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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彭真他们走了以后，毛的睡眠又坏了，往往二十四个小时不入睡。饭也吃得很少，有时一天只吃一次饭。我很担心，对毛这样年纪的人，睡眠少会发生不利影响。这样又不得不重新安排安眠药的服用时间。于是，不到一个星期，毛便恢复到原来的睡眠和吃饭习惯。

我刚刚感到心情松驰下来，张玉凤跑来说：“主席讲，卧室的天花板上藏着一人，天天夜里上面有响动。是不是有坏人啊。”

我不禁心里暗笑，在这样警卫森严的布置下，怎么可能有坏人爬到天花板上去。

我想可能是老鼠在上面作怪，我去找随同外出的警卫一中队队长。他说，最近在院子里站岗的警卫，常在地上看到像猫足迹，可是比一般的猫足掌大得多，可能是野猫。

于是警卫们在院子里架石磨，用细木棍支起来，下面用了一条鱼做饵。接连打死两只野猫，一只很大，像小花豹；另一只小一些，但也比家猫大。这很明显，这座招待所是专为毛修建的，周围是些草木树业和花卉。平时空在那里，没有人住，只不过有一些哨兵看守，时间久了，自然成为野生动物的栖息所。

一中队的队员将这两只野猫放在院子里的凳子，他们的意思是想让毛看看。毛起床以后，隔着玻璃看过了。毛说，这里不安全，立刻出发到杭州去。

数小时后，我们便在往杭州的路上。

毛到杭州以后，开始忙碌了。我感觉到气氛紧张起来。有事情正在匆忙进行，正在发生，可是我说不出是什么事。

叶群从苏州打电话来，叶说有重要的情况要向毛汇报。第二天叶乘飞机到了杭州。毛在大厅里同叶谈了三个多小时，叶又匆匆回苏州去了。

毛与叶的谈话，只有他们两个人，谁也不知道谈些什么（1）。但是夜里毛吃饭的时候，说了几句话，使我越加感到事态严重起来。

毛说：“邓小平管的书记处，不知道是管的谁人的书记处。书记里头坏了多少人啦。过去的不算，现在的彭真，他管的北京市委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陆定一管的中宣部个阎王殿，左派的文章休想这关。罗瑞卿在军队里头搞折中主义。杨尚昆往来传递消息，收集情报。这就是邓小平的书记处。”从“录音事件”以后，毛一直怀疑杨是个特务。

一、二天后，江青来了杭州。这次我见到江青，她似乎完全变了一个人，我看她精神旺盛，步履很快，已经完全没有“病态”了。江青见到我的时候，只是点点头，打个招呼，没有说话。江青的随从人员只有一个护士、一个服务员和上海市公安局派给她的一位警卫员。

护士对江青的健康情况透露了些。她说，这一段时间，江的身体很好，怕光、怕声音、怕风都基本上没有了，也没有了头痛、耳呜的症状，所以没有带医生出来。

江青只住了一夜，第二天便赶回上海。隔几天后，也就是二月下旬，江第二次来杭州，我才知道毛和江讨论了什么。

原来二月二日到二十日，林彪委托江青在上海召开了一次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江青前来询问毛对这个会的＜纪要＞的意见。这份文件毛拿给我看过，中心内容是针对着陆定一主管的中宣部。＜纪要＞中提出“建国以来文艺界是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

我看了这个文件，倒没有奇怪，因为毛同我已经讲过对陆定一的中宣部的意见。

但是我没想到，林彪透过这种方式，利用江青出头，将毛的意见公开出来。这同时，林也将江青推上了政治舞台。我感到十分不安。握有大权的江青会是个极为危险的人物。

我从末见过林彪。解放后，林虽然身兼数个高级领导职位，但他已在半退休状态，有“病”，五一节和国庆日一律不上天安门。七千人大会中，我也只从后台听到他的演讲，远远看到了他一眼。但林是中国十大元师之一，以善战闻名。我很敬仰这位军事天才。

一九六六年三月，江青二度拜访毛后患了感冒，要我去上海替她看看。毛让我先去上海，说：“我随后也要到上海去，在一个地方住久了不好。”毛的被迫害妄想症使他无法久居一地，觉得杭州也是危机四伏。

江青只不过是轻度感冒，我看她并不在意，吃点感冒药就好了。我到上海的第二天傍晚，林彪突然来了。说是知道江青生病，特意来看看。

我是第一次看到林彪。我印象最深的是他那身军服，紧得几乎是贴在他身上，他的李秘书跟他来到前厅，林脱下毛大衣。中等偏低的个子，瘦瘦的身材，青灰色的脸。林因为秃头十分明显，在屋子里也戴着军帽（2）。脚上套着皮靴。林几乎没注意到我，也末发一言。双眼十分黑湛有神，瞳孔和虹彩几乎是同一颜色。

林彪虽是说来看望江青生病，但他与江谈话近三个小时才走。李秘书告诉我，林以前有神经衰弱，怕光、怕风，从不出门。不过，最近一段时间，活动多起来，身体比以前好多了。那些症状也都消失了。林彪和江青一样，完全变了一个人。我想林的病也是“政治病”。

但林也末变成百病不侵的钢铁之躯。那年八月中旬，文化大革命正狂热地展开时，林彪正是权倾一时。汪东兴正设法接近这位毛即将钦定的新接班人。林彪此时病了，汪要我同他一起去林的住地毛家湾看看。

我们走到林的住室。林躺在床上，头放在叶群的怀里，哼哼唉唉地哭着。叶群在抚慰他。那时我对林彪的观感完全改变－－从一位骁勇善战，运筹帷幄的元师，变成不适合治理国家的精神上十分脆弱的患者。

这时许殿乙和吴阶平医生也到了。叶群、汪和我三人退到客厅。经过检查，是输尿管结石。冶疗以后，林逐渐安静下来。

在冶疗时，叶群跟我说了林的一些情况。叶说，林原来吸鸦片，后来改成注射吗啡。一九四九年以后，到苏联去，才戒掉的。自此后便没有再复发，但林的举止仍然令人难以理解。林怕风、怕光，所以很少外出，更别说去开会。怕水怕到令人匪夷所思的程度，只要看见水或听到水声就会拉肚子。因此，根本不能喝水，只能用馒头泡湿了吃，代替喝水。大便不能上厕所，要用便盆放在床上，用棉被从头下盖全身，在被子内大便。

我心中很纳闷，这明明是一个精神上不健全的人，怎么能让他来管理国家呢？

回去中南海以后，我将林的病情告诉了毛。毛面无表情，什么都没有说。我也从未和别的领导或医生同事讨论过林的病情。泄露国家高级领导人的有关情况是种政治罪行。

三月江青的感冒完全恢复后，我留在上海。张春桥几乎每天来同江密谈。不久，姚文元、戚本禹（新任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局长）、关锋（《红旗》编辑之一）也一同来了。

三月十五日毛来到了上海，十七日到二十日召开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在会上，毛扩充江青的论点：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把持着，真正代表左派的意见和言论发表不出来。会上点名吴晗、北京大学历史系著名教授翦伯赞、北京副市长邓拓、缪沫沙都是身为共产党员，实为国民党。最后提出，文、史、哲学、法学和经济学要在学术和政治上，开展“文化大革命”。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文化大革命”这一个名字。我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我认为毛是要在文艺学术界搞一次运动，同医学界关系不大。因此，虽然感觉到形势严重，但是却似乎又与我很遥远。

三月底，毛连续召集康生、江青、张春桥谈话，主要提出，彭真等的＜五人小组汇报提纲＞（即所谓＜二月提纲＞），混淆阶级阵线；要撤销。北京市委和中宣部包庇坏人，要解散；“五人小组‘也要解散；开展文化大革命。由此可见，毛一方面固然召开了中央常委会，可是他却通过康生、江青等人在与中央常委和书记唱对台戏。

毛这招出人意外之外。毛从未对高级领导发动全面攻击。毛在四月初又回到杭州，并在十六日到二十六日之间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上提出彭真的反党问题，重新成立文化革命领导小组，会中气氛紧张万分。我非常忐忑不安。一组的人已全被撤换，我既不认识也不信任新的工作人员。我很少见到毛，毛的新警卫处长曲祺玉仍封锁毛的一切消息。汪东兴仍未回到一组工作。没有汪的保护，我真如身处在汪洋大海中的一叶孤舟，孤立无援。因此在杭州会议期间，我到西冷饭店去见汪一面，一方面打听现今政治局势，另一方面也催汪回一组。我到西泠饭店时，汪正和周恩来开会。周劈面就对我说：“这是什么时候，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我说：“我想将主席这一段时间的情况，汇报一次。”

周哎了一声说：“这个时候怎么还能汇报主席的情况？”

汪说：“是我让他来讲一下主席的健康情况。”

周说：“快一点，不要时间太长。康老（康生）和陈夫子（陈伯达）都在，不能让他们等。”周一边说，一边走向会议室，又回过头来说：“李大夫谈完了立刻就回汪庄去。”

周这么紧张使我很惊讶。我问汪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汪说：“这一段时间，你听到了一些，也看到了一些。这是中央的事，不要多问。主席的情况怎样？”

我扼要说了这几个月中毛的情况，然后说：“耀词压不住阵脚，现在一组内部工作很乱。你什么时候回来？”

汪说：“主席没有叫我回，我不能回。开完会，我到汪庄来看看大家。”

我回到汪庄以后，想到周恩来的紧张神色，和他特别提出康生与陈伯达在等着开会，都说明我去西冷饭店可以贻人口实。我随即去见毛，说明我到了西冷饭店找了汪东兴，向汪说明毛的身体很好。

毛淡然一笑，问我：“他们在做什么？”

我说：“听说在开会，汪东兴同志是从会议室内见我的。后来周总理也出来了一会，叫我赶快回来，免得有人误会我夹着什么使命去的。”

毛说：“去一趟有什么要紧，用不着这么大惊小怪。”

我这次向毛及时说清楚，做的是十分必要。到一九六六年底，由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发动，打到汪东兴的时候，康生转给毛一封所谓揭发信，是浙江省公安厅一个人写的，揭发我在中央会议期间，曾去西冷饭店找过周恩来和汪东兴，是在“暗中勾结，通风报信”。

毛将康生转来的这封“揭发信”给我看了，然后说：“这件事你告诉过我了。这信放在汪东兴那里，你去交给他。”

我明白毛的意思是给汪打个招呼，毛在“保”我和汪。

四月二十四日，毛又召开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上通过了由陈伯达起草，毛修改后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毛宣布撤销＜二月提纲＞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成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会，并号召向党、政、军、文各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猛烈开火”。

这通知后交五月四日到二十六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

五月十六日扩大会议通过这份通知，称之为＜五、一六通知＞，即后来文化大革命的指导纲领。毛并未参加扩大会议，那时我们在杭州。

毛给我看中共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名单：组长陈伯达，顾问陶铸和康生，第一副组长江青，副组长王任重、张春桥，组员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毛告诉我，这个名单是林彪提出来的，原来没有陶铸和王任重，是毛加上去的。

我看到这个名单，内心紧张起来。江青有了实权了。自从一九六０年以后，她对我积怨很深。以她的为人残酷来说，她不可能轻易饶过我。我今后会有什么遭遇呢？

毛藉着机开导我，要我对江青表示对她的“忠心”。毛远新对江青一向十分冷淡。每年暑假回到北京的时间，他从来没有主动去看江青，或和江青谈谈话。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他立刻给毛写了一封道歉信来。毛远新向毛作深切的自我检讨，说明经过这一时期文化革命的开展，他看清楚了，江青是毛的忠实的学生，表示对江青从心里敬佩。

毛看了很高兴，将信转给江青。

毛远新当时在黑龙江哈尔滨的军事工程学院读书。毛远新的这一手很灵，此后他成了江青指挥下的战将，短短几年中，便窜到沈阳军区政治委员。

反过来，我和江青之间旧隙难以摆平。毛远新是毛的侄子，江青将毛远新纳为麾下大将之后，声势也得以日渐壮大。但我对江青的看法丝毫未变，何况我也不屑于平添她的政治力量。我无法对她卑躬屈膝，曲意奉承。她早晚总会对我伸出魔爪。

我真有长日将尽的感觉，江青一定会想法子毁了我。

注释

（1）叶群显然两度造访毛：第一次是在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李医生并不在~场；本书此处所描述的是第二次，即一九六六年初。

（2）林彪的秃头也许是年轻时代曾患头癣（即俗称所谓秃疮）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