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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东兴在北京巩固个人势力时，我正在广州陷入一场个人斗争中。一九六零年十二月中旬，江青打电话给毛，说身体不好，要我去广州给她看病。江青在广州过冬，抱怨频频。她说她有病，怕风、怕光、怕声音。她的护士、随从、卫士都不肯尽心照顾她。她要我去给她看病。

江青找我次数过多，连毛都起了疑心。自一九五九年底我出院回一组工作以後，一直有人议论纷纷，说江青对我好，太不寻常。叶子龙和李银桥也在中间加油添醋。

毛听到江青要我去广州时说：“让他们去好嘛。”便叫我去。

我实在不想去。我很了解江青。她根本没有什麽病，而脾气古怪，难伺候。她的身边工作人员都有满肚子委屈，我的调停很少能起作用。我每跟江青在一起时，总觉如坐针毡。我知道毛起了疑心，更不想给别人说叁道四。

但我没有选择余地。毛叫我去，派了一架空军专机送我到广州。

我到了广州小岛招待所。这次同江青一同在广州的是警卫处的科长孙勇，卫士，和两位护士。我一到，他们就跟我一直诉苦。他们几个人都说，江青这个人没有办法伺候，没有她如意的时候。怕光、怕风、怕声音，都是假的。

广东省委书记陶铸常开舞会。江青一跳可以跳叁、四小时，广东省领导全部下去伴舞，上从广东省最高领导干部下到卫士、随从，个个都得陪她跳上一曲才行。

江青跳舞可以跳叁、四个小时，看电影可以连看两、叁个片子，这时候什麽都不怕了。

江後来见了我，说了一遍身体上的各种症状，然後就讲护士们如何如何不好，没有人管她们，指导她们。

我向江青说明，我是毛派来给她检查身体，完了以後就回去。江当时面色沉下来没有说话。

第二天江还没有起床，护士跑来找我，说：“大夫，你昨天同江青讲了些什麽？

她一晚生气，拿我们出气，还说，这个大夫真莫名其妙，他到广州来，简直想潦草应付一下，搪塞了事，真是不知天高地厚了。”

我於是不再向江谈给她检查身体，也不提回北京，天天就同江看看电影、散散步、照相、周末跳舞。江每天近十点、十一点才起床。下午二、叁点睡个午觉，然後接下来吃晚饭。我们没有一起吃饭，但我跟江青在小岛上都吃得很好，丝毫不觉外面的人正在挨饿。

十二月廿六日是毛的生日。陶铸及他的夫人曾植请江和大家吃饭。这样一连下去，过了新年。小岛风景优美，日子舒适，但我却百般无聊，忐忑不安。我看得出来养尊处优的江青非常不快乐。

江的病的根源，首先毛有不少相好的。江心里有气，又怕毛不要她了。又恨又怕，精神不会正常。

其次江极不满意她的级别定低了。在中共政权中，行政级别分成廿五级。一级到六级是高级首长，七级到十叁级是高级干部，十四级到十七级是中级干部，十八级以下是一般干部。江青的级别是九级。她非常不满意。她有天对我说：“叶子龙、江东兴两大老粗都是七级。杨尚昆太不公平。”

党没有给江青掌大权的地位，她心里不痛快，不服气，又没有办法。这两点加在一起，自然这里不如意，那里不舒服。谁有办法治她这种心病呢？也只能毛表示永远要她，劝劝她，才好一点。可是让她掌握大权，我看毛也不可能自己开口，就是毛想这样办也难，何况江青眼高手低，什麽本事没有，还不愿在别人领导下工作，脾气又大又爱教训人，同谁也合作不好。

因此江青的神经衰弱其实是种政治病。她野心勃勃，却无法伸展。如果她痊愈了，她就得去工作，九级的干部没有真正的权力地位。但如果她是以毛主席夫人自居，别人尽管心里不尊敬、不喜欢或不愿意，也得对她卑恭屈膝，唯唯诺诺。

最後我终於了解江青不生病是不行的。只有生病，她才能予取予求，支配身边的人。她也需要毛以为她真的有病，否则她就得去工作。

到小岛快叁个礼拜以後，一九六一年一月十日，上午江青起床後叫我去。我走进叁号楼她的休息室。她正坐在躺椅上，喝着茶。我进去後，她叫我坐下。然後说：“大夫，我们谈谈。你已经来了叁个星期，无所事事，你有什麽打算？”

我说：“我在等着，什麽时候你觉着合适，我给你检查身体。”

江青说：“我今天要你来，是商量一下长远些的事情。主席身体很好，并不需要经常有医生在身边照顾。主席自己也说，并不必要有个医生。可是我的身体不好，徐涛走了以後，没有医生做系统观察和治疗，我需要医生，可是没有医生在这里。我同你商量，你以後跟着我，兼管主席。你觉得那个护士顺手，可以由你调来。”

我本来这几天就看出她有这个打算，所以听了她的话，并不意外。我说：“我调到一组来工作时，领导上交代，是给主席保健，负责主席的健康。领导上说的清楚，这是组织给我的任务。江青同志你的意见，同领导上谈的不一样。这样改变，领导上没有同我谈，主席也没有同我谈。我不知道何所适从。我觉得不妥当。”

江青说：“这件事我己经报告了主席，主席同意了。你没有别的意见，领导上容易办，我同他们说一下就可以了。”

我说：“这件事还得要思考。这样办我觉得不妥当。”

江大声说：“有什麽不妥当？你是不是眼睛里只有主席，没有我？你看不起我这里吗？”

我怕的是蜚短流长。如果我真的做了江青的保健医生，一组里的谣言便成有有根据的事实。我觉得事情紧张起来，我委婉的说：“根本没有看得起看不起的问题。当医生谁有病都得去看。我认为照你的办法，会有不好的反映意见，对你、对主席都不好。”

江听我讲完，忽地立起身来，圆睁两眼，急促的问我：“你说有不好的反映意见，是什麽意见？”

我说：“不必说了，是一些流言蜚语，讲了没有好处。”

这时江青急了，厉声说：“大夫，我一向对你不错，为什麽有话不明说？你讲，你讲出来。”

我说：“江青同志，你既然一定要问，我告诉你。自从一九五九年底我出院回来以後，一直有人议论说，你对我好，这不寻常。而且有人告诉我，这人还将这话告诉主席。主席说：让他们去好嘛。江青同志，所以我认为这麽办不合适。”

江青听了以後，倒沉静下来。她问我：“是谁这样讲呢？”

我说：“算了，就不管他是谁了。”

江青说：“大夫，你太糊涂，我对你是特别照顾些，这是因为主席同一个医生能合得来很不容易，我是照顾这大局，才对你特别将就些。现在有人就是制造流言，不顾大局，到底是谁呢？”

我说：“是叶子龙这麽讲，後来李银桥也讲。”

当天夜里，江青给毛打了一个电话，流了不少眼泪。几天後，也就是一月十二日，我就乘空军专派飞机回北京了。我跟江青告别时，江青警告我说：“这事不要再提了。”

回到北京，到处冷冷清清。看到家里人，似乎都瘦了一圈，面色又黄又灰。娴的两只脚肿得更厉害了。自我走後，他们每天的定量粮食都吃不饱，没有油，更没有肉和蛋，青菜也不容易买得到。能够得到一点黄豆，煮着吃，就是美食了。一九六一年春节，娴弄了点白菜，和一些大米，煮成稀饭，凑合过去。

我决定过几天再去见毛。毛准备在一月十四日召开八届九中全会。毛要求各级领导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解决大跃进以来的问题。直至今天，我仍然相信毛发动大跃进真心是想促进中国进步。问题在毛没受过现代教育，他以为土炼钢、高产粮、人民公社、大跃进，这些乌托邦的空想是中国迈向廿世纪现代化的道路。

毛的思想仍停在十九世纪，领导国家全靠毫无科学根据的主观想像。现在他想缓一缓。思考对应的方法。

九中全会对毛是个打击。参加的领导认为党首要的工作在恢复农业生产。在饿殍遍野中，毛的迅速工业化只是空想。民以食为天是不变的道理。

会议结束後，一月十八日夜我去看毛，告诉毛我在广州时的情况，与江的对话。

我对毛说：“我忍耐很久了。叶子龙、李银桥说我同江青关系不正常，他们有什麽根据？我认为他们不是丑化我，而是丑化主席。他们的用意到底为了什麽？”

我一边说，我看毛在眯着眼睛。我说完後，毛说：“前两天江青打电话来，告诉了我。这事我清楚了。你不用挂在心上。常说：谁人背後不说人呢？叶子龙、李银桥要下去锻链了。过两天他们就走。”

我很纳闷，汪东兴为什麽不告诉我这件事呢？我出了毛的卧室，立刻去找汪，向他问个究竟。汪跟我解释了此事的由来始末，见前文。

我一月离开广州回北京後，江青一再提出身体不好，保健局几经商量後，派了北京医院院长计苏华、上海华东医院院长薛邦祺和上海精神病防治院院长，精神科医生，神经科医生粟宗华到了广州，住在小岛河外的公安厅大楼中。他们到了一个多月，江青却迟迟不见他们，更不要说检查身体了。

等毛、汪东兴和我到广州时，已经是二月底。我们到了以後，这叁位立即找我说，保健局派给他们的这个任务，很是光荣，可是太艰巨了。见不到病人，没有办法出力。而且医院里忙得很，大家都急着回去。我将这些话转告江青，她沉下脸说：“这些医生架子太大。”

後来江青总算同意身体检查，但吩咐不能一天检查完，要分叁天。最好是查一次，休息一天，隔一天再查第二次。再隔一天，查第叁次。一共用一个星期。第一天计苏华查的外科，实际上没有什麽好查的，用了不到一个小时就完了。等第二天内科由薛邦祺检查，除去做心动电流图稍微费点时间以外，也没有用多少时间就结束了。只有第叁天粟宗华做神经精神科检查用了不少时间。但江青很狡猾，避重就轻，规避了许多让医生了解她心理状况的问题。

检查完毕，我去见了江，告诉她，叁位医生想当面向她说明检查结果和治疗方法。

江青示同意了，然後问我，叁位医生查出什麽病。我说叁位医生检查身体的结果，没有发现有什麽重要的不正常，身体情况在好转。

江冷笑一声说：“他们的话你已经替他们讲了，不必见了。他们检查身体的结果，你先不要同主席讲。让他们写一个报告给我。”

我告诉了他们江要一个书面报告，不谈了。他们说，不谈也好，反正只有这麽几句话，当面碰钉子更不好办。於是将以前检查身体报告取出来，将辞句修改了一些，强调江青仍在原位癌放射治疗後的恢复期，有神经衰弱现象，建议她仍持续原先的文娱活动，然後整个缮写出来，交给汪东兴看。

汪看过以後，不同意这写法，说：“你们还是老一套，什麽同意看电影、跳舞、听音乐、江青搞这些倒成了合法的了。你们不要出这些主意。”

我终於和医生们起了争执。原先保健局派这几位医生来照顾江青，好好治病时，我也在场。我气愤地告诉医生们不必再迎合江的反覆无常，只要坦白报告她的健康完全无恙。医生们不知道江青待人的无礼，改写了报告。

这份报告交给江後，当天退回来。江青说：“这叁个医生写的什麽东西。完全不负责任。他们是来干什麽来的？叫他们回去。”

广东省委书记陶铸出面请他们叁人吃了一顿饭，表示感谢他们到广州来。他们知道江青不满意他们的报告，但未料到江青长久压抑後的愤恨宣泄出来时，会有多可怕。

这叁位医生在文化大革命中都受到极大的打击。计苏华被殴打，关在医院中的小木屋内，最後以早老性痴呆去世。薛邦祺也同样受到批斗。文革结束後不久，便因心脏病发去世。

粟宗华受的迫害最严重。一直被关押被欧打。粟受迫害後，给我写叁次信，证明他在广州给江表看病时，认真负责，没有任何反党反江青的活动。我当时处境也很困难。我写证明寄给上海精神病防治院，没有结果。最後粟不堪虐待自杀死亡。

送走了叁位医生後，我成了江青所有不满的唯一发泄管道。护士们不断向我说，江青对这次检查身体非常不满意。她们说，江青认为这次检查身体，是医务界有意与她为难，其中特别是我，在对待她的态度上，有了截然不同的变化。

江并且举出一九五八年在武汉时，我考虑到她的身体衰弱，劝毛不要让江随同一起去参观大学这件事说：“李大夫全变了。那个时候我觉得他真正关心我的身体，为我着想。现在跟我在作对。大概那个时候叶子龙、李银桥加上一个傅连章整他，他拿我当後台支持他。现在叶子龙、李银桥走了，傅连章不工作休息了，汪东兴调回来，李大夫是不是拿汪东兴当後台来整我呢？还是他有别的看法哪？”

我对江青看法是有，只是我的看法同她说的看法，完全不是一回事。因为我本来就不愿意在一组工作，根本谈不上找汪东兴做後台来巩固我的工作地位。我从来就不喜欢江青，江青的养尊处优，无病装病，对人呼来骂去，刻薄暴虐，在在都使我深为憎恶。

当时共产党的电影和歌剧白毛女中，描写恶霸地主婆虐待丫头和女佣人的这一类宣传事例，说地主和资本家如何如何剥削压迫人，那麽江青同这些人有什麽区别呢？

我自然也明白，江青如此目空一切，完全是仗着她是毛主席夫人的地位。我越来越憎恨我四周的伪善，伪道德。共产党一再咒骂资产阶级的腐朽生活方式，又一向自诩共产主义道德品质，那麽这些共产党领导在人民普遍挨饿受冻之际，还穷极奢华，大吃大喝的行径是属於什麽样的生活方式呢？我梦寐以求的新社会、新世界完全幻灭了。

江青以为我对毛仍崇敬如泰山北斗的看法也不正确。我对毛的私生活日益清楚以後，对毛的品德十分厌恶。毛的行为又是属於什麽样的道德品质呢？他批斗彭德怀，一个对共产党赤胆忠心，全心奉献中国的伟大革命领袖。

而中国人民呢？共产党一天到晚宣传人民两个字，似乎一切为了人民，要求干部们做一个有高尚道德的人，做一个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等等。但实际生活中，权利者可以毫无顾忌、毫无限制的满足自己的私欲。受迫害、受压榨的人们，只能忍受一切苦难和耻辱，逆来顺受是唯一能生存下来的办法。所谓人民不过是广大求告无门的奴隶的代名词。这就是共产党的新社会、新世界。江青说的很对，我是不将她放在眼里。只是她不知道，我其实对毛和一组深恶痛绝。

这几年的生活，对我的精神是极大的打击。我所期望的新中国已经是红楼梦中的贾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