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和他的女人们
第四十六节 两个写作班子

第四十六节 两个写作班子

一九六二年之后,毛泽东手下有两个写作班子。

一个是总书记邓小平牵头,陈伯达、康生集体负责的“马列主义大论战”班子,议论对象是“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南共铁托修正主义”,统称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皆因一九六二年,苏共《真理报》发表了《致中共中央的公开信》,论战由是而起,叫做《一评苏共中央公开信》,《二评苏共中央公开信》,到一九 63+1 年,共发表了《八评》,赫鲁晓夫下了台,毛泽东和邓小平们都十分得意。毛说:我们才写了《八评》,赫鲁晓夫就下了台!

一九六五年,中共中央发表了《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做了自我总结,单方面宣布“取得了大论战的历史性胜利”。中共的九篇反修“宏文巨制”,实际上是跟苏共进行了一场极左大比赛,以左批左,以毒攻毒,相互斥责。谩骂对方为“右倾机会主义”、“马列主义的叛徒”、“跳梁小丑”、“帝国主义的帮凶”、“世界革命最危险、最凶恶的敌人”。比如论及两国之间的领土纷争,苏共指出中国历史上万里长城,东北地区的“柳条圈”都曾经是国界的象征。

中共的《九评》便说:苏共首都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的红墙,也可算作苏联国界的象征!其蛮横姿态,有如乡村泼妇骂街、无赖拼命。中苏两党大论战,造成国际共产主义大分裂,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大分裂。几乎世界的共产党都分裂成两大派组织。一派为正统多数派,跟着苏共跑,向苏共领取活动经费;一派为马列少数派,或称“左派”,跟着中共跑,由中共提供活动经费。其实是中共陷入了空前的孤立。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只有一个小兄弟阿尔巴尼亚跟着中共跑,中共所付出的代价是:以中国老百姓的血汗钱,包办了阿尔巴尼亚全国的电力系统和交通系统。中苏论战的最大果实是:东南亚、非洲国家的一些共产党武装力量,也分裂成两大派,他们枪枪炮炮,你死我活的拼命。在埃塞俄比亚,索马里,安哥拉,柬埔寨,以及中共和苏共,中共和越共,越共和柬共,疯狗咬疯狗,共产党打共产党,蔚为奇观。

在毛泽东的指挥下,邓小平、陈伯达、康生积极投入大论战,为毛泽东争夺世界革命领袖地位,立下了汗马功劳。应当说,刘少奇是较为清醒的,直到一九六五年,他仍竭力主张派代表团出席苏共的“二十三次代表大会”,以图挽救两党的业已破裂的关系。但他的主张被毛、邓所粗暴否决,更被毛氏视作“亲苏派”。

毛泽东的第二个写作班子是对内的,抓农业问题。以便从刘少奇、彭真等人手里夺回农业工作的指挥权。早在一九六一年五月,邓小平和彭真即分别率领工作组,下北京郊区县搞调查研究,了解农民与基层干部之间的尖锐矛盾,谨慎地提出在农村“清帐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以恢复党在农民心中的威信,称为“小四清”。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邓小平在农村问题上,是跟了刘少奇跑的,他在“两位主席”之间各下一注,各投一票。毛泽东看到邓、彭的调查报告后,觉得“小四清”没有突出政治,突出阶级斗争,便命胡乔木、田家英等人组成班子,制定《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农村工作问题的若干决定》(又称《前十条》),强调农村人民公社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强调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强调依靠广大农村干部,监督改造“地、富、反、坏”分子及其反动家属子女。“四清”的内容也变为“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实质上是要对刘少奇等人前些年的宽松政策进行秋后算帐。

毛泽东重新提出了在农村进行阶级斗争,是出于他的政治需要。他并不了解农村的真实情况,或者说无视广大农民的死活。他要贯彻的只是他的政治路线,夺回对农业工作的领导权。他的农业工作领导权,是在他悍然发动大跃进运动引发了三年大饥荒中丧失的。

可是,按照毛泽东的“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根本解决不了当时农村中普遍存在的矛盾: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以来农民群众跟党的基层干部的尖锐对立,即经济领域里的“四清”与“四不清”问题。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诸人,没有胆量公开抵制毛氏的左倾政治路线,只好阳奉阴违,于一九六三年九月(距《前十条》的颁发仅四个月),也以中共中央名义制定了《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称为“后十条”)。“后十条”把运动的重点仍然放在经济问题上,替农民群众出气,对农村干部搞洗手洗澡、人人过关。毛泽东的“前十条”,刘少奇的“后十条”实际上展开了一场毛、刘之间在农业问题上的夺权与反夺权斗争。毛泽东当然十分光火,却又不得不咽不下这口恶气,对“后十条”暂时予以默认。他采取了旁敲侧击的的策略,多次在会议上不点名地批评刘少奇及其夫人王光美:多年来热衷于出国访问,扬名海外,而不下基层搞调查研究,了解农民疾苦等等。

毛泽东话里有话,刘少奇自然是瞎子吃汤圆————心里有数。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化名董朴,到河北省公安厅任秘书,下到河北省抚宁县王庄公社桃园大队“蹲点”,历时五个月,在一户贫农家里“扎根串连”,“同吃同住同劳动”,了解到农民生活的真实情况,总结出自大跃进吃公共食堂以来,“大队干部搂,小队干部偷,社员就缝了两个大裤兜”,群众意见最大的,为干部贪污,侵吞集体财物,多吃多占。桃园大队四十七个大小干部,有四十人沾上了“四不清”。王光美率工作组“蹲点”五个月,对基层干部搞人人过关,上楼下楼,洗手洗澡,总结出一套“桃园经验”。

王光美于一九 63+1 年四月回到北京,首先向中央书记处作了汇报,接着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万人大会上作了“四清蹲点”报告,甚为轰动。事后毛泽东看了简报,颇为高兴,认为王光美下乡搞三同,能吃苦,为党中央提供了第一手农村材料,很好。这样,“桃园经验”得到了毛泽东的赞扬,而得以在全国城乡开展的“四清运动”中得到普遍推广。

于是,江青和王光美,两个中国大陆的“第一夫人”之间,又开展了新一轮的争风吃醋。王光美之于刘少奇从来就是得力的助手。但在江青面前,就像其夫在毛泽东面前一样,都居于守势,尽量避免着跟对方闹翻脸。刘氏夫妇深知,一但翻了脸,对方是甚么事情都干的出来的,后果不堪设想。

江青之于毛泽东呢?关系却十分微妙。毛泽东一直提访着江青给自己“捣乱”、“惹麻烦”。

这个女人处世待人,从来只有目的,没有手段————或者说不择手段。他们夫妇也是尽量保持着名义上的关系,不跟对方闹翻脸,不授人以柄。毕竟,在根本利害上,他们是一致的,荣则具荣,败则具败矣!因之,毛泽东有时也觉得,以她的个性,江青很可能还是一员女将呢。好钢用在刀刃上,有朝一日,说不定还是把“杀手锏”呢。

一九 63+1 年之前,毛泽东对于刘少奇、王光美夫妇,采取的是欲擒故纵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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