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和他的女人们
第三十六节 一班秀才谋批毛

第三十六节 一班秀才谋批毛

中国的知识分子,具有爱国爱民的历史传统。

读书人以清高自诩,讲求做人的风骨。他们好清淡,好借古讽今,好谈论朝政,好针砭时弊;直至舞文弄墨,着书立说,为民请命。

毛泽东深知中国知识分子的这些癖好、恶习。自一九四九年起,便念念不忘给知识分子洗脑筋的问题。“洗脑筋”一词是毛氏本人的发明,见诸于他的无数次内部讲话。他的“圣手书生”陈伯达大约也觉得“洗脑”一词不雅视听,才请示毛氏统一改称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

皆因五十年代初期,知识分子的大部分人都还不习惯将毛氏当作神明来朝拜、称颂。还不时有人对他评头品足,常有赘疣微言。于是毛泽东在一九五O年借电影《武训传》批判陶行知的改良主义思想;一九五一年借电影《清宫秘史》而批判卖国主义;一九五三年借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而批判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一九五五年镇压文艺界的“胡风反革命集团”

及“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接着批判北大校长马寅初的《新人口论》;一九五六年号召大鸣大放“引蛇出洞”,而后于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中,几乎把稍有良知的大小知识分子一网打尽……

前国民党广东省主席陈铭枢先生,在一九五七年的“大鸣大放、百花齐放”中,有过一篇十分坦诚而尖酸的言论来评述毛泽东:

凡是创造执国政治者,是公平正直,绝无偏见,明察秋毫,谨慎行事,精诚坦白,亦不装假,豁达大度,为国家不为名利,亦有功成而身退者,如美国的华盛顿然。伟大的毛主席,不如华盛顿然,而是与德国的俾斯麦、日本的伊藤博文的相似,政治修养上的热而不淡,疾而不舒,躁而难宁,察而不周,自然为兴味情感所沸动,生出浪潮,好大喜功,难以制止……好好的一个国家,纯朴的民情,去搞俄式的清算斗争、三反五反,直到中国八年来混乱不清。

天天忙于镇反肃反,已不成为国家政治……

陈铭枢先生斗胆发表这个高论时,毛泽东还没有动手抓右派,还没有发动大跃进,还没有成立人民公社,还没有命令五亿人民吃公共食堂,还没有大炼钢铁大放卫星,还没有上庐山整肃彭、黄、张、周“反党集团”,中国大地上还没有产生三年大饥荒。可是,陈铭枢先生早就把毛泽东由表及里地看了个透,可谓深入骨髓。毛氏虽然终生不忘对前国军高级将领的统战,但陈铭枢先生道出真言,终未能够逃脱反右运动布下的天罗地网——文字大狱。

毛泽东曾于一九五八年八月在庐山会议上斗争彭德怀之余,对其亲信秀才,《毛泽东选集》的主要撰稿人陈伯达说:最不放心的,还是知识分子啊!因之一九六O年在全国范围内批判“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反党路线”的同时,又开展了全国知识分子的“向党交心”的知识分子坦白运动。另由刘少奇出面,提出知识分子应做“党驯服的工具”。一下子命令他们夹紧双腿夹紧尾巴地做人。一个“驯服工具论”,中国知识分子确如社会主义的牲口了。

但知识分子的社会良心和历史责任感并没有泯灭。一九六一年,中共党内的一批饱学秀才,面对一年大跃进,两年反右造成的国家民族的空前劫难——三年大饥荒,再不能保持沉默。

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有戏剧家田汉、周信芳,史学家剪伯赞、吴晗,文论家邓拓、廖沫沙。

这里单说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位。三位都是以彭真为首的中共北京市委、市政府的大员。

邓拓原为《人民日报》总编辑,一九五九年被撤职,老上级彭真重其才学,拉来北京市委当了个书记处书记;吴晗为著名的明史专家,北大教授,北京市政府副市长;廖沫沙为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长,市委机关刊物《前线》杂志主编。

首先是邓拓以笔名马南屯,自一九六一年三月起,在《北京晚报》上逐日撰写《燕山夜话》,文章旁征博引,说古道今,针砭时弊,才情横溢。其中一篇《王道和霸道》便说:“所谓王道者,可以做一种解释,就是老老实实的从实际出发的群众路线的思想作风;而所谓霸道者,可以做一种解释,就是咋咋呼呼的凭主观武断的一意孤行……不顾一切,依靠权势,蛮横逞强,颐指气使,巧取豪夺……”。笔者有意,联想到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一九五九年的反右倾运动中,“伟大领袖”的所作所为,笔锋所指,是再清楚不过的了。

到了同年的八月末,邓拓请吴晗(剧本《海瑞罢官》已发表于一月号《北京文艺》杂志)、廖沫沙在北京饭店吃过一餐饭,也是书生议政,谈论一些时事话题。三人商定以“吴南星”

为笔名,在市委机关刊物《前线》半月刊上合写“三家村扎记”。“三家村扎记”中有一篇《伟大的空话》,有着特别的现实针对性。自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之后,毛泽东亲自带头,在一切大会小会上讲话,必先讲一通世界革命的大好形势,后讲一通中国革命的大好形势,强调“东风压倒西风”,“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风气所及,省、地、县、社,以及生产大队、生产小队的干部们,也都鹦鹉学舌、众犬吠声,每会必谈大好形势,从世界谈回中国,谈回省里,谈回本地,谈回本县,本公社、本大队、本小队,都是一片大好形势。

但是,所有这些,都不能填充公共食堂空空如也的粮柜油缸,不能填充公社社员的辘辘饥肠,全是一些大话、假话、空话、屁话。

“有的人擅于说话,可以在任何场合,嘴里说个不停,真可谓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但是,听完他的说话之后,稍一回想,都记不得他说的是甚么了。说了半天还不知所云,越解释越糊涂,或者等于没有解释,这就是‘伟大的空话’的特点。

“……如果把他普遍化起来,到处搬弄,甚至于以此为专长,那就相当可怕了。假如再把这种说空话的本领教给我们的后代,培养出这么一批专家,那就更糟糕了”。

文章还借用一个乡下儿童的口吻,写了一首《野草颂》:

老天是我们的父亲,

大地是我们的母亲,

太阳是我们的保姆,

东风是我们的恩人,

西风是我们的敌人!

这对于“伟大领袖”真是极尽嘻笑怒骂、明讽暗喻之能事了。

《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扎记》,分别在《北京晚报》和《前线》半月刊上连载到一九六二年八月,以一篇《三十六计》收场。公平地说,所有文章都是善意的进谏,并无“恶毒攻击”、“疯狂诋毁”,更谈不上是颠覆毛泽东的上千万的解放军、公安警察部队、公社武装民兵所支撑“无产阶级专政”政权。

康生和谢富治主持着党的内务系统和公安情报系统,一直密切注视着京津地区党、政、军机关、学校、人民团体、新闻舆论的各种动向:困难时期,政策宽松,毛主席、党中央纠正工作偏差,地主、资产阶级必然要在党内寻找他们的代理人,地、富、反、坏、右这些牛鬼蛇神,必然趁机纷纷出笼,顽强地进行表演,以跟台湾的蒋委员长的“反攻大陆”遥相呼应。

“凡要推翻一个政权,必先造成舆论”。这是毛泽东敏感的警觉。一九六一年前后大为盛行的还有海瑞戏、包公戏、鬼戏,加上甚么越王勾践、窦娥冤、关汉卿,嬉笑怒骂,借古讽今。

更有一曲《李慧娘》,冤魂化厉鬼,张牙舞爪,扑向共产党的英明领导,扑向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

大饥荒的一九六一年,也是共产党卧薪尝胆、苦渡难关的一年。西北、西南、中南的许多省份都发生过灾民暴乱,但都由解放军赶去毫不容情地镇压了。

所以,自《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扎记》见诸报刊不久,即为康生手下的文化鹰犬高度灵敏的嗅觉所跟踪,秘密记录在册,留待秋后算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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