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二章 四大文臣失去自我

会议变了气候，庐山转了风向。

毛泽东登高一呼，各路诸侯应声如雷。原本观望犹豫的，检讨左倾缺失的，痛感去年犯错、认同彭总观点的，现在一一转向，立场鲜明：坚决和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划清界线，捍卫大跃进，捍卫总路线。党的路线斗争的历史一次又一次地教育了党的高级干部：跟对了路线，缺点可以变成优点，罪责可以变成功绩；反之，跟错了路线，一切皆错，优点越多问题越多，成绩越大错误越大。经济服从政治，政治领导一切。十来个省区部分地方闹粮荒，饿死人，比起党的政治路线、领袖崇高威望来，小巫见大巫。何况所谓的饥荒灾情，都是被彭德怀等人有意夸大了。毛泽东主席说，去年粮食产量没有翻一番，至少也增产了三成，粮食都到哪里去了？现在下面普遍瞒产瞒粮，情况严重；有人把小灾说成大灾，缺粮说成饥荒，居心叵测，志在夺权。

毛泽东最感痛心、失望的，是身边的几位大秀才在山上的表现。一个个把他们从布衣党员拉扯成党内高干，舞文弄墨舞成了正部、副部级人物，翅膀硬了？中央的部级相当于军队的兵团级，正部级相当于上将，副部级相当于中将。多少江西苏区九死一生熬过来的老红军，大部分人的待遇还只是个上校、大校，连个少将都够不上……周小舟、李锐两个投向彭德怀，老乡关系，趣味相同，还勉强讲得过去；胡乔木、陈伯达、田家英、吴冷西四个也思想上倾向彭德怀、张闻天，算怎么回事？特别是陈伯达，去年还算个大左派，今年却也向右转了？可见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的动摇性，跟风跑，远不如工农出身的同志立场坚定。谭震林这样的人就不承认去年有什么大错。

没办法，周小舟、李锐欲投向谁，由他们去。交不亲，养不家嘛。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吴冷西四个，却是理论上、文字上仍要倚重的帮手，起码现阶段甩不开，须臾离不得。况且一下子换掉这么多大秘书，也会青黄不接。

胡乔木、陈伯达、田家英、吴冷西晚饭后接获通知，一起来到美庐时，毛主席已在楼上书房里等候。

毛泽东没有起身，也没让四人立即就坐；而让他们像四名普通士兵那样站成一排，逐一相问：「陈伯达！」「到！」「可不可以告诉我，你哪年入党，哪年到延安，哪年跟了我的？」「报告主席，我是一九二七年入党，一九三七年到延安，同一年，做了主席的秘书的。」「好，四人之中，你年岁最长，资历也最老，先坐下吧。」

「胡乔木！」「在！」「可不可以告诉我，你哪一年入党，哪年到延安，哪年跟了我的？」「报告主席，我是一九三 0 年入共青团，一九三五年转为地下党员，一九三七年到延安，跟了主席做秘书至今。」「好，你和周小舟同岁，小舟看样子是要远我而去了。先坐下吧。」

「田家英！」「是！」「你呢？哪年入党？哪年到延安？哪年跟了我的？」「报告主席，家英一九三七年到延安，三八年入党，四八年起跟了主席做秘书至今。」「好，记得你和岸英同岁，和岸英曾是朋友吧？先坐下。」

「吴冷西！」「在！」「你哪年入党？哪年到延安？哪年跟了我的？」「报告主席，我一九三七年入党，同年到延安，那之后我一直是主席的兼职新闻秘书。」「好，四人之中，你和家英最年轻。坐下，都坐下了？茶、烟都现成，你们各取所需。家英，你动动手，替大家倒杯茶。」

田家英遵嘱起身取过暖水壶，先替主公的茶缸里续了水，再替伯达、乔木、冷西和自己，各人泡上一杯云雾茶。他注意到一向神情儒雅的胡乔木，今天心神不定，面露焦灼。

毛东泽很响地喝了一口茶水，又很响地咳了咳，朝脚边的痰盂里吐一口，说：「你们四位啊，都是一九三七年的老延安了。资历最浅的家英，也跟了我十一年了。我不摆老资格，也不算什么长者，和你们算忘年交，总可以的吧？」

陈伯达、吴冷西几乎同时说：「主席是长辈，是师长。」

胡乔木说：「做人做学问，主席确是我们的师长，我们是晚辈，应执晚生之礼。」

田家英说：「我和岸英同年，一九四六年春上岸英从苏联回到延安，和我像兄弟似的，同出同进，由我帮助他恢复中文。他一九五 0 年在朝鲜牺牲，我哭了三天……」

毛泽东见提到长子的牺牲，登时神色有些戚然：「昨天我讲了，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的一个儿子被打死了，一个儿子疯掉了，中国人重男轻女，我是没有后代的了。」

陈伯达暗暗恼火田家英，好端端提起毛岸英牺牲的话，引起主席感伤：「主席，岸英同志重如泰山，新中国青年的楷模，永远活在中、朝两国人民的心上。」

胡乔木说：「毛岸英是民族的雄鹰，与祖国的蓝天同在。」

吴冷西说：「我们都是主席的后代，全国的青年一代都是主席的子女。周总理没有亲生子女，他常对人说，年轻一代都是自己的孩子嘛。」

毛泽东释然地笑了：「谢谢你们的好意。在这个问题上，总理确有见地。

现在的问题是，去年闹了一场大跃进，我在经济问题上闯了些祸，作了大半年检讨，还是有人不肯放过。这次到了山上，更是感到众叛亲离，好象要做孤家寡人了。包括你们四位在内，都公开半公开，地上、地下的，发表了不少高见吧？有些言论，不大好听呢。传到我耳里，我不和你们生气。今天找你们来谈谈，就是征询你们的意见，还要不要在我这里工作下去啊？翅膀硬了，本领大了，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你们不要急于答话，听我讲完。志同则道合。

合则留，不合则去，我们好合好散。况且十几二十年来，你们也不是替我私人工作，是替党中央做秀才、文字秘书。我和你们相交一场，生意不成仁义在，不会为难你们。甚至安排出路都想过了。你们不要插断我，我有言论自由嘛。

伯达可以到中央党校做高级研究员，乔木可以去做文史馆馆长，都是正部级待遇；家英回四川做省委常委，兼某地委书记；冷西去做驻外记者，保留部级副部级待遇。当然，这些都是我个人意见，先征求你们自己的看法，才能和少奇、小平同志他们打招呼，最后交中组部下任免通知……」

下逐客令、放逐令了？四位文臣如同遭了雷击，登时目瞪口呆，身子骨都散了。

陈伯达不等毛主席说完，已经落下泪来：「主席，你这话对我，有如晴天霹雳。我二七年入党，后去苏联学习。二九年回国，先后在上海地下党、北方中央局工作。说实在的，我当年作为一名革命知识分子，一直在寻找领袖。三七年到延安，做了你的秘书，找到了自己的领袖。我已经在你身边二十二年了，怎么可以离去？思想感情、事业理想，都无法离去。宁可降级，受处分，当一名普通的资料员、缮写员都可以，都可以！」

毛泽东说：「好了好了，你陈伯达三十年代初就贵为教授了，怎么可以让你当什么资料员、缮写员呢？这些年你一直紧跟我的嘛。五三年起草新中国第一部宪法，我派你兼任宪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五四年解决高饶问题，我派你兼任中组部副部长；五五年出了胡风问题，我派你兼任中宣部副部长；同年掀起合作化高潮，又派你兼任农业部副部长；五六年搞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公私合营，派你兼任商业部副部长；去年发动大跃进运动，我又派你去兼任国家计委副主任。

你是我的马前卒，满天飞，得力干将嘛。能说我不信任你、器重你？你既是愿意在我这里工作下去，可否清理一下近半年来思想上的彷徨、摇摆？知识分子的劣根性，遇到风浪就动摇，缺乏工农干部的坚定性呢。」

陈伯达掏出手绢，抹干眼泪，忠诚地笑着：「一定一定，我一定把近半年来思想上的动尧彷徨彻底检讨出来，写成一篇心得式大会发言。发言之前，先请主席修改、审订。」

眼看陈伯达顺利过关，胡乔木红了红眼睛，心情沉重地说：「我愿意向主席、向中央交代清楚上山以来，自己的一些自由主义言论。我在主席身边工作、学习了二十二年，一直把主席当成自己的师长。可我一直是名不合格的学生，身上的书生意气、骄娇二气很重。常常为了文字上的事和主席争，有时甚至不知天高地厚……但主席从来没有计较过，改变对我的信任和使用。我常在事后自责、后悔，觉得对不起主席，干扰了主席的情绪。」

毛泽东说：「乔木有个特点，爱和我争文字。有时为了一个词，可以面红耳赤。他的优点，只是和我个别争，私下争。他少和我争政治、政策、方针。

总体上是拥护的吧。事后也很少闲言闲语。只是这次到了山上，不知吃错了什么药，还是受到什么气候的影响，卖弄博学鸿词，坐而论道，言必称魏晋，不知有汉了。是不是这样啊？」

胡乔木眼睛热辣辣的：「是的，主席批评的对。我认错，愿作深刻检讨。

二十几年工作上的顺境，我的尾巴翘起来了。到了山上，小资产阶级、剥削阶级思想情调大发作，忘了自己的一点成绩、一点进步是哪里来的，谁栽培、教育出来的……扪心自问，单是主席能宽容我在文字上的固执脾性，我就应当知足，知道自己追随、服务的是最难得的一位英主。我这不是封建思想，是肺腑之言。记得郭沫若同志在他的历史剧《屈原》中，通过使女婵娟，说了这样的台词：你是太阳，我只是月亮。没有太阳，我就没有了光亮……这，也是我现在的心情，离开了太阳，我就什么都不是了，只是黑暗，茫茫宇宙那无穷尽的黑暗。」

毛泽东向来厌听当面阿谀之词。但胡乔木说得如此真诚，如此艺术，他不能不为之所动，毕竟心里还是十分受用的：「乔木啊，你也是不愿离我而去的罗。可以可以，你我翰墨之交，一时也扯不断，理还乱。至于你和你的三朋四友在山上公开、半公开发表的一些高论，正确的，半正确的，完全不正确的，可以自我清理一番，写个文字材料出来，就可以了。田家英、吴冷西，你们二位哪？」

田家英早就捏两手冷汗了。他自然不能在这种时刻离主公而去，尤其是回四川工作，落在李井泉手下，绝无好果子吃，弄到身败名裂境地。这次在山上，私下和李锐议论过几次主公的长短，甚至说过「今后若能离开中南海，要给主公提三条」这类犯着大忌讳的话。李锐是决不会出卖朋友的，但会不会传到二周耳朵里去？二周再传开去呢？那就跳进黄河洗不清了……田家英见主公正默默地盯住了自己，心里打个激凌，低了低头说：「主席，我在山上犯了严重的自由主义，发了些我的职务、年龄不应该发的议论。我主要是不满意李井泉同志去年的一些做法，为了水稻密植问题，在成都和他吵过架。我也私下抱怨过主席支持他、器重他……这是我犯下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在党内，我是名后生晚辈。乔木同志是主席的学生，我则是学生的学生。一九三七年到延安之前，我是成都师范学校学生，延安是我成长的摇篮。我和乔木同志、康生老师他们都说过，若不是有了毛主席，我顶多做小学教员。我这是心里话，不是感恩戴德。我和岸英同岁，主席既是领袖，更是父辈……我要是对主席有二心，今后死了都无颜去见岸英……」

毛泽东盯着田家英好一刻。看起来，对这个年轻人，看在岸英的份上，饶他这一回了：「男儿有泪不轻弹，只缘未到分手时。可以，家英啊，抬起头来，擦擦眼泪。无非把几句尴尬话讲清楚了，仍留在我这里工作就是。今晚上所以找四位来谈，其实我也不愿意你们离去。带了你们这么多年，说彼此间没有留下些感情、友谊，怎么可能？举贤不避亲信，我对你们每一位，包括小舟、周惠、李锐这些人在内，都是破格提拔的。其它常委同志的秘书，水平高的也有，比如少奇的秘书邓立群、恩来的秘书宋平等，就没有提到和你们相应的职务上来。也算是在我身边工作的人一点特殊化吧。对了，还有个吴冷西社长，三十岁不到就把全党的新闻工作交给你管，出任新华社社长，出类拔萃了呢……你也表示个态度？」

吴冷西恭顺地点着头：「是！一九三七年到延安，我才十八周岁，主席把我当成一株苗子来栽培。记得王明、何凯丰都讲过风凉话，说主席对我是拔苗助长，成活率有问题……打那时候起，我也是少年心性，就立下志向，要成活，要长大，要替主席争气，争脸子。进城之后，主席仍让我做兼职新闻秘书。

我了解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在国际舞台上的重大影响，尤其是在世界共运史上的旗帜意义。新闻工作是党的喉舌工具。我平日比较注意言行，习惯听得多，讲得少。这次在山上，也参加了一些自由主义的聊天交谈。但少发言。我的错误是没有及时向主席汇报。但向主席汇报朋友间的私下交谈，又像打小报告，心情矛盾。如果做了，感到无颜再天天见到一起的同事、师长呢！」

吴冷西把自己不愿打小报告，说得那么严肃认真、老实巴交，毛泽东忍不住笑了。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三人也跟着笑了笑。

毛泽东说：「革命领导者，也惜才养士。你们都算我的「士」吧。士有士志，人格自尊。这个我不勉强。但你们作为我的文字助手，总得和我配合才行。不然我说东，你们说西；我说南，你们说北，南辕北辙，怎么行？」

四人之中，陈伯达年长，立即代表大家表态说：「古人云士为知己者死。

我们几个起码也应在政治上、思想上和主席保持一致。就是说，要一如既往，服从使用，要让主席运用自如，得心应手……你们三位，同不同意我这说法啊？」

胡乔木、田家英、吴冷西都觉得陈老夫子替大家找到了台阶，连连称是。

毛泽东这时提高了声音说：「那好！一管笔在手，敢搦孙吴兵斗。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们，山上出了小集团，属反党性质。你们是否感到突然啊？中央已经掌握了证据，彭德怀的那个〈意见书〉，不像他本人宣称的那么简单，而是一次有预谋、有组织、有纲领的行动。他和洛甫等人紧密配合，要夺权，要和党中央算帐，算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帐，要改变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总路线。

我已和政治局的多数同志通了气，也是顺应多数同志的要求，作出反击。这在我和政治局的多数同志，是出于不得已而为之。原本是为了批左纠左上山来开本次神仙会的。事与愿违，招致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进攻，只好改变初衷，停止批左纠左，转向批右反右。我告诉你们这些，是中央的核心机密。好让你们有个思想准备。中央的有关文件，还得由你们来起草。现阶段，严守机密。透出一个字，后果自负。你们都听明白了？」

听明白了。四人一齐点头。内心里却如同响起了声声雷爆。太突然了。彭老总、张闻天他们不过是在党的会议上对去年的大跃进提了些意见，怎么的就成了反党集团？太离谱，太不可思议了……可是，他们作为党中央的政治秘书，党主席的文字助手，得心应手的工具，却只能服从。稍有迟疑，稍有异议，都会被当作背叛而遭到严惩。

毛泽东默默地注视着他们，彷佛又看到了他们灵魂深处的彷徨和迷失。其中，以陈伯达的彷徨程度最轻，吴冷西次之，胡乔木、田家英两人则是心情沉重。毛泽东明察秋毫地笑笑：「我看这样吧，你们四位也确有个思想转弯的问题。这次是一百八十度，需要一个过程。我替你们出主意，每人拟个题目，写出一篇文章，不用很长，两千来字就可以了，不超过三千字。文章做好了，弯子也转好了，两全其美。题目你们自己定，围绕反击右倾机会主义，内容可以广泛些。各位以为如何？」

陈伯达思想敏锐，富论战精神，金鱼眼睛闪了闪，请战似地举举手说：「我已经有了一个题目！」

毛泽东赞许地点点头，带点调侃的语气说：「伯达博通经史，学富九车，下笔万言，倚马可待。请报将上来！」

陈伯达说：「我的题目叫做「彭德怀同志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党的同路人？」」

毛泽东巴掌一拍：「好！挖到根子上了。我们党的某些高级干部，特别是某些拉队伍出身的同志，他们当初是抱着入伙、入股的思想参加革命的，完全不懂得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这个终极真理。这种入伙、入股思想，几十年没能得到克服、改造，一遇适当气候、时机，就闹个人英雄主义，向党伸手，妄图凌驾中央。过去高岗是这样，现在彭老总也是这样。

伯达，你这个题目四通八达，文章很好做罗。」

陈伯达面露得色，看一眼胡、田、吴，嘴里说：「谢谢主席。主席画龙点睛，替我把核心思想都指点出来了，我只需查阅资料，斟酌文字了。」

毛泽东目光转向胡乔木。胡乔木向称党内第一笔杆，文章快手。他气度从容地说：「我想到一个题目，不知妥也不妥。上山之前，在一份〈内部动态〉上，看到天津市某位局长说，中国党内也出了史达林晚年问题。我想，这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部分干部的活思想。就是到了山上，会内会外，也可能出现这种极端错误、有害的议论。但我本人尚未听到……题目也相当敏感。」

毛泽东眼睛眯缝了起来。他是很欣赏胡乔木的文思、文采的：「乔木啊，怕什么敏感不敏感？山上已经出现了这种高论，而且不只一处。矛头直接指向我。史达林晚年问题，就是独断专行，个人独裁。我现在也成了中国的史达林，荣幸之至。好，继续讲你的题目。」

胡乔木说：「我的题目叫做「从十个方面，看毛主席和史达林晚年的不同」。这题目是大实话，文字长了点。」

毛泽东被搔住心里的痒痒了：「大实话好，我就喜欢用大实话写成的文章。白乐天在〈与元九书〉中说，自登朝以来，年龄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洵时务；每读书史，多求道理。始知文章合为时而着，歌诗合为事而作。

清人李文治的一首绝句也说：「一代风骚多寄托，十分沉实见精神；随园毕竟沉游戏，不及东川老史臣！」这些，都是强调文章要内容充实，寓有深意，才可以称为佳作。很好很好，伯达重理论，务虚；乔木重实例类比，务实。二位的文章正可互为映衬，相得益彰。下面，是家英了？想出题目没有？一时没有也不要紧，可以宽限一、两天。」

田家英心里明白，此时此刻，他不能不有个鲜明的态度，不然极可能被划进周小舟、李锐一伙去。他举了举手：「我也有个题目，就是原原本本，以语录方式，把主席自去年十一月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有关批左、纠左的重要批示、讲话，一一条列出来。这样，会内会外，山上山下，全党同志都可以了解到，最早提出批左纠左的，不是别人，正是主席本人。这次犯下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同志，只不过是些马后炮，事后诸葛，弄潮儿。他们是想从主席手里抢过旗帜，冒充一贯正确。」

胡乔木暗暗叫好，家英真是个大智能之人。他欲以此一举，继续党内批左纠左的势头，不致因中央在山上反右倾，而波及整个国家经济。

毛泽东的眼睛又眯缝了起来。田家英近年来已有他自己一套，不可轻看了。后生可畏。他的题目是一柄双面刃，既可砍向左，亦可砍向右，就看如何使用。毛泽东笑笑说：「家英跟了我十多年，日渐成熟，懂得资料的厉害罗。可以可以，你就替我整理出这么一个材料来，让全党上下看看，究竟是谁最早发觉了经济领域里的左的失误，而提出批左纠左的！正可证明彭德怀、张闻天等同志的虚伪一面，不诚实一面。既然那么高明，去年大跃进闹得热火朝天之时，为什么不站出来反对？那才叫做反潮流的英雄；等到中央批左纠左都大半年时间了，问题都解决得差不多了，才能发威放炮，为命请命，哪门子海瑞式人物？想当彭青天、张青天，得有点资本呢。他们有什么批左纠左的资本？没有。只能说他们是居心叵测。家英，我授权你替我整理这个材料，尽量简洁明快些。下面，只剩下吴社长了。冷西啊，你有了题目没有？来个尾巴结大瓜？」

吴冷西一直在笔记本上写划着什么，这时仰起脸来说：「有了，有了。结合我的新闻业务，我想从国际观入手，剖析一下庐山上的这场论争，和国际上的反华反共逆流的关系，和美蒋港英反动宣传的关系，和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某些人士对我三面红旗的诬蔑攻击的关系。通过剖析这些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关系及其背景，来做一篇文章。赫鲁雪夫同志就不止一次的在公开场合，讲我们的大跃进是左倾盲动主义，人民公社公共食堂是喝大锅清水汤，三个人共一条裤子等等。总之，庐山上的这场论争决不是孤立出现的。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势力，是和国际上的反华反共势力、社会主义阵营内的修正主义思潮遥相呼应，甚至可以说是一种里应外合……」

不等吴冷西说完，毛泽东即击节赞道：「果然是尾巴结大瓜，好，国际观好，登高一呼，把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势力，挂上美蒋台港的反华反共宣传，挂上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修正主义思潮，有水平、有分量。里应外合这个提法好。冷西啊，看起来当年我在延安，没有白栽培你这株苗子呢。我没有拔苗助长，是你自己在革命斗争的大风大浪中成长起来的。伯达、乔木、家英也都是这样。」

吴冷西赶忙谦恭地表示：「全仗主席栽培，长期教育、鞭策。」

胡乔木、田家英心里又打一个激凌：「把庐山上的事扯上国际上的反华反共背景，新华社社长是要置人于死地了。」

毛泽东说：「内因为主，外因为辅，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你们自己的努力才是最主要的。好了，你们四个的文章题目都很好，很重要。通过文章的写作，相信你们可以完成这次的思想转弯。我的经验，一篇文章的写作过程，往往也是自我论战、自我超越的过程。给你们一天时间，可否交卷？」

正说着，机要秘书嗒嗒地敲了两下房门，进来请示报告：「主席，公安部罗部长、政保部谢部长已在楼下等候……」

不知为何，一听到罗瑞卿、谢富治的名字，四位文臣登时肃然起敬，笔杆子总是不如枪杆子的。

毛泽东看一眼手表，转过脸去对机要秘书说：「啊，已经过了半小时……去告诉罗、谢二位，再等几分钟，我这里谈话马上结束。」

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吴冷西四人连忙收拾起各自的笔记本，准备起立告辞。

毛泽东摆摆手：「不忙不忙。我还要布置一下功课嘛。你们除了按时交卷，还要准备替中央起草有关反击文件；乔木、家英两位，平日和小舟、李锐他们往来较多，可否代我做点工作，拉他们一把？望其不远而复嘛……当然，不要告诉他们我说了这个话。归根结底，要看他们自己能不能觉悟，肯不肯回头。」

……四位文臣从美庐出来，已是晚上十点半。各人都有一肚子感叹。事涉中央核心机密，他们再无勇气互敞心扉了。陈伯达、吴冷西大约觉得四人走在一起都有些不妥当，而快步离去，各回住处。

胡乔木、田家英结伴走了一段路。田家英看看林间小路上，前后左右皆无其它人影，终忍不住说：「今后，我们再不能和吴冷西谈论什么了，太可怕了。」

胡乔木站下了点点头：「只谈风月，那就只谈风月吧。」

田家英说：「乔木兄，二十年来，你于我，既是师，又是友……我想告诉你一个感觉，每逢党内政治的紧要关头，在主公面前，人就失去自我。真是渺孝卑微得很。」

胡乔木说：「这没有什么奇怪，朝朝代代，百无一用是书生。我和你一样，在重要的决策关头，必然被领袖的思想、胆识、气势所征服。像主席这样具备雄才大略的领袖，其征服力几近无所不及。不要说你、我了，连少奇、总理他们，都从来被其征服……我倒是想起古人的一首绝句：朝臣待漏五更寒，将军铁甲夜渡关，山寺日高僧未起，算来功名不如闲。怎么样？我是不是有点颓废主义了？」

田家英一时想不起乔木兄吟诵的这首绝句，出自哪位古代先贤之手了，遂苦笑着说：「身在核心层，高处不胜寒。你、我连出家当隐士的念头都不能有，连生存都感到困难。」

胡乔木说：「你比我小了十岁，没有经过什么风浪考验。进入和平时期，要学会生存不容易。又不能不学习，不能不适应。主席最后提到要你、我去拉小舟、李锐一把，这话有深意。前一段我们聚在一起，口无遮拦很多次。你可以和李锐先谈谈，让他有个思想准备，不要再惹事了，也不要再天天跑一百七十六号。李锐豪爽，讲义气，相信他是个有肩膀的人，不会乱供一气。你、我也要努把力，保护一下，力争不要把他划进那个「集团」去。」

田家英说：「怕只怕泥菩萨过河……李井泉、柯庆施他们不会放过我。」

胡乔木说：「从今晚上的谈话看，主席还是很器重你，不会放手的。对了，你不是拜康生为师，尊他为「东海圣人」吗？你抓紧时间找恩师谈一次。只要康生态度明朗，当可保你此番无恙。」

田家英登时心里踏实了许多。自己真是一时糊涂，亏了乔木兄提醒。

说话间到了岔路口。不远处就是胡乔木所住的别墅。两人互道明儿见，分手。

胡乔木却在别墅外遇到杨尚昆同志。杨尚昆站下来和他聊几句：「我刚从少奇同志那里来。主席找你们四人谈过了？会议下一段，要转入批判「反党集团」了，布置你们着手起草有关文件了？」

杨尚昆是中央机关的大管家，资格老，任事细心，又具兄长风范，是胡乔木可以说上几句心里话的人：「杨主任啊，为了彭总一封信，洛甫一次发言，就弄出一个「反党集团」来？中央对他们进行教育、批判都可以，但不能定为「反党集团」，要对历史负责任嘛。」

杨尚昆以一根指头竖在自己的嘴皮上，嘱乔木老弟声音轻一点：「不要书生意气了，主席对你的器重，超过了其它秀才。你又不是不知道主席的个性，他决定了的事，谁也改变不了。少奇、恩来、总司令都不想把问题搞这么严重，但都无能为力。少奇同志晚上找我去，就是商量，要把「反党集团」范围尽量划小些，并且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当然是在经过批判斗争、教育挽救，彭、张等人有了深刻检讨之后。少奇说，主席已经答应，山上反右，山下还是继续纠左……我担心的是，彭老总脾气倔强，不肯低头……」

胡乔木苦笑着说：「以硬碰硬嘛。山上反右，山下反左，有这个可能吗？

到时候有关的决议文件，能不往下传达？又不是拉下一个什么书记、部长，而是堂堂民族英雄、三军元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