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庐山清流众书生

一天傍黑时分，周小舟、田家英、李锐三人从黄龙瀑、三宝树一带散步回来，路过胡乔木所住的别墅，正好遇上胡乔木在别墅外送客。见了三人，笑说：「心到神知，心到神知，正想约你们来摆摆龙门阵！请，请。」

胡乔木江苏盐城人，一九一二年生，与周小舟同岁。一九三五年，两人同在北平加入地下党，胡任北平市地下团委宣传部长，周任北平地下工委宣传部长。一九三七年到延安后，二人又同时做了军委主席毛泽东的政治秘书，为毛泽东起草、修改了〈矛盾论〉、〈实践论〉。如果说，毛泽东思想靠「两论」起家，胡乔木、周小舟实为毛泽东思想的奠基者了。抗日战争期间，周小舟去了晋察冀根据地。一九四九年随大军南下，回湖南任省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李锐是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那时的省委第一书记由第四野战军第二副司令黄克诚兼。黄克诚调北京任全军总参谋长后，周小舟升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胡乔木则一直留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号称党内第一笔杆，成为陈布雷式的「文胆」，一路晋升为毛泽东主席办公室主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书记处候补书记。

胡乔木性情温和，为人儒雅，才情冠于一时却不忌才，且爱惜人才。

他和周小舟算挚友。年纪比他小的田家英、李锐都是经他力荐做了毛泽东的秘书。因之田、李都尊他为兄长。此次来到庐山，胡、周、田、李，自是诗词唱和，谈天说地，议论时政，才情横溢了。

说起来也是巧合，胡乔木所住的别墅，正是当年陈布雷任蒋委员长侍从室主任时在山上的住所。别墅不大，但布置得相当精雅，四壁书架，白木书台，文房四宝原样摆设着，甚有书香气息。

四人在客厅里坐下。即有服务员泡来一壶庐山云雾茶。胡乔木吩嘱服务员说：「多备些开水，我们四位都是茶桶。晚十二时，再备四份消夜，每人一碗阳春面，他们三位加辣椒，我的只放葱花。」

服务员退下后，胡乔木打开了话匣：「昨天有人来看我，说了两则河北、湖南的谚语。河北的谚语我大致上懂，湖南的我就摸不清头路了。河北人说：京油子，卫嘴子，保定府的狗腿子；湖南人说：长沙理手湘潭票，宁乡伢俚做牛叫！李锐你先不要忙于回答。我要考考家英，你我进北京已满十年，家英说说，京油子，卫嘴子，保定府的狗腿子，是什么意思？」

开篇不凡，话题饶是有趣。

田家英笑道：「幸而我们四人中没有保定府的，不然该抗议了。京油子，卫嘴子，保定府的狗腿子，我看吗，是讲北京遗老遗少多，说话油腔滑调，贫嘴贫舌，好论古今，又玩世不恭；天津俗称天津卫，京津门户，市井多刁钻之徒，巧舌如簧，能言善骗，与之交道，最要留心了；保定地方穷，过去不少人当二狗子、跟班、听差、太监、线民，抗战时期更是出了不少汉奸，因而落下不雅名声。」

周小舟摇头说：「民间俚语，以偏代全，常有很大的片面性。我倒要为保定府人叫屈了。三国时候的桃园结义，千古传颂，就发生在保定府地界上嘛。哪座庙里没有烂菩萨，哪口池塘没有王八？一个村落出了几名贼人，那村落就易被人称为贼村、贼窝，实在有欠公允。」

胡乔木端起茶壶，边为三人添茶，边说：「小舟所说极是。俚谚俗语，只能反映某些特定时期的地方民俗。李锐技痒了？好，你是长沙人，你来解说湖南人的谚语。」

李锐朝周小舟拱拱手：「小舟兄，你是湘潭人，要饶恕小弟冒犯了。」

周小舟哈哈一笑：「我才不在乎呢！主席、彭总，还有副总参谋长彭绍辉上将，国画大师齐白石，都是湘潭人嘛。对了，湘潭也出了孬种，军统特务沉醉就是一个。」

李锐说：「长沙理手湘潭剽，宁乡伢俚做牛叫，这句俚语的确很带地域偏见。是说长沙人见多识广，自以为是，不懂装懂，好为人师；湘潭人则是做牙行生意的多，在集市上妙舌莲花，活的说死，死的说活，强词夺理，无理也有理。据说和湘潭生意人打交道，易被迷惑，上当受骗还不自觉。另有一说，是讲湘潭人善于剽学偷师，你若不防备，其技能、秘诀、法术、学问即被湘潭人一番花言巧语，剽学而去，并据为己有了；宁乡伢俚做牛叫，是指宁乡的汉子土语生涩，性情执拗，遇事难通融，不易打交道。」

胡乔木问周小舟：「周兄对李锐的解说，有何评价？究竟是「票」还是「剽」？同音不同义呢。」

周小舟笑道：「他呀，真正的长沙理手，少不更事，牵强附会，似是而非。存疑吧。我以为是「票」而非「剽」。湘潭「票」，我听老一辈人讲，是清末民初，湘潭市面上流通过一种票据，坑了不少商家，因此得名。另外，湘潭南乡土语「骗」和「票」的发音相近，「票」就是「骗」。

李锐老弟说的「剽」，也不无道理。过去民间风气保守，技艺不传外姓，外姓有志者，只好剽学偷师了。但算不得湘潭人的专利。再说吧，以我们彭老总为例，他这个湘潭人却是一身正气，直筒子脾性，习惯直来直去，爱憎分明，厌恶拐弯抹角，尤其厌恶在党内、对同志也耍手腕，搞策略。

我听他骂过：娘卖屄！什么湘潭票？就是骗人、害人，讲一套，做一套！」

胡乔木忽然说：「我们的元帅、大将、上将，大致上都有各自的粗口吧？彭总喜欢骂「娘卖屄」，贺总喜欢骂「操鸡」，陈总喜欢骂「操蛋」，罗总喜欢骂「操娭姆」，徐总喜欢骂「操奶奶」，过去高岗喜欢「操姥姥」，王震同志喜欢「操老娘」。倒是没有听林总骂过，他身体不好，没有力气的罢。」

胡乔木的江苏口音的普通话温文尔雅，娓娓道来，引得座中大笑，声震屋瓦。

李锐笑得两手直拍沙发背，之后说：「我还有个补充，小舟同志也是湘潭人，但他书生报国，自小读经习史，信奉孟夫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而为诸侯，得乎诸侯而为大夫。」小舟和我谈过，孟夫子的「民本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是相通的。」

田家英深表同感地点着头。周小舟本人却说：「李锐啊，你当面和我说这些，我并不受用呢。倒是少奇同志是宁乡人，办事很认真，口语也好懂，显然不能归入「牛叫」一族。」

大家又笑了。正说笑着，服务员来请乔木同志接电话，说是美庐主席那边来的。

胡乔木暂时离席。周小舟、田家英、李锐三人不觉地把话题转到去年大跃进的成败得失上来。田家英说了他四、五月间回四川成都平原蹲点搞调查的情况。他发现直到今年开春，李井泉同志仍在强调水稻密植，越密越好。农民十分反感。去年明明因为密不透风减了产，今年还不肯服输？

他为此和李井泉同志发生激烈争论。李井泉同志争论不赢，竟搬出老资格，以势压人：老子当红二方面军师政委的时候，你还穿开裆裤哪！你以为你当了几天主席的秘书，就可以跑回来对省委领导指手划脚、说三道四？

对不起，你只是名副部级干部，还不算老几！再敢放肆，老子到主席那里去参你！气得田家英许多日子都说不出话。这哪里是争论问题嘛，堂堂政治局委员，省委第一书记，又是成都军区第一政委，去年搞得那样左，损失那样大，却至今不肯认错。天府之国的老百姓也都面带菜色，两百多万人患上水肿玻对于李井泉同志的工作作风，周小舟、李锐也是早有所闻，幸而不是直接的上下级关系，惹不起，躲得起。他们建议田家英把回四川调查的材料尽快写出来，及早报给主席。党内某些封疆大吏式人物，一方称王称惯了，很难听得进不同意见，有的甚至对少奇同志、周总理的指示都大打折扣。他们只听主席一人的。只有主席说了才算数……。这种风气，很不利党中央实行集体决策，助长的是一言堂、家长制，其后果已相当严重。

胡乔木接过电话返回客厅，对田家英说：「对不起，插断一下。主席问国家计委的那个李仲云，六月九日给他的那封信，我们看了没有？一万多字哪，对去年的大跃进持全面否定态度，勇气可嘉，动机也不算坏，能写这种信，党内第一人啊！李锐，你是替主席联系工交战线工作的，认识这个李仲云吗？」

李锐说：「见过几面，三十几岁，精明能干，有头脑。记得是国家计委基本建设局的副局长。去年因提过一些反对意见，计委主任李富春同志对他很恼火，调他去东北经济协作区办公厅当综合组组长，明显是降级。」

胡乔木说：「对了，李仲云正是以他综合组组长的名义，给主席上万言书的。家英，你看了李仲云的信，印象如何！」

田家英说：「不瞒各位兄长，读了李仲云的信，我感到愧疚。他在信中所反映的情况、意见，正是我们人人心中所有，又人人笔下皆无的。有如空谷足音，林中响箭。我们这些常年在主席身边的人，就没有勇气写出这种信来。」

胡乔木默默地点点头。

周小舟、李锐没有看过李仲云的信，见田家英评价这么高，遂问：「乔木兄，你这里有副本吗？可不可以拿来赏析赏析？」

胡乔木说：「有啊，正好，正好，一起来合计合计。主席电话里的意思，是要我们替他起个回信稿，讲不定要在党内传达的。」

说着，胡乔木起身去书房取来一个牛皮纸信袋，交给田家英：「家英你不戴眼镜，劳驾念一念。也不用全念。我已把重要段落划了道道，就念那些道道，如何？」

田家英抽出信来，竟是厚厚的一迭。于是，只拣乔木兄划了道道的段落念道：……很早就想给您写这封信，一直到现在才发出。我是一个普通党员，根据个人在实际工作中的体验，我想对目前的经济生活中发生的问题，联系到一些思想作风问题，提出一些意见，供参考……去年大跃进的问题，可能是从一九五七年冬刮水利建设台风开始的。这里提出两年水利化，那里就提出一年、甚至几个月实现水利化。其实当时很多人都知道这是做不到的。但许多地方大量的大、中型水库，灌渠、河流工程，在既无勘察设计，又无设备、资料的情况下，就大规模施工了，结果许多工程建成后毫无效果，或者成为半成品。比如去年一月，我去河北泺县调查时，亲眼看到该县为了修一条一百多里长的大灌渠，既未经勘测设计，又未经群众讨论，要挖掉一万多亩即将收割的小麦。我找县委反映，也未能制止祝结果，这条百里大灌渠，一场大雨全淤死了，破坏农业，还造成涝灾。但始终无人说半个不字……念到这里，田家英停顿一下说：「去年的大跃进，是从一九五七年冬的大搞水利开始的？我认为大跃进是从去年一月的杭州会议起，主公批周、陈的反冒进，一路批到五月的八届二次党代大会，国务院「四大金刚」大检讨，闹开来的。」

周小舟、李锐表示赞同。胡乔木苦笑笑说：「家英啊，继续念下去吧，大跃进从何开始，可以有民间和官方的多种版本嘛。」

田家英念道：大搞土法炼钢的运动，是一条失败的经验。国家经济力量的消耗太大了。几千万人抛开一切，苦干几个月，上亿吨的矿石，上亿吨的煤炭，上百万吨的钢铁材料，上百亿度的电力，几亿吨的运输力量……都白白消耗在没有效果的「生产」上了，得到的却是毫无使用价值的土铁。这是对国家元气的最大消耗。

胡乔木叹道：「此段可圈可点，可圈可点。」

周小舟说：「李仲云是个人才。党内缺少的就是这种不计个人安危荣辱的忠贞之士。」

李锐说：「此人可做国家计委主任，起码比李富春同志有胆识，敢挑担子。」

田家英说：「你这是书生之议。连周总理、陈云同志都顶不住，作了大会检讨。我看，只要谁听话，肯跟着瞎吹，谁就可以当计委主任……好好，乔木兄不用担心，我继续念。」

为什么主观主义可以在一些工作领域能畅通无阻？我觉得主要原因是，未能在党内造成一种坚持原则的气氛，在有些场合下，以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为特征的迎合情绪感到很浓厚。这种迎合情绪绝不能与党的组织性与纪律性相提并论。这是主观主义，亦即左倾冒险主义思潮能够滋长的思想根源。

胡乔木说：「好个李仲云，矛头直接指向主席了。」

周小舟说：「恕我直言，去年大跃进，全党上下，就是在迎合我们的大乡长吗。」

李锐说：「老夫子号召学海瑞。现在就出了海瑞了。但愿这次不要再钓鱼，引蛇出洞。」

田家英看李锐一眼。他继续念道：人民公社化也是一阵大风刮起来的。还有吃公共食堂，究竟有多少农民愿意？建议中央及时做出调查。农村劳动力和各种物资也都造成巨大的消耗。我到过辽宁金县郊区的一个生产队，共有百多户人家，去年初有猪三百多头，但今年只剩下九头，鸡鸭去年几乎杀光了。不难想象出社员的生活状况，是如何的困难……田家英念到这里，鼻头酸了，声音也有些发嘎。他四、五月间回天府之国的成都平原蹲点调查，鱼米之乡哪，社员一天三餐在公共食堂都是杂粮稀粥和青菜汤，一个个面带菜色，日子还不如解放前。

周小舟闭上眼睛，彷佛在为湖南今年不缺粮庆幸、欣慰。李锐则虎视眈眈地盯着田家英手里的信纸。

胡乔木在一册稿纸上埋头写着什么。他写字的样子甚雅，彷佛行云流水之态。

田家英又拣信的重要部分念了十来分钟。信的最后部分，李仲云直言不讳地批评近几年豪华的宾馆、饭店建的太多，领导人的特殊待遇越来越脱离群众，丢掉了艰苦朴素、艰苦奋斗的好传统。为了庆祝国庆十周年，单是北京一地，自去年起大规模兴建所谓国庆工程，包括重修天安门城楼和广场在内，共是十几个大项目，总投资恐怕有八、九亿之多，这可以建一个年产三百万吨钢铁的大企业或盖一千六百万至一千八百万平方米的职工住宅……田家英刚念完，周小舟、李锐还来不及发表感慨，胡乔木已替毛泽东主席草拟出了关于李仲云信的批示稿。他说：「草稿一个，主席要的。大家帮我推敲推敲，之后报主席改定。看能不能争取到主席的同意，把这封信及批示作为会议文件印发……注意了，这里用的是主席的口气。」

李仲云的基本观点是错误的，他几乎否定了一切。工业、农业、钢铁、粮食、人民公社、公共食堂、包括国庆工程，果真一无是处吗？大可质疑。但作为一位共产党人，他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满腔热情地写信给中央同志，希望中央采取步骤克服现在的困难。他认为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不过时间要长一些，这种看法是正确的。信的作者对计画工作的缺点的批评，占了信的大部分篇幅，我认为很中肯。十年以来，还没有一个人愿意和敢于向中央中肯定、有分析地、系统地揭露我们计画工作中的缺点，而要求得到改正的同志。我就没有看到这样一个人。我知道，这样的人是有的，他们就是不敢越衙上告。

周小舟听完这段批示稿，不禁击节叹道：「乔木兄，太好了，你这些年真是把我们大乡长的心性领悟透了。」

田家英尊敬地望着胡乔木：「这种文字，乔木兄写得最像。前面批评，后面来个热情肯定，保护了这封信和信的作者，着实高明。就看主公肯不肯用了。」

李锐提出一个补充：「可不可以最后加上一句，比如信的作者是否一位现代的海瑞？请同志们讨论、酌定。」

周小舟说：「好！这个结尾画龙点睛，补得有力。」

田家英说：「为文讲究凤头、猪肚、豹尾，算豹尾吧。」

胡乔木却摇摇头说：「加上去不难，我亦曾有过此意。但代主席草拟批示，这种点睛之笔，是要留给主席本人去加上的好。我们做文字秘书的人，要避免僭越。」

李锐却不服气：「什么叫僭越？上海会议时主席号召全党中、高级干部学习海瑞，发扬海瑞为民请命的精神，是那么的热切、真诚，会后还专门发了中央文件，传达到县、团级。听说主席还找过郭沫若同志，问他能不能写写海瑞。对了，乔木兄，你还代表主席去找过明史专家吴晗同志，请他写介绍海瑞事迹的文章，给《人民日报》发表吗。」

周小舟支持李锐：「上海会议时，大乡长专门从《明史》里摘出了〈海瑞传〉，作为会议文件印发了。他是动了真情的。我至今记得，他说学习海瑞为民请命，就要具备五不怕：一不怕开除党籍，二不怕革除职位，三不怕老婆离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杀头。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老子拉下马！我们共产党人自称是人民的勤务员，难道还不如封建时代的清官吗？大乡长言犹在耳，我是刻骨铭心了的。」

胡乔木摇摇头，缓缓地说：「依我之浅见，今年以来，主席多次提出学习海瑞，正是为了党内不出海瑞。目的在此。怎么可能让党内出现海瑞呢？说说容易，实际上是做不到的。」

田家英点着头：「我赞同乔木兄的「号召学海瑞，目的在不出海瑞」。他这见地深刻、独到。」

周小舟、李锐深受震动：「还有这一说啊，乔木兄一语道破天机？从来君无戏言，言出如山……」

胡乔木这时动了谈兴。相识满天下，知心能几人？小舟、家英、李锐，的确算是他的知音了。过去这一年，他有太多的感触，也只能在这个小圈子内一吐为快了：「去年的大跃进，凭心而论，是从主席批周、陈的「反冒进」发动起来的。至于共产风、公社化，则是从北戴河会议刮起来的。会前主席有齐鲁之行，对徐水县农村实施的军事化、大兵团作战的生产方式，亦即集体劳动、安营扎寨、挑灯夜战等，极为赞赏，要求各地推广。这期间，他还多次提到，公社化后社员们过集体生活，传统的家庭制度可以取消了。可见头脑发热的程度。去年的「两大元帅升帐」，「一切为元帅让路」，教训最为严重。钢铁产量翻番之风，是华东局带头刮起来的。柯庆施同志向中央保证，上海市一年可拿下三百五十万吨钢！真是海派作风。冶金部据此计算，一九五九年全国可产钢三千万吨，超过英国。玩笑不玩笑？可主席就是相信。促使主席下决心，何不今年就翻一番，先来个一千零七十万吨？当然这也和主席对周、陈、李、薄等人不满有关，用举纲张目的方法，打破周、陈的经济建设格局，带动全国的大跃进运动。

结果呢，九千万人上阵，花费几十个亿，炼出一堆堆李仲云信上说的没有使用价值的土铁、毛铁。事后有个说法，说建设社会主义缺乏经验，算交了学费。但这个学费也交得太昂贵了。」

周小舟见胡乔木说了心里话，很受感动地插言：「还是要承认规律，战争有战争的规律，经济有经济的规律，此规律不能代替彼规律。政治挂帅不能代替一切。主席去年批周、陈时，提出一种激进的观念：平衡是相对的、暂时的；不平衡是绝对的、永久的。我就很怀疑。但没有胆量公开质疑。如果从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观点看，搞经济建设一定要注重综合平衡。有如当家过日子，清早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把这七件事任意打乱，只要油盐不要柴米，日子就没法过了。去年是人为打破综合平衡，结果招致灾难。」

胡乔木说：「经济建设，怎么可以不要综合平衡呢？不遵守规律呢？

规律怎么打破？比如天体运动，月亮一定绕着地球转，地球一定绕着太阳转，还有金、木、水、火、土诸星，也都是以自己特定的轨道绕着太阳转。我相信银河系及银河系以外的整个大宇宙，亿万颗行星都是按照一定的轨道运行。这就是规律，怎么可以打破？说实话，去年我们就是在常识问题上犯了错误，受到教训。」

田家英说：「其实在战争年代，主公是很尊重规律的。先遵守战争规律，次遵守革命战争规律，再遵守中国革命战争规律——这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的名言，可惜他本人近年来似乎忘得一干二净。」

李锐说：「看起来，再伟大、英明的领袖，一旦不谦逊、不慎谨，忘掉一些基本原理，又贸然拿国家经济建设来做试验，于是就出现去年和今年这种全面紧张的局面。」

胡乔木说：「大跃进已矣！我看今年还提持续大跃进这类口号，是自欺欺人。关键在于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我向主席交过心，还是要肯定综合平衡，有多少米煮多少饭。人走路靠两条腿，一左一右、一前一后向前走。一条腿成跛子，两条腿一齐动，不是跃进，只能朝前蹦，走不远的。

要想跑得快，还是要靠全身的综合体力……主席当时是笑了的，说我这个关于综合平衡的比喻生动。」

周小舟深有感触地说：「主席常说，要戒骄戒躁，谦虚慎谨；要搞群言堂，不搞一言堂；要百花齐放，不要一花独放。去年的事，却是典型的一言堂、一花独放。自己的话，自己就没有做到。」

李锐说：「去年明明是在综合平衡上栽了大跟头，计委李富春同志今年春天提出「在运动中求平衡」，明显是一种迎合主席的遁词。主席却肯定这个说法，用以替自己五八年的错误辩护，不肯服输。」

胡乔木说：「去年陈云被迫作了检讨，说了违心的话：乱七八糟，总要过河的。现在看来，连河都过不了。人民公社，是主席视察徐水、七里营、碴岈山三地闹起来的。供给制、大锅饭、共产风、废除家庭制度等，也由此而来。今年却怪新华社记者乱发报导。可去年主席多次指示，报馆报导中央活动要及时，并责问为什么南宁会议、成都会议都没有见报？武昌会议公布全国粮食产量七千五百亿斤，陈云同志认为绝无可能，让我去向主席反应。我为了维护陈云同志，按下不表。结果今年上海会议我受到批评，而表扬陈云：真理有时掌握在一个人手里。可是我当时真要把陈云的反对意见告上了，我看陈云同志今年就恢复不了名誉。这就叫做：言行超前，非领袖之好，非干部之福。」

田家英说：「武昌会议时，书记处王稼祥找少奇同志，主张不要公布全国成立人民公社的决定，时机、条件都不成熟。王稼祥不敢直接去找主公，结果少奇同志转达了，主公大发雷霆，骂了些很难听的话。其实王稼祥同志是应当受到表扬的。结果却是三位最大的迎合者进了政治局，更助长了党内的迎合之风。反右斗争以后，讲真话的挨了整，人都养成说谎吹牛习惯。去年说谎吹牛吃香，登峰造极，蔚为奇观。」

周小舟说：「去年农业的高指标、浮夸风，是由上而下层层压下去的。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乡下刮共产风，拆房并居，砸了好锅炼废铁，简直是反动。」

李锐说「话讲回来，老夫子今年还是有了某种程度的自剩上海会议期间，一天聊天，我就冒失地问过老夫子：去年你真的相信一亩稻田就产十万斤谷子吗？他也没有生气，只是告诉我，是看了钱学森在《人民日报》上一篇文章，说科学利用土壤、肥料、阳光、空气和水，亩产可以超过四万斤。我是信了科学家的话……另外，吴冷西也告诉我，老夫子对他说了，去年主要得到教训，看来靠我们这些人搞经济是不行了……」

正说的热闹，计委主任李富春来了。大家起身相迎，一一握手。李富春也是来找胡乔木聊天的。

胡乔木一看手表：富春同志来得好，消夜时间到，我已通知厨房一人一碗阳春面，吃过再聊，吃过再聊。

李锐大声说：阳春面就是光头面，乔木作东，大家吃素。

田家英则朝周小舟、李锐使个眼色，意思是：「吃过素面，该告辞了。此公一到，话难投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