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节 想做明君，却是暴君

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五七年，是毛泽东颇为尴尬的两年。

皆因苏俄领袖斯大林于一九五三年三月五日去世后，苏共党内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非斯大林化运动”，反对个人迷信，批判个人崇拜，倡导集体领导和党内民主。在同年召开的苏共第二十次党代会上，苏共第一书记赫鲁晓夫更是做了个《秘密报告》，把斯大林于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三九年间实行的党内大清洗，先后处决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党中央委员的血淋淋的老底细都抖落了出来。而被斯大林处决的，甚至包括斯大林的小同乡、亲戚朋友……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几乎在一夜之间，把“伟大的无产阶级领袖、慈父”的斯大林，还原为双手粘满鲜血，凶残的杀人不眨眼的共党侩子手。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中央，旨在总结历史教训，防止出现斯大林第二。

可是，波兰共产党出席苏共“二十大”的代表，却把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透露给了西方报纸。在共党内揭出了空前骇人的丑闻。于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一场政治大地震，共产主义的虚幻信仰，面临着大崩溃。苏共党内揭出的空前骇人的残酷丑闻，更是在共产国家内引起巨大的惶恐、震撼。

毛泽东却处乱不惊、自有高明之处。他本与斯大林不和，一九四二年之前，斯大林一直不肯承认他的中共领袖地位。现在，他为了保障自己在中共党内独裁地位，对斯大林倒是惺惺相惜了。他亲自拉起写作班子，挥动羊毫，替《人民日报》写了两篇社论：《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教训》、《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两论》的妙不可言之处，是代替苏联共产党、苏联人民，对斯大林的历史功过，作了“三、七开”处理，七分功绩，三分过错，功大于过。

毛泽东越俎代庖，干预他国内政，自然是为了稳住中共自身的阵脚。他心理明白，他本人便是中共的斯大林。他与斯大林的独裁权利，都是来自三个方向：一是执掌兵符，不许他人侧目；二是通过亲信控制内务情报系统，严密监视上层一切领导人的活动；三是推行愚民教育，大搞领袖崇拜活动，制造政治迷信，高筑思想祭堂，残酷无情镇压一切独立思考、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

将毛泽东与斯大林相比，不同的是，他比斯大林更具双重，乃至三重四重人格。马列主义的漂亮词句、道德哲学、从来只对别人、不对自己。毛泽东比斯大林更不懂国民经济为何物，且更刚愎自用，执意推行极端左倾的工农业政策。在个人生活上，毛泽东比斯大林要风流百倍。斯大林基本上不玩女人。毛泽东对漂亮女人则韩信将兵、多多益善。且从延安时期起，他更酷好交谊舞，跳得十分稳健自如。坐镇北京中南海之后，每逢外出视察，所到之处，必有美女伴舞。那些天真浪漫的女孩儿们，都以能够陪“伟大领袖”跳舞为终生幸福。美女太多，他常常一支舞曲换三个舞伴。毛泽东还有一个凌晨三时跳舞的习惯，然后才上床休息。

他在许多地方都播下过这种“龙种”。

“老大哥之邦”批判斯大林的个人迷信，无疑也在中共党内也产生了反响。中共一些较为务实的领导人，也力图利用这一机会强调集体领导，以推动党内民主来限制毛泽东的独裁权力。

一九五六年九月，中共召开了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根据德高望重的彭德怀元帅的建议，在新的党章中删去了“毛泽东思想”一词，以杜绝个人迷信的理论根源。面对这个时尚潮流，毛泽东欣然接受了。而且会前会后，他口角含香、腮帮流蜜、妙语连珠地大力提倡甚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甚么“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甚么“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学术自由”等等。真是巧舌如簧，天花乱坠，好象一下子又出现了诸子百家的春秋鼎盛时代。

一时间，中国出现了男子穿花衫，女子穿花裙子，周末到处有舞会和晚会的时髦现象。

毛泽东几乎成了一代明君了。这期间，毛泽东还数度出巡，视察大江南北：他去了东北，视察了长春电影制片厂；他去了青岛，游泳避暑；他去了成都，亲自召集音乐工作者谈话；他南下广州，观看粤剧演出。正是这一年的出巡，他认识了本书的女主人公——身材娇小、温顺可人的专列服务员张毓凤。

整个一九五六年加上一九五七年春天，毛泽东所到之处，无不号召大鸣大放，以帮助各级党组织整顿工作作风。并信誓旦旦地提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他针对自“反胡风运动”之后沉寂无言的广大知识分子，更作出了神圣保证：“不揪辫子，不打棍子，不扣帽子”。称为“三不主义”。

殊不知这一切，都是毛泽东为自己埋下的政治契子。皆因中共“八大”后，强调集体领导，反对个人迷信，使得毛泽东觉得被人架空了，心理上不能平衡，精神上感到失落。他觉得他的权力是几个空头衔：名义上他是党中央主席，但实权却落到了国家主席刘少奇手里，刘少奇控制下的邓小平又掌管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立法权落到了刘少奇为委员长的全国人大常委会；行政权落到了周恩来为总理的国务院；中央军委主席，实权落到了敢言敢顶的彭德怀元帅手里。真是大江东去，浪陶尽千古风流人物……

且慢，毛泽东在“八大”会议期间，以退为进，替自己保留了最重要的几手：一是重新启用情报头子、中共的贝利亚——康生出任社会情报部长，执掌中共享以内部控制的特务系统；二是亲自控制中南海警卫部队和北京卫戍区；三是大力提拔亲信林彪元帅。在“八大”之后的政治局常委排名时，毛泽东四两拔千斤，将林彪的名字排在了邓小平之后，领先于彭德怀元帅。毛泽东晋升林彪为政治局常委、党中央副主席，为最后解除彭德怀元帅的兵权，埋下了极为重要的伏笔。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是如何地工于心计、深谋远虑了。

话说回来，毛泽东四出扇风点火，鼓动大鸣大放，为的是引发社会混乱，便于他火中取栗，也用以打破中共集体领导的“无能局面”，而使自己重新君临一切，大全独揽，小权也不分散。

这时，东欧社会主义大家庭内，先后爆发了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招致了苏联坦克的血腥镇压（后中共曾坦诚：一九五六年爆发“匈牙利事件”时，中共中央派周恩来赶到莫斯科，说服赫鲁晓夫派苏军坦克血腥镇压）。共产世界的动荡局面，亦为毛泽东重新获得独裁权力制造了契机。一九五七年夏天，全国各地的“大鸣大放”运动轰轰烈烈，知识分子们的各种不满言论，在政治上张大发表了，“牛鬼蛇神”纷纷出笼了。对不起，毛泽东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号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反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他曾公开地宣称：他所提倡的“大鸣大放”是一个“阳谋”，为的是“引蛇出洞、一网打尽”！全国五百万名知识分子中，有五十五万多名知识分子成为“右派分子”被一网打尽。还有一些名目繁多的“中左偏右”、“右派言论党内处理”分子无法统计。毛泽东对于自己残酷镇压知识分子，倒是坦诚相认。他在“八届二中全会”上宣称：“右派骂我们是秦始皇，其实秦始皇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何止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他们也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贯承认。可惜的是他们说得不够，往往要我们自己加以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