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
第二篇 1957-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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娴来接我,史书翰和计苏华也来了。我在住院前先和娴去看看母亲。

经济紧张後,老家的情况越来越拮据。近几个个月母亲的身体很不好,得了高血压性心脏病。母亲有时一天只吃一顿饭,不单是因物资紧张,也是没有胃口。我这两年来东奔西跑,娴也早出晚归。母亲带两个孩子太累,可是也没有别的办法让她轻松点。

回到家里,母亲对我的病很担心,看我瘦了这麽多,她哭了。我不想让她担心,加重她的病情,回家几分钟後就去北京医院住院。

经过各种检查,确诊是十二指肠溃疡出血。内科主任吴洁是我的前辈;在成都华西坝我念医学院时,他已经在教课了。他主张不要做手术,我也不愿手术治疗。开始饮食及服药结合施治,住院起第叁天起,大便已经没有血了。

住在我隔壁的是位部长的夫人,非常健谈。她知道我在毛处工作,而且刚从庐山回来,就千方百计的套我的话。打听毛和江青的事,闹得我很烦,又无法应付。院长计苏华帮我换了病房。

我住院的第六天下午,娴打电话到医院告诉我,母亲病重,让我立刻回去看看。

我要了个车子赶回家中,母亲是心绞痛,已经垂危。我同娴抬她到车上送入同仁医院救。

母亲的心肌梗死范围不大,急救比较及时而得当,很快脱离了病危状态。就在同仁医院病房住下。两个孩子暂时由我的舅母看管。好在同仁医院就在北京医院旁边,我常常去看她。娴则每天傍晚先来看我,然後我们一同去同仁医院看母亲。

北京医院是我的庇护所。此时反右倾运动正如火如荼的进行着。住院可以避过这个政治风头。在北京市市长彭真的布置下,长安大街上,每隔二、叁十米就横挂着红绸长幅,上写着“毛主席万岁”、“总路线万岁”、“大跃进万岁”、“人民公社万岁”。我在卫生部工作的同父异母的大哥已被点名受批判,但是不知道详细情况。我大哥在五零年代初期的叁反运动中被降职处分,但仍任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长。我大哥是个忠贞的共产党员,但从未有一次运动他能幸免於难。娴要我向保健局或卫生部打听一下。我说不能打听,打听出来也没有办法,弄到谁的头上,也只能逆来顺受。

别人帮不上忙。

我全心全意想离开一组的工作。我想离开的原因并不是和毛工作上出了问题,而是我和叶子龙与李银桥之间的勃溪已发展到难以忍受的地步。他两在一组待久了,与我格格不入。我看不惯他们的行为。但他们对我颐指气使,要我负责和保健毫不相干的厨师问题。此外,我还得一天到晚做江青和她护士之间的调停人。我已经四十岁了,还在做一般的保健工作。我仍想做外科工作。

计苏华说不要做外科了,目前医院的保健办公室没有人管,不如去保健办公室。

我没有同意,因为在中南海时做保健,到医院仍然在保健的圈子里,岂不是换汤不换药。我趁住院恢复期间向上海和南京打听工作消息。

到九月下旬,毛回到北京,九月廿八日李根桥和毛的机要秘书罗光禄到医院来看我。他们问我什麽时候出院,并且告诉我,今年是建国十周年,要举行大庆祝会。过去十个月来,数以百万计的群众赶工完成毛的十大工程,以迎接十周年国庆。天安门广场扩建到今日的规模,广场可容纳五十万群众。广场两侧分别是巍巍的人民大会堂和革命历史博物馆。届时将有壮观的阅兵和烟火。李和罗都觉得错过了这场盛会很可惜。但我不想去观礼。

我没有同毛上天安门。建国十周年庆来了又去,我仍住在医院里。

到十一月中,母亲病情有了变化。一天早上起来後,她自己到卫生间去洗浴,可能水热了些,她昏倒在浴池内。经急救检查,是广泛的心肌梗死。这次可不同於上次了。她处於休克状态,一直没有好转,我赶到同仁医院病房的急救室,她的血压已经很低了。内科主任同我说,很难抢救过来了。数小时後,母亲於傍晚时分撒手人间。

她最後一句话是,想看看两个孩子。

我们没有为她举行葬礼。保健局给联系好火葬场。第叁天火葬後,我将骨灰盒放在我的书柜上,不愿将它送往八宝山。也许上海或南京那边的医院会要我去,如果离开北京,可以带上一起走。

母亲去世,琉璃厂的老家怎麽办呢?只留两个孩子在那里是不可能的。我去找罗道让。他仍在主管警卫局的行政事务工作。他不同意我住在老家。他说:“主席并没有说,你可以不必回来工作。你住到老家去,他再叫你回来工作,孩子谁管呢?”我说娴可以管。罗又说:“你好好想想看,如果主席要你回去,一年到头常出差,这个家不是散了。不如都搬进中南海来,南楼内再给你一间房子。”

我同娴商量半天,也只好这样办。大孩子已上学,可以骑车来往。中南海内有食堂,不必自己做饭。小孩子送入卫生部托儿所日夜全托。後来又转送北海幼儿园,这里离中南海近一些。

将这些安顿好了以後,娴劝我再住院治疗,我又住到北京医院。周末娴带着两个孩子来看我。她说:“你要准备真有可能回一组。照你现在的体质,去了又会病,还是再治治好。”

琉璃厂的老家空出来,我们家里没有人去住。北京市房屋管理局趁机让我们交出房产所有权。十年前天真热情的回到祖国来服务,十年後我成了名副其实的无产者,被共产了。我感觉十分惆怅和伤心。我失去了珍贵的祖产。日本侵略中国後,我和母亲逃往苏州,一去十七年,我童年时光是在老家度过的。回中国後,最美好的回忆也是根植在老家中。

娴和我总将老家看作我们的快乐小天地,在这小天地里可以无拘束地谈论说笑。

现在我们再也没有办法保有自己的这块自由土地。我们永远失去老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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