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五节“走资派”利用毛泽东

历经林彪事件的打击之后，毛泽东的身体状况和精神状况，都明显的虚弱了下来。他的视力减退，思想上怀旧，每天都要靠医生注射大剂量的安眠药才能入睡。

这时候，中共的党、政、军大权都落到了周恩来的手里。周恩来的身体更是不妙了。一九七二年检查出了膀胱癌。但周恩来却抓住了毛泽东的身体和精神的变化，说服毛泽东，解放了一批在文革初期即被罢了官的重要干部，如陈云、胡耀邦、王震、谭震林、万里、余秋里、姚依林等。在各省、市、自治区，大批获得解放的老干部开始抱成一团，结成同盟对抗文革派，排挤文革派，甚至打击文革派。据说，毛泽东还问过周恩来：彭真、薄一波这些人，可不可以解放？周恩来说：他们的历史背景较复杂，以后再看吧。周恩来也是个权力的魔术师，他先解放大批历史上毫无疑点的老干部，再由这些老干部去解放他们的同事、同乡、战友。

在军事指挥系统，周恩来下令撤销了原来林彪把持着的“军委办事组”，而新成立了“军委办公会议”，把除朱德之外的另三位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都请了出来，而由叶剑英主持军委的日常工作。毛泽东的夫人江青以及文革派大将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吴德、陈锡联等，失去了他们垂涎已久的兵权。

周恩来最成功的一着棋，是巧妙地安排邓小平复职。邓小平文革初期被列为“党内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但毛泽东对邓小平网开一面，允其保留党籍，并亲自批准送邓小平去江西省新城县望城岗一座步兵学校里闭门思过，重新做人。而不象对待刘少奇那样，把他宣判为“叛徒、内奸、公贼”，永远开除出党，置之死地而后快。

周恩来摸准了毛泽东的心性。他自己不便出面，而嘱咐当过农垦部长、铁道兵司令员的王震将军出来活动。王震是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爱将之一，且跟邓小平在历史上没有瓜葛，周恩来摆下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以免授文革派以口实，和使毛泽东生疑。让王震先不去惊动毛泽东，而是给谪居江西“悔过自新”的邓小平通气，让邓小平连写了三封信，深刻检讨错误。

保证永不翻案，要求分配他做点力所能及的工作。邓小平连续写了三次信。态度老实，认错深刻。三次信均由王震面呈毛泽东。毛泽东很高兴邓小平的“永不翻案”的保证书，而能够痛改前非……果然，毛泽东念及井岗山上的旧谊，找来周恩来，询问对邓小平回北京后的工作安排问题。周恩来仍然不露声色，说邓小平这样高级别的干部的使用，应当由毛泽东亲自点将。当然呐，邓小平做过十多年的国务院副总理，是个实干家，是不是先安排他回国务院来做些具体工作？周恩来还对毛诉苦说：自己是个病号了，医生已诊断出癌症，一直要求他早些做手术，国务院一大摊子，需要个得力的帮手……

自传出周恩来患有癌症之后，毛泽东放松了对他的疑虑、警惕。一九七三年二月，邓小平一家从江西回到北京。三月，根据毛泽东的命令，中共中央恢复了邓小平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

同年十二月，毛泽东更是任命邓小平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过了几个月，又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这一来，真正的跃龙入海、放虎归山了。

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一伙，对于邓小平的复职，自然是十分紧张如临大敌了。他们明白：这都是周恩来精心安排的。

邓小平回到党中央，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们如虎添翼了，左派的江青、张春桥、王洪文他们也遇到了一个强硬的对手了。一九七五年一月八日至十日，在周恩来主持下，召开了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全会增选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党中央副主席。一九七五年一月中旬，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邓小平被任命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会后，周恩来因病住进了医院，遂由邓小平全面主持党、政、军日常工作。周恩来在中共元老集团的支持下，以其高超的政治艺术，利用毛泽东当时忽左忽右、患得患失的精神状况，顺利完成了交权、交班的谋略，神不知鬼不觉的，为以毛氏为首的左派大员们备好了绞索。

邓小平主持中央党、政、军的日常工作之后，立即毫不客气地在政治局内，跟毛泽东夫人江青（其时已失宠于毛氏，毛泽东斥责她搞上海帮、四人帮。作者注）及其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一伙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邓小平甚至主持过几次政治局生活会，来帮助江青检讨错误；同时在全国各条战线内开展“全面整顿，使国家机器恢复正常运转”的运动。运用的仍是毛泽东“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但比起文革派的左腔高调来，要实际得多了。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邓小平发动的关于电影《创业》的争论。

一九七五年初，中国大陆电影被批判、封杀了近十年之后，由张天民编剧、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彩色故事片《创业》面世。这是一部描述石油工人开发大庆油田的故事片，贯彻的是毛泽东的“工业学大庆”的号召，在当时确实是不可多得的。江青自认领导全国文艺工作，是内行。在文化部审查该片时，她指出该片尚有十个方面的问题，暂不宜公开放映。其实江青大约又是犯了“八个样板戏”的那种将他人劳动成果拿过来、据为己有的“戏瘾”，企图据此题材修修补补，再搞出一部样板戏来。该片编剧张天民自然不服气，不愿中江青的圈套。

但要告状都无从告起。且告状的唯一方式是给毛泽东写信，信是很能呈送到毛泽东本人手里的，因为张天民认识几个中共高干的“太子”和“公主”。恰在此时，毛泽东对于长期为他所封杀的文艺工作有所宽容，说：“八亿人民就那么八个样板戏，没有电影，没有诗歌，没有小说，也没有散文”。周恩来立即抓住了时机，通过已故元帅贺龙的小女儿贺捷生，找到张天民。贺捷生让张天民直接给毛主席写一封信，然后由她交给邓小平，再由邓小平直接呈交毛泽东。张天民知道自己是一名普通作家，卷进最高层的政治斗争，要冒坐牢、杀头的风险。犹豫再三，但他还是勇敢地写了一封信。

且说一九七五年七月，正是毛泽东最信任邓小平的时刻，邓小平拿了张天民的信去找毛泽东，汇报说，《创业》是部宣传《工业学大庆》的好电影，政治局同志们都看过，认为是一部中国工人阶级的正气歌。但被卡在文化部，说有十大问题，不能公开放映。

毛泽东相信了邓小平的汇报。因视力大减，也没有细看张天民的长信，拿过便笺就批示道：

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据说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

邓小平得到毛泽东的这一批示，胜于拿到“尚方宝剑”。据说，是他离开毛泽东的住处后，立即去到中央办公厅，布置于当天晚上派出专机，将“伟大领袖对全国工人阶级文艺工作者的亲切关怀”，送到东北长春电影制片厂，连夜直接向全厂数千名职工宣读。结果，在长春电影制片厂内引发了彻夜的欢呼、游行、庆祝。

邓小平是出奇制胜了。他使政治局内分管文艺工作的江青、张春桥十分被动，暗中咒骂他搞阴谋诡计。因为按照政治程序，毛泽东的重要指示，首先应在政治局内学习讨论，然后再分级别、先党内、后党外、先干部、后群众地进行传达。但那一来，毛泽东的这一批示，就极有可能停留在政治局内，落在江青的手里，再由江青去找毛泽东请示汇报，劝其丈夫收回批示。

毛泽东的批示，由长春的广播电台、通讯社传遍了中国大陆。于是一夜之间，全国所有的电台、报纸、刊物，都大吹大擂了起来，为影片《创业》大唱赞歌。把曾经批评该片的江青等人，打了个迅雷不及掩耳，因而恨煞了这个邓矮子。

另一部被江青批评而不准放映的电影《海霞》，也大致经历了上述起死回生的过程。住在首都医院治病的周恩来，通过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利用毛泽东的指示来打击毛泽东的夫人江青。

毛氏龙体欠安，江青也像其它的政治局委员一样，不经特殊安排，已无法跟毛泽东见面。

还有一件事，亦甚有趣味，颇具深意。江青针对当时所谓的“右倾复辟思潮”、“资产阶级文艺回潮”倾向，还批评过湖南省湘剧团的一出小戏《园丁之歌》，该剧写的是一位女教师教育小学生认真学习文化的故事，思想性、艺术性都属平庸之至。但江青把它斥之为否定文革，否定教育革命的坏戏之后，惹恼了已经调到北京的原湖南省革委会主任华国锋，以及华的老朋友、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因为他们两人都曾经公开表扬过这是一出不可多得的好戏。

一九七五年一月，毛泽东一直住在老家韶山的地下宫殿“滴水洞”里静养，并不时欣赏家乡的地方戏。一天，省委书记张平化带了几部新摄制的小戏的舞台纪录片给毛泽东看。毛泽东因认识主演《园丁之歌》的漂亮女演员，曾经与其一起跳过舞、吃过饭，看后便拍了拍巴掌。

张平化立即请示他对该戏的印象如何？他连说很好，很好。张平化连夜把此事报告给北京的华国锋。其时，华深得毛的信任，已是政治局常务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华将毛的“最高最新指示”在政治局会议上做了传达，无疑是当众打了江青一个嘴巴。据说江青事后又哭又闹：

现在是右派们动不动就搬出主席指示，打击中央文革，打击无产阶级革命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