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一九六零年中国青年杂志社通过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向我征求稿件。

田在中南海南楼的宿舍，和我贴邻。他平时知道我喜欢作点杂记，其中个别篇章，他还看过，这是他劝我选一、二篇刊登出去。

自从一九五四年，我被任命为毛泽东的保健医生以後，空下来我将平日的所见所闻记录下来，一者为了消磨时间，二者有时拿出来翻翻，作为流逝的年华的纪念，完全没有想发表的意思。因此，我拒绝了《中国青年》杂志的征稿要求。

开始只是记录一些趣闻趣事。时间一久，成为习惯，於是写成无所不容的日记了。到一九六六年时，已经积累了四十几本。

一九六六年下半年，红卫兵兴起了抄家风。这时我已迁到弓弦胡同中央保健局宿舍。前後院住了三位卫生部副部长。我自己住在中南海内，很少回家。可是一回来，娴就同我说，几乎天天晚上，来人抄这三位副部长的家。时常敲错门，敲打我家。娴很害怕，万一抄错了，进来将这四十几本杂记抄走，岂不是有了十恶不赦的罪状了，应该赶紧烧掉。

我抱着这四十几本杂记发愁，不敢在家里烧，怕邻居怀疑而揭发，又没有地方可藏。於是我将这些杂记带到中南海内一组，即毛泽东的住地。靠南墙的小院内，有一个焚化炉，是为了毛泽东和江青不需保存的文件、信件，加以销毁之用。我就用这个炉子焚烧。烧到还剩下十多本的时候，汪东兴打电话叫我到他那里。他问我，现在正是抄家的时候，江青的厨师告发我，在一组烧毁文件。我告诉汪，我烧的不是文件，是我的笔记。汪说，笔记有什么要紧，何必烧。我说，这些笔记都同毛有关系，留下怕惹祸。汪说，你一烧更惹祸，这个厨子如果告诉了江青，就完了。

我回到一组，看到剩下的十几本日记，心想这些留下来是祸害，反正已经烧了，再烧一次吧。

第二天汪东兴又将我叫去。这回他急了，对我嚷！“叫你不要烧，你还烧。主席的厨子来告你的状了。这事要闹出去，就成了大问题。你再不听话，我把你关起来。”

我向汪说，已经烧完了，再也没有可以烧的了。

这就是我积累了十几年下来的日记的下场。

文化大革命中间，我一天到晚提心吊胆，片纸支字都没有保存下来。

一九七六年四人帮被捕以後，娴常常惋惜地说：“太可惜了，那四十几本日记。

如果能保存起来，也没有事。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为此她常常催促我，写出这一段的经历。

一九七七年夏，叶剑英到三零五医院检查身体。检查间隙，叶同我谈到往事。他说：“你给毛主席工作了二十二年，时间可不短了。你应该将你知道的事，写了出来，这也是历史啊”。他并且说，他要向一些报刊代为宣传。

此後多种报刊杂志都找到我，要我投稿。他们愿意优先刊登。但是我不愿投稿。

因为经过这么多年的观察，凡是讲真心话的文章，作者不是被封为右派，即冠以反动文人的称号，没有一个可以幸免。我又不想写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文章。

但是我又不愿意让我的这些年的经历，烟没无存，於是我重新拾起旧忆，撰写回忆录。从一九七七年开始执笔，断断续续，又写了二十多本。我并没有想整理发表，因为根本没有公开发表的可能性，何况我不想因之取祸。这只不过作为我和娴逝去年华的雪泥鸿爪，留作纪念吧。

一九八八年二月，娴发现患有慢性肾功能衰竭。五月住院，到七月下旬，病势日趋严重。两个孩子、两个儿媳，都十分焦急。他们一再催促我携娴来美国求医。

八月中旬我与娴带着孙女到了美国。娴继续求治。我每天要照管娴的饮食和治疗，虽然娴多次提到，将旧作整理出来，但是我哪里有这种心境和时间呢？

十二月中旬，娴因感冒，病势急转直下，送入医院，住院治疗。经过多方抢救，终於因为肾功能衰竭，一九八九年一月十二日去世。她陷入昏迷前，还一再叮嘱我，要将一九四九年以来，这三十九年中的遭遇写出来。她说：“一定写出来，为了你，为了我，也为了我们的後代。可惜我不能再帮助你了”。

一九八九年三月，我点检行箧，取出了旧记和带来的全部资料，开始了写作生活。这一方面是对娴的永久的纪念。另一方面，身在美国，就可以将这些年的所见所闻，秉笔直书，无需避讳，加以发表。

如果读过这本书以後，读者能够更加珍惜自己的理想和所向往的幸福的生活，那将是我和娴多年来的最大愿望。

经过了二十二年的血腥战争，一九四九年中国共产党终於取代国民党，统治了中国大陆，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当年夏天，我正在澳大利亚。由我大哥的从中介绍，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卫生部副部长傅连璋来信，希望我回去工作。於是我返回香港，同我的妻子娴一道回到北平。

傅安排我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行政处香山门诊部，後迁入中南海，成立中南海门诊部。

我工作勤奋，受到中共中央一些高级干部和一般工作人员的赞誉，被选为中共中央办公厅和中共中央直属机关的甲等工作模范，吸收入党，并被任命为中南海门诊部主任，後为中南海保健办公室主任、中央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副秘书长及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三零五医院院长。

一九五四年，经警卫局局长汪东兴推荐，通过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和中央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同意，由周恩来批准，我被任命为毛泽东的保健医生，以後并兼任毛的医疗组组长。从此，直到一九七六年毛去世为止，我作为毛的专职健康保护人和监护人，无论在北京或去外地，都跟随在他身边，为时二十二年。

我初次到毛处工作，即惊异於他的生活习惯与众不同：饮食睡眠都没有一定的时间，正是“起居无时，饮食无常”。对他说来，一天二十四小时之分，画夜之分，毫无意义。他的一切公私活动，甚至接见外国元首，都以他的意愿为主，都不事先通知，而采取突然行动。即使在身边工作的人员，也摸不清他下一个行动是什么。

加上共产党内部控制严密，强化保密制度，毛本人亲自规定：“不要说这里的情况”，所以他的真实状况，从政治活动到私人生活，都笼罩在一层迷雾之中，更形增加了他的神化感和权威感。

一九五九年以前，我崇拜他，仰望他如泰山北斗。但是我虽在他身边，在他的周围似乎有一道神秘而不可逾越的障隔，使我不能真正进入他的生活。

一九五九年以後，我逐渐穿过这层密障，进入了他的生活实际。原来他正如演员一样，除去前台的经过种种化装的他以外，还有一个後台的真实的他在。

五十年代初期，人们只看到他与苏联订立了“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号召“一边倒”，但不知早在三十年代，他就被苏联共产党和史达林目为“异端分子”，是“白心的红皮萝卜”。一九四九年冬他去苏联，受到极大的冷淡待遇，住了两个月，在他最後愤然要回国时，史达林才见了他，签了这个条约。他认为苏联是中国的最大威胁，最终目的是吞并中国。只是到六十年代初，中苏关系的破裂才公开化。

自从斯诺等人访问陕北中国共产党的根据地，向全世界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生存奇迹以来，他对美国，特别美国人，有很大好感。当他号召“学习苏联”，大家学俄语的时候，他不学俄文，而学英文。他自嘲说：“我是言行不符”。他身边所用的知识分子，包括我在内，都是受英美教育出来的人。他决不将由苏联培养出来的人放在身边。至於韩战及越战是由许多因素，也包括美国一些不了解毛的内心世界和对当时中国共产党有歧见的人士造成的历史大不幸。从六十年代末期，毛即致力於恢复中美友好关系，而这一历史使命的完成，是他去世前实现的。

毛对蒋介石，虽然终生为敌，但并不持完全否定的态度。他认为蒋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不俯首贴耳听命於美国。他说：“蒋介石和我都主张只有一个中国，在这点上我们志同道合。”

共产党核心领导中的斗争，既复杂又曲折。自一九五七年的所谓“反右派斗争”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批斗彭德怀 (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演变到一九六六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在表面上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但实际上却存在一个根本因素。一九五六年苏联共产党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有“反史达林”，“反对个人崇拜”的运动，在中国共产党内引起一连串反应。毛从种种迹象感到，他作为全党的最高领导地位受到动摇，因而作出一系列相应的反应。正如中央警卫局局长汪东兴所说：“毛认为，全党没有谁都可以，可是不能没有他。”

毛的私生活骇人听闻。外表上，他凝重端庄，而又和蔼可亲，俨然是一位忠厚长者。但是他一贯将女人作为玩物；特别到晚年，过的是糜烂透顶的生活。他没有别的娱乐，玩弄女人成了他唯一的乐趣。汪东兴说：“他是不是觉得要死了，所以要大捞一把。要不然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兴趣，这么大的劲？”江青说过：“在政治上，无论苏联和中国党的领导人，没有哪一个能斗过他 (毛泽东) 的纵横捭阖的手段。在生活问题上，也没有谁能斗得过他，管得住他。”

我不是给毛写传记，只不过作为毛的保健医生，在二十二年的风风雨雨中，将我的亲身经历，及所见所闻，笔之於书，用以纪念与我患难与共的爱妻娴，没有她生前对我的支持和一再鼓励，我不会写成这本书。

时间间隔太久，又没有读些参考文献，疏漏之处在所难免，盼读者方家斧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