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九节 奉陪到底 周旋到死

在毛泽东政权里，周恩来是唯一的跟毛氏奉陪到底，周旋到死的人。

周恩来的去世使中共党内失去了一根富于智能的平衡支柱。后世的人对于周恩来能够跟反复无常、老谋深算而又怀疑成狂的毛泽东共事到头，没有像王明、博古、李立三、张闻天、彭德怀、刘少奇、林彪们那样遭受不测之祸很不理解。周恩来能跟毛泽东长期相安无事，真要叹为观止了。谁都没有像周恩来那样善于变化、善于生存。

当然，也不乏人指责周恩来为当代儒家的总代表，为政治机会主义的典范，出卖良心，助桀为虐，为毛泽东翻云覆雨、祸国殃民的帮凶，而在毛泽东面前愚忠到了奴颜婢膝的地步。这些指责自然不是空穴来风。

应当说，在中共的历史上，周恩来与毛泽东两人是结怨最深的一对。周的神奇本领在于，直至七十七岁临终前，毛泽东都未能找到口实，或者是毛泽东未能下定决心，跟他撕破一张维系了数十年的虚假不实的脸皮。

周恩来祖籍浙江绍兴，一八九八年出生于江苏淮安一个书香世家，或称为大官僚地主家庭。

一九一七年留学日本。一九二Ｏ年随“勤工俭学团”赴法国留学。一九二一年组织中共旅欧支部，属下的成员有邓小平、李富春、蔡和森、陈毅、聂荣臻、李维汉、刘伯承等。后来都成为中共的极为重要政界人物、军事将领，亦是他在党内的权力基础。一九二二年，他在德国柏林介绍朱德入党。一九二四年回国。时值国共两党合作，周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与军校教官叶剑英结为磨逆至交。一九二六年起，出任中共中央军事部长，开始执掌中共军事指挥权，成为中共早期的实权派人物。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跟朱德拉拢贺龙一起组建“中国工农红军”，发动南昌起义，成为中共红军的创始人。中共后来把“八一”定为建军节，它比毛泽东领导的湖南秋收起义，时间上早了一个多月。

周、毛结怨在井岗山上。井岗山根据地是毛泽东秋收起义农军创建的。第二年，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部队转战广东、湘南后，上了井岗山与毛泽东会师。其时毛泽东尚是中共一名地方领导人，武装割据湘赣边境的山区，却拒不执行设在上海的党中央的指令，接受中共中央的指挥。实际上是抗拒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的领导。一九三Ｏ年，中共中央即开始派人到井岗山主持工作。一九三一年，周恩来上了井岗山，挟莫斯科共产国际之重威，与朱德、陈毅、张闻天、彭德怀一起，解除了毛泽东军事指挥权，被撤销了一切职务，并在“富田事件”

中，还差点被抓起来“执行革命纪律”即枪决，是彭德怀挺身而出救下他的命。

在井岗山上三次整肃毛泽东的人，为首的便是中央军委主席周恩来，加上共产国际代表李德，加上朱德、陈毅、彭德怀等。毛泽东深恨着周恩来。周恩来喝过洋墨水，自己却是个土包子；周恩来为人谦和，有涵养，广结善缘；自己却性情暴躁，拗脾气，四面树敌；周恩来深获共产国际的的信赖，自己却被共产国际的代表李德所不齿；周恩来的所有长处，正好都是他的短处。周恩来是毛泽东在党内、军内的头号克星。工农红军在李德、博古、周恩来“三人团”

的指挥下，于一九三四年初的“第五次反围剿”战役中失败，决定撤离井岗山根据地，开始“二万五千里长征”，实为一次军事大溃退、大逃亡。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共政治局于长征途中，在贵州遵义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周恩来在会上检讨了军事指挥上的失误，苏俄顾问李德被解除了军事指挥权。周恩来仍然保住了负总责的军委主席的职务，而由毛泽东做他的军事助手。这便是中共党史上引为骄傲并极力推崇的“遵义会议”。后来的中共党史谎称此次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完全是对周恩来、朱德的恶意贬低，是迎合吹棒毛泽东的需要，篡改了史实。

周、毛权力易位，发生于一九三六年的“西安事变”期间，中共重组中央军委会，毛泽东才成为军委主席。其时周恩来正奉了莫斯科共产国际之命，代表中共赴西安，全力投入西安事变的处理而无暇他顾，毛泽东趁虚而入，致使周恩来的中央军委主席被毛泽东夺去，而周恩来则被降格为副主席。此后，他基本上脱离了中共军事领导岗位，离开了延安，而成为一名谈判代表，长期斡旋于重庆国民政府和各民主党派。他在大后方积极网罗人才，把大批知识精英吸引到自己的周围，然后保送到延安接受“革命洗礼”。这些知识精英，后来大部分成为他主理的中共国务院的高级骨干。

周恩来是个政治上能伸能屈、职务上能上能下的领袖人物，富于文化教养，富有政治智能；且颇有人情味。他从毛泽东的领导人降为毛泽东的助手之后，虽然也有过不快，但总体上说，他能适应时势，转换自己的位置，全力拥戴毛泽东。加上其时毛泽东羽翼未丰，言行尚知收敛，举止也未放肆。在布置自己的亲信骨干大量入主党、政、军各个领域的同时，尽量表现得谦和、虚心、团结、纳谏。周恩来自然是他需要团结、借重的人物之一。

周恩来受制于毛泽东，应当说是从一九四二年毛氏发动“延安整风”运动开始的。那时，毛泽东已经为获取中共最高领导地位作好了组织和理论准备。毛氏已经与中共的另一名领袖刘少奇结成了神圣的同盟，而由刘少奇提出了“毛泽东思想”一词，提出了“以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全军工作的指针”。“延安整风”的目的是：彻底清除王明、张国焘两大派系在中共党内、军内的势力，稍后的目标是压服周恩来俯首称臣。毛泽东之所以不能利用“延安整风”

一并清除掉周恩来？是在于周氏在中共党内、军内有着难以动摇的基础。周氏是中共军队的创始人，其亲信部属如陈毅、贺龙、聂荣臻，叶剑英、刘伯承、徐向前等等，皆是军中举足轻重的风云人物。他还是朱德总司令的入党介绍人。且周氏为人甚具亲和力，在党内、军内都有着毛泽东无可取代的影响力。毛泽东虽然结记着旧夕的怨恨，也只好强吞下这枚苦果了。

一九四三、四四两年，长驻重庆的谈判代表周恩来多次被召回延安作检讨，令其划清历史上与王明路线的界限。周恩来检讨过关后，在一九四五年召开的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他参与了由刘少奇带头发起的造神运动，尊毛泽东为全党全军全国的伟大领袖。周氏在大会发言中高呼了“毛主席万岁”、“永远跟着毛泽东同志前进”！尽管当时大多数代表听了还不习惯，觉得十分肉麻、刺耳，可周恩来却是安之若素。由此，他却保住了自己在中共党内军内的领袖地位。在毛、刘、朱、周的党中央中，他排行第四，却仍是四巨头之一。

一九四五年夏秋之间，由于美国友人赫尔利的热心撮合，毛泽东亲赴重庆跟蒋介石和谈，周恩来做为毛泽东谈判副手，对毛泽东极尽关心爱戴之能事，如在宴会上代毛氏喝酒，代毛氏试尝食物等等，有人认为到了做戏的地步。毛泽东心里倒是十分受用。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共建政北京，周恩来出任国务院总理，做了毛泽东手下的“宰相”，或可称之为“政治贤媳妇”。

但是，毛泽东坐上了高于一切、大于一切、君临一切的帝王宝座之后，却不能忘怀历史上的怨怨旧恨。中共领袖们遵循斗争哲学，几乎个个喜欢记恨。不管周恩来如何表现出忠心耿耿、谦恭谨慎、任劳任怨的诚心，但毛泽东却处心积虑地不时给他小鞋穿，让他在国务会议上做检讨，并力图借机会迫他辞职。

一九五三年底至一九五四年初，毛泽东曾经授意高岗开展“倒周”活动，并许诺日后将其升任为国务院总理。高岗野心勃勃，自持有毛泽东的支持，便肆无忌惮地进行倒周活动。但其时中共霸业初定，中共其它领袖如刘少奇、朱德、陈云、李富春、董必武、邓小平等人，都希望高层团结稳定。高岗倒周不成，大家反将矛头对准了高岗。关键时刻，毛泽东撒手，出卖了高岗。这是高岗不久即自杀的真正原因。经历了“高、饶事件”，周恩来不露痕迹地巩固了自己的阵地，并扩充了自己的实力：将心腹元帅陈毅、贺龙从外地调进北京，分别出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

一九五六年秋天，周恩来、陈云率领一个阵容庞大的“中国党政治经济考查团”，赴兄长之邦的苏联考查经济工作，实际是一次学习取经活动。“考查团”成员深入到工厂、农庄等各行各业访问，听取情况介绍，最后集中到莫斯科，拜会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并聆听“教诲”。

苏共领导人倒是出于在经济工作中所走过的弯路，所得到的深刻教训，提醒并告诫“中国同志”：办公事、和平建设，要头脑冷静，尊重人才，尊敬知识，不要重犯苏联曾经付出过的沉痛代价——左倾急躁病。搞经济工作，不同于打仗，一切均应分步骤、按比例、有计划地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就是计划经济，云云。

周恩来、陈云回到北京后，首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汇报，转述了苏共领导人的忠告。

毛泽东本人出席了会议，肯定了周、陈的汇报。会议决定将周、陈的汇报做成文件，发至全党。后又经刘少奇指示中宣部，替《人民日报》撰写了一篇一九五七年元旦社论，号召全党反左倾，反冒进，稳步踏实地进行国民经济建设。相信毛泽东也同意了《元旦社论》的基本精神。这本是一件好事，是中国的福音。

但毛泽东内心深处却像吃了一只苍蝇，总觉得周恩来执掌着经济大权，占据着最高行政机关——国务院，跟他格格不入。一九五六年因为有苏共二十大反对斯大林个人迷信，中共也召开了八大强调集体领导，毛泽东的狂思妄想不得不有所收敛。到了一九五七年发起“反右运动”时，毛氏“横扫千军如卷席”的权力欲望又空前膨胀起来。他在处心积虑地发动“引蛇出洞、一网打尽”、大抓“右派分子”的同时，对年初的“元旦社论”耿耿于怀，开始在大会小会上批评周恩来、陈云的“反左倾、反冒进”精神。一九五八年一月，毛在广西自治区首府南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名道姓地批评周恩来：

不要提“反冒进”这个词好不好？这是政治问题……右派一攻，把我们一些同志抛到距离右派只有五十米远了。右派来了个全面“反冒进”。甚么“今不如昔”、“冒进比保守损失大”

等等。研究一下，究竟哪个大？“反冒进”，六亿人民泄了气……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在大抓右派分子的高潮中。毛泽东当着国务院各委员会负责人、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的面，指名道姓地批评红军创始人、党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离右派只有五十米远了”，这不能不是对周恩来的人格的当众羞辱。因为毛泽东握有随时把周的总理职务“挂起来”的至高无上的权力。

周恩来面红耳赤、呐呐无言。毛泽东并不罢休，接着言辞尖刻地冲着周氏冷嘲热讽：

关于向人大会的报告（指周恩来一年一度在人大会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我两年没有看了。为照顾团结，不登报声明，我不负责。章伯均说国务院只给成品（章伯均于一九五七年鸣放中提出的《政治设计院》上，提出中共和民主党轮流执政，后被划为头号右派分子。作者注），不参加设计，我很同情。不过他是想搞资产阶级的政治设计院，我们是无产阶级的政治设计院。有些人一来就是成品，明天就开会，等于强迫签字。政治局成为一个表决机器。

像杜勒斯的联合国，给你十全十美的文件，不通过不行。像唱戏一样，已经打了牌子，非登台演出不可。文件上又不讲究考据之学，养理之学，又有洋文。我有一个手段，就消极抵抗，不看你们的文件。我两年不看了，今年还准备不看……

周恩来侍奉着的，就是这样一位蛮不讲理、形同泼妇的恶婆婆、山大王。他和陈云只好委曲求全，在会上，在会后，一次又一次地认错、作检讨。

毛泽东却不肯放过他们。同年三月又在成都会议上点名批评周恩来，说他犯了“反冒进的右倾错误”，“离右派只有五十米远了”。

事情何时算了？周恩来的发言稿写了十几天之久，最后呈交中央政治局、书记处传阅、提意见，再修改定稿。

毛泽东对周恩来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公开检讨仍不通过。他接着在不久后的郑州会议、北戴河会议、第二次南宁会议、直至一九五九年夏的“狠批彭、黄、张、周”的庐山会议上，不断的指责周恩来、陈云的“反冒进”是：攻其一点、不顾其余的错误。有人统计过，毛泽东就“反冒进”问题在党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点名批评周恩来，达十三次之多。毛泽东是在逼迫周恩来辞职，只要周恩来自己表示放弃国务院总理职位，对周恩来反冒进的批判才能停止。

周恩来却在毛泽东的尖刻指责声中，表现出惊人的忍韧和毅力。他只作检讨，不递辞呈。而毛泽东结记着井岗山上三次挨整肃的旧恨，需要的是他的辞呈。已经有了现成的总理接位人——邓小平，或是彭真、李富春。但周恩来却始终忍辱负重，对工作兢兢业业，处世亦是小心谨慎，党内党外广结善缘，毛泽东还真找不到籍口来解除他的职务。周恩来真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不跟毛泽东斗勇，而斗智，却与之斗韧劲。他决意不让毛泽东的意愿得逞。

因之，周恩来活得真不轻松。用他晚年的话来说：半辈子都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令周恩来最感痛苦的，莫过于一次又一次遵从毛泽东的旨意，修改国民经济计划指标。他和他的助手们夜以继日，于一九五七年忙活了大半年，编制好了一九五八年开始执行的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草案”，亦已获得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可一九五八年初，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一通劈头盖脑的批判，“二五计划”尚未执行，即胎死腹中，成为废纸一堆。

以钢铁生产指标为例。一九五七年钢铁产量为五百三十五万吨。为了不受毛泽东的指责，又不至于太离谱，周恩来咬了咬牙，把一九五八年钢铁生产指标调高至六百二十万吨。可是，到了全国开始疯狂大跃进的八月份，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属下的冶金部也是一派昏头胀脑、大唱高调，吹成了九百万吨，无形中造了周恩来的反。周恩来又属右倾了。

毛泽东根本不知道钢铁生产需要些什么原料、钢铁生产为何物，竟在会上睁着眼睛瞎指挥说：

“干脆点吧！翻一番嘛。何必拖拖拉拉呢？搞一千一百万吨。钢铁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七亿人中需要多少钢啊？我看一人一吨，搞他七亿吨。粮食比钢少一半，搞三万五千亿斤！”

接着毛泽东大气磅礴，胡吹海夸，甚么“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啦，甚么“三至七年内建成一个工业大国，十五年超过英国，赶上美国”啦，甚么“每个省拥有几百架飞机，每个乡两架飞机”啦，甚么“搞一个地球委员会，全国就是一个大公社，搞十几亿人口也不要紧”啦……希特勒似的狂言浪语和歇斯底里的叫嚣，却赢得中共中央委员们一阵阵热烈的掌声、欢呼声，一派法西斯似的癫狂。

从此，钢铁不是出产在炼钢厂里，而是出产在“伟大领袖”的嘴里。结果是七亿人民齐上阵，全民炼钢煮铁，大面积破坏森林、破坏资源，直接损失中央财政的八百多亿元人民币。

粮食产量更是在毛泽东的斥责下一再提高。他要求粮食部门搞三万五千亿斤，实现全国吃饭不要钱。没有人告诉毛泽东不行，包括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他们也只是热烈鼓掌、坚决拥护，何惜国计民生？而实际的粮食产量，一九五九年仅为四千亿斤，大饥荒的一九六 O 年只有二千八百亿斤，还不到计划指标的一个零头。结果紧急进口了五百万吨粮食度荒，全国饿死人口五千多万。

除了“彭德怀反党集团”在庐山会议上向毛泽东提出意见被罢了官之外，周恩来对于毛泽东的胡作非为，只是一次又一次地作检讨，以图自保。他跟刘少奇、邓小平等人一样，可以出卖天理良心，背叛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而顺从一个领袖，从而保有自身的权柄和利益。

为此，他们委曲求全、忍辱负重都在所不惜，真是一群寡廉鲜耻、天良丧尽、人格全无的政客。

周恩来作为国务院总理，日子稍许好过一点的是三年大饥荒时期。毛泽东退居第二线，暂时不过问国民经济，周恩来从来就没有想过将毛泽东赶下台去，他已经做惯了小媳妇，胆识不足，且乏人合作。毛泽东名曰退居第二线，但通过林彪牢牢控制住军队，通过康生、谢富治、王震牢牢控制住情报系统。要赶毛泽东下台，关键在于三个人物：一是国家主席刘少奇，一是总书记邓小平，一是北京市委书记的彭真。刘少奇唯毛泽东之命是从，他的国家主席的权力寄生在毛氏的党中央主席的胯下，又一味的讲究修养，甘当“二把手”。周恩来和刘少奇关系从来很疏淡，还相互防范着；邓小平则学得越来越滑头了，每天除了批文件，开开会议，听听汇报，就是抽烟打桥牌。常常通宵达旦乐此不疲；且自井岗山时候起，邓小平就跟周恩来拉开了距离；北京的彭真呢？眼下正在毛泽东面前走动最勤，红得发紫。庐山会议上，因为彭真在批彭德怀问题上的异常卖力，毛泽东舍其它政治局常委不顾，指定由彭真主持政治局会议，即是明证。

一九六二年之后，周恩来敏锐地感到，毛泽东对他的忌恨，已经转移到了刘少奇身上。他松了一口气。他等着刘少奇来赶毛泽东下台，或是毛泽东赶刘少奇下台，两虎相争，必有一伤。

他要小心翼翼地窥视、规避着党内这两只最大的老虎。

毛泽东虽然把刘少奇看作头号对手，却仍然不忘警戒他，捉弄他。最伤他颜面的一次是一九六五年下半年开始的中共、日共两党会议。日共建议跟中共一起联合北韩、北越组成反美战线；中共则提出反美帝必须同时反苏修。结果谈不拢，不欢而散。但日共的主张得到了北韩、北越两党的赞同，发表了联合公报。一九六六年三月，日共代表团从河内回到北京，中共由周恩来、彭真负责再与日共谈判。碍于兄弟之邦的北韩、北越的面子，也是出于国际统战的目的，周、彭二人代表中共做了妥协，不再坚持反美必须同时反修，拟好了两党联合声明。

在送别晚会上，周恩来讲了话，彭真讲了话，盛赞了两党会谈成功。但两党联合公报须在日共总书记宫本一行赴上海拜会了毛泽东之后才公开发表。宫本一行到了上海。毛泽东一看联合公报就大为恼怒，提笔就加了反苏修的内容。否则，两党会谈就算破裂。宫本也是一条硬汉，表示不能接受他的修改，愤而率代表团回了日本。

毛泽东蛮横的地踢翻了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与日共总书记所达成的协议，可想而知，毛泽东对周恩来的人格的羞辱和蔑视到了何种地步。真是人无人格，党无党格，国无国格。

一九六六年夏季，毛泽东调兵遣将，对北京市实行全面军事控制后，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最初的布置是先打倒周恩来，然后再收拾刘少奇。毛泽东住在杭州西子湖边遥控着北京的运动，命刘少奇、邓小平去发动对周恩来的批判。但刘、邓这时已经明白了唇亡齿寒的道理，不肯动手。刘少奇甚至说：批判恩来同志，等毛泽东自己来办吧！毛泽东得知刘的这一意向后，老羞成怒，咬着牙齿说：好，回来就从你刘少奇身上办起！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三日，毛泽东从南方回到北京。刘少奇赶到火车站去接驾，毛泽东不与见面。晚上，通知政治局成员到人民大会堂浙江厅开碰头会，竟然不准通知刘少奇与会。周恩来获知此事后大为吃惊，立即给刘少奇的中南海家里打电话，接电话的是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周恩来只说了一句话：光美啊，请少奇同志保重身体。

毛泽东的文革铁拳虽然是砸在刘少奇、彭真头上，但周恩来的日子也不也越来越险恶了。

首先是他的心爱的私人秘书许小阴被捕，因不愿揭发他而身亡；接着是他和邓颖超自井岗山一手抚养成人的烈士遗孤孙维世被江青投入牢房，被折磨致死，他的戏剧家女婿金山自杀；再接着是他未能保护下与他有着生死之谊的贺龙元帅的性命……

一九六六年冬天，心疲力竭的周恩来曾在人民大会堂晕倒，医生检查出他的心脏、心血管皆有患病。

一九六七年二月，毛泽东在打倒刘、邓之后，进而要收拾周恩来。周恩来避开正面攻击而竭尽全力跟毛泽东周旋。也就在这时，他身边形成了一个强力军人对抗集团，其主要骨干是“三总四帅”的元帅们。所谓“三总”，就是三位军人出身的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李先念、李富春；所谓“四帅”，就是四位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元帅：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等。他们的亲信部下大多为全国各大军区的司令员和政委。即所谓的“二月逆流”案，也就是“三总四帅大闹怀仁堂”，名义上是跟中央文革小组闹对抗，实际上是跟毛泽东、林彪闹对抗。“中央文革”的后台是毛泽东，“三总四帅”的后台是周恩来。毛泽东不能不有所顾忌了。他最信奉的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强权哲学，因之他最怕军人起来造他的反。

同年七月中旬，武汉军区爆发了逮捕中央文革大员谢福治、王力的兵变事件，更是一次实力军人对抗中央文革的坚定行动。事件虽然由周恩来出面平息下去了，但却使毛泽东感到来自周恩来的巨大威胁：虽然自己比较容易打倒了刘、邓、彭，要打倒周，却十分棘手。周恩来真是只老狐狸精啊。他借重实力军人来保全自己。弄得不好，是会引火烧身的……

但毛泽东整肃周恩来的决心并未动摇，只是要更为注重策略罢了。他指使中央文革去组织狂热的红卫兵来向其发难。中央文革的方针是：周恩来已患有心脏病，整不垮他，也要拖垮他，拖不跨他，也要累死他！当然，为着发动群众，必须有伟大领袖的“最高指示”做理论依据，或称为锐利武器才成。

同年七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发出“最高指示”，矛头直指周恩来及其国务院：

南京新华社被包围，我看可以包围三天不出报，有甚么了不起，你不革命就要革到你的头上来，为甚么不准包围省市、报馆、国务院？……工作组撤出来后，有些要复辟，复辟也不要紧。我们有的部长就那么可怕吗？有些部长、报馆是谁掌握的？

毛泽东煽风点火之后，预料到北京将有更为激烈的红卫兵造反浪潮发生，又坐了他的专列，带上张毓凤，以及张春桥、杨成武、汪东兴等人南巡去了。他把周恩来留在北京，交给狂热的红卫兵去对付。北京街头贴出了一批“打倒大叛徒周恩来”、“揪出两面派周恩来”的大字报。不久，在中央文革的幕后操纵下，北京市五十多万红卫兵包围了中南海、人民大会堂。

周恩来被包围在人民大会堂里。他发挥了他的谈判天才，跟一批又一批红卫兵小将辩论了三天三晚。在这三天三晚的时间里，除了人民大会堂警卫连还守卫着他，没有任何人来替他这个国务院总理解围，近在咫尺的北京卫戍区、中南海警卫师、中央文革、中央军委都没有任何人出面。任由红卫兵轮番上阵与他舌战激辩……直到第三天晚上，竟是他凭着自己的惊人毅力、韧劲，说服了红卫兵小将，撤除了对他的包围，让他回到中南海的家里……他总算熬过了文革中最危险的时刻。

周恩来拖不跨、累不死，据说毛泽东听了汇报后，感到十分惊奇，十分欣赏周恩来顽强的生命毅力，要整垮周恩来，还真不容易弄呢，尤其是他身后站着一大批实力军人。刘少奇的失败在于他的软弱，在于他的不抗争和听天由命，在于邓小平阵前倒戈和反水，自己被出卖了还蒙在鼓里，最为关键的一条，还在于他没有枪杆子在背后撑腰；周恩来的不败在于他的不屈不挠，在于实力军人的支持，在于他的政治智能和韧性战术，也在于刘少奇已经承受了运动的第一打击波。

一九六九年四月召开的中共“九大”上，周恩来退居政治局常委的第四位。前三位是：主席毛泽东，唯一的副主席林彪，常委陈伯达。或许，毛泽东鉴于自己的接班人——林彪系统的权力膨胀过快过大，而留下周恩来做缓冲，搞平衡。“九大”开过不久，毛泽东就与接班人林彪展开了新一轮权力决斗，周恩来才稍稍松了一口气。在某种程度上，是他利用了毛泽东的多疑，来促成毛、林矛盾的激烈化。比如说，毛泽东找他谈工作、了解情况时，他只要不动声色地顺便提到：现在军队总参、总后、空军、海军，全部成了“四野”的人马，不大利于团结其它三个野战军的干部嘛；我拥护主席、林副主席撤销中央军委办公会议的决定，用军委办事组来代替。但叶群同志当军委办事组组长，指挥军队，搞成了一家子，恐怕不大妥当嘛！对林副主席也影响不好嘛！再比如说，周恩来曾两面讨好地说：人民解放军是伟大统帅亲手缔造的，林彪副统帅直接指挥的！这无疑触动了毛泽东那根敏感的神经，加重了他对林彪的疑虑：甚么意思？谁的发明？缔造者就不能直接指挥了？等等。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林彪谋刺毛泽东失败之后，毛泽东受到了巨大的精神打击，身体明显地垮了下来，党政军大权实际上落到了周恩来手里。周恩来立即抓住着历史性的契机，借了揭批林彪集团罪行，将林彪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作为中共中央文件的附件，转发给全国军民。林氏在“纪要”中称毛泽东为：现代秦始皇，大独裁者，怀疑狂，迫害狂，他的副手、秘书们，没有一个有好下场。“纪要”更指目毛氏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为变相失业，“干部进五七干校”为变相劳改，城市职工几十年不长工资，乡下农民吃苦受累等等。这正是周恩来反击、贬低毛泽东的最妙的一笔，且不担干系，不露痕迹。自此，毛泽东的种种神话开始破产，毛泽东的威信受到极大的损害。

接着是中美恢复关系，促成尼克松访问北京的决策人是毛泽东，周恩来却当仁不让地做了大英雄。事后毛泽东对此十分光火。一九七二年夏天，尼克松又访问苏联，与苏共领袖勃列日涅夫在海参威见面。周恩来让外交部给毛泽东呈送了“重要外事简报”。毛泽东在“重要外事简报”上批示道：

大事不报告，小事天天送，周恩来及其外交部，如果不改正，必然变修正。

这个批示不像批示、顺口溜不像顺口溜，打油诗不象打油诗的“最高指示”，已经没有从前那么大的威力了，周恩来已经立于不败之地了。此时的周恩来，身上已检查出了癌，但他一直拖了两年才入院手术治疗。他比文革派棋高一着的是：他让叶剑英、徐向前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并让王震等人动员和劝说毛泽东，批准邓小平出来工作，从而堵住了文革派权力接班的路。

毛泽东最后一次试图搞掉周恩来，是一九七四年春天发动的“批林批孔”运动。文革派的四员主将王、张、江、姚，秉承毛泽东的旨意，将“批林批孔”加上“批周公”。但这场运动首先受到了来自中共高级将领们的强烈抵制，人民群众也缺乏热情。加上周恩来的癌症已进入晚期，被送进了医院。而毛泽东本人也身患重病，进行大规模的整人斗争已力不从心。“批林批孔批周公”只是雷声大、雨点小地搞了半年，便虚应了故事，草草收兵了。

在周恩来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他饱受着癌症的折磨。先后动了三次手术。殊不知，他最痛苦的不时肉体，而是心灵深处。他为了顺从毛泽东，保全自己，出卖了多少原则？丧失了多少良知？甚至牺牲了多少人的性命？包括自己的养女孙维世，包括自己心爱的女秘书小许……

他身边的医护人员对他克制痛苦的毅力表示由衷地敬佩。有一天，大家要求跟他合影留念。

他知道自己来日无多。合影洗印出来了，大家要求他签名。一向亲切待人的他，竟然无比凄惶地说：签名可以，日后你们可不要在我的脸上打叉叉啊……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清晨，周恩来最后一次本能地保护了自己。痛苦中，他呼唤着夫人邓颖超的小名：小超，诗词，给我毛主席诗词，读给我听，我听……说罢，他像一个伟大的演员，合上了痛苦的眼睛。

周恩来终年七十七岁。他一定去世得十分安祥：毛泽东没有能够打倒他，他却拖垮了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