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周恩来矫正毛泽东

周恩来邀隋静跳了一曲探戈。隋静身子柔软，舞步轻盈，配合默契。

没等舞会散场，周恩来就由警卫秘书陪着，一路步行回了「马歇尔别墅」。称「马歇尔别墅」太过殖民味，应称作牯岭西谷四百二十二号。他把江西小表妹留给了主席。主席诗人气质，感情丰富，喜欢漂亮的人儿，只要蓝苹不出面吵闹，大家早习惯于睁只眼、闭只眼了。如今可不要小看了这个蓝苹罗，她在党内什么职务都没有，和毛主席也早分了居；但主席经常派她协助康生处理一些极机密、极重要的案子。比如一九五四年年底秘密逮捕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杨帆，一九五五年党代会期间逮捕上海市委副书记潘汉年，她都起了关键性作用。又如去年黄敬同志在广州不明不白地「突然病逝」，至今一团迷雾。黄敬才四十六岁，平日身壮如牛。死因不明也没让解剖，当天就火化了。黄敬原名俞启威，浙江绍兴人。一九三二年在青岛从事地下党工作时曾和一个名叫李云鹤的女子结婚。不久两人分手。

李云鹤去了上海投身演艺界，艺名蓝苹，后又投奔延安，改名江青；俞启威则化名黄敬，到北方局工作，成为得力干部。一九四九年初天津解放，黄敬是天津军管会主任、天津市市长。不久调中央任国务院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国家技术委员会主任、党的八届中央委员。可周恩来明白，蓝苹作为主席夫人，对自己的这个年轻有为的第一任丈夫，怎么看怎么刺目，心里不舒服……广州方面去年曾经有人私下议论，黄敬同志属于「暴卒」。真是令人不寒而栗。

庐山第一晚，周恩来吃了安眠片，仍迟迟没能入睡。他本是个在汽车上都可以睡着的人，平日很少失眠的。或许这山上的空气太过清新，使人的大脑皮层处于兴奋状态？或许仍是那个近年来一直苦缠着他的大是大非问题，硬在寻个水落石出？

是了，正是去年春天，毛泽东主席反掉了他周恩来和陈云的「反冒进、反左倾」，才发动起了全党大跃进、全民大跃进。整个儿就像在赌气耍泼似的：你不是要「反冒进」吗？我偏给你来个大跃进！你不是强调经济建设要注意综合平衡，要按经济规律办事吗？我偏要打破你的所谓规律、所谓平衡！按照辩证法，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人类的活动是从无规律到有规律，并在不断打破旧有规律的过程中得以前进。革命就是打破规律。共产党人就是一切旧有规律的永不疲倦的破坏者。

似是而非，歪理常常成为正理。辩证法常常沦为无往不胜的诡辩术。

可是这话，能对毛泽东主席说吗？又有谁敢在毛泽东面前提到他的「思想」充满了诡辩术？

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几年的国务院总理当下来，周恩来已是备尝艰辛、心力交瘁了。除了一次差点送掉性命的一九五四年万隆亚非会议，加上一次前后历时三个多月的一九五五年日内瓦会议，他在国际舞台上意气风发、纵横捭阖，为新中国打开外界局面，获得过众多的喝采；在国内事务上，他简直是动辄得咎、如履薄冰了。

地位也几度岌岌可危。原以为啊，高、饶事败（高自杀、饶被囚），去掉了那个妄图爬到他头上的「二皇帝」，前进路上已无障碍，他和陈云同志可以率领整个国务院系统，在毛主席的思想指导下，在少奇同志的默契配合下，集中精力、发挥才智于国家经济建设大计，为党和人民好好干下一番事业。这本该是他一展平生抱负、创下辉煌政绩的岁月……一个他和少奇同志都没有预料到的情况出现了：多年来反复宣称要退出一线、退居二线从事理论研究的毛泽东主席，竟是早就按捺不住似的，忽然抢到最前线来直接干预、指挥经济工作。原先是让高岗代他上阵，现在是亲自披挂上阵，连个缓冲、回旋的余地都不给了。毛泽东主席的脾气也越来越乖张，喜怒失度，反复无常。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他明明在政治局会议上同意了刘少奇、邓子恢提出的对山西、浙江等地不顾条件一窝蜂闹起来的几十万个农业合作社进行整顿，允许解散；可是过了半个月，他却当众斥责刘少奇、邓子恢两人是合作化道路上的「小脚女人」，「绊脚石」，「步履蹒跚，必须大喝一声，推上一掌」。他派自己的政治秘书陈伯达去兼任农业部副部长，主持全国合作化运动。陈伯达是个书生，根本不懂农业，典型的外行领导。他更撇开中央分管农村工作的刘少奇、邓子恢，组织编撰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作为全党的农村工作手册，亲自写了两篇社论，并替收进该书的文章写下一百零四条思绪狂乱的按语，比如「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人多好办事」、「群众中蕴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那些在革命时期还只会按常规走路的人们，对于这种积极性一概看不见。他们是瞎子，在他们面前出现的只是一片黑暗。」「这是大海的怒涛，一切妖魔鬼怪都被冲走了。社会上各种人物的嘴脸，被区别得清清楚楚。党内也是这样。」……一九五六年一月，毛泽东亲自率领谭震林、陈伯达等人制订出了雄心勃勃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要求在十二年时间里，粮食产量由一九五五年的三千六百五十二亿斤，增加到一九六七年的一万亿斤，增长二点九倍；棉花产量则由一九五五年的三千零七万担，增加到一九六七年的一亿担，增长三点三倍。

不久，毛泽东又指示以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为首的另一组人马，提出了一份〈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十五年远景规划〉，规定：到一九六七年，工农业总产值增长五点六倍；钢铁产量更是要由一九四九年的十九万吨，一下子跃进到一九六二年的二千七百万至三千万吨，到一九六七年达到五千万至六千万吨。

毛泽东制订出上述两项想入非非、脱离实际的经济发展计画，有意忽略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子恢、李先念等人的务实看法。在国务院的十位副总理中，只有邓小平、李富春二位表示赞同。

使得周恩来、陈云的国务院系统更为棘手的是，毛泽东在制订上述「纲要」、「规划」的同时，更是号召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大大加快经济建设的速度，指示反对右倾保守，反对少、慢、差、废，提倡鼓干劲、争上游，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于是全国各省市的党政大员们立即跟进，纷纷向国务院报新计画、立新项目，把一些原本是第二个五年计画，甚至是第三个五年计画才开工兴建的大型工程，提前到一九五六年来上马，要求国务院给经费、给钢材水泥。有的还提出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大干快上，恨不得一个晚上就能建成社会主义。一时间，全国上下，摩拳擦掌，干劲冲天，一片昏热。

面对毛主席提出的一系列天文数字般的高指标，各地干部头脑发烧，负责实际经济事务的周恩来、陈云等人直冒冷汗，无所适从。一向慎言慎行的周恩来在总理办公会议上，苦笑着说：根据什么把粮食产量、钢铁产量订这么高呢？西方工业发达国家的西德和英国，目前也还没有年产钢铁两千万吨。人家是什么样的基础？我们又是什么样的基础？要求五年之内，我们的年产钢铁二千七百万吨到三千万吨，真是匪夷所思！况且钢铁产量的吨位并不能说明一切。德、英两国虽然年产钢铁都不到两千万吨，但他们钢材品种多，什么机器都能生产，这才是真正的工业国力！不然，就算能炼五千万吨，但都是些粗钢，品种上不去，生产不出好的机器，又有多少用？高指标呀，高指标，主席就是图个多、快，丢了好、省，到时候怎么收场？

言下之意，毛主席不懂工业，不懂经济，又偏偏要抢到第一线来充当总指挥。幸而纲要也罢，规划也罢，到底还是要由最高行政机关国务院来落实、执行。几位经济当家人坚持务实、头脑清醒。还有刘少奇也算头脑清醒。他们共同觉察到，党内已滋生出一股来势凶猛的左倾冒进倾向；并预感到：一九五六年国民经济计画，经毛主席一再催迫所提出的各项指标，将如一批出笼的饿虎扑向国家有限的资金和原材料，潜存着巨大的危机。当务之急，在于反左倾、反冒进。

于是在北京政治舞台上，出现了有趣的格局：毛泽东主席到处刮加速经济建设之风，煽多快好省之火；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副总理陈云却到处搞消防，设法降温、退烧、熄火。

一九五六年年初起，周恩来一反他在毛泽东面前小心翼翼的习性，表现出来罕见的政治勇气和责任心。他首先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旗帜鲜明地告诫副总理们和各部委办负责人：各地都在反右倾、反保守，出现了贪大贪多贪快的急躁冒进情绪，我们可不要头脑发烧呀。就这么一点家底子，一九四九年全国钢产量才十九万吨，去年好不容易搞到了三百九十万吨，加上几百万吨水泥，一千多万吨煤炭，若依了下面狮口大开，恐怕连十个省市都满足不了。还有二十来个省市呢？中央的重点建设项目呢？拿什么来保障？搞经济建设要从实际出发，按经济规律办事，有多少米煮多少饭。不能一窝蜂，不管不顾，一轰而起，搞万马奔腾。上马容易下马难呀，到时候造成经济损失，难于估算，国家要吃大亏。

此后周恩来更反复强调：绝对不要提出提早实现工业化的口号。冷静算一算，确定不能提。不管是十二年远景规划，还是今明两年的年度计画，都不要胡吹海夸。对群众的积极性不能泼冷水，但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各部委专业会议提出的计画数字都很大，不要搞竞赛，请大家冷静下来。

周恩来率领国务院的副总理们，公然与毛泽东主席对着干，反其道而行之了。二月十日，周恩来再次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抓住本年度一系列严重脱离物资供需实际和破坏国民经济整体平衡的高指标，果断地进行了删减、压缩。其中基本建设投资，原本国务院上报中央主席审批的款项为一百一十亿元，却被毛泽东主席一路追加到了一百七十三亿元。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和陈云征得大家的同意，咬了咬牙，压缩为一百四十七亿元。李先念、薄一波等人甚至要求退到底，退回到原来的一百一十亿去。周恩来摇着头苦笑说：先念呀，你是个实干家，有人讲我们国务院已经成为「促退委员会」、「压缩委员会」。我倒甘愿背这个名声，但我们还要过主席那一关呢。

修订后的〈一九五六年国民经济计画案〉呈送毛泽东主席审批。毛泽东翻了翻，一看将他原先定下的一百七十三亿基本建设投资，压缩成一百四十七亿，眼睛都气乌了，随手批下几个怒气冲冲的大字：不看，没有意见，退回！

龙颜不悦，但报批手续完备。周恩来、陈云领着国务院系统人马，硬着头皮干下去。经济问题毕竟不同于政治问题，况且是对国家、对人民负责任，不是胡整。到了四月中旬，全国各地在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大搞快马加鞭齐头并进，所引发出来的恶果已经日显严重：国家财政吃紧、钢材、水泥、木材等主要建筑材料供不应求，国家资金和物资储备日渐短缺。面对如此严重的局面，周恩来、陈云心里有数：压缩后的一九五六年国民经济计画仍然是个冒进计画，相应的〈农业发展纲要〉和〈十五年远景规划〉两大方案，也同样是冒进了。

症结在于毛主席。毛主席昏热，全党昏热。要使这种不顾国家财政、不顾主客观条件、一味追求加快加大建设步伐的热潮退烧、平息，最大的困难在于需要劝说毛主席带头退烧。周恩来寄希望于正在埋头起草「八大」政治报告的刘少奇同志。如果少奇同志态度鲜明地支持国务院压缩经济指标，或许能促成毛主席实事求是地思考问题。

周恩来找到少奇同志诉苦说：「整个经济建设形势严重，贪多贪大，急于求成，全国刮热风。我和陈云、子恢、先念、一波像救火队，到处扑火苗。国务院成了促退委员会。不是促进，而是促退，退到合符实际，有多少财力办多少事，有多少钢材、水泥上多少项目。可是主席那里怎么办？他对我们越来越无耐心……」

刘少奇对周恩来、陈云等的处境表示理解和同情。他建议周、陈在下次政治局会议上把问题摊开来谈，直接向毛主席汇报情况，陈述利弊。不然你们勇于负责、辛辛苦苦地干了工作，反而可能闹下误会，甚至被人指为与毛主席的方针背道而驰，另搞一套，问题就更麻烦、更难于解决了。

刘少奇说，如今在毛主席周围，有一整批主张经济建设可以打破常规、加快速度、齐头并进的同志呢。邓政委、谭震林、陈伯达、康生、罗瑞卿、胡乔木、廖鲁言、陈正人等等，都是。在下面的则有柯庆施、李井泉、陶铸、王任重、韦国清、吴圃芝等等。都恨不能几口吃成个大胖子，一晚上完成工业化，建成社会主义。恩来啊，你和陈云同志要有思想准备呢，党内要刮风，不是一两个人的事，关键是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

少奇同志对党内的干部人事，从历史到现状，确是了若指掌。可以说，毛泽东主席对经济建设贪大图快、急于求成的心情，很大程度上，也是被他周围的这批「文痴」和「武痴」所激励出来的。

四月二十九日下午三时，在颐年堂开政治局扩大会，研讨经济工作。

毛泽东主席一一点名，除朱德、邓小平、彭德怀、林彪、罗荣桓五人因事因病请假，人员到齐。刘少奇主持会议，照例先请毛主席讲话，谈经济形势。

毛泽东说：「我也不谈什么形势好坏等等了，报馆天天都在发消息。

我这里要直奔主题。今年年初，国务院报给我一个一百一十亿的基本建设投资方案。我根据各方面的要求，建议定为一百七十二亿，批了。当时周总理、陈云副总理们都是同意的，并没有反对嘛。可是到了本月中旬，周总理和陈副总理们却给了我一个回马枪，把全国基建投资压缩成一百四十七亿，又报上来让我照准。把本主席当木偶了？还是泥菩萨？对不起，此次我只批了几个字：不看，没有意见，退回。我惹不起，还躲不起呀？和为贵嘛。你们压缩、停建了那么多的重要项目，各省市怨声载道，还有骂娘的，电报、状子都告到了我这里。怎么办？我不忍心泼下面的冷水，打击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你们不是搞了个促退委员会嘛？本人也向国务院同志看齐，效法搞个促进委员会，与之抗衡。可不可以？不是口口声声强调什么综合平衡嘛？你那边厢念促退咒，我这边厢唱促进经，也算一种综合平衡。考虑到各省市同志的意见和要求，劲可以鼓，不可以泄，本主席再次郑重提出：今年的基本建设投资，定为一百八十个亿。一百八，发一发。周总理、陈老板、还有各位同事，以为如何？

毛泽东一番开场白，说得陈云、邓子恢、李先念、李富春一班子副总理们眼睛都发急。他们忧心如焚地想把日益失控的经济形势控制住，最高领袖却不管不顾，唯恐漏子、乱子捅得不够大。

周恩来保持着他遇事不惊的平静。不惊是表面，内心里也是砰砰鼓响。要在平日，遇上毛主席这么一番冷嘲热讽的数落批评，他早就低头认错，表示愿意检讨了。这次却不，周恩来非但没有认错，而是当着毛主席的面，诚恳而坦率地摆出了自己的看法。他首先简要汇报了当前国务院所掌握的基本建设资金及钢材、水泥、木材、工程技术队伍等方面的情况；之后说：搞建设，各省市自治区热情高涨，都要求多列项目，多上工程，这是主席去年以来指示加快建设步伐，反对右倾保守带来的好形势、好格局。另一方面，正如主席经常指出的，要注意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就是党内已有一种急躁冒进的情绪在蔓延，不管客观条件是否许可，而盲目要求中央增拨资金，增拨钢材、水泥。如果中央不注意克服这股急躁冒进风气，盲目追求高指标、高速度，势必造成资金短缺、钢材水泥短缺等严重情况。如果放手让一些计画外大型项目上马，到时候就会停工待料，成为半吊子工程，几万人马陷在那里，上上不去，下下不来，给国家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或许有的同志说，我们可以加速建些钢铁厂、水泥厂嘛。但建一座大中型的钢铁厂或水泥厂，至少需要花上七到十年的时间。基建工程一旦上马开工，天天张开大口嗷嗷待哺，是没法子等上七到十年的，这是常识。所以搞经济建设，不能万马奔腾，齐头并进。而要一马当先，万马跟进。

毛泽东总算耐着性子听完了周恩来的发言，心里很不是滋味。周恩来总是打着拥护、赞同的旗帜，从中塞进自己的一套。明明是要给各省市的建设热潮刮冷风、泼冷水，却又标榜是在真正爱护下面的积极性：「恩来啊，快马加鞭，万马奔腾，齐头并进是我提出来的，你不同意没有关系。

我们言论自由，各人保留。请教你的一马当先，万马跟进，是什么意思？」

周恩来额头上已冒出来一层细细的汗珠子。他掏出手绢来贴了贴：「主席的快马加鞭我衷心拥护，反对右倾保守我举双手赞成。问题在于国务院、国家计委要算账，要拿得出资金和钢材、水泥来。国家底子雹基础差，许多事情急不得。一马当先就是原材料当先，煤炭、电力、运输要当先。先有了煤炭、电力、运输，才能多产钢材、水泥。有了钢材、水泥，才能上基建项目，就是这个道理。」

毛泽东还很少被周恩来这么软磨硬顶过。但在政治局会议上，又不便当众发作。但登时脸色阴沉下来：「今天我开宗明旨，主张今年的基建投资追加到一百八十个亿，恩来同志摆出一大套理由来搪塞、反对。若依了恩来的高见，我们的经济建设就只好按部就班，老牛破车，亦步亦趋了。

但也不是一马当先，煤炭、电力、运输、钢材、水泥，至少是五马当先罗。可见逻辑混乱。少奇、陈云、富春、还有先念，你们几位的看法呢？」

刘少奇恭敬地看毛主席一眼。主席指头捏着根云烟欲吸，他连忙擦亮火柴凑上去，帮着点燃，之后自己也燃上一支大前门，坐正了身子，才说：主席加快建设步伐的主张我是赞同的。搞建设是办喜事，要放鞭炮，不要泼冷水。我们既要爱护地方的积极性，又要考虑到中央财政上的困难。

在这方面，总理和陈云同志是当家的，知道油盐柴米，筹措不易。当前是既要反右倾保守，提倡多快好省；又要防止急燥冒进，丢了主席一贯提倡的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好传统、好作风。如果允许各地大上项目，遍地开花，到时候资金、原材料都到不了位，而中途停工，就被动了，造成的经济损失、物资浪费会相当严重。

陈云紧绷着脸，谁也不看地说：「搞建设，做热锅上的蚂蚁，火烧屁股似的，争着抢着上项目，打乱了计画，到时候只怕谁都爬不出热锅子。

我认为还是做冷锅子里的蚂蚁比较好，起码不会被烫坏、烫死。」

陈老板不拘言笑，却比喻生动，会场上引发出轻松的笑声。只有毛泽东吃了苍蝇似的笑不出来。这时，周恩来、刘少奇两人都盯住了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示意他不要再曲意迎逢毛主席了，而应当鼓起勇气讲讲真话。

李富春迟疑了一会，挺了挺瘦小的身子说：「国家计委是管具体经济指标的。以目前计委所掌握的资金、原材料，基本建设的确不宜一轰而上，遍地开花。订指标，订计画，还是留点余地的好。」

毛泽东很不满意地瞪了李富春一眼。这个小老乡原先愿意紧跟，现在变了腔调……「先念同志，你是财政大臣，你的看法呢？不要紧，可以反对我的主张，你想讲什么就讲什么，相信我还是有点雅量的。」

李先念红了红脸，才说：「主席一向要求干部讲真话，做老实人。我最拥护。现在钢材、水泥缺口最大。国家财政缺外汇，又无法大批进口。

何况西方帝国主义对我实行经济封锁。老大哥那边也不大可能再扩大对我们的供应援助。根据年初订下的计画，今年要完成一百四十七亿的基建项目，会有很大困难。我看至今只能完成一百二十几个亿。薄一波同志在座，他掌握的数据更详细。所以，实在不能容许各省市都急切要求追加资金和项目了。参加革命前我是做木匠的，一堆打柜子的木料是绝对盖不起一栋猪栏屋或牛栏屋的。」

越是老实话越不好听。毛泽东沉得住气，示意薄一波也讲一讲自己的看法。薄一波是会议的列席者，主席不示意，他本不欲发表意见的：「少奇同志说，搞社会主义建设，是办喜事，要放鞭炮，很深刻。但喜事也有红白两种。去年山西大同修水库，没有技术人员设计，县社干部蛮干，结果大坝堆到一半就垮了，压死了十几个人，办成了白喜事。所以，搞建设，要讲科学，讲规律，不要盲目。」

毛泽东越听越倒胃口，再坐不住了。过去战争年代，周、陈、李、薄都是敢闯敢干、大有作为的人物，怎么到了和平时期，到了国务院领导经济工作，就一个个畏首畏尾，都成缩头乌龟了？难道搞经济建设，比指挥打仗夺天下还难？

毛泽东站起身子，挥了挥手说：「我看今天这个会，越开越泄气。再开下去，就是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悲悲戚戚了。什么红、白喜事，可怕得很。你们一面倒，不同意我把今年的基本建设投资列为一百八十个亿，我保留自己的看法。过了五一劳动节，我要离开北京几个月，找个清净地方住下，去修改两份大会报告，为「八大」做准备。一个是少奇同志代表中央要作的「政治报告」，一个是小平同志要做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工作再不抓紧，今年「八大」还是开不了。北京的事，就交给你们吧。好歹你们去干。是继续反对右倾保守，还是同时也反对什么急躁冒进，少奇、恩来、还有陈老板你们一起看着办吧。散会。」

什么决定、共识都没有达成。毛泽东主席一声「散会」，转身就走。

这可急了周恩来总理。他连忙快步跟了上去，在颐年堂通往菊香书屋的过厅里追上了毛主席。

周恩来说：「主席，是不是听我再汇报几句……」

毛泽东只是站下身子，脸孔并不转向周恩来：「基本建设投资被你砍掉二十几个亿，我主张的一百八十个亿也被你们顶到了南墙上。我都不战自退了，你们还要穷追不舍？」

周恩来苦着眉眼，以求告的口吻说：「主席，富春的话有道理，订计画，订指标，还是留有余地好。留些余地，到年终时提前完成，甚至超额完成，更可以激励人心，鼓舞士气。」

毛泽东不为周恩来的求告所动，仍是冷冷的说：「我主张今年基建投资一百八十个亿，决心不动遥」

周恩来见毛泽东如此固执己见，都快要哭了：「主席，搞经济建设不同于指挥作战，战争有战争的规律，经济有经济的法则，要注意综合平衡……失去了综合平衡，一切乱套，我这个总理就没法子做下去了。」

毛泽东这才吃惊地转过脸来，盯住周恩来问：你说什么？搞经济建设不同于打仗？我看又相同又不相同，规律也不能死记硬背，没有规律本身就是规律。还有，你说你的总理没法做下去了？什么意思？若是考虑成熟了，你可以给政治局写报告、递辞呈嘛。

周恩来知道自己讲错话了，连忙更正说：「主席，我刚才话说急了一点，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想强调一下工作上的困难……主席，你是知道的，我是个喜欢做事，喜欢忙碌的人。」

毛泽东听了周恩来的解释，却更生气了：「那你就是要以此来要挟本人了？恩来啊，我还是第一次领教你的要挟呢！你、我几十年的老同事了，你知道我的脾气，从来吃软不吃硬。放心，开「八大」，我还会保举你进中央政治局，提名你做党的副主席的候选人。至于你的工作，你自己想清楚了，合则留，不合则去，给政治局写个东西，大家作出决定。你可以去管政协、搞统战。但不能由我一个人说了算。我不做中国的史达林。」

周恩来见误解越闹越深，委屈得两眼泪光：「主席，我讲错话了，现在收回，认错。我不会给政治局写东西。我要在主席领导下，在现在的岗位上，为党和国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毛泽东见周恩来一下子急成这副样子，倒也动了动恻隐之心似的，脸色缓和了下来：「好了好了，「八大」前夕，也不宜闹重大的人事变动。

总理职务，你还是先安下心来做。对本年度的国民经济计画，你、我有分歧，暂存疑吧。相信到第四季度会有分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