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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０年初，一组内流言蜚语，盛传毛的一位女机要员和毛的某位随员过于接近。汪觉得这影响不好。汪的私生活毫无可议之处，他对他妻子非常忠心。因此他无法了解毛“哪来那么大的劲”。毛既然是个特异人物，汪便也不以一般常理来看待毛。但他对一组的人则是一丝不苟。四月在杭州时，汪要我开个会，批评两人。

我认为这件事办不得。我喜欢那位女机要员，她是个天真纯朴的女孩子。我并不相信那些指控，她和那位随员只是说笑闲聊罢了。而且，开会批评尽管是好意，但受批评的人，心里一定不满意。传到毛那里，毛会认为这是指桑骂槐，因为毛本身就有这个毛病。汪不以为然，说我胆子太小，顶多惹得毛不高兴了，不在这里干工作，还可以到别处去干。他是我的领导，我只好奉命了开了会。

事情果如所料，尽管语言和缓，但是批评总使人不舒服。女机要员非常不高兴，于是联合了张玉凤，到毛那里去告状，我不知道她们告些什么。但不久，我就知道我犯了大错。

几天后在从杭州回北京的专列上，毛找我谈了一次。毛说：“你太蠢了，不该你管的事，你要管。我看你还是缺少锻炼。回北京后，你组织一个医疗队，到农村搞搞巡回医疗。多接触社会，接受贫下中农的教育，会好一些。”

我决定去黑龙江。现在那里的人正忙着挖深洞的备战工作。我可以观察一下当地备战的实际情况。

能去黑龙江让我松了一大口气。虽然有毛的保护，我在北京的情况仍岌岌可危。

这段期间，我往的卫生部宿舍内，给部长和副部长开车的司机在一九六九年也造反了。他们切断了水源和暖气。这样，日常生活也难以维持。卫生部内另一派抢得了会计室的钥匙，凡是取工资的人，就得加入这一派。我拒绝加入任何一派，保持中立。

我同毛讲了我的困境。毛让我转告汪东兴，将我和吴旭君的人事关系全部转到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宿舍也搬到位于西单附近的中央办公厅宿舍内。

结果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五七干校成立后不久，娴的机关全部搬到黑龙江省离中苏边界不远的肇远县农村中，我只好请一位老保姆照顾两个儿子。

娴不但体力劳累，还得不断承受精神上的打击。她每天从早到晚，要在农田里和年轻的壮年男子一样地耕田劳动，晚上还要参加思想批判会。会上有些人的发言总是旁敲侧击，提出她的政治历史有大问题。我们都知道，只因为我仍在毛处工作，所以才没有将她的名字点出来。可上这种精神上的折磨，真让人受不了。

所以如果我去黑龙江，我可以去看看娴，顺便安慰她。就算我的医疗队驻在不同的地方，总比我在北京要近得多。只要远离北京的政治紧张，我们总能找到法子见面。

我这次去黑龙江是带着被流发的心情的。牡丹江市向南大约一百多公里是宁安县，满清时代叫作宁古塔，是流放政府官吏的所在。因此我选择了宁安作为我巡回医疗的地点。

汪原本不想让我去。汪说：“这把我们的计划全打乱了。现在北京医院没有恢复秩序，主席有了病，没有地方可以住院。我们已经将养蜂夹道的高级俱乐部（位于中南海外北海附近）接收了，正在这里组建一个医院，名字叫解放军三０五医院，这是专这主席和其他领导人准备的。已经同意任命你（指我）为院长。”

但我仍为下放黑龙江一事怪汪。汪一定要我开会，导致我的下放。毛已对我日渐失去信任。江青和康生也一直在攻击我。和觉得自己其实是个替罪羔羊。汪东兴跟林彪走得太近，没有注意到毛对他两人都有了戒心。我多次告诉汪，毛对林的敌意时，汪总是嗤之以鼻。这次我确定毛是拿我来代替整汪。

我从北京医院抽了一位内科医生侯，一位妇产科杜，从三０五医院抽了一位外科医生牛，一位手术室护士小邵，警卫团派了一位大队政委张，加上我和卫生员小李，一共七个人，带上器材药品，六月二十九日乘北京到哈尔滨的直达快车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