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二章 周恩来下山彭德怀「毒咒」

八月十八日，周恩来下山去南昌。他要在南昌停留一晚，之后乘专机返京。从七月一日上山算起，这次在山上度过了二十九天。当初谁也没有料到，轻轻松松的庐山神仙会，原以批左纠左和风细雨始，却以批右反右暴风骤雨终。

周恩来庆幸自己和彭德怀的那个「军事俱乐部」没有沾上边儿。也差点子给沾上了。上山之初，彭老总找过他，谈及应替一九五八年春老毛大批「国务院四大金刚反冒进」的事平反，恢复周、陈、李、薄四人名誉；他当场态度坚决地予以婉拒，并和彭老总相约今后谁也不再议论此事。彭老总是个守信用、讲道义的人，后来大会小会的挨批挨斗作检讨，都对此事绝口不提。不然，他周恩来落下个妄图为反冒进错误翻案的恶名，这次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就极可能以他为首，变成周、彭、黄、张、周。

世人都称周恩来有大智慧。他最大的智慧莫过於最早领味到，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政治人物不能有个性，尤其不能有脾气。任何时候都要恭顺、谦逊、钦敬、驯服。功高不震主。在党中央工作，同样需要夹紧尾巴做人。逆龙鳞、捋虎须者，绝无好结果的！彭老总就是在这些事情上看不开。和平时期，还保持著战争年代的率真，遇事直来直去，能行吗？其实你彭老总哪里搞了什么「军事俱乐部」？纯属空穴来风。但毛泽东主席说有就有，没有也有，大家跟从。除了周小舟那傻小子，谁替你说个不字？结果怎样？中央全会做成〈决议〉，铁板上钉钉了。彭老总虽然没像淮阴侯韩信那样被杀头，但革职软禁的滋味，也是不好受的呀！而且依我们党的历史惯例，日后再有新的党内斗争，总要扯出过去的一长串「错误路线头子」来作陪，新的旧的一起批。延安整风批王明、秦邦宪，扯上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五四年批高岗、饶漱石，扯上王明、秦邦宪；这次庐山批彭、黄、张、周，扯上高岗、饶漱石。下一次是谁？难以预测，但一定会扯上彭、黄、张、周。一旦大名上榜，就和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一样。

有鉴於斯，周恩来此生不能再犯大错。有职位才有权力，有权力才能替党和国家办事情。人生自古谁无死？这是无可选择的。他周恩来生就的劳碌命，只能死在岗位上，死於忙碌中；不能死於落魄，死於寂寞。历来的教训应当记龋为使自己立於不败之地，他替自己设下数道「防波堤」：一是任何时候不惹毛泽东生气，在毛泽东面前认孝服低；二是维护住和蓝苹的良好关系。毛泽东和蓝苹已是政治夫妻，蓝苹已成一只被蓄养著的雌虎，早晚会放出来咬人。在中央领导人的夫人们中，唯蓝苹难以侍奉，又最需要好生侍奉；三是维持住和罗瑞卿、康生、谢富治、汪东兴等人的良好关系，这些人的地位虽然比自己低，但他们替毛泽东掌控著中央警卫、情报系统，是毛泽东最信任、最倚重的人；四是维持住和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吴冷西等中央才子的良好关系，毛泽东的言论行动，都是经他们理论化、马列化之后，金光闪闪地传达给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总之，只要是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人员，包括卫士、医生、护士、翻译、司机、厨子以及毛泽东的亲属子侄，自己这个国家总理，都要放下身段，去尊重、爱护、关心……这样，就可以在毛泽东周围形成一个安全圈，不让那些不利自己的传言、小报告、小道消息传到毛泽东耳朵里去。毛泽东或许是年纪大了，近些年来耳朵越来越软，喜欢周围的人给他打小报告，吹耳边风，传递小道消息。

好多次了，小消息变成大事件，毛泽东严令立即清查，闹的当事人措手不及。

今天是中央大员们和各路诸侯下山的日子。从庐山牯岭下来的各色车辆络绎不绝。一只只甲壳虫般，蜿蜒蠕行在林木葱郁、岩壁峻峭的山谷里。周恩来一行的卧车共是三辆：打头的一辆坐著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魁的夫人隋静、省长方志纯夫人朱旦华。隋静还结记著总理有约，到南昌和她比酒量，喝茅台，看哪个先醉；第二辆坐著周恩来的秘书、医生、厨师；第三辆才是周本人的红旗牌防弹座车，陪同他的是一名贴身警卫。

车队下山后，在九江市郊折向南，直驶南昌。第一辆车上因坐著两位女主人，急著赶回南昌去检查落实有关的接待事项，而一溜烟的先走了。周恩来的座车却在九江郊区一处乡间拐弯路口突然煞车停了下来。原来是个约莫三、四岁的小叫花子，浑身黑煤炭似的，伸出两只瘦得如同鸡爪的小手，托著个脏兮兮的瓷钵，站在马路中间向驶来的汽车讨吃！好险，差点出了车祸。气得警卫员跳下车，拎小鸡一般把那不要命的小花子拎到路边去，吓得那孩子哇哇地哭起来。

周恩来下了车。不允许自己的警卫员粗鲁地对待老百姓的孩子。他走近一看，那孩子的细脖子上还挂了块破纸牌，上面歪歪斜斜写著：李跃进，贫农成份，一九五六年生，安徽阜阳县东风公社红旗大队人，因家乡闹饥荒，全村人外出讨吃，父母尚有年幼弟妹，万不得已，留我在这路边，乞望善心同志收养救命……周恩来读著，眼睛湿了，是个刚学会走路的孩子啊，叫做新中国的花朵……这时，警卫员为了表示改正错误似的，已从车上找来两个北方苹果，递到孩子手上。孩子见是吃的东西、抓住就咬，且是每个果子都先咬上一口再说！

前面的一辆车子也停住了，秘书、服务人员都下了车，走过来看著孩子可怜。周恩来问：「车上还有巧克力、沙其玛吗？都拿来，都去拿来！」服务员苦著眉眼说：「报告总理，下山之前，您不是吩咐把几包糖果、点心，都送给当地同志了吗？」周恩来瞪了一眼，决断地说：「你们前面的车子挤一挤，把这孩子带到南昌去再说。战争年代，我们还收养烈士孤儿。」

秘书、司机、警卫员却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站著不动。周恩来生气了：「胡闹台！我讲了话，你们为什么不执行？」

前车司机是本地人，大著胆子说：「报告总理，这条路上的情况我熟悉，三个半小时的路程，沿途起码好几千安徽、河南、湖北下来的流浪儿，加上本地的……有时挤坐在马路上，车子都通不过。只要一个孩子上了车，别的孩子看到了，只怕都会睡到马路中间，也要求上车呢。」

周恩来更火了：「我们是共产党，是人民政府，难道就看著这些孩子饿死不成？」

秘书说：「总理不要生气，这位司机同志了解本地情况。路上的事，看样子只有到了南昌，交代江西省政府来解决。」

正说著，就见前面不远处，黑压压的一大群流浪儿童，大约是发现了这里停了大官员的车，数百人如同密集蝇虫似的，嗡嗡嘤嘤朝这边涌过来，涌过来！

警卫员和秘书要对总理的安全向中央负责，立即不由分说地决定：「上车上车！大家快上车。总理，请上车吧！他们来了，我们就陷在这里了，会很被动，那些流浪儿已经饿得眼睛发绿……倒车！打回转！去九江机场，改坐飞机去南昌。」

两辆车子扬起尘土，旋风般调转车头，逃跑一般驰离。周恩来的专车司机老杨是个厚道人，一边开车一边抱怨：「咋办？折腾出这种局面，咋办？硬要批判彭老总，连我这个开车的都思想不通！作的什么事嘛？」

周恩来坐在后座上，拉上车窗廉子，很快稳住了自己的情绪：「杨师傅，我们不要有情绪，更不要悲观。是我这个总理没当好，没有把国家的事情办好……看样子，大饥荒已经爆发？不会这么快吧？你问咋办？我们只有听毛主席的，只能听毛主席的，一定能克服困难，克服困难。」

同一天，被解除了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职务的彭德怀，和总参、总政、总后的十几名中央委员同坐一架空军专机返北京。将军们谁也不敢搭理他，甚至不看他一眼。一个月前，这些大将、上将、中将们，还一见到他就要先立正，行举手礼，之后恭敬地围坐在他面前……彭德怀也没有理会同机的将军们，只是一路上都在嘟嚷：「会有报应的，会有报应的……不出一、两年，会有大报应，报应到无辜的老百姓身上……」有位将军听得不耐烦，劝诫他：「彭总，中央全会都作出决议了，你还讲这些话？」他继续嘟嚷：「等著报应吧，等著吧……这次是我，下次轮到别人啦，轮到别人啦。」

八月十九日，在北京中南海，已摆下两大批判会场：怀仁堂会场批判彭德怀、黄克诚；紫光阁会场批判张闻天、周小舟。

怀仁堂会场集中了全军少将以上高级指挥员，出了些不很正常的情况：总参谋部讨论组由国防科工委副主任万毅中将任组长，开了三天会只是念了些文件，没有人肯发言。万毅中将竟说：「那就把彭老总写给主席的那封信拿来学习学习，再各抒己见吧。」於是引发总参谋部四十几位中将、少将大谈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缺点，人民公社搞浮夸、弄虚作假，大炼钢铁放卫星闹笑话……中央及时发现问题，宣布万毅隔离审查，定为「彭德怀死党」，开除军籍，撤销一切职务。开押一年后获宽大处理，下放辽宁省，挂名省农业厅副厅长。

曾任志愿军代理司令员的渖阳军区司令员邓华上将，在会上仗义直言，坚决反对把彭老总说成「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里通外国」，并大声问：「为什么当初美帝国主义打到了鸭绿江边，只有彭老总挂帅出征？为什么胜利了就来惩办替国家民族立下大功的人？」结果邓华上将被当场宣布为「彭德怀死党」，撤销党内、军内一切职务，开除军籍，关押一年后获宽大处理，发配四川，挂名副省长。

总后勤部部长洪学智上将，因在会上公开拒绝揭批「彭德怀罪行」，并说：「你们要我落井下石，可我得手里有石头呀！跟随彭老总这么些年，我怎么可以讲他反党？他忠於党，可以讲比我们任何人更忠更忠！」结果洪学智上将被当场宣布撤销一切职务，开除军籍，隔离审查。一年后获宽大处理，下放吉林省，挂名省农业厅副厅长。

北京军区参谋长钟伟少将，因在会上替彭老总抱不平，叫喊「毛主席你要睁开眼睛，睁开眼睛看清楚，谁个忠谁个奸呀」，「军事俱乐部没人报名，我钟伟算一个」！而被当场逮捕，开除军籍。关押一年后获宽大处理，下放安徽，挂名省农业厅副厅长。

……因同情彭、黄、张、周，对中央罔顾经济恶势，不反左、反批右的倒行逆施持保留意见，而受到惩治的军队将领、国务院部长、副部长、各省区省长、副省长以及地师级高干达八百四十七人。全军划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一千八百四十八人。

至於随后在全国范围内发起的「反右倾运动」中，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而遭到处分的县、社、大队三级干部，则达到两百余万人。后来有人哀叹：一九五七年的抓右派运动，把我们国家的稍有良心的知识分子几乎一网打尽；一九五九年的反右倾运动，则是把共产党内稍讲真话、稍稍实事求是的干部一网打尽。党和国家因此失去良知、良心，不久即迎来了史无前例的民族大浩劫——文化大革命。此是后话。

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一直开到九月十三日。会议后期，毛泽东命中央常委、政治局委员全部出席、坐镇，总算镇住了局面，该抓的抓，该关的关，清除了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在军内党内的恶劣影响。会议最后宣布：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三人留北京，继续接受中央审查；周小舟发还湖南省委批判后，可下放公社任副社长；周惠发还湖南省委教育帮助后，调国务院一机部任副局级干部；李锐开除党籍，下放黑龙江北大荒农场改造。

九月二十九日，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大庆前夕，彭德怀上交了元帅服及所有布、呢料军装，各种功勋章，战争年代的纪念品，可说是身无长物，乾乾净净地走出他居住了近十年的中南海永福堂，迁往他的软禁处——北京西郊挂甲屯吴家花园。给他搬家的几名军人都哭了，他们亲眼所见，在所有党和国家领导人中，军队高级将领中，数彭总生活最朴素，作风最艰苦，几十年如一日，不吸烟、不喝酒，日常只吃个青菜豆腐的啊！挂甲屯位於北京大学西南侧一公里处，相传北宋名将杨六郎出征时曾在这里挂甲歇息，因而得名。吴家花园则为明末降清大将吴三桂故园，占地颇大，断垣残壁，荒芜破败。彭德怀迁入后，便和「守卫」他的战士们打成一片，在园内开荒种地，还倔强地种了一块「小麦试验田」，以证实：什么水稻亩产十万斤，小麦亩产三十万斤，是鬼扯淡、化生子，骗人的！

果如彭德怀所诅咒的，毛泽东一伙人在庐山和随后在全国的反右倾运动，很快得到报应：全国爆发了大饥荒。一九六 0 年春，河南、安徽、陕西、青海、甘肃、湖北、山东、山西、宁夏、内蒙等省区各有数十万人、上百万人活活饿死。河南开封、洛阳、信阳地区甚至出现无人村、无人乡。灾情甚至影响到甘肃酒泉境内的解放军核武器研发试验基地，士兵们因与附近灾民争食物而断粮断水……全国各地十万火急的灾情汇报到中南海，毛泽东仍然一口咬定，是农村基层干部队伍里混进了坏人，农民才被饿死。毛泽东并指派几名国务院部长分头到陕西、安徽调查阶级斗争现状，以证实自己的英明判断。部长们返回北京后，因惧怕龙颜震怒，被指为「与彭德怀同流合污」，而不敢告以各地饿殍载道、尸骨盈野的惨状。

大灾难当前，毛泽东还要求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人离开北京，分头到江苏、广东、广西、海南岛等地去「关起门来，好好读读马克思、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大家不是指我毛泽东不懂经济吗？你们比我更不懂，更要学。刘、周、陈、邓被分散到南方各地，面对大饥荒急的跳脚！但毛主席不承认现状，不开口赈灾，他们不敢越出雷池一步，为了遵从人民的大救星，只好弃天下苍生的性命不顾。后来还是大跃进干将、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良心发现，率调查组赴河南省信阳地区调查，据实向党中央写出报告：农村大规模饿死人，不是因为地富分子混进了基层干部队伍进行破坏、捣鬼，迫害农民，而是我们党的方针政策失误所致！

陶铸的调查报告有时间、有地点，有公共食堂倒闭、农民饿死、外逃等详细统计数字，震撼了北京党中央。毛泽东虽然因此恨上陶铸，也总算承认了血淋淋的现状。大跃进弄虚作假最烈、反右倾反得最彻底的几个省份，河南全省饿死六百多万人，安徽全省饿死五百多万人，甘肃、青海两省各饿死一百多万人，陕西饿死两百万人，河北饿死近两百万人。灾情最轻的湖南省，也饿死了三十几万人，省内还有几百万人患上水肿玻迫於中国有史以来最严重的饥荒灾情，毛泽东退居二线，只管军事、警卫，少管党政、经济。国家主席刘少奇则在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等人的支持下，调整政策，全力救灾，解散农村公共食堂，恢复农贸集市，允许农民包产到户甚至分田单干。中央书记处还作出决定，撤除大跃进中虚报浮夸为害最烈、庐山会议上反右倾跳得最欢的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等人的领导职务，并要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这不是打狗欺主？事情拖了一年多，毛泽东从危机中喘过气来，旋又任命吴芝圃为中南局书记处书记，曾希圣为华东局书记处书记，张仲良为西北局书记处书记。

河南饿死六百万人、安徽饿死五百万人、甘肃饿死三百万人算得了什么？湖南饿死的人口最少又怎么样？政治路线正确一切正确，政治路线错了一切皆错。唯有那几个为民请命、最早提出应防止全国出现大饥荒的人，彭、黄、张、周等，才是真材实料的反党分子，绝不准许平反、翻案。

一年大跃进，三年大饥荒。且是中华民族有史以来面积最广、死亡人口最众的一次人为大饥荒。

据后来曾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在一次报告中坦承：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二年期间，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计有二千二百万人口「非正常死亡」。

据另一份相关的统计资料则表明，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二年期间，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计有三千五百三十一万人口「非正常死亡」，若加上一九五八年大跃进运动中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则相当於当时欧洲大国法国或英国的总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