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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毛的关系也开始疏远。毛认为我不积极投入文化大革命是对他不够忠心。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三日毛第一次具体表现对我的疏远。毛那天要去武汉,他没有要我去--这是我做他医生以来第一次不让我随行。林彪建议毛带空军总医院内科主任和解放军总医院外科主任同行。
我觉得危险步步逼近,汪东兴也有同感。汪觉得这其中一定是江青在搞鬼。林彪不清楚状况,不会出这种主意。一定是江青跟林建议的。汪怕江是想趁毛不在时候整我。虽然汪管辖下的六个工厂很平静,但文革的暴行仍在各地蔓延,武门逐步升级。
武汉的造反派和支持陈再道的一派群众闹得不可开交。毛泽东亲自南巡,南下武汉。
北京也处在混乱边缘。毛一走,就是江青在主事。汪怕我会被江的人绑架。他叫我不要回针织总厂。江可以派人在那捉我。汪说:“你就住在一组你的办公室。如果有事,你立刻就来武汉”。在中南海里我万一出了事,还有法子和武汉连络。
我搬回中南海,却亲眼目睹了汪的恐惧成真。江青的文革小组向来平静的中南海闹得个底朝天。刘少奇是造反派的主要目标。中南海西门外,有许多造反派学生在示威,喊口号:“打倒刘少奇”,红墙上贴满了打倒刘的大字报。人越聚越多,西门外的府右街断绝了交通。入夜以后,这些人就露宿在街上。府右街完全变了样。
当时是七月,天气酷热,几十万造反派的学生挤在这儿举行“揪斗刘少奇誓师大会”。
街上腐坏的食物,人潮的汗味,临时搭的公厕,混合散发出的臭气熏天,令人作呕。
我睡在我的办公室,辗转虽安,不知道明天会是什么光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中南海从未被包围过。虽然示威群众越来越多,负责守卫的警卫岗哨仍镇定如昔。
七月十八日终于有了巨变。上午我正在办公室内看报纸。一中队值班的人跑来告诉我,刘少奇被斗了。我冲到国务院小礼堂前,这一带人都挤满了。警卫团也来了不少官兵。刘少奇和王光美正在草场上挨斗。斗他们的人大多是秘书局的干部。
警卫们袖手旁观。刘的头发被扯乱,上衣扣子掉了两个,被人将两臂向后拉住,腰弯下来,头几乎碰到地上。这就是所谓的“坐喷气式飞机”。这时还有人上来,踢几脚,打了一个耳光。警卫还是没有插手。我实在看不不去了,刘少奇已经六十多岁,他是堂堂的国家主席。
我走到邓小平住的院子,及陶铸的院子。邓和卓琳,陶铸和曾志,也都在挨斗,但情况没有刘少奇严重。他们都被推来扯去,或是冷嘲热讽,没有人打或踢他们。
杨德中也在场。我向杨说:“怎么突然斗起来了?”杨说:“昨天晚上中央文革小组通知今天要斗争。我连夜打电话给汪(东兴)主任了。现在还没有消息。”
汪其实进退两难。他不能跟毛直接报告中南海的暴乱,这样就无异于与势力庞大的文革小组为敌。那时没有人敢冒大不讳批评造反派。何况,汪与毛的关系因刘少奇的问题长期紧张。一九六三年,汪曾陪刘和王光美访问印尼。此事虽经毛正式同意过,汪回来也向毛如实报告,但毛总疑心汪和刘关系“密切”。汪自然也不想和毛要打倒的人站在一边。我心中暗自揣度,怎么会毛刚离开北京,就围困中南海,就开斗争会,毛是不是都事先知道?
七月二十一日,汪东兴打电话给我说,空军司令部已经派了一架飞机,在西郊机场等我,要我立刻去上海。
几小时内,我就到一上海,住进毛和其随从人员住的西郊宾馆。毛的警卫密密实实,这是多处来未有的现象。一中队来了有一百多人,还加上上海市公安局的人。
秘书、通讯员人数也大增。西郊宾馆上上下下,满满都是人。
毛有点支气管炎,阴部生了疱疹。毛的“女友”太多,我和他最近不经常在一起,所以无法追踪出传染者是谁。我用中药替他治疗疱疹,注射头孢菌素治疗支气管炎。我跟毛说明疱疹曾经由性行为传染,但毛不听。他觉得没那严重。
毛问我北京有什么新情况。我将造反派围困中南海,和揪斗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的事告诉了他。他当时没有说什么。他的沉默也显示他对北京的事不满意。
入夜,毛又叫我将发以上情况说了一遍。他就:“文革小组做事不打招呼。不要他们当面斗,不听。”我因此知道公开批斗刘、邓、陶是文革小组自作主张。不是毛的本意。他的本意是,背对背斗,即收集刘的各种人证、物证,以据之判定刘是“反革命”。
我跟毛在上海停留了将近一个月。他要再回武汉。毛七月十四日去武汉军区闹了“七·二○事件”。周恩来急忙派飞机来,仓皇送毛到上海。
在此之前,武汉两派人员武斗十分激烈。当时造反派大肆攻击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毛去武汉前,文革小组派了极左分子王力(原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秘书长)和公安部长谢富治去缓和对立的群众,逐步联合。但王力却转而支持造反派,将对方称为反革命派。支持陈再道的群众大怒,把王力捉了起来。当日周恩来随即到武汉,并劝说释放王力。一些支持陈再道的群众游到毛住的梅园小岛上,想跟毛陈情,被武装保卫毛的战士们把这些人全面关起来。毛知道后,叫把人放了。造反派就这些群众想谋害主席,但毛相信这些群众真心崇拜他,陈再道也对他忠贞不二。毛的意思是见见两派,调停联合。周恩来很紧张,这些群众都有武器,为了毛的安全,周匆忙将毛送去了上海。
经周协调后,王力被释放。王力和陈再道后来双双去了北京。
八月二十日由上海动身,乘飞机又到武汉。毛在飞机上说:“我看武汉这两派,没有那个是反革命。上次让王力一挑,两派打起来了。我就不信真有反革命派。看来王力、关锋、戚本禹(此三人都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都不是好人。毛为了显示不会有谁谋害他,他是公众衷心拥戴的领袖,从飞机场乘了敞篷吉普车穿行市区,然后到了武昌东湖梅园招待所。我坐在后座,车子四周有上百名便衣武装警卫。两派的群众夹道欢迎,热烈喊着:“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按毛的说法是“接见了两派群众”。
毛不在北京时,北京完全在文革小组的控制之下。他们将矛头指向外交部长陈毅元师。陈毅与其他军事领袖曾在一九六七年二月召开的“碰头会”上,公开批评文革,不让军队涉入文革,并谴责红卫兵造成“红色恐怖”。八月,王力和关锋在汪青的支持下,组了“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占领陈毅的外交部夺权,并将英国驻华代办处烧成灰尽(1)。
毛八月回到北京不久,便下令先后逮了王力、关锋和戚本禹(戚在次年一月被捕)。
王力、关锋和戚本禹是极左派,属不争事实,但他们也只是替罪羔羊。文革小组的真正权力握在康生、陈伯达和江青三人手中。毛显然对江青有所不满。我们还在武汉梅园招待所时,毛每天看《鲁迅全集》。有一天他突然讲了一句:“叶群是阿金式的人物,江青也差不多。”
虽然毛对江青闹得天翻地覆的行为不安,他还是没有采取任何阻止她的行动。
注释
(1)许多西方人认为“红卫兵五一六兵团”从来不曾存在过。李医生不认识兵团的人,但听过对它的诸多指控。不管怎样,陈毅被打倒,英国驻华代办处的确化为灰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