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六节 一班秀才谋批毛

中国的知识分子，具有爱国爱民的历史传统。

读书人以清高自诩，讲求做人的风骨。他们好清淡，好借古讽今，好谈论朝政，好针砭时弊；直至舞文弄墨，着书立说，为民请命。

毛泽东深知中国知识分子的这些癖好、恶习。自一九四九年起，便念念不忘给知识分子洗脑筋的问题。“洗脑筋”一词是毛氏本人的发明，见诸于他的无数次内部讲话。他的“圣手书生”陈伯达大约也觉得“洗脑”一词不雅视听，才请示毛氏统一改称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

皆因五十年代初期，知识分子的大部分人都还不习惯将毛氏当作神明来朝拜、称颂。还不时有人对他评头品足，常有赘疣微言。于是毛泽东在一九五Ｏ年借电影《武训传》批判陶行知的改良主义思想；一九五一年借电影《清宫秘史》而批判卖国主义；一九五三年借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而批判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一九五五年镇压文艺界的“胡风反革命集团”

及“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接着批判北大校长马寅初的《新人口论》；一九五六年号召大鸣大放“引蛇出洞”，而后于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中，几乎把稍有良知的大小知识分子一网打尽……

前国民党广东省主席陈铭枢先生，在一九五七年的“大鸣大放、百花齐放”中，有过一篇十分坦诚而尖酸的言论来评述毛泽东：

凡是创造执国政治者，是公平正直，绝无偏见，明察秋毫，谨慎行事，精诚坦白，亦不装假，豁达大度，为国家不为名利，亦有功成而身退者，如美国的华盛顿然。伟大的毛主席，不如华盛顿然，而是与德国的俾斯麦、日本的伊藤博文的相似，政治修养上的热而不淡，疾而不舒，躁而难宁，察而不周，自然为兴味情感所沸动，生出浪潮，好大喜功，难以制止……好好的一个国家，纯朴的民情，去搞俄式的清算斗争、三反五反，直到中国八年来混乱不清。

天天忙于镇反肃反，已不成为国家政治……

陈铭枢先生斗胆发表这个高论时，毛泽东还没有动手抓右派，还没有发动大跃进，还没有成立人民公社，还没有命令五亿人民吃公共食堂，还没有大炼钢铁大放卫星，还没有上庐山整肃彭、黄、张、周“反党集团”，中国大地上还没有产生三年大饥荒。可是，陈铭枢先生早就把毛泽东由表及里地看了个透，可谓深入骨髓。毛氏虽然终生不忘对前国军高级将领的统战，但陈铭枢先生道出真言，终未能够逃脱反右运动布下的天罗地网——文字大狱。

毛泽东曾于一九五八年八月在庐山会议上斗争彭德怀之余，对其亲信秀才，《毛泽东选集》的主要撰稿人陈伯达说：最不放心的，还是知识分子啊！因之一九六Ｏ年在全国范围内批判“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反党路线”的同时，又开展了全国知识分子的“向党交心”的知识分子坦白运动。另由刘少奇出面，提出知识分子应做“党驯服的工具”。一下子命令他们夹紧双腿夹紧尾巴地做人。一个“驯服工具论”，中国知识分子确如社会主义的牲口了。

但知识分子的社会良心和历史责任感并没有泯灭。一九六一年，中共党内的一批饱学秀才，面对一年大跃进，两年反右造成的国家民族的空前劫难——三年大饥荒，再不能保持沉默。

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有戏剧家田汉、周信芳，史学家剪伯赞、吴晗，文论家邓拓、廖沫沙。

这里单说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位。三位都是以彭真为首的中共北京市委、市政府的大员。

邓拓原为《人民日报》总编辑，一九五九年被撤职，老上级彭真重其才学，拉来北京市委当了个书记处书记；吴晗为著名的明史专家，北大教授，北京市政府副市长；廖沫沙为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长，市委机关刊物《前线》杂志主编。

首先是邓拓以笔名马南屯，自一九六一年三月起，在《北京晚报》上逐日撰写《燕山夜话》，文章旁征博引，说古道今，针砭时弊，才情横溢。其中一篇《王道和霸道》便说：“所谓王道者，可以做一种解释，就是老老实实的从实际出发的群众路线的思想作风；而所谓霸道者，可以做一种解释，就是咋咋呼呼的凭主观武断的一意孤行……不顾一切，依靠权势，蛮横逞强，颐指气使，巧取豪夺……”。笔者有意，联想到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一九五九年的反右倾运动中，“伟大领袖”的所作所为，笔锋所指，是再清楚不过的了。

到了同年的八月末，邓拓请吴晗（剧本《海瑞罢官》已发表于一月号《北京文艺》杂志）、廖沫沙在北京饭店吃过一餐饭，也是书生议政，谈论一些时事话题。三人商定以“吴南星”

为笔名，在市委机关刊物《前线》半月刊上合写“三家村扎记”。“三家村扎记”中有一篇《伟大的空话》，有着特别的现实针对性。自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之后，毛泽东亲自带头，在一切大会小会上讲话，必先讲一通世界革命的大好形势，后讲一通中国革命的大好形势，强调“东风压倒西风”，“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风气所及，省、地、县、社，以及生产大队、生产小队的干部们，也都鹦鹉学舌、众犬吠声，每会必谈大好形势，从世界谈回中国，谈回省里，谈回本地，谈回本县，本公社、本大队、本小队，都是一片大好形势。

但是，所有这些，都不能填充公共食堂空空如也的粮柜油缸，不能填充公社社员的辘辘饥肠，全是一些大话、假话、空话、屁话。

“有的人擅于说话，可以在任何场合，嘴里说个不停，真可谓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但是，听完他的说话之后，稍一回想，都记不得他说的是甚么了。说了半天还不知所云，越解释越糊涂，或者等于没有解释，这就是‘伟大的空话’的特点。

“……如果把他普遍化起来，到处搬弄，甚至于以此为专长，那就相当可怕了。假如再把这种说空话的本领教给我们的后代，培养出这么一批专家，那就更糟糕了”。

文章还借用一个乡下儿童的口吻，写了一首《野草颂》：

老天是我们的父亲，

大地是我们的母亲，

太阳是我们的保姆，

东风是我们的恩人，

西风是我们的敌人！

这对于“伟大领袖”真是极尽嘻笑怒骂、明讽暗喻之能事了。

《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扎记》，分别在《北京晚报》和《前线》半月刊上连载到一九六二年八月，以一篇《三十六计》收场。公平地说，所有文章都是善意的进谏，并无“恶毒攻击”、“疯狂诋毁”，更谈不上是颠覆毛泽东的上千万的解放军、公安警察部队、公社武装民兵所支撑“无产阶级专政”政权。

康生和谢富治主持着党的内务系统和公安情报系统，一直密切注视着京津地区党、政、军机关、学校、人民团体、新闻舆论的各种动向：困难时期，政策宽松，毛主席、党中央纠正工作偏差，地主、资产阶级必然要在党内寻找他们的代理人，地、富、反、坏、右这些牛鬼蛇神，必然趁机纷纷出笼，顽强地进行表演，以跟台湾的蒋委员长的“反攻大陆”遥相呼应。

“凡要推翻一个政权，必先造成舆论”。这是毛泽东敏感的警觉。一九六一年前后大为盛行的还有海瑞戏、包公戏、鬼戏，加上甚么越王勾践、窦娥冤、关汉卿，嬉笑怒骂，借古讽今。

更有一曲《李慧娘》，冤魂化厉鬼，张牙舞爪，扑向共产党的英明领导，扑向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

大饥荒的一九六一年，也是共产党卧薪尝胆、苦渡难关的一年。西北、西南、中南的许多省份都发生过灾民暴乱，但都由解放军赶去毫不容情地镇压了。

所以，自《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扎记》见诸报刊不久，即为康生手下的文化鹰犬高度灵敏的嗅觉所跟踪，秘密记录在册，留待秋后算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