决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的课程。我们也恢复了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课程，同时留出了非常有限的时间恢复了普通文化课程“比如语 (文)、数 (学)、外 (语)。”³⁵问题大量存在。好老师的数量急剧下降。1968 年 1 月，主管北京市教育局的解放军军事管制委员会通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自从文革开始以来，该市中小学教师人数减少了 2700 多人，“矛盾十分尖锐”，主要集中在现有教师质量上——其实这是在委婉地表明流失的主要是好的和优秀的老师。为了应急，没有正式资格的人员也被召来代替流失的老师。³⁶

此外，对于良好教育的浓厚兴趣则受到攻击。下面的这些话被当作“错误思想”的例子：“不要搞大批判了，让我们回去上课吧！光那些作业就够我们做了。”“文化大革命持续了一年多了，我没有得到任何教育和知识。我怎么才能毕业呢？”³⁷“我不想再批判任何东西，除非你给我一些新知识，教我一些解决实际问题的东西。”³⁸

纪律是另一大问题；它已经恶化到了文革以前闻所未闻的程度。10 月 14 日，谢富治在向首都——他要管理这个城市——中学生讲话时说，现在是北京 50 万学生回学校的时候了，原因之一是纪律的恶化导致年轻人游手好闲，惹事生非。³⁹中发（1967）179 号文件描绘了一幅黯淡的图景：

学生在校活动时间，特别是小学生的上课时间太短，有的学校只上一、二个小时课。课外作业一点没有，学生放学后又没有人组织自学，大多数时间都是玩耍。……有些学生成群结伙……备有匕首、棍棒、皮带等凶器，常常伏在公园的角落等处，借机引诱打架，有的被打伤，有的甚至被失手打死，引起很大纠纷。⁴⁰

无所事事的年轻人们在等待某些事情的发生，他们有足够的时间思考未来。那些不沉溺于帮派革命武斗而是花费大量时间进行阅读、远离是非的人，可能受到了毛一段讲话的启发。这段讲话据说是 1967 年 9 月毛在武汉逗留期间发表的，官方媒体上从来未见引用，然而当时却传颂一时：“中国历次革命及我亲身经历的革命，真正有希望的人，是能够想问题而不出风头的人。现在大吵大闹的人，一定要成为历史上昙花一现的人。”⁴¹

有时，年轻人在日记中袒露了自己对于类似的毛语录的理解。1968 年 1 月 27 日，江苏某地的一个女孩写道：

昨晚指导员送了我一段语录：“凡事应该用脑筋好好想一想。……就是说多想出智慧。要去掉我们党内浓厚的盲目性，必须提倡思索，学会分析事物的方法，养成分析的习惯。”对这段语录，自己如何去针对自己的实际问题去理解、解决问题呢？……还有可能是平常自己不喜爱动脑筋，思索的少，缺乏分析事物的方法。没有养成分析的习惯，这点我还是理解的，今后应加强。要想学好这段语录就是要继续挖思想根源。⁴²

有些年轻人沉溺于内省，更多的人则并不如此。他们喜欢真刀实枪地干革命，参与敌对的红卫兵帮派之间的厮杀，那样才够刺激。一位老红卫兵同其传记作者谈到，在 1968 年的一次战斗后，数千名铩羽而归的红卫兵，这样哀悼阵亡的战友们：

人们抬着几十名死者鲜血染红的尸体，走在队伍的前头，让所有人都能看得见。伤员们由同伴们搀扶着，跟在后面。偶尔出现的断肢残腿——可能是一条胳膊一条腿，抑或是一只手——则由年轻的女造反派们拿着，用来证明战争的野蛮。跟在伤员后面的是打了败仗的队伍，即使在撤退时他们也斗志高昂。少数人带着枪，但是主要的战争武器是原打算用于卡斯特罗的蔗糖田的锋利的镰刀。他们以完美的队形前进着……轮流打着拍子，喊着不屈和复仇的口号。他们为自己把生死置之度外而感到自豪，而且愿意再度拿生命去冒险。他们相信自己是为毛主席而死的。⁴³

即使是校园也不能免于暴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毛在绝望中同意使用工作组，两年前刘少奇和邓小平正是为此而遭到痛斥的。现在还不清楚他从不同渠道 (中央文革小组记者站，《解放军报》，红卫兵刊物，他自己的“耳目”) 获得的情报是否让他对于后来发生的事情有所准备。他可能对于自己新的冒险带来的灾难一无所知。

北京 60 家工厂大约 3 万名工人组成的“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奔赴各个学校，宣传毛停止武斗、实现联合的指示。1968 年 7 月 27 日，工宣队抵达清华大学。迎接它的是一些学生在勃然大怒的学生领袖蒯大富的指挥下打出的子弹和石头。工宣队有 5 人被杀，许多人受伤。在 1966 年成功地抵制了工作组和在 1967 年公开批斗刘少奇妻子王光美之后，蒯大富可不会再屈服于对“革命群众”的压制了。

毛原以为，只要把党内信奉“修正主义”的领导人清洗掉，他就可以直接对人民讲话，而人民会忠贞不渝地跟随他；现在，他的幻想破灭了。他的革命接班人如今在精神上已经不再受党的“修正主义”领导人的束缚了，然而他们并不如毛本人所愿，自动地与他保持一致，毛的指示再也不能摆布他们。只有用强力手段才能调教他们。为了不使秩序失控的危险来临，在军队的支持下，工人组织应控制大局，正如一年前的武汉那样。毛不能冒这个险。

7 月 28 日，在清华流血事件的第二天，毛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会议，正式“召见”首都红卫兵的主要领袖：⁴⁴北京大学的聂元梓 (毛用她在文革期间的绰号“老佛爷”称呼她，这个尊贵的称号原是清廷的太监们称呼皇太后的)、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 (毛开玩笑地称她为红卫兵运动的“女皇”)、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晶 (毛问这位 22 岁的红卫兵“是不是韩信的后代”，把他和那位帮助建立了汉朝的传奇将军、战略家相提并论)、蒯大富、王大宾，王是年轻的北京地质学院革命委员会主任，深得毛的欢心 (“你坐过来，到我这里来。”)。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聚会，它证明了学校造反派的领袖们在短短的两年时间内所取得的地位。陪同毛接见他们的是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林的妻子叶群、副总理谢富治、谢在北京革命委员会的副手吴德、新任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尽管红卫兵受到的是高规格的待遇，但他们听到的却是对其运动的死刑判决。⁴⁵

蒯大富抵制“工宣队”的公开理由是：有“黑手”试图压制校内的革命派。毛假装诙谐地告诉红卫兵的领袖们，他自己就是那个“黑手”，在长达 5 个多小时的谈话中，他说：“过去召集你们开会，我也不到的，……当官僚了”。⁴⁶他指出蒯大富等领袖只有两、三百名铁杆支持者，而他却派去了 3 万工人，还不算林彪手下的军队。毛、林强调，红卫兵的暴力活动脱离了人民群众，包括许多学生；红卫兵没有参与合法的“斗、批、改”，而是忙于武斗。毛暗示，他倾向于进行军管，或者“斗、批、走”、“斗、批、散”。⁴⁷事实上他两样都选择：在许多地方，解放军部队进驻了学校。与此同时，各主要红卫兵组织的成员去“上山下乡”。⁴⁸

“红卫兵”的称号还将延续 10 年：在中国的中学里，它代替共青团；在小学里，它 (“红小兵”) 代替了少先队。直到 1978 年 8 月 19 日，它才被正式扫入了“历史的垃圾堆”。⁴⁹但是，在 1968 年 7 月后不久，红卫兵的光荣岁月就一去不复返了。即使是其领袖们也将被送到农场和工厂，像真正的无产者那样干革命。1968 年有关大学生工作分配的通知称：毕业生“一般都要去当普通农民、普通工人，大量的必须去当普通农民……各级革命委员会成员中和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中的学生，在毕业分配时要起模范带头作用。”⁵⁰全国的中学毕业生则被告知中央希望他们“政治挂帅，斗私批修，把公共利益放在首位，服从国家需要，到条件最艰苦的农村、工厂、矿山去。”⁵¹

在接下来的 7 年里，1200 万城市青年 (占大约 10 %,城市人口) 被送往了乡村；在 1967—1979 年的 12 年中，共有 1647 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⁵²其中上海的比例最高，达到了 17.9%。大多数青年在本省下乡插队，⁵³其中最幸运者被分配到了较为富裕的大城市周边的农业县。但是，上海、北京、天律、杭州、南京、武汉、成都、重庆等 8 个城市把大批青年派往内蒙古⁵⁴、新疆、云南、黑龙江等边疆省份。以上海为例，在 100 万上山下乡的青年中，只有 40% 派往了上海郊区。⁵⁵在 1966—1968 年间，一些最激烈的暴力活动就发生在这些城市，这并不是巧合。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政策虽然严厉，却并不突然，也不特别。事实上，在讨论文革应该包含哪些内容时，它是第一批被提到的具体措施之一。早在 1964 年 5 月，中共中央就号称“知识青年下乡或者返回农村”是“在农村开展文化革命的重要步骤”。⁵⁶就在那一年，有 32 万多名知识青年在毕业后被派往了农村。⁵⁷1968 年的新现象是大大扩展了执行的范围，把大学毕业生包括在内，后来若干年里这成为了常态，而不是例外。那些有关系的人——特别是经历了农村艰苦生活的人——热衷于寻找的替代方法是参加解放军。⁵⁸

悲哀的是，红卫兵的解散并没有宣告暴力的结束，它只是个序曲，后面还有范围更加广泛的恐怖运动，将有更多的人遭受折磨、致残、逼疯、被杀或者自杀。⁵⁹在自杀的人中有姜永宁、容国团、傅其芳等让中国享誉世界体坛的乒乓球明星。”⁶⁰

FootnotesCopy Anchor Link

1.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2 册，页 424；马齐彬等编：《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页 300。 ↩

2. 马齐彬等编：《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页 300。参见何汉理的评估：《危机中的中国政府》，页 214-217。 ↩

3. 马齐彬等编：《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页 307。 ↩

4. 人事部地方机构编制管理司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省、自治区、直辖市党政群机关组织机构概要》（北京：中国人事出版社，1989），页 414。 ↩

5. 高行健：《一个人的圣经》［Gao Xingjian, One Man s Bible, trans. Mabel Lee（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02），p.298.］。 ↩

6. 周恩来在 1967 年 4 月说，中国共产党在那一年有 1800 万党员，其中六分之五是在 1949 年以后入党的；《学习文件》，页 6。 ↩

7. 它们是黑龙江、山东、贵州、上海、山西、北京和青海；李可、郝生章：《“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军》，页 245-246。 ↩

8. 马齐彬等编：《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页 299，页 302。 ↩

9. 《人民日报》，1968 年 3 月 30 日。 ↩

10. 同上，1968 年 9 月 7 日。 ↩

11. 基于对《周恩来年谱》下卷所载 1968 年前 8 个月的调查。 ↩

12. 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件汇编》，第 2 册，页 845-846。 ↩

13. 河北省省会首先定为保定市，1968 年 2 月又搬到了石家庄，那里就成为了省革命委员会的所在地。参见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河北历史大事记（1949.7-1978.12）》（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页 380，页 395，页 402。 ↩

14. 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中央首长讲话》，第 4 册，页 56。 ↩

15. 同上。 ↩

16. 同上，页 68-69。 ↩

17. 同上，页 73。 ↩

18. 李一夫，1967 年 7 月下旬，转引自《郝可伟交待材料》，页 1，手写交待，北京，沈迈克收集。 ↩

19. 《冶金风雷》（天津：市治金工业革命委员会），第 3 期（1967 年 12 月 21 日）。 ↩

20. 据《周恩来年谱》下卷记载，周恩来只在 1967 年 4 月初、5 月 8 日以及 12 月 2 日处理了天津问题，就在最后那一次，康生告诉天津代表，他们的革命委员会已经得到了批准。至于广西，1967 年它在同一本书中被提到了 11 次，1968 年提到了 13 次。 ↩

21. 《周恩来年谱》，下卷，页 135。 ↩

22. 《广西文革大事年表》，页 47-48。 ↩

23. 河北出现了类似的情况，中央部队和地方部队分别支持不同的群众组织。张云生：《毛家湾纪实》，页 182-184。 ↩

24. 《广西文革大事年表》，页 68。 ↩

25. 同上，图 30。 ↩

26. 马齐彬等编：《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页 301。 ↩

27. 同上，页 302。 ↩

28. 《327 通讯》（［广州？］：新一司），第 2 期（1968），页 3。 ↩

29.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 306。 ↩

30. 李可、郝生章：《“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军》，页 244-246。 ↩

31. 弗雷德里克·泰韦斯：《新政权的建立和巩固（1949-57）》［Frederick C Teiwes，“The Establishment and Consolidation of the New Regime, 1949-57"，in MacFarquhar, The Politics of China: Second Edition, pp.28-32.］。 ↩

32. 这一事件在文革后依然晦暗不明，有关半官方解释见国防大学：《七十年》，页 555-557。泰韦斯和孙万国利用中文材料细致的研究了其中复杂的人际关系和个人恩怨，参见他们所著：《林彪的悲剧》，页 90-102。有关 3 人下台背后的军方派系政治，参见黄靖：《中国共产党政治中的宗派主义》，页 311-314。另有一份材料把这次清洗描述为林彪、江青两派最后一次重要的通力合作。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纽约：明镜出版社，2003），页 265。 ↩

33. 张云生：《毛家湾纪实》，页 215-220。 ↩

34. 马齐彬等编：《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页 299。 ↩

35. 《教育革命》（北京：北京师苑大学），第 5 期（1967），页 5。 ↩

36. 王鉴：《“文化大革命”时期北京普教情况》，页 26。 ↩

37. 《教育革命》，第 5 期（1967），页 10。 ↩

38. 同上，页 6。 ↩

39. 《百舸争流》，第 151 期（1967 年 10 月 17 日）。 ↩

40. 沈迈克：《中国的文革》，页 176-181。 ↩

41.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接待组编：《学习资料》，第 1 期（1967 年 10 月 12 日），页 8。 ↩

42. 中国日记第 2 号；著重号系作者所加。 ↩

43. 石文安：《中国的奥德赛》，页 229。 ↩

44. 《聂元梓回忆录》，页 282-283。聂起初不理解力什么自己是被“召见”而不是被“接见”。到了人民大会堂后，那几位红卫兵的领袖们顿时欢喜雀跃。 ↩

45. 同上，页 282-315。毛 1968 年的召见等于 1968 年美国总统约翰逊在副总统、国会领袖、内阁成员、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等人的簇拥下，在白宫严斥了当时“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SDS）和“气象员”（“气等员”［Weatherman］，美国左派激进组织——译注）的领袖们。顺便说一句，当时的红卫兵积极分子非常熟悉 SDS，新华社每日出版的《参考消息》对该组织的活动报道了许多年（参见《参考消息》1966 年 1 月 7 日和 4 月 21 日的大篇幅报道）。 ↩

46. 《聂元梓回忆录》，页 304。 ↩

47. 《毛泽东思想杂集（1949-1968）》［Miscellany of Mao Tse-tung Thought（1949-1968），2 vols.（Arlington, Va.：Joint Publications Research Service, 1974），2:469-497］。 ↩

48. 对这场运动的经典研究是白思鼎：《上山下乡》［Thomas P. Bernstein, Up to the Mountains and Down to the Villages（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77）］。 ↩

49. 王鉴：《“文化大革命”时期北京普教情况》，页 27。 ↩

50. 转引自沈迈克：《中国的文革》，页 77-78。 ↩

51. 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件汇编》，第 2 册，页 1006。 ↩

52. 武力：《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上册，页 706-707。 ↩

53. 张戎：《鸿》，页 379-443；书中描述她和其他家庭成员从成都下放到“四川的不毛之地”。 ↩

54. 有关城市青年（主要来自北京和山西）在内蒙古的生活，以及他们的“开发”活动对当地经济与生态造成的灾难性影响，参见马波《血色黄昏》中生动的第一手材料。 ↩

55. 白思鼎：《上山下乡》，页 2，页 29，页 30。白思鼎同时指出（页 38-40），城市缺乏就业机会加剧了让城市青年下乡的紧迫性。然而，相比于 1960 年代末，这个因素可能在 1970 年的移民潮中更为重要。 ↩

56.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有关文件》（北京：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座谈会，1972），页 41。 ↩

57. 同上，页 45。 ↩

58. 参见高安花：《到天边》，该书描述了她在 1964 年作为一名中学生体验农村生活时的恐慌（页 106-110）。她拼命地试图通过参军躲避农村之苦，并最终在 1968 年获得了成功（页 181-187）。 ↩

59. 魏昂德：《对一场审讯的剖析：清理阶级队伍（1968-1971）》［Andrew G. Walder，"Anatomy of an Inquisition: Cleasing the Class Ranks, 1968-1971”，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Retrospect”，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July 1996.］；见第十五章。 ↩

60. 马齐彬等编：《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页 3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