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天下大乱

毛相信，像文革这样的实验要想有成功的可能，必须敢于冒险，甚至是不计后果。他曾经就他喜欢的游泳话题发表了带有寓意的谈话，为了显示自己的古典学识，他引用了庄子的话来说明问题：“且夫水之阶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¹毛解释道，水越深越好，不能因为怕淹就在离岸近的地方游泳。²让数十万青少年以暴力和捣毁的狂乱方式破“四旧”是一场实验；默许稍成熟些的大学生与地方政府发生正面冲突，则是另外一场实验。

第一波的红卫兵大多是十多岁的青少年，他们在全国各地寻找机会进行“革命破坏”和“串连”；尚在大学里就读的而比他们年纪大的大学生们则把精力用在了别处。考虑到毕业以后的前途至少部分取决于他们的政治表现，而不仅仅是学业成绩，他们急于在这个夏天正式抹去自己履历上的所有可能的污点。由于他们在 1966 年夏天抵制了地方政府 (即工作组)，因此被贴上了各种标签，从“右派”、“假左派”到“反党分子”、“捣乱分子”不等，恢复清白是他们头等重要的大事。他们不像年轻的弟弟妹妹们那样要“杀出一个无产阶级的新世界”，而是团结起来追求更为具体的目标。例如，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的创立者指控地质部党委派工作组到该校进行“诽谤”，其全部活动“伤害了 (无数无辜群众的) 名誉”。他们坚持要地质部党的高级官员们站出来，为他们对公社成员不断进行的“政治折磨和压制”进行书面道歉。最后，他们要求公布所有对公社成员造成“中伤和迫害”的档案资料。他们四次在地质部所在地静坐抗议，以绝食狂骂相威胁，最终他们实现了自己的目标。在地质学院附近的北京航空学院的“红旗”组织也提出了类似的要求，他们在国防科委门前不分昼夜、声嘶力竭地示威，前后坚持了近一个月，直到陈伯达出来干涉，部分地帮助他们最后取得了“胜利”。

对于这些以大学为基地的所谓的革命群众组织，地方官员暗中抱有怀疑、敌意和痛恨。上海公安部门的一位高级干部的观点可能具有代表性，据他的观察，只有那些“机会主义分子，对现实不满的人，爱出风头的人”才加入这些组织，而其存在的理由有三条：吹牛，夜宵，“革命串连”。³但是，毛的看法与此大相径庭，具体来说，他似乎把这些组织看作有可能培养出他自己的革命接班人的地方。

1966 年夏天，刘少奇和邓小平不仅非正规地依靠他们各自的子女来打探北京一些重点学校的动态，而且偶尔还对事态的进程施加影响。现在轮到毛采取同样的策略了。8 月中旬，他派江青所生的年方 26 岁的女儿李讷，去北京地质学院，同刚刚创立“东方红公社”的学生进行接触。李讷 (1965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带着身份证件，一开始介绍自己是中央办公厅的小李，是来校收集政治运动的情况的。几天后，她再次来该校时，公社的领导人们发现了她的真实身份。于是她公开告诉他们，其父亲特地要求她来调查，在文革的初始阶段是什么导致“革命师生”与工作组——并进而与地方的党的机构——发生公开冲突。“东方红公社”的领导人们 (只有一人是共产党员，大多数是共青团员) 非常清楚中共党主席这个私人秘密管道给他们带来的无可匹敌的能量，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们把自己的观点和政治抱负直接传达给了毛，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借此得以偶尔洞悉毛的内心想法。在北京其它大学里，在选定的组织领导人和政治局、中央文革小组的少数成员之间，类似的一对一的隐秘联系也建立了起来。

9 月，24 所高校的红卫兵组织成立了一个庞大的组织，宣称有近 500 名成员，很快它就成为闻名遐迩的“首都三司”。他们不但承认在运动发起之初自己是“少数派”，并以此自我标榜，而且他们明确地引用了毛在大跃进时的观点——真理往往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的。“指挥”“首都三司”的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的创立者之一朱成昭，他和李讷有定期的联系。周恩来在 9 月 26 日的一次群众大会上，第一次向“首都三司”的成员发表讲话：“直到现在还有一些学校存在这样的问题，大概你们就集中了这一方面所受压制的意见，所以，你们造反有理 (雷鸣般的掌声)。”⁴随着来自高层各方面的认可，“首都三司”的势力和影响迅速壮大。其领导人意味深长地不再强调成员的家庭背景及档案材料中记载的阶级出身。在这一点上，他们响应了林彪的观点，林彪在 10 月份提出“红五类也有不红的，黑五类也有不黑的，不要唯成份论，还是分左、中、右好”。⁵

在“首都三司”与中央领导层的互动中，最鲜为人知却又头等重要的一件事是，他们协助组织了——用王力的话说，是“按照毛泽东思想”—⁶——一场为期四天的讨论文革发展的“座谈会”。召集会议的是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王任重，朱成昭则帮助他确定和邀请了大约二十名属于“少数派”的高校组织代表。从 9 月 17 日到 9 月 20 日，在张春桥主持召开的座谈会上，蒯大富、谭厚兰和其他红卫兵领导人不但充满激情地叙述了他们在运动伊始所经受的“磨难”，而且就下一步如何让运动在“更加健康的”轨道上运行提出了建议。这次会议的详细记录从来没有公开发表，甚至也没有在稍大一点的范围传达，但是这些记录呈送给了毛，据说影响了毛对形势的判断。后来一些重要的与会者宣称，他们曾提议中央领导把高层关于运动进展的分歧告知广大群众，而不仅仅是告知严格选择的少数特权人士。

到 10 月 1 日，距离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已经有六个星期了，然而毛还没有公布一个统一的名称，以概括“五十天”所代表的、要让刘少奇、邓小平为此负责的全部错误。在上述座谈会结束后，鼓捣出许多不同的说法，但是毛仍然没有表明态度。他的犹豫不决妨碍了下一期《红旗》杂志的出版，这个统一的名称或罪名原打算要在一篇重要社论中推出的。林彪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国庆节讲话中用了“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提法，但是当晚张春桥向毛提出，这个提法在语法上不通，远不够理想。毛在最后一刻决定采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10 月 3 日，它出现在了《红旗》第十三期 (比预定出版计划晚了七十二小时) 上，此后成为了整个文革当中最著名的“术语”之一。⁷接着中共中央下发了中发 (1966)515 号文件，该文件转述了林彪坚持要求起草的“紧急指示”，要求立即、全部、公开地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统治期间受害的全部学生进行平反。(毛对于这一“紧急指示”的批语是“很好，很重要”。)⁸10 月 6 日，“首都三司”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组织召开群众大会，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向来自全国各地的 10 万名欣喜若狂的“革命师生”宣布：“过去各级领导或者一些工作组对革命同志加以压制、围攻、斗争、甚至受压迫之类，这些事情，宣布一律平反。”⁹

中央工作会议Copy Anchor Link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及其残余影响制约了 10 月份中央工作会议的进程，参加此次会议的有中央党政官员以及来自全国各省市区的党委领导人。这次会议原定只进行 3 天，后来延长到了一个星期，¹⁰最后几乎拖了 3 个星期，从 10 月 9 日一直开到 10 月 28 日——这反映了这次会议主题的复杂性。这次会议原定要解决广泛存在的“认识问题”：各地的官员要么从来就根本不理解文革，要么对毛的目标只有片面和歪曲的认识。

最初，毛没有来开会，不过他了解与会者最新的发言。据说他在大多数时间内很失望。虽然没有人公开向文革提出明确的异议，但是支持的声音最多只能说是微乎其微，肯定是微不足道的。10 月 25 日，毛称前一阶段的发言“不那么正常”。也许正是这个印象促使毛延长了会期。他解释道：“后一个阶段比较顺了，你们自己的思想有了变化。”¹¹毛既没有作出明确指示，也没有指定谁来代他传话，与会者们显然弄不清楚什么东西符合毛的宏伟蓝图，什么东西又与之抵牾。紧跟主席实在是太难了。

10 月 16 日，陈伯达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报告文稿发到了与会者手中，从而标志着会议前一阶段的结束。同一天，他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全体会议上宣读了这份稿子，不过根据毛的建议，打印好的文稿事先已经发了下去，毛也许担心许多人听不懂陈伯达浓重的福建口音。毛在这一报告发表前后亲自对其进行反复修改，使之成为对毛 7 月 18 日回京后文革发展的正式评价。¹²它至少包含了与会者们一直都在期待着的那部分指示。

陈的报告的第一部分篇幅较短，主要是描述形势“大好”。第二部分是“两条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陈解释了为什么文革仍然受到广泛的抵制。原因之一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残余影响”。他特别提到了高干子弟扮演的日益含混不清的角色；他讲到，他们当中有一些人作为红卫兵自称是天生的革命接班人。他说这样的观点完全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其中有些青年人甚至“要走修正主义的道路”。报告的第三部分是陈直接给全国那些他称作“怕字派”干部听的。他说，他们非常错误地认为文革基本就是“群众乱来”，“闹文化革命的，特别是那些闹得非常厉害的，大多数是一些不安分的人，‘野心家’、‘伸手派’、‘暴徒’、‘野蛮人’，等等。”这样的说法几乎和外国通讯社的说法一模一样；所以它们显然是错误的、不可接受的。在第四部分也就是最后一个部分，陈再次直接面向红卫兵，强调要“坚持毛主席提出的阶级路线，团结大多数”。¹³

陈自己曾经领导过文革中最早的一个工作组，在他批评工作组的时候，听众们会不会觉察出其中的反讽意味。事实上，他一面在人民大会堂担当毛“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发言人，一面在《人民日报》的办公室里遭受攻击——他的工作组曾在“五十天”内统治过这里。一些报社的工作人员此时宣称陈其实是可怕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最忠实的执行者。维护陈的高级评论员王若水等人则指出，恰恰相反，陈努力绕过了“邓小平同志的限制”，“坚决执行和捍卫了毛主席所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¹⁴到了 11 月，陈伯达的批评者们被指责为形“左”实“右”，只能处于守势，无力地进行反驳。¹⁵

10 月 23 日，在与会者们对陈的报告消化了一个星期之后，两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负有责任的领导人最终在全体会议上作了自我批评。刘少奇承认自己犯了两类“错误”，并进行了检讨。第一类错误是在夏天毛离京期间，他负责中央日常工作时犯下的。他把这些错误描述为“严重的路线错误”，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实质”。他照搬了毛在《炮打司令部》中的用语，承认自己“站到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去了，实行了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革命运动打了下去”。第二类错误则是他过去在不同场合犯下的“原则性和路线性错误”。他承认其中最严重的是毛在《炮打司令部》中提到的两条，即 1962 年的“右倾”和 1964 年的“形式上是‘左’的而实际上是右倾”的错误。他在检讨中没有称自己是“修正主义分子”。

¹⁶邓小平的检讨比刘少奇的个人化色彩浓得多。他详细地叙述了据说导致他犯“错误”的观念、习惯、行为方式和性格特征：“可以肯定地说，如果当时我们虚心一些，善于听取不同意见，特别是向主席随时提出报告和请示，是一定会得到主席的指示和帮助的，是可以使错误得到及时纠正的。”邓对于文革也要比刘乐观得多，他说它将“保证我国永不变色，避免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复辟危险。”他最后给予林彪他自己最强有力的支持，称林是毛的“助手和接班人”，宣布自己从此以后要学习林身上最重要的一点：“对于我这样犯错误的人，应该老老实实地向林彪同志学习，学习他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学习他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这是我改正错误，力求做一点对党对人民有益工作的唯一可靠的途径。”邓如同刘一样，拒绝称自己是“修正主义分子”。但是，他们两人的重要区别是，邓愿意承认自己和刘在夏天实际上代表了“资产阶级的反动的错误的路线”，¹⁷而这是与刘不同的。这正是刘所要拒绝的，在后来的两次检讨中——一次在 1967 年 4 月，还有一次在 7 月——他都没有使用这个毛式的最重要的标签，似乎他没有弄明白它意味着什么。¹⁸当然，刘和邓都没有承认自己是有意和故意反对“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正确路线”的。

这一工作会议仍然在进行之中，而党的宣传机器已经开动。明白无误的信号表明了谁的政治前途看涨，谁的政治前途看跌。在刘和邓作完检讨后的第二天，中宣部向全国发布通知，要求立即停止发行和进一步销售刘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¹⁹毛要求陈伯达的报告要“印成小本，大量发行，每个支部，每个红卫兵小队，至少有两本。”²⁰10 月 26 日，林彪——在中共五位副主席中媒体唯一还称呼“副主席”的——在会上发表讲话的次日，新华通讯社的内部刊物《参考消息》(大概有数千万的读者)²¹头版的标题是“林彪是一个朴素、坚定和谦虚的人”；下面是埃德加斯诺月初在日本一家周刊上的文章译文，这是一篇歌颂林彪的小传，其结尾写道“林彪的权力晋升表明军事共产主义压倒了官僚共产主义”。²²

刘、邓在作检讨前与毛进行了秘密的交谈，毛对他们的讲稿是有所肯定的。但是，在 11 月 9 日最终下发全国的正式材料中，毛的批语却不在其内。该文件的正式序言的调子完全不同：“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许多同志对他们的自我批评进行了批评，认为非常肤浅。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目标是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他们的自我批评都回避了这一实质性问题。”²³

毛在这次工作会议的最后讲话中承认，形势变化的速度非常快，人们没有做好准备，不知道下一步要发生什么，犯错在所难免，这也许是在安慰刘、邓以及因他们而获罪的干部们。他向听众们保证：“谁人要打倒你们呀？我是不要打倒你们的，我看红卫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们，”²⁴并表示希望“这一次又做了 17 天。我看，以后会好一些。”²⁵这一讲话记录没有记载毛的听众的反映，但是有谁敢相信他呢？更为可能的反应是是恐惧和迫在眉睫的毁灭感，尤其是周恩来的闭幕讲话，这位总理向听众提到，要做好回去后被红卫兵抓走的准备。周希望在接下来的数周内，人人都能“经受得住考验”。文革刚刚开始，他说：“运动还可能持续 5 年到 10 年。”仍然有大量的时间来“取得经验”。但是，目前最重要的事情是“运动的规律要逐步认识，逐步地摸出规律。从乱中摸出道路来”。²⁶

中央工作会议的直接后果是，一旦随着刘少奇倒台的明朗化，那些只不过因为批评刘而获罪的政治案开始得到重新审查。1967 年尤为臭名昭著的一个案子是：一个湖南人因为批判《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被关进精神病院。公安部的一名高级官员第一个呼吁重审此案，但是直到中央文革小组认识到此案在宣传上的全部意义后，才最终安排那人出院。1967 年春天，天津上演了一出以此故事为基础的戏剧“新时代的‘狂人’”(王力对此人的称呼)，曾被誉为“第九部样板戏”。一位美国的共产党员看完后掉下了眼泪，他告诉演员们：“你们演的不是一出戏，而是斗争！它以逼真的方式反映了文化大革命！”不幸的是，一旦人们知道这位“狂人”的原型人物不但批判了刘少奇的著作，也批判了毛泽东的著作，那么所有积极的参与者都惹上了麻烦。²⁷

文革蔓延到农村和工厂Copy Anchor Link

中央工作会议也许暂时解决了六、七月间文革责任的归属问题，但是它没有触及一个在秋季月份里变得日益严重的问题：对经济的破坏。邓小平当时提出，“首要的问题”是“我们是否采用广泛民主和动员群众的方式来解决我们的工厂、矿山的某些长期存在的重大难题”。²⁸当局竭力在媒体上告诉民众，不管他们所在地区的情况如何，中国经济的状况总体良好。《参考消息》上连篇累牍地刊载着小心编辑过的外国新闻，诸如“中国的文革导致工农业生产率不断提高”(《东洋经济》)，“文化大革命推动生产进步”(《新德意志报》)，“美联社被迫承认中国经济在 1966 年进步巨大”。²⁹

是否要让中国的工人和农民像学生、城市知识分子一样参与文革呢？中共中央当局在《人民日报》的社论中重申了夏天以来的最初政策，阻止工人参与文革，要求他们“坚守他们的劳动岗位，不要离办厂去串连”。³⁰到年底为止，周恩来已经同“群众”代表进行了 160 余场座谈会，他几乎在每一个公开场合上都竭力号召把经济和文革区分开来。³¹然而，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同红卫兵和工人代表面对面交流的次数比周还要多，他们却淡化了此类规定。江青对此的解释是无条件地断言“哪里的革命抓得好，哪里的生产也搞得好”。林彪告诉那些持反对意见的人：“按理，文化革命是应该促进生产的，而且在事实上已经得到证明。”³²外国观察家们审慎地表示了怀疑。一月份的第一周，一

位驻北京的大使向国内汇报道：“我们被告知，工业生产超过了从来没有公开过的计划目标，据说 1966 年比 1965 年增长了足足 20%。如果这是正确的话，那么这是源于深入阅读毛的著作激发的精神动力，还是 50 年代后期的重大投资使然，原因仍然悬而未决。”³³

和文革中的许多其它事件一样，决定这一问题的场合不是北京的谈判桌旁，而是上海剧烈演变的形势。11 月 6 日，在“首都三司”驻沪联络站的一次会议中，来自 17 个工厂的工人“造反派”成立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工总司)，一位 32 岁的保卫干事名叫王洪文的担任了“司令”。上海市委拒绝承认这个新组织，这促使其近 2500 名“成员”强行乘坐列车去北京要求中央给予支持。周恩来下令列车停止来京，就地解决问题，“工总司”的强硬派发现他们自己所乘的列车在上海郊区安亭站停了下来，就坐在铁轨上以示抗议，沪宁线的交通于是中断。他们在那里呆了 31 个小时，造成了运输危机，直到政治局常委会派张春桥从北京赶来劝他们回沪协商。³⁴张处理这场危机的办法是：直接撤消了上海市委全体一致的决定，同意了“工总司”的要求，包括承认它的合法性，将全部责任归咎于上海市委领导层。张的背信弃义激怒了上海市委和张的上级、中央文革小组顾问陶铸，陶铸称这个举动是“错误的”，是典型的“没有处理群众运动的经验”。但是在这场危机中，张却机智而正确地从中共党主席那里获得了事实上的支持。11 月 4 日，毛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谈到了公民的结社权利，然后评论道：“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可以先斩后奏。”陶铸被迫做自我批评。张在上海喜气洋洋地向工人们解释了自己的行动，他采用了毛的做法，说自己承认“工总司”只不过是遵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只要不是反革命 (组织)，就是合法的。”³⁵

然而，这将成为全国性政策，还只是上海的某种特例呢？这并不明确。在 11 月举行的一系列会议上，就这个问题引起了争议，同时也召开了全国计划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国家计划委员会、各大区、工业部委、重点工业城市的代表，以及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会议的议题是“讨论目前运动和 (工业) 生产中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结果这些问题很快压倒了包括经济计划在内的其它一切。³⁶争论的主线是中央文革小组起草的一份文件，该文件断然否认在生产和革命之间存在任何矛盾。

诸多会议上的争论非常激烈。在周恩来顺便参加的一次会议上，铁道部、冶金工业部、水利电力部的部长和副部长们陷入了激烈的争吵，事后，周回忆道：“说到最后都站起来了。”大多数的地区代表激烈地反对成立工人组织，一位来自中国重工业区东北的代表坚持认为，如果工人把“各种组织都建立起来，麻烦就 (比现在) 更多了，不是打架就是停产。”在谈到是否准许工人和学生联合的敏感问题时，一位部长问道：“现在的问题是学生到工厂向工人学习，还是领导工人搞革命呢？这是问题的实质，问题的核心。”一些与会者提出来要起草一份规定，明确宣布“不能让学生和工人联合起来造反”。³⁷

11 月 22 日，毛得知了部长、计划官员和地区代表的意见后，拒绝予以接受。中央文革小组立刻壮了胆。他们把怒火集中在国家建设委员会主任谷牧身上，给他扣上了莫须有的罪名：江青情绪激昂，指责谷牧“毫无阶级感情，给工人戴上几百斤重的石头，完全是反革命，搞修正主义那一套玩艺儿！”康生的批评也不遑多让，他从卡尔·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以及毛在大跃进高潮的乌托邦空想中借来了概念，“工资仍是按劳付酬，资产阶级法权残余仍然存在……我们工厂资产阶级法权残余还存在，仍可产生资本主义。工厂搞不好，也会出修正主义的。……工厂文化大革命，就这个意义讲，比学校重要。”³⁸

原本支持谷牧的人招架不住这样的攻势，他们认识到自己的观点没有得到毛的支持，于是开始改变立场，一个又一个地坦白了过去和现在犯下的错误。陶铸承认在中国工业领域存在的问题，“不是过去几个月内发展起来的，而是已经积累了 10 年，20 年”。³⁹李富春向在场的部长和党委书记们问道：“现在群众已经起来了，我们这里有没有人得到了他们的支持，成为他们领导人了？一个都没有。”⁴⁰

12 月的第一个星期，在林彪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上通过的最终文件是一种妥协。12 月 9 日，经毛批准，它作为中发 (1966)603 号文件下发，即著名的“工业十条”。它宣布工人有权成立自己的“革命组织”参加文革，但是这些组织的成员要继续参加生产。工人组织的成员被许可在业余时间就地进行工厂与工厂间的“革命”串连。⁴¹12 月 15 日，政治局批准了类似的一份阐述如何在中国广大农村开展文革的文件，经毛批准后作为中发 (1966)612 号文件下发，即著名的“农村十条”，它保留了当时仍然有效的政策，即根据“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路线在农村开展文革。它准许成立“以贫下中农青少年为骨干”的红卫兵组织，宣称从此以后，农村的文革和城市一样，可以采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实行大民主”。在生产大队与生产大队之间，公社与公社之间，只要不妨碍农业生产，可以进行串连。⁴²

尽管还有这样的限制，这两个决定准许在农村和工厂开展文革，从此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从原则上讲，中国的数亿人都有权利干革命——而且事实上这是一种义务。中国现代史表明，如果无拘无束的学生们和他们联合起来，将是一种具有爆炸性的混合物。毕竟，中国共产党人就是从发动工人和农民起家，书写了他们的革命传奇。毫无疑问，毛的同事们心存担忧；理所当然，毛只看到了革命的潜力。

中央文革小组的铁拳头Copy Anchor Link

如果毛曾以为“首都三司”的领导人终究会驯服于他自己的意志，那么他很快将大吃一惊。红卫兵自以为是“天生的造反派”，尽管周恩来告诉他们根本没有这回事。他们很愿意充当“中央文革小组的铁拳头”，但是他们自以为是，经常单独行动，并不总和毛所设想的路线保持一致，他们的纪律性还有待大大提高。从一开始，就可以把这种关系界定为摩擦。

要说大学和中学的红卫兵组织有什么不同，前者更渴望在文革中留下自己的烙印。11 月 9 日，天津南开大学的“红色造反团”写信给周恩来，在深入挖掘该校党史的过程中，他们惊奇地发现刘少奇和一大批中共高级干部其实是“叛徒”。“他们有数百人，或上千人”，他们坚持说，是一个“根子很深，涉及面很广，危害甚大”的“庞大的叛徒集团”，“红色造反团”在这封信中建议党中央立即“搞这个问题”，并准许他们，“协助党中央坚决把这伙叛徒铲除净尽”。⁴³起初，中央对于是否使用红卫兵举棋不定，但是后来还是让天津的红卫兵们——特别是天津大学和南开大学——不断地协助调查。

中共中央是如何与“革命群众”开展的所谓独立的、“非官方”的调查进行互动的，这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个谜。然而，我们所知道的是，两者确有联系：中央文革小组并不反对让像那些属于“首都三司”组织的成员为它执行某些棘手的任务，特别是在某些场合，它可能不想承认自己的介入。正如上述信件所示，容易上当受骗的大学生们渴望证明自己的革命价值，他们通常非常乐意为中央鞍前马后地跑腿，以示自己对文革事业的忠诚。

例如，北京两所大学和一个研究所的年轻人参与的调查刘少奇是否在 1928 年在天津背叛了中共组织的一个案子的卷宗堆积如山。学生们在没有官方资助的情况下，他们在同几位 1930 年代与刘少奇共事过、但在工作中有过分歧的原中共北方局老干部的谈话中，发现了问题所在，着手进行最初带有业余性的调查。1967 年春天，学生们已被中共中央办公厅接纳，他们得知中央准备帮助他们进行调查，条件是他们必须接受几条基本原则，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不要泄露中央的介入：“你们在执行任务的时候，不能说是中央办公厅派你们来的，只能说你们是某个群众组织派来的。如果你们遇到问题，就给我们打电话。”第二条原则同样重要，即在任何情况下，学生们都不能“调查你们不该知道的事情”。⁴⁴

当然，最后是这第二条原则给学生们带来了麻烦。尽管他们尽可能地去制造他们以为会让中央办公厅的联系人感到满意的结果，甚至出格到对一位退休老工人进行“充满敌意的审问”，试图迫使他说出“正确的”答案，但还是一无所获，最后接到通知要停止工作，忘掉整个事件。⁴⁵在这段空歇期内，对于他们来说不幸的是，他们中有人怀疑正是周恩来可能在泄露 1928 年的天津事件中扮演了非常可疑的角色。当局得知风声后，不但不感谢他们在刘少奇一事中的工作，反而指控他们以调查为借口，往“恩来同志”身上泼脏水。最后，他们非但没有因为对文革的贡献被授予一官半职，或者至少在毕业后能有一个灿烂的前程，相反，他们被发配到中国遥远的角落从事可怜的工作，被打成了“五一六阴谋”(后面的章节会对此论及) 的嫌疑犯。⁴⁶

在 10 月份，周恩来和陶铸等中央领导人还在反复劝导红卫兵不要公开点名攻击刘少奇和邓小平，但是收效甚微，简直就是无效。红卫兵们引用了毛在 1957 年的名言“‘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我们在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时候，必须有这种大无畏的精神”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北京大学的红卫兵最早公开点名攻击刘少奇，他们 10 月 21 日贴出的大字报的标题就是“刘少奇是中国的赫鲁晓夫！”⁴⁷党政机关的“造反派”不甘落后。刘、邓 10 月 23 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作检讨后不到 24 个小时，中央组织部某一部门全体工作人员大约 100 人在第一份点名攻击中共总书记的大字报上签了名。它的标题是“邓小平也是中国的赫鲁晓夫！”，显然有意在呼应北大的大字报：其内容是中共“八大”在党章中删去了提到毛泽东思想的地方，邓应该为此负责；此外，邓还反对组织中共干部学习毛的著作，在大跃进的灾难后推动个体农业的发展。这一大字报还首次向全世界完整披露了邓在 1962 年说过的违背毛泽东思想的话——“不管是黑猫还是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⁴⁸此时，陶铸在政治局常委会内的分工是负责高等教育和组织事务，他告诉这一大字报的作者们：“你们把刘少奇和邓小平同志作为主要目标是错误的。”⁴⁹但这毫无用处。邓的一个女儿与其姐姐们骑着自行车去了学校和办公地点，她后来回忆道：“大字报语言恶毒，上纲很高，看后仍让人毛骨悚然。”⁵⁰

1961 年 1 月 1 日，文革渗透进了中南海。那天上午，一群在中央机关电话总机工作的“造反派”，自称是“67.1.1 战斗队”，进入了刘少奇居住的院子，给它“张贴”上了“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决没有好下场！”、“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等大幅标语。刘少奇的“奇”字故意写得歪歪扭扭，斜在一边，看上去像个“狗”字。两天后，另外大约二十几名自称是“红旗团”的工作人员在晚饭时分突然涌入，要刘及其妻子到院子中接受“革命群众”的“批斗”。⁵¹到 1 月中旬为止，造反派们 (戚本禹在幕后精心策划了他们的活动) 已经对朱德元帅 (时年 80 岁，解放军之父，毛的第一位重要的亲密战友)、邓小平、陶铸和他们的家人进行了类似的折磨。1 月 12 日晚，近 200 名办公室工作人员组成的“造反派”——包括康生和戚本禹的妻子——出现在刘少奇的院子里，开始进行第二轮的“批斗”，他们还带来了一个电影摄制组。⁵²第二天，毛最后一次与刘见面，当刘要求毛准许他辞职，回农村当普通农民，“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时，毛拒绝了。⁵³不让国家发生动乱可不是毛的想法。

除了这些羞辱以外——对刘少奇来说，他还受到了前妻生的子女的痛斥⁵⁴——好在刘、邓是政治局常委，不需像其它几乎所有的高层“修正主义分子”那样，在数以万计声嘶力竭的“革命群众”代表面前忍受公开羞辱，而且这种羞辱的次数越来越频繁。一些体育场和体育馆悬挂着横幅标语——“谁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就打倒谁！”、“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火！”，在足球场和公共广场中央临时搭建的舞台上，中国各地上演着同样的政治戏剧，目的是激起民众对所谓的毛主席的敌人更大的愤慨。

“首都三司”的领导人们尤为其组织技巧和纪律而感到骄傲，在有关部门的通力协作下，它运作了数次规模最大、场面最壮观的群众集会。那些不在接受“革命小将们”“正当义愤”所攻击目标之列的老干部们几乎在每一个方面都给予了他们很高的评价。一位高级情报官员当时担任康生驻天津的特使，1967 年春天，他对一群来访的朋友说：“他们真的很能干，那些小伙子，全部是二十出头……我让他们搞一个揪李雪峰的群众大会，不到一、两个小时，他们就组织来了大约四、五十万人。纪律性真是太强了。”⁵⁵无疑有点夸张，但是很生动。

毛在大跃进前夕抱怨，北京除了“官僚”以外，别的什么都生产不出来。⁵⁶也许这种情况在中国其它地方有所不同，不过，似乎是为了证明毛的话是对的，一个近乎是常设的“斗争部门”逐渐成形，有数百人为其工作——如果说不是雇佣的话。例如，地质部的二楼就免费提供给“首都三司”作“斗争彭 (真)、罗 (瑞卿)、陆 (定一)、杨 (尚昆) 反革命集团筹备处联络站”的所在地。该联络站对不同对象进行“斗争”前，先要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首肯，接着就要求北京市当局提供合适的场地，北京卫戍区确保斗争对象到场，如果有必要的话，还要派武装警卫强行护送他 (她) 来。该联络站则负责联系公众。它的每一次重要集会前预先印好海报，告知人们，想要在会上发言的话，应把“揭批材料”交到哪里去审查，在什么时间和什么地点领票 (“凭介绍信以集体领取”)，要获得进一步的信息要打哪个电话。虽然安保措施也许并不太严格，但是决不会让你随便就能进来看看“阶级敌人”获得他们应有的下场。“首都三司”下属的一个组织编写的一份内部演示文稿说，一群到北京访问的瑞典学生，有一天晚上试图“进入”一次群众集会，会上挨斗的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一位 74 岁的副主任。⁵⁷他们被拒之门外。

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影片捕捉到了部分较大规模的集会的气氛。上述筹备处制作了一部长达 15 分钟的纪录片，拍摄的是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的一次大会，那是一个寒冷的冬日，会场内人山人海，那位倒台的北京市市长及其许多高级同事们屈膝跪倒在地。不过。会场上也不乏喜剧场面。中央宣传部的一位“阎王殿的判官”在许多年后回忆了自己挨斗时的故事。当时，批斗会的组织者相信于光远不会逃走，让他在不开会的时候呆在家里，接到开会通知后自行去会场：

有一次，批斗会场设在木樨地的政法学院。那一天，我去了，进门时向我收门票，我说我不知道要票。看门的人斩钉截铁地说：“没有票就是不能进去！”

……我对他说：“别人没有票不能进，我没有票还是要进去。”

“不行！就是不行！”他的阻挡，引来了许多围观的人，人们不了解为什么一个人不让进去，而另一个人坚持要进去。……

看门人的脾气上来了：“你这人真不讲理，这个会没有你，难道就开不成了吗？”

“正是这样，没有我，你们的会就开不成！”我十分有把握地说。

那人听我这么说，一时猜不透我的来头，有点儿懵了。我于是问他：“今天你们开的什么会？”

“批斗会”，他回答说。

“斗的是谁呀？”我又问。

“于光远。”

我说：“我就是于光远，没有我，这个会开得成吗？”⁵⁸

于是，于光远没有票也进去了，以那种臭名昭著的“喷气式”挨了顿批斗。

11 月和 12 月的政治形势日益混乱，刘、邓以外的高级领导人是否可以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和 (或)“敌人”，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明确的和权威的指示。除了毛以外，任何一名掌权者都受到了北京自封的造反派们的攻击。由于当时文革仍然是被正面看待的，底层掀起的这次攻击狂澜由于波及了林彪和江青这样货真价实的“左派”，所以被叫做 11 月和 12 月的“黑风”。新近的中国有关历史著作试图把这种攻击的性质无中生有地定为“反左”，但却忽略了以下事实：人们在激烈地斥责江青的同时也会把林彪捧上了天，反之，亦燃。北京林学院的一伙大学生贴出了大字报，号召革命同伴们“踢开”中央文革小组机构 (“毛主席脚下的一个绊脚石”)，自己起来“闹革命”；他们还宣称这种行动是在坚决支持毛和“副统帅林副主席”。⁵⁹北京农业大学附中的两名学生在大字报中抨击林彪，他们认为鉴于林彪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有限，中共在他的领导下有演变成法西斯党的危险；另一方面，这两位大学生在其大字报中赞扬周恩来、陶铸、陈伯达几乎没有林彪身上的那些缺点。⁶⁰清华大学的一个红卫兵组织散发传单，抨击陈伯达和江青不能坚持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⁶¹另一个红卫兵组织的成员据说遍及北京 17 所高校，它公开要求关锋和戚本禹下台，特别是戚要为“挑动群众斗群众”承担罪责。⁶²攻击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大字报大量涌现。还有许多讽刺刘邓及其众多支持者和同伙的漫画得以印刷和发行。

有时，在华的外国记者们会把这些事件当成新闻。苏联人特别擅长此道，一家“修正主义广播电台”播送了北京外国语学院的一张“反革命大字报”，题为“周恩来在干什么？”，红卫兵们得知此事后十分气愤。为了表示抗议，他们在苏联记者驻京办事处 (塔斯社？) 的门口贴出了一幅对联，上联是“真理报不说真理”，下联是“消息报编造消息”，横批是“全是废话”。⁶³

对中央文革小组最凶猛的抨击尤其是来自于“早期”的红卫兵，他们在八、九月间如日中天，此后其势力和影响就一路下滑。这种衰落也许并不出人意料。在最早预言红卫兵会对栽培他们的领导人反戈一击的人中，很少有人能像蒋介石以前的得力助手、中国文化建设协会的创立者、国民党新生活运动的促进者陈立夫那样富有洞察力。陈立夫在 1966 年 11 月评论道：“共匪利用青少年组织‘红卫兵’在大陆上造反作乱，这是最愚蠢的做法，欺骗和利用青年的人，终究会被青年人所唾弃。”⁶⁴到了年底，一些后来觉醒的“造反派”在对毛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产生质疑后，才开始了解它真正意味着什么，他们的批评少了些愤怒，在某些方面却多了份成熟。这些批评者现在大部分被遗忘了 (从历史上来说，有不方便之处)，其中包括朱成昭本人，官场的说法是他在 1967 年 1 月提出和阐述的观点“太反动了，中国没有哪个学生可与之相比”。⁶⁵朱认为全国性的革命大串连——即毛泽东的免费旅游计划——“不成熟”。他坚持认为中央文革小组逮捕了太多的红卫兵和一大批中学生，后者是“西城区纠察队”以及类似“保皇派”组织中其实是真正“左派”的中学生。他说，中央文革小组的所作所为其实完全是“折磨群众”。⁶⁶随着朱成昭的观

“百丑图”漫画。左上方的三人是刘少奇、赫鲁晓夫和林登·约翰逊。下一排：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元帅、彭真、罗瑞卿、陆定一；第二排有杨尚昆、贺龙元帅、王光美（刘少奇妻子）、薄一波、安子文、陶铸。右下的两排是，标题是“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选择范围遍及全球，包括杜勒斯、艾森豪威尔、约翰逊；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柯西金、肖洛霍夫（！）；哈罗德·威尔逊；铁托；泽登巴尔（蒙古）；英迪拉·甘地；蒋介石；苏加诺和纳苏迪安将军；奈温将军；宫本显治（日本共产党总书记）。

点广为人知，他作为红卫兵领导人的生涯实际上也就到了尽头。然而，他继续在幕后得到了其最初的追随者默默的支持和仰慕。

对中南海里的讨论并不知情的人们在竭力猜测下一步要发生什么事。瑞典驻华大使猜测最坏的情况已经过去了。他在写给自己的外交大臣的信中说，一度曾有 9 名公安干警在保卫着大使馆，但是现在“事态恢复正常，只有一个警卫当班”。《纽约时报》一篇最近的社论宣称：“一场有限的内战正在中国展开”，对此这位大使并不赞同，他坚持认为“从北京的情况可以断言，这种判断似乎为时过早”。不过，他在此信尾处写道，“一个人对中国社会了解得越多……就越不愿意徒劳地高预测未来。”⁶⁷事实证明，上述社论的观点是正确的。内战正在进行，其势已不可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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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庄子》，华兹生（Burton Watson）译（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8），第 29 页。 ↩

2.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0-1967）》，页 167。 ↩

3. 上海市公安局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政治部造反队：《彻底揭露市公安局 IE 党组御用工具——旧文革办公室的滔天罪行》，第 2 册，页 26。 ↩

4. 北京市化学工业局机关红色宣传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第 3 册，页 224。 ↩

5. 《林彪同志有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北京：中国科学院，1967），页 53。 ↩

6. 《王力反思录》，下册，页 625。 ↩

7. 1980 年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以“事实上不存在”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由，正式宣布废除这一提法。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两册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下册，页 502。 ↩

8. 《王力反思录》，下册，页 624。 ↩

9. 北京市化学工业局机关红色宣传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第 4 册，页 34。 ↩

10. 《周恩来年谱》，下卷，页 73-75；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 101。八届十一中全会后立即召开了一个简短的中央工作会议（8 月 13 日到 8 月 17 日），这次会议在许多方面是那次会议的直接延续。 ↩

11. 《毛泽东思想万岁》，页 275。 ↩

12.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页 140-142。 ↩

13.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陈伯达 1966 年 10 月 16 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北京：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1966］）。 ↩

14. 《人民日报文化革命动态》（北京：人民日报），64 期（1966 年 11 月 1 日）。 ↩

15. 同上，第 79 期（1966 年 11 月 22 日）。 ↩

16. 人民出版社资料室：《批判资料》，第 3 册，页 721-732。 ↩

17. 河北北京师范学院《斗争生活》编辑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页 684-687。 ↩

18. 人民出版社资料室：《批判资料》，第 3 册，页 733-743。 ↩

19. 《陶铸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汇编》（北京：毛泽东思想哲学社会科学部红卫兵联队，1967 年 5 月），页 142。 ↩

20.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2 册，页 141。 ↩

21. 1950 年代末有 40 万读者，而且人数还在上升；1974 年，据新华通讯社社长朱穆之说，其印数为 700 万份，估计每份有 10 名读者。参见赫穆特·奥普利塔：《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情报政策》［Helmut Opletal, Die Informationspolitik der Volksrepublik China（Bochum: Brockmeyer, 1981），98-99.］。 ↩

22. 《参考消息》，第 3028 期（1966 年 10 月 26 日）。 ↩

23. 1967 年 2 月，解放军总政治部在一本无标题的 141 页的小册子中，重印了林彪 1966 年 5 月 18 日在政治局的讲话，10 月 25 日在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陈伯达 10 月 16 日的报告，以及刘、邓检讨的序言和正文。这里引用的段落出现在页 109。沈迈克收集。 ↩

24. 逢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下卷，页 1451。 ↩

25. 毛的讲话的译文载沈迈克：《中国的文革》，页 5-9。 ↩

26. 《林彪文选》，下卷，页 343。 ↩

27. 《王关戚反党集团与公安部某些负责人在陈里宁反革命案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刻板油印印件，共 9 页，页 4，沈迈克收集；《天津新文艺》（天津：市级文艺系统常务委员会），小报，第 18 期（1968 年 3 月），页 2。 ↩

28. 谭宗级等编：《十年后的评说：“文化大革命”史论集》（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页 54。 ↩

29. 《参考消息》，1966 年 12 月 3 日、12 日、21 日。 ↩

30. 《人民日报》社论，1966 年 11 月 10 日，译文载《中国大陆报刊概览》［Survey of China Mainland Press］，第 3825 期（1966 年 11 月 22 日）。 ↩

31. 例如，参见《周恩来年谱》，下卷，页 63-64，105；《周恩来选集》，下卷，页 479-480；：周延：《共和国总理心中的“抓革命、促生产”》，载安建设编：《周恩米的最后岁月：1966-197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页 68-84。根据一份材料，从 1966 年 11 月直至逝世，周恩来一天要服用 4 次心脏病方面的药物，他“患上了心律不齐，呼吸短促，以及短时间的昏厥”。事实上，在 11 月，他“在被一大帮红卫兵围攻了 22 个小时后，由于心脏病发作而倒下了”。韩素音：《长子》［Han Suyin, Eldest Son（New York: Kodansha, 1994），pp.327-327］。《周恩来年谱》几乎记录了传主在 1966 年 11 月每天的活动。韩素音也许指的是 1967 年 2 月 2 日周恩来被确诊心脏病，但是该书没有提到他当时曾心脏病发作。《周恩来年谱》，下卷，页 122。 ↩

32. 谭宗级等编：《十年后的评说》，页 43。 ↩

33. 《新年伊始的北京》。瑞典大使馆致瑞典外交部的信件。1967 年 1 月 7 日。瑞典外交部档案，斯德哥尔摩。 ↩

34. 裴宜理、李逊：《无产阶级的力量》，页 32-36；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 128 页；《王力反思录》，下册，页 653-654；《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第 1 册，页 137-159。 ↩

35.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 129-131；《王力反思录》，下册，页 654-655；；《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第 1 册，页 160-172。 ↩

36.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 134。 ↩

37. 同上，页 135-136。 ↩

38. 同上，页 138-139。 ↩

39. 北京红色业余文艺工作者革命造反总部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参考资料》，6 册本（北京，1967），第 6 册，页 23。 ↩

40. 同上，页 22。 ↩

41. 国防大学：《文化大革命》，上册，页 182-183。 ↩

42. 同上，页 114、189-190。 ↩

43. 南开大学“八·一八”红色造反团编：《历史的铁证》（天津，1967），页 134-135。 ↩

44. 郝可伟：《28 专案的发起过程》，1970 年 3 月 23 日。手写交待，北京。沈迈克收集。 ↩

45. 同上。 ↩

46. 高文华：《“老头造反队”操纵的“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罪行》，1971 年 1 月 22 日至 3 月 11 日。手写交待，北京。沈迈克收集。 ↩

47. 《刘少奇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北京，1966），页 4-26。众所周知，毛喜欢在讲话中引用古典文学的典故，由此在文革中涌现出了《〈毛泽东选集〉成语解释》、《〈毛泽东选集〉中的成语典故》等一批小册子。就这段引语而言，编者无从确切的知道毛是从哪里看来的，就不约而同地把出处定为流行的清朝言情小说《红楼梦》第 68 章，其实它更早的出处为明朝色情小说《金瓶梅》第 25 章。 ↩

48. 《打倒邓小平》（北京，1967），页 26-28。 ↩

49. 《陶铸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汇编》，页 230。 ↩

50. 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页 30。 ↩

51. 贾兰勋：《贴身卫士忆少奇蒙难》，页 16-18。 ↩

52. 贾兰勋：《贴身卫士忆少奇蒙难（续）》，《百年潮》，2000 年第 2 期，页 18-19。 ↩

53. 图们、孔弟：《共和国最大冤案》，页 47-48。 ↩

54. 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重印）：《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专辑）》（1967 年 4 月），页 161。 ↩

55. 《摘自郝可伟交待材料》，1970 年 1 月 10 日，第 2 页，手写交待，北京。沈迈克收集。 ↩

56. 《毛泽东思想万岁（续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1967），页 15。 ↩

57. 《动态》，第 73 期（1967 年 6 月 11 日）；另见《文革简讯》，第 280 期（1967 年 6 月 8 日）。 ↩

58. 于光远：《文革中的我》（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页 27-28。 ↩

59. 这篇大字报的译文见《当代中国思想》，第 33 卷，第 1 期（2001 年秋），页 27-29。 ↩

60. 沈迈克：《中国的文革》，页 155-162。 ↩

61. 首都部分大专院校中等专业学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天翻地复慨而慷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页 77。 ↩

62. 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北京邮电学院“东方红”公社冲锋队：《北京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5.9-1967.1）》，页 34。 ↩

63. 《文革简讯》，号外，第 9 期（1967 年 2 月 4 日）。 ↩

64. 《参考消息》，1966 年 11 月 15 日。 ↩

65. 《动态》，第 124 期（1967 年 8 月 16 日）。 ↩

66. 《东方红报》（北京：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1967 年 8 月 29 日。 ↩

67. 信件，261 A 5.10.66/Nt 7 HP1，瑞典外交部档案，斯德哥尔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