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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五年初北京人心惶惶。街道上宣传，要成立人民公社，大家都吃食堂，要大家把锅交出去炼钢。这可闹得大家都慌了神，怕把自己的东西交给人民公社，於是将家具、衣物都拿出去卖，免得白白充公。一时间，街上成了旧货市场。

自大跃进开始，我老家的经济情况便每下愈况。我很少在家，也帮不上忙。一九五八年就在东奔西跑中过去了。回北京时，我非常高兴。

母亲最不放心的是，街道上正在办人民公社。母亲有高血压病，又照看两个孙子，她很累，得不到休息。经常头晕，吃不下饭。她问我她入社以後，谁管孩子的生活呢？毛说可以把孩子们送去国家经营的托儿所。

罗道让提出，在中南海内，再给我两间房，将母亲和孩子搬进来，这样便於照看。我很犹豫，我不希望我的家人卷入宫闱倾轧中。何况北京老家仍是我的避风港，真要都搬进来，就完全没有周转的余地了，我也不可能一辈子在中南海工作，一旦离开，就连退路都没有了。一再踌躇之後，我们想，我们不可能久住中南海内，因此决定仍照原样不动。

毛听到了北京的情况，立刻决定只在农村开展人民公社运动，城市里面不搞。

但我家的房子还是被充了公。我们的老屋有叁个院子，有叁十多间房间。母亲带着孩子住在中院北房五间，前院及後院的房子已被强令低价出租。一九五八、五九年冬交之际，居民委员会和房屋管理局及公安局派出所，都来向母亲讲，除庄母亲所住的中院北房五间以外，全部公私合营，也就是将产权交给公家，每月由公家给极少数补偿费。公家将房出租，娴讲，母亲很不愿意这麽办。

很急，让我想想办法。

我同娴讲，这个事情毫无办法，现在不搞供给制，己算万幸，否则连她们的生活问题，也解决不了。留下五间房，就凑合着住吧，如果一间不留，我们也没有法子。

何况警卫局早已经提出，在中南海再给我两间房，将母亲孩子搬进来住。如果去讲，又会提出这个办法，说来说去只能接受居民委员会的安排。

我回到家里，安慰了母亲。告诉她，有五间房住，已经很不错了。不是有的人一间住房都没有吗？母亲希望我多回家看看，我说我还不行，娴可以多回来看看。

一九五八到五九年，全国严重缺粮，我母亲的处境更为困难。那时娴和我都在中南海公共食堂吃饭。没有肉，配粮减少，但还可勉强凑合。中南海会是全中国最後一块被饥荒波及的土地。

我母亲那时已年近七十，如想买到米和油，就得经跑粮、跑油店，要去排队。

我母亲带着小孩，很累，身体越来越差，血压经常很高。我们只好跟邻居商量，请他们帮我母亲排队买粮。

田家英说我对全国情况不清楚，现在全国都发生粮食紧张。这还只是开始，也不知何时才能解除危机。我原来以为在这种日渐吃紧的情况下，毛会在北京住一阵子。

没料到我又想错了。

在一月下旬一天，我早起後，骑车到北京医院，参加一项会诊。病人是胡乔木，他有十二指肠溃疡，因大出血做了胃大部和十二指肠切除术，定期复查。

我走到病房，主治医生开始报告情况。这时医务办公室的一位主任，跑来找我，说一组来电话要我立刻回去。

我匆忙离开病房，骑车刚到医院大门，正好与李银桥迎头碰上。他坐一辆车停在医院门口。他说：“主席立刻动身到东北去。找你有一个多小时了。只等你一个人了。赶快回去。”说完他先坐车走了。

我骑车赶回中南海，已是一身大汗。这时毛已乘车到机场去了。所有的备用药箱和医疗用具箱，都由护士长收拾好，先运走了。只有一位卫士等我。他看见我後，立刻拉我上车。他说：“我们快走吧，主席走了怕有十分钟了。”我说：“我只穿一身夹衣，到东北怎麽成？我回去换厚衣服。”卫士说：“怕来不及了，主席走时说，叫你快去。”

我同卫士乘车赶到西郊机场。这时毛乘坐的一架飞机已经起飞有十几分钟了。

第二架机在停机坪上，早已发动。我上了飞机，舱内只有我同卫士两人。

数小时後，我在辽宁渖阳下机。在冬季东北的酷寒中，我只穿了夹衣，连毛衣都没有带。当夜住渖阳交际处，据说这里在伪满时，是满洲银行。毛住在二楼西半边，我们住东半边。室内暖气的温度很高。但我一出交际处大门，就冻得手足发麻。毛看到我的畏缩冷栗的样子，不禁笑着说：“你是不是在大跃进中，把衣服都卖掉了，还是入了公社？”好在毛只在东北待了五天。

毛这次出巡煤、钢铁产量最大的东北，是为了了解钢铁的制造方法，以及看看土法炼钢究竟可不可行。毛原本希望用分散全国钢铁产量的策略来激发农民的创造干劲和削减中层经济官僚日益膨胀的权势。毛仍未解决如果土法炼钢可行，为何先进国家要盖大钢铁厂的疑问。

再来高炉的燃料问题也盘旋在他脑中。在中国乡村，农民早为炼钢把树林砍伐殆尽，现在连门和家具都劈下当柴火。东北有现代化的大炼钢厂，煤的产量和质量都很好。因此毛想同时看看炼钢厂和煤矿的情况。我们参观了鞍山钢铁厂和抚顺露天煤矿。

毛的东北之行使他看清了真相。只有用优质煤做燃料的大炼钢厂才能生产出高品质的钢铁。但毛并未下令停止後院炼钢。炼钢中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以及土高炉炼出的成堆无用的钢，都不是他关心的重点。毛仍不想压制广大人民的狂热。

我们自东北回北京做短暂停留，随即转往天津、济南，南下南京、上海、再抵杭州。这次外出，毛带了罗瑞卿与杨尚昆随行。目的也是要他们受教育。两人真是喜出过望。自从一九五六年在游泳问题及警卫工作上对罗严厉批评，甚至要将罗调离公安部以後，罗学乖了。再也不多管中南海警卫局的事，更不敢对毛的警卫工作多加过问。这两年多以来，罗默默勤练游泳，心情沉重，唯恐毛再算老帐。

对杨尚昆，则因政秘室的所谓黑旗事件以後，撤销了中国共产党中央直属机关委员会，即中直党委。杨被免去中直常委书记，无异於给予了党内处分，此後杨给人的印象是，说说笑笑，对於大事一贯不发表个人见解。这些年来，杨虽身为中央办公厅主任，可从来没有机会单独见到毛，谈谈话。这次毛带他一起出巡，自然是否极泰来，受宠若惊了。

一路行来，沿途参观学校、工厂、公社。每到一处，当地党、政、军的领导人也对毛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此时全国经济紧张，但毛的个人崇拜之风反而日渐高张。

老百姓认为粮食紧张是地方首长未尽到责任，不是毛政策上的错误。

只要毛主席来视察，马上就会情况大好。天子被奸臣蒙蔽的观念，早已在中国传统中，形成根深柢固、牢不可破的定理。

一路南行经天津、济南、南京、上海而抵杭州，处处都是群众欢呼“毛主席万岁”之声，不绝於耳。

此外，毛带罗和杨出来，也是要他俩看看毛受到群众狂热欢迎的程度。

一次在行车中，杨尚昆、罗瑞卿及我们，在一起闲谈。杨又提起毛在各地参观和谈话中，即席讲了不少有关工业和农业生产，特别是人民公社的问题。例如纠正平均主义倾向和过分集中倾向，以及不能无代价占有别人的劳动成果等等这麽多的讲话，都同政府的现行政策有关系。书记处不知道这些话，无法按毛的意思形成文字指示下达。

这时，毛路经各省市的党委，纷纷根据毛的谈话要点，拟出一些改进建议，向中央请示。刘少奇、邓小平不知道毛讲了些什麽，没有办法作出决定。杨因此想找个法子，将谈话记录下来。这样中央可以根据毛的谈话，按照毛的意图下达指示。

叶子龙跟我说，杨让他去向毛请示，以後外出能不能带个速记员，毛不同意说：

“这是推卸责任，拿我作挡箭牌。”毛通常用讲话方式表达他的意思，他清楚他的话所具备的力量。毛说“人民公社好”。全中国农村便纷纷建立人民公社。但他并不想将他的话拟成政策，如此一来，他得担负的责任太大。

这下就得背着毛安装窃听装置了。困难的是，既然得背着毛安装，一般的收音喇叭太大，装上去，毛会发现。於是决定由公安部的专门管理各种先进侦察技术设备的十二局负责技术设备在专列上安装窃听装备。整个安装实在巧妙，小喇叭放在灯罩、花盆等的里面，一点都不会暴露出来。还在毛专列的餐车、会客室及卧车内装收音小喇叭。连接的录音机也很轻巧，放在隔壁车厢内，丝毫不露马脚。又从中央办公厅机要室调一个姓刘的人，守门负责秘密录音。自此以後，毛每次外出，都有刘作为工作人员之一随行。刘奉命不得在毛的面前露面，免得被毛看到来了一个生人，查问出来，露了馅。这就要求刘做一个“黑人”，随时躲开毛的眼睛。後来叶子龙告诉我，毛常去的一些招待所住地也给装上了窃听装置。

叶子龙向我们一组的人交代，这是中央的决定，谁也不许向毛透露。叶同我们说：“这可是中央决定，谁要是向主席讲了有刘这人和录音这事，中央查问起来，谁讲的谁负担责任，不要怪我没有打招呼。”我们只有如金人叁缄其口。

谁也不愿意引火烧身，将自己牵连进去。何况这是党的命令，我们只得服从。

我们哪知後来竟牵连出那麽大一场灾难呢？文化大革命中，安装窃听器成了一件滔天罪行，也成了江青多次公开声明公安部门专政，专到我们头上来了的罪行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