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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五年二月十五日在人民大会堂，医疗组向中央政治局汇报毛的病情，和这次检查身体的结果。
在汇报的前一晚，我到三０五医院去看望周恩来。我将这次给毛检查身体的结果，和为了输液问题发生的曲折告诉了周。因为医生正在准备给他做结肠镜检查，我劝他不要参加汇报会了。
周沉思了一下说：“还是参加的好。这是医疗组第一次向政治局汇报，应该尽可能参加。江青同志他们可能要提出一些问题，你们应该有充分的准备。输液的事就不要讲了，否则事情更加复杂了。”
医疗组到达大会堂的时候，已经是十五日下午两点多钟。政治局正在开会。过了一会，汪东兴走出来，他问我准备得如何，我说由我先将病情讲清楚，由吴洁讲心脏和肺脏疾病的论断与治疗，黄克维讲运动神经元病，张晓楼讲两眼的白内障治疗，李宣德讲爱克斯光肺片和心脏片的不正常发现。我们都预备了模型和挂图来辅助说明。
最后我再综合讲讲各科的治疗步骤。
汪最后叮嘱说：“周总理是带病来的，邓（小平）副主席是第一次听到主席的病情。他的耳朵不好，一般说话的声音，他听不清楚。你告诉大家，说话声音要大。”
我们陆续进了会场。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坐在面正中央的位置上，其他的政治局委员围在两旁。我们坐在面对他们的椅子上。我们好像面对法官，在受审。
我们已经讲过很多遍了，所以这你的汇报并不困难，但是麻烦的仍旧是运动神经元病。有模型和挂图也不能使绝大部分的政治局委员听得懂。
江青说：“你们说，这个病很少见。那么主席怎么会得上这个怪病？你们有什么根据证明，主席得的是这种病？”
黄克维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解释了差不多两个小时。当然，怎么样会得上这个病，谁也没有办法回答出来。黄只能说，这个病的病因还没有研究出来，所以不知道为什么会生这种病。
黄讲到了可能发生的危险，是呼吸肌麻痹。好多人又不懂呼吸肌。黄解释呼吸肌时，无意之中，用排骨肉来说明肋间肌。这引起了姚文元的申斥说：“这对主席太不尊重了。”
姚文元的话讲出来以后，黄克维慌了，下面的话结结巴巴说不下去。大家都很紧张，会场上立时沉静下来。
这时周恩来说：“这次你们给主席做的身体检查，很仔细，很全面。诊断也确定了下来，我们感谢你们。下一步的治疗打算怎么样进行呢？”
我说明治疗的方法和步骤：在做白内障摘除手术之前，预备先进行一些试验研究手术。最后又有一波折，当我说到下胃管用鼻饲的重要性时，江青说：“下胃管用鼻饲，我知道这个办法痛苦得很。你们这不是折磨主席吗？”
邓小平说：“刘伯承同志（中共十大元师之一）就一直用鼻饲。主席同意了吗？
”我说，还没有同意。
邓小平说：“主席的事勉强不得，慢慢地劝，同意了，就做。这样看来，运动神经元病是没有好的办法了。你们再多研究能不能有些治标的方法，能够使这个病进展得慢一些也好，白内障的摘除手术要准备好，各方面的病情都要思考进去，不能只看眼睛，要注意心脏和运动神经元病的问题。你们尽一切力量想办法治疗，需要什么药品和器材，告诉汪东兴同志去办。党感谢你们。”
周恩来附和着说：“党感谢你们。”邓小平又说了一次：“党感谢你们。”我们便退了出来。其他政治局委员毫无反应，他们保持沉默，以免往后得为毛的事负责。
当时听上去，大家很高兴，尤其与江青他们的申斥和指责相对照，大家似乎舒了一口气。
但是做“首长保健工作”时间久的人，心里都明白，这种感谢的话，尽管在政治局会议上说出来，却是没有丝毫法律上的约束力的，到头来只是一句没有意义的空话。
从三月起，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发起针对邓小平和其他长征老干部的“批经验主义”运动。此时，姚文元发表了《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主义基础》，认为在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姚此篇文章是在抨击中共党内的长征老干部。他们绝大部分是农民出身，文化水平不高，没有多少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知识，但政治经历丰富的老党员。他们的政治实力雄厚，德高望重。而江青、张春桥、姚文姚等人是所谓的党内知识分子，知识水平较高，但政治历练不足。一月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后，江青等人没有争到任何实权职位。因此这个“批经验主义”运动，其实是在文革期间窜红的年轻干部和平反复职的老干部两个派系的权力斗争。所以江等批经验主义的目标，仍然是要打倒周恩来、邓小平等一批老干部。
当毛知道江青的夺权企图后，立即出面加以制止。毛在四月作了以下批示：“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我党真懂马列（主义）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说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主义）的一种表现。”
毛所谓自以为是的教条主义，骂的就是江青一移人。
毛泽东在五月三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又讲（毛让张玉凤把他的话记下来，然后交给联络员唐闻生和王海蓉转交政治局）：“你们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义，二十八个半统治，四年之久，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帜，吓唬中国党，凡不赞成的就要打。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不要搞‘四人帮’。叫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我看批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
邓小平按照毛的意见，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对江青等人进行了几次批评。江青等四个人都作了书面检讨，算是告一段落。这次邓小平似乎占了上风。
汪东兴这时同我说：“邓这个人很奇怪，这什么不乘此机会，穷追猛打，将这四个人扳倒呢？”
我说：“这事没那么简单。王海蓉，唐闻生告诉我，康生叫她们去问清情况，知道了主席对江青四个人的批评，让王、唐两个人告诉主席，江青和张春桥在三十年代都是叛徒，并且有证明人。王、唐觉得这个问题太大，她们到三０五医院告诉了周总理。总理说：‘这事不能卤莽。主席至今没有松口要批倒江青四个人。如果将叛徒这事报告他，他不同意，康生同志到时可以不承认说过这些话，空口无凭嘛。’所以真想要把江青扳倒，没有那么容易。“此后邓小平在各方面进行整顿，并且说毛有三条”指示“，第一、要学习理论，反修（修正主义）防修（修正主义），第三、要安定团结，第三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江青四人帮仍不死心。江利用毛远新频频向毛传话。毛远新多次向毛泽东汇报，提出”我很注意水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批评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汪东兴觉得毛容易听信谗言，在毛远新不断灌输下，渐渐会对邓小平起疑心。果然不出所料，由九月底开始，毛用他的侄子毛远新作为他与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而中止了王海蓉和唐闻生的联络员工作。从那时起，邓小平又成了攻击目标，政治局势旋又紧张。二月向政治局作了医疗汇报后，眼科又请来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的两位中西医结合治疗的眼科医生唐由之和高培质。他们提出应用传统中医的针拔白内障的方法。他们认为毛的身体已经很衰弱，承受不了较长时间的手术。针拔的方法只要几分针就可以结束，对毛比较有利。但是西医眼科的三位医生认为，针拔的办法仍然将混浊的水晶体留在眼科内，时间一久，会发生别的毛病。讨论好多次，双方不能取得一致意见。我再说明，毛有运动神经元病，心和肺都有明显的病症。但西医眼科医生认为，这些都不影响白内障摘出术的进行。讨论多次以后，决定先进行一些试验研究手术，将中直招待所的两个会议室改成两个病房，找了与毛情况相近的四十名病人。这些病人是由北京市政府找的，都是些无依无靠，住在乡下，需要劝白内障手术而又没钱的老农民。没有人告诉他们，这是为毛主席做的试验研究手术。我们将这些老人都接到中直招待所，住进病房。然后分成两组，一组做白内障摘除手术，一组做白内障针拔手术。
我们把两组手术时间、手术后的恢复和效果，分别写成报告，送给毛，由他自己选择使用哪种方法。毛此时仍在杭州，负责的医生是胡旭东。在张玉凤的指挥下，胡旭东开始给毛输液。胡生恐发生输液反应，每次输液都加入相当大量的激素。这样就连续天天静脉输入百分之五的葡萄糖液八百至一千毫升。胡恐输液以后发生事故，几次打电话给我，征求我和吴洁的意见。我们只能回答，我们不在现场，不了解情况，特别在没有血液化验和尿化验的指标下，很难做出具体建议。到四月底，毛从杭州回到北京。这时输液已经是欲罢不能。我建议胡向毛提出做一次血液化验，根据化验结果，可以说明输液应该暂停。吴洁也说，这样输法是个大问题，不要老毛病没有治，又增加了新病。但张玉凤不同意全停，只好改成隔一天输液一次。五月中旬，张玉凤在《国际参考》上看到中国派到罗马尼亚，给他们一位领导人看心脏病的两位医生，治疗效果非常好。毛同意让二位医生参加医疗组工作。当时他们还在罗马尼亚的布加斯特。到五月底才加国。我将他们接到中直招待所。原来是天津医学院院长朱Ｘ彝和北京医院内科主任陶桓乐。他们说，罗马尼亚的这位领导人，得的是亚急性细菌性心内膜炎（Subacutebacferialendocarditis，是一种心脏内的细菌感染），只要用对了抗生素，治疗自然有效，并不是什么难治的病。我将毛的病情告诉了他们。他们同样感到很难办，没有好的治疗方法。六月十日我同朱、陶二位到游泳池毛的书房内见毛。我们一进去，毛就叽叽咕咕说了一大套。张玉凤不肯翻译。毛发了脾气，举拳哚脚，张玉凤才说明真相。原来六月八日张玉凤出去了。毛要读文件，等了很久，张才回来。
毛生气了，写字条说”张玉凤，滚。“张回骂毛：“我要不滚，你就是狗。”毛说“我的脾气不好。张玉凤的脾气更不好，她还骂我。”
这段话朱、陶二位听完以后，不禁愕然。张玉凤在旁边说：“这些话也要同医生们去讲，有什么意思？”
毛详细询问了他们在罗马尼亚治病的经过。他们尽可能说明病和病不相同，表示毛的病与罗马尼亚那位领导人的病完全不一样，他们尽力治。毛要他们加入医疗组，叫我去安排。
于是医疗组又增加了两位医生。他们说：“你的这个医疗组人才济济，已经可以开个医院了。我们来了，也起不了作用。”
吴洁对我说，来这么多人，有什么用处？我说，出各的老专家越多，越好办，这样就越不容易将我们打成反革命。再有就是，讨论研究病情时，有不同的意见，一定要在医疗组内说明，取得一致，再向“首长们”和亲属们提出，千万不可将医生间的不同意见，直接告诉他们，否则他们，尤其江青、张玉凤这样的人，就可以拉一部分医生，打另一部分医生，后患无穷，开不好，真会成了反革命。过去这样的经验太多了。吴洁同意我的见解。他又说，做保健工作时间长的人，都懂得这件事的利害关系。他要我应该同几位接触“首长”工作少的专家们打招呼。
这时从上海华山医院调来了神经内科主任徐德隆，参加医疗组工作，主要负责在上海进行运动神经元病的试验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