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离右派只有五十米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周恩来作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画的建议〉的报告。报告中删除了「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口号，把毛泽东制订的第二个五年计画（一九五八——一九六二）中的粮食、棉花、钢铁等各项高指标都往下作了压缩调整。毛泽东面对中央领导层多数人的共识，不得不勉强予以默认。应当说，由于周恩来、陈云等人坚持不懈的努力，加上刘少奇的支持，全国经济建设中的急躁盲目、左倾冒进的风气受到了遏止。

八届一中全会上，周恩来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

毛、刘、周、朱、陈、邓，形成新的集体领导核心。高岗当年雄心勃勃渴望得到、并因此丢了性命的党内交椅，周恩来顺理成章地稳坐上了。一中全会的选举花絮是，九十七名中央委员投票选举政治局委员时，毛泽东得了九十七票，是唯一的全票，说明他当仁不让地投了自己一票；刘少奇获九十六票，说明他谦逊地没有投自己一票。还有劳苦功高的国防部长彭德怀没有当选为政治局常委，党中央副主席。有人说彭德怀为人太耿直，太坚持党性原则，包括毛、刘、周在内，都是又怕他、又敬他、又有些讨厌他。

「八大」之后，毛泽东主席的主要精力倾注于一系列重大政治问题的决策上。鉴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波兰、匈牙利、民主德国都出现了因人民群众要求民主改革而罢工罢课、游行示威，演变成暴乱事件，共产党政权都是靠了苏联红军的坦克才得以维持住；毛泽东决定在中国实行一定程度的小民主、小自由，化消极为积极，变被动为主动。他先是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思想文化方针，提倡艺术民主、学术自由。紧跟着又号召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帮助共产党整顿三风，清除党内的教条主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一再要求全国知识分子、民主党派上书言事，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他还信誓旦旦地保证实行三不主义：不揪辫子，不打棒子，不戴帽子。

由于毛泽东主席带头煽鸣放之风，点鸣放之火，使得那些本来对共产党存有疑虑、戒心的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人士，解除了顾虑，解放了思想，广开言路，坦率地给各级党委领导提出批评意见，有的甚至公开提出了民主改革的主张。如《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发表了一篇〈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意见〉，言词尖锐地说现在国家成了共产党的「党天下」，国家主席、副主席，国务院的总理、和十二位副总理，由清一色的共产党员组成，没有一个民主党派人士参加，民主党派都放到人大和政协去挂名，也是有名无实；农工民主党的主席章伯钧则提出「政治设计院」，由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一起来商讨、设计国家的大政方针，共同决策；民主同盟副主席罗隆基则建议成立「平反委员会」，为在「肃反」、「镇反」、「三反、五反」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大量冤案、错案、假案平反。

著名的无党派人士、清华大学教授张奚若更是在鸣放中大胆陈言，直接影射毛泽东：居功自大，知识水平低，经验不足，又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好大喜功，就是什么事都喜欢「大」，一为形式要大，二为组织要大，其中又以形势要大最为突出，最受人喜爱；急功近利，就是提倡一切都要速成，要快，一马当先还不够，还要万马奔腾，不顾条件，要求遍地开花，齐头并进；鄙视既往，就是什么东西都要从解放以后算起，以前什么都是封建，都在打倒之列。好象马克斯出生之前，人类就没有文化似的。王羲之的字，赵子昂的画，李白、杜甫的诗等等，都是封建；迷信将来，将来一切都美好？一切都顺利？不见得。历史是一步一步往下继承的。将来也是有的发展，有的停滞，有的后退，有的消灭……说是毛泽东在《人民日报》上看到张奚若教授的发言报导，彷佛看到自己被人描了一幅活生生的画像似的，勃然作色，怒斥道：放屁！一个大学教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竟不知天高地厚，对我们指手划脚，想当共产党的教师爷？要说我们好大喜功，何错之有？我们就是要好社会主义之大，喜新中国之功，急人民群众之利！

不久，毛泽东把著名的民主党派人士、高级知识分子们为响应他的号召，并经中共领导人物们一再鼓励催促，而在中共中央统战部鸣放座谈会（共开了十三次）的发言，概括为「三大右派理论」：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储安平的「党天下」。毛泽东先在中央高层内部吹风说：帝国主义、蒋介石、跟右派是通气的。比如台湾、香港的反动派，对储安平的党天下，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是很拥护的。美帝国主义也很同情右派，想在右派中间寻找他们的代理人。

于是全国知识分子在大鸣大放、百家争鸣了四个来月之后，毛泽东一改自己当初作出的种种公开承诺和神圣保证，而直言不讳地说，那不过是自己的一种「阳谋」，以便「引蛇出洞，聚而歼之」，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小右派分子，既要抓辫子，又要打棍子，还要戴帽子，绝不施仁政。

从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五日起，毛泽东亲自起草了一系列的党内指示及多篇《人民日报》社论，并任命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反右斗争领导小组组长，层层下达指标（规定大学以上文教科研单位，右派人数不得少于百分之五），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腥风血雨的抓右派运动。

轰轰烈烈的抓右派运动一展开，全党全国又像回到战争年代，权力高度集中于一人，毛泽东又成为驾驭一切的最高统帅。再无人敢于发出不同的声音，同情右派者一律划作右派，决不宽贷。唯一一位反对毛泽东言而无信、出尔反尔大抓右派的，是孙中山先生的遗孀宋庆龄女士，先后七次上书毛泽东，要求共产党爱护民主党派人士和知识分子，以利国运祥和昌隆，以利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毛泽东对宋庆龄的劝谏相当反感，一度让周恩来去传话：宋先生如果觉得住在国内不舒服，可以请她考虑到国外去住一个时期。毛氏下了逐客令。周恩来出于对宋庆龄的敬重，并虑及国家形象，而没有替毛泽东传这个话。

由于毛泽东忙于政治斗争，以及应付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运的一系列重大变故，而放松了对经济工作的直接干预，使得周恩来、陈云的国务院系统得以正常运作，坚持反冒进、反左倾。也使得一九五七年成为经济工作成绩最好的年份，提前一年半的时间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画的所有经济指标。

可是，正当周恩来、陈云在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一九五八年经济领域继续反冒进，并向下调整第二、第三个五年计画的各项主要经济指标，从根本上把毛泽东主持制订的‘国民经济十五年长远规划’否定掉；毛泽东警觉了，苏共二十大彻底否定了史达林，现在中共党内是不是也有人想否定自己？因之，毛泽东在全国抓右派已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回过头来抓经济建设的速度问题。他坚信自己可以打破目前的局面，使经济建设来一个跃进。

毛泽东在十月九日三中全会的闭幕会议上，以总结讲话的方式，第一次对周恩来、陈云等人的「反冒进、反左倾」进行了公开批评。他先说了一通国际国内形势，反右斗争的胜利，突然话题一转：「去年这一年，我们也被扫掉了几个东西。一个是扫掉了多、快、好、剩再没有人提这个口号。不要多了，不要快了，连带好、省也扫掉了。好、省我看没哪个人反对，就是一个多，一个快，人家不喜欢，有些同志叫「冒」了。还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这个「四十条」去年以来不吃香了，有人想连锅端。端不端得掉啊？我很怀疑。端掉了也可以复辟。还扫掉了促进委员会。我曾经谈过，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各级党委会、还有国务院、各级人民政府，总而言之，「会」多得很，其中主要是党委会，它的性质究竟是促进委员会，还是促退委员会？我认为应当是促进委员会。有些同志热中于促退委员会。我看国民党才是促退委员会，共产党是促进委员会。去年那股风扫了促进委员会，现在可不可以恢复？要促退我们的，是那个右派的章罗联盟①，是右派同盟军，还有台湾的国民党，加上西方的帝国主义分子……」

毛泽东主席的总结讲话，像给了周恩来、陈云等人当头一棒，也像是一次突然袭击。又是发生在闭幕式上，毛一总结完，就宣布会议结束，中央委员们各自打道回府，周、陈等人连给自己辩解的机会都没有。把「反冒进」压缩经济指标，把半开玩笑性质的「促退委员会」，当成国民党和帝国主义、当成章罗右派联盟来批判，性质够严重的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面对毛泽东在闭幕会议上的突然袭击，唯有面面相觑，忍辱负重了。散会之后，他们也没有勇气、没有必要跟党中央主席作公开的辩论。不是不想，而是不敢。毛泽东敢和他们撕破脸，他们不敢和毛泽东撕破脸。

连凑在一起发牢骚、泄怨愤都不敢。虽然党的「八大」决议中也曾明确宣示了反对个人迷信和领袖崇拜，强调党中央实行集体领导；但在内部文件中又同时保留了毛泽东主席对党和国家重大决策的一票否决之权。因之大鸣大放也好，帮助党整风也好，全国开展抓右派也好，毛泽东一系列的重大举措事先都没有经过党中央的集体决策；只是事情闹开来后，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才顺应他个人的需求，来补作相关的文件、决议。谁也无法对毛泽东的绝对权力作出挑战。

一个月后，毛泽东亲自批改、审定了两篇《人民日报》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新高潮〉，〈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在全党、全国读者面前公开指责反冒进，号召人民批判右倾保守，在生产战线来一个大跃进。

十一月二日，毛泽东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出席苏联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祝活动及随后举行的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还有六十四国非执政的共产党领袖会议。副团长是宋庆龄和邓小平。让宋庆龄挂名副团长一起出访，算是毛泽东对她反对抓右派的意见未被采纳所作出的一种抚慰。

在莫斯科期间，为了起草六十四国共产党宣言中的关于资本主义制度能否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制度，毛泽东几乎和赫鲁雪夫翻了脸。双方争辩了十几天，中共代表团才以保留意见方式作出妥协，同意签署宣言。

十一月十七日，毛泽东在邓小平的陪同下，到莫斯科大学礼堂对近千名中国留学生作了一次著名的讲话，一方面声称「东风压倒西风」，「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你们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另一方面又说：「中国现在还一穷二白，科学技术文化都落后，农业、工业也落后，落后就要挨打、被欺凌、甚至被开除球籍。因此，新中国要下决心，争取在最短时间内富强起来，超过英国，赶上美国，成为世界强国之一。」

十一月十八日，毛泽东在莫斯科六十四国共产党代表大会上发言。他豪情万丈地说：「赫鲁雪夫同志告诉我们，十五年后，苏联的工农业主要产品产量，可以超过美国；我也要告诉大家，十五年以后，我们中国可以赶上或者超过英国。我和英国共产党主席波立特以及他们的总书记高兰谈过两次话。我问他们国家的情况。他们说现在英国每年产两千万吨钢。中国呢？再过十五年可能是四千万吨、五千万吨、甚至六千万吨，这样岂不是超过了英国吗？在十五年以后，在我们阵营中间，苏联超过美国，我们超过英国！社会主义就取得真正的胜利，我们就顶天立地……」

十一月二十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盛大酒会，为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同志们送行。酒会上，轻松亲切的气氛中，毛泽东对赫鲁雪夫等人说，他准备从国家主席的位子上退下来，在中国叫做退出一线，退居二线，去做些理论方面的研究。国家主席的继任人选嘛，朱德同志年纪大了，要照顾他的身体，多安排他一些休息。刘少奇同志是不错的，有可能继任，目前他是人大委员长，相当于你们的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还有，你们看，就是那个矮个子，我们的总书记邓小平，精力充沛、能力强，前程无量；你们一定会问起我们的周总理。周恩来办外交比我强，谈判很高明，在国际上形象不错，就是在我们党内，政治立场差一些，容易左右摇摆，历史上几次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他都有份，很卖力气……总而言之，今后，无论是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中的哪一位，到莫斯科来，你们都要像接待我一样，接待他们，我就很高兴，很感谢了，云云。

毛泽东在莫斯科向全世界发出「十五年内，中国超过英国」的豪言壮语，事先并未经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讨论。但事关社会主义阵营与帝国主义阵营的和平竞赛，是灭资产阶级的威风，长无产阶级的志气，北京的同事们只能热烈响应，坚决拥护。十二月二日，刘少奇代表党中央在全国总工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致词，向全国人民公布了「十五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的伟大战略目标。刘少奇一改过去稳健务实的作风，而效法毛泽东的豪气干云，提出在十到十五年的时间内，在中国实现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加上苏联超过美国，社会主义阵营将把帝国主义国家远远抛在后面。

毛泽东发出新号召，局势一面倒。又要刮风了，且这次风势迅猛，雷霆万钧。周恩来口头上赞成，心里却叫声苦也，不知如何是好。陈云嘴唇紧闭，一言不发，又要犯病了似的。国务院「促退委员会」的另几名大将李先念、李富春、薄一波等更是旁徨四顾，无所适从。

毛泽东一行返回北京后，毛在苏共政治局送行酒会上那番关于中国党领导人事的议论，终于传到了周恩来本人耳里。周恩来十分震惊、愤懑，简直是不可思议：和毛共事已近三十年，自己兢兢业业，谦恭礼让，毛却仍然记旧账，仍然认为自己是个机会主义分子，政治立场不坚定的人！三十年换不来一颗真诚的心，一份政治信任……而且是当了老大哥政治局委员们的面去谈论，近乎人身攻击，等于把他周恩来的所谓问题向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领袖、全世界兄弟党领导人公开了出去。怎么可以这样！难道不算严重违背党的纪律！也不符合起码的外交礼节。今后他周恩来还怎么去莫斯科会谈？人家会不会认为，连你们的党主席都不信任你，你还有什么代表性？

周恩来涵养再好，再阴柔圆融，终归咽不下这口气。毛主席对自己的猜忌、记恨是根深蒂固的了。他必须悍卫自己的人格名誉。他决定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写封信，表明自己对此事的看法。当然事情须尽量缩小范围。

毛、刘、朱、陈、邓，加上自己总共六个人。信要简，不直接指向毛主席，而只诉说自己的委屈，作些简明扼要的解释。

周恩来花了一个通宵，字斟句酌，写出了给政治局常委会的信。信首先送达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手中。邓小平阅后画了个圈，写下五个字：送少奇同志。之后密封好，派机要秘书送达刘少奇。刘少奇阅后画了个圈，密封好，派机要秘书送朱总司令。陈云恰在朱德处，便一起看过了。朱德同意陈云意见，应送毛泽东主席本人。如毛泽东同志的确在莫斯科说了那些话，建议和恩来作一次同志式交谈、沟通，彼此解除心结，以利今后工作。周恩来的信再转回到刘少奇手中时，刘少奇挠头了。他原不打算把信转给毛主席本人，在几位常委中传阅一下，给周恩来一个安慰，即存档算了。因刘少奇已敏感地察觉，毛对周在经济工作中一再反左、反冒进、压指标、砍投资、减速度一套，已忍无可忍，马上就会有一次总的爆发。现在再把周的信送上去，不胜如送上了导火索去引爆？但总司令和陈老板都主张送，自己若擅自压上，又要担着很大的干系。

刘少奇权衡利弊，咬了咬牙，把周恩来的信转给了毛主席。好在毛主席从苏联回来不几天，就到南方视察工作，也是避寒去了。住在杭州西湖第一名园刘庄，准备开一次中央工作会议。

一九五八年一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经毛泽东修改审定的元旦社论〈乘风破浪〉，进一步向全国人民宣传「十五年赶超英国」的口号。

称英国是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一八七 0 年产钢二十二万吨，一九五七年达到两千零九十九万吨，估计到一九七二年可达到三千六百万吨；我们中国呢？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时，年产钢铁十九万吨，到一九五七年已达五百三十五万吨。到一九七二年时，要达到四千万到四千五百万吨。十五年赶超英国，就等于新中国只用二十三年的时间，完成英国一百零二年所走过的路！一百年前，英帝国主义凭藉它的钢铁生产出来的军舰大炮，冲开了中华帝国的大门，率同八国联军攻占清王朝首都北京，火烧圆明园，洗劫紫禁城，之后与列强一起瓜分中国，中国人民因此遭受了整整一个世纪的苦难和凌辱！现在，毛主席号召赶超英国，长中国人民的志气，灭西方帝国主义的威风，全党、全国人民能不意气风发，热血沸腾？！

舆论造足，毛泽东随即召开一系列会议，来清算周恩来、陈云为首的国务院领导班子所推行的反左倾、反冒进的方向路线错误。

一月三日至四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因在北京为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做准备，并未出席。毛泽东发表讲话，当着中央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的主要负责人的面，疾言厉色地说：「这次会议，两位反冒进的头子没来，李先念、薄一波来了，但不是头子。反冒进反了一年多，反掉了多快好省，反掉了农业发展纲要，反掉了促进委员会。我和邓总书记、谭震林、陈伯达、还有柯庆施等等是促进委员会，周恩来、陈云、李先念、薄一波等等是促退委员会。一年来你们促退委员会大行其道，给全国人民大泼冷水，是百分之百的右倾，和社会上的右派分子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大家可以看看清华大学教授张奚若的攻击言论，两相对照，就可以明白其中奥妙了。我的这个意思，去年九月在八届三中全会闭幕式上就说过了，人家听不进，当成耳边风，继续反冒进，压指标，砍投资！这里，我要向周恩来、陈云等同志喝一声：你们离右派只有五十米了！还不悬崖立马，回头是岸？」

杭州会议不久，毛泽东一行人抵达广西僮族自治区首府南宁，住进人民公园内的明园。他召来了九省二市的党委主要负责人，从一月十一日至二十二日，举行了为期十三天的会议。二市为北京彭真、上海柯庆施；九省为：四川李井泉，湖北王任重，湖南周小舟，广东陶铸，广西刘建勋、韦国清，江西杨尚奎，安徽曾希圣，江苏江渭清，河南吴圃芝。

南宁会议最初几天，周恩来并没有赶来出席。直到毛泽东第五次指名道姓批评他的反冒进是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是旧病复发，他才从北京赶来。至此，他当着九省二市书记们的面，颜面尽失，额头上冒出一颗一颗的汗珠子。毛泽东说：「千呼万唤始出来，欲抱琵琶半遮面。主角终于出场了。我说的主角就是我们堂堂的国务院总理。此公你们认得不认得？

我是认识此人久矣，又可以说并不认识。历史上的旧账不提了。一九五五年十二月我写了《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两篇序言，还有一百零六条按语，无非是鼓干劲，争上游，对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就成了左倾盲目、急躁冒进的罪魁祸首了。整整一年半时间我被剥夺了经济工作的发言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是不准我放，不准我鸣，连多快好省的口号都不能提了。不信查查一九五六至五七年上半年的报纸、文件，这个口号完全消失。直到一九五七年九月三中全会闭幕式上，我才发了炮，指出去年砍了三条，反冒进是右倾。因是闭幕式，他们来不及反对，或者以沉默对抗之，我总算得彩了、复辟了，多快好省的口号重新出现了。不但多快好省，还要赶超英国。在这里，我仍要指出来，周恩来、陈云等同志的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我和党内大多数同志主张的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周恩来同志的反冒进混淆了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不弄清或不承认这个比例关系就是资产阶级的方法论，就是和党内外右派向党进攻同出一辙，互相呼应。反冒进离右派只有五十米了！恩来等人不要再提反冒进这个名词好不好？这是政治问题，一反就泄了气，六亿人民一泄气不得了！还导致了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性质、后果相当严重。」

毛泽东还在会议上要求各省市自治区的地方工业产值，在五至十年内超过当地的农业产值，实现工业化；要求在五至八年内实现原先的十五年农业发展纲要；进而提出，苦战三年，使大部分地区改变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走上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

毛泽东这些狂想式的指示、要求，得到了柯庆施、李井泉、陶铸、王任重、吴圃芝等人的热烈拥护。他们除了异口同声地跟着毛泽东批评周恩来等人的反冒进错误，更决心回到各省市后，立即书记挂帅，全党动员，全民上阵，以大跃进精神，掀起经济建设新高潮。

南宁会议还讨论了三峡大坝电站的规划问题，前来列席会议的水利部党组书记钱正英与国务院水电总局局长李锐发生了激烈的争辩。李锐湖南平江人，一九一七年生，一九三七年二十岁时离开武汉大学去重庆，为周恩来所赏识，一九四二年去延安，与田家英成为好朋友。后赴东北解放区，先后担任过陈云、高岗的政治秘书。一九五 0 年南下到湖南工作，任《湖南日报》总编辑，湖南省委宣传部部长。任内写作《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一书，广为发行。一九五二年调北京主持全国水利电力工作。会上，李锐年轻气盛，才华横溢，雄辩滔滔，列举各种利弊、数据，反对兴建三峡工程，引起毛泽东的注意和兴趣。不久，李锐即升任水利电力部副部长，并被任命为毛泽东的工业秘书。

三月初，毛泽东率领一行人「周游列国」到了四川成都，并于三月九日至二十六日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被扩大进来的有上海的柯庆施，四川的李井泉等人。

毛泽东在会上发表多次讲话，继续严厉批判周恩来等人的反冒进，在客观上引导了右派向党进攻，离右派分子只有五十米。毛泽东提出以「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为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方针；并一反「八大」政治报告决议中关于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今后的主要任务是进行经济建设的正确宣示，而认为我国当前还存在着两个剥削阶级（一个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加上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一个是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和两个劳动阶级（工人、农民）的斗争，是主要的社会矛盾。

毛泽东还一反他前几年在反对史达林个人崇拜问题上的低姿态，而提出了他独特的新见解。他说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史达林正确的东西，必须崇拜。崇拜就是服从，就是驯服。不服从，不驯服，不得了，事业就没有了核心，没有了领袖。士兵不崇拜班长行吗？班长不崇拜排长、连长行吗？依此类推，不崇拜就没有战斗力，就不能打胜仗。所以正确的崇拜，不但可以，而且是必须品，不可缺少的；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还有一种情况，有的人反对个人崇拜，是反对崇拜别人，而主张崇拜自己。

这种人是政治野心，至少是严重的党性不纯。周恩来同志身为国务院总理，在长达一年半的时间里，只允许他自己反人家的冒进，不允许别人搞快马加鞭、万马奔腾，就是这种性质。我则坚决和他反其道而行之，要发动广大党员干部、人民群众，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干，轰轰烈烈，前无古人，后有来者，乘风破浪，奋勇向前！现在下面流行一句新口号：人有多大的胆，地有多高的产！还有一句一天等于二十年！本人很欣赏，很受鼓舞。这两句口号，尤其应当唱给那几位反冒进的老爷们听听……毛泽东关于「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干」的一系列讲话，引起与会者热烈的讨论。不少人激动得热血沸腾。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眼含热泪发言：「我主张崇拜毛主席，要崇拜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目的程度。我们党的历史一再证明了，只有毛主席的领导才是正确的，英明的。其它如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博古、洛甫，都不行嘛。周恩来同志更是屡犯错误嘛，直到这次的反冒进，又犯下方向性错误。你还改不改得过来啊？」

柯庆施带了头，李井泉、谭震林、彭真、康生、邓小平、陈伯达等人纷纷跟进，争先向毛泽东表忠诚、表决心。几位帅中，只有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的彭德怀一言不发，还找了个西藏自治区局势不稳、潜伏着叛乱危机的由头，而中途请假回北京研究军情、处理军务去了。

刘少奇克服了旁徨观望的矛盾心理，带头作了沉痛的检讨，承认在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五七年上半年这段时间里，国务院几位主要负责同志组成促退委员会，进行了以压规模、砍投资、减速度为目标的所谓反冒进；自己作为毛主席的主要助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人，从中起了默许、鼓励，甚至是推波助澜的作用。最严重的一次，是和恩来同志一起，授意《人民日报》发表了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日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这篇社论，成为反冒进的理论纲领，泼了全国人民的冷水，造成了一九五六年经济建设的停滞，可以说是个马鞍形；一九五五年由毛主席亲自主持编写了《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在全国形成了一次高潮。而一九五六年和五七年，由于国务院主要领导同志推行反冒进，实际上形成了低潮，是个大马鞍形。直至去年秋天以后，由我们毛主席亲自挂帅，点燃了经济建设大跃进之火，才又形成新的高潮。这是我的认识，也是检讨。对于我的错误，我请求主席和政治局同志给我以批评、教育、帮助，包括处分。关于毛主席提出的「两种崇拜观」，我认为是主席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恩格斯关于领袖和权威理想的一次重大发展。我完全同意柯庆施和其它同志的相关看法。我觉得，我们过去搞革命斗争，现在搞经济建设，每名党员、干部，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无论地位多高，功劳多大，资格多老，都要做党的驯服工具，做毛泽东思想的驯服工具。

刘少奇的理论水平是全党所公认的，他身上的机会主义色彩也颇浓。

他提出的「马鞍形论」、「驯服工具论」，恰到好处地搔到毛泽东同志的痒处了。毛泽东带头鼓掌，全体与会者跟着鼓掌。之后周恩来红头涨脸地举起手，要求作检讨发言。毛泽东摇摇手，予以制止：「少奇同志的检讨到此为止，他分管党务组织，经济上的事偏听偏信，犯了些官僚主义而已。计委主任李富春同志跟着周、陈跑了一段，不远而复，昨天找我个别谈了，我已表示欢迎，不在检讨之列。至于恩来同志、陈云同志、还有先念同志、一波同志，四大金刚，以恩来为首，主帅、副帅、和大将，你们的检讨，不应局限在政治局，可以放到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去作。因为你们的错误范围及于全国，不能马虎从事，轻松过关，以致屡犯屡错，坚决不改。恩来啊，你、我也是三十年的老战友、老同事了，为什么一错再错，根子在哪里？据说你对我在莫斯科的几句自由主义言论，指你历史上屡犯机会主义错误，立场不够坚定，你意见大得很。你是不是这个毛病啊？你做得，人家讲不得？都说你有水平，除了外交、谈判，你的水平在哪里？

可不可以列举几条出来，大家洗耳恭听？」

说着，毛泽东拿起一张当天的《人民日报》，晃着上面登载的柯庆施鼓吹大跃进的文章：恩来啊，这篇文章你看了没有？柯庆施同志的大作，你是总理，写得出来吗？有这个水平吗？

面对劈头盖脸的冷嘲热讽，严词斥责，周恩来虽然一头一头地出着冷汗，但依然腰板挺得笔直，谦恭地说：老柯的文章我拜读了，受益匪浅，我承认水平不够，写不出。我要虚心向柯庆施同志学习，深刻检讨自己的错误，努力跟上毛主席的脚步。

整整半个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越开越热烈，越开越膨胀，言论一边倒。对于毛泽东气冲宵汉的大跃进主张，再无人发出异议。会议一口气通过了关于加快加大各行各业建设步伐的三十七个文件。对于各项经济指标，比二月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相关决议，作了大幅度的提高：农业总产值的年增长速度由原订的百分之六提高到百分之十六；工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更是由原订的百分之十提高到百分之三十三。还将原订十至十五年内实现的全国工业化及农业机械化、半机械化，提前到五至七年来完成。

劲必须一鼓再鼓。三月底，毛泽东一行人从四川成都抵达湖北武汉。

四月一日至六日，毛泽东又把中央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找来，举行汉口会议。刘少奇因留在北京筹备五月份党的八届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而没有出席。国务院四大金刚周恩来、陈云、李先念、薄一波因要准备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作检讨，也没有出席。汉口会议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听取河南省委书记吴圃芝的一个精彩汇报：「河南省决心在一年之内实现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原订要十五年才能完成的全部指标！其中粮食总产翻两番，工业总产值翻三番，河南全省实现工业化，农业机械化！」

各省市自治区的诸侯们听得瞠目结舌，深感自己省里的决心不够大，步伐不够快。听完河南省委的汇报，毛泽东带头鼓掌，之后说：河南省办得到的事，湖北省办不办得到？河北、山东、两广、四川，还有我的老家湖南等等，你们怎么办？河南已经一马当先了，你们要不要来个万马奔腾，赶超河南？

从一月到四月，整整四个月，中央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主要负责人，基本上是马不停蹄地跟着毛泽东转，开完杭州会议开南宁会议，开完南宁会议开成都会议，开完成都会议开汉口会议，像一群喝足了精神兴奋剂的斗牛士，准备烽火连天地大干一常①即「章伯钧、罗隆基反共联盟」，为中共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众多大冤案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