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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定于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揭幕。其他领导都在开会前纷纷返回北京。但毛仍滞留在北戴河。这时北戴河已开始有寒意。我们每天下午仍下海游泳。最后毛也觉得太冷，我们便在开会前赶回北京。

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于一九四五年在延安召开。解放后，这是第一次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也就是“八大”。“八大”会中将选出新的中共中央委员会，并为新建立的社会主义体制定下指导纲领。毛原本希望“八大”将其激烈改革政策形成决议，并确立其为中国独一无二的领导人。他便将细节交给刘少奇和邓小平去处理。刘邓两人误以为毛真的要交出权力。刘少奇负责讲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最重要的政治报告。这报告的起草讨论须经毛先行过目和修改。后来毛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告诉我多次--刘少奇的政治报告事先没有送交毛过目。那时即将担任新职 (党中央总书记) 的邓小平要毛休息，不参加会议。

毛说：“我提出辞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可是我仍然是党的主席啊。召开八大为什么事先不同我打招呼，八大的政治报告起草讨论，我没有参加，事先稿子也不给我看，说是来不及了。我又没有离开中国，有什么道理说来不及，不让我看一看呢？

”

我不确知毛究竟批阅过刘的政治局报告没有，但他显然不喜欢其中强调经济建设并避开阶级斗争的论调。我想毛跟我发的牢骚，是他在气头上的话。八大路线 (即坚持集体领导、发展经济、反对个人崇拜、主张实事求是等) 从未得到毛的支持。毛往后所有的政治行动--共产党整风、大跃进、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文化大革命--全是为了推翻“八大”所制定的总路线而做的出击。直到一九六九年第九次全国大会时 (那时刘少奇被开除出党，并已死亡，邓小平被撤职) 毛的思想成为全国指导纲领，毛的报复才算落幕。

我想邓和刘对治理中国的观点基本上与毛的迥然大异。他俩将党视为决策机构，赫鲁晓夫的反史达林报告更使他们坚定集体决策的信念。毛的观点则是帝王式的。

毛认为他的意志凌驾于一切之上，并憎恶任何反对声浪。

毛在“八大”中做了开幕讲话。我随同毛出席了开幕和闭幕会议，并在后台听了刘少奇的政治报告。我一听到刘、邓两人的报告，就知道毛一定会大为震怒。我也非常惊骇。毛的确有理由觉得中央在压制他。刘的政治报告和邓修改的党章的报告中，赞扬集体领导路线，反对个人崇拜。邓小平进一步向党代表保证，中国绝对不会出现个人崇拜。邓修改的新党章中，不但删掉“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一切工作指针”这句话，并为毛设立了荣誉主席的职位--这些都显示毛的党主席职位并非终身职，党领导要他交出权力。

跟随赫鲁晓夫起舞，颂扬“集体领导制”的基调，特别令毛不安。如果中国共产党员真的实施集体领导制，那表示领导人之间地位平等，所有重大决策将经集体裁决。毛的重要性便会锐减。但毛要做天下第一人，他想搞个人崇拜。

毛说他想要退居二线时，他仍想由他决定所有重大事件。但问题就在刘、邓两人觉得重要的，毛觉得不重要，没送来的文件，毛又觉得很要紧。这也就是毛后来所说的“大事不报告，小事天天报”。

我在“八大”会议中首次发现，毛和他的制定接班人刘少奇之间，存在着如此重大的歧异。“八大”是毛与刘、邓两人关系的转折点。毛觉得中央领导人是有意排挤他，并且想削减他的权力。

但是毛平息怒气的策略，是先针对敌手的下属迂回攻击，而不是直接铲除真正的目标。因此这次毛龙颜大怒，遭到池鱼之殃的反而是罗瑞卿和汪东兴。毛的愤怒也使我的生活起了快速而戏剧性的改变。

一九五六年，八大闭幕，国庆日后不久，毛便爆发了。有晚中南海大部分的工作人员纷纷去怀仁堂看京剧表演。毛没有去，我正在卫士值班室看值班记录。李银桥突然跑进来，打电话到怀仁堂，叫还在看京剧的罗瑞卿、汪东兴立刻来。

过几分钟罗、汪赶来了。他们问什么事，李银桥只说：“主席请你们去。”他们匆匆走进毛的卧室。去了大约有一个多小时才下来。毛大骂罗、汪时，李银桥和卫士在卧室门口，他们听得很清楚。

罗、汪进到毛的卧室后，毛就破口大骂，说他们不接受批评，依仗中央压他，毛骂道：“宰相出朝，地动山摇。警卫学苏联，搞什么公安军和警卫干部队。到处兴师动众，完全脱离群众。”

毛不能明说他真正生气的原因--罗、汪两人过于服从党组织，凡是都要向刘少奇报告。他们也并不是为了讨好刘少奇而胆敢跟毛对立。他们总认为从安全出发，做好保卫是天职。毛又时常一意孤行，在戒惧恐惧之下，他们转而向刘少奇寻求支持，以防万一出事，可有人分担责任。

八大后，罗、汪仍照旧前去向党中央报告毛的起居一切，这使毛大为恼火。他们不知，如此警卫森严，甚至使毛觉得一举一动都在警卫人员的监视之下。毛自然不愿受到这种约束，尤其这影响了毛“私生活”的“保密”。

毛此时仍对彭德怀批评他“后宫三千”之语耿耿于怀，罗派的警卫越多，毛私生活的秘辛就越有可能流传到中央去。

毛对罗、汪两人大吼说：“我就不信，‘死了张屠户，就吃混毛猪’，你们滚蛋。”毛说，要罗下放到湖南省，任省长。要汪去中共中央党校学习，然后下放江西。

两人从毛卧室出来，颜色苍白。罗说话时口舌抖动，向汪说：“这是这么一回事，到公安部，今夜立刻开会。”罗性格刚烈，要向党中央说明情况。汪说：“罗部长先别急，明天再开吧。我先了解一下，看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汪劝罗，如果这样做，等于同毛摊牌，毫无转圜余地，会彻底垮台。

罗于是改向毛写了检讨报告。然后召开公安部组会，在会上做了自我检查。毛的气出来了，慢慢平静下来，罗仍任公安部长，没有下放，汪也写了检讨报告，但没有复职，到党校去学习了。

我是汪推荐来的，遇到了困难，都找汪商量。现在发生这么大的变化，今后的工作和人事关系，更不好办了。我冷眼旁观，汪走后，无论叶子龙或李银桥都似乎去了一块“心病”，对我自然更加肆无忌惮。我前思后想，我在一组工作，脱离了医院临床，一天到晚处于勾心斗角的“内战”中，对我来说，牺牲太大，何况我在这场“战争”中，肯定是“战败”者。我便开始寻找机会脱离一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