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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十一点钟，政治局会议进行了两个小时。汪东兴要我与吴洁、胡旭东立即到怀仁堂东休息室外厅。我们到了以后，吴阶平和卞志强大夫随后也来了。我们坐在那里，相对无言。

过了一会，中央政治局委员姚文元从里面走出来。姚说：“我是受政治局和江青同志的委托，找你们谈谈。吴阶平、卞志强大夫，你们二位没有参加毛主席的治疗工作，也可以听一听，判断一下嘛。”

“毛主席身体一贯健壮。他每次参加集会和接见外宾，我们在发表新闻消息时，都一再说明，毛主席红光满面，神采奕奕。这不是空话。你们看。”姚从皮包内拿出一张毛会见北越总理范文同时握手的照片说：“你们看主席这手握得多么有力。有点感冒受凉，并不是大手病。你们有什么根据，说主席的肺脏和心脏有什么心力衰竭。

这明明是谎报军情，动摇人心。只是这点要负政治责任的。”

姚问我们有什么话要说。我没有作声，因为姚的这些话，已经在政治上给我们下了结论，是无理可讲的了。姚转而又问吴阶平和卞志强大夫，有什么判断。他们两人也是闷不说话，不表示任何态度。

姚说：“你们都没有意见，你们回去吧。等政治局会议后，有什么结论，会通知你们。”

我和吴、胡回到游泳池，这时已经是一月二十二日凌晨二时。我们毫无睡意。

吴洁吓得全身颤抖，坐立不安。吴已经六十四岁，比我大十二岁。吴洁在一九四九年中共夺取政权以前，是北平医院院长，又是国民党员。为了这两件事，文化大革命初期，他被批斗，挨打，关进类似监狱的所谓“牛棚”。到一九六九年汪东兴住北京医院时，才将他解放出来。他对我说：“难道又要被抓起来斗吗？”

我劝他不要急，因为急也没有用，何况整个过程，包括体检和治疗，都得到了毛的同意。毛虽病重，但没有死，根本没有谋害的证据。话虽如此，我自己也很焦躁，因为毛已停止治疗，而且我不知道政治局会议，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

凌晨四时许，怀仁堂打来电话，又叫我们去。这次我们带上毛停止治疗前一天乘机做的心电图。图形上已看出有间或的心室性早博和心肌缺血的现象。

这次见我们的是叶剑英和李先念。

叶说：“政治局让我们再同你们谈谈主席的情况。你们不要有顾虑，给我们讲清楚。”叶对我十分尊重有礼，总是称呼我这“李院长”。

我将林彪事件以来，毛的身体变化和目前的状态，向他们讲了。我拿出最后的这次心电图，交给他们。

叶曾经多次住院检查心脏。他学会了看心电图。他将毛的心电图看过以后说：“心脏明明有病了，怎么能说是没有病，怎么能说是医生谎报军情？”

叶又详细问到头天夜晚，我与周恩来及江青向毛报告病情及治疗的情况，然后说：“你们没有错，主席停止治疗的责任不在你们。你们放心回游泳池去，好好准备下一步的治疗。特别注意准备好急救的药品和用具。从今天起我每天到游泳池去值班，你们有事找我好了。”

然后叶问李先念有什么话。李是从始至终没有说一句话，而且面无表情。叶于是让我们回去。这时已经是早晨七点钟了。

经过一夜的折腾，心绪极坏。叶的话使我如饮甘露，焦躁情绪一扫而光。吴洁也露出了笑容。我们一边往回走，一边讨论下一步的治疗对策。回到游泳池后，我们随便吃了点东西，就睡觉了。

到下午三点多钟，我醒来时，叶剑英已经到了。我走到大厅，吴洁和胡旭东早已来了。

叶说：“我来值班还要同你们谈谈。”然后对我说：“李院长，你在主席这里已经十八年了，我们都了解你，你放心，大胆去工作。哪一个没有受到挫折的时候？”

又对着吴洁说：“吴主任，你做了几十年的医生，抢救了多少病人。比主席年纪大的，你也抢救过来了。难道就治不了主席的病？”

吴洁立刻说：“只要主席肯治，一定治得好。”

叶笑了笑说：“那么好。主席现在不治，是生了气，气过了还是要治的。”又对胡旭东说：“我不认识你，三个里面你最年轻，要多做点事。”胡旭东那时才四十岁。

叶坐到五点多钟才走。吴、胡三人暂时搬到门诊部。我仍住在游泳池的一间换衣室里。

晚饭后，汪东兴问我今天怎么样。我告诉他，今天没有见毛，要等他消了气，才能说上话。汪同意我的意见说：“不能急，急了只坏事。”

汪跟我说了昨夜政治局会议的情形。

汪说：“昨天夜里从游泳池到了怀仁堂，在京的政治局委员都赶到了。江青一入场就大声吼叫，说主席身边有一个特务集团，要政治局审查。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都随声附和，乱成一团。我要讲话，叶帅坐在我旁边，用手按住我的腿，摆动着。

我知道他的意思是，不要这时辩论。周（恩来）说，有话慢慢讲，不要急。江青立刻对着周说，主席身体很好，你为什么要逼他交权。这时全场又乱起来。江青又说，让姚文元代表政治局，找医生们谈。还提出，叫吴阶平和卞志强两个医生参加，从医学角度判断。”

“这时叶帅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周将毛主席和你们三个人谈话，简单说了一下。叶帅说，这有什么要紧，主席身体不舒服，讲几句话，有什么关系。江青这才慢慢安静下来。叶帅提出，他要同李先念同志再和医生们谈谈，而且要每天到游泳池去值班。江青同我讲，主席那里，没有主席同意，谁也不能去。今天我起床立刻给叶帅打了电话，劝他算了，不要去游泳池值班了，免得又惹麻烦。”

汪接着说：“我找你是告诉你，只要有机会，就要主席建议治疗，不能再耽误了。”

我回到游泳池。毛已经醒了。毛现在已不能躺下，只能坐在沙发上睡。呼吸声就像抽风箱一样。醒是醒了，可是坐在那里，有时候又睡着了。

我进去看毛。我走进毛的卧室，他坐在沙发上，头斜靠在沙发上，呼吸急促，痰呜很响，口唇周围发青，闭着眼睛。毛到此时仍不肯治疗，我只好退出房间。

我走回大厅，安静得很。这时徐业夫秘书走进来。他将送毛审阅的文件交给了吴旭君后，走到我的房间。

徐说：“老李啊，你看滑稽不滑稽。今天江青关照我和张玉凤说，主席这里有个特务集团，要我们提高警惕心。还让我住到里面的小休息室，看守好主席。我说，我不懂医，守在这里也没有用。我同汪（东兴）主任讲了。他说不要听江青的，不能睡在小休息室里。我看他们之间有矛盾。弄得我们不好办事。”徐又咛嘱我，不要同别人说，免得惹事。

从那天起，我真是日坐愁城，寝食不安。毛的水肿越来越重，颈部、前额都有了明显的浮肿。张玉凤每天出去，即使在游泳池，也避不见面。后来我才知道，她正在通过北京市市委书记兼市长吴德，将她父母和妹妹张玉梅的户口由牡丹江迁到北京来。

这样熬过了十天。到二月一日下午，毛要找我到他那里去。

毛稍微睁开了眼睛，说：“你看我的病还有救吗？可以治得好吗？”

我说：“只要你肯治，当然有救，可以治得好。”我感到毛大大松了口气。

毛让我摸他的脉搏。脉很细，而且不规律。

毛说：“怎么治法呢？”

我说：“以前向你报告过了，要采用消炎、强心、利尿的方法。要打针和吃药。

”

毛说：“还要打针？”

我说：“不打针，肺部的炎症控制不住，去不掉病根。”

毛说：“那好，开始治吧。”

我心里的阴郁一下子一扫而光，欢喜若狂，精神也为之一振。在毛拒绝医疗的这些日子里，我关心的不只是毛的健康。几星期来一个中国人民仍不知道的天大秘密压在我胸口上。中国历史将会有重大变化。美国尼克森总统将于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访问中国。我还有三个礼拜的时间使毛恢复健康。我们立刻展开疗行动。

这里我要回溯到一九七一年。该年三月下旬，世界乒乓球比赛在日本名屋举行，日本乒乓球协会邀请中国派队参加。三月十四日，国家体育运动委员开会讨论。这时中日之间没有外交关系，会上大多数人认为日本右翼分子和国民党会捣乱，危及运动员，表示不同意参加。周恩来想派中国队去。周向毛写了一个报告，取得同意。

毛并说：“告诉运动员，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这是自文革以来，中国第一次派运动员出国参加比赛。

接近比赛结束时，一些美国的运动员向中国队队员表示，他们很想访问中国，希望得到邀请。中国队向国内请示。周恩来批示，告诉美国队，将来有机会访问中国。

这是一种有礼貌的拒绝方式。四月六日中午，毛看了周的报告，同意周的意见，并将该报告退回周。但是到了午夜，毛服用安眠药后，开始吃饭。当时毛已经昏昏欲睡，语言不清，他断断续续地讲，让吴旭君打电话给外交部礼宾司司长王海蓉，立即邀请美国队访问中国。吴恐怕听得不明白，向毛重复了一遍，毛点点头后，深入睡乡。

这是第一次是中国向美国发出明确而公开的友好表示。周恩来后来说：“一个小球转动了大球。”意思是邀请美国乒乓球队一事牵动了今后世界未来的局势发展。

此事件以后也被称为“乒乓球外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