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女作家丁玲忆当年风流

丁玲原名蒋冰之，湖南临澧县人，一九Ｏ六年生，一九二六年后以《莎菲女士日记》等小说驰名文坛，为一代追求个性解放的女作家的佼佼者。曾在北京与沈从文、胡也频同居，后与胡也频结婚。一九三一年胡在上海被国民党处死，她加入共产党地下组织，并主编“左联”

机关刊物《北斗》杂志。一九三三年被捕，关押在南京监狱。狱中与一“特务”同居，并生下一个女儿。一九三六年夏获释，旋即赴中共主力红军所在地瓦窑堡。

正是在瓦窑堡，丁玲与毛泽东相识，并达成短暂的亲密情谊。其时，周恩来、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熬过了最艰苦的岁月，住在瓦窑堡休息、整顿。

其时，举国上下，民众要求抗日、反对内战的浪潮风起云涌。此时，毛泽东的妻子贺子珍住进了老乡家里，去生第五胎女儿——娇娇，即后来的李敏。毛泽东是个无论公事、私事均欲望极强、难耐寂寞的人。他利用贺子珍生育这个闲暇，而与其它女性作“超越同志感情的交往”。下面引述丁玲女士本人晚年的一段回忆。晚年的丁玲本是一个一改她年轻时风流浪漫品德、思想意识十分马列的老作家。可以说，她一生中最美好的二十多年岁月（一九五五年—一九七九年），都是在中共的监狱里及劳改农场里渡过的。她是知识分子被中共洗脑成功了的典型。可是一九八一年，她接受美国爱霍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的邀请，到北美访问旅行了近半年，真正呼吸到了人间的自由空气，并无形中受到感染。一九八二年春天，她回到了中国大陆后，思想上也一度呈现过“解放状态”，或称“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污染。

该年盛夏，她来到渤海湾避暑胜地大连，跟一位爱好文学的中年科学工作者同住在一所疗养院里，清爽的海风，金色的沙滩，婆娑的绿树，难免勾起这位饱经沧桑的老人的无限情怀，回忆往事，其中不乏对毛泽东的楚楚哀怨：

“他是个帝王思想很重的人，那时候的红军队伍，中央机关，驻扎在陕北瓦窑堡，可不像后来的这样风光排场。经过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九死一生，剩下的人，兵残将败，惨不忍睹。

无论是高级领导人还是普通士兵，个个破衣烂衫，面黄肌瘦，四散在当地老百姓家里，懒懒散散地进行整休。

“这就是我一九三六年离开南京监狱，到陕北来投奔中央红军时看到的样子。在瓦窑堡，我第一次见到‘毛委员’。他瘦高瘦高的个子，头发也很长，衣服很旧，裤子上打着补丁。那时大家还不称他为‘主席’，熟人都喊他原名‘润之’。他大约原先也听过我的名字，晓得我也是湖南人，所以见了面很随和，亲热，爱开玩笑：‘久闻不如一见，你就是鼎鼎大名的丁玲啊？’他问了我许多上海、南京的情况，特别是鲁迅和‘左联’的情况，为甚么要有‘国防文学’和‘革命大众文学’？这两个称号的争论等等。

“有三天三晚我们都在一起。后来话说的多了，他便说起跟革命相关的事来。他拉着我的手，扳住我的指头，一个一个地数起三宫六院七十二妃来。他封贺子珍作皇后。‘丁玲，你就封个贵妃吧！替我执掌文房四宝，海内奏折。但我不用你代批奏折，代拟圣旨……，那是慈禧干的事情，大清朝亡在她的手里……’接着，他又封了其它的一些红军女性作六院贵妃。再后，他和我数起七十二才人来。可是，瓦窑堡地方太小，又很偏僻，原有居民不过两千人，加上中央机关干部，警卫部队，也不过四五千人，又是一个以男人为主体的世界。把瓦窑堡地方上稍有姿色的女人算在一起，也凑不了七十二才人。还包括了几个没来得及逃跑的财主家的姨太太呢。

“他是个有趣的人。在他最落魄的日子里，也没有忘记作皇帝梦。他扯着我的手说：‘看来瓦窑堡民生雕敝，脂粉零落，不是个久留之地，嗬嗬嗬……’”。

丁玲老人是带着批判的意识忆及这段甜蜜的往事的。事后，她又大约觉得说漏了嘴，对“伟大领袖”大不敬，很有些后悔。她严肃地告诫那位中年科学工作者，伟大领袖这类开玩笑的事，不应在传给第三个人听，谁传了谁负责任。中年科学工作者见老人一片至诚，当然答应保密。为免事端，两人相互敬而远之，不再往来。

再说当年丁玲随中央红军抵达延安，便在周扬为副院长的鲁迅艺术学院小住过一些时日，并继续写作。那时丁玲才三十出头风华正茂。其时已发生过“西安事变”，国共两党达成了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毛泽东则正式坐上了“中央军委主席”的交椅，取代周恩来执掌兵权。

风姿绰约的北平女子吴广惠、金发洋女史沫特莱亦来到了延安，并进入了毛泽东的私生活，自然把个容易惹是生非的女作家置之脑后了。毛泽东只是让他到八路军抗日根据地去看看，深入民众，体验生活，搜集创作素材。丁玲依言到了山西太行山的八路军总部。据说她最初追求过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后又追求总参谋长刘伯承，均未获结果。于是重返延安，在“红军大学”任教，并主编《解放日报》文艺副刊。后与她的秘书、小她十四岁的剧作家陈明结婚。

一九四二年三月，她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了著名的《三八节有感》，道出了“革命圣地延安”妇女们生活苦闷的真实状况，加上该报发表的另一篇散文《野百合花》（王实味作，他于一九四七年被康生秘密枪决），引起贺龙等一批前军人的愤怒，指目文化人在后方妖言惑众，动摇军心，声言要毙了这些摇笔杆子的。毛泽东为着安抚前线军人，将《三八节有感》、《野百合花》纳入“整风”内容，进行了严肃批判。抗战胜利后，丁玲去了华北，参加农村土地改革，恰恰写出了一部长篇小说《太阳照耀在桑干河上》，经中共推荐，获一九五一年度“斯大林文学奖”二等奖。

中共建政北京后，丁玲历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处长，中央文学讲习所所长，《文艺报》主编，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文学艺术联合会副主席等，红极一时。她与中共的另一员文艺大将周扬宿怨新仇，关系日趋紧张。

一九五五年夏天，毛泽东忽然念及旧情，约请丁玲在中南海里划过一次船。玉液泛舟，眷顾隆恩。小船上只有毛泽东和丁玲两人。毛泽东自然是亲自掌舵了。忆述之余，毛泽东忽然问：“冰之，你工作有甚么困难？你觉得周扬这人怎样？”丁玲见主席又亲切地唤起了自己的小名，一时便忘乎所以，半娇半嗔地把历年来心中积蓄下的对周扬的怨恨，一古脑列数出来：「周扬有十大问题……」丁玲太过天真，太过事业心，太过政治化了。她原该绕过毛泽东的话题，说些开心有趣的事，逗毛泽东快快乐乐的，使毛泽东喜欢她的知识和智能，为日后的再次被宠幸铺平道路。可是共产党的斗争哲学使她执迷，只急于告御状而不揣摩毛泽东的帝王心理，从而犯下了她一生中最大的失误……毛泽东认真地听着，凝视丁玲的面庞。此时的丁玲，年近半百，身子发福，头发也变了色，脸上有了皱纹，徐娘老矣，不复当年风韵……毛泽东耐心听她讲完，倒真的笑了：“你讲周扬有十大缺点，我倒是觉得周扬还有两个优点，他的马列主义水平可以……”。

此后，毛泽东再没有单独召见过丁玲，他已觉得她已是个乏味的女人。

一九五五年，在“文敌”周扬的主持下，呈报毛泽东同意，丁玲以“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一案被捕，一九五六年获释，闹翻案。一九五七年，经毛泽东亲自批示，将丁玲定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丁玲被流放到中苏边界的“北大荒农场”劳动改造。在“北大荒农场”，她还曾经直书毛泽东，请求帮助。毛泽东在感情上、政治上均抛弃了她，自然不再理会并为其平反，继续下放到山西农村劳动。直到一九七九年，华国锋被邓小平赶下台，她才以病老之身，回到北京，重新当上了“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全国文联副主席”。令人深思的是，历尽三十年的政治折磨之后，她仍然保持着共产党人的传统的左倾意识，对新进的中青年作家及其作品，指责多于鼓励，且都是政治上的指责。

一九八六年三月初，丁玲于北京逝世。直到临终前，她仍在为自己一九三六年南京监狱的“变节”一事奔走，以求历史的清白。中共总算为她作了彻底的“改正”，她才结束了她多姿多彩而又多灾多难的一生。中国大陆的青年一代作家不太能够谅解她，原因是她明知包括毛泽东在内的种种虚伪腐败的生活真实，且她本人又是长期的受害者，却固执教条，不肯清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