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五节 湖南骡子山西驴

毛泽东的学生、密友的林彪有一句名言：枪杆子，笔杆子，夺取政权靠这两杆子，保卫政权，也靠这两杆子。

毛泽东和林彪这两个“病夫”，以养病做掩护，实际上已在南方另立党中央，跟北京的刘、彭党中央相对抗。他们以突然袭击手段，在军队高层剪除异己，在牢牢抓住枪杆子的同时，也狠抓了笔杆子，以制造“革命舆论”。为在党内大动干戈做着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

前文已经说过，早在一九 63+1 年底，康生、江青便决定以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做突破口，来层层上揭，动摇彭真、刘少奇在京津地区的权力基础。但彭真不是等闲之辈，十几年的惨淡经营，他把北京治理的“水泼不进、针插不进”（毛泽东语）。康生、江青极其秘密地采用迂回战术，在上海组织姚文元撰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前后八易其稿，历时大半年之久，做得神不知、鬼不觉，把刘少奇、彭真等人蒙在了鼓里。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姚文元的文章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用毛泽东本人的话说，这是“打响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第一炮”。毛的此说并不准确。他批准林彪诱捕罗瑞卿大将，才是真正的“第一炮”。姚文元的文章，只能算是“第二炮”，是先动武，后动文罢了。

事出突然，占中共中央政治局七位常委绝对多数的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五人，吃惊之余，竟丝毫不知姚文元是何方神仙？何种背景？他们当然不能同意姚文元的观点：把历史剧《海瑞罢官》瞎扯为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招魂、翻案，纯属瞎扯淡、乱上纲！最为反感不满的，又是身为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的彭真了。上海方面事先不打招呼，就点名批判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太莫明其妙，太岂有此理了！上海批北京，共产党办事，还讲不讲个规矩？

只有毛泽东本人心里有数。他等待着全国所有的重要报刊转载姚文元的文章。但因政治局常委的刘、周、陈、邓，以及中央书记处主持全国意识形态工作的常务书记彭真，掌握着中宣部的陆定一等人，都摸不着毛泽东葫芦里装得甚么妙药，便没有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发出转载姚文元文章的通知。两个星期过去，毛泽东见北京市及全国各地的报刊毫无动静，采取沉默对抗，便十分震怒。他渐渐露出隐忍了两三年的真面目，以湘潭土语斥骂北京成了“独立王国”，中宣部成了“阎王殿”。发誓要推倒“阎王殿”，摧毁“独立王国”。毛泽东下令，报刊不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就令新华书店出小册子，全国发行。并于十二月二十一日，在杭州会议上对陈伯达说：戚本禹的文章（戚本禹，原中共中央办公厅一般干部，文革初期紧跟毛氏极左疯狂，成为红人，不久即成中共高层派系斗争的小牺牲品。）写得好，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好处在点了名，但没有打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十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又亲自把上述讲话，对彭真、康生两人说了。康生自是成竹在胸。彭真却为自己的老友、副市长吴晗仗义执言，说：

我们已经调查过，没有发现吴晗和彭德怀有甚么组织上的联系。

湖南骡子遇上山西驴（彭真原籍山西），拗脾气碰上了犟脾气。彭真自知没有退路，表现了一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气度。

这还不够，二十三日，彭真要求单独向毛泽东汇报。他在毛泽东面前据理力争，申述吴晗是响应了毛泽东一九五九年四月在上海会议上发出的“学习海瑞精神”的号召，又经胡乔木同志找吴晗本人谈话，请他写有关“海瑞精神”的文章之后，才动笔写历史剧《海瑞罢官》的。

该剧由马连良主演，主席也曾热情地肯定过……这整个过程，跟五九年的庐山会议毫无关系嘛。

彭真的申述，虽然说得十分委婉、恭顺，却无形中揭了毛泽东的老底细。言下之意，毛泽东是翻脸不认账、嫁文祸于人的小人。彭真是吃了秤砣铁了心，死硬到底了。毛泽东恨透了彭真，却又不得不暂时强咽下这口恶气。他口头上答应彭真：那就先开展学术争鸣吧，吴晗的问题，两个月之后再做政治结论。

而在十一月二十日，上海新华书店奉命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征订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单行本的订数。北京市新华书店奉市委之命不表态，上海方面长途电话多次询问也不予理会，一直拖到一个多月之后。迫于来自南方“中央”的压力，勉强同意接受四千册，但拒不发行。

至此，为了姚文元的文章，上海、北京壁垒分明，形同两军对垒，剑拔弩张，气势吓人。中共高层自一九三四年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以来，从未出现过如此紧张的局面。政治空气中充满了火药味。南、北两个党中央陷入了僵持状态。皆因毛泽东、林彪尚未完成军事部署，故未敢轻举妄动打草惊蛇。刘少奇、彭真则自认在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占绝对多数，有持无恐。

他们天真地要在军事独裁体制内行使政客政治。妄图以多数票取胜。

过了两天，又是由周恩来这位当代中国（大陆）政府的“超级政治泥瓦匠”出面和稀泥，搞调停。说服彭真让步，以避免南北两个党中央为区区一篇报纸文章震动太大，牵涉太广。于是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中共北京市委机关报《北京晚报》，中共解放军总政治部辖下的《解放军报》，全文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三十日，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也予全文转载，但只放在《学术研究》版，并冠以一个温和的按语，指出：我们的方针是，既然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对错误的意见，我们也要采取说理的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此按语由周恩来亲自修改审定。真可谓委曲求全、用心良苦了。

至此，紧张的局势有所松弛。北京、上海两地的报刊对姚文元的文章进行公开的辩论。一方面是姚文元、关锋、戚本禹、王力，揪住吴晗的《海瑞罢官》，大骂其是为彭德怀翻案，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另一方面是邓拓、周扬、李琪、廖沫沙，坚持《海瑞罢官》属于学术思想问题，就应当态度公正地进行讨论。

虽然阻力如山，但毛泽东的这一炮终于打响了。

毛泽东心里明白，他面对着强敌。要么乘风破浪、克敌制胜；要么一败涂地、粉身粹骨。

他要采取非常手段，对付非常之敌。他认定：从来的政治权力斗争，都只有目的，没有手段，为了达到目的，而必须不择手段的。自古政治权力的争夺，遵崇的是“成者王侯败者寇”和“窃铢者盗、窃国者王”的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