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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零年夏秋的雨季，蚊子很多。中南海行政处下属，专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服务的服务科，有一名服务员住在中南海瀛台，染上流行性大脑炎。中南海门诊部的主任误诊为感冒，没有进行相应的急救治疗而死亡。周恩来，杨尚昆震惊万分，因为瀛台距离毛的住处丰泽园、颐年堂及菊香书屋很近，他们深恐毛受到蚊子叮咬而染上流行性大脑炎¹。

因此中共中央决定改组中南海门诊部，撤销了门诊部主任的工作，立即将香山门诊部迁进中南海，加强卫生防疫和医疗。于是我随同门诊部进了中南海，开始了我生活上又一大转折。

门诊部设在南海流水音及沿东大墙一带的院落。这地方原本是乾隆皇帝晚年游乐与休息的地方，乾隆御笔的木制对联、匾额仍然挂着，但年久失修，油漆彩绘已经剥落。一九五三年大修整以前，没有自来水，都用南海边上的机井。门诊部就用这片房屋的一部分做为宿舍，一部分设立门诊室、手术室及病房。虽然仍是因陋就简，但比在香山时要完备些。

一九五五年以前，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和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城内的房子还没有修好，暂时设在中海居仁堂及附近。军委的彭德怀、中宣部的陆定一、张际春、何凯丰，以及陈伯达、胡乔木和任弼时的未亡人陈琮英，都住在居仁堂以东的永福堂等以福为名的八个四合院中。

中南海门诊部的医生中，只有我受过正规训练，所以就让我负责。我分配到一间小宿舍。后来我搬到比较大的南船坞宿舍去，慎娴和我那还在襁褓中的儿子李重便来跟我同住。

中南海警卫森严。从一处到另一处都有哨兵沿路站哨和检查通行证。我在毛住处附近的中南海门诊部工作，佩戴着乙种通行证，只能在门诊部和我住的宿舍一带活动。慎娴虽然也分到乙种通行证，但行动自由小得多。后来我调到毛处工作，才换成甲种通行证。

在中南海门诊部内，我照顾起许多领导干部的健康。那时大小干部在城内没有宿舍，同他们的家属都在中南海内。因为花了八年时间抗战和四年国共内战，他们大都是结婚不久，刚刚有了小孩，对孩子很宝贵，有一点小病都希望去看，而且要求我看。这样就造成我日夜忙碌，很少休息了。

我申请入党，但我的政治历史很有问题。换言之，我的“成分”不好。我的父亲在国民党时，做过官，是所谓的官僚。我的岳父是地主，那时全国土地改革仍在如火如荼的进行，我岳父被打成“人民公敌”，剥夺了公民权和所有生活保障，他现在完全靠我赞助。

此外，慎娴于一九四四年在云南省昆明巫家坝美国空军供应处，一九四七年又在南京英国文化委员会工作过，有人一直怀疑她是美、英特务。

我年轻时的活动也令党怀疑。一九四九年回北京后，每个人都要写一篇自传，我将年轻时的经历交代清楚了。一九三六年我在江苏省苏州(亦即吴县)东吴大学附属中学读书，是高中一年级。当时国民政府规定，高中一年级学生都要集中军事训练三个月。从五月到七月，我和全班同学集中到江苏省镇江三十六标接受军事训练。

在集中军训结束前，我和一些同学集体加入中华复兴社。回到学校后，没有人找过我谈到中华复兴社，也没有什么行动。然后我从医学院毕业后，在国民党里当过短期军医的那小段经历也被共产党怀疑。

但问题是，中华复兴社是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前身，也是蓝衣社军统的前身，是国民党内的特务组织。他们根本不相信，我参加以后，会没有任何行动或活动。

汪东兴决定派人对我的背景做更进一步调查。他们一直怀疑我曾是中华复兴社的活跃分子，搞不好还是个国民党特务。我入党的事，就此拖延了下来。

但我极想对正在热烈进行的革命付出一片心力。我申请加入土改队，自愿下乡，把大地主的旧土地和财产重新分配给穷苦农民。虽然我岳父母丧失了他们所有的财产，我仍然支持这个改革。我相信只有土改才能终止乡村的剥削，改善贫穷苦况。

多年以后，也参加过土改的朋友才敢跟我说当年的运动常常十分残暴不公。但我的申请未被批准。党告诉我，中南海需要我的医疗服务。

一九五零年夏天朝鲜战争爆发，我也申请自愿从军。对日战争和国共内战时我未参军，因此我想趁这个机会报效国家。当时美国的军备远远比中国先进，我心里以为中国必会战败。我很关心战情发展，听到中国连连传捷报时，心情非常激动。这是百多年来中外战争中，中国第一次扬眉吐气。我得知美国竟在韩国使用细菌战时非常震惊²。即使在朝鲜战争状况未明的阶段，我仍以身为中国人为荣。但上级仍拒绝我的申请，要我留在中南海。

我变得郁郁寡欢，我既不能为革命效力，又没有机会成为神经外科专家。我觉得和那些身为革命分子的病人之间有一道鸿沟。入党的事一直没有结果，使我沮丧不已。

一九五二年春天，我首度与毛的家人有了接触。

那时毛三十岁左右的二儿子毛岸青精神分裂症发作。毛有两个儿子，毛岸青和毛岸英--都是他第一个自由意志下的婚姻配偶杨开慧所生³。杨在一九三零年因拒绝背叛毛而被国民党处死。那时毛在数百里之外的江西井岗山已经和贺子珍结婚。杨死后，两个孩子前往上海，过着有一顿没一顿的流浪生活。一些认识毛岸青的人，都觉得上海租界巡捕曾残酷殴打毛岸青，此事是他精神分裂症的导因。数年后共产党在延安建立基地时，才又找回他俩，毛随即将两兄弟送往苏联读书。

朝鲜战争爆发后，二十九岁的大儿子毛岸英赴前线作战，不幸在美国炮弹轰炸中丧生。这期间，毛岸青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翻译处做翻译。

一九五一年底开始的三反运动中，中央宣传部内揭发出，毛岸青的稿费被另一个人冒领了，他一怒之下打了这个人一记耳光。毛泽东知道之后，狠狠批评了毛岸青，毛岸青的精神分裂症发作。实际上在此之前，他已经有了精神分裂症的一些现象，有时发呆，长期失眠，不过没有引起家里人的注意。

毛岸青发病以后，便住进中南海门诊部的病房。

春末夏初的一天傍晚，我在办公室内整理病历，值班护士匆匆跑来，气喘吁吁叫我说：“江青来看毛岸青了，要你去汇报病情，快点。”

我走进病房旁的一间休息室，江青坐在一个靠背椅上，旁边站着漂漂亮亮的她的一个护士。

以前我都是在路上离得很远看到江青。我这是第一次面对面的见到江青。我心想，可真是个电影明星出身，穿戴自然与众不同，只是没有想到，会与大家有这么大的差别。那时共产党刚进北京城不过三年，无论是干部还是一般工作人员，都穿着灰色或蓝色土布“毛服”，正是所谓“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时候，衣服褪色、油垢、补绽，几乎每个人的身上都可见到。

江青穿一身银灰色纯羊毛派力斯的连衣裙，敞领上装内是米黄色绸衬衣，穿著长统肉丝袜，下面是半高跟黑色皮鞋，头发又黑又多，烫过，精心向后梳，挽起一个发髻，眼睛圆圆的，眸子既黑又亮，皮肤细腻，乳黄。她瘦削，大约有五尺三、四寸，可是上半身却显得比下半身长。她那年三十八岁，我则是三十二。

我在她的对面坐下。她说：“你就是李大夫。”一口纯北京话，没有等我回答，接着说：“岸青的情况怎么样了？”

有人说江青年轻时很漂亮，我倒不觉得。我觉得她顾盼间让人感到高傲、冷漠。

我便将毛岸青的病情向她说清楚，并且说明在门诊部没有治疗精神分裂症的设备，只能提供短期的治疗，转到精神病院，或者疗养院去治疗较为妥当。

她沉思一会，然后对我说：“我将你的建议，报告给毛主席，再决定吧。”然后她伸出手来，同我握了握手。她的手指细长柔软，指甲修剪得很尖俏。她说：“谢谢大夫，谢谢大家。”然后向院子走去。这时我才看到，有三名警卫人员站在院子里。

总的说来，江青使人感到精明苛刻。谈话时，不停地打量着谈话的对手，似乎想在对方的言谈举止中，发现什么。在她的目光中，看不到温暖与信任。相反地，在那两道炯炯的目光里，流露着侦伺对方的神色。

不久，毛岸青被其他医生正式诊断为精神分裂症⁴，并住进大连一家疗养院，由北京医院一位护士全天候照顾。岸青与那位护士谈了恋爱。但家里早就替他安排好了婚事--毛岸英遗孀刘思齐的妹妹张绍华。心碎的护士只好被迫返回北京。

一九五三年秋天，在这件事发生后年余，当时任毛泽东秘书和宣传部秘书长的胡乔木请我到家里，给他检查身体。当时他患有过敏性鼻炎和十二指肠溃疡，经常发作。

胡乔木住在中海居仁堂以西迤北，以永福堂打头的以福字命名八个堂的最北一个四合院内。他的妻子叫谷羽，在中国科学院工作。

我到胡乔木的卧室，胡脱去上身衣服，我给他检查。

正查的时候，谷羽跑进来。神色张皇地对胡乔木说：“江青来了，快穿衣服。”

胡乔木立刻爬起来，一面穿上衣，一面同我说：“李大夫，对不起，今天不能检查身体了。”

我匆忙往外面走，江青已经大步走进来，正碰在一起。她握我的手说：“这不是李大夫吗？”胡乔木迅速答道：“我请李大夫检查身体。”江说：“还没有检查完吧，我可以等一下。”胡说：“不，已经检查完了。”我同他们告别，走了出去。

这是第二次与江青见面。这次仅是匆匆一瞥，她给我的印象与第一次相同，只不过让我感到更冷淡更倨傲。

我在门诊部工作是极其勤恳的，每天除上下午门诊以外，夜间还要出诊。另外，我给人们看病时，无论是首长或是普通工人，我都一样的细心认真治疗，从来不会因为他们的地位不同而有不同的态度，所以我受到了中南海内上上下下人们的交口称赞。很多人对我十分信任，甚至愿意将个人及家庭的烦恼同我谈谈。一九五二年秋天，中共中央直属机关选择模范工作者，我被一致推荐为甲等工作模范。

五零年后调查人员找到了我在集中军训时的中队长徐斌，他正在贵州省息烽县的监狱中劳动改造。徐完全不记得有我这样一个人。他们又找到了一些我在东吴中学时的同学，这些人都证明我没有过政治性活动。总之，他们调查了所有可能找的人，都没有得到我有过政治性活动的证据，甚至有的人还说我并没有参加这类政治团体。这次调查一共用了两年多时间，结论是“查无实据”。

我的“阶级背景”和这些政治性活动在往后中国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横扫过时，又会回来困扰我。但我仍在一九五二年十一月被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候补党员。我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其实只有《共产党宣言》、毛的两篇文章、年轻时我大哥给我念的几本书和一些共产党口号而已。

在中南海工作这几年下来，我对我本身情况的估计，越来越清楚。我五二年虽然终于参加了共产党，但在工农干部的眼光里，我永远是一个本身历史很复杂的知识分子，不是他们的“自己人”，我充其量只是个被“团结、利用、改造”的对象。

因为我是医生，他们只不过要利用我的医疗技术专长而已。

汪东兴是中央警卫局局长，负责最高领导同志的安全工作，还兼任毛泽东的卫士长。我是在中南海门诊部认识他的，我们后来成了朋友。他是老共产党员，参加过长征、在乡村长大。他在十岁时，因在城里的街上随地小解而差点被警察拘捕。汪的父亲付了一元大洋使他免去牢狱之灾。汪痛恨当时国民党的腐败，便加入了共产党。他在延安认识了毛，并开始为毛工作。一九四九年后，他跃升到这个政治职位。但他一直很尊敬知识分子，对我这个接受西方训练的医生也特别客气。

一九五四年刚过了十月一日国庆节，二日下午，我正在门诊部值班，汪东兴给我打来电话，约我晚饭后，到他那里去，说：“有事情要谈谈。”我讲我在值班，有什么事。他说：“你来了，再仔细谈。”

我觉得很突兀，因为汪平时说话，一向直爽痛快，从来没有将话留下，不立即说明。

那时都很简陋，汪的宿舍就是一间大房子，是办公室、会客室、饭厅兼卧室。他的小孩和保姆另外住在院子对面的平方里。他刚吃完饭，要我坐下，泡了一杯茶。

他说：“这是今年的龙井茶，你尝尝。”我喝了几口茶，就问他有什么事要我去办。他的神色突然严肃起来。他讲：“你知道我为什么把你放在门诊部，保留这么久，没有调出去？”我说：“我不清楚。”

他说：“我观察了这么几年，你很受群众的欢迎。你最大的特色是对待人不分高低上下，一律耐心周到，不势利眼。所以，不只是一般同志，就是高级首长都知道你。你的高明的医术，平易近人的人品，热情细心的服务精神，给大家的印象比较突出。在闲谈时，毛主席他们都听说了你。给毛主席找个保健医生，能胜任下来的不容易找到。我已经请示过周恩来总理，他批准了，昨天我当面报告了毛主席，他同意。不过要先见见面，谈谈，如果谈得来，再定。你要准备准备。”

我听了后，大吃一惊。我再也想不到，会指派我做这么一份工作。

我在门诊部时，毛的住处是绝对不允许进入的。虽然身在中南海内，这块地方真可谓近在咫尺，但是在我的眼内，真象是海外仙山一样，既神秘，又庄严。我常常抱着崇敬的心情，在南船坞楼上我的住室窗口，望着这块地方。这里是全国的心脏，从这里传出来的每一次跳动，都牵连着大陆中国内的每一个人的命运。

许多思绪此时一一闪过我脑海。我的妻子慎娴在美军供应处和英国文化委员会工作过，没有办法找到她不是特务的有力证明，因此她没有资格加入共产党。而我也没法改变我的出身背景。何况，毛已经有了保健医生⁵。然后我又想起我大曾祖临终时交代子孙不要作御医的遗言。

我将这些想法，都告诉了汪。他听后哈哈大笑说：“你怎么想的这么多？你的历史问题和家庭的一些问题，在你入党前已经审查过了，都做了结论，不是新情况，新问题。要你去工作，不是我一个人说了就定下来，是经过党委讨论。而且你的这些问题，报告了罗部长和杨主任，也报告了周总理，都认为不成问题，才报告毛主席定下来。你还有什么犹疑呢？至于你大曾祖的事，那时封建皇帝时代，怎么能同现在相提并论呢？”他说完又大笑起来。

我又问他，傅连璋知不知道这次的分派。傅此时已是新设立的卫生部副部长，兼任保健局局长，负责中央领导同志的保健工作。他自认是毛的密友和追随者，非常关心毛的健康，自然会想参与我分派的事。

他说：“傅部长虽然是你的上司，但是这样的工作，是中央直接定下来，不需要他参与。”但实际上汪估计不足，傅对于我这次任命没有通过他，十分不高兴。

我当时又问汪：“是不是是再考虑一下，商量商量呢？”我深知给毛工作，是个众目交集，引人注视的所在，尤其负责他的健康保健，责任太大。一旦发生点差误，即使算不上什么的差误，也会将这些问题联系起来，而形成“阶级报复”的骇人罪行。

汪说：“不行了。这已经是组织上定下来的事，没有考虑商量的余地。”我看这事已成了定局，没有回旋余地。我又说：“我在工作上自然会十分谨慎小心，但是医疗上不可能十全十美。万一有点差误，那时就复杂了，而且会连累到你。”

他说：“不要想的太多。你做自然要谨慎小心，要请示报告，但也要放胆去干，不能没有主见，也不能事事都请示报告，要勇于负责。我看你能干好，我不会看错人。”然后他又说：“你准备好，先与主席慢慢熟起来，能不能做下去，适合不适合，还要由主席自己决定。你等着吧，会找一个很自然的机会让你见主席。到时候我会通知你。就这样吧。”

在这次谈话以后，汪将毛以前的一些病历记载拿给我，要我了解毛的病史，并嘱咐我多做些准备，还同我说：“主席就要离开北京，到南方休息，这次你先不要去，照旧在门诊部工作，还是要找自然机会见他。”

我回到宿舍，同娴说了领导上的这一决定，和我跟汪谈话的经过。她也认为，既然中央定下来，不可能改变了。她说，这工作责任太重，不能出任何一点毛病。从这天起，娴无日无夜不为我的工作与安全担心。

曾任共产党五大书记之一的任弼时同志于一九五０年猝然与世长辞后，其未亡人陈琮英变得极为消沉。陈常来门诊部看病，主要是头痛、失鸣和耳鸣。我给她镇定剂及苏联的一种溴化钾和咖啡因混合药剂服用，但她的问题纯粹是心理上的，门诊部也无可奈何。我只能尽量安慰她，人死不能复生。她是典型的贤妻良母，对人十分善良热诚，认识我时间长了，待我如同子弟。

后来我奉汪东兴之命陪同陈琮英同志到上海和杭州休息两个星期，以防她忧郁症病情恶化。当她知道我被派去做毛的保健医生时，她同我讲：“这个工作可不好做，千万谨慎小心。毛老头脾气大得很，而且翻脸不认人，没有人在他那里干得长的。江青这个人，是出名的骚贱货，待人刻薄，你千万别上当。在那个地方工作，一旦搞不好，出来，没有地方敢要你，弄不好还要坐牢。”

在五十年代初，毛的威望正如日在中天，谁也不敢背后议论他。这些肺腑之言，简直是“反党言论”。这些话我一直铭记在心，在此后的行动中，无时或忘。

一九五零年后的两年内，连续推行了“镇压反革命分子运动”和“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前一个运动主要打击国民党的党、政、军、警人员和黑社会分子，后一个运动则主要针对共产党内掌握一定权力的党员干部，其中固然有少数确有腐化行为，但大多数是挟夙怨借机打倒对方。

中南海内也展开了保健医生的“肃清反革命分子运动。”一九五五年“肃清反革命分子运动”中，在警卫局长汪东兴的指挥棒下，将一些保健医生打成“反党分子”

。原来是几年来这些保健医生不满意脱离医生临床工作，单纯只给一个人做些照料生活的所谓保健，凑在一起时，不免讲些不满意的话，甚至发牢骚。警卫局便藉此机会整整医生们。

这种“批判斗争会”几乎每天下午、晚上开，每次要开四或五个小时，弄得人疲劳不堪，而同时罪名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大。

江青的保健医生徐涛(他也曾短期任过毛的专职医生)在批斗会中是众矢之的。开批判斗争徐的会上，江青特地叫卫士参加，“揭发”徐对江青是如何“粗暴”，如何“虐待”江。并举出例证，如，江青叫徐拉上窗帘，因为日光刺目，徐没有立即拉上，于是成了有意损伤江的眼睛；江要求室内温度固定在摄氏二十六度，江感到冷，批评徐降低了室温，徐拿了室内温度计给江青看，恰好是二十六度，于是成了有意在精神上折磨江。像这样的“罪名”不一而足，要徐承认“有意反对江青，反对共产党”

。最后徐被定为“反党小集团”的主要成员。奇怪的是，其他的“集团”内的保健医生，都被调离中南海，可是这位“反党分子”的徐医生，并没有被调出中南海，反而继续给江青做保健医生。

我很同情我那些医生同事。我知道他们没有做错事，他们绝对不是反党分子，但我只能保持沉默，如果我很公开替他们辩论，我也会被归为反党分子。

走笔至今我仍感到良心不安。一九五二年的“三反运动”中，我大哥、堂哥都受到波及。他们是我的亲人，我清楚他们是无辜的，但我不敢站出来为他们辩护。

在我正式为毛工作之前，我就已经违背良心了，无法言行合一。在政治风暴中我总是三缄其口，但此次批斗大会上，我被迫加入攻击的行列，来保全我自己和家人。

我无法指控那些医生反党，我只说他们不该发牢骚，他们没有好好做好工作，所以应该反省学习。

我那时不知道，一九五四年就展开的保健医生批斗会里，医生们其实只是汪东兴和傅连璋争权夺利的棋子。

这两个人的职务无可避免的会发生冲突。任卫生部副部长的傅连璋负责指派中央领导同志的保健医生。凡是傅派到“中央首长”处的医生，都要定时向傅汇报，回报的内容不只是身体健康情况，也包括所了解的言论和行动。傅还透过这些医生递送他写给某“首长”的信，表示他的关心。傅采取这些手段，来摸清“中央领导人”的政治动向，特别是党内斗争的动向。在“中央领导人”中，自然毛泽东是傅视为最重要、最需要摸清的人物。

而身为警卫局长的汪东兴恰恰也是尽一切可能，使“中央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的身边工作人员，摸清中央的意图动向，进一步垄断这些情况。汪能指挥的主要是警卫人员和卫士，因为这些人都是汪亲自选派的，但是汪也要利用医生和护士收集情报。于是傅连璋认为汪东兴干涉他的业务职责，汪又认为医生听傅连璋的指挥。

在汪任派我为毛的保健医生后，汪傅之间的勃溪剧烈。傅想以我的家庭背景问题说动毛不任用我，汪则转而利用反革命批斗大会一一攻击傅委任的医生。最后是汪胜利了，医生们只是牺牲品，汪东兴和傅连璋之间形成决裂局面。

发生这次所谓“反党小集团”事件时，我受到很大的震动。我完全明白了，在工作中，只能绝对服从，不能丝毫违背“上级”的意旨，如不谨慎而触犯“上级”的个人意志、威望、都会被无情的“整”，也就是被镇压。采取的方式，是“群众的”制裁办法。群众呢，他们是被指定参加这行动，甚至他们在会上的发言，都是早经排好的。

这次可真是一次非常生动的教育，让我明白，每一个人都是在一个布置好了的环节内言谈行动。一个人不能有什么个人意志，只能是一部庞大复杂的机器中的一个小零件——不管这零件安装的部位合适不合适，也不管这零件在整个机器运转时，能不能起作用，只要甘心在这部位上听命运转下去就可以。

这点对于自由知识分子的心灵，所造成的痛苦是难以比拟的，在“为人民服务”

、“一切服从党的需要”的钢铁纪律下，保全自己的唯一途径，是俯首贴耳，唯命是从。在一片颂扬声中，所有的生机都被斫丧了。违背良心的言论，违背良心的行动，成了准则。而更糟的是，唯有这种办法，才能保住自己的位置，进而一步步爬上去。

四十年后的今日，我在美国安全的环境下，追忆这些往事，我知道我当年还是会这样做，我没有余地，我那时得保护我的家人，无路可走。如果今天我回了中国，政府要我支持一九八九年血腥的天安门事件，我也必须同意。不管是在过去还是现在，只有一直违背自己的良心，才能在中国生存下去。

而四十年前的我，在与汪东兴会谈数月后，仍满心欢喜的期待毛的召见。但毛迟迟未召我去。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