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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列的驶停，仍以毛的作息时间为转移。我在火车上发现，随行的人大大减少。

我问王敬先为什么只出来这么几个人。他说去年毛连续批评警卫工作神秘化，脱离群众，警卫调派方法改了，以后多依靠各省市的警卫力量。这次南行，一中队只出来十几个人，警卫处只派了一个人，其余就是秘书、卫士和我了。

这时已经开始反右派运动。一路上谈话，讲的都是反右派问题，毛不像在北京时的消沉，显得精神高昂，语言有力。毛在那期间跟我谈的许多话，直至今日，犹仍在我耳边回响。

毛说：“我一向的办法是后发制人。可以用三句话说明，一是老子不为天下先，老子指的是李耳，他的办法就是不首先发难。第二是退避三舍，这是晋文公重耳的办法，我们原来共事，对我有过帮助，现在打起来了，你打，我先不还手，不但不还手，还要退兵三十里，让你以为得计，让你暴露一下，让大家看清你的面貌。三是来而不往非礼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是孔老夫子的话，既然你打来了，我让了你，你还打，那么我也就动手了，你怎么打过来，我就如法炮制，照样打回去。”原来大家还不知道什么是右派，右派是什么样子，说不清楚。现在大家明白了。什么右派啊，就是反革命派。我说不要叫反革命，不好听，戴上反革命帽子也不好看，就叫右派吧。

“这次一整，可能整出几十万个右派吧。我们还是老办法，一个不杀，一开杀戒，类似的就都要杀掉，就没有界限了，这一条还是延安整风时，定下来的。王实味向党进攻，写一篇文章叫后来一查，他是托派分子特务，就是这样，我也说不要杀。胡宗南进攻延安，我们从延安撤退，是保安机关将王实味杀了，报告我说，怕他跑，所以杀了。我还批评他们不对。”第二条是大部分不捉，这也是延安时定下来的。除非不捉不足以平民愤，不能捉起来。他们是劳动力，捉起来养着，浪费劳动力。他干不了领导，干不了这项工作了有可以劳动，还有生产价值。这条办法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是这样办的。所谓“没官”就是给公家劳动。

“第三条是就地改造，这条在延安时没有明确说明，可却也这样做的，现在明确提出，这么多右派怎么集中得了，在你这单位出的右派，就在你这单位里改造。大家都清楚他的言行，可以听其言，观其行，在大家的监督下，把他改革好。而且他还是一个很好的反面教员。他接受改造，很好。不接受改造，也只有带着花岗岩脑子到死，他不接受改造，有什么办法。我看这样的是极少数。”我常说，人是可以改造的。

你看，牛并不是天生下来给人耕田用的和给人挤奶用的，马也不是天生下来给人骑的。还不是野牛野马，经过人的一手改造，牛可以耕田挤奶，马可以骑了。人难道不能改造。我也常说，反革命也好，特务也好，总有那么一点特别本事，如果一点本事也没有，他怎么能当反革命、特务、右派？为什么不改革他一下，把他这点本事利用起来。“王实味是抗日战争前，在上海的作家。抗日战争后去延安。他看到每个星期六晚上有舞会，有时还给”首长“演京剧，很不满意，特别是前方将士流血，后方歌舞升平，于是写了加以评论。其中有”舞回金莲步，歌啭玉堂春“讥讽这种状况，因此而被捕。王本身不是托派反革命特务，现在已经完全平反。和毛谈这席话许多年后，我读了，我这才知道王的批评全是事实。王批评的也正是我栖身中南海内旁观多年的腐败现象。我恍然了悟党早在延安时期开始便步步走向堕落。我们先去山东济南，然后到上海。上海市长柯庆施负责接待我们。毛对我讲：“在中国共产党内，亲眼看见过列宁的就是柯老一个人，那时他在苏联东方大学读书。在一次群众集会上，看见了列宁。柯老说，他一辈子也忘不了当时激动人心的场面。可见，领袖在人的心目中，所能唤起的力量。”

到上海后，住在沪西一座大理石楼，据说这原是一个叫哈同的犹太人的房子，一般叫做大理石楼或铜顶楼。草地很大，有不少树木，但毛不喜欢这里，想搬回专列上住，由上海市长柯庆施一再挽留才住下。

毛此次的上海之行是公开的。他要全国人民知道他仍是最高领导，他策划的反右派运动已正式展开。上海的反右派运动正在高潮。柯庆施安排毛看了工厂的大字报，会见了上海市的党政军干部，讲了话。又在锦江饭店会见了一些文艺界的“左派”人士，包括小说家巴金、演员赵丹和他妻子黄宗英，还有女演员秦怡。

毛发动进攻时，迅如闪电，不及掩耳。我们旋即离开上海，到以西湖驰名的杭州。我们住在刘庄。刘庄，原主人是安徽籍大茶商。一九六零年，浙江省为了使毛住得更舒服，将原住厅堂拆掉，改建成豪华的现代住所，修好暖气设备。真是金碧辉煌，豪华壮丽。刘庄在西湖湖汊中，是典型的江南园林，既优美又安静，比起北京的颐和园，更胜一筹。庄中建筑散落在池塘水流间，有典雅拱桥相连。每次阵雨过后，小塘中可以捉到很多鲢鱼，拿到厨房，厨师作成西湖醋鱼，味道鲜美。

苏联共产党内发生了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反党事件后，这时苏共派米高扬秘密来中国向中共通报情况。米高扬一行人到了杭州，想跟毛讨论中国核武发展计划。毛要我去见见米高扬。

米高扬个子不高，体形适中，背微驼，看上去大约已经有六十岁左右了。他主要的症状是大关节疼痛，主要在背、腰和大腿关节。在苏联治疗很久，不见效。他听说中国的针灸治疗很有效，特意问我能不能给他施治。我说可以用针灸方法治疗拭拭看。因为他还要到北京，我给他介绍一位很好的针灸大夫孙振寰，可以用针灸同时服用中药治治看。

然后他请我喝伏特加，我推辞了，因为我不喝酒。我要了一杯茶。米高扬同我谈起原子弹的可怕。他说，在苏联进行了原子弹爆炸试验多次，有一位负责这项工作的部长，得了辐射病死亡。

我对米高扬说：“我是医生，对原子弹毫无研究。不过从医生道德来说，原子弹和任何其他杀人武器一样，都应该加以反对。”

回到刘庄，我将米高扬的病和他的这段谈话，告诉了毛。毛说：“米高扬同我说，有他们的原子弹就够了，他们的原子弹伞可以庇护我们。苏联其实是想控制我们，不要我们生产原子弹。苏联生怕我们不服他的控制，怕我们得罪美国。我们是从来不受谁的控制，也不怕得罪哪个。我们是搞定原子弹了。我常说，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谁也不要想限制、控制、吓唬我们，你控制，我就反控制。谁也不要想做我们的太上皇。”

对毛来说，原子弹炸死一千万、两千万人都算不得什么。所以杀掉几十万个右派又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呢？毛也许未亲自下令处死那些右派 (就象王实味一样)，但他也不曾出面制止这些暴行。

毛在杭州做了另一次的讲话，几天后，我们便由杭州乘专列到了南京。我们住在中山陵附近，原属于国民党宋子文的一座别墅。这时已是六月，天气很热。室温一般在摄氏四十度。毛不怕热，他的卫士每天在他卧室里放上大冰桶。毛又对反右派运动说了不少意见，我总是边听边冒着大汗。

外面的政治风暴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参考资料”上满是声讨、批判右派的报导和评论，毛读了很多。毛这阵子睡得更少，所以闲谈的时间也多，但他精神益发振奋。

我不在时，林克跟毛接触最多。他跟我谈起他对毛的政治评估。林的看法，在当今这个局势下，毛不得不在党内求和解，以一致对付党外人士。这次是由邓小平负责反右派运动。邓曾在八大会议召开期间，叫毛休息，毛十分震怒。但毛所指斥的“小脚女人”领导中，并不包括邓。我许久之后才知道邓在推行反右派运动时，风声鹤唳，人人胆颤心惊。

今日我的后见之明是，如果当时民主人士提的意见未涉及到毛，那么“文化大革命”一定会提早十年，在一九五七年，而不是一九六六年发生。我们今天只记得反右派运动时对右派人士的恐怖行径。其实毛开始时是想借用民主党派人士来替共产党整风，目标是“反冒进”的那些领导。毛未料到民主党派人士竟群起质疑“社会主义路线”和“共产政权”的合法性。毛万万没有想到，民主人士提的意见越来越尖锐，攻击的矛头逐渐指向毛本人的统治。毛被迫暂时回头和党内反对他的同志联合起来。党内领导人人自危，大家一致枪口向外，出现了大团结的局面。

毛对党内高级干部有意见。一九五六年底开始的半年内，毛号召给党提意见，到一九五七年一、二月以后，毛又提出大鸣大放，也就是随意给党的各级领导提意见。

原来毛认为共产党整风，自己整，整不好。各领导人在害怕毛的愤怒和右派人士的批评之下，转而支持后来的“大跃进”。毛仍在考验这些党领导。毛此时正设法夺回政权，重整旗鼓，准备稍后再做出击。

在这期间，毛想在南京召开全国各省市书记会议，但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觉得南京太热，建议在青岛召开。

毛本来想乘专列去青岛，但是太热了，大家都劝他乘飞机。毛同意了。空军副参谋长何廷一带两架伊尔十四来到南京。大家分乘这两架飞机到济南。第二天毛在省委礼堂会见省委和济南军区的干部。毛讲话内容仍是反击右派，与一路所讲的相同。

青岛的七月确是清爽宜人。从南京大火炉到了这里，真是别有洞天了。青岛地处崂山余脉。全市街道，高高下下。市内整洁，房屋都是德国式的。郊外到海滨，错错落落的一座座别墅，红瓦红砖墙，点缀在密密丛丛的绿色树林中。毛住在原德国总督府改建成的迎宾馆。这是一座地堡样的德国式建筑，坐落在一个小山丘上，俯瞰着青岛市。

青岛有一个很好的水族馆，毛去参观过。毛乘车到山东大学内转了一趟。这个大学就是江青吹嘘她在三十年代时，旁听过梁实秋讲课的所在。又参观了青岛四方火车机车制造厂。这在当时是中国最大的制造火车头的工厂。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的大工厂。毛在青岛的警卫仍如往昔森严，每次秘密出外参观，由于警卫众多，往往引起居民的好奇。青岛的许多街道则禁行车辆和行人。

一九五七年七月十七日于青岛召开全国各省市书记会议，议程前后数日，会中的讨论集中在反击右派和推行社会主义改革两大方面。《人民日报》刊出毛的一文--毛主张将中国建设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毛的理论其实矛盾百出--从领导一元化谈到民主政治、教条主义到自由民主、意识形态统一到个人意志。毛的理想是要从一九五三年开始，在四十到五十年内，超过英美先进国家，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有一种难以名状的理念正在毛心中滋长。

我在毛奢华的宫闱天地中，未曾感受到外面反右运动的风声鹤唳。那些激烈的批判、斗争离我十分遥远。我完全与世隔绝。毛的几次闲谈似乎也没有带给我任何真实感。我只能模糊感受到毛话中的深意。

我在青岛正为政治以外的事搞得焦头烂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