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一章 时运不济黄克诚

周小舟、周惠、李锐三位走后，彭德怀对黄克诚说：「今晚上我们好好谈一次，根据以往经验，今后这样的机会恐怕不多了。」

黄克诚看出来，彭老总刚才在三位晚辈面前装做蛮不在乎，其实他内心里很沉重、很痛苦。因为毛泽东主席一旦动了整肃某人的念头，那人就必定难逃大难了。

彭德怀吩咐黄克诚披上毛衣，提上凳子到后院草坪里去，他早就怀疑这别墅里有「狗」。

草坪有好几亩大，清凉、安静。四周都是合抱大的古树。坐定后，黄克诚说：「老总，你是不是太紧张了？风风雨雨，生生死死，几十年都过来了，还怕山上这点子事？」

彭德怀说：「老毛这次是要和我算总帐，新帐老帐一起算……紧张个鸟！

中午散会后我当面操了他的娘！骂了他玩权术，不顾乡下人死活！回来没有吃中饭，睡一大觉。」

黄克诚吃惊地问：「你当面骂了？幸亏这事大多数人不知道。主席讲完先走，彭真同志留下大家布置分组讨论事宜。」

彭德怀说：「骂了，骂得痛快，出口恶气。我坐在最后一排，老毛一讲完，我就出了会场，在大门外等他。他一出来，我就开骂。本想在会场上就骂，怕影响大家，忍到散会。他的工作人员都听到了。他的大保镖罗瑞卿也在旁看到了。」

黄克诚埋怨说：「你呀，就是个猛张飞脾气，要吃亏的！骂娘能解决什么问题？只会坏事。要尽快设法弥补。」

彭德怀说：「克诚，你是个老实人。人善被人欺。我是忍无可忍了。本来约好十三号去谈。去了，他却不起床。给他写封信，个别反映一点看法，给他做参考，他却连声招呼都不打，就把我的信批成〈意见书〉，交会议印发、讨论！他有一丝一毫的同志感情？有一丝一毫对人的尊重？他是要公开羞辱我，把我当成会议的对立面。及至几天的分组讨论下来，大部分同志认同了我的信，并没有形成对我的批判局面；他干脆今天上午突然召开全体会议，亲自披挂上阵，实际上是号召大家对我开火，连他大儿子毛岸英在朝鲜牺牲的事都址上了！美帝国主义的飞机炸死了他儿子，也罪怪到我头上，难道我这个中朝联军的总司令应当做他儿子的警卫员？他这叫立党为公？像一个党主席的搞法？就算我老彭有千错万错，也都是为了工作、为了公家的事业！他可以这样对待我？所以中午当面操了他的娘，老子一点不后悔。」

黄克诚说：「你声音低一点。两个湘潭老乡，意气越闹越大。你骂娘还是不好，很不好。」

彭德怀说：「他做初一，我做十五。他来暗的，我骂明的。意气只占百分之十几二十。要和他争的是农业问题、老百姓的肚皮。是丰年还是灾年？是粮荒还是粮食多得吃不完？十多个省区流行水肿病，饿死了人，为什么把个人的威信、面子看得比老百姓的性命还要紧？讲现在只是猪肉少了点，鸡蛋少了点，肥皂、头发夹子少了点……这像个共产党领袖讲的话？封建皇帝都不如！过去皇上还懂得搞赈灾，开设义仓、粥棚！可我们共产党坐天下，听任农民出外逃荒。」

黄克诚说：「老总你声音低一点。我的心情和你一样，对乡下的饥荒空着急，晚上睡不安觉。我们共产党这一朝，不要出现大饥荒才好……目前局势，我相信少奇、总理、陈云、小平同志他们，心里还是有数的，不可能睁只眼闭只眼，由着少数人胡来。」

彭德怀说：「有屁用！只要老毛一发威，两眼一瞪，他们就什么聪明才智都没有了。小舟讲得对，中国党已经出了史达林晚年问题。我看比史达林还史达林。起码史达林去世之前没有出现大粮荒。几次到苏联访问，人家那里的面包不要钱……克诚，你晓得我现在最想干什么吗？」

黄克诚警觉地反问：「你想干什么？又能干什么？」

彭德怀说：「不瞒你，手上要有一个加强连就好了！老子就要效法当年张学良，逼老蒋答应全面抗战那样，逼老毛下令撤销公共食堂，开放粮食政策，解救天下饥荒！」

黄克诚低声叫道：「老总！你千万不能有这个念头，那会招致杀身之祸……你过去统帅百万大军，现在手下没有一兵一卒。整个牯岭被一中队把守得铁桶一般。武汉、南京、福州、广州四大军区司令已经上山……我怕你是气恼得糊涂了、不理智了。」

彭德怀苦笑着：「知道、知道。老毛早玩了一手，连你、我警卫员的手枪都收缴上去了。前天我出去散步，忽然碰到许世友、黄永胜、陈再道、韩先楚四位，见面只和我打了个招呼，连礼都怕敬了……娘卖屄的，真能干那么一回，能救下一些生命，我死也甘心……这些话，也只好和你讲讲，解解气，不然憋住胸口会爆炸。」

黄克诚劝慰道：「这些话，你莫再讲了。任何情况下，我都会替你保留住。你啊，是不是太悲观了？低估了主席的胸怀了。总理不是对你讲了，去年是他和陈、李、薄，今年轮到你和张闻天了。顶多，当右倾，受到批判、斗争。」

彭德怀说：「恐怕没有那么轻松。周、陈反冒进，只是在经济方针上顶了他，他并不认为自己的领袖地位受到挑战；这次是他搞得国家经济全面紧张，又不肯真正认错，率先下手，防人一着……我看呀，他整我下台，必然会连累到你这个总参谋长。你也要有些思想准备。不是我要拉你同进退，是人家把你、我看成老搭档。前几天他们突然通知你上山，我就有这个预感。」

黄克诚说：「你放心，如果要我和你一起下，那就下好了。顶着戴个右倾帽子，回老家作田，一家伙下到底，总可以了吧？反正江山也打了，大官也做了，这辈子不算白活了。想你、我二十几岁刚参加革命那阵，谁巴望能得到这些？你又不是不了解，我是革命队伍里老资格的右倾分子，十次挨整肃，还不是一路熬过来了？」

彭德怀见黄克诚和自己肝胆相照，心里大受感动：「人家讲我们两个几十年情同手足……历史上，我只挨过一九四三年华北整风会议那次整，前后五十天，和少奇、彭真、薄一波、安子文一伙人对吵。太行山前线需要我回去指挥作战，最后应付几句，走了过常你十次当右倾，有那么多吗？我只记得江西苏区时期那两、三次。娘的，革命闹了几十年，光是党内就整错、整坏了多少人？许多优秀同志，不是倒在敌人的枪弹里，而是死在自己人的屠刀下。」

黄克诚为了宽慰彭总，也是为了松懈一下他的紧张情绪，而欲不紧不慢地诉述十次当右倾的经历：「彭总，虽说在一起工作这么些年，确是难得有个空闲来谈谈心……我的右倾老资历，你有不有耐心听啊？」

彭德怀看出来老部属的良苦用心，点点头：「你想讲就讲。我看你这大半辈子，也总是在吃讲真话、不盲从的亏。娘卖屄，新中国，旧中国，总是叫老实人吃亏，耍奸弄巧的得益。」

黄克诚说：「我是一九二五年在唐生智部队当团政治教官时入党的。二六年参加北伐。二七年蒋介石清党，我只带了一名勤务兵回到湘南老家永兴县乡下。当时县里有个地下党的特别支部，决定组织暴动，夺取县城。特别支部委任我做暴动总指挥。可是我检查了准备投入暴动的农军，只有两百多支梭标鸟铳，而县里驻扎有一个连的反动军队。我决定暂停暴动，先发动群众，扩大农军。结果我受到特别支部的严厉批判，批我执行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我第一次当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因我参加过北伐，特别支部只给了个警告处分，仍让我指挥农军。不久，县城暴动成功，特别支部升级为永兴县委。那时湘南特委积极推行瞿秋白的左倾盲动路线，命令各县大烧大杀，不仅要烧掉县城和土豪劣绅的房屋，还要把衡阳至广东乐昌之间六百里铁路两边的村庄统统烧掉！我坚决反对烧房子，设法保住了永兴县城。我哥哥是个老实农民，读过一点演义小说，就说共产党闹革命为什么要学黄巢？为什么不留下房屋给穷人住？后来从井岗山传来消息，毛泽东也反对烧房屋。于是我把不许烧房屋、不许滥杀无辜，定为农军的一条纪律。永兴县委又开会批判我的右倾。我拒不认错，于是撤掉我的县委委员职务，不准参加党的会议，只让我带兵守城。我第二次当了右倾机会主义。」

彭德怀说：「一九二八年你在湘南永兴暴动，我和滕代远、黄公略在湘东北领导平、浏暴动，成立红三军。农民起义嘛，以红色恐怖对付白色恐怖，难免杀红眼睛。红三军在平江、浏阳一带没能站住脚跟，上井岗山去和毛泽东会合。毛泽东拉住我这个小老乡结拜做兄弟。那时老毛爱和人结拜兄弟，常讲井岗山也是瓦岗寨。那时大家住茅棚，有事找他，进屋被子一揭，就把他拉起来。他喜欢睡天光觉，不肯早起床，有时把我拖进被窝里去暖暖脚。那时吵吵闹闹，骂骂咧咧，随和得很，哪里要称职务？又有个鸟的职务？好好，我不插断，你继续讲。」

黄克诚说：「湘南五县八千农军也上了井岗山。上得太仓促，山上吃住都困难。上级把八千农军编成四路游击大队，分头返回湘南发展。我任第二路司令。可惜农军纪律涣散，恋家恋土，武器又差，加上湘南各县反动势力强大，四路游击队很快溃散，遭致敌人大屠杀。我领着一名警卫员逃出永兴。丢了队伍，不敢回井岗山去，而去了武汉，一路到天津、北平、上海，寻找党组织。

后来在上海接上关系，地下军委派我到红三军工作。彭总你那时是红三军团总指挥，我算是投奔到你的门下。可是红三军团正执行李立三的比瞿秋白更左倾的攻打大城市计画。我觉得这时去攻打大城市，好比以卵击石。我给你这位军团总指挥写信，陈述看法，未被接纳。红三军团奉命攻打长沙、武汉。打下平江后，司令部讨论下一步行动时，我再次提出反对意见，因为我们根本不具备占领大城市的条件。后来长沙是攻进去了，只占领了半个月，被迫放弃。但我仍然受到严厉批判，被撤销了纵队政治委员的任命。我这是第三次当了右倾吧？」

彭德怀说：「我和你是不打不相识。当时三军团政委是贺昌，参谋长是滕代远，个个思想左倾嘛。何况瞿秋白、李立三、博古等人，都是以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名义发布命令，我们这些带兵的人能不服从？不服从他们，还能服从谁？好，你继续讲。回顾一下历史教训，有益处。」

黄克诚说：「那时，我们党内、军队的那个左啊，真是恐怖得很，害死不少人。比方江西苏区的那个「消灭 AB 团」，错杀了多少人？第一次「消灭 AB 团」时，我也是坚决执行的，后悔一辈子。那时我是三军团四师政委。事后发觉不对，红军官兵中哪来那么多「AB 团」分子？一声令下就用大刀砍，为了节约子弹，用大刀砍。到第三次反围剿前夕，上级又发动大规模的「肃清 AB 团」运动，我已调到三师当政委。上级命令我抓「AB 团分子」，我拒绝执行。那时肃反委员会权力很大，三师还是被杀掉一批干部，其中有位和我很谈得来的师政治部副主任何笃才，参加过南昌起义的好同志。后来实在顶不住了，我就偷偷通知名单上的人上山躲起来，打仗时再下山参加战斗。但最后这些人还是被找到杀掉了。我十分悲愤，去质问肃反委员会的人：被你们杀掉的人中，有没有一个地主、富农分子？为什么要滥杀自己的同志、自毁红军？好家伙，结果是我这名师政委也被关起来，怀疑也是「AB 团分子」。可是，我被关了一个多月，没有被砍头，倒是被释放，给戴了个右倾机会主义帽子，撤销三师师政委职务。至今不知道是谁救我一命。这是我第四次当右倾了吧？」

彭德怀笑笑说：「事情过去近三十年了，现在可以告诉你。那次是我从前线回来，发觉三师师政委被肃反委员会抓起来了。我问他们有什么证据说黄克诚是「AB 团分子」？他们说黄克诚一再包庇「AB 团」，拒绝抓人，所以把他抓起来审查，等待处置。那时候讲「处置」就是杀掉。我火了，告诉他们：黄克诚只是思想右一点，爱提个意见，可是会带兵，有头脑，打仗勇敢！放了，这是一员战将……唉唉，荒唐啊，「消灭 AB 团」，左得太可怕，错杀了多少革命同志。一九三 0 年第一次「消灭 AB 团」，是老毛所发动，事后不认帐；一九三一年第二次「消灭 AB 团」，是项英所领导……直闹到三一年年尾，才得到纠正，才又启用你做了红三军团一师师政委。」

黄克诚说：「原来是你彭总救我一命……这个历史，你瞒了我近三十年，是怕我报恩哩。其实，共事几十年，我也没有少和你这个上级吵架，都是公事公办，大家不往心里去，反而越吵越亲近。」

彭德怀说：「有的人却记仇，为公事吵架，记下私仇。我就最讨嫌在同志之间搞个人恩怨，动不动就是谁救了谁，谁提拔了谁，完全是旧军阀一套。还有的人在战场上是员猛将，下了战场就膝盖骨发软。你说有多少人给老毛下过跪？罗瑞卿、谢富治、许世友、陈再道、萧华、柯庆施、安子文……拜他老子老娘呢！真是侮辱革命军人的人格……你莫瞪眼睛，接下去讲你当右倾的光荣历史。」

黄克诚说：「「AB 团事件」之后，到了一九三二年初，以周恩来、项英为首的苏区中央局和中央军委，命令红一方面军打赣州。我带的三军团一师是主攻部队。战前，我就反对打赣州，认为那是一场消耗战。战斗进行中，我也和你彭总争论多次，记得还讲了你也是「半个立三路线」这样的重话。后来赣州久攻不克，伤亡很大。敌军大举反攻时，我等不及上级下令，把部队撤了出来，准备接受处分。全军覆没事大，个人处分事小嘛。后来开我的批判会，讲我一贯右倾，对抗中央路线。我不服气，和军团政委贺昌吵了一路。贺昌是好人，吵架不往心里去。他抓过我「AB 团」，我也没往心里去。宁都会议后，毛泽东被撤销了红一方面军政委职务，又批判我是执行了毛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撤了我的师政委职务，只叫我当师长。大约也是你彭总在周全我。这是我第五次当右倾了吧？」

彭德怀说：「你是不晓得，为了打不打赣州、红三军团过不过赣江，我在上头和项英、恩来他们争吵多次。还有那个博古、李德，成天在地图上瞎指挥，却又不得不服从他们的命令……坦白地讲，攻打赣州失败后，我才真正认识到你这名干部，好提意见、敢讲真话、不盲从、遇事多从困难面考虑。我比较欣赏这些特点。这样的人带兵靠得住，打仗胜算把握大。好，你继续讲。」

黄克诚说：「第三次、第四次反围剿，我的部队都打了大胜仗。第五次反围剿因为博古、李德、周恩来「三人团」瞎指挥，地盘越缩越小，混不下去了，中央红军八万人撤出江西苏区。长征路上，我是红三军团先头部队四师政委。那一路上打得苦啊，先后两个师长阵亡，一个师长重伤。我这个师政委是老天保佑，枪子常从身上擦过，闯过鬼门关。第二次占领遵义城，我看到主力红军日夜强行军，东奔西突，被搞得团团转，再经不起消耗了。我向军团领导提出，当前保存部队实力第一重要，应避免再去以硬碰硬，再搞长途奔袭。我还具体谈到几次战斗，其实都是不必打的。当时三军团的政委是杨尚昆同志，政治部主任是刘少奇。这下子可好了，我的意见又被领导上认为思想右倾，对前途缺乏信心，不宜带兵打仗，免了职。中央军委会理会议后，又把我当作「老右倾、活靶子」批判一通。这是我第六次当右倾了吧？」

彭德怀说：「遵义会议之后，恢复了老毛的红军指挥权。所谓四渡赤水，六出娄山关，二进遵义城，部队被老毛指挥得所谓「神出鬼没」，疲于奔命。

不久红一军团司令员林彪闹意见了，给中央写信，要求停止老毛的军权，改由彭德怀统一指挥。林彪写信，我事先根本不知道有这回事，老毛却因此闹下误会，以为是我在背后动作。那样九死一生的艰苦日月，我都懒得和他解释。随时都可能牺牲性命，还要把个人权位看那么重？去它娘的！日久见人心，事久自然明嘛。中央军委会理会议，老毛没有批评林彪，而批红军内部的右倾机会主义。在江西苏区，是别人批他右倾机会主义，这以后就轮到老毛来批别人的右倾机会主义了。也是我们党的传统习惯，反右容易反左难，一有不同意见，就当做右倾机会主义来批。不左当不成领袖。你被免掉四师政委，就是这个背景。好，你继续讲。」

黄克诚说：「红军过雪山、草地时，我降级为三军团司令部侦察科长，算副团级吧。没关系，反正是干革命，副团就副团。出了草地，从红一军团调了几位领导干部到三军团加强领导。那时出了张国焘分裂中央的事件，中央机关组成北上先遣支队走了，你彭总是支队司令员，毛泽东是支队政委。三军团原在你率领下艰苦朴素，官兵一致，伙食一律，无人搞特殊化。可是新来的领导却常聚在一起吃吃喝喝，改善伙食。干部、战士看不惯，难免有意见，讲怪话。值此部队极端艰苦疲劳、严重减员之时，新领导却部署审查干部，整顿纪律，要处置所谓问题严重的人。我虽然被降了级，但实在看不过去，就自不量力找新领导提出看法：经过千辛万苦，刚走出雪山草地，对有思想毛病的人应以教育为主，不能再搞这种脱离群众、甚至可能引起部队哗变的事。于是我被新领导认作「目无组织」、「狂妄自大」、「屡教不改」。有人还提出：像黄克诚这样的人，年纪大了——当时我只有三十来岁，只是样子显老而已——又不中用，当个普通战士都不够格，还怕他掉队，落入敌手成为后患……言下之意，不如把我处理掉算了。你说险不险？后来不知道是谁讲了话，黄是上井岗山的老同志，有错误，可以再降他的级，但人要保留。我才保住了性命。这是我第七次当右倾了吧？」

彭德怀说：「当时我已经离开三军团，和老毛一起率领中央支队先走了，这些情况一点不了解，今天第一次听你讲……左啊，左得没有人气、人性，毁了多少同志……」

黄克诚说：「一九三五年九月，三军团进入甘肃南部，向陕北作最后的进军。我那时已被降级为军团司令部保卫局军事裁判所所长，算正营级吧。经过整整一年的爬山涉水，行军作战，三万多人的部队只剩下三千多人，还有不少伤病员，经常有人掉队。保卫部门怀疑一些伤病员情绪不振，可能投敌叛变，决定采取预防性严办。我作为军事裁判所所长，实在不忍心严办这些同志，拖延着没有执行。比如有位受了重伤的管理科科长，因过草地时丢了几名战士，也正面临判决。我知道事态严重，还是担着风险找保卫局领导反映意见：九死一生走完长征，眼看就要到达陕北了，不能狠心处理这些同志……结果我遭到狠狠训斥，指我温情主义，重犯右倾老毛病，撤掉所长职务。后来那些伤病号遭到怎样的处理，我就不知道了。这是我第八次当「右倾」了吧？」

彭德怀说：「有些家伙，钻进革命队伍里，专门整肃自己人，从不手软，却吃香得很，官越做越大……老毛身边的那两个大保镖，历史上就是干这个的嘛。好，你往下讲。」

黄克诚说：「抗战期间，我在新四军工作，算是比较顺利。但也摘不掉头上的「右倾」帽子。一九四 0 年，我在苏北担任新四军第五纵队司令员兼政委。因在黄桥决战之后，我反对再打草甸战役。提出新的作战方案，也不被采纳。说实在的，放着日本鬼子不去打，而和国民党军队打内战，我心里有保留。

结果部队在水网地带发挥不了优势，战役没有打好。华中局领导认为我思想右倾，撤了我的五纵司令员职务，保留政治委员。司令员由陈毅同志兼任。陈不能到任，实际上仍由我一身兼二职。一九四一年日军大扫荡，华中局机关所在地盐城市危在旦夕。华中局领导要保卫盐城，我主张放弃盐城。结果丢了盐城，匆忙撤退，造成损失。华中局又批我「右倾」。我不服，认为上次草甸之役失利，这次盐城失利，都是华中局指挥不当。事情闹到延安党中央，我才没有被处分。陈毅同志心地坦荡，事后承认指挥失当。这次结局比较好。但也可以算是我第九次当「右倾」了吧？」

彭德怀说：「党中央到了延安之后，我们在军事上算是走上正轨。西安事变，全民抗日，也给了我们军队喘息休整、发展壮大的机会。你的右倾资历还真不简单呢。」

黄克诚说：「一九四三年四、五月间，华中局奉党中央命令，开展整风、「抢救运动」。我就建议，要吸取过去江西苏区「消灭 AB 团」的教训，不要在战斗部队里搞什么「抢救」。那时新四军五纵改番号为第三师，我是司令员兼政委，苏北根据地党委书记。华中局却不能不执行中央命令。我没有办法，只好下到属下的第七旅去搞试点，结果发现几名被审查对象一经硬逼，就乱供一气，不着边际了。我立即下令停止「抢救」，使三师和苏北根据地免除一场内部灾祸。被我解放出来的干部中，有一位是七师师政委曾希圣的爱人，怀疑成特务，险遭处决。而证人却在谭震林的第二师，也是乱招供的。当时第二师搞抢救搞得很凶，每个团都「抢救」了百把人。后来华中局书记饶漱石也发现出了问题，接受了我的建议，对被「抢救」的人进行甄别，才算没有冤枉大批人。饶漱石还邀请我在华中局扩大会议上作了一次报告，我着重讲了审干、锄奸问题，提出「宁可错放，不可错判」的主张，够右倾的吧？彭总啊，或许是因我参加革命以来一直挨整的缘故，要我整别人时，就总是狠不下心肠下不了手呢。要说这就叫「右倾」，我就甘当这个「右倾」罗。后来在东北战场，反对打四平，我又「右倾」过一次，但再没有受到过处分。」

彭德怀说：「本来，我们这些耍枪杆子吃饭的人，从死尸堆里走过来，容易心肠铁硬……可我和你一样，对自己同志受冤受害，对老百姓受灾受难，就是心肠硬不起来。你不是救过曾希圣的爱人吗？娘的！我就不理解曾希圣、张仲良、吴芝圃这些人，也都是带过兵的；今天对治下的老百姓闹饥荒，被饿死，怎么心肠就铁硬得起？我真怀疑他们为了保官保位，还有不有一点人气？」

黄克诚说：「战争年代，容易鉴别人，锻练人。不是生，就是死，黑白分明，人比较单纯。胜利了，做大官了，衣、食、注行，汽车别墅，享受各种待遇，连车门都有人开，公文包都有人拿，人就复杂起来了。生怕丢失已得到的一切，老婆、孩子、亲友都跟着吃亏。于是就迎合，就盲从，一切看上面的好恶。我就不相信，曾希圣、张仲良、吴芝圃、王任重、陶铸这些同志，去年他们心里就真的相信什么亩产土豆一百万斤、亩产小麦三十万斤、亩产稻谷十万斤！那些粮食堆在一亩地上有多少公尺高？可是他们就敢放这种牛皮卫星，向党中央报喜！度嗣袢毡ā返牵醒氲缣úィ娑恕？墒悄阒醒肓斓既烁咝苏庖惶茁铩＝泊┝耍耍涫凳呛茏运降亩铩！？

彭德怀说：「所以我讲去年的问题总根子在老毛身上。没想到他翻脸不认帐，又要反右倾。上午散会时，我气愤不过，才当面操了他的娘，解气。」

黄克诚说：「你声音低一点……我的经验，当右倾并不那么可怕。既然当过十次，也就不怕有十一次。尤其是和平时期，谁还会要了你、我脑袋不成？

只要挺得住，到时候总自有公论。何况你写信的时候，我人还在北京，怎么牵强得上？讲到天上去，我们的政策也不能叫老百姓饿肚子。」

彭德怀说：「老毛要整我，砍了脑壳碗大个疤！就怕党内军内，一批好同志、老战友，受我的牵连……又要反右倾了，乡下农民怎么办？雪上加霜……我们却是干瞪眼，毫无办法！」

黄克诚担心彭总又扯出想效法张学良西安事变的那类话来，忙说：「老总，你不要胡思乱想了。你是共产党的元帅，我是解放军的大将，不是地方军阀。地方军阀才有私人的敢死队。时代不同，形势也不同。祸从口出，你要警防祸从口出。」

彭德怀说：「那好，起雾了，我们就谈到这里。回去服两片安眠药，睡大觉。要塌天，他娘的就塌吧。」

黄克诚站起身来：「下露水了。我们今晚上什么都没有讲，只是乘凉，只是乘凉罗。各人拿各人的板凳？」

彭德怀目光锐利，朦胧夜色中，彷佛看到有人影在山坡下树影里闪动。彭德怀一时又火了，身手矫捷地几个箭步冲上去：「什么人？为什么偷听？」

树影里闪出两名身佩短枪的一中队干部。他们向国防部长、三军元帅彭总立正，行举手礼：「报告首长！我们是值日巡逻，路过这里。这么晚了，首长还没有休息？」

彭德怀笑了：「原来是你们……我在草坪上乘凉，要不要上来坐坐？」

两名一中队干部说：「谢谢首长，我们还要去巡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