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八章 牯岭遍地闷雷声

彭德怀感到欣慰的是，神仙会六个组针对〈彭德怀同志意见书〉所展开的讨论，并没有形成「批判」的局面。且多数人的发言，均直接或是间接地认同了他的看法。大家甚至避免使用「意见书」这个毛泽东强加给他的恶名，而实事求是地称做「彭总给主席的信」。很显然，毛泽东欲置他于对立面的意愿，受到了党内同志的抵制。国民经济被弄到今天这种全面紧张，空前困难，总不能叫大家都睁了眼睛说瞎话吧。

长时期统率大军东征西讨的戎马生涯，彭德怀养成了纵览全局、分析强弱的思维习惯。通过每天的会议简报，加上周小舟、周惠、李锐等人带给他的信息，他注意到，他的那封信，因事先未经在山上的四位常委讨论，于是包括刘少奇、朱德在内的大人物们，都是各说各话了。

刘少奇在出席林铁任组长的第一组讨论会时，提出三个发人深省的尖锐问题：一、一九五八年是「左」倾错误还是右倾错误？二、从去年八月北戴河会议到十一月郑州会议的三个月时间里，是否犯了路线错误？三、今年的一千三百万吨钢铁指标是否右倾？三千万吨是否「左」倾？

这三个讨论题目，在各组进行了传达。可见，刘少奇作为国家主席、党中央第一副主席，仍然公开支持批左，而不是反右。

在以柯庆施为组长的第二组，发言最为踊跃。

胡乔木说：「在这次会议上，需要认真地总结一些经验。为此就要有利于总结经验的空气，让参加会议的人畅所欲言，不要感觉拘束。不要一提出问题，好象就在怀疑成绩，是在把缺点夸大了。缺点不应该夸大，也不应该缩协…应该有什么说什么，不要戴帽子。」

农业部部长廖鲁言说：「去年农业部做了很多错事，全国粮食产量报了七千五百亿斤，现在落实为三千八百亿斤，高出近一倍；棉花报了六千七百万担，现在落实为四千三百万担，也高出三分之一。我们主管部门要负主要责任。我认为彭总写信、态度是好的，把问题直截了当提出来，引起大家讨论，起了好作用。这种精神，应该学习。」

水电部部长刘澜波说：「彭总给主席的信，有意见就说出来，是好的。主席也讲过多次，要大家有话就说，有屁就放。应当提倡这种精神。」

周小舟说：「我的看法，这次会议把缺点讲透很有必要。只有如此，才能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今后不再重复去年的失误……彭总的信，总的精神是好的，我是同意的。至于某些词句提法、分寸，可以斟酌，但属于次要的问题。」

唯有粮荒闹得最厉害的甘肃省的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不点名地批评了彭德怀的信：「从甘肃去年大跃进情况看，是得多于失，绝不是得不偿失。甘肃去年的粮食落实为一百二十亿斤，比一九五七年增长百分之四十一，全省并不缺粮食。」

奇怪的是作为组长的柯庆施也有发言，对于彭德怀的信，只字不提。

在陶铸任组长的第三组，朱德的发言含蓄、稳健地支持了彭德怀的信，他劝告全党干部不要再搞浮夸，要脚踏实地，学会当家过日子。

轻工业部部长贾拓夫说：「彭总的信，总的精神很好，有利于会议讨论的深入。」

国防科工委副主任万毅说：「同意彭总的信的内容，党内、军内都应提倡讲真话，反映真实情况，我们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陶铸作了长篇发言，却一改前些天的检讨认错，而畅谈大跃进的经验和成绩，以及保卫三面红旗的决心。他态度鲜明地表示，不能同意彭德怀同志〈意见书〉的内容，不在于个别措词用字不当，而在于总的精神有问题。」

在第三组，认为彭德怀的信有问题的人是中央农村工作部第一副部长陈正人、商业部长程子华、元帅贺龙。陈正人说：「目前大部分地区的粮食并不紧张，不存在饥荒，现在农村的问题不是浮夸，而是瞒产；程子华说：「总路线的三句话，十五年超英赶美，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干，都是大跃进的动力，并不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贺龙元帅则揭发一件事：「我记得彭总在火车上曾说过，如果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去年可能要请红军来。」

在李井泉任组长的第四组，一机部部长赵尔在发言中说：「过去一个时期经济生活上的脱序现象，已使中央和主席的威信受到影响，造成一定的被动。从这种心情出发，对彭总的信感到认同，彭总的精神值得学习。」

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更说的直接了当：「我们目前需要彭总这样的精神。大跃进的主要倾向，肯定不是右，当然就是左。彭总并未说党的路线「左」了，只说缺点的性质属于「左」的范畴。这是对的。」

副总理李先念在发言中没有提及彭德怀的信，而说了四点：一、农村公共食堂要坚持自愿参加的原则，不应强制推行；二、公社问题，步子走得快了点，对农民的觉悟和干部的水平估计过高；三、综合平衡问题，是大跃进中一条主要的经验教训；四、小洋群炼钢，需要大力整顿。

王任重在发言时，一方面检讨去年工作中的失误，另一方面则坚决反驳「经济建设中的主要危险来自左」的观点，强调右倾保守仍是主要障碍。「得不偿失」的说法必须批判。公共食堂方向正确，仍应坚持办下去。

李井泉在发言中只字不提彭德怀的信，只谈了公社问题，占人口多数的贫下中农心情舒畅，劳动积极，半供给制多数农民是赞成的，公共食堂对组织生产起了很大的作用，他是情有独钟的。

彭德怀本人在第四组也有个简短的发言：「原本说十五号要闭会，觉得有些意见没讲完，心里放不下，去找毛泽东同志谈，又未谈成，才仓卒写了封信供参考。这封信文字上、逻辑上有些缺点，被印发出来深感不安，请求会后收回，以免向下扩散，给党造成某些不利的影响。」

奇怪的是，第四组还有几位重量级人物如彭真、康生、萧华、安子文都保持着某种蓄势待发的沉默。

在张德生任组长的第五组，黄克诚作了旗帜鲜明的发言。他没有提到彭德怀的信，只是对去年的大跃进讲了三条：一、农业生产成绩全面估高；二、经济比例失调；三、计画指标过大。……去年兴了铺张浪费之风，到处给领导人盖别墅。中央出来开会，也很铺张。我虽然也吃了，玩了，但不舒服。带戏班子上山的办法不可龋我们对群众讲勤俭持家，要求下面几个月不吃肉；可我们自己却吃这么好，行吗？现在粮食的紧张状况是解放以来所没有的，党和群众的关系受到影响，我们在国际上的形象也受到影响。

同组的另一位重要人物公安部长罗瑞卿没有发言。

在欧阳钦任组长的第六组，包括聂荣臻元帅在内的大多数发言者，均认为彭德怀的信对此次会议深入讨论问题有推动作用，精神是好的，是赤胆忠心的。从某些具体问题看，缺点可能是三个、四个、五个指头的比例，说它是一种「左」的倾向也未尝不可。但从总的形势看，还是成绩为主，问题在于缺乏经验和思想方法上的主观片面性。但以不提「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和「左」的倾向为好。

……综合以上各组讨论情况，彭德怀初步认定，除少数人昧了良心讲话外，大多数同志对他的信持肯定态度。公道自在人心。为党为国为民，他即使面对再大的压力，也无悔无愧。老毛本事再大，也不能无视党内大多数人的看法，继续倒行逆施，纵容党内不正派的人物弄虚作假，伤天害理，硬把歉收吹丰收，严重缺粮吹成粮食富足吧！

另说柯庆施、李井泉等人却是心机周密，谋略老到。他们的方针是会上少说，会下动作。他们和毛泽东主席一样，视彭德怀的信为一道战表，如不应战，变不利为有利，等着他们的便是被迫下台的厄运。他们自认在去年的大跃进成败得失上，和毛主席荣辱与共，休戚相关。他们唯有拉住毛主席，促成毛主席下大决心整肃彭德怀，才可保住权位，立于不败。

在党内，毛泽东最忌讳有人向他「联名信」、「集体进谏」，认为那一定是小组织小宗派活动，可能危及他的领袖地位。四年前高、饶等人所以惨败，正是犯着这一大忌。

于是，以柯庆施、李井泉为核心的「高调俱乐部」重要成员们，如安徽的曾希圣、甘肃的张仲良、河南的吴芝圃、湖北的王任重、广东的陶铸、浙江的江华，加上中央机关的贺龙、李富春、谭震林、彭真、康生、安子文、程子华、陈正人等人，便一一轮番着向毛泽东主席「个别汇报、进言」，谈各自对〈彭德怀同志意见书〉的看法。

这些「个别汇报」一面倒地捕风捉影、添油加醋，内容包括：彭曾在西北讨论组说，四三年延安整风期间召开的华北会议上，为「百团大战」「操了我四十天娘」！现在工农业、国民经济搞成这种局面，又该操谁的娘？

彭的意见书中提到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个人决定一切」、「左的政治倾向」、「纠左比纠右难」等观点，是直接冲着中央主席来的；彭下部队视察，公然反对指战员们唱〈东方红〉，还说〈社会主义好〉的歌词应当修改；彭宣扬一种观点：犯了政治路线错误的人，其错误是无法由他本人来纠正的；彭在火车上说过：「中国的老百姓太好了，农民太老实了。要是去年的大跃进发生在东欧国家，人家早请老大哥派红军部队来解决问题了；」

彭现在一点都不孤立，会内会外，都有相当多的人支持他，拥护他；现在党内党外，牢骚盛行，怪话不少。什么「物资紧张情况，比日本统治时期还要严重」，「内政还不如台湾」，「最高领导者独断专行」等等。彭的意见书，就是在这种大气候、大背景上出现的，很具代表性……毛泽东对这些「个别汇报」，一般均面无表情，只是认真听取，至多表示个「知道了」。唯听了柯庆施汇报的黄克诚、谭震林吵架的事，大有兴趣地问：「吵什么？黄克诚上山就吵？」

柯庆施回答：「还不是为了周惠？黄克诚同志护湖南二周的短。周惠一盆冰水泼了整个庐山，说去年各省第一书记都该打五十大板……」

毛泽东却想起一件事。那是一九四九年夏天刚住进中南海不久，一次黄克诚来汇报工作，谈起当年在东北血战四平失利，仍然怒形于色：「至今不明白那次为什么要打四平，以硬碰硬。我战前提出不打那个消耗仗，但没有人听。找林总反映多次，也不答复，结果吃那么大的亏！」毛泽东不得不告诉黄克诚：「莫怪林彪，打四平是我的决定。」黄克诚竟当面顶撞：「你的决定也是错误的！」毛泽东不悦地说：「整个东北战场，后来还是我们赢了。」黄克诚却仍不改口：「能够避免的代价，还是应该避免。四平血战，我们拚掉了一万多人。」

柯庆施自然不知道毛泽东心里的这段曲折。

毛泽东想了想，终于说：「周惠是去年被插了白旗藉机出气。按他们几个的调门，指标越低越好，只许泄气不许鼓气。谁反对泄气就是「压力」，就是不民主。大约只有彭德怀的信符合他的心意。黄克诚是总参谋长嘛，既护帅，也护将，天经地义。」

柯庆施说：「主席呀，现在会议的风气，是笼统、抽象地谈成绩，具体、形象地谈缺点，会上会下大谈特谈。这样谈下去，越谈越泄气，今后还怎么跃进？」

毛泽东说：「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完全停止大跃进。现在党内党外都在刮风，党内一部分材料我还没有看完……我看你们也不要着急，要能听坏话。无非是讲得一塌糊涂，要硬着头皮顶祝当然，我这意思，你暂时不得外传。」

柯庆施温顺地点着头，明白这是向他交了底。主席对他的信任甚至超过了李井泉和谭震林。大约在主席心里，他柯庆施的耿耿忠心，也胜出李井泉们一筹。于是进而又说：「主席，我不能不向你报告，自彭的信被印发出来，你的几位秘书同志又大为活跃。」

毛泽东问：「怎么个活跃法？」

柯庆施说：「我每天晚饭后散步，都见周小舟、周惠、李锐三个去了彭德怀和黄克诚的住处。近几天去过彭、黄住处的还有滕代远、谭政、张闻天……有人私下开玩笑，山上有个「湖南集团」。」

毛泽东不以为意地说：「湖南集团？我看他们是开同乡会吧？很好，柯书记替我放起流动哨来了。」

柯庆施说：「只是饭后散步，留意一下而已。」

毛泽东问：「你不是讲我的几个秘书近些天又很活跃吗？」

柯庆施说：「是说……前天晚上，乔木同志、伯达同志、小舟同志、冷西同志、李锐同志，都聚在田家英同志的住处，议论彭老总的信。他们正谈着，张闻天就进去了。」

毛泽东警觉地瞪了瞪眼睛：「洛甫找他们了？怎么议论的？情况不寻常，越闹越离谱。」

柯庆施说：「李锐同志观点鲜明，称彭总伟大，全党全军，只有彭总写得出这样的信，是大英雄；周小舟表示赞同，称彭总功标青史，名垂千古；陈伯达同志说，彭老总功标青史是因他的战功，而不是这封信吧？吴冷西同志说，中国的历史太古老、太长远了，史籍浩如烟海，今人能在其中占上一两行文字，也就不错了；张闻天同志说，他正在准备一个长的发言，想到会上系统谈谈自己的意见；胡乔木同志说，彭总的信可能惹出麻烦来，大家不要高兴太早；田家英同志则是重复了一遍他回四川蹲点，反对高密植，受到李井泉同志批评的事，没有直接提到彭老总的信。」

毛泽东忽又想到周惠：「周惠没有参加？」

柯庆施说：「大约因为没有当过主席的秘书，没有进这个圈子。」

毛泽东点点头：「他牢骚大一点，倒是个做实事的人……对了，你又是怎么知道这么详细的？利用散步的机会，去听了壁脚？从前我们湘潭乡下人结婚，新郎新娘进洞房过头一夜，邻里男女有去听壁脚的风俗，可算作一种性教育。」

柯庆施红了红脸，连忙说出一个名字来。

毛泽东笑笑：「啊，是他啊！他告诉你，你又来告诉我……这个书呆子，现在也不大来找我了。柯书记，你不要出卖朋友啊，这事我知道就可以了。注意保护他一下。你刚才反映的情况，大约谢政委他们也有所掌握。洛甫为什么去找胡乔木、田家英？他的手越伸越长了。」

张闻天经过认真思考，决心在会上做一个长篇发言：用彻底的唯物主义观点，来剖析去年的大跃进带给全党的深刻教训。他深知这样做是知难而上，犯颜直谏，担着极大的个人风险，很可能搭上自己的政治前程。但他责无旁贷，义无反顾，一是为着替那些他在实地调查时亲眼看到的安徽、江苏、广西等省区的饥民们请命，二是为着态度鲜明地支持彭德怀同志的信。既是共同的观点，就要有共同的担当。如果说，彭总的信表达出来的是忠诚正直的革命者的道德勇气，他张闻天的发言将要表现出来的就是唯物主义者的理论勇气了。

田家英是位职务敏感、作风正派的后生晚辈，知道张闻天欲做一个长篇发言，而于深夜打电话提醒：去年大跃进的得失，总理已讲了，肯定得大于失，得是七个、八个、九个指头，失是一个、两个指头。也是主公定的基调。盼不要否定这一基调；关于国民经济三种所有制关系，少奇同志讲过话的，其中也传达了主公的看法；关于粮食产量、钢铁产量、食堂问题……张闻天知道田家英是出于好心，怕他惹祸，才提醒他这也不宜说，那也不宜讲：「家英啊，山上形势生变，你的好意我心领了。可作为一名共产党人，要服从的不是权势，而是真理！」田家英在电话里说了声：「惭愧！你是前辈，我只是担心事情闹大，惹出雷霆之怒……」

就在张闻天准备发言的当天早上，轻易不给他电话的胡乔木来了电话：「张闻天同志，听讲今下午你有一个长的发言？我的意见，你尽量短一点，有的问题点到为止。」张闻天问为什么？胡乔木含蓄地说：「现在不是发表长篇大论的气候，家英也是这个意见，请体谅我们的心情、感受。」张闻天说声知道了，谢谢提醒，就放下了电话。他认为田家英、胡乔木都欲劝阻他的发言，生怕他和彭德怀一文一武，相互唱和似的！彭总写信，我发言，岂是为了我们个人名节？为的是天下苍生！那么多省区的农民群众在饿肚皮，在逃荒，在患水肿病死去；而我们这些「为人民服务」、「为全中国人民谋福利」的共产党高官却聚在庐山当神仙，白天游山水，夜晚娱歌舞，斤斤计较个人的得失、安危？

天地有正气，人间有忠魂。时间是七月二十一日下午，在柯庆施任组长的第二组，张闻天照着自己拟订的提纲，作了长达三小时的发言。他声音平缓，娓娓道来，从容不迫。却于平缓之中，字字金石，句句雷霆。其间柯庆施、曾希圣、张仲良、李富春、廖鲁言等人频频打断他的发言，驳斥他的「妙论」。他每次都很礼貌、很耐心地听完这些人的插言，但不为所动，继续照自己的提纲侃侃而谈。同组的胡乔木、周小舟、周惠等人，则一面暗自佩服他的无懈可击的理论逻辑，一面也暗自替他捏两手冷汗，不知会招致什么样的后果。他们还注意到，柯庆施的政治秘书张春桥列席会议做记录。

张闻天在发言中指出：「现在有种普遍现象，认为缺点讲多了会泄气，会打击群众的积极性。恰恰相反，缺点定要讲透，不要轻描淡写。对群众的积极性应当有所分析。科学的、实事求是的积极性应当保护、鼓励；盲目的、缺乏理性的积极性则应防止、制止。马克思主义者鼓励积极性靠的是真理。马克思说过，革命时期容易办蠢事。列宁也说，要正视这些蠢事，并及时加以纠正。」

柯庆施插言：「按洛甫同志的意思，我们去年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全党全民办了蠢事？」

对于柯庆施的挑衅，张闻天不予理会，而说，「产生缺点的原因可以讲得具体些，其后果也是多种多样：比例失调是指标过高，求成过急；「共产风」主要是混淆了所有制和按劳分配两大问题；虚报浮夸、强迫命令是不允许讲真话、不允许怀疑所致，否则就扣上「右倾」、「观潮派」、「秋后算帐派」等帽子。如钢铁指标过高，其它指标也被迫跟着高，造成全面紧张和比例失调；基本建设战线过长过大，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的做法浪费太大，工程质量也差，报废的半截子工程不少；去年一下子新招工人二千多万，给城市供应造成很大压力；工业战线人浮于事，有的甚至无活可干；企业产品不配套，任务朝令夕改，不能体现产品价值，半成品积压浪费严重；产品质量下降，市场供应紧张，物资储备减少，财政结余用光，外贸出口萎缩。「全民炼钢」不单是赔了五十个亿，最大问题还在于九千万人上山，使农业蒙受损失，丰产不丰收。去年什么事情都提倡全党动员，全民上阵，甚至要求「全民写诗」，「七亿人口七亿诗人」，搞得老百姓不厌其烦。」

曾希圣插话：「大家都听到了，张闻天同志把去年的大跃进描写成一片黑暗，我坚决不能同意。」

廖鲁言也随声附和：「去年辛辛苦苦干一年，被说得一无是处，体无完肤。」

张闻天只是温和地看曾希圣、廖鲁言二位一眼，继续说：「对于去年出现的问题，应该从思想观点、思想方法和思想作风上去找原因，这样才有利于总结经验教训，避免今后重犯错误。强调主观能动性要有节制。强调过了头，不顾实际情况和条件，就成为主观主义，精神万能。好大喜功也是可以的，但要合乎实际，否则就会弄巧成拙，欲速不达，好心办坏事、蠢事。」

柯庆施插话：「洛甫同志，你是指去年的大跃进弄巧成拙？是坏事和蠢事？」

张闻天不理会柯庆施的刁难，继续说：「领导经济工作，光靠政治挂帅不行，还是要按照客观规律办事。有的人根本不懂经济规律又看不起经济规律，公然说不用算经济帐，只要算政治帐。这是不行的。今天总结经验教训，尤应从经济规律上进行探讨，不要再不懂装懂。」

李富春插话：「你这是在教训党中央和毛主席。」

张闻天又温和地看李富春一眼，继续照自己的思路说下去：「许多事情我们缺乏常识，又满足于外行领导内行。不能随意推翻事物的规律，更不能随便吹牛。生产措施要有科学依据，光用土办法蛮干不行。蛮干是要死人的。要学会尊重科学，尊重知识。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之类的话，要谨慎。吹出去了，又做不到，有损威信，失信于天下。」

柯庆施插话：「你这是公然反对政治挂帅，反对超英赶美，我要和你辩论！」

张仲良插话：「你讲得不对！就以我们甘肃省为例，一九五七年之前，我们甘肃不产一吨钢铁，去年我们搞了五万吨！难道还不是大跃进？去年我们全省粮食也增产了百分之四十一，我们破天荒不再从外省运进粮食！」

一直在认真听取张闻天发言的周小舟和周惠，这时眼睛都睁大了：这个张仲良，还在红口白牙当众讲假话？去年甘肃粮食增产百分之四十一？

你那个省明明有十几个县份严重缺粮，在饿死人，兰州军区出动大批军车从外省替你们紧急运粮，你却在庐山上如此厚颜。

张闻天也了解甘肃当前的饥荒情况。他没有理会张仲良这种无耻的省委书记，继续说：「毛主席在四月上海会议上，号召全党干部学习海瑞，敢于为民请命，敢于提出不同意见，要舍得一身剐，不怕革职，不怕开除，不怕坐牢，不怕离婚，不怕杀头，叫做五不怕。这是对的。但光是要求不怕杀头还不行。人总是怕杀头的。被反动派杀头流芳千古，被自己的党杀头却会遗臭万年。所以问题的另一方面，是要领导上造成一种气氛、环境，使得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形成生动活泼、自由交换意见的局面。」

柯庆施眼神阴森地插话：「洛甫同志，你这是向党要求自由。你是不是觉得党内不自由？在阶级社会里，自由有两种，资产阶级有了自由，无产阶级就会失去自由。」

张闻天等柯庆施住了口，才又坚持讲了下去：「必须在全党干部中提倡讲老实话，办老实事。这个问题对我们执政党特别重要。我们不要怕没有人歌功颂德，讲我们共产党英明、伟大。怕的是人家不敢向我们提出不同的意见。决不能因人家讲了几句不同意见，就给扣上种种帽子。是否提错了意见，就一定是观潮派、机会主义、右派？一个人是否真有问题，要经过一定时间的观察。这样做，对团结干部有利，对工作有利。总之，民主空气、集体领导、集体智能至关重要。根本问题在于健全党内民主生活，使之制度化……」

李富春插话：「洛甫同志，你今天的发言和彭老总的信相呼应！当然你更有理论，比他更深刻、全面、系统！」

张闻天见把他和彭总扯到一起，在发言的最后一段，干脆来了个坦承相认：「彭总的信，我是支持的。他是我们党的大英雄，也是我们民族的英雄人物。他的信中心内容是希望总结经验，改进工作，本意是很好的。

至于「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提法，不提可能好一点，提了也可以。去年全国大刮「共产风」，难道还不算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

柯庆施的政治秘书张春桥脑子快，笔头活。散会时，他已替柯书记总结计算出来了：「张闻天的三小时发言八千余字，讲成绩只有二百七十余字，用了三十九个「但」字，十三个「比例失调」，十二个「生产紧张」，一百零八个「损失」和「很大损失」，以及一大批「太高」、「太急」、「太多」、「太乱」等字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