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为刘少奇定案

毛一直打算在中共“九大”召开之际恰好使“第一次”

文革胜利结束。¹但是，在着手建设其美丽新世界之前，显然毛决心通过摧毁旧秩序为这一新世界打好基础。这主要意味着要解决文革黑名单上的头号恶人——刘少奇的问题。1968 年 10 月 13 日至 31 日，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那次戏剧性的会议上，刘最初被剥夺了接班人的地位——闭幕两年多后，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宣布了对刘的最后结论。

毛主持了八届十二中全会，这是中共四十七年历史上最不平凡的会议之一。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同事们对于毛的举措的冷淡是显而易见的，毛必须要威吓他们才行。到了八届十二中全会时，幸存的同事们不敢再拖拖拉拉，漠然怠慢。有资格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几乎有四分之三的人被怀疑是“叛徒”或者“反革命分子”。在世的 87 名中央委员中只有 40 人应邀参加。在 1956 和 1958 年“八大”的两次全会上委任的 96 名候补中央委员中，只有 19 人到会。在会议开幕的那天，10 名候补中央委员 (包括 4 名上将、1 名中将、4 名政委) 被委任为中央委员，以接替“八大”以来去世的 10 人，其中两人是在文革期间自杀的。这批人的擢升使得中央委员的出席人数达到了法定人数所需的 51%。除了 59 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外，参加这次“扩大”的全会的还有 74 人来自中央文革小组、军委办事组、各省市革命委员会、各大军区、中央直属机关，他们也有投票权。总之，出席此次全会的，有投票权的非中央委员竟比中央委员还多。周恩来公布的议程包括四个方面：即将召开的中共“九大”；“九大”上要通过的新党章的草案；国际形势；对重要中央委员的审查工作，最主要的是对刘少奇的审查。²

然而，毛在开幕式上的讲话清楚地表明，这位中共主席不准备让正式议程限制会议的审议过程甚至会期的长短。一开始，毛宣布会议“大概开 7 天到 10 天”，他接着透露自己更偏爱松散的方式：“想一想有些什么问题要提出来？”³毛的讲话几乎全部是针对个别中央委员革命资历的个人评论。这促使全会针对的是人和问题，而不是原则和政策。

显然，在文革的这个阶段，毛心目中最重要的问题是“清洗”。毛在开幕式的讲话的有关片断透露出了其中的消息：

有一位同志叫张鼎丞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也没有发现有叛徒、特务、反革命问题，为什么没有？……(周恩来：……他同高饶联盟有勾搭，值得审查。)……王任重 (湖北省委第一书记) 是内奸、国民党。陶铸也是历史上有问题。湖南王延春 (湖南省委第二书记)，这个人不行了。邓小平还没有发现他历史上有什么问题，就是发现他在七军开小差那回事。……江华 (浙江省委第一书记)……看样子不能保了，你还保吗？(许世友：主席说不能保，就不保了。)⁴

在谈到“九大”的筹备问题时，毛向大会提议：“你们把‘九大’的问题先谈谈，在尾巴上另外再谈谈这方面问题。”⁵

10 月 26 日，林彪在长达四个小时的重要讲话中，坚持声称 1967 年的“二月逆流”是“十一中全会以来……最严重的反党事件”，严重打乱了毛关于文革的“战略部署”。对这一“逆流”绝对要“严肃地批”，否则文革就要“流产”。⁶

就像三年前对待总参谋长罗瑞卿那样，林彪通过诬蔑参与“二月逆流”的同他的名声旗鼓相当的元帅，来捍卫他作为解放军首脑的地位。

自从文革结束以来，中国的一些史书一直断章取义地利用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和林彪手下的大将们的只言词组来描述林所号召的“严肃”批判。中国的这些史书没有提到，更很少引用周恩来就此主题发表的谈话，但是由于周的排名高于陈伯达、康生和江青，他的讲话更为重要。与林彪不同，周显然在会议开幕那天从主席那里得到了暗示，因为他也把火力集中于个人而不是原则。他对军队领导人的抨击表明这位总理愿意支持林彪的立场。

周指责聂荣臻元帅要为赵尔陆 (中央军委国防工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央委员) 的死以及国防领域的无数问题负责。他滔滔不绝地向聂以及徐向前元帅抛出了一长串的指责，也不忘捎带上徐的女儿——周批评她“反动得很”。周批评了其盟友叶剑英元帅自文革以来的许多具体问题。为了证实叶“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没有一点阶级感情”，他引用了 1966 年 3 月叶剑英在听说罗瑞卿大将试图自杀后写的诗：“将军一跳身名裂，故人回首成永诀”。周坚持说这些诗句反映了叶对“这个阴谋篡党、篡军、篡政的野心家”的重视。周恩来宣称他在外交部的忠实支持者陈毅元帅“一贯反对毛主席”，而朱德元帅对如何打仗一无所知。周总理连带攻击了三位副总理——他在国务院倚重的经济智囊们：⁷李富春“一直对毛主席不忠”，李先念在 1930 年代“站在张国焘一边”，陈云的经济思想就是“培育特权阶层”。另一位副总理谭震林则是“右倾……到处放毒”。⁸

林彪自己对“二月逆流”的批判是对历史的一次重要修正。他指责前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和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将军要部分地为此负责。周恩来只是提到六个人和副总理们、军委副主席们“合流”，而林彪继续阐述道，“二月逆流”的成员还要对下述事情负责：

挑动群众斗群众，他们做后台。他们提出国家机关中对一切司局以上的干部都要火烧，就是连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的这种干部也要烧。他们这种做法，就造成了不少的政府机关瘫痪。抓人的这种风，揪军队高干的这种风，冲军事机关的这种风，提出在连队也要搞“四大”的这种指示，等等，都是“二月逆流”的成员搞的。他们却倒打一耙，嫁祸于中央文革。现在的事实是昭然若揭了，不是中央文革，而是他们！⁹

林彪在开始讲话时，宣称自己不了解实际情况和文革总体的进展。¹⁰康生在谈到林的自我否认时坚信地说：“其实他对实际情况的了解比我们更多，比我们更深刻。他的这种谦虚的态度，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教育。”¹¹

尽管毛希望“二月逆流”的领导人受到批判，但是他不愿意清洗他们。与 1967 年 2 月一样，在牵连到解放军元帅们的地方，毛的动作是谨慎小心的。他在 10 月 31 日的闭幕式讲话中说：“因为他们有意见嘛，……几个人在一起，又都是政治局委员，又是副总理，有些是军委副主席，我看也是党内生活许可的了。他们是公开出来讲的。”主席坚持把“二月逆流”的当事人选为中共“九大”代表。毛知道其中包括最忠诚于他、跟随他时间最久的支持者。他通过原谅他们得以确保：一旦现在的同事背叛他，他还可以求助于老同志们。¹²

致命打击Copy Anchor Link

八届十二中全会做出的最重要的决议是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中国共产党，撤消其一切职务。会议公报声称这一决议是“一致”通过的，但是事实上至少有一位中央委员——总工会领导人陈少敏没有举手支持，这让那些举手的人大为吃惊。¹³对刘少奇所谓罪行的长达 74 页的审查报告是由中央专案审查小组 (后文将对它展开讨论) 为这次全会起草的。据报道，此案一共动用了 40 万人，查阅了抗日战争以来的 400 万份文献资料。然而，审查报告几乎只涉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发生的事件，没有 1929 年以后的材料。¹⁴文革后为死去的刘少奇平反时，所有这些“罪行”都被斥为无稽之谈。

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的报告详细叙述了刘少奇如何在 1920 年代三次“背叛”了革命，正式把他打成“叛徒、内奸、工贼”。在涉及刘 1920 年代之后的三十九年历史时，它只提到有“广泛，具体，深刻”的材料，将另行撰写报告。然而，这一份报告从来没有出现过。据说林彪在对这一中央专案审查小组报告的批示中，把刘少奇说成是“特大坏蛋”，并说“刘贼少奇，五毒俱全，铁证如山，罪大恶极”。¹⁵一名解放军将领的儿子曾经是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的成员，他坚持说周恩来的批示是“此人可杀”，但是目前还没有发现独立的确凿证据。¹⁶毛对这一报告的想法无人可知，但无论如何刘没有被处死。

当刘少奇得知八届十二中全会把他开除出党后，正在住院就医的他“立即大汗淋漓，呼吸急促，开始呕吐，血压、体温陡然升高。”从此直到 1969 年逝世，他再也没有说话，拒绝回答任何问题。¹⁷他在一个悲惨而漫长的过程中日渐衰竭。他身患糖尿病，不能起床上厕所，身上长满了褥疮，只能通过鼻饲进食。1969 年 10 月 17 日，在一片战争恐慌中，他和其它领导人一同离开北京，疏散到了外地。刘少奇乘飞机到了开封，在那里他的警卫们不知道他姓甚名谁。医生们拿不到给他配的药。11 月 12 日，他死于肺炎。¹⁸不清楚毛有没有指示过不要照顾刘的健康，但是他对邓小平的保护表明，只要他说一句话，起码可以保证他从前的战友至少有尊严地受苦受难。刘少奇自从 1967 年夏天就没有再相见的妻子王光美也经受了审查，坐了 12 年的牢。

新党章Copy Anchor Link

八届十二中全会批准了新党章的草案，用媒体的话说，旧党章“充满了中国的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货色”，¹⁹毛执意由中央文革小组负责在上海起草党章修改稿。该草案 (在即将到来的“九大”上正式通过) 经过了“广大党员群众讨论”，征求了 126 个省革命委员会和解放军单位的意见，进行了多次修改，前后历时一年之久，这是从来没有过的。²⁰此次修改党章的中心人物张春桥曾经发表过如下观点：“我是八大的代表，知道开会的时候才拿到党章，举手通过。这一次情况就不同了。”²¹

新党章最大的特点是在序言中确认林彪成为毛指定的接班人。林彪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取代刘少奇成为了党内第二号人物，鉴于刘少奇已被开除出党，此时宜以立法确认之。在 10 月 26 日所作的长篇讲话将要结束之际，林彪表示希望把自己的名字去掉：

我有一点保留的意见，就是这次党章上把我的名字写上，我很不安，很不安。我认为党章是大事，把我写上是不称的，不相称的。这个问题曾向中央提过，但是没有得到解决，但是我还保留，组织上服从，但是我还保留这个意见。²²

康生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说道：“林彪同志很谦虚，他要求把党章 (草案) 中提到他的那一段删去，我们的意见，这一段必须保留。”江青坚持说：“这一段保留，否则我们不答应。”²³由于毛和中央的其它同事坚持要保留这一段，在“九大”通过的党章版本中这一段不出所料地没有变动。

另外一个体制性问题是，中央文革小组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正式上升到了权力的顶峰。自从 1967 年初以来，正式公文中的排名次序为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的新排名次序为中央文革小组、国务院、中央军委。²⁴这一变化的象征意义在军队内近似于无，在这里中央文革小组的势力是遭到排斥的。另一方面，在文官部门中，这最终说出了人们早就知道的一个事实：对于文革中发生的事情，中央文革小组的责任要远远大于中央军委。也许这样的一种责任的分摊 (可能的未来的罪责) 正中包括林彪在内的军队领导人的下怀。林彪在全会上的讲话中，对中央文革小组说了下面这些话：“最后，我想讲一点，就是整个两年多的工作，主要是毛主席领导的，具体执行主要是中央文革，特别起作用的是江青同志、总理、伯达同志、康生同志以及中央文革其它同志。而我呢，老实讲，就是没有做多少事。”²⁵

对其他人的定案Copy Anchor Link

毛对刘少奇毫不宽恕，非要把刘扫入历史垃圾堆不可，让刘屈辱地死去，死时别人都不知道刘的姓名；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毛对于其他人则出奇地宽大。在全会最后闭幕式的讲话中，毛提到要保护邓小平：

邓小平大家要开除，我有点保留。……他造不起 (反) 来。邓小平的特点是太脱离群众了。我这个思想可能有点保守，不合你们的口味。我给他讲几句好话。不过邓是摇鹅毛扇子的，真正决策的是刘少奇。²⁶

全会撤消了邓小平的“党内外一切职务”，两年来他一直被称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是没有把他开除出党。全会上传阅了一篇 15000 字的长篇报告，列举了邓小平的主要错误，但是没有公开发表。²⁷邓在全会前夕向处理他“案子”的人提交的 26500 字的检讨最终泄露给了更多的读者。邓在检讨中承认自己从 1920 年代以来对革命犯下了一长串的错误和“罪行”。“我完全辜负了党和毛主席长期以来对我的信任和期望，”他说，“我以沉痛的心情回顾我的过去。我愿在我的余年中，悔过自新，重新做人，努力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邓小平告诉中央委员会“对我这样的人，怎样处理都不过分”，并保证“永不翻案，绝不愿做一个死不改悔的走资派”。²⁸与刘少奇不同，邓小平表示“愧悔”，进行了自我批判。也许他认为宁愿丢面子，也不能放弃任何未来的机会。1969 年底，邓小平被下放到了江西农村的一个拖拉机修造厂，知道 1973 年毛把他召回来。

毛在闭幕式讲话时，再次点评了一系列人物，包括部分政治局成员 (“陈毅同志说他没有资格 (参加‘九大’)，我看你有资格。”)，过去的党的领导人 (“不要以为中央出了个陈独秀 (1920 年代中共的第一任总书记)，就没有好人了！”)，高级学者 (“翦伯赞 (历史学家)、冯友兰 (哲学家) 是放毒的……给他们碗饭吃。”)，工人代表 (“此人叫王洪文，站起来看看。……这次会，有年青的同志参加很好，但太少了。”)，以及少数民族代表 (“你会讲汉语吗？你是真藏族还是假藏族？”)。²⁹

可以把毛对邓小平的保护与他在讲话末尾对贺龙元帅的评语进行比较，这段话几乎是事后的想法：

过去说对贺龙是一批二保，因为他是二方面军的代表。现在看来不能保了，因为他搞的事以前不知道。从成钧、许光达、廖汉生等的揭发材料看来，他是破坏我们这个军队的。他背地搞篡军反党企图是有的，但是没有来得及。有贺龙、刘震、王尚荣、许光达这些人。不要扯远了，就到此为止，散会。³⁰

毛的这一“现在看来不能保了”，其实是婉转地宣布把贺龙元帅最终清理出阶级队伍，面对邓小平却不是这样。1969 年 1 月，中央专案审查小组下属的“贺龙专案组”故意误诊，加速恶化了贺龙原本脆弱的健康。1969 年 6 月 9 日，贺龙最终在北京解放军 301 医院逝世。³¹

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刊登于 1968 年 11 月 2 日《人民日报》上，公报称此次全会“空前团结”，是“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动员会议”。毛在闭幕式讲话中称“这次会议我看开得可以，开得好嘛。”³²

中央专案审查小组Copy Anchor Link

八届十二中全会之所以在毛看来开得很好，原因之一是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给毛的同事尤其是刘少奇安置的罪名。该小组与中央文革小组同时成立于 1966 年，但是前者多不公开。林彪在全会上特别对它进行了表扬，并且提到了江青和周恩来：

我们专案小组进行了很有效的工作，特别是江青同志对专案领导得力、抓得很紧，把这些我们素无所闻的事情，触目惊心的事情，真凭实据，人证、物证、旁证都拿出来了，才能使我们恍然大悟。否则，没有事实，总是使人迷迷糊糊的，不那么清楚。现在把这些家伙揭了出来。当然专案的问题除文革的几个同志以外，总理也是参加了的，也是领导的，是他们这些同志，专案小组的全体同志的努力，剥开了这个画皮，使我们看出，照妖镜把这些牛鬼蛇神照出来了。³³

不同于中央文革小组的言谈举措在媒体上大肆宣扬，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在 1966 年 5 月政治局会议上就成立了，但是它的名字从来没有在媒体上出现过。然而，在其十三年的历史中，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的权力不但远远超过了中央监察委员会和中央组织部，甚至还超过了公 (安)、检 (察)、法 (院)。这一小组有权对中央委员中的“修正主义分子”和职位较低的政治敌人进行“搜查”、迫害、逮捕、关押、刑讯。文革中，它那大权在握的各种工作人员就相当于列宁的契卡和希特勒的盖世太保。中央文革小组至少在名义上是管“文化”的，而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则完全从事暴力。如果说中央文革小组是文革之首，那么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就是文革之尾，前者挑起动乱，制造专案，后者则最终定案。³⁴

中央专案审查小组脱胎于 1966 年 5 月 24 日政治局设立的专案审查委员会，目的是“审查”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和杨尚昆的案子。³⁵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同中央文革小组一样直接向政治局常委会负责，而这最终意味着向毛泽东负责。³⁶在 1966 年 8 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全会之前，以及在 1975 年中的九个月，政治局常委中正式主管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工作的是邓小平，但是在文革的大多数时间里，担任这一角色的是周恩来。这一专案审查小组的成员包括整个中央文革小组，其中康生 (文革的幕后黑手，通常被描述为文革的邪恶的天才³⁷) 和江青对其运作具有非常积极的作用。在八届十二中全会时，该小组的其它成员包括公安部部长谢富治，1978 至 1979 年间的冬天该小组解散时任组长的汪东兴，以及林彪的妻子叶群。³⁸

尽管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在创立之初还是一个特别机构，它很快成为了一个常设机构，类似于其它中共中央或国务院的部门，只是拥有更大的实权。它有数千名专职的工作人员，一度有 789 名解放军军官。其中有 126 人担任了许多专案组的组长或副组长。在八届十二中全会前夕，该小组立案审查的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的人数达到令人瞠目结舌的 88 人之多，其“罪名”分别是“叛徒”、“间谍”和“与敌人勾结”。³⁹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在刘少奇主持的会议上成立了中央专案审查小组，而该小组最大的专案组正是审查他的。刘少奇专案组最初始于 1966 年 12 月 18 日成立的王光美专案组。1967 年 3 月下旬，毛在一个机场内接见红卫兵时，允许康生把该小组的火力集中到刘少奇身上。⁴⁰那一年初夏，刘少奇专案组把部分调查刘“丑恶历史”的工作交给了京、津地区高校的红卫兵小组。红卫兵们急于证明自己的革命忠诚度，毫不迟疑地担任了毛属意的审讯官。⁴¹

1967 年秋天，中央专案审查小组调查的专案实在太多，以致现有的人手根本忙不过来。比如，空军司令员吴法宪中将负责的罗瑞卿专案组至少又衍生出了三个专案组，处理与罗瑞卿偶然相关的专案。⁴²根据毛和周恩来的命令，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分成了两个独立的办公室。第一办公室的主任是汪东兴，它联系中央办公厅，继续负责文革初始阶段的大部分专案，包括彭真、安子文、刘仁、周扬 (中宣部副部长，彭真五人小组的成员)。第二办公室的主任是杨成武，它联系中央军委，负责十多个解放军高级将领包括贺龙元帅的专案。⁴³1968 年 3 月杨成武被清洗后，黄永胜将军接替了总参谋长和二办主任的职务。

1968 年，又成立了以谢富治为首的第三办公室，“三办”联系的是公安部。“三办”最初的任务是调查“五一六”阴谋，后来它也处理许多其它的案子。其中最臭名昭著的也许是“中国 (马列主义) 共产党案”。在刑讯逼供之下，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一名研究人员承认有一个以朱德为首的秘密的“影子”中共，与国民党、苏联共产党和蒙古共产党有联系；⁴⁴遗迹所谓的谋杀苏枚案 (苏枚是康生的妻妹和情妇，法医的证据表明她是自杀)。在此案中有 99 人受到迫害，其中 9 人锒铛入狱，23 人被软禁，3 人被逼疯，2 人死于审讯人员的手中。⁴⁵

为中央专案审查小组服务成了许多党、政、军部门的头等大事。1967 年 10 月，中央敌伪档案清查小组成立，它在北京以外的 18 个城市设立了常设的分支机构，负责提供嫌疑犯的政治历史情况。1968 年 8 月，谢富治下令彻查公安部的全部档案，从解放军借调了 700 多人，花了 18 个月的时间才完成了这一工作。⁴⁶

政治局一度打算在“九大”上像解散中央文革小组那样解散中央专案审查小组；⁴⁷但是在 1969 年，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实在是太有用处了，轻易解散不得。1970 年它负责“审查”了“陈伯达案”，一年后又是“林彪案”。文革之后，1978 年 12 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决定，最终撤消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央专案审查小组最后的任务是筹备了后毛泽东时代的领导层对“四人帮”的审查。

FootnotesCopy Anchor Link

1. 《人民日报》，1967 年 5 月 23 日。毛一直秉持这样一个假定：只要人性没变，未来还要举行多次文革，以重新点燃人们衰退的热情。 ↩

2. 何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增订本（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5），页 350-351。 ↩

3.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 311。这份议程最早在 9 月 19 日的中央文革碰头会上经过了讨论，以后又经历了多次重要的改动。最初，除了筹备“九大”以外，会议还要总结文革经验，为设立中央（即全国）革命委员会铺平道路，顺带解决悬而未决的国家主席问题。参见逢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下卷，页 1528。 ↩

4. 《毛主席在党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页 1，费正清中心图书馆藏抄本。 ↩

5. 同上，页 1-2。方括号内是文革前担任的职务。 ↩

6. 同上，页 4。 ↩

7. 《林彪在中共八届打大的十二中全会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载中共中央办公厅编：《参阅文件》，12：38-39。 ↩

8. 北京财贸学院：《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的重要讲话》，页 31-34。 ↩

9. 《林彪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页 38。 ↩

10. 同上，页 2。 ↩

11. 康生：《在八届十二中全会第四小组会议上的发言》，载中共北京市委党校资料室编：《康生言论选编》，3 册本（北京，1979），第 3 册，页 81。 ↩

12. 《毛主席在党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页 8。 ↩

13. 何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 351 页。陈在 1949 年前从事工会工作和华中地区组织工作，她也许在此期间与刘少奇有过密切的接触。 ↩

14. 罗德明（洛厄尔·迪特默）：《死亡与美化：刘少奇的平反和当代中国政治》【Lowell Dittmer，"Death and Transfiguration: Liu Shaogi's Rehabilitatio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Politics"，Journal of Asian Stdies, 11, no.3（May 1981），459.］。 ↩

15.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编：《“文化大革命”时期资料选辑》（杭州，1984），页 177。中文里的“五毒”指的是 5 种民间认为最有毒的动物：蝎子、毒蛇、蜈蚣、壁虎、蟾蜍。 ↩

16. 与沈迈克的私人通信。 ↩

17. 黄峥：《刘少奇与“文化大革命”》，《党的文献》，1988 年第 5 期，页 10。 ↩

18. 参见罗德明：《死亡与美化》，页 459-460，该书生动地综合了记述刘少奇病死情况的中文材料。 ↩

19. 中国科学院革命委员会政治组编：《整党学习资料》（北京，1968）（以下称《整党学习资料》），第 4 册，页 38-40。 ↩

20. 依据康生在九大上的报告；《“九大”资料汇编》（济南：济南铁路局济南车辆段五七中学，1969），页 28。 ↩

21. 《整党学习资料》，第 5 册，页 12。 ↩

22. 《林彪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页 63。 ↩

23. 中共北京市委党校资料室：《康生言论选编》，第 3 册，页 81。 ↩

24. 比较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件汇编》，第 2 册，页 1191；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件汇编》，3 册本（武汉：湖北省革命委员会，1968-1969），第 3 册，页 1168。 ↩

25. 《林彪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页 62-63。 ↩

26. 《毛主席在党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页 14。 ↩

27. 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页 68-73。 ↩

28. /小平：《我的自述》，载《参阅材料》，第 10 册，页 19。 ↩

29. 《毛主席在党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页 8-14。 ↩

30. 同上，页 14。 ↩

31. 王年一：《关于贺龙冤案的一些资料》，页 11。 ↩

32. 《毛主席在党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页 8。 ↩

33. 《林彪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页 14。 ↩

34. 沈迈克：《中央专案审查小组（1966-1979）》［Michael Schoenhals，“The Central Case Examination Group, 1966-1979"，CQ, no.145（March 1966），87-111.］。 ↩

35. 见上文，第 2 章。 ↩

36. 有关毛过问党的高级林道人历史“罪行”的情况，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2 册，页 169-171。 ↩

37. 康生的英文传记见约翰·拜伦、罗伯特·帕克：《龙之爪：毛泽东背后的邪恶天才康生及其在人民中国的恐怖遗产》［John Byron and Robert Pack, The Clans ofthe Dragon: Kang Sheng, the Evil Genius behind Mao and His Legacy ofTerror in Peoples China.（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2）］。 ↩

38. 沈迈克：《中央专案审查小组（1966-1979）》，页 91。 ↩

39. 同上，页 92，页 103。 ↩

40. 黄峥：《“刘少奇专案组”始末》，载沈迈克编：《毛的大审讯——中央专案审查小组（1966-1979）》［"Mao's Great Inquisition: The Central Case Examination Group, 1966-1979'，Chinese Law and Governmenl, 29, no.3（May-June 1996），13.］。 ↩

41. 参见郝可伟：《28 专案的发起过程》。聂元梓和其北京大学红卫兵为中央专案审查小组提供了服务。文革后聂在为自己辩解时坚持说，这是经周恩来亲自批准的。《聂元梓回忆录》，页 232-233。 ↩

42. 毫无疑问，吴法宪在解释这种机构膨胀的现象时，可以强调线索指向哪里，检察官就必须跟到哪里。美国特别检察官肯尼斯·斯塔尔正是这样解释他是如何从“白水案”查到白宫实习生菜温斯基身上的。 ↩

43. 张嵩山：《关于“贺龙专案组”》，载沈迈克编：《毛的大审讯》，页 24 -42；有关贺龙一位老战友的下台以及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对他的调查，参见《王尚荣将军》编写组：《王尚荣将军》（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页 523-539。 ↩

44. 金春明、黄裕冲、常惠民：《“文革”时期怪事怪语》，页 113-115。 ↩

45. 凌云：《康生为何制造“谋杀苏枚”案》，载祝春林编：《历史瞬间》，第 1 册，页 95-96。 ↩

46. 仲侃：《康生评传》，页 423。 ↩

47. 同上，页 4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