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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毛对邓小平是有意见，认为邓应该“整一整”，但是他从来没有将邓小平与刘少奇等同起来。一九六八年中共八届十二全会上，刘少奇被开除党籍。林彪、江青曾竭力主张将邓小平开除出共产党。毛不同意林、江的意见，而保留了邓小平的党籍。毛说，邓小平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可是，毛又说邓右得很。

由此可以看出，毛对于邓小平，是又打又拉，有褒有贬，使邓能为他所用。

我是在一九七二年一月陈毅元帅追悼会上，预感到邓有可能复出。那时毛不再与我多谈话，我都是透过汪东兴知道重要政治动态。在陈毅的追悼会上，我听到毛对陈毅的夫人张茜说，邓小平与刘少奇不同，邓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由此给邓的复出打下基础。

周恩来的癌症是促使邓小平复出的原因之一。另一原因则是，林彪死后，政治局势日渐复杂。当时正是以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为一方，周恩来、叶剑英为另一方，正在明争暗斗得不可开交。他们双方在林彪事件的看法上意见相左，泾渭分明。

周恩来批林彪是极左，在工作上就要校正文化革命中的极左作法。江青、张春桥等一再宣称林是极右，周则是“右倾回潮”。毛在此事上支持江青。在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七日，毛在一次谈话中说：“林彪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

毛自一九七二年初当着江青和周恩来的面交代交权后，似乎就对周疏远了。他警觉到周似乎是个修正主义的右派。一九七二年七月四日，毛批评外交部“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变修正。”毛还说再这样下去，中国会变成修正主义国家。同年十二月，毛又再度批评了周恩来。（译注：“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批林彪的“左”，整顿经济，情况确有改善。）从此江青等人不断整周恩来，藉批林彪之机，发动了“批林批孔（夫子）”，又进而“批林、批孔、批周（周，明指为周公，实指周恩来）”。江青并说周恩来是“现代大儒”。

周恩来处境危艰。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事务以后，除去毛接见外宾，周作为陪见，待外宾走了以后，才得乘机向汇报请示工作，平常见不到毛。在江青等的围攻之下，他想得到毛的指示和支持，但中间又有张玉凤把关。他因此想通过外交部的王海蓉、唐闻生向毛反映情况，以求得毛的意见。然而王、唐二人与毛的接触自比张玉凤少得多。所以双方较量起来，王、唐要逊一筹了。

一九七三年十日，根据毛的提议，政治局决定恢复邓小平的党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邓逐渐回到权力核心（1）。毛更进一步让许多在文革中被打成右派的老干部复职。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日召开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十大）期间，我一心一意只担忧毛的健康，没有注意到此会的政治意义。

在开会期间，我们进行了大量准备工作。毛的缺氧症状十分明显。在他乘坐的车内，装备了特制的氧气瓶。为了使毛在人民大会堂的休息室、一一八厅，和大礼堂的主席台上，能保持不断输送氧气。我们在一一八厅下面的地下室内，安装了中心供氧设备。用管道接至一一八厅和主席台。在主席台的幕后，我们还设立了急救站。

在开幕式的那天，散会时，代表们全体站立鼓掌，毛几次试着立起来，都不成攻。毛不起立出场，代表们不会循序退出。周恩来很急，问我们怎么办。我们建议，周向代表们说主席要目送代表们退场后，他再回去。等代表们全部退出后，我们才搀扶毛回到一一八厅。代表们自然不知道毛已患重病。

直到会后，我才了悟领导核心已发生了重大转移。会后，大家议论中央委员会委员名单，其中固然不少是文化大革命是造反起家的人物，但是“老革命”亦复不少。

中共中央副主席，只有王洪文和康生两位是原文革小组成员。另三位副主席是周恩来、叶剑英和李德生将军。所以就整体而论，开完十大后，江青四人帮并没有占据多大优势。毛没给他妻子太大的权势。

毛仍继续他的政治从事调动。从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二日起，中间经过十三日、十四日、十五日，到二十一日，毛连续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2）。这些军区司令员在地方上做了很久、文革期间在林彪领导下，军方权力高涨。毛的讲话对整顿军队有很大影响。

毛的讲话，全文过长，节选如下：毛说：“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不行。搞久了，就油了……我想了好几年了，主要问题是司令员互相调动。”

“政治局要议政，军委要议军，不仅要议军而且要议政。”

“现在请了一位军帅，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一个秘书吧。你不要这个名义，就当个总参谋长吧。”

“我们现在请了一位总参谋长，有一些人怕他，但是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是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

“你（指李德生），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有刚，棉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过去的缺点，慢慢地改一改。”

“我还可以打仗，要打就打。天下大乱，包括中国。我能吃饭，也能睡觉。所以要打，我最欢迎。准备打仗，内战、外战都来。”

“人家的导弹打几千公里，一个氢弹就把北京消灭了。我估计他们不会打北京，美国打日本，选了两个小城市，一个广岛，一个长崎。东京、大板这样的大城市他不打。”

“仗打起来就可以分清谁是真正愿意打的，谁是勾结外国人，希望自己作皇帝的。”

“我同季辛吉讲了差不多三个小时，其实只有一句话：当心北极熊要整你们美国。一整太平洋舰队，二整欧洲，三整中东。”

“苏联现在又跟我们拉关系。最近有个什么文化部的招待会上，他们跟我们驻苏武官处的人谈话。我们的条件主要是两条：一要撤兵，撤到赫鲁晓夫死时那样。二要承认错误，从布加勒斯特会议开始。”

“我们这个党不要杀人，包括反革命。保存活证据，不要杀。犯点错误，改了就好。”

“对内团结大多数，不要搞阴谋诡计。要守纪律，要少数服从多数。对外是要反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反动派。要坚持原则，但又要有灵活性。”

“布加勒斯特会议是指一九六０年六月，在罗马尼亚的布加勒斯特举行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上，赫鲁晓夫带头攻击中国共产党。”

邓小平上台后，毛因身体日渐衰弱便没有参加参加任何会议。王海蓉和唐闻生做毛的联络员，向毛报告政治局势，并在毛和周恩来之间来往传送文件。毛退到幕后，但权力并未稍减。

邓小平协助周主持政务以后，江青四人帮加紧他们对周恩来的围剿。一九七四年刚刚开始，就进入了一场“批林批孔”的政治运动。一月十八日，毛泽东批准，由中共中央转发江青主持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号召全国学习这一文件。在一月二十四日和二十五日，在北京分别召开部队和中共中央直属机关的“批林批孔”大会。

我藉口毛身体不好，不能离开，没有去参加。

据汪东兴告诉我，会上主要是姚文元讲话，当中江青插话。最后由迟群、谢静宜讲话。讲话的火药气极浓，矛头直对着周恩来和大批老（右派）干部。汪说，最不可理解的是，周还带头喊“向江青同志学习”，还检讨说，这次会开晚，“抓晚了”。

汪说周是个胆小鬼。

江青的“批林批孔”运动未形成气候。自从一九四九年解放以来，一个政治运动接一个政治运动，一个比一个更风声鹤唳。文革后批斗诬陷，冤狱遍布，连毛最亲密战友林彪也企图武装起义，叛变夺权。中国人民实在是搞疲了，也很厌烦了。

人民了解到，这些政治运动只是赤裸裸的高级权力斗争，和他们一点切身关系也没有。“批林批孔”运动只不过是江青等煽动一些人，谋求打倒周恩来，夺取党权、政权、军权。大家都是应付了事。这次运动是个大失败。

毛对江也有批评。这些批评当时已流传到社会上。我只举一例：一九七四年三月二十日，毛见到江给他的信以后，复信说：“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有马列书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八十一了，也不体谅。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请你考虑。”

我当时全心全意投注在毛的疾病上，无暇顾及这些政治斗争。毛的健康正在迅速恶化。

注释

（1）邓小平一九七三年二月返回北京，四月第一次公开露面。一九七三年八月中央委员会正式恢复邓的职位，十二月任命他为政治局委员和军事委员会委员。一九七五年一月十届二中全会正式通过邓的任命，并通过邓为政治局党委和党副主席。

（2）有些消息来源指出，军区司令员互调是邓的主意。传说，毛召见王洪文和邓小平。毛问他们：“我死了会怎么样？”王回答：“以阶级斗争为纲，建设国家。

”邓回答：“天下大乱，军阀混战。”