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七节 毛泽东挑选革命接班人

毛泽东的第一任接班人是刘少奇，被他打倒了，死于狱中了；第二任接班人是林彪，也被他打倒了，吓跑了，摔死了。称为“林彪反革命事件”。

林彪事件却也给毛泽东带来无法弥补的伤害，更是对江青、康生、张春桥、王洪文等文革派的致命打击。其实质，是以毛泽东、林彪为首的文革派内部，为争权夺利而进行的你死我活的大分裂。坐收渔利的自然是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这些“右派”、“走资派”了。

一九七二年后的毛泽东，病魔缠身，深知自己已来日无多，颇惧怕自己成为中国的斯大林。

但他已经成为中国的斯大林。他颇惧怕自己成为中国现代史上的暴君。但他已成为中国现代史上的暴君。他也深知自己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失败，但他又缺乏勇气面对现实，并承认这种失败。他曾经以恳切的心情、遗嘱的口吻对“福将”叶剑英元帅说（叶剑英为黄埔军校早期教官，后投身共产革命，身经百战而从未负过伤，因之被称为“福将”。他于一九八五年病逝于北京，算得是善终了。作者注）：他这一辈子只干了两件事，一是跟国民党打了二十八年仗，把蒋委员长打到小海岛上去了；二是发动了一场文化大革命，防止修正主义上台，资本主义复辟。希望全党同志不要忘了这两件大事……

这正是毛泽东内心深处的自我恐怖，导致了他最后岁月里的神思恍惚，患得患失。他时而想高举阶级斗争的旗帜，时而又想对自己的失败做些补救。他打败了所有的政治对手，得来的却是自己最后的失败。

他已经无力叱咤风云，重开运动。于是开始玩弄政治平衡手段。他时而批左，时而反右；时而批评自己死后“天下大乱”，时而又担心左派稳不住阵脚而被别人暗算。他最后决定让来自老家的省委书记华国锋做自己的接班人。他认为，华国锋是左、右两大派都可以接受的人物。在选定华国锋之前，他曾考虑过党的副主席王洪文。并于一九七三年至一九七四年的上半年，一度让王洪文主持过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他还发出过“最高指示”：

王洪文同志出身贫苦，做过工、种过地、当过兵，是上海工人阶级中最早涌现出来的革命左派，符合接班人的条件。

当时社会上流传着一则小道消息：王洪文是毛泽东在大革命时期丢失了的儿子毛岸龙，是嫡出的龙种。可是龙种也罢，蛇种也罢，虫种也罢，王洪文不学无术，毫无根基，只主持了半年的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工作，批示出来的文件也常常闹得牛头不对马嘴，又处处受到业已恢复了工作的老干部如邓小平们的掣肘，更受到了老红军出身的中共军队高级将帅们的消极抗拒。毛泽东不得不暂时让他退出，将权柄交给了邓小平。

这又是文革派继“林彪事件”后的一次大挫折。

在毛泽东最终的“战略部署”里，邓小平只是一个过渡。邓小平曾三次写信给他，保证“永不翻案”，但他对矮个子邓小平的疑心始终没有解除。他深知，参加过指挥“淮海战役”的邓矮子，一旦大权在握，是甚么坏事都干得出来的。他对刘少奇阵前反水，难保他今后背弃诺言，否定文革？

王洪文之后，毛泽东考虑过的接班人还有：纪登奎，韦国清、吴德，甚至还有自己的亲侄儿毛远新。

他没有考虑过江青、张春桥、汪东兴、姚文元诸人？他在文革初期利用过自己的夫人江青，但又深恶痛绝着江青的轻浮、浅薄、歇斯底里；从学术才干、理论素养上来讲，张春桥倒是个理想的人选，可惜锋芒太露、四面树敌、人缘太差，这些年来跟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许世友、杨得志、王震等一大批宿将老帅们闹的水火不容、结怨太深；汪东兴忠心耿耿，长期做保卫工作，指挥中南海警卫部队，提拔亦难以服众；至于姚文元，小秀才一个，顶多做个宣传部长、书记处书记而已……

最后选定身胚高大、处事稳重、才识平庸的华国锋。据说毛泽东对华国锋的总评价是四个字：

“老实，不蠢”。

毛泽东反了一辈子“中庸之道”，最后却选择了中庸之道。毛泽东认定华国锋不会背叛自己，会继续高举自己的旗帜。他力图避免的，是在自己死后，党不分裂，军队不分裂，不出现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来对自己这个中国的斯大林搞掘坟鞭尸。

毛泽东的最后人选，使“文革派”、“走资派”都大感失望又大感慰藉，毛泽东的最高权柄，只要不是名正言顺地交给对方即行。华国锋毕竟是位容易被掌握、被左右的人物。

华国锋山西省潞城县人。抗日战争时期，他只是一名地方游击支队的政委。一九四九年南下到湖南，任岳阳县委书记。一九五六年后，任毛氏家乡湘潭地委副书记。一九五九年六月，毛泽东回韶山，华国锋在毛的住处外站了一个通宵的岗，毛听了周小舟的汇报后即大有好感，不久华国锋即被提拔为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主管农业。一九 63+1 年修建韶山灌区水利工程，华国锋兼任工程总指挥长，还兼管过全省的商业、文教、政法。他是那类典型的“万金油干部”，甚么工作都可以干，甚么工作也只是守成不变而已；党叫他做甚么，他就能够做甚么。兢兢业业，正正派派。工作绝无突出表现，却绝不会捅出甚么大漏子来。

一九六六年夏天，伟大的毛泽东突然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事先并未给各省市自治区的部下们打招呼。只是一夜之间，上上下下，红卫兵造反，工人农民造反，机关干部造反，群众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山头林立，把斗争矛头对准各级党政部门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华国锋和湖南省委的其它领导人如张平化、王延春、李瑞山等人，不明底细，以为天下将要大乱，竟惊慌失措地带了枪支弹药，跑到“革命根据地”平江县连云山区，准备重开战端，重打江山。后经毛泽东直接从北京发出号令，命令他们：坚守岗位，相信群众相信党，在文化大革命中接受考验和锻练……华国锋和他的同事们才放心的回到省城。

华国锋在省委书记排行第五，文革初期并未受到红卫兵造反派的大冲击。一九六九年，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之时，他作为“革命领导人”的代表，出任副主任，不久升任主任。一九六九年春，华国锋调北京，任中南海办事组组长。离开湖南前，在长沙机场发表了“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的声明。一九七五年起兼任公安部副部长。原部长谢富治去世后，升为部长、国务院副总理，执掌了中共安全保卫大权。

一九七六年一月七日周恩来去世，邓小平被毛泽东为首的“四人帮”斗垮，再次成为人人喊打的“落水狗”。华国锋却扶摇直上，被毛泽东任命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成为毛泽东的正式接班人。

其时毛泽东已卧床不起，言语含混，头脑却十分清晰。他颤抖着手，以铅笔给华国锋写下了六个字：

你办事，我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