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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为那年夏季的最大风暴是北戴河的夏季暴风雨。不料天有不测风云，毛突然对我大发脾气，起因是傅连璋。

一九五六年七月回到北京以后，傅连璋要我将这一段的情况向他汇报。我去了以后，他交给我一封信，是他写给毛的。主要内容是向毛介绍一种新的安眠药，是西德生产的，叫“烦恼躲”(Phnodorm)。他希望毛检查一次身体。

我觉得很难办。因为自从改变安眠药的服法后，睡眠还比较好，平均每天可以睡六到八个小时。这时又提出用新的安眠药，很不是时机，毛会认为多事。再来傅该了解毛的个性，毛一向不喜欢医生检查身体。傅以前还跟我说过一九五一年毛对苏联医疗小组大发雷霆的事，并一再嘱咐我要当心。

我向傅说是不是慢些时候再提出来。等到睡眠不好时，劝他用新药，可能容易接受。傅同意了这个意见。傅又说，信里有向毛建议检查一次身体的事。傅说：“我从红军时期就跟随主席，这么多年了，他相信我，你就说是我的建议。这次完全找中国的专家。”我刚要再开口说话，傅截住，沉了脸说：“你胆子要大些，不要推三阻四的，就这样定下来了。”

我将信搁了两天，傅又打电话来，催我快去讲。我只好回答我会立刻去报告。

当天下午，毛到室外游泳池，游完泳，晒太阳。我凑过去，毛看到我，说：“你怎么没有游水啊？医生要讲卫生啊。”我换了衣服，穿上游泳裤，在水中游起来。毛说：“不要练游得快，要练游的时间长。”我说：“到现还没有学会主席的游水方法，以后一定多练。”毛笑起来，叫我到他身旁，又做给我看他的游水方法。然后说：

“我看你的身体很不错。”我说：“这是在武汉游长江，每次主席都游两小时，表明主席的心脏、血液循环都超过一般的人。”毛又笑了说：“你又给我戴高帽子了。”

我说：“我讲的是实话，好多年轻人都受不了，有一个水手，上了木船就虚脱了。”

毛说：“我怎么不知道？”我说：“因为人多，王任重同志顾虑讲出来引起紧张。”

毛开朗地笑着说：“有什么好紧张的，各人体质不同啊。”我接着说：“最好乘现在很健康的时候检查一次身体，留下一个客观记录，等以候有病时，可以对照出来。”

毛看看我，摇着头说：“你说的这些都是你们医生的想法。我常说：药医不死病，死病无药医。你们的药就那么灵？夸口郎中无好药。就说癌吧，得了癌有什么办法？开刀割了就好了？我不相信。”我说：“早期癌，没有扩散以前，手术很有效，不检查，不可能在早期发现。”毛说：“不见得，你举出一个人来，我听听。”

那个时候，“高级领导人”年级都不很大，还没有一个例子可以举出来。我只能说几个乳腺癌的例子。毛笑了说：“乳头在外头，容易查、容易治。只能说，有的部位的癌可以早期查出，早期治。不能千篇一律。”停了一下，毛说：“你的意思是让我检查？”我说：“傅连璋部长有封信给你，你看看。”毛拆开信，大发脾气说：“傅连璋这个人，吃饱了饭，没有事情干，来找事。我现在不得空，过几天到北戴河再说吧。”我跟着问：“医生们可以一同去吧？”毛说：“可以，可以让他们检查，我也可以找他们谈谈。”

我那时对毛还不完全了解，我满以为这样就定下来了。于是给傅打了电话。傅在电话上高兴地说：“我同你讲过了吧，只要说是我提的建议，主席肯定会同意的。”

毛和江青在北戴河都排了身体检查。北京协和医院的张孝骞和邓家栋医生负责检查毛；林巧稚和于葛峰医生则检查江。江青很快便做好妇科检查，但张、邓两人却等了十几天，毛还是没有动静。傅打电话跟我发牢骚，说医生们在北京很忙，等着要回去。傅要我问什么时候可以检查。

我认为这事好办，毛在北京已经同意了，现在不过定一下时间，不困难。

第二天同毛一起读英文时，我直接问毛：“张孝骞大夫来了十几天了，什么时候检查身体呢？”毛放下书说：“让他们住下来，休息吧。”我说：“怎么向他们回话呢？”毛诧异地说：“回什么话？”我说：“不是检查身体吗？”毛这是突然变了脸色说：“谁人说过要检查身体？”我说：“离开北京前，主席不是同意了到北戴河检查身体吗？”

毛抬起身来，大声说道：“在北京讲的话就不能改变吗？中央政治局作出的决定，我也可以改嘛。这一定是汪东兴这个王八蛋搞的，我不检查，你告诉他，叫他滚蛋。”

我没有弄明白，为什么毛发这么大的火。我也不知道，叫“他”滚蛋的他，指的是谁。我晕头账脑地说：“这是傅连璋部长要我报告你的，汪东兴同志并不知道。”

毛说：“叫傅连璋也滚蛋。”我说：“傅没有来北戴河。”

这突如其来的发作，使我象当头打了一闷棍。检查身体本来是件好事，无论谁作主提出来，可丝毫没有恶意。如果不同意，也可以拒绝，为什么发这么大的脾气呢？

我走到卫士值班室，摸不清毛为什么发这么大的脾气。

李银桥和卫士都偷听到了。李说：“主席不是对你发脾气。这两天中央开会，谈什么事不清楚，不过听说，主席在会上批评了警卫工作，特别提到这次外出游长江一些事，还有火车的安排，警卫太多，好多事情哪。”

我心里想，毛并不说明道理，突然大发雷霆，使人手足无措，而且也无法知道他到底想什么。

李又说：“明天主席自己不同你说，江青也会同你解释，让你不要紧张，不要想的太多。”

但我忐忒不安。我见过毛对别人大发雷霆，但这是第一次毛用这么严厉的语气跟我说话。我能替这么一个不可理喻、喜怒无常的人工作吗？这工作太危险、太难捉摸了。我想还是离开一组，去医院工作好。

我回到屋里，又一想，了悟到我这次讲话太冒失了。我不知道毛近日想什么，说了些什么，要做些什么，就贸然提出他并不怎么想做的事。何况在北京时，我是拐弯抹角慢慢才引到检查身体，采取了很缓和的方式使他同意的。细想起来他在北京时讲过的话，他同意是勉强的，或许是“给我面子”应敷我。我的头脑太简单了。

第二天傍晚，毛叫我到他那里去。一见面毛就笑着说：“曹营的事难办吧？”我也笑了道：“那么我就是蒋干了。”毛叫我坐下说：“我发脾气是我的一种武器。我不想做的事，勉强我做，我一发脾气，就做不成了。脾气发过去，就没有事了。你不要记在心上。我是主张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以后我有不对的地方，你可以当面同我讲，可是不要背着我讲，我一向反对背后讲人。”

我说：“主席，我讲话太冒失了。”

毛说：“我这次到北戴河来，中央有些事要解决，下半年要开第八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我没有时间，不检查身体了。你告诉医生们，说我忙，以后再检查。你要好好招待他们。他们要是愿意，在这里多住几天再回去。张孝骞大夫是湖南人，我还想同他谈谈。”

这次我听懂了，身体不会检查了。我也明白毛不是在生我的气。

事过境迁，日子又恢复到原来的状态。我们每天都读英文。毛晚上睡不着，便找我去闲谈。这一阵子他谈的多半是他对苏联的不满以及中国向西方学习的迫切需要。

毛谈到中国文化的僵滞，认为西方思想或可促使中国蓬勃再生。他想引进西方文化，但又不想附属其下。他的目标是创造出“非中非西”的新文化。

我则指出中西文化差异甚巨，毛说我“抱残守缺、没有进取精神”。这也是他对中央领导的指控。

也就是在一九五六年夏季这个期间，毛第一次告诉我他要辞掉国家主席，退居二线①。我那时以为他只是随口说说而已。当时我对毛不够了解，不晓得毛向来不做戏言。毛用这些闲谈来帮助他思考，而我总在好几个月，甚至好几年之后才了悟闲谈其中的深意。他要辞去国家主席之事，当时经由几位领导人讨论，仍未公诸于世。三年后，一九五九年毛才正式辞去国家主席。毛“退居二线”所持的理由是他的健康，以及他不想为琐碎小事分心，只专心重要大事。其实真正的原因不仅如此。

毛的健康确实是原因之一。每年过五一及十一这两个节日，心情都很紧张。想睡偏偏睡不着，往往彻夜未睡便上天安门。二来庆典后，毛受风寒，很容易感冒，一拖久就变成支气管炎。所以上天安门成为毛的精神负担。

毛厌恶繁文缛节是另一个原因。在他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时，平日科头跣足的毛，必须按时穿戴整齐出席外交活动以及送往迎来，在在使他厌烦。

但我后来才了解到毛的所谓“退居二线”，是种政治手腕，以此来考验其他领导人的忠诚度--特别是刘少奇和邓小平--当时毛已对他俩起了戒心。赫鲁晓夫的反史达林秘密报告，中国领导人最初对赫的支持声态，而后叫响“集体领导”的口号，批评毛的“反冒进”言论等等，都使毛愤懑不安。他并非真的想放松他手中的权力——实际上他是将这些他称之为“表面文章”的，推给别人去周旋，这样他可以全心全意投入改造中国的大业。

毛并没有等太久就知道这个政治考验的结果。在一九五六年九月的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确定了他对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怀疑。

注释：①薄一波曾说，他在一九五四年夏天就听毛谈过退居二线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